假如那不是演习【新冠病毒来源】

2019年9月18号,“武汉天河机场接到航空公司报告‘入境航空器上1名旅客身体不适,呼吸窘迫,生命体征不稳定’,机场海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守国门安全,保军运平安”。至少有两家湖北官方媒体,即湖北经视和楚天都市报,报道了武汉市这次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演习。

巧合的是,2019年12月底,中国武汉新冠病毒爆发,且愈演愈烈,竟至于举国封境。关于病毒来源的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华南海鲜市场在取样后已彻底消毒,给后续取证带来困难。各方造谣不止,各方辟谣不止。

碎片化的信息是局部的事实,局部的事实凑成假相。假相往往左支右绌,只有真相自成逻辑,缀起前因后果。

假如,9月18日根本不是演习,而是借演习之名掩盖病毒泄露事故,后续发生的事情是否自成逻辑?

2019年9月中旬事发的时间点合理吗?不仅合理,而且必须。

首先探讨武汉封城前,到底多少人感染。香港大学管轶教授1月23日接受财新网采访时,估计感染人数是SARS的十倍起跳。2003年中国大陆有5000余人感染SARS,管轶的意思就是,至少5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据英国卫报报道,帝国理工大学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教授1月26日表示,感染人数至少十万。成名已久的学者,除非是重大利益相关的局内人,不会信口开河,否则自毁名声。虽不知两位局外教授的凭据,但可从其他角度来验证。

日本1月29日和30日从武汉撤出两批约400侨民,其中1.5%确诊。韩国撤侨感染率1.36%,德国1.61%。武汉常住人口的感染率至少1.5%,1400万人大约21万感染。这个估计与两位教授的大致吻合。到1月底,十万人感染是保守估计。

尽管官方公布的数据收到多方质疑,但有关部门也不能随便捏造数据,否则不符合传染病传播规律。本来指数型增长,造出一个直线增长的数据很容易露馅。保险的方法是按一定比例来公布,比如10人感染报3人,这样增长趋势仍符合流行病传播特性。当然,官方不会公开要求每个医院按30%来报感染人数,只需操作确诊标准即可。按理说,核酸检测的准确率不一定比医学影像高,之前为何规定核酸检测阳性才确诊?总而言之,增长规律是很难隐瞒的。一个医院自身收集的数据也可以重建增长规律。

最重要的规律是多久感染人数翻倍。根据中国疾控中心1月29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关于新冠早期传播的论文,感染人数7.4天增加一倍。从2019年9月18日到2020年1月23日,共125天。125除以7.4得16.89。从1个感染者翻16.89番是多少呢?大约12万2千。与上面讨论的2019年1月下旬感染人数一致。反过来,假如12月初才出现第1例感染者,即使没封城,病毒传播速度维持同样快,到来年2月中旬也只能翻10番,传染1000余人,远低于当时官方公布的确诊5万多人。

只有9月中旬出现第一例,来年1月下旬才能出现十万多感染者!

再看能否完好地粘结其他碎片信息。

据新华社2019年10月21日电,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从新闻稿可以窥见立法动机。稿件先提到该法针对生物技术谬用(可能指2018年贺健奎编辑胚胎基因事件),后文又提到防控重大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止生物恐怖袭击,防御生物武器威胁等。2019年10月启动生物安全立法并非一定与假设的9月病毒泄露有关。习近平2020年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会议上,要求加速推动生物安全立法。这一事实表明疫情与习要求加速立法可能存在因果关系,但不能证明与启动立法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央视15日报道,科技部要求加强对实验室特别是对病毒的管理。这是否证据确凿呢?也不是。最近疫情相关病毒研究增多,科技部要求加强管理,似乎也合理。但是,假设疫情因2019年9月19日病毒泄露引起,至少不违反官方行为的常识。

接下来有两个公开信息看起来互相矛盾,实质上相互佐证并进一步支持非演习假设。湖北省政府2月6日给予两人记大功。其中一人张继先医生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据长江日报,张继先12月26日首先发现不明肺炎,并报告院方,院方总结后发现7例类似病患,且4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接医院上报,省市两级卫健委12月29日到医院进行流行病调查。31日,国家卫健委介入,华南海鲜市场消毒,8名吹哨人被约谈。看起来一切正常。给张继先记功,更坐实华南海鲜市场为第一案发地。

而事实上,金银潭医院1月24日发表在柳叶刀的论文认为,第一例病例出现在12月1日,且无海鲜市场接触经历。先不论这个第一例的认定是否正确,柳叶刀上回溯性的论文,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病毒来源地。为何12月下旬张医生才接触病人,并意识到问题?为何大家以为华南海鲜市场是来源地呢?

