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分析香港问题（转载）（节选）
我转载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认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用什么方法来分析社会，这篇文章我通过别人分享而来的，但是就这篇文章清晰阐述了香港问题，这跟你们以往看到的所有文章完全不同，你们也可以看看你们是属于文章里面描述的哪一种人。因为文章很长很多，所以我精选了几节来发表。
第五节、雨伞革命及其影响
一、香港民主运动概述
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剥削人民，在政治上压迫人民。有利于民众的政策无法实施，民生问题越来越多。
人民需要反抗。但是，由于制造业的外迁和传统左翼政治势力的背叛，遭受到了双重打击。占劳动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回归初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团体。此时，港英末期成长起来的泛民主派，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时候，也在经济上提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张。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的泛民，在得到广大小资产阶级拥护的同时，也渐渐得到无产阶级的拥护。为了争取争取政治权力，进而归根结底为了在政治上保障自身的经济权利，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加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民主运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跟随着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同垄断资产阶级作斗争，正如他们的先辈曾经跟随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封建领主作斗争一样。香港的民主运动呈现了独特的特点，其领导阶级是小资产阶级，而参与主体既有小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从 2004-2012 年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的七一游行都与普选相关。
2004 年七一游行主题是 “普选特首，立法会直选”，2005 年的主题是“反对官商勾结，争取全面普选”，2006 年主题是“平等公义新香港，民主普选创希望”，2007 年主题是“争取普选，改善民生”，2008/2009 年主题都提到“还政于民，改善民生”，2010 年主题是“七一向前走，香港前途在我手”，2011年主题是“还我 2012 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曾荫权下台”，2012 年主题是“踢走党官商勾结，捍卫自由争民主”。除此外，泛民每年六四举行游行，纪念六四，呼吁民主。2009 年公民党和社民连联合发起五区公投活动，为争取真普选造势。2011 年中学生反对国民教育的斗争，也可以看做香港人民争取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泛民政党还积极利用议会选举，进行民主宣传。香港阶级斗争的土壤，给泛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泛民得以通过议会选举、游行示威等各种方式，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经济压迫的反抗，引导至要求“双普选”。劳动人民的斗争的矛头，越来越多的指向以“双普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基本法定下了要实施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的目标，但具体措施没有定，而中央对此的态度一直是“拖”，甚至从 2003 年之后不断寻找机会收拢香港的政治空间，缩小港人资产阶级范围内的民主自由，这又进一步把香港政客的精力吸引到围绕落实双普选的斗争。泛民借“双普选”不断壮大，而围绕“双普选”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成为了香港人民重要的政治生活。
二、2014 年前后的形势
2012 年梁振英上台。梁振英在政治上非常反动，被港人称为“狼英”，被港人视为“党人治港”。梁振英上台之时，香港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2001-2011 年十年间，无产阶级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青年人甚至连名义工资都没增长。2014 年占中期间梁振英接受外媒采访，承认占中之所以发生是源于市民对高楼价、高物价以及阶级固化不满，他甚至说到，“房屋短缺问题愈来愈严重，到了有年轻人结婚却要分开居住的地步，这是不能接受的。” 他试图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小的改良收买人心缓和矛盾。
然而，港府十几年的统治告诉无产阶级这么一个道理：如果不改变政治制度，所有试图改善其经济地位的法案，都会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而绝大部分法案，在资产阶级控制的政府和议会中都无法通过。2014 年前后，社会不满加剧了。梁振英企图缓解房地产问题，但收效甚微，标准工时立法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已经讨论多时，但他没有落实。香港年轻人越来越看不到希望，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在其任内，“对北京政府映像变得更差”的港人数量，首次超过了变得更好的。由于青年人的经济地位更低，对未来更加迷茫，所以越是年轻，对政府越是不满。2014 调查，对政府和特首梁振英的不满意度，18-29 岁为 70%、83%，30-49 岁为 35%、54%，50 岁以上为 30%、49%。对中央和一国两制不信任的，18-29 岁为 75%、85%，30-49 岁为 54%、59%，50以上为 41%、42%。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不满意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和理非”的斗争方式。2010-2013 年间，泛民内部成了数个激进的民主派团体。激进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就成立于 2011 年。
