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稳定的秘诀:差序信任和包青天叙事

发现一篇挺不错的文章,故而转载过来

2 月 13 日,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了 20 天。当天,中央宣布免去了蒋超良湖北省委书记,马国强武汉市委书记的职位,以上海市长应勇和济南市长王忠林分别接替。新书记们履新后第二天,2 月 15 日,求是网罕见地公开了 2 月 3 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紧接着新华社次日转载并全文公开讲话。讲话第一段再三强调,习近平早在 1 月 7 日「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 ,并前后三次就疫情做出指示。

中央试图对外传达一个信号:中央早已知情,而武汉的地方官员仍在淡化病毒的威胁。为何要通过公开国家领导人在最高权力机关的讲话来对地方官员进行攻击呢?答案其实就蕴含在威权政体韧性和能够延续的秘密中。

合法性危机和问责制度
威权政府天然存在合法性问题,因为合法性的核心是「统治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缺乏多党竞争和平等投票权的威权政府会长期面对不断显现的合法性危机。然而研究威权政体的学者在社会调查 (比如亚洲政治态度晴雨表 ABS) 中发现,中国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和支持很高,甚至长期超过大部分民主国家 (Gilley, 2005)。许多学者都深入探讨了其成因。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依靠意识形态,克里斯马领袖和群众运动来维持合法性。然而在毛的末年,群众运动无法维持,毛个人的权威在林彪事件后严重受损,意识形态也因为糟糕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失去吸引力,民怨沸腾,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在短暂的过渡期后,邓小平主导了改革开放,确认了新的合法性来源,也就是绩效合法性 (performance legitimacy),除了经济发展,还包括提供公共物品如道路交通,失业和医疗保障,公共安全等。

单单只有绩效合法性还不能保证民众对非民主政体的支持,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利益冲突也会削弱民众的支持,因此威权政体的合法性还有另一个重要来源:问责制 (accountability),政府需要对表现不力的官员进行问责。纪检反腐工作就是中国问责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在 2016 年颁布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有一些地方近年来还设立了政府论坛,对部分提交的诉求进行回应。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威权政府会致力于改善问责制度,因为问责成了领导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允许问责还会对政府的行动产生很大的限制,比如在市政规划、土地征用、费用摊派等事务上。相对于解决政府社会矛盾,政府常常倾向于选择镇压,早期主要是压制传统媒体和群众上访,近年随着上访窗口的关闭和采访调查记者的式微,重点又转向网络舆论控制。

但是镇压并非一剂万灵药。有时镇压行为导致了民意的反弹,有时短暂的压制加剧恶化了社会问题,比如对新冠病毒早期的的舆论压制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在严重的社会问题上进行彻底的问责很可能会溯源而上,直击这个威权政体政治结构的内在矛盾。比如周雪光老师和郦菁老师都从中国制度运行的逻辑上分析了疫情何以失控,认为国家需要给社会以空间,寻找新的治理架构。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各种大的危机,比如下岗潮,SARS,汶川地震,还有日益增长的日常抗争,这套运行逻辑数十年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的威权政府是如何避免终极问责,长期维持制度运行的逻辑呢?这个秘密就在于有限的问责和差序信任。

差序信任指的是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从高到低的一个金字塔序列,一个八十年代的民谣生动表达了差序信任:「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干部是仇人」。 城里的版本则是「中央政策是好的,到了地方就变了」。群体上访中的包青天叙事也是差序信任的一个典型表现。

众多社会调查都确认了中国差序信任的广泛存在。比如概念提出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连江 (2004) 发现,对中央信任水平「较高」和「很高」的高达 80.7%,而这个比例在村一级只有 37.2%。表现出差序信任的群体会强化对规则的接受,抗争时更会选择依法抗争,也就是走法律途径而不是通过街头抗争,另一方面还会增强对中央政策的信任。差序信任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比如中央政府作为地方政府和社会张力的调停机构,承载了民众最后的希望,又或者选择性的政治宣传手段,「一般负面报导都是有选择地暴露中下层官员,极少延及省部级,正常情况下不会触及最高层」(李,2012)。

