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實行的改革開放的反動本質
作者 應克復
壹個社會或壹個國家的現代化，包括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政治制度的現代化與文化觀念的現代化三大目標。其中政治制度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的核心目標。當然，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即由前現代化的政治制度轉型到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必須由現代化的文化觀念為先導。
我們現在提出的現代化這個概念，這個目標，是人類根據目前的認識水平在上述三個領域所要達到的理想的文明水準。隨著人類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進步，現代化可能又會增添新的內容，去追求新的目標。所以，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壹個絕對不變的固化概念，它的內涵隨人類實踐的推進、認識的提高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應當以保護環境與生態為前提
什麽是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現在很難作出完整的回答。
就中國而言，近40年來對此問題的認識就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鄧小平在1984年說，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中國建立了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54頁）
鄧小平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界定現代化顯然不妥。壹是他丟掉了政治制度和文化觀念現代化兩大目標。二是即使是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也不能簡單地僅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標尺呀！只能認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現代化的標尺之壹。
不過，那個年代幾乎沒人會去思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現代化的關系。那時舉國貧窮。人民在貧困線上艱難度日。城鎮居民生活必需品嚴格按票證供應，農民向往自由勞動，盼望能吃上飽飯。所以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道出了人民的心聲。1978年年底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定，標誌中國進入了壹個新的歷史時期。
以後，鄧小平指出，要壹心壹意搞建設，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的這壹指示成為全民族的共識。
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壹思潮沖擊下，政府以GDP增長作為考察政績的首要指標。在此情況下，GDP掛帥、GDP為綱的觀念應運而生。但這是壹種片面的發展觀。在這種發展觀主導下，人們不會去考慮發展中投入的代價，發展中對環境和生態的影響，……20多年（80—90年代）來GDP是升帳了，經濟高速增長舉世矚目，可是，這些成就是以破壞生態和汙染環境為代價的！或者說是用生態赤字換取的！跨入新世紀，中國巳成了世界上環境汙染最嚴重的國家之壹。
在此期間筆者撰寫了“中國的生態危機”、“有壹種‘破壞’叫‘建設’”等文章（發表在《炎黃春秋》、《同舟共濟》、《學海》等刊物），對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提出警告。
請見以下觸目驚心的數據——
據2003年國家環保局統計，全國汙水廢水排放量為460億噸，其中工業廢水占46.2%。超過環境容量的80%以上。長江流域2001年廢水汙水排放總量為220億噸，使幹流沿線形成600公裏汙染帶，60%的水體受到不同程度的汙染。淮河則已成了全流域重汙染的臟河、臭河。壹首民謠如是訴述：“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質變壞，80年代魚蝦絕代，90年代身心受害。”
空氣汙染也日益嚴重。全球汙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我國占了壹半。在這些城市中，顆粒物和二氧化硫濃度已超過世界衛生組織及國家標準的2--5倍。我國600多座城市中，大氣環境質量符合國家壹級標準的城市不到1%。2003年對340個城市的監測中，空氣質量屬於三級與劣於三級的城市占58.3%（分別為31.8%、26.5%）。
汙染是立體式、全方位的。我國受鎘、砷、鉻、鉛等重金屬汙染的耕地面積近2000萬公頃，約占耕地面積的1/5。另外，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巳到極限。占世界7%耕地卻使用了占世界近30%的氮肥。全國至少有1300—1600萬公頃耕地受到農藥的汙染。化肥、農藥被農作物吸收僅30%；70%散發於大氣、滲入到土壤與河流湖泊以及地下水體之中，至少對13個省份的居民與水生物造成健康與生存威脅。
環境汙染同時，生態受到嚴重的破壞。由於工農業生產的過度開發，我國西北地區的濕地正在迅速退化，表現為河流斷流，湖泊萎縮，濕地面積減少。五六十年代石河子大規模開墾，使新疆瑪納斯湖周圍的富庶之地因水量銳減而消失。新疆建設兵團的大面積開發，在塔裏木河上遊大量截水，導致羅布泊幹枯。目前，我國最大內陸鹹水湖青海湖正重復著羅布泊的命運：水位逐年下降，湖面不斷縮小，湖邊的沙漠面積年均以10.12平方公裏的速度增長。黃河源區瑪多是三江源（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核心區，境內有大小湖泊4077個，有“千湖之縣”、“中華水塔”的譽稱，黃河在其境內綿延200多公裏，帶著49%的總水量滔滔東流。由於過度開發等因素，現只剩下1000多個湖泊，而面積大於0.06平方公裏的湖泊僅261個，上世紀90年代與80年代相比，年平均流量減少了27%。江河源區生態的惡化勢必向大江、大訶中下遊擴大。1972年4月，中華母親河黃河在山東境內出現斷流。這是黃河漫長歷史上的第壹次。1990至1998年，黃河年年斷流。1997年斷流多達7次，計 226天。黃河下流頻繁斷流其原因是上遊水資源的過度利用。專家指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黃河會變成內陸河。
中國是世界上第壹人口大國，占世界7%的耕地要養活占世界20%的人口。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十分尖銳。可是，我國平均每年還在減少耕地1425萬畝，而人口年均以1000萬之數增長著（2016年開放二胎後增長速度遠超此數）。耕地面積的銳減，導致1999年開始我國糧食生產連續滑坡，至 2003年跌至8614億斤，而2005年我國糧食總供給為9680億斤。也就是說，我國缺口糧食巳達1000多億斤。“拯救耕地刻不容緩”，已成為人們關註的壹個熱點。
環境和生態的破壞影響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此事引起黨國領導的高度重視。胡錦濤總書記任期內提出“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就是為了糾正這種“片面發展觀”的。中共十七大（2007年）首提“生態文明”概念，提出建設“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口號。十多年來，政府大力治汙，保護環境和生態，其惡化趨勢有所遏制，但任務仍十分艱巨。
如2018年《環境科學》期刊上發文稱，近20多年，我國糧食主產區耕地土壤重金屬汙染呈上升趨勢，點位超標率從7.6%增加至21.49%，增長了 14%。汙染物以鎘、鎳、銅、鋅和汞為主，南方糧食主產區土壤重金屬汙染重於北方。長江中下遊及江淮地區、四川盆地礦區附近的點位重金屬超標均為100%。（參見《報刊文摘》2018年11月23日）
根據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Greenpeace）2018年11月20日發布的報告稱，近幾十年來，中國西部冰川加速融化，現巳有 1/5消失無蹤，此改變將大規模影響農業及城市用水。這些冰川被稱為“亞洲水塔”，是南北極地區最大的飲用水庫存，同時也是亞洲數條重要河流的河水來源。
英國中國事務特別顧問彭朝思（charlie parton）說，中國有12個省市面臨水資源嚴重短缺。這12個省市涵蓋中國38%農業、50%的能源工業及41%人口。中國缺水是由於水資源基礎被嚴重過度開采而遭到破壞。彭說，中共耗資1000億美元打造的“南水北調”工程，即使把全部水輸入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也不能解決問題。
2011年中共環保部發布的《全國地下水汙染防治規劃》要在2020年前遏制地下水汙染；多年過去了，問題卻越來越嚴重。中國學者表示，“要想解決被重金屬汙染的地下水，需要1000年。” 環保部發布的《2014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稱，大陸將近2/3的地下水和1/3的地表水，人類不宜直接接觸。2016年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發布的《水研究》報告稱，在采集中國23個省和44個城市的水質樣本中，都撿出了高風險致癌物質。
所謂經濟改革的“中國經濟奇跡”是指高汙染的巨大代價後制造了“生態炸彈”和“生態災民”。
環境和生態破壞的嚴重後果之壹是威脅人的健康和生命。如，癌癥發病率越來越高，新世紀前10年是90年代中期的5倍。四川沱江流域的簡陽市簡城鎮民旺村，上世紀70年代是遠近聞名的“長壽村”，如今成了遠近聞名的“癌癥村”了。當然，這樣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民旺村。在《中國癌癥村地圖》（2014）上標有“癌癥村”標記的共有39個。據世界衛生組織《2014年世界癌癥報告》數據，每年有1400萬被疹斷出新發癌癥病例，其中每年死於癌癥的人數有820萬。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20%的國家，占全球癌癥死亡人數的27%，每年死亡計221.40萬人。腫瘤專家王建璋說，“人類的癌癥大約80%—90%都是由環境引起的。”問題還是要從改變人們的生存環境尋找出路。
經濟的發展目的是為了人，為了使人生活得富裕美好，可片面的發展造成了環境和生態的惡化，導致了人的疾病和死亡的增長。
上述據以客觀事實的敘述，我們可以得到什麽認識呢？那就是，人類的經濟增長應當與保護環境、保護生態並舉。以往的教訓是，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而忽略了對環境和生態的保護，導致經濟上去了，環境和生態卻遭到破壞，留下壹堆令人頭疼的後續問題。