2014 年，人大常委会即将确定 2017 年普选的方案。从 2004-2012 年间，泛民通过游行示威、议会选举、五区公投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争取双普选，都无法给中央政府足够的压力。泛民主派中某些人试图动员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长时间瘫痪某些主要交通路线，以此给政府施压，在此关键时刻争取“真普选”。雨伞革命的第一阶段——“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占中运动）——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三、雨伞革命概述
雨伞革命不同一般游行，它动员了数十万人，持续了 79 天，瘫痪了主要道路两个多月。其规模之大，坚持时间之久，回归以来罕见。雨伞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占中运动，最初是由温和的民主派“占中三子”于 2013 年 3 月发起，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和酝酿，得到泛民众多团体的支持。2014 年七一游行后，学联和学民思潮这两个学生组织“预演占中”。到 2014 年 9 月 27 日正式开始占中后，运动的领导权落入学生手中。警察在驱散学生时过渡使用暴力，令民愤大规模爆发，占中运动从占领中环演变为占领金钟、湾仔、铜锣湾及旺角等各个地方。在此过程中，市民用雨伞抵抗警察的辣椒水喷雾，雨伞革命因之而得名。从 10 月初开始，学生和市民联合占据数个据点，市民下班后就去固定场所聚会，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由于运动并无统一领导，步骤和策略不明确，阶段性目标是什么，怎么收兵，都不清晰。某些占据点也未能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参加运动的学生和市民都要上班上课，两个月拖下来已经非常疲惫。11 月底民气消退，警方准备清场。学生组织在内部激进派别（勇武派）的压力下，不但没有主动退场，更在此时升级行动。学联和学民思潮号召群众“对准政权，包围政总”。11 月 30 日，近千名集会者戴上头盔和眼罩等装备涌向特
首办一带，最终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多人受伤，运动黯然告终。雨伞革命的发起者和排头兵都是青年学生，运动的诉求仅仅是“真普选”，亦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步骤，何时进何时退并不清晰。面对暴力清场，极其冒进地采取“对准政权，包围政总”的斗争手段，最后被政府强制清场。官媒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占中运动和雨伞革命是香港人民民主运动的一个环节，避而不谈阶级对立是导致民主运动的根本原因，而将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及其背后的美国政客的各种鼓动和策划视为香港爆发占中运动的原因。这种说法不值一驳，是典型的从事物外部找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而没有认识到外因仅仅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
四、雨伞革命的后续影响
雨伞革命是香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整个民主运动的一个环节，是反送中运动的预演。雨伞革命的爆发，本身就标志着“和理非”作为唯一斗争手段的破产。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和理非”的政治游行感到沮丧。2018 年香港的七一游行、六四集会，失去了大批年轻人的支持，因为青年人觉得“就算是占领行动，瘫痪了主要道路两个多月，同样也无法换到政权的正视”，那这样的活动自然更是“行礼如仪”，难以产生任何实质成果。另有部分青年人更加积极投身政治。雨伞革命后出现了大量的“伞后组织”和青年参政潮。很多参加了雨伞革命的青年投身政治，要么参加议会选举，要么组成各种团体深耕社区。他们被人们称为“伞兵”。伞后组织团体数目非常多，他们人数少但向心力强，数目多但互不统属，目标、理念不一。在这里面，就有一部分香港的特殊性、强调优先考虑香港利益的政治团体，以一种激进的面貌出现在青年面前，批评泛民的温和政策，号召“以武制暴”。这在厌倦了泛民妥协政策的青年那里，有极强的吸引力，一时间，本土派如雨后
春笋快速崛起，成了泛民和建制派之外的另一种势力。以 2014 年为界，香港的民主运动越来越激进。
五、阶级矛盾小结
香港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其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体现为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两组矛盾中，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上述矛盾体现为三线。
经济上体现为劳资矛盾和民生问题。具体表现是关于标准工时立法、集体谈判权立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养老和医疗保险、改革教育制度、完善住房保障，等等。政治上体现为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具体表现是怎么落实“双普选”，其中泛民（包括温和派与激进派）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矛盾是主线，资产阶级“养
