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政權與美國的衝突的根本原因

作者 程曉農

2020年以來，中美關系惡化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但是，究竟事由何起、局勢將如何演變？對很多人來說，依然十分混沌。由於今年上半年中共采取的三項對美軍事威脅行動點燃了中美冷戰，從7月開始兩國進入了冷戰狀態。現在中美兩國在軍事、諜報、經濟和政治領域開始了全方位對抗。雖然中共在貿易和技術上高度依賴美國，卻仍然堅持以美為敵和對美強硬，其制度原因是“民主恐懼癥”和“政權虛胖癥”這兩種紅色政治基因。

壹、重新認識兩場冷戰

到現在為止，絕大多數國際組織、許多國家的政府以及大多數西方媒體對中美關系惡化的前因後果壹直缺乏壹個清醒的認知。其特點是：第壹，看不到中美冷戰已經爆發；第二，不明白中美冷戰為何爆發。正因為如此，最近中共壹直利用這種狀況，在對外宣傳上攪混水，聲稱中共不打冷戰，要通過對話化解中美爭端，而當前中美關系的惡化是特朗普為了贏得總統大選所故意采取的行動。不得不承認，國際組織、多國政府以及西方媒體的糊塗和麻木，給中共歪曲中美關系惡化的前因後果創造了機會。

什麽是冷戰，它和熱戰有什麽不同？雖然美蘇冷戰隨著蘇聯解體而自然終結，但歷史上的美蘇冷戰仍然為我們提供了壹些基本的認知線索。美蘇冷戰的特點是“三個在先、壹個防止”：東西方陣營的對立在先，熱戰（朝鮮戰爭）在先，蘇聯制造的核威脅在先，美蘇共同防止核戰爭爆發。所謂東西方陣營的對立，指的是蘇聯在二戰後把東歐的蘇占區全部變成了紅色政權，與西歐國家制度上對立，迫使西歐國家和美國組織了北約來防範蘇聯集團的可能威脅；所謂的熱戰在先，是蘇聯和中共合作挑起的北朝鮮進攻韓國的戰爭，在二戰後首次引發了東西方陣營以傳統的地面戰爭方式交戰；所謂的核威脅在先，講的是1962年10月蘇聯在古巴部署威脅美國的核導彈，引起了核戰爭危險；古巴導彈危機之後，美蘇簽訂了三項核武器管控協定，此後壹直把兩個核大國之間的對抗約束在冷戰狀態下。

正因為上述美蘇冷戰的“三個在先、壹個防止”之特點，美國的冷戰史專家蓋迪斯在1997年的書著《我們現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戰歷史》中指出，核大國對抗態勢的形成是紅色大國挑起的，而冷戰的結束則是裏根、撒切爾等領導人正確決策的結果。可以說，這個結論是總結美蘇冷戰前因後果的金句。

此刻，關心國際局勢的人們需要重新認識冷戰了，因為世界上的第二場冷戰已經在中美之間爆發。那麽，中美冷戰與美蘇冷戰壹樣嗎？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復。中美冷戰與美蘇冷戰只有壹個相同之處，那就是，中共制造的核威脅在先；至於在其他方面，中美冷戰與美蘇冷戰的相同之處不多。實際上，這唯壹的相同之處可以再次驗證上文提到的蓋迪斯的觀點，即核大國對抗態勢的形成是紅色大國挑起的；而兩場冷戰只有這唯壹的相同之處，或許就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今年8月12日在布拉格說“現在發生的不是冷戰2.0”的原因。蓬佩奧當時還說，“抵抗中國威脅的挑戰從某些方面來說更為困難。這是因為中共已經以蘇聯從未有過的方式與我們的經濟、我們的政治和我們的社會交織在了壹起。”

二、中美冷戰開啟前後雙方關系的巨大差異

過去三年來，美中關系的惡化經歷了冷戰前和冷戰後兩個階段。在這兩個不同階段，雙方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到現在為止，西方各界基本上沒有把這兩個階段區分開來，更沒有分析比對這兩個階段的異同，當然也談不上對中共應對策略前後變化的分析，因此就產生了很多誤區。誤區之壹是，搞不清冷戰是如何開始的，以致於冷戰開始了，還在談冷戰前的經貿談判如何重要；誤區之二是，完全忽略北京在冷戰前經貿談判中的拖延和耍賴手法，把中美關系惡化的責任完全歸咎於特朗普。此外，它們也通常把最近中美之間的軍事對抗情形和經濟層面的對抗事件區隔開來，孤立看待。