差序信任是如何帮助维持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呢?香港科技大学的蔡永顺教授 (2008) 阐释了在抗争政治中,中央和地方多层级系统如何保证了威权政府稳固的基础。当存在政府-社会利益矛盾时,国家面对的是一个两难问题,过多的镇压会持续引发社会不满,而太多的妥协则会造成托克维尔效应——妥协会激发更多的诉求,诉求超过政府的满足能力也会引发威权政权垮台。 中国多层级的政治结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中央授予地方政府有限的自主权以应对突发状况,一方面可以阻止无条件的妥协,另一方面,即使地方政府对抗争进行的镇压引发民意反弹,中央也能够通过惩罚地方官员来回避责任。

原文:https://nei.st/medium/initium/correspondsive-authority-trust-differ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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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3-15

6 个评论

说通俗点就是甩锅,小锅村里背,大锅省里背,超级大锅美国背。
差序信任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设想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想想看,导致这个社会隐瞒真相和延误疫情的原因是因为形同虚设的监督和选拔机制,而这套形同虚设的机制又是谁设置的呢?如果“皇帝”真的想听到真实的声音为什么不去变革这套形同虚设的机制呢?如果水源本身就是脏的,那么我们不去改善水源而去责怪水流很多蠢猪,我们岂不是比他们更蠢吗?

从逻辑上来说,监督公权力的方式有且只有两种可能,这个不分什么东西方、人种、宗教、传统,只是一个逻辑问题。监督公权力的方式,一种就是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但这种方式由于从逻辑上无法解决“领导监督下属,谁去监督领导(禁止套娃)”和“层级越多,上级越级监督下属的难度也就越大”的问题,所以这种方式已经被宪政社会所抛弃。还有一种监督方式就是分权制衡、相互监督,虽然这种方式也不是尽善尽美,但是从逻辑上比前一种更严密、可靠,而实践中也确实如此。所以不管北京说什么,也不用管北京怎么洗地、洗白,我们只需要死死的抓住问题的核心,我就看你这个体制是怎么监督公权力的,如果是前者,呵呵,那你怎么洗白都是无力的,因为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

所以本质的问题不在于差序信任和有限问责,而在于墙,导致对上层问责的声音根本发不出去。一个在言论封闭环境下的民意没有代表性,就像在火车上问买到票没有,肯定所有人都说买到了。早些年网络还能有限发声的时候,主流舆论市场哪里有差序信任、有限问责这些荒谬的声音?
写得相当深刻了。中共向来不忌惮于决策失误和负面事件的发生,因为这种差序信任,每每事件发生,中国仿佛就变成了一个邦联国家,中央立刻割开和地方的联系,一切地方决策和中央决策都是割裂的。紧接着的问责机制更是让韭菜们拍手称好,高层利益链条外的小角色直接摘去乌纱帽,而有如孟学农这种人不过是罚酒三杯,其实在所谓的问责革职后几个月就悄无声息换个地方走马上任了。
这一套甩锅制度简单却高效,对意识形态早已根深蒂固的中国民众更是屡试不爽。
就像老百姓觉得村长很黑,于是觉得到省里面市里面上访有用一样。但用差序信任描述有瑕疵。

其本质是人民在政府洗脑之下产生的幻觉和盲目信任的具体反映:哪怕政府不好,但从小学到的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政府好政府伟大,所以政府是不可能不好的,即使周围的政府不好,上面的政府也是好的,要不然就和政府是好的这一认知不符合了。因此,根据他们的认知,问题结局不了就上访。

之后的故事是,上访很多次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发现不仅村里面政府不好,县里面、市里面、省里面、中央都有问题,都不好,直到最后才意识到政府可能就是不好,然后内心的信仰崩塌,不是疯了就变成反贼。
中共的舆论宣传内容,能做到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有几个?可以说一个没有。但事实是韭菜们在获取这些信息的时候并不会像你一样从逻辑的角度质疑它,再有即便知道这是荒谬甩锅宣传策略的也在广泛网评声音下忽视且被忽视了其的观点。

中共的舆论宣传内容,能做到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有几个?可以说一个没有。但事实是韭菜们在获取这些信息的时...


这个不要紧的,用逻辑去思考问题的人,目的不是在于说服别人,而只是要求发声,只要能够发声就会引起部分人的注意,而在注意的人当中又有部分的人会选择尝试,只要有机会尝试,那么结果就有对比,有对比就能有更强的说服力,当一切大势所趋,自然就能万众归心,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不让发声的墙,什么差序信任、有限问责,都是表象罢了,墙倒了,这些也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丝毫不足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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