因此，經濟—物質生產的現代化不能只考量國民生產總值（GDP），還應當同時考察環境與生態是否得到保護。就是說，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應當以保護環境與生態為前提。這應當成為經濟—物質生產現代化的壹條規則，壹桿標尺。人類應當遵循這壹規則。這才是硬道理。
全球經濟增長、人口增長和消費增長都要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內
下面，我們來討論更宏觀的問題，那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增長、人口增長、消費增長與地球的關系。許多人可能不曾想到，這也是現代化的壹個問題。
地球是人類的母親，太陽是人類的父親。地球養育了人類，人類又從母親身上不斷地加以索取，直至今天。可人類什麽時候曉得要關愛自己的母親，甚至回報母親？壹切似乎理所當然。
千萬年來地球上人口稀少，人類與地球平安相處。可工業社會以來，特別是到了20世紀，人類與地球之間的矛盾凸顯了。全球人口20世紀巳達 60億，比19世紀增長壹倍。中國人口20世紀40年代是4億5千萬，至 60年代增長至6億多，2018年已達14億。人類的生存空間越來越逼仄了。城市高樓林立，二三十層的高樓比比皆是，四五十層甚至上百層的高樓也是司空見慣。人口快速增長，可地球只有壹個，它的面積不會增加，而且，海洋、兩極、高山、沙漠，又不宜人類生活。人類若要為未來考慮，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長已成為當務之急。
與人口增長同時，經濟的增長也在快馬加鞭。從機械化、電氣化到自動化和智能化，生產方式日新月異，生產能力翻番增長，工業社會近兩百年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比過去幾千年還要多。萬千種商品如同滔滔江水不斷充斥市場。人類生產得越多，向地球索取得就越多。僅僅壹個多世紀，人類瀟灑地揮霍石油、煤炭、天然氣，開采各種礦石這些為地球儲藏億萬年的各種資源。可這些資源是有限的，可以預見的是，不要多久這些資源就會被人類劫掠壹空。除非人類從太陽、自然風、潮汐中開辟新的能源。
生產是為了消費。隨著人口的增長，各種消費品的消耗也與日俱增。但是，問題不在於人的正常消費，而是由於人的欲望的膨脹，人的異常消費洶湧而來。以往物質財富比較匱乏，人的消費需求受到抑制。衣服，作為人生活的必需品，過去是為蔽體和保暖；比較富裕的人家，頂多有幾套體面的服裝而巳。現在不同了。除了春夏秋冬有相應的季裝，社會上不時流行各式時裝，使青年人的服裝更新應接不暇。過去壹家兩代住壹間房很普遍；現在年輕人除了有壹間寬敞的臥室還要有什麽“衣帽間”。過去，有壹件羽絨衣過冬就足矣；現在則追求各種款式的羽絨衣和冬裝：長袍，短裝，白色，黑色，紅色等。沒有衣帽間哪行！住房，壹套幾間還不滿足，要設法購置別墅。為了炒房，有錢的人則到處買房，多的有十幾處、幾十處住房；有的甚至上百套，那當然是貪官了，另作別論。至於家用小轎車，城市基本普及了，壹家壹輛，個別的有二輛甚至更多。可它反給城市交通帶來堵塞，使城市空氣汙染越來越嚴重。這壹切在中國的出現不過是近半個世紀的事情。
21世紀地球村的人口如果在20世紀基數上增長壹倍就是120億。與此同時，經濟和消費勢必同步增長。那麽，小小的地球村能夠容納龐大的“人類帝國”嗎？地球的空間和土地等資源是有限的，而人類數量的增長、經濟和消費的增長是無限的。現在，這個有限和無限之間的矛盾端倪漸顯，而這個矛盾的升級乃至尖銳化完全是預料之中的事。
內蒙古牧業人口急速增長、牲畜頭數快速增加與有限草原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說明這壹點。
1949年內蒙古牧業人口為26.3萬人，1965年約55.4萬人，2017年達到150萬人。在錫林郭勒盟南部正鑲白旗、鑲黃旗等地，數十年來人口大量湧入，加劇了牧區人多地少的矛盾。這些地方的人均草場只有三五百畝，根據當地適宜載畜量計算，每人只能養壹二十只羊。人們為了生計偷著多養，草原因過度利用而明顯退化。這種超載現象難以杜絕。在內蒙古東部某地，2013年超載5萬只羊，2016年超載4.5萬只羊，2017年嚴厲整治，仍超載 1.6萬只。長期超載過牧導致草原自然生產力大幅下降。據監測數據，全區天然草地每公頃產草量從20世紀50年代的1600多公斤下降到目前的700公斤左右，降幅超過50%。草原是地球的“皮膚”，壹旦破壞將難以恢復。相關人士呼籲，國家要像保護基本農田壹樣保護基本草牧場。（《經濟參考報》2018年12月11日）
所以，21世紀對人類來說是壹個關鍵的世紀。人類應當尋求解決人類與地球這個矛盾的出路。
壹些科學家都說到“地球毀滅”的問題。
《羅馬俱樂部》早在1972年就提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指出如果不抑制人口和經濟增長，地球與人類將由於環境汙染和糧食不足而在100年內毀滅！
著名英國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1942—2018）說，人類對地球的掠奪日益瘋狂，每年所消耗的能源已遠遠超過了地球所能負擔的底線，地球將在200年內毀滅。
關於“地球的毀滅”，我的理解它不是地球與別的星球相撞發生太空災難而毀滅，也不是因地球自身壽命的終期自行毀滅，而是由於人類與地球的矛盾日益尖銳又找不到解決矛盾的出路，從而使現存的地球完全改變它的面貌（包括發生核戰爭使人類自我毀滅）。這就是中國學者黎鳴所說的那種情況。他在《中國的危機》的“序言”中說：“終有壹天，人類會發現，在這個地球上，真正多余的不是其他，而恰恰是愈來愈變得精神空虛的壹味貪圖享樂的動物人自身。”“進入21世紀，需要地球養活60億僅僅希望滿足生存願望的人類，是完全可能的；但要供給60億為貪得無厭而競爭不息、享樂不止的人類，卻是萬萬不可能的。這就是進入21世紀，全人類不得不面對的危機。”
世界自然基金會2012年發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為黎鳴上述言論提供了壹個根據。《報告》指出，1970年以來，地球生命力指數下降了28%；人類的生態足跡（本報告中用來說明人類對自然資源需求的重要指數）已經超過了地球生態系統承載力的50%。這也就是霍金所說的，人類每年所消耗的能源，已遠遠超過了地球所負擔的底線。
不過，巳有人提出，面對人類的生存困境，可以移民到別的星球。霍金就說，人類要想活下去，必須移民外星球。
然而，移民外星球談何容易！美國航天局2015年7月24日發現了迄今最接近“另壹個地球”的系外行星——ke-pler-452b，它被稱為地球2.0。因為跟地球的相似指數為0.98，我因此稱它為“類地球”。它比地球約大60%，已有60億年的歷史。它繞著壹顆與太陽非常相似的恒星運行，公轉壹圈385天。這個星球可能有活火山，可能擁有大氣層和流動水，有存在生命的可能。如果要移民外星球，該星球應該是理想的目標了。遺憾的是，它距我們1400光年，就是說，人類要想到達該星球需要5億多年。由此看來，移民外星球既然是個不現實的夢想，人類的出路只能保護好地球這個人類的家園, 在這個星球上求生存，求發展。
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什麽認識呢？那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增長不是愈快愈好，愈多愈好；人類自身的繁衍也可以不受約束地任其增長下去。壹個多世紀所流行的這種觀念應當改變，從而樹立壹種新的增長觀；那就是全球的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都要被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這個底線之內。也就是：目前這種競相追求經濟增長為時尚的風氣應當受到抑制，人口的增長應當受到控制，而非理性的異常消費也應當受到節制。這就是解決有限地球與無限人類之間矛盾的出路。也是人類在21世紀經濟—物質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的壹個標尺。人類應當進入壹個新的理性的時代。
需要再次強調：全球的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都要被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這個底線之內，這是人類今後生存和發展必須嚴格遵守的壹條總規則，前面指出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應當以保護環境與生態為前提，相對於這條總規則可以認為是壹條由此派生的分規則了。
這條總規則要被世界各國所認識並付諸實踐是壹項艱巨的任務。
聯合國在完成這項戰略任務中承擔著主導者的作用。
聯合國應召開各國領導人會議，就此問題達成共識。
聯合國應當制定壹個文件，就全球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如何被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底線，提出若幹舉措，供各國執行。
中國是壹個人口超級大國，經濟上卻處於發展中國家，如何使兩個增長不突破地球所能承載的底線，負有重大責任。
這是筆者的呼籲, 壹個微弱的卻是重要的呼籲。
國民共創財富，國民共享財富，這是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現代化的第三個規則和第三個標尺
鄧小平反復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可如果經濟發展所創造的財富被政府和權貴們以各種手段所占有，社會形成貧富兩極，是我們所期盼的目標嗎？當然不！所以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當今中國富貧兩極之現狀
早在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千分之四的人占有70%的財富。中國財富的集中居世界第壹。
2006年，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報告披露：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80%；1996—2003年外逃資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級官員及其家屬賬戶金額22000億人民幣。這些官僚的公開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至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至85倍。例如，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廳級以上官員財產在700萬至1200萬。這些官員的平均財產相當於壹個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資收入總和。
另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四期報道：至2006年3月底，大陸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境外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億元者其中2932人是高幹子女（占90%以上），他們擁有資產達20450多億元，平均每人6.7億元。