医生接触一两个病例,不可能立即意识到问题的超级严重性。据中国青年报,25日武汉第五医院的吕小红大夫听说有两家医院的医护感染,建议医院设立发热门诊,但医院并未上报卫健委(或上报完全没有引起重视)。假设9月18号事发,到12月25日左右感染约8000人,考虑到潜伏期大概10天(依据疾控中心1月19日论文,中南医院2月7日论文),出现症状人数低于4000人。要这么多人才开始引起医院注意吗?是的,尤其因为新冠肺炎不是特别凶险的病毒。

以2020年2月趋势来看,外省新冠患者名义上的重症率一直下降, 2月上旬即已低于10%(财新网报道)。重症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确诊比例增大。假如100人感染,20人出现症状就医,1人重症,10人确诊,名义重症率就是10%。如果检测效率准确率提高,20人都确诊,名义重症率会下降到5%,更趋近1%的实际重症率。明白这个道理,武汉的实际重症率可能远低于10%。姑且以10%计算,那么4000发病患者中重症400人以下。武有三甲医院30余家,共87000余床位(搜狐网)。张继先所在的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床位1000张左右,远低于中心医院,同济,协和等近五六千张床位的大医院。假设来院就医数量正比于床位,且400名重症全部进三甲医院就医,那么中西医结合医院按比例只能接触到三四例重症病人,摊到每个医生的能有多少?如果这4000发病的患者还有去外地,或者三甲以下医院就诊,那么每个医生接触的病例更少。如果每个医生在接触如此少病例的情况下,都能意识到严重性,就轮不到张继先记大功了。

张继先大夫之所以意识到问题,部分归因于她有参与SARS防治的经验。最早的7位病例中,4位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明显有传染病特性。华南海鲜市场人来人往,特别利于疫病传播而已。此外,张大夫所在医院离海鲜不近不远。近的武汉市优抚医院离海鲜市场200米,早在12月12日,即已接触疑似病人(腾讯网)。但因距离近,大概平时总接触海鲜市场伤风感冒的商户,不易联想到传染病。远离海鲜市场的医院,即使接诊几十人,恐怕也不会注意到患者之间的流行病学联系。

无论如何,既然已经有人意识到疫情发生,为何卫健委如此刻意隐瞒,甚至中央电视台配合辟谣!要知道2003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瞒报SARS被撤职,前车之辄,后车焉能不鉴?国家卫健委没理由为武汉市打掩护,且卫健委至今无人为隐瞒负责。说明什么问题?不知道,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但可以肯定,如果疫情起因是普通传染病事件,SARS之后,绝难想象还有人胆敢遮掩。如果遮掩,就说明另有内情。或许有关部门以为9月18日的泄露处置地天衣无缝,完全没有引起公众恐慌,不料百密一疏。

即便真发生了泄露,整件事里也未必有太多阴谋。只不过是一次错误,需要更大的错误来掩盖,终究酿成大祸。

但最后可以聊聊阴谋论。有人喜欢阴谋论,就有人利用阴谋论来转移焦点。

如果2019年9月18日的泄露属实,能否证明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无关?不能。针对病毒所泄露的质疑,病毒所可以赌咒发誓,新冠病毒绝不可能从P4或P3实验室泄露出去。因为,或许病毒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泄露。

甚至,局中人可泄露假的真消息,借海外自媒体爆料,说病毒是P3实验室泄露,并给出一些真的细节,例如某消失的研究生。在人们好奇心高涨之时,亮出研究生及导师辟谣,既戏弄阴谋论者,又打脸海外自媒体。这一波操作,想必受到接种牛痘灭天花的启发。

如果2019年9月18日的泄露属实,病毒从何而来,到往何去?更关键的是,牵涉到何种单位?为何不能让美国人进来协助调查?

武汉海关,国家卫健委,武汉病毒所可能都是知情者。只需要问他们一个同样的问题,2019年9月18日,武汉关于新冠病毒的演习,是否根本就不是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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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2-18

2 个评论

通过官方含糊其辞和各种辟谣来看,武汉肺炎的来源是非正常泄漏的可能性较大,实际无法证实,因为匪党是不可能成立什么调查组来调查清楚的。

我认为病毒如果是泄漏那就有操作不当泄漏和故意泄漏两种可能。前者是匪国日常,后者则是高层内斗的白热化体现。

病毒是怎么来的?那还用问么,匪国知道核弹不能乱丢,研制点生化武器方便以后称霸世界还是可以的
如果真是入境旅客帶來的,那個境外應該早就爆發了才對,但實際就是從武漢爆發。

我覺得來自實驗室可能性大於自然,意外洩漏可能性大於刻意。

https://m.weibo.cn/status/4417955901048977
湖北经视  2019-9-18

https://m.weibo.cn/status/4418347615555173
武汉身边事 2019-9-19

若以陰謀論的角度揣測這演習事件,新型冠狀病毒暗示設計演習的人知道他們實驗室主攻新型冠狀病毒,不然為什麼不是MERS或未知冠狀病毒?而境外旅客則代表本來可能是準備害別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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