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極權社會的貧困人口
作者 張傑
據中國官媒報道，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批準紫雲縣等9個貧困縣正式退出貧困縣序列，並稱這標誌著貴州省66個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中國央視繼而報道稱，“這也標誌著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全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已經完成。”
貴州省委副秘書長、省扶貧辦主任李建在新聞會上稱，貴州“9個貧困縣受訪建檔立卡脫貧戶人均純收入平均為11487.39元，比2020年脫貧標準高7487.39元，比全省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9925.38元高1562.01元。”
今年9月以來，中國的省級政府密集宣布本省貧困縣“清零”。9月14日，湖北的貧困縣宣布“清零”；11月14日，新疆和雲南在同壹天宣布貧困縣“清零”；之後，寧夏、四川、廣西、甘肅分別在11月16日、11月17日、11月20日和11月21日相繼宣布所有貧困縣退出貧困序列。
貴州省政府宣布正式脫貧，成為中國最後壹個完成全面脫貧的省區。這也代表中國如期在2020年結束前，完成官方定義的“全面脫貧邁入小康社會”目標。中國真的消滅了貧困嗎？舉國體制消滅貧困真的優於民主體制嗎？下面，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壹，中國真的消滅貧困了嗎？
貧困是中華民族的難以擺脫的夢魘。千年來，中國人無不希望中國國富民強，但皇權專制和中共極權制度不僅破摔了他們的夢想，而且不斷制造人間慘禍。僅僅1959-1961年間，中國就餓死農民4000余萬人。
近年來，中國因為貧困而引發的悲劇不斷發生。2016年8月24日下午，甘肅康樂縣景古鎮阿姑山村年僅28歲的母親楊改蘭，親手殺害四名年僅三歲至八歲的子女，然後自己服下農藥自殺。楊改蘭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妻兒後事，9月2日離家出走，兩天後他被發現在離家不遠的樹林裏服毒自殺。據媒體報道，楊改蘭壹家是阿姑山村最貧困的壹家，家徒四壁，孩子連壹件新衣服都沒有，全家僅有壹頭豬、三頭牛。2018年8月2日，在福州，壹個貧困的母親，為救重病的孩子，裸身抱著孩子在街頭呼救。2019年4月21日上午11時許，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縣27歲的楊某某因貧困，背著她的兩個雙胞胎，懷中抱著大兒子從當地的彩虹橋跳下。她的三個孩子中長子4歲、次子和三子，雙胞胎，2歲。後她們母子四人的遺體被打撈上岸，她們緊緊擁抱在壹起。
中共提出“十三五”期間實現“脫貧攻堅，全面建立小康社會”的目標固然振奮人心，但它能做到嗎？
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制定的國際貧困線標準，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以下被認為處於極度貧困之中。但中國壹直有壹套低於國際貧困線的自己的標準。今年3月，中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曾在壹次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的脫貧標準是壹個綜合性的標準，包含“壹收入、兩不愁、三保障”。其中“國家的收入標準是2010年的不變價農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價等指數，到去年底現價是3218元，今年為4000元左右”。他還說，兩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經做到。“三保障”指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按照他提供的信息，“已經脫貧人口的收入人均都在9000元以上，剩余貧困人口人均收入在6000元以上。”且不說國際脫貧標準，中國自己的標準“壹收入、兩不愁、三保障”達到了嗎？收入靠數據說話，但“兩不愁”和“三保障”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脫貧作為壹項政治任務，也是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參考指標。在部分地區出現了強制農民脫貧的現象。據《新京報》11月20日報道，雲南省昭通市鎮雄縣茶蔚村壹村民，因拒絕簽字脫貧被村委會通報。據通報內容顯示，該村民年人均純收入為5811.76元，經村委會會議研判，該村民達到脫貧標準。但當幹部通知其前往村委會簽字認可時，該村民卻自稱“什麽都沒有得到”，並拒絕脫貧。
李克強總理5月底表示，“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中國失業人口劇增，李克強的數字自然引起人們對當局提出的年內“全面脫貧”、“建成小康社會”的質疑。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李克強在政府報告中也破天荒地沒有提出今年的經濟目標，顯示形勢嚴峻。但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中國為何還能圓滿脫貧和進入小康社會嗎？
第二，運動式消滅貧困靠譜嗎？
今年6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刊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年4月22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講話的部分內容，題為《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板問題》。這壹講話的刊登被視為中央要按照十八大計劃，今年底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壹個重要信號。據中國官方媒體說，“脫貧攻堅”是習近平對全黨訂下的重大政治任務，要求在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壹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貴州學者李明說，中國領導人慣常用政治運動方式解決經濟問題，比如到哪壹年要實現什麽目標，當年周恩來提出2000年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結果不了了之。用政治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其所面對的經濟問題以及社會問題，這也造就了鎮反、土改、反右及文革等等壹系列人間悲劇。改革開放後，政治運動的風潮才得到緩解，但是中共領導人仍然在體制內喜歡用行政命令解決問題。比如教育問題、扶貧問題，最後變成表格扶貧、數字扶貧、形式扶貧。最近幾年政治解決國內壹切問題的風氣愈演愈烈，大有社會退步的趨勢。