國家壟斷行業的其中五個最重要的領域——金融、外貿、能源、地產等——85%至90%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幹官員子女手中。典型的“紅二代貪官”，中石化前董事長陳同海有句名言：“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 陳同海此狂言道出今天中國權貴們的心聲。
壹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官員壹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麽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5000人的核心體系。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胡說什麽“壹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
與擁有數億、數十億甚至上百億財產的權貴、富豪同時存在的“另壹個中國”，是大量的貧困人口。
2009年中國政府將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標準合二為壹，將標準提高到每人年收入1196元，約170美元，平均每天0.46美元。按這個標準，2009年年底，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3597.1萬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2010年9月26日）但是，不是要與世界接軌嗎，按聯合國每人每日1.25美元（比中國貧困線標準多0.79美元）貧困線標準計算，中國有多少貧困人口呢？溫家寶總理說，中國有1.5億人口生活在聯合國設定的貧困線之下。（溫家寶：《認識壹個真實的中國》，2010年9月23日在紐約聯合國第65屆聯大壹般性辯論中講話）專家們計算的結果高於溫家寶總理這個數字。因為聯合國這1.25美元指的僅是每天的食品消費支出，如果加上住房、醫療、教育等項支出，肯定要超過2美元。那麽，中國的貧困人口應是1.5億的翻番。
另外，據民政部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 全國仍有城市低保對象1701.1萬人，每月平均低保發放標準僅為451.1元,全國農村低保對象4903.6萬人,年人均發放標準僅為3177.6元,月平均264.8元。這裏的問題是，國家給低保對象發放的這些救濟款能維持其基本生活嗎？2015年全國農村低保對象4903.6萬人，比2009年農村貧困人口3597.1萬人反而增加了1306.4萬人。
中國GDP總量2010年已據世界第二，由於龐大的貧困人口，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第87（或90）位。說明貧富差異的基尼系數21世紀第二個10年，已達0.45，是壹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
前幾年流傳“三座大山”壹說，即“看病難，買房難，上學難”。現在，這三座大山沒有推翻，又增加了“養老難”這是座大山。這四座大山是當今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國家若不采取有力措施，每年GDP增長得最多，對貧困群體來說也看不到希望。
二、造成富貧兩極的三個原因
壹是稅負太重，加之稅收收入“取之於民，用之於官”。
中國科學院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宏觀稅賦占GDP的比重為34.5%。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低收入國家宜為13%左右，中上收入國家宜為23%左右，高收入國家30%左右。目前中國屬低收入國家，但是，稅賦已經達到高收入國家行列。
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早在2005年就發布報告稱，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是稅負第二重的國家，僅次於法國，是亞洲稅負之首。
中國稅負之重，連“中國石油”這樣的壟斷企業也不停地發牢騷，說中國壹箱油至少有半箱稅（油價中至少含48%的稅費）。中國的房地產稅費多達180多種，難怪房地產大佬任誌強喊冤，說房價裏70%都是稅費。中國的房地產業根本不是民生事業，是政府的支柱產業，是政府和開發商的“搖錢樹”。通過買房，百姓將幾代人積蓄的血汗錢流入了國庫和開發商。
壹輛進口車在中國要繳三種稅：關稅、消費稅、增值稅。關稅率25%，增值稅17%，消費稅因排氣量不同，從1%—40%不等。以壹輛從德國進口的4.4升寶馬x6為例，到岸價50萬元，繳完這三種稅，進口成本就達到121.8萬元。進口車在中國價格翻倍，合資車在中國定價過高，都是高稅收所致。
中國政府的高稅收入，並不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而是用之於黨和政府的高消費。
高額的“三公消費”（公車購買和使用、公費出國及公費招待）廣為詬病。2007年全國公車保有量超過5221755輛，壹輛公車壹年費用需要20萬元（購置費、折舊、維修、油費、司機工資、福利等），全國為此消耗超萬億元。（卞保武：《昂貴的官轎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主編《改革要情參閱》，第6輯，新華出版社2010年）“三公消費”是壹種腐敗誚費，卻是壹種公開的合法消費，百姓指責有何用！
中國有“吃飯財政”之說，意思是說國家的財政預算主要是供養政府的官員。
“吃財政飯”的人員有多少？這個數字十分嚇人。財政部2012年出版的《2009年地方財政統計資料》披露，到2009年年底，全國地方財政供養人口為5392.6萬人（不包括中央）。如果加上60余萬個村委會及8萬余個居委會275萬的準財政供養人員，到2009年年底，財政供養人數超過5700萬人。至2012年吃皇糧的已超過6000萬人。財政供養的人數不僅存量巨大，其增長趨勢更令人擔憂。平均每年以150萬的速度飆升，其中2007年突增300多萬人。前總理朱镕基曾感嘆；“如此臃腫的機構和數量龐大的行政人員，把國家的錢都吃光了！”正如李昌平“給總理的上書”中那句話：“負擔如泰山，幹部如蝗蟲！”中央也搞過幾次“精簡機構”，結果是越精簡越膨大。李克強上任總理後約法三章：“本屆政府內，壹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壹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問題是如何貫徹兌現？所以，“吃飯財政”的解決，還是要靠政治體制有壹個根本的改革。
中共高官的特權享受令人震驚。
2004年中組部公布離退中央領導待遇：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壹級的離休高幹12人，公費開支3億2600萬元，平均每人2725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第壹代老前輩遺孀）壹級離休高幹105人，公費開支6億7100萬元，平均每人630多萬元。
5537名省部級離休幹部（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每年公費開支70多萬至600多萬元。
因此，政府極為龐大的行政公務開支成為國家財政支出的重頭戲，其比例每年不少於30%。有的專家估計可能達到37.6%。這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的行政管理費支出均未超過10%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如日本是2.38%，英國是4.19%，加拿大是7.1%，美國是9.9%等。
這樣，政府只好壓縮民生事業的開支。中央黨校吳忠明的壹項研究表明，我國社會保障、公共教育、公共衛生三項基本民生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約分別為3%、2.9%、2%。中國在教育、醫療方面的投入比不上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烏幹達！
即使民生上的極少投入，也往往為壹小部分特權者所享有。據中國科學院的壹份研究報告，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的數據，有 40萬名幹部長期占居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開支為500億元。
據2005年兩會透露，我國醫療總費用中，居民自費占60%， 44.8%的城鎮人口與79.1%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 48.9%的居民有病不就醫。
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社會主義”。
二是權力腐敗猖獗，使國民財富愈來愈集中於權貴之私囊。
壹黨專政下權力不受制約，可以胡作非為，為權力腐敗大開綠燈。市場經濟開啟後，又為權貴們施展權力斂財開辟了新天地。他們駕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點兵點將，權錢交易，官商分利。高昂的、無法計算的腐敗成本都是由國民買單的啊！
腐敗案例多於牛毛，不勝枚舉，舉幾個典型的吧！
陶駟駒1994至1997年任公安部部長期間，以挪用部屬實體資金、沒收走私貨款，在北京、青島、杭州、上海、珠海、廈門等15個城市購得320套豪宅和別墅，每幢僅以3000至5000元的價格“賣給”國務院各部委、退休政軍高官。還供高幹及其家屬到歐、美、日、澳等地旅遊、購物。還將300多塊名表每塊以100至500元人民幣“賣給”政軍高官及其家屬。陶駟駒本人擁有4幢住宅、別墅，2輛轎車，收受賄賂210萬元人民幣、大量不記名債券和7萬美元現金。陶駟駒涉案金額高達7億元，不但本人大肆接受賄賂（按法律規定超過500萬元應判處死刑），而且腐蝕了上百名中央和省部級高官。可經中紀委研究報告中央批準，竟免於對陶駟駒的法律起訴和追究，只作出免除其職務和留黨察看2年的處分。
曾偉（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兒子）在悉尼買了壹幢豪宅，價格2億5000萬人民幣（4200萬美元），轟動世界。壹般來說，300萬美元以下是壹般豪宅；三五百萬是中等豪宅；1000萬左右的是高檔豪宅；2000萬元以上是豪華莊園了，有小型跑馬場和高爾夫球場。1998年蔣宋美齡生前以280萬美元賣掉了紐約蝗蟲谷豪宅，至2010年代價值應在1000萬美元。曾偉的豪宅是蔣宋美齡別墅價值的3.5倍。中共曾義憤填膺地打倒國民黨“四大家族”，如今中共高官的家屬，其巧取豪奪巨額財富遠遠超過被他們打倒的對象。曾偉能出巨資購置豪宅其資金來自何處，讀者心知肚明。此例子也說明中共高官竊取了多麽巨大的國民財富。