寇自重”、渔翁得利是辅线。围绕“双普选”的斗争，成了香港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泛民要求快速落实双普选，并且是真正的普选，一人一票投出来，缩减乃至取消功能界别。而中央的态度是尽量拖延，2014 年人大常委会决定 2017 香港特首普选，但是只能在提名委员会推荐的人中普选，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和之前选特首的 1200 人委员会相同。这相当于没有任何变化。资本家试图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逐步争取对其有利的方式。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党认为“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的任何修改，都要循序渐进，要确保中央能支持香港。”代表资产阶级的经民联号召“支持一国两制下香港循序渐进迈向双普选。”资产阶级也会和政府在表面上保持一定距离，以利于其在直选中获得更多选票。2014 年人大常委会拖延香港的普选，自由党就曾公开表示失望。资产阶级往往与泛民相互借势，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2017 年特首选举，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和泛民第二大党公民党就曾公开商讨，并推选共同候选人狙击梁振英连任。地域上体现为中港矛盾。2014 年之前，具体表现是香港民众自发扩大斗争面，两地网民通过新媒体相互吵闹，泛民等政治势力利用中港矛盾谋求政治利益，甚至到了“逢中必反”的程度。2014 年之后，本土势力开始抬头，出现了明确的港独团体，使得香港的阶级斗争形势更加复杂。2014 年之后，香港的所有政治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根植于经济关系的以劳资矛盾为主的各种矛盾，是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决定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劳动人民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阶级的组织情况等等，却影响了劳动人民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影响了阶级斗争的形式。无产阶级回归初期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跟随在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后面争取以“双普选”为核心的民主权力，而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在政治上软弱、组织上涣散，越来越多的青年对温和派失望，中国矛盾又在 2003年后不断扩大，激进民主派在壮大，港独势力独立出现，站在大洋彼岸的英美资产阶级在虎视眈眈，这一切，又构成了劳动人民斗争的具体舞台，影响了劳动人民斗争的方法和手段。香港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从 2014-2019 年间，导致香港阶级对立进而导致民主运动越来越激烈的一切因素都没有改变。垄断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没有缓和；青年人往上流动的希望并没有增加；人民群众在政治上面仍然无权，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政策还是通不过，养老、医改、标准工时立法继续被资产阶级抵制。而中央还一直在等待时机，寻觅机会，试图收紧对香港的管控。
这一切都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必将来临。
现在很多人不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就连社会主义都不了解。我觉得至少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就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而是为了维护官僚资本主义下的法西斯的“资产党”。
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剥削人民，在政治上压迫人民。有利于民众的政策无法实施，民生问题越来越多。
人民需要反抗。但是，由于制造业的外迁和传统左翼政治势力的背叛，遭受到了双重打击。占劳动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回归初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团体。此时，港英末期成长起来的泛民主派，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时候，也在经济上提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张。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的泛民，在得到广大小资产阶级拥护的同时，也渐渐得到无产阶级的拥护。为了争取争取政治权力，进而归根结底为了在政治上保障自身的经济权利，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加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民主运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跟随着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同垄断资产阶级作斗争，正如他们的先辈曾经跟随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封建领主作斗争一样。香港的民主运动呈现了独特的特点，其领导阶级是小资产阶级，而参与主体既有小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从 2004-2012 年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的七一游行都与普选相关。
2004 年七一游行主题是 “普选特首，立法会直选”，2005 年的主题是“反对官商勾结，争取全面普选”，2006 年主题是“平等公义新香港，民主普选创希望”，2007 年主题是“争取普选，改善民生”，2008/2009 年主题都提到“还政于民，改善民生”，2010 年主题是“七一向前走，香港前途在我手”，2011年主题是“还我 2012 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曾荫权下台”，2012 年主题是“踢走党官商勾结，捍卫自由争民主”。除此外，泛民每年六四举行游行，纪念六四，呼吁民主。2009 年公民党和社民连联合发起五区公投活动，为争取真普选造势。2011 年中学生反对国民教育的斗争，也可以看做香港人民争取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泛民政党还积极利用议会选举，进行民主宣传。香港阶级斗争的土壤，给泛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泛民得以通过议会选举、游行示威等各种方式，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经济压迫的反抗，引导至要求“双普选”。劳动人民的斗争的矛头，越来越多的指向以“双普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基本法定下了要实施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的目标，但具体措施没有定，而中央对此的态度一直是“拖”，甚至从 2003 年之后不断寻找机会收拢香港的政治空间，缩小港人资产阶级范围内的民主自由，这又进一步把香港政客的精力吸引到围绕落实双普选的斗争。泛民借“双普选”不断壮大，而围绕“双普选”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成为了香港人民重要的政治生活。
