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倒车】中国高调推动电子货币:计划经济重来之前兆?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0247299

看到新闻,中国要大力推行电子货币DCEP。笔者认为这是借区块链的名头,行开倒车回到配给制,并利用科技手段控制百姓之实的举措。

习大大其实对计划经济时代那一套情有独钟,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倒是没那么友善。早在他执政生涯前期,就说过“不能以后三十年的发展来否定前三十年”这种言论,也证明了上述猜想,毕竟他当时也没必要强行为前三十年的错误执政洗地。此外,他在墨西哥“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那些话,反映了这个人的封建传统思想,即国家是皇帝的,我在自己的国家干什么,关你们外国人啥事,你们这些人权斗士都给我闭嘴。习大大已经在像黑镜里面那样,用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监控老百姓,大力搜索人民的隐私和日常活动并数据化,网络化,使得对人民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之高度。

据消息,DCEP的研发不但早已开始推进,工作人员都在每天加班加点的干,付出了大量劳动和心血,而且该研发工作是银行来主导完成的。这种工作量反映DCEP并不是简单的电子货币。为了防止老百姓跑路或者进行违法及反党活动,可能渐渐地在发工资的时候,发行一部分电子货币,一部分人民币,最后甚至完全发行电子货币,不发行人民币,并且对使用电子货币进行经济活动给予一定优惠。而电子货币可以用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此也有推进的理由,只不过可能兑换不了外汇罢了。实际上,电子货币就如三十年前的粮票/布票/油票一样,此外,用电子货币进行贪污腐败也是比较困难的,这样习大大对于党员干部的控制力也能变得更强。

正好这次疫情非常严重,给了大大开倒车的大好机会。因此,我不觉得大大会出手攻台,何况军队可能更不愿意这样做,攻台甚至会让大大自己执政不稳,而对于在国内“时光倒流”倒是很好的契机。如果中国的内忧外患进一步加剧,完全可以开出航母做样子,用战时状态的借口,加上民族主义的煽动,推行一系列的“黑镜”政策,包括用电子货币部分取代人民币,生活必需品半配给制,因私出国和外汇兑换进一步管制等。

实际上,这些开倒车的举措,必须要尽量在大大的第二个任期内完成,因此这几年加速非常猛,毕竟他能不能到第三个任期有不确定性。如果上述猜想得到证实,以中国人的尿性,文化大革命和大饥荒大概率将重演,实际上批判方方的行动已经和文革区别不大了,就差国家层面的批倒批臭。朝鲜可以维持极端独裁,是因为有中国输血,而中国开倒车则是不容易长久的。继续向前看,在开倒车之后过不了几年,大洪水就会到来,届时天下大乱,四分五裂是可以期待的。


来自@yogafire: 很好的补充:

我认为最大最明显的目的应该是变个法子增发货币,事实上导致通货膨胀,疯狂掠夺人民币持有者(韭菜们)的财富。

然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目前受到疫情等多方冲击导致经济萧条的时候,通过人为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金融话题,刺激一下金融市场,比如让股市进行波动,让那些有来自体制内部的消息优势和资金优势这双重优势的既得利益者(比如红二代和马云这种大资本家),在这波当中再次收割一下散户。红二代和大资本家最近不是在被各种大棒敲打么,这算递过去一根用无数韭菜的尸体种出来的胡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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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4-18

28 个评论

同意       推這個電子貨幣      大概就是管制加強         貪污變難          一切資金流動      都要在黨的管控之中

要換外匯基本上今年還沒換          明年就難了       貿易平衡可不好玩

一尊沒政績       只能搞文革       放任五毛粉紅幫他咬掉異見人士

開倒車         計畫經濟        接下來就是大洪水
張獻忠         這劉阿姨都提過了        

再給一尊幹幾年      真不知中華大地         哪裡還是淨土
同意       推這個電子貨幣      大概就是管制加強         貪污變難       ...