中共十八大以來掀起反腐風暴，甚得民心，可五六年下來，腐敗分子此伏彼起，層出不窮，呈現愈反愈腐、愈肅愈貪的怪現象。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腐敗的制度不改變，反腐無疑是隔靴搔癢。
2018年5月，上海市第壹中級法院對安邦集團原董事長、總經理吳小暉壹案作出判決。吳集資詐騙652億元人民幣，職務侵占100億。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處沒財產105億元人民幣，違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繳。吳小暉上訴上海高級法院，被高級法院駁回，維持原判。吳小暉系鄧小平外孫女婿，2004年鄧卓芮結婚。2004年入主安邦集團，其資產2004年至2014年，從5億擴張到7000億，至2016年又迅速擴展到2萬億元。吳小暉正是擁有鄧小平“外孫女婿”這塊金字招牌，使他可以在商界橫行無忌，掠得巨額財富。
稍後，又爆出壹貪汙大案。財政部原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張少春，貪汙資產多達600多億人民幣，房產 130多套，包養 140多名情婦。2018年10月雙開、被捕。
大官大貪，時下的行情是小官也大貪。河南新鄉有位女科級幹部李娟，官至新鄉市委組織部電教中心主任科員。檢察機關查明，李擁有2.014億元人民幣，房產53套（價值約3290萬元），轎車5輛，此外還有港幣54萬，美元29.98萬，韓元425萬。將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筆者感到不解的是，這位女科級的小官不活躍在經濟領域，為什麽也能成為巨貪？這只能說明，當前中國腐敗太猖獗了。
三是明火執仗地盜竊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造就壹批巨富。
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屬於黨營企業，國有資產就是黨國資本。國有資產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但全民怎麽可能去管理與經營國有資產呢！只能由政府派任相關官員去經營國有資產，管理國有企業。因此，國企是“代理人經營”，而民營企業是“自主經營”。這是國企、民企的第壹個重大區別。
代理經營者在企業管理中享有很大的權力，但他不承擔投資、決策風險和經營虧損責任，因為他不是企業資產的實際所有者，而民營企業是“自負盈虧”的。這是國企、民企的第二個重大區別。
中共高層的核心成員才是國企的所有者，國企高管不是企業資產的實際所有者，又無須承擔企業的虧損責任，因此，他不像民營企業家那樣具有自我激勵和自我約束意識，殫精竭慮，盡心盡責，不斷完善企業管理和生產中不斷技術創新，使企業在市場競爭（壟斷行業的國企在國內不存在市場競爭的問題）中立於不敗之地。國企的管理者對企業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滿不在乎，對企業資產的流失並不心疼，對企業中出現的種種浪費麻木不仁。總之，缺乏自我激勵和自我約束機制是國企與民企的第三個重大區別。
國企的高管是政府派遣的使者，他本質上是政府官員，是企業的過客，而不是與企業同生死共命運的企業家。國企中不可能產生企業家。因為他的使命首要的是聽從政府的指令，而不是關註企業的命運和市場的脈搏。他今天是這個企業的高管，明天可能到政府的某壹個部門去出任要職。這是國企和民企的第四個重大區別了。這就是國企為什麽效益低下，許多企業不能扭虧為盈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見，國企實際上是壹種落後企業和落後的經濟形態。要它來領導國民經濟，操縱國民生計，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是認識上的壹大誤區，在實踐中給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失。
所以，壹國經濟之崛起並賦有持久的發展動力，靠的是民營經濟（如亞洲四小龍和西方的發達國家）而非國營經濟；市場經濟之基礎是民營經濟而非國營經濟；人類文明之經濟基礎是私有制經濟而非公有制經濟。消滅私有制就是消滅文明社會的基礎，導致國家衰落，百姓貧窮。蘇聯與中國的公有制史都是鐵證。
靠鯨吞國有資產發了橫財的壹族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民營經濟（應稱“私有經濟”）盡管在不利的輿論環境、不利的政策環境、不利的市場環境下，還是紛紛崛起，造就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至2017年前後民營經濟貢獻了GDP中60%的產值，以及70%的政府稅收，80%以上的就業崗位。它巳成為當代中國不可動搖的經濟基礎。民營經濟的崛起，中共所給予的僅僅是“允許，不禁止”五個字的政策，它的崛起壹靠機制優勢，二靠壹批企業家的艱苦奮鬥。
再看看國有企業，盡管是政府的寵兒，總是難有長進，至今仍是國家的壹個沈重負擔。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共對國企改革推出“抓大放小”的決策，就是為了甩包袱。這壹改革決策的背景是國家將大量資金註入大批虧損國企，使銀行積累了不堪重負的壞賬、死賬，陷於崩潰的危機。是故，國家只能保留壹部分大型國企，而將長期虧損的中小企業轉型為自負盈虧的民營企業。這可以認為是國有企業的第壹輪私有化。
問題是誰來接收這批中共的棄兒？對此，政府推出了“管理層收購”政策（MBO）。就是說，由這些中小國企的廠長、經理來收購這批長期陷於虧損的企業。但他們的月薪僅幾百元人民幣而已，無力收購國企資產。於是通過暗箱操作，首先低估企業資產的凈值。這樣的事兒，至今還在發生。如西安壹家國企“碑林城建公司”在改制中原總經理張東寧等人僅以27.3萬元就獲得了總資產達數億元的這家房地產公司。其中192.37畝土地2002年估價就達1.25億元。（《經濟參考報》2018年12月11日報道）然後，或動用企業公款，或以企業的名義去銀行貸款，或向私人借款，買下這個將要屬於自己管理的企業，註冊在本人或親屬名下。最後，以新企業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後的企業資金償還所借的款項。整個過程，即從國企變為私企的過程，個人只付很少的錢，甚至不付錢。他們空手套白狼，就當上了這個企業的老板了。
新世紀初，輿論大呼“國有資產流失”，說平均每天流失壹個億。哪裏是“流失”！是國有資產的化公為私，是明目張膽的“盜竊”！又何止每天“壹個億”！在這個過程中，壹批權貴壹夜之間成了暴富者。這又拉大了中國貧富之間的差距。
根據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的數據，這些私有化之後的企業約50%到60%都為原企業管理層私人所有了。這種化公為私的盜竊和掠奪當然是非法的。可是，“國有資產管理局”對這種不法侵吞國有資產為什麽熟視無睹？
原來，從1998年到2003年，當管理國企的權貴們與政府有關部門合謀大範圍地侵吞中小型國有資產時，當局特地關閉了負責監管國有資產的“國有資產管理局”，在化公為私的關鍵的6年中形成了國有資產監管的“休克期”，為權貴們不法鯨吞國有資產洞開大門。其實，中國重大的犯罪事件，往往是國家所為。學術界稱“國家罪錯”。
國企的化公為私可能與鄧小平的壹次內部講話有某種關系。
2008年新浪網發表“‘先富’理論的制定過程”，透露了鄧的這個講話。他說——
“要在中國當前的這種社會形態上培養起壹批富人來，那麽，總會是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後富，也就會有人大富，有的人小富。政府可以動用國庫，主動培養幾位大富先富，在社會上將走向富裕的道路帶起來。”
“現階段讓什麽人富起來，讓什麽人先富起來，這還是我們的權力範圍內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辦到的。在這方面如果確實不能實行公平競爭的話，那麽我們就不要提了。我們的接班人這些年來經受了各方面的鍛煉，現在我們把他們安排到合資企業中去鍛煉，或讓他們自己開設集團公司，他們可以去收購那些虧損的國營企業，相信他們壹定能夠勝任。只要我們給予他們適當的政策，允許他們使用適當的關系和機會，讓他們先富起來應該來說是不太難的。但是我們在輿論上更多的還是應該宣傳那些白手起家的萬元戶，這樣看上去就體現了機會平等和公平競爭。”
這就是為什麽“權貴資本”橫空出世，橫行天下！
原來如此！
中小國企被竊為私有之後，還有壹批大型壟斷國企。對這類國企還有許多話可以說，這裏只說壹句：壟斷本身是造成富貧兩極的壹個重要根源。壟斷國企應當收縮，而不是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造”。當然更不是“國進民退”。
結論
本文對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提出了三個新觀念。
第壹，經濟增長和物質生產的發展應當以不破壞生態和汙染環境為前提，即以不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為前提，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現代化。換言之，經濟雖然增長了，生產也發展了，但生態和環境卻遭到破壞，對人類的生存和健康造成威脅，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現代化。
第二，從全球視覺加以考量，全球的經濟增長、人口的增長和消費的增長，要控制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內。人類在20世紀的活動巳經突破地球所能承受的底線。如果人類到今天還不認識到這壹點，各國依然競相沈湎於追求經濟、人口和消費的盲且增長，那麽，等待他們的是人類的自我毀滅。
第三，經濟發展中所創造的財富應當在國民中得到合理公正的分配。這就是國民共創財富，國民共享財富。如果這些財富僅為少數人所占有和享用，眾多的國民大眾的基本需要都難以得到滿足，社會形成富貧兩極的景象，這難道是現代化嗎？難道是社會主義嗎？這是在踐踏人類文明！
上述三點是對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現代化在觀念上的重大更新。以往，對經濟與物質生產現代化的認識就是生產工具、生產方式的現代化，是先進的科學技術普遍地運用於生產過程，從而生產效率大幅度的提高，物質財富的日益豐富（到共產主義社會便是“極大豐富”——這是馬克思的壹個主觀空想）。人類在20世紀在經濟—物質生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確實是劃時代的，無論是科技、交通、通訊、城市化、基礎設施到人的生活方式所達到的水平都是18、19世紀的人們所不可想象的。但是，人類應該停下腳步冷靜地思考：壹味地追求這種現代化產生了什麽負面後果？追求這種現代化是長遠之計嗎？如果放長我們的視線，為21、22世紀乃至更遠的人類的將來想壹想，我們還能這樣壹意孤行地幹下去嗎？答案是：不能！於是筆者提出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現代化的三個新觀念，三個新標尺，三個新規則。
20世紀人類在改造、利用自然與物質生產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壹個偉大的世紀；21世紀人類在與自然、以及各國之間和諧相處是壹個轉折的世紀。筆者為此祈禱與祝福。