二、2014 年前后的形势
2012 年梁振英上台。梁振英在政治上非常反动，被港人称为“狼英”，被港人视为“党人治港”。梁振英上台之时，香港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2001-2011 年十年间，无产阶级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青年人甚至连名义工资都没增长。2014 年占中期间梁振英接受外媒采访，承认占中之所以发生是源于市民对高楼价、高物价以及阶级固化不满，他甚至说到，“房屋短缺问题愈来愈严重，到了有年轻人结婚却要分开居住的地步，这是不能接受的。” 他试图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小的改良收买人心缓和矛盾。
然而，港府十几年的统治告诉无产阶级这么一个道理：如果不改变政治制度，所有试图改善其经济地位的法案，都会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而绝大部分法案，在资产阶级控制的政府和议会中都无法通过。2014 年前后，社会不满加剧了。梁振英企图缓解房地产问题，但收效甚微，标准工时立法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已经讨论多时，但他没有落实。香港年轻人越来越看不到希望，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在其任内，“对北京政府映像变得更差”的港人数量，首次超过了变得更好的。由于青年人的经济地位更低，对未来更加迷茫，所以越是年轻，对政府越是不满。2014 调查，对政府和特首梁振英的不满意度，18-29 岁为 70%、83%，30-49 岁为 35%、54%，50 岁以上为 30%、49%。对中央和一国两制不信任的，18-29 岁为 75%、85%，30-49 岁为 54%、59%，50以上为 41%、42%。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不满意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和理非”的斗争方式。2010-2013 年间，泛民内部成了数个激进的民主派团体。激进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就成立于 2011 年。
2014 年，人大常委会即将确定 2017 年普选的方案。从 2004-2012 年间，泛民通过游行示威、议会选举、五区公投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争取双普选，都无法给中央政府足够的压力。泛民主派中某些人试图动员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长时间瘫痪某些主要交通路线，以此给政府施压，在此关键时刻争取“真普选”。雨伞革命的第一阶段——“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占中运动）——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三、雨伞革命概述
雨伞革命不同一般游行，它动员了数十万人，持续了 79 天，瘫痪了主要道路两个多月。其规模之大，坚持时间之久，回归以来罕见。雨伞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占中运动，最初是由温和的民主派“占中三子”于 2013 年 3 月发起，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和酝酿，得到泛民众多团体的支持。2014 年七一游行后，学联和学民思潮这两个学生组织“预演占中”。到 2014 年 9 月 27 日正式开始占中后，运动的领导权落入学生手中。警察在驱散学生时过渡使用暴力，令民愤大规模爆发，占中运动从占领中环演变为占领金钟、湾仔、铜锣湾及旺角等各个地方。在此过程中，市民用雨伞抵抗警察的辣椒水喷雾，雨伞革命因之而得名。从 10 月初开始，学生和市民联合占据数个据点，市民下班后就去固定场所聚会，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由于运动并无统一领导，步骤和策略不明确，阶段性目标是什么，怎么收兵，都不清晰。某些占据点也未能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参加运动的学生和市民都要上班上课，两个月拖下来已经非常疲惫。11 月底民气消退，警方准备清场。学生组织在内部激进派别（勇武派）的压力下，不但没有主动退场，更在此时升级行动。学联和学民思潮号召群众“对准政权，包围政总”。11 月 30 日，近千名集会者戴上头盔和眼罩等装备涌向特
首办一带，最终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多人受伤，运动黯然告终。雨伞革命的发起者和排头兵都是青年学生，运动的诉求仅仅是“真普选”，亦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步骤，何时进何时退并不清晰。面对暴力清场，极其冒进地采取“对准政权，包围政总”的斗争手段，最后被政府强制清场。官媒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占中运动和雨伞革命是香港人民民主运动的一个环节，避而不谈阶级对立是导致民主运动的根本原因，而将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及其背后的美国政客的各种鼓动和策划视为香港爆发占中运动的原因。这种说法不值一驳，是典型的从事物外部找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而没有认识到外因仅仅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
四、雨伞革命的后续影响