对的,集权国家必须要花大精力维护集权,因此尽最大努力控制一切,是其不得不做的事情。要不然,集权就无法维持。这也证明,搞集权是不归路,只能越来越集权,老百姓越来越苦,别无他法。改革开放这种行为,都是动摇集权根基的冒险之举,只要CCP还在台上,还想继续统治国家,开明的政策都是不会长久的。
我觉得楼主说的几点,比如加强资金监控,防止资金外流,都有可能是数字货币发行的目的
但是应该说中共发行高度中心化的数字货币这件事情,和资金监控/资金外流之间的关联性虽然有,但是并不是特别强。资金监控目前已经非常强,我觉得不用多解释,银行的转账,电子支付,全都在大数据下面一目了然,现金的使用,特别是大笔现金的交易和使用,已经被非常边缘化和高度控制(取大量的钱现在都很困难了),再加上其他辅助数字极权手段,比如无处不在的天眼和人脸识别,其实目前对资金监控已经很强了。因为同样的原因,对于资金外流的控制,目前也是非常非常严酷了,几乎已经逃不出去。所以说数字货币虽然对这两者有所进一步加强,但是因为边际效应的原因,我觉得效果不明显,因此并不是主要目的。
我认为最大最明显的目的应该是变个法子增发货币,事实上导致通货膨胀,疯狂掠夺人民币持有者(韭菜们)的财富。
然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目前受到疫情等多方冲击导致经济萧条的时候,通过人为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金融话题,刺激一下金融市场,比如让股市进行波动,让那些有来自体制内部的消息优势和资金优势这双重优势的既得利益者(比如红二代和马云这种大资本家),在这波当中再次收割一下散户。红二代和大资本家最近不是在被各种大棒敲打么,这算递过去一根用无数韭菜的尸体种出来的胡萝卜。
我觉得楼主说的几点,比如加强资金监控,防止资金外流,都有可能是数字货币发行的目的但是应该说中共发行高...


你说的很对,我觉得是很好的补充。不择手段增发人民币进行不下去,这时候开始搞电子货币继续增发一波。收割嘛,也确实一直在做,这帮人无时无刻不用内部消息收割。

我把你的答案以你的名字补充到正文去好了。
我觉得楼主说的几点,比如加强资金监控,防止资金外流,都有可能是数字货币发行的目的但是应该说中共发行高...


其实我的核心也不在资金监控,可能写的太多了凑字数...我的观点在于搞这一套是为了开倒车,十分方便回到计划经济。但你说的那几点也很好,我没想到。
数字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属于基础货币。支付宝微信这种只是货币数字化,仍然是商业银行的负债,属于广义货币。此举最大的用处是增加央行的调控力,削弱商业银行的表外派发货币能力,在不增加货币乘数的情况下增强了金融稳定性。另外也有绕过美元的野心在里面。

坏处也显而易见,对公民自由的进一步剥夺。这是一把利剑,带来的好与坏主要看使用者如何用。
数字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属于基础货币。支付宝微信这种只是货币数字化,仍然是商业银行的负债,属于广义货币...


对当局而言,你提到的好处是好处,而你提到的坏处也是好处,所以他们看来是一箭双雕。
想起之前葱油的爆料.(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人找到了,能发下链接吗?).疯狂的包帝还真走上了这条道路.
利用数字货币进行超发,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在关键时候限制韭菜套现,防止通货膨胀.
不得不说,这手段虽然很愚蠢(因为中国体量如此巨大,算力是远远不足的),但确是续命的好办法.
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要监控全国的经济流动,所需的算力是巨大,刚开始也许可以维持,但是随着进口来的芯片耗尽,以贵匪的瓦房店芯片根本不可能支撑.