壹個社會或壹個國家的現代化，包括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政治制度的現代化與文化觀念的現代化三大目標。其中政治制度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的核心目標。當然，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即由前現代化的政治制度轉型到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必須由現代化的文化觀念為先導。
我們現在提出的現代化這個概念，這個目標，是人類根據目前的認識水平在上述三個領域所要達到的理想的文明水準。隨著人類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進步，現代化可能又會增添新的內容，去追求新的目標。所以，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壹個絕對不變的固化概念，它的內涵隨人類實踐的推進、認識的提高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應當以保護環境與生態為前提
什麽是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現在很難作出完整的回答。
就中國而言，近40年來對此問題的認識就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鄧小平在1984年說，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中國建立了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54頁）
鄧小平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界定現代化顯然不妥。壹是他丟掉了政治制度和文化觀念現代化兩大目標。二是即使是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也不能簡單地僅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標尺呀！只能認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現代化的標尺之壹。
不過，那個年代幾乎沒人會去思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現代化的關系。那時舉國貧窮。人民在貧困線上艱難度日。城鎮居民生活必需品嚴格按票證供應，農民向往自由勞動，盼望能吃上飽飯。所以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道出了人民的心聲。1978年年底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定，標誌中國進入了壹個新的歷史時期。
以後，鄧小平指出，要壹心壹意搞建設，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的這壹指示成為全民族的共識。
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壹思潮沖擊下，政府以GDP增長作為考察政績的首要指標。在此情況下，GDP掛帥、GDP為綱的觀念應運而生。但這是壹種片面的發展觀。在這種發展觀主導下，人們不會去考慮發展中投入的代價，發展中對環境和生態的影響，……20多年（80—90年代）來GDP是升帳了，經濟高速增長舉世矚目，可是，這些成就是以破壞生態和汙染環境為代價的！或者說是用生態赤字換取的！跨入新世紀，中國巳成了世界上環境汙染最嚴重的國家之壹。
在此期間筆者撰寫了“中國的生態危機”、“有壹種‘破壞’叫‘建設’”等文章（發表在《炎黃春秋》、《同舟共濟》、《學海》等刊物），對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提出警告。
請見以下觸目驚心的數據——
據2003年國家環保局統計，全國汙水廢水排放量為460億噸，其中工業廢水占46.2%。超過環境容量的80%以上。長江流域2001年廢水汙水排放總量為220億噸，使幹流沿線形成600公裏汙染帶，60%的水體受到不同程度的汙染。淮河則已成了全流域重汙染的臟河、臭河。壹首民謠如是訴述：“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質變壞，80年代魚蝦絕代，90年代身心受害。”
空氣汙染也日益嚴重。全球汙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我國占了壹半。在這些城市中，顆粒物和二氧化硫濃度已超過世界衛生組織及國家標準的2--5倍。我國600多座城市中，大氣環境質量符合國家壹級標準的城市不到1%。2003年對340個城市的監測中，空氣質量屬於三級與劣於三級的城市占58.3%（分別為31.8%、26.5%）。
汙染是立體式、全方位的。我國受鎘、砷、鉻、鉛等重金屬汙染的耕地面積近2000萬公頃，約占耕地面積的1/5。另外，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巳到極限。占世界7%耕地卻使用了占世界近30%的氮肥。全國至少有1300—1600萬公頃耕地受到農藥的汙染。化肥、農藥被農作物吸收僅30%；70%散發於大氣、滲入到土壤與河流湖泊以及地下水體之中，至少對13個省份的居民與水生物造成健康與生存威脅。
環境汙染同時，生態受到嚴重的破壞。由於工農業生產的過度開發，我國西北地區的濕地正在迅速退化，表現為河流斷流，湖泊萎縮，濕地面積減少。五六十年代石河子大規模開墾，使新疆瑪納斯湖周圍的富庶之地因水量銳減而消失。新疆建設兵團的大面積開發，在塔裏木河上遊大量截水，導致羅布泊幹枯。目前，我國最大內陸鹹水湖青海湖正重復著羅布泊的命運：水位逐年下降，湖面不斷縮小，湖邊的沙漠面積年均以10.12平方公裏的速度增長。黃河源區瑪多是三江源（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核心區，境內有大小湖泊4077個，有“千湖之縣”、“中華水塔”的譽稱，黃河在其境內綿延200多公裏，帶著49%的總水量滔滔東流。由於過度開發等因素，現只剩下1000多個湖泊，而面積大於0.06平方公裏的湖泊僅261個，上世紀90年代與80年代相比，年平均流量減少了27%。江河源區生態的惡化勢必向大江、大訶中下遊擴大。1972年4月，中華母親河黃河在山東境內出現斷流。這是黃河漫長歷史上的第壹次。1990至1998年，黃河年年斷流。1997年斷流多達7次，計 226天。黃河下流頻繁斷流其原因是上遊水資源的過度利用。專家指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黃河會變成內陸河。
中國是世界上第壹人口大國，占世界7%的耕地要養活占世界20%的人口。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十分尖銳。可是，我國平均每年還在減少耕地1425萬畝，而人口年均以1000萬之數增長著（2016年開放二胎後增長速度遠超此數）。耕地面積的銳減，導致1999年開始我國糧食生產連續滑坡，至 2003年跌至8614億斤，而2005年我國糧食總供給為9680億斤。也就是說，我國缺口糧食巳達1000多億斤。“拯救耕地刻不容緩”，已成為人們關註的壹個熱點。
環境和生態的破壞影響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此事引起黨國領導的高度重視。胡錦濤總書記任期內提出“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就是為了糾正這種“片面發展觀”的。中共十七大（2007年）首提“生態文明”概念，提出建設“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口號。十多年來，政府大力治汙，保護環境和生態，其惡化趨勢有所遏制，但任務仍十分艱巨。
如2018年《環境科學》期刊上發文稱，近20多年，我國糧食主產區耕地土壤重金屬汙染呈上升趨勢，點位超標率從7.6%增加至21.49%，增長了 14%。汙染物以鎘、鎳、銅、鋅和汞為主，南方糧食主產區土壤重金屬汙染重於北方。長江中下遊及江淮地區、四川盆地礦區附近的點位重金屬超標均為100%。（參見《報刊文摘》2018年11月23日）
根據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Greenpeace）2018年11月20日發布的報告稱，近幾十年來，中國西部冰川加速融化，現巳有 1/5消失無蹤，此改變將大規模影響農業及城市用水。這些冰川被稱為“亞洲水塔”，是南北極地區最大的飲用水庫存，同時也是亞洲數條重要河流的河水來源。
英國中國事務特別顧問彭朝思（charlie parton）說，中國有12個省市面臨水資源嚴重短缺。這12個省市涵蓋中國38%農業、50%的能源工業及41%人口。中國缺水是由於水資源基礎被嚴重過度開采而遭到破壞。彭說，中共耗資1000億美元打造的“南水北調”工程，即使把全部水輸入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也不能解決問題。
2011年中共環保部發布的《全國地下水汙染防治規劃》要在2020年前遏制地下水汙染；多年過去了，問題卻越來越嚴重。中國學者表示，“要想解決被重金屬汙染的地下水，需要1000年。” 環保部發布的《2014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稱，大陸將近2/3的地下水和1/3的地表水，人類不宜直接接觸。2016年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發布的《水研究》報告稱，在采集中國23個省和44個城市的水質樣本中，都撿出了高風險致癌物質。
所謂經濟改革的“中國經濟奇跡”是指高汙染的巨大代價後制造了“生態炸彈”和“生態災民”。
環境和生態破壞的嚴重後果之壹是威脅人的健康和生命。如，癌癥發病率越來越高，新世紀前10年是90年代中期的5倍。四川沱江流域的簡陽市簡城鎮民旺村，上世紀70年代是遠近聞名的“長壽村”，如今成了遠近聞名的“癌癥村”了。當然，這樣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民旺村。在《中國癌癥村地圖》（2014）上標有“癌癥村”標記的共有39個。據世界衛生組織《2014年世界癌癥報告》數據，每年有1400萬被疹斷出新發癌癥病例，其中每年死於癌癥的人數有820萬。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20%的國家，占全球癌癥死亡人數的27%，每年死亡計221.40萬人。腫瘤專家王建璋說，“人類的癌癥大約80%—90%都是由環境引起的。”問題還是要從改變人們的生存環境尋找出路。
經濟的發展目的是為了人，為了使人生活得富裕美好，可片面的發展造成了環境和生態的惡化，導致了人的疾病和死亡的增長。
上述據以客觀事實的敘述，我們可以得到什麽認識呢？那就是，人類的經濟增長應當與保護環境、保護生態並舉。以往的教訓是，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而忽略了對環境和生態的保護，導致經濟上去了，環境和生態卻遭到破壞，留下壹堆令人頭疼的後續問題。