事實上，中美冷戰爆發的時間點是今年7月，而此前從1月到6月中共三次采取對美國的軍事威脅行動，其中兩次直接是核威脅，即1月海軍艦隊到中途島美軍基地附近組織大規模演習、3月宣布在南海國際水域建成對美發射核導彈的戰略核潛艇“發射陣地”、6月宣布北鬥衛星導航系統完成對美精準核打擊的部署。相關消息中共當局對國內民眾封鎖，但通過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都及時做過詳細報道和分析。我今年2月28日在本網站發表的《中國海軍劍指珍珠港，意欲何為？》、5月4日發表的《中共繼承斯大林式冷戰？》、6月29日發表的《中美冷戰進入快車道》、7月20日發表的《中美冷戰中的南海對陣》、9月8日發表的《冷戰開啟方兩月，中美對峙再升級》等文章，分析了這三次軍事威脅行動及其對美威脅的含義，此不贅述。由於這些行動的組合相當於蘇聯1962年制造的古巴導彈危機，美國的國家安全直接受到了中共的威脅，因此不得不采取全面反制手段來自衛，中美冷戰因此被中共點燃。

兩年前開始的美中經貿談判本來只是國家間解決經濟爭端的正常方法，但中美冷戰的爆發改變了這個談判的走向。冷戰前雙方僅在經貿領域中談判，當時特朗普把中美經貿爭端擺上了桌面，雙方交涉的主題是貿易赤字和知識產權。中共壹開始表示，這兩方面都可以談。其實，在這兩方面中共都不願讓步，所以北京壹直在談判桌上與特朗普當局虛與委蛇，軟磨硬泡。中共官媒2018年7月21日曾表示，在此次貿易摩擦中，北京沒想到在貿易戰上會處於下風，沒想到美國各界、尤其是商界對特朗普的影響力不大，沒想到白宮鷹派竟然長期掌握話語權。

當外企開始撤離、中共的經濟形勢每況愈下之後，中共突然采取了上述三項軍事挑釁行動，作為處理中美關系的助攻手段，想要用核威脅來對美國施加壓力，結果導致中美冷戰爆發。或許中共並未預料到冷戰爆發這種結果，低估了特朗普當局捍衛美國的國家安全的決心。但事已至此，再也不可能回轉，更不可能退回到兩國合作發展的舊軌道上去了。

三、冷戰中雙方進入全方位對抗

白宮在經貿談判中考慮的核心問題不是單純的貿易逆差，而是防止中共大規模地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關稅只是配合談判的手段。而中共從壹開始就想把談判盡量局限在貿易領域，希望用貿易上的讓步來化解這場沖突。對中國來說，這只是場“貿易戰”，如果談判超越了貿易和投資問題，就觸碰了“紅線”，這表明北京的“紅線”就是不許觸碰技術間諜問題。而對美國來說，對知識產權不能陽奉陰違，要違法必究。雙方的談判因此無法取得進展。

中美冷戰爆發後，兩國關系進入了全面的多方位對抗。所謂全方位對抗，按相關各領域對抗的重要性來排列，主要包括軍事對抗、諜報對抗、經濟對抗和政治對抗，每個領域的對抗目標都是弱敵強我，而這四大對抗又是相互關聯的。

比如，在經濟對抗方面，中美冷戰終結了兩國之間以往的經濟合作關系，經濟上的互惠互利不再是兩國關系的基本方針；相反，美國會采取壹切必要的弱敵強我的措施，比如對中共企業實施制裁。這樣的制裁同時也是軍事對抗和諜報對抗的需要，因為阻止中共繼續獲取美國的尖端技術及尖端產品，不讓中共用美國的“槍和子彈”來威脅、打擊美國，是美國在中美冷戰中維持不敗態勢的必要行動。關閉中共駐休斯頓領館，表面上是政治對抗或外交摩擦，其實這個決定也包含諜報對抗的考量。另外，過去兩年來美國始終無法通過談判與中共解決技術偷盜問題，而在冷戰局面下，美國不再需要談判了，而是改用諜報對抗方法，如大範圍抓捕間諜，限制涉及軍工和軍事背景的中國留學生，限制高端技術和相關產品對中國的出口等等。

從道理上講，中共依靠美國市場和技術來賺錢，擴軍備戰也需要美國的技術，那麽，對美戰略的最佳選擇本應是與美國互信合作，形成命運共同體，不要制造敵對狀態，這樣才能保持資金和技術的穩定來源。但我們發現，中共的以美為敵和對美強硬似乎象是從胎裏帶來的習慣，天然地與它的經濟技術需要發生矛盾。其原因似乎不全是中南海決策者的個人偏好，而是有深刻的制度原因。在這方面，中共和蘇共在冷戰中又有十分相似的地方。