补充一下:算力的需求事实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指数型上升.就算把全球生产的所有芯片都买来,也是无济于事,当然可以多续一会.
17 18年的時候我就跟很多大陸人說,現在就賣掉大陸的資產,想辦法把錢轉出去,人最好也離開,現在那伙人應該是後悔了,想跑也跑不了了,將來就是砧板上的肉,人家要怎麼弄你就怎麼弄你,一丁點不聽話就可以讓你沒法行動,甚至沒法活下去。大陸的“錢財”都是紙上富貴,後面有太多不確定因素和突變的可能,搞不好冥幣一夜之間變廢紙都有可能。17-18年那會房價還在攀升,個個都不捨得買(貪心),可是人家老李就當機立斷,不賺最後幾個銅板,說走就走。現在,大陸98%的二手房有價無市,最近很多人喊著深圳房子漲了云云,看看有沒有成交量?

後面官方電子貨幣推出,就是完全實現1984,你的一舉一動都在監控之下,跟透明的一樣,以後只能夾著尾巴做人,低著頭裝傻活命。
我觉得你们都想得太多了。

这个主要是为了监控货币的流向。现在因为还有现金这个不可控的口子在这里,所以才需要电子货币。

和增发没有任何关系,难道纸币不能增发了?

和计划经济更没有关系,计划经济的核心是配给制,不是货币政策。
反习派权贵必然更加坐不住,然而万一反习派现在全都逃出国了,剩一群韭菜在国内,那韭菜就惨了
想起之前葱油的爆料.(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人找到了,能发下链接吗?).疯狂的包帝还真走上了这条道路...

央行的数字货币可能不基于区块链技术,也就是说跟区块链没关系,所以不需要庞大的算力去挖矿。
央行的数字货币可能不基于区块链技术,也就是说跟区块链没关系,所以不需要庞大的算力去挖矿。

算力是用来防止韭菜乱花钱,从而应对超发货币导致的通货膨胀.
贵匪当然是不可能搞出真正基于区域链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
我觉得你们都想得太多了。这个主要是为了监控货币的流向。现在因为还有现金这个不可控的口子在这里,所以才...

是为了让你感觉不到被"计划"了.直接推行计划经济,阻力太大了.包装一下,弄一层糖衣,就好喂韭菜吃屎了.
算力是用来防止韭菜乱花钱,从而应对超发货币导致的通货膨胀.贵匪当然是不可能搞出真正基于区域链去中心化...


你说的没错,货币已经超发很多了,只不过很多在房市或者在储蓄之中(赵家人就有大量存款,只不过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没有在市场上大量流通。一旦这些钱跑出来,就比较麻烦,所以一边要把这部分锁住,一边继续发电子货币,因为发电子货币引发的通胀后果明显小于继续发行人民币。
我觉得你们都想得太多了。这个主要是为了监控货币的流向。现在因为还有现金这个不可控的口子在这里,所以才...


现金是可控,比银行的数字可能还要可控。首先,家里有大量现金的人太少,一百万的现金都重的要死,大量现金过海关甚至随便哪个地铁都容易被查,是最容易控制的。M0(现金):M1:M2=1:7:25,我还没算上M3,因此对于货币管控,现金实在是不太需要考虑的,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数量层面。银行的数字反而不那么可控,毕竟做手脚的事情其实也不少,特别是赵家人做手脚,反正就是改后台数字和电子记录而已。伪造现金流动则难太多了。

人民币当然能增发,但增发人民币容易引起通货膨胀,而增发电子货币的后果严重性明显较小。而且,电子货币和其他国际货币以及电子货币无法互相兑换,或者兑换价值极低,非常容易锁死在国内,而这则是政府想要达到的效果。毕竟现在你拿着人民币,用国内买货国外卖,或者偷偷行李箱运出去换美金,或者赌场换美金都是可以的,但拿着电子货币啥都换不来。