雨伞革命是香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整个民主运动的一个环节，是反送中运动的预演。雨伞革命的爆发，本身就标志着“和理非”作为唯一斗争手段的破产。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和理非”的政治游行感到沮丧。2018 年香港的七一游行、六四集会，失去了大批年轻人的支持，因为青年人觉得“就算是占领行动，瘫痪了主要道路两个多月，同样也无法换到政权的正视”，那这样的活动自然更是“行礼如仪”，难以产生任何实质成果。另有部分青年人更加积极投身政治。雨伞革命后出现了大量的“伞后组织”和青年参政潮。很多参加了雨伞革命的青年投身政治，要么参加议会选举，要么组成各种团体深耕社区。他们被人们称为“伞兵”。伞后组织团体数目非常多，他们人数少但向心力强，数目多但互不统属，目标、理念不一。在这里面，就有一部分香港的特殊性、强调优先考虑香港利益的政治团体，以一种激进的面貌出现在青年面前，批评泛民的温和政策，号召“以武制暴”。这在厌倦了泛民妥协政策的青年那里，有极强的吸引力，一时间，本土派如雨后
春笋快速崛起，成了泛民和建制派之外的另一种势力。以 2014 年为界，香港的民主运动越来越激进。
五、阶级矛盾小结
香港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其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体现为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两组矛盾中，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上述矛盾体现为三线。
经济上体现为劳资矛盾和民生问题。具体表现是关于标准工时立法、集体谈判权立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养老和医疗保险、改革教育制度、完善住房保障，等等。政治上体现为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具体表现是怎么落实“双普选”，其中泛民（包括温和派与激进派）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矛盾是主线，资产阶级“养
寇自重”、渔翁得利是辅线。围绕“双普选”的斗争，成了香港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泛民要求快速落实双普选，并且是真正的普选，一人一票投出来，缩减乃至取消功能界别。而中央的态度是尽量拖延，2014 年人大常委会决定 2017 香港特首普选，但是只能在提名委员会推荐的人中普选，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和之前选特首的 1200 人委员会相同。这相当于没有任何变化。资本家试图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逐步争取对其有利的方式。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党认为“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的任何修改，都要循序渐进，要确保中央能支持香港。”代表资产阶级的经民联号召“支持一国两制下香港循序渐进迈向双普选。”资产阶级也会和政府在表面上保持一定距离，以利于其在直选中获得更多选票。2014 年人大常委会拖延香港的普选，自由党就曾公开表示失望。资产阶级往往与泛民相互借势，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2017 年特首选举，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和泛民第二大党公民党就曾公开商讨，并推选共同候选人狙击梁振英连任。地域上体现为中港矛盾。2014 年之前，具体表现是香港民众自发扩大斗争面，两地网民通过新媒体相互吵闹，泛民等政治势力利用中港矛盾谋求政治利益，甚至到了“逢中必反”的程度。2014 年之后，本土势力开始抬头，出现了明确的港独团体，使得香港的阶级斗争形势更加复杂。2014 年之后，香港的所有政治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根植于经济关系的以劳资矛盾为主的各种矛盾，是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决定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劳动人民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阶级的组织情况等等，却影响了劳动人民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影响了阶级斗争的形式。无产阶级回归初期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跟随在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后面争取以“双普选”为核心的民主权力，而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在政治上软弱、组织上涣散，越来越多的青年对温和派失望，中国矛盾又在 2003年后不断扩大，激进民主派在壮大，港独势力独立出现，站在大洋彼岸的英美资产阶级在虎视眈眈，这一切，又构成了劳动人民斗争的具体舞台，影响了劳动人民斗争的方法和手段。香港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从 2014-2019 年间，导致香港阶级对立进而导致民主运动越来越激烈的一切因素都没有改变。垄断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没有缓和；青年人往上流动的希望并没有增加；人民群众在政治上面仍然无权，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政策还是通不过，养老、医改、标准工时立法继续被资产阶级抵制。而中央还一直在等待时机，寻觅机会，试图收紧对香港的管控。
这一切都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必将来临。
现在很多人不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就连社会主义都不了解。我觉得至少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就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而是为了维护官僚资本主义下的法西斯的“资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