因此，經濟—物質生產的現代化不能只考量國民生產總值（GDP），還應當同時考察環境與生態是否得到保護。就是說，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應當以保護環境與生態為前提。這應當成為經濟—物質生產現代化的壹條規則，壹桿標尺。人類應當遵循這壹規則。這才是硬道理。
全球經濟增長、人口增長和消費增長都要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內
下面，我們來討論更宏觀的問題，那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增長、人口增長、消費增長與地球的關系。許多人可能不曾想到，這也是現代化的壹個問題。
地球是人類的母親，太陽是人類的父親。地球養育了人類，人類又從母親身上不斷地加以索取，直至今天。可人類什麽時候曉得要關愛自己的母親，甚至回報母親？壹切似乎理所當然。
千萬年來地球上人口稀少，人類與地球平安相處。可工業社會以來，特別是到了20世紀，人類與地球之間的矛盾凸顯了。全球人口20世紀巳達 60億，比19世紀增長壹倍。中國人口20世紀40年代是4億5千萬，至 60年代增長至6億多，2018年已達14億。人類的生存空間越來越逼仄了。城市高樓林立，二三十層的高樓比比皆是，四五十層甚至上百層的高樓也是司空見慣。人口快速增長，可地球只有壹個，它的面積不會增加，而且，海洋、兩極、高山、沙漠，又不宜人類生活。人類若要為未來考慮，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長已成為當務之急。
與人口增長同時，經濟的增長也在快馬加鞭。從機械化、電氣化到自動化和智能化，生產方式日新月異，生產能力翻番增長，工業社會近兩百年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比過去幾千年還要多。萬千種商品如同滔滔江水不斷充斥市場。人類生產得越多，向地球索取得就越多。僅僅壹個多世紀，人類瀟灑地揮霍石油、煤炭、天然氣，開采各種礦石這些為地球儲藏億萬年的各種資源。可這些資源是有限的，可以預見的是，不要多久這些資源就會被人類劫掠壹空。除非人類從太陽、自然風、潮汐中開辟新的能源。
生產是為了消費。隨著人口的增長，各種消費品的消耗也與日俱增。但是，問題不在於人的正常消費，而是由於人的欲望的膨脹，人的異常消費洶湧而來。以往物質財富比較匱乏，人的消費需求受到抑制。衣服，作為人生活的必需品，過去是為蔽體和保暖；比較富裕的人家，頂多有幾套體面的服裝而巳。現在不同了。除了春夏秋冬有相應的季裝，社會上不時流行各式時裝，使青年人的服裝更新應接不暇。過去壹家兩代住壹間房很普遍；現在年輕人除了有壹間寬敞的臥室還要有什麽“衣帽間”。過去，有壹件羽絨衣過冬就足矣；現在則追求各種款式的羽絨衣和冬裝：長袍，短裝，白色，黑色，紅色等。沒有衣帽間哪行！住房，壹套幾間還不滿足，要設法購置別墅。為了炒房，有錢的人則到處買房，多的有十幾處、幾十處住房；有的甚至上百套，那當然是貪官了，另作別論。至於家用小轎車，城市基本普及了，壹家壹輛，個別的有二輛甚至更多。可它反給城市交通帶來堵塞，使城市空氣汙染越來越嚴重。這壹切在中國的出現不過是近半個世紀的事情。
21世紀地球村的人口如果在20世紀基數上增長壹倍就是120億。與此同時，經濟和消費勢必同步增長。那麽，小小的地球村能夠容納龐大的“人類帝國”嗎？地球的空間和土地等資源是有限的，而人類數量的增長、經濟和消費的增長是無限的。現在，這個有限和無限之間的矛盾端倪漸顯，而這個矛盾的升級乃至尖銳化完全是預料之中的事。
內蒙古牧業人口急速增長、牲畜頭數快速增加與有限草原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說明這壹點。
1949年內蒙古牧業人口為26.3萬人，1965年約55.4萬人，2017年達到150萬人。在錫林郭勒盟南部正鑲白旗、鑲黃旗等地，數十年來人口大量湧入，加劇了牧區人多地少的矛盾。這些地方的人均草場只有三五百畝，根據當地適宜載畜量計算，每人只能養壹二十只羊。人們為了生計偷著多養，草原因過度利用而明顯退化。這種超載現象難以杜絕。在內蒙古東部某地，2013年超載5萬只羊，2016年超載4.5萬只羊，2017年嚴厲整治，仍超載 1.6萬只。長期超載過牧導致草原自然生產力大幅下降。據監測數據，全區天然草地每公頃產草量從20世紀50年代的1600多公斤下降到目前的700公斤左右，降幅超過50%。草原是地球的“皮膚”，壹旦破壞將難以恢復。相關人士呼籲，國家要像保護基本農田壹樣保護基本草牧場。（《經濟參考報》2018年12月11日）
所以，21世紀對人類來說是壹個關鍵的世紀。人類應當尋求解決人類與地球這個矛盾的出路。
壹些科學家都說到“地球毀滅”的問題。
《羅馬俱樂部》早在1972年就提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指出如果不抑制人口和經濟增長，地球與人類將由於環境汙染和糧食不足而在100年內毀滅！
著名英國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1942—2018）說，人類對地球的掠奪日益瘋狂，每年所消耗的能源已遠遠超過了地球所能負擔的底線，地球將在200年內毀滅。
關於“地球的毀滅”，我的理解它不是地球與別的星球相撞發生太空災難而毀滅，也不是因地球自身壽命的終期自行毀滅，而是由於人類與地球的矛盾日益尖銳又找不到解決矛盾的出路，從而使現存的地球完全改變它的面貌（包括發生核戰爭使人類自我毀滅）。這就是中國學者黎鳴所說的那種情況。他在《中國的危機》的“序言”中說：“終有壹天，人類會發現，在這個地球上，真正多余的不是其他，而恰恰是愈來愈變得精神空虛的壹味貪圖享樂的動物人自身。”“進入21世紀，需要地球養活60億僅僅希望滿足生存願望的人類，是完全可能的；但要供給60億為貪得無厭而競爭不息、享樂不止的人類，卻是萬萬不可能的。這就是進入21世紀，全人類不得不面對的危機。”
世界自然基金會2012年發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為黎鳴上述言論提供了壹個根據。《報告》指出，1970年以來，地球生命力指數下降了28%；人類的生態足跡（本報告中用來說明人類對自然資源需求的重要指數）已經超過了地球生態系統承載力的50%。這也就是霍金所說的，人類每年所消耗的能源，已遠遠超過了地球所負擔的底線。
不過，巳有人提出，面對人類的生存困境，可以移民到別的星球。霍金就說，人類要想活下去，必須移民外星球。
然而，移民外星球談何容易！美國航天局2015年7月24日發現了迄今最接近“另壹個地球”的系外行星——ke-pler-452b，它被稱為地球2.0。因為跟地球的相似指數為0.98，我因此稱它為“類地球”。它比地球約大60%，已有60億年的歷史。它繞著壹顆與太陽非常相似的恒星運行，公轉壹圈385天。這個星球可能有活火山，可能擁有大氣層和流動水，有存在生命的可能。如果要移民外星球，該星球應該是理想的目標了。遺憾的是，它距我們1400光年，就是說，人類要想到達該星球需要5億多年。由此看來，移民外星球既然是個不現實的夢想，人類的出路只能保護好地球這個人類的家園, 在這個星球上求生存，求發展。
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什麽認識呢？那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增長不是愈快愈好，愈多愈好；人類自身的繁衍也可以不受約束地任其增長下去。壹個多世紀所流行的這種觀念應當改變，從而樹立壹種新的增長觀；那就是全球的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都要被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這個底線之內。也就是：目前這種競相追求經濟增長為時尚的風氣應當受到抑制，人口的增長應當受到控制，而非理性的異常消費也應當受到節制。這就是解決有限地球與無限人類之間矛盾的出路。也是人類在21世紀經濟—物質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的壹個標尺。人類應當進入壹個新的理性的時代。
需要再次強調：全球的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都要被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這個底線之內，這是人類今後生存和發展必須嚴格遵守的壹條總規則，前面指出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應當以保護環境與生態為前提，相對於這條總規則可以認為是壹條由此派生的分規則了。
這條總規則要被世界各國所認識並付諸實踐是壹項艱巨的任務。
聯合國在完成這項戰略任務中承擔著主導者的作用。
聯合國應召開各國領導人會議，就此問題達成共識。
聯合國應當制定壹個文件，就全球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如何被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底線，提出若幹舉措，供各國執行。
中國是壹個人口超級大國，經濟上卻處於發展中國家，如何使兩個增長不突破地球所能承載的底線，負有重大責任。
這是筆者的呼籲, 壹個微弱的卻是重要的呼籲。
國民共創財富，國民共享財富，這是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現代化的第三個規則和第三個標尺
鄧小平反復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可如果經濟發展所創造的財富被政府和權貴們以各種手段所占有，社會形成貧富兩極，是我們所期盼的目標嗎？當然不！所以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當今中國富貧兩極之現狀
早在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千分之四的人占有70%的財富。中國財富的集中居世界第壹。
2006年，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報告披露：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80%；1996—2003年外逃資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級官員及其家屬賬戶金額22000億人民幣。這些官僚的公開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至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至85倍。例如，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廳級以上官員財產在700萬至1200萬。這些官員的平均財產相當於壹個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資收入總和。
另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四期報道：至2006年3月底，大陸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境外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億元者其中2932人是高幹子女（占90%以上），他們擁有資產達20450多億元，平均每人6.7億元。