计划经济的核心当然是配给制,但我文章的意思和计划经济的核心没关系,而是阐述发行电子货币有助于推行计划经济,比如衣食住行开始用电子货币结算,发工资本来是10000人民币,现在给你发5000电子货币5000人民币,你就算不满也没办法,政府说你拿着买衣服吃的还有汽油地铁票啊?就能噎死老百姓。之后,就借助电子货币来搞配给制,控制民生领域。
木糖 新注册用户
我是搞加密货币研究的,平常在国内开会上不会这样讲,在这里可以说实话。共产党央行发布的DECP完全违背了数字货币的意图,这个是中央集权的不是去中心化的。也不会像宣传的那样取代美元霸权地位,人民币本来在国际上就没有信用,凡是与人民币挂钩的中国货币都不会在国际上有好的信用。所以这个货币最终肯定是失败的。
Bijun 回复 木糖 新注册用户
我是搞加密货币研究的,平常在国内开会上不会这样讲,在这里可以说实话。共产党央行发布的DECP完全违背...


这种电子货币,压根就很难换成其他电子货币或者外币,因此你说的非常对,就是集权专用,和粮票/布票/油票差不多,到时候强制在民生领域推行,工资就发这个,你不想用也不行。当然,国家发明这个也就是不让你自由兑换嘛。
木糖 新注册用户
还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对待这种货币最好的态度就是能够不使用就一定不要使用。如果当工资发给我,我会想办法换成纸人民币或者支付宝,微信余额。
你说的没错,货币已经超发很多了,只不过很多在房市或者在储蓄之中(赵家人就有大量存款,只不过就像从来没...

有一点你搞错了.单纯的货币电子化对通胀不仅没有抑制作用,反而还会促进通胀.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大体是讲电子支付会导致消费者的非理性消费增多,给出的解释是当货币抽象为数字的时候,不容易为此心疼.这样只会加剧商品的短剧,造成价格上涨.
真正起作用的是恰到好处的在关键时候出系统故障,阻止韭菜消费.让韭菜感觉不到这一切的发生.
木糖 新注册用户
我们搞加密货币研究或开发的技术人员都知道这些,但银行,政府人员特别是领导都说这个东西先进,他们希望政府在这方面加大投资,其实说白了还不就是拿政府的钱,政府的人也是似懂非懂,就像中央报告也说这个东西好,中央同志听了报告,既然都说好那就投资吧,就成现在这样了。须不知通货膨胀可能会加快到来。
有一点你搞错了.单纯的货币电子化对通胀不仅没有抑制作用,反而还会促进通胀.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大体是...


我其实水平不够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但你说的是很有道理的,电子化货币让人支出没理性,我自己深有体会,毕竟都是数字没感觉。我当时的意思是,电子货币超发,就算引起通胀,后果也比超发人民币引起通胀好,毕竟电子货币比人民币跟容易控制,和国际金融系统毫无关系,后台想改就改。此外,政府每年都会发行货币,那以发行电子货币代替,甚至一边发行电子货币一边收回流动性,不一定能抑制通胀,但通胀程度和恶果肯定好于发同等价值的人民币。

所以,我说发行电子货币抑制通胀,是相对于发行等价值人民币而言,况且人民币电子化也很厉害,大家已经习惯在电子化的情况下不理性消费了。
Bijun 回复 海伦 🤬不友善用户
那怎么解释新加坡呢?


新加坡的集权哪能和中国比,人家还是有民主选举的,而且强制大家投票。此外,新加坡的集权是接近精英主义的,虽然老百姓受控制,但目的是为了国家发展。中国的集权一不让人服气,二目的是为了服务赵家人而不是国家,两种集权差别太大了,所以维护所需的成本不一样。

此外,新加坡为了维护统治,应该也是下了不少功夫,当然功夫主要不是花在哄骗老百姓身上,而是官员自身素质要求非常高。
sF000p 回复 木糖 新注册用户
还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对待这种货币最好的态度就是能够不使用就一定不要使用。如果当工资发给我,我会想办法...

你这就跟韭菜担心钱贬值,所以就去买房子一样.只有美元是可靠的(虽然它的信誉在下降)

**该用户被封禁,内容已自动替换**

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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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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