四、中共的“民主恐懼癥”和“政權虛胖癥”

對中共來說，與美國這個最大的民主國家絕對不能形成命運共同體，否則，中共的命運會被民主思潮動搖；也就是說，中共天然患有“民主恐懼癥”。這是所有紅色政權的通病，只要是專制的紅色政權，從胎裏就帶有“民主恐懼癥”的遺傳基因。但中共的“民主恐懼癥”比蘇共嚴重得多，這是美蘇冷戰與中美冷戰在制度層面最大的不同。同樣有“民主恐懼癥”，但蘇聯完全實行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經濟制度，這種制度是個圍墻，它把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同時排除在墻外，蘇聯民眾沒有機會了解西方制度的特點。中共則不同，它已經拋棄了斯大林模式和社會主義的傳統經濟制度，引進並擁抱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才求得了經濟的短暫繁榮。中國民眾過去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企業國有的迷信已經被中共自己打破了。

正因為如此，與蘇聯不同，中共改革開放後國門已經打開，不出國也可以通過電視、社交媒體、國外來人而了解到國外的經濟政治狀況。中共精英和中產以上階層紛紛安排子女家屬出國留學定居。而那些不能出國定居的民眾當中，凡是多少了解壹些國外狀況、又對國內制度深惡痛絕的人，他們最大的希望就是中共下臺。由於美國的民主制度對中國的許多民眾有巨大的魅力，社會內部潛在的民主化思潮時刻讓中共感受到來自民間的政治威脅，所以它非常害怕國民向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榮的民主國家美國。不管兩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從未停止過反美洗腦教育和宣傳；同時，中共的官場越腐敗，它對民主化的恐懼也越嚴重，因為擁抱了資本主義之後的中共比改革之前的中共患有更嚴重的“民主恐懼癥”。簡單來說，中共害怕美國影響力的根源在於，害怕國人反對專制。

最近紅二代任誌強因批評習近平而被判18年重刑。本來，紅二代在江胡時代既可以“悶聲發大財”，也可以在政治話題上“說三道四”；習近平上任後，“悶聲發大財”因反腐敗而遭到打擊；任誌強案件則標誌著，紅二代在政治上“說三道四”的特權也被剝奪了。中美關系大逆轉之後，許多過去把美國作為藏錢和移民天堂的貪官和紅二代自然極度失望，許多中產家庭的子女出國夢也幾乎夢斷中途，社會中上階層中的嚴重不滿可想而知；與此同時，經濟滑坡和企業外移導致經濟蕭條，也引起社會中下階層的不滿。這種緊張局面之下，中共高層的“民主恐懼癥”變得更加嚴重，因此正為加緊社會管控做準備，而任誌強案件就是對民間社會的壹個明顯的警告信號。

中共還患有“政權虛胖癥”，它需要不斷向國人宣傳，中共政權日益強大，即將“崛起”，尤其是將壓過美國，這樣來鼓動壹部分頭腦簡單或對中共政權有依附的人，保持他們對當局的信心。因此，中共與美國為敵，不單純是價值觀上與民主大國美國針鋒相對；中共的實力增大後，必然出現挑戰美國的內在需要，以證明自己的政權十分強大。

對中共來說，政治上最大的內在需要就是針對美國的“崛起”。中共想用“紅色崛起”證明的是，“中國不需要民主，中共永久執政就意味著中國的成功”。推行這種崛起戰略之後，中共就不可能耐心地等待經濟的自然成長，也不可能走和平發展道路，而必然運用集權體制來強行推動“經濟崛起利用美國、軍事崛起瞄準美國”的道路。

患有“政權虛胖癥”的中共必然要顯示自己的對外強大和對外強硬，特別是在對美關系上要強調“不能示弱”的底線。在冷戰狀態下，“不能示弱”原則其實會產生“自緊螺絲、自出難題”的效果。中共在中美冷戰之前的經貿談判中就貫徹了這個“不能示弱”原則，經濟上沒有牌打，就打軍事牌，於是導致雙方關系從以前的合作關系變成了冷戰狀態。冷戰開始後，中共依然根據“不能示弱”原則，屢屢毀滅互信、制造沖突、增大摩擦、加速冷戰升級。這就是中美關系惡化的前因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