國家壟斷行業的其中五個最重要的領域——金融、外貿、能源、地產等——85%至90%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幹官員子女手中。典型的“紅二代貪官”，中石化前董事長陳同海有句名言：“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 陳同海此狂言道出今天中國權貴們的心聲。
壹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官員壹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麽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5000人的核心體系。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胡說什麽“壹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
與擁有數億、數十億甚至上百億財產的權貴、富豪同時存在的“另壹個中國”，是大量的貧困人口。
2009年中國政府將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標準合二為壹，將標準提高到每人年收入1196元，約170美元，平均每天0.46美元。按這個標準，2009年年底，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3597.1萬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2010年9月26日）但是，不是要與世界接軌嗎，按聯合國每人每日1.25美元（比中國貧困線標準多0.79美元）貧困線標準計算，中國有多少貧困人口呢？溫家寶總理說，中國有1.5億人口生活在聯合國設定的貧困線之下。（溫家寶：《認識壹個真實的中國》，2010年9月23日在紐約聯合國第65屆聯大壹般性辯論中講話）專家們計算的結果高於溫家寶總理這個數字。因為聯合國這1.25美元指的僅是每天的食品消費支出，如果加上住房、醫療、教育等項支出，肯定要超過2美元。那麽，中國的貧困人口應是1.5億的翻番。
另外，據民政部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 全國仍有城市低保對象1701.1萬人，每月平均低保發放標準僅為451.1元,全國農村低保對象4903.6萬人,年人均發放標準僅為3177.6元,月平均264.8元。這裏的問題是，國家給低保對象發放的這些救濟款能維持其基本生活嗎？2015年全國農村低保對象4903.6萬人，比2009年農村貧困人口3597.1萬人反而增加了1306.4萬人。
中國GDP總量2010年已據世界第二，由於龐大的貧困人口，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第87（或90）位。說明貧富差異的基尼系數21世紀第二個10年，已達0.45，是壹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
前幾年流傳“三座大山”壹說，即“看病難，買房難，上學難”。現在，這三座大山沒有推翻，又增加了“養老難”這是座大山。這四座大山是當今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國家若不采取有力措施，每年GDP增長得最多，對貧困群體來說也看不到希望。
二、造成富貧兩極的三個原因
壹是稅負太重，加之稅收收入“取之於民，用之於官”。
中國科學院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宏觀稅賦占GDP的比重為34.5%。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低收入國家宜為13%左右，中上收入國家宜為23%左右，高收入國家30%左右。目前中國屬低收入國家，但是，稅賦已經達到高收入國家行列。
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早在2005年就發布報告稱，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是稅負第二重的國家，僅次於法國，是亞洲稅負之首。
中國稅負之重，連“中國石油”這樣的壟斷企業也不停地發牢騷，說中國壹箱油至少有半箱稅（油價中至少含48%的稅費）。中國的房地產稅費多達180多種，難怪房地產大佬任誌強喊冤，說房價裏70%都是稅費。中國的房地產業根本不是民生事業，是政府的支柱產業，是政府和開發商的“搖錢樹”。通過買房，百姓將幾代人積蓄的血汗錢流入了國庫和開發商。
壹輛進口車在中國要繳三種稅：關稅、消費稅、增值稅。關稅率25%，增值稅17%，消費稅因排氣量不同，從1%—40%不等。以壹輛從德國進口的4.4升寶馬x6為例，到岸價50萬元，繳完這三種稅，進口成本就達到121.8萬元。進口車在中國價格翻倍，合資車在中國定價過高，都是高稅收所致。
中國政府的高稅收入，並不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而是用之於黨和政府的高消費。
高額的“三公消費”（公車購買和使用、公費出國及公費招待）廣為詬病。2007年全國公車保有量超過5221755輛，壹輛公車壹年費用需要20萬元（購置費、折舊、維修、油費、司機工資、福利等），全國為此消耗超萬億元。（卞保武：《昂貴的官轎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主編《改革要情參閱》，第6輯，新華出版社2010年）“三公消費”是壹種腐敗誚費，卻是壹種公開的合法消費，百姓指責有何用！
中國有“吃飯財政”之說，意思是說國家的財政預算主要是供養政府的官員。
“吃財政飯”的人員有多少？這個數字十分嚇人。財政部2012年出版的《2009年地方財政統計資料》披露，到2009年年底，全國地方財政供養人口為5392.6萬人（不包括中央）。如果加上60余萬個村委會及8萬余個居委會275萬的準財政供養人員，到2009年年底，財政供養人數超過5700萬人。至2012年吃皇糧的已超過6000萬人。財政供養的人數不僅存量巨大，其增長趨勢更令人擔憂。平均每年以150萬的速度飆升，其中2007年突增300多萬人。前總理朱镕基曾感嘆；“如此臃腫的機構和數量龐大的行政人員，把國家的錢都吃光了！”正如李昌平“給總理的上書”中那句話：“負擔如泰山，幹部如蝗蟲！”中央也搞過幾次“精簡機構”，結果是越精簡越膨大。李克強上任總理後約法三章：“本屆政府內，壹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壹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問題是如何貫徹兌現？所以，“吃飯財政”的解決，還是要靠政治體制有壹個根本的改革。
中共高官的特權享受令人震驚。
2004年中組部公布離退中央領導待遇：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壹級的離休高幹12人，公費開支3億2600萬元，平均每人2725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第壹代老前輩遺孀）壹級離休高幹105人，公費開支6億7100萬元，平均每人630多萬元。
5537名省部級離休幹部（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每年公費開支70多萬至600多萬元。
因此，政府極為龐大的行政公務開支成為國家財政支出的重頭戲，其比例每年不少於30%。有的專家估計可能達到37.6%。這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的行政管理費支出均未超過10%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如日本是2.38%，英國是4.19%，加拿大是7.1%，美國是9.9%等。
這樣，政府只好壓縮民生事業的開支。中央黨校吳忠明的壹項研究表明，我國社會保障、公共教育、公共衛生三項基本民生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約分別為3%、2.9%、2%。中國在教育、醫療方面的投入比不上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烏幹達！
即使民生上的極少投入，也往往為壹小部分特權者所享有。據中國科學院的壹份研究報告，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的數據，有 40萬名幹部長期占居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開支為500億元。
據2005年兩會透露，我國醫療總費用中，居民自費占60%， 44.8%的城鎮人口與79.1%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 48.9%的居民有病不就醫。
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社會主義”。
二是權力腐敗猖獗，使國民財富愈來愈集中於權貴之私囊。
壹黨專政下權力不受制約，可以胡作非為，為權力腐敗大開綠燈。市場經濟開啟後，又為權貴們施展權力斂財開辟了新天地。他們駕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點兵點將，權錢交易，官商分利。高昂的、無法計算的腐敗成本都是由國民買單的啊！
腐敗案例多於牛毛，不勝枚舉，舉幾個典型的吧！
陶駟駒1994至1997年任公安部部長期間，以挪用部屬實體資金、沒收走私貨款，在北京、青島、杭州、上海、珠海、廈門等15個城市購得320套豪宅和別墅，每幢僅以3000至5000元的價格“賣給”國務院各部委、退休政軍高官。還供高幹及其家屬到歐、美、日、澳等地旅遊、購物。還將300多塊名表每塊以100至500元人民幣“賣給”政軍高官及其家屬。陶駟駒本人擁有4幢住宅、別墅，2輛轎車，收受賄賂210萬元人民幣、大量不記名債券和7萬美元現金。陶駟駒涉案金額高達7億元，不但本人大肆接受賄賂（按法律規定超過500萬元應判處死刑），而且腐蝕了上百名中央和省部級高官。可經中紀委研究報告中央批準，竟免於對陶駟駒的法律起訴和追究，只作出免除其職務和留黨察看2年的處分。
曾偉（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兒子）在悉尼買了壹幢豪宅，價格2億5000萬人民幣（4200萬美元），轟動世界。壹般來說，300萬美元以下是壹般豪宅；三五百萬是中等豪宅；1000萬左右的是高檔豪宅；2000萬元以上是豪華莊園了，有小型跑馬場和高爾夫球場。1998年蔣宋美齡生前以280萬美元賣掉了紐約蝗蟲谷豪宅，至2010年代價值應在1000萬美元。曾偉的豪宅是蔣宋美齡別墅價值的3.5倍。中共曾義憤填膺地打倒國民黨“四大家族”，如今中共高官的家屬，其巧取豪奪巨額財富遠遠超過被他們打倒的對象。曾偉能出巨資購置豪宅其資金來自何處，讀者心知肚明。此例子也說明中共高官竊取了多麽巨大的國民財富。
中共十八大以來掀起反腐風暴，甚得民心，可五六年下來，腐敗分子此伏彼起，層出不窮，呈現愈反愈腐、愈肅愈貪的怪現象。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腐敗的制度不改變，反腐無疑是隔靴搔癢。
2018年5月，上海市第壹中級法院對安邦集團原董事長、總經理吳小暉壹案作出判決。吳集資詐騙652億元人民幣，職務侵占100億。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處沒財產105億元人民幣，違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繳。吳小暉上訴上海高級法院，被高級法院駁回，維持原判。吳小暉系鄧小平外孫女婿，2004年鄧卓芮結婚。2004年入主安邦集團，其資產2004年至2014年，從5億擴張到7000億，至2016年又迅速擴展到2萬億元。吳小暉正是擁有鄧小平“外孫女婿”這塊金字招牌，使他可以在商界橫行無忌，掠得巨額財富。
稍後，又爆出壹貪汙大案。財政部原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張少春，貪汙資產多達600多億人民幣，房產 130多套，包養 140多名情婦。2018年10月雙開、被捕。
大官大貪，時下的行情是小官也大貪。河南新鄉有位女科級幹部李娟，官至新鄉市委組織部電教中心主任科員。檢察機關查明，李擁有2.014億元人民幣，房產53套（價值約3290萬元），轎車5輛，此外還有港幣54萬，美元29.98萬，韓元425萬。將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筆者感到不解的是，這位女科級的小官不活躍在經濟領域，為什麽也能成為巨貪？這只能說明，當前中國腐敗太猖獗了。
三是明火執仗地盜竊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造就壹批巨富。
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屬於黨營企業，國有資產就是黨國資本。國有資產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但全民怎麽可能去管理與經營國有資產呢！只能由政府派任相關官員去經營國有資產，管理國有企業。因此，國企是“代理人經營”，而民營企業是“自主經營”。這是國企、民企的第壹個重大區別。
代理經營者在企業管理中享有很大的權力，但他不承擔投資、決策風險和經營虧損責任，因為他不是企業資產的實際所有者，而民營企業是“自負盈虧”的。這是國企、民企的第二個重大區別。
中共高層的核心成員才是國企的所有者，國企高管不是企業資產的實際所有者，又無須承擔企業的虧損責任，因此，他不像民營企業家那樣具有自我激勵和自我約束意識，殫精竭慮，盡心盡責，不斷完善企業管理和生產中不斷技術創新，使企業在市場競爭（壟斷行業的國企在國內不存在市場競爭的問題）中立於不敗之地。國企的管理者對企業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滿不在乎，對企業資產的流失並不心疼，對企業中出現的種種浪費麻木不仁。總之，缺乏自我激勵和自我約束機制是國企與民企的第三個重大區別。
國企的高管是政府派遣的使者，他本質上是政府官員，是企業的過客，而不是與企業同生死共命運的企業家。國企中不可能產生企業家。因為他的使命首要的是聽從政府的指令，而不是關註企業的命運和市場的脈搏。他今天是這個企業的高管，明天可能到政府的某壹個部門去出任要職。這是國企和民企的第四個重大區別了。這就是國企為什麽效益低下，許多企業不能扭虧為盈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見，國企實際上是壹種落後企業和落後的經濟形態。要它來領導國民經濟，操縱國民生計，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是認識上的壹大誤區，在實踐中給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失。
所以，壹國經濟之崛起並賦有持久的發展動力，靠的是民營經濟（如亞洲四小龍和西方的發達國家）而非國營經濟；市場經濟之基礎是民營經濟而非國營經濟；人類文明之經濟基礎是私有制經濟而非公有制經濟。消滅私有制就是消滅文明社會的基礎，導致國家衰落，百姓貧窮。蘇聯與中國的公有制史都是鐵證。
靠鯨吞國有資產發了橫財的壹族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民營經濟（應稱“私有經濟”）盡管在不利的輿論環境、不利的政策環境、不利的市場環境下，還是紛紛崛起，造就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至2017年前後民營經濟貢獻了GDP中60%的產值，以及70%的政府稅收，80%以上的就業崗位。它巳成為當代中國不可動搖的經濟基礎。民營經濟的崛起，中共所給予的僅僅是“允許，不禁止”五個字的政策，它的崛起壹靠機制優勢，二靠壹批企業家的艱苦奮鬥。
再看看國有企業，盡管是政府的寵兒，總是難有長進，至今仍是國家的壹個沈重負擔。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共對國企改革推出“抓大放小”的決策，就是為了甩包袱。這壹改革決策的背景是國家將大量資金註入大批虧損國企，使銀行積累了不堪重負的壞賬、死賬，陷於崩潰的危機。是故，國家只能保留壹部分大型國企，而將長期虧損的中小企業轉型為自負盈虧的民營企業。這可以認為是國有企業的第壹輪私有化。
問題是誰來接收這批中共的棄兒？對此，政府推出了“管理層收購”政策（MBO）。就是說，由這些中小國企的廠長、經理來收購這批長期陷於虧損的企業。但他們的月薪僅幾百元人民幣而已，無力收購國企資產。於是通過暗箱操作，首先低估企業資產的凈值。這樣的事兒，至今還在發生。如西安壹家國企“碑林城建公司”在改制中原總經理張東寧等人僅以27.3萬元就獲得了總資產達數億元的這家房地產公司。其中192.37畝土地2002年估價就達1.25億元。（《經濟參考報》2018年12月11日報道）然後，或動用企業公款，或以企業的名義去銀行貸款，或向私人借款，買下這個將要屬於自己管理的企業，註冊在本人或親屬名下。最後，以新企業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後的企業資金償還所借的款項。整個過程，即從國企變為私企的過程，個人只付很少的錢，甚至不付錢。他們空手套白狼，就當上了這個企業的老板了。
新世紀初，輿論大呼“國有資產流失”，說平均每天流失壹個億。哪裏是“流失”！是國有資產的化公為私，是明目張膽的“盜竊”！又何止每天“壹個億”！在這個過程中，壹批權貴壹夜之間成了暴富者。這又拉大了中國貧富之間的差距。
根據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的數據，這些私有化之後的企業約50%到60%都為原企業管理層私人所有了。這種化公為私的盜竊和掠奪當然是非法的。可是，“國有資產管理局”對這種不法侵吞國有資產為什麽熟視無睹？
原來，從1998年到2003年，當管理國企的權貴們與政府有關部門合謀大範圍地侵吞中小型國有資產時，當局特地關閉了負責監管國有資產的“國有資產管理局”，在化公為私的關鍵的6年中形成了國有資產監管的“休克期”，為權貴們不法鯨吞國有資產洞開大門。其實，中國重大的犯罪事件，往往是國家所為。學術界稱“國家罪錯”。
國企的化公為私可能與鄧小平的壹次內部講話有某種關系。
2008年新浪網發表“‘先富’理論的制定過程”，透露了鄧的這個講話。他說——
“要在中國當前的這種社會形態上培養起壹批富人來，那麽，總會是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後富，也就會有人大富，有的人小富。政府可以動用國庫，主動培養幾位大富先富，在社會上將走向富裕的道路帶起來。”
“現階段讓什麽人富起來，讓什麽人先富起來，這還是我們的權力範圍內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辦到的。在這方面如果確實不能實行公平競爭的話，那麽我們就不要提了。我們的接班人這些年來經受了各方面的鍛煉，現在我們把他們安排到合資企業中去鍛煉，或讓他們自己開設集團公司，他們可以去收購那些虧損的國營企業，相信他們壹定能夠勝任。只要我們給予他們適當的政策，允許他們使用適當的關系和機會，讓他們先富起來應該來說是不太難的。但是我們在輿論上更多的還是應該宣傳那些白手起家的萬元戶，這樣看上去就體現了機會平等和公平競爭。”
這就是為什麽“權貴資本”橫空出世，橫行天下！
原來如此！
中小國企被竊為私有之後，還有壹批大型壟斷國企。對這類國企還有許多話可以說，這裏只說壹句：壟斷本身是造成富貧兩極的壹個重要根源。壟斷國企應當收縮，而不是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造”。當然更不是“國進民退”。
結論
本文對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提出了三個新觀念。
第壹，經濟增長和物質生產的發展應當以不破壞生態和汙染環境為前提，即以不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為前提，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現代化。換言之，經濟雖然增長了，生產也發展了，但生態和環境卻遭到破壞，對人類的生存和健康造成威脅，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現代化。
第二，從全球視覺加以考量，全球的經濟增長、人口的增長和消費的增長，要控制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內。人類在20世紀的活動巳經突破地球所能承受的底線。如果人類到今天還不認識到這壹點，各國依然競相沈湎於追求經濟、人口和消費的盲且增長，那麽，等待他們的是人類的自我毀滅。
第三，經濟發展中所創造的財富應當在國民中得到合理公正的分配。這就是國民共創財富，國民共享財富。如果這些財富僅為少數人所占有和享用，眾多的國民大眾的基本需要都難以得到滿足，社會形成富貧兩極的景象，這難道是現代化嗎？難道是社會主義嗎？這是在踐踏人類文明！
上述三點是對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現代化在觀念上的重大更新。以往，對經濟與物質生產現代化的認識就是生產工具、生產方式的現代化，是先進的科學技術普遍地運用於生產過程，從而生產效率大幅度的提高，物質財富的日益豐富（到共產主義社會便是“極大豐富”——這是馬克思的壹個主觀空想）。人類在20世紀在經濟—物質生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確實是劃時代的，無論是科技、交通、通訊、城市化、基礎設施到人的生活方式所達到的水平都是18、19世紀的人們所不可想象的。但是，人類應該停下腳步冷靜地思考：壹味地追求這種現代化產生了什麽負面後果？追求這種現代化是長遠之計嗎？如果放長我們的視線，為21、22世紀乃至更遠的人類的將來想壹想，我們還能這樣壹意孤行地幹下去嗎？答案是：不能！於是筆者提出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現代化的三個新觀念，三個新標尺，三個新規則。
20世紀人類在改造、利用自然與物質生產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壹個偉大的世紀；21世紀人類在與自然、以及各國之間和諧相處是壹個轉折的世紀。筆者為此祈禱與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