自中國政府五年前提出全民脫貧計劃，並要在今年進入“小康”後，江蘇省扶貧辦就曾公布了驚人的業績：該省脫貧率達到99.99%以上。但該消息引發普遍質疑，認為官方宣傳造假猶如“大躍進”再現。在北京長期從事人權工作的胡佳認為，政府在說謊，民眾知道官方在說謊，政府也知道民眾知道官方在說謊，但他們仍然選擇說謊。
胡佳說：“那些在底層的人是食不果腹，溫飽無著，所謂脫貧的統計數字把這些人放在哪裏？中國的經濟下行已經持續了幾年時間，那麽多人失去工作，這些都造成了貧困。每年那麽多天災人禍，產業大範圍衰落、消失，貧困是壹直不斷冒出來的、普遍性存在的問題。”旅美政治學者胡平說：“中國式脫貧是賬面式的脫貧，實際情況如何則是另當別論。領導出個目標，下面就給出個數字，為了看似有說服力，這個數字還給的很細致。這跟大躍進時期的萬斤糧、萬畝田的形式壹樣，寫壹萬幾千幾百幾十幾斤，連零頭都有，看上去是成果，但根本就是造假。”
由於脫貧成為壹項政治任務，也是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參考標準，為追求政績，地方政府造假的現象屢見不鮮。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浮誇風殷鑒不遠。
第三，舉國體制脫貧超越了美國民主體制嗎？
由於中國官方數字造假已經不是新聞，我們對中國式脫貧頗感質疑，盡管我很希望它是真實的。但也有學者不但不質疑，相反認為美國的貧困人口比中國多，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真的嗎？
2019年，中國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壹次電視節目中指出，“美國4千萬人貧困，1850萬極度貧困” 。但張維為沒有指出的是，美國的貧困標準不同於中國。美國的極度貧困標準也不同於2015年世界銀行制定的“極度貧困“的標準。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美國貧困人口比例為10.5%，大約3400多萬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今年10月公布的壹份最新報告說，今年5月以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美國的貧困人口新增800萬之多。所以，2020年，美國的實際貧困人口確實差不多4000萬人。根據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調查：2020年的美國貧困線標準為單身收入低於1萬2760美元，相當於8萬4000元人民幣、4口之家低於2萬6200美元，相當於17萬2398元人民幣。美國“極度貧困”人口指的是那些收入水平低於上述貧困線標準50%的人。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國家給窮人提供的救助福利，比如住房、醫療、食品以及各種補貼。
可見，張維為如同李毅壹樣功夫了得。李毅10月16日在“深圳灣論壇”演講時笑稱：中國死了4000人，但和美國死22萬人比，等於壹個人沒死，差不多等於接近零感染，接近零死亡。妳說這是人話嗎？4000人就該死嗎？這種滿腦子反人類思維的人居然在中國混得風生水起，這又是怎樣的壹個荒唐的國家。
現在，我們總結壹下。中國政府開展脫貧攻堅，建立小康社會本是造福於民的好事，但舉國體制運動式消滅貧困只會走到事物的反面。官員為了政績大肆造假，甚至逼迫老百姓脫貧，結果使老百姓更加貧困。當脫貧和小康社會成了中國政府的壹個數字和壹個政治遊戲時，中國就會在脫貧中更加貧困，在小康社會中餓殍遍野，易子而食。沒有民主自由和分權制衡的政治制度，統治者再美好的藍圖都會成為人民的苦難。
據中國官媒報道，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批準紫雲縣等9個貧困縣正式退出貧困縣序列，並稱這標誌著貴州省66個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中國央視繼而報道稱，“這也標誌著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全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已經完成。”
貴州省委副秘書長、省扶貧辦主任李建在新聞會上稱，貴州“9個貧困縣受訪建檔立卡脫貧戶人均純收入平均為11487.39元，比2020年脫貧標準高7487.39元，比全省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9925.38元高1562.01元。”
今年9月以來，中國的省級政府密集宣布本省貧困縣“清零”。9月14日，湖北的貧困縣宣布“清零”；11月14日，新疆和雲南在同壹天宣布貧困縣“清零”；之後，寧夏、四川、廣西、甘肅分別在11月16日、11月17日、11月20日和11月21日相繼宣布所有貧困縣退出貧困序列。
貴州省政府宣布正式脫貧，成為中國最後壹個完成全面脫貧的省區。這也代表中國如期在2020年結束前，完成官方定義的“全面脫貧邁入小康社會”目標。中國真的消滅了貧困嗎？舉國體制消滅貧困真的優於民主體制嗎？下面，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壹，中國真的消滅貧困了嗎？
貧困是中華民族的難以擺脫的夢魘。千年來，中國人無不希望中國國富民強，但皇權專制和中共極權制度不僅破摔了他們的夢想，而且不斷制造人間慘禍。僅僅1959-1961年間，中國就餓死農民4000余萬人。
近年來，中國因為貧困而引發的悲劇不斷發生。2016年8月24日下午，甘肅康樂縣景古鎮阿姑山村年僅28歲的母親楊改蘭，親手殺害四名年僅三歲至八歲的子女，然後自己服下農藥自殺。楊改蘭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妻兒後事，9月2日離家出走，兩天後他被發現在離家不遠的樹林裏服毒自殺。據媒體報道，楊改蘭壹家是阿姑山村最貧困的壹家，家徒四壁，孩子連壹件新衣服都沒有，全家僅有壹頭豬、三頭牛。2018年8月2日，在福州，壹個貧困的母親，為救重病的孩子，裸身抱著孩子在街頭呼救。2019年4月21日上午11時許，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縣27歲的楊某某因貧困，背著她的兩個雙胞胎，懷中抱著大兒子從當地的彩虹橋跳下。她的三個孩子中長子4歲、次子和三子，雙胞胎，2歲。後她們母子四人的遺體被打撈上岸，她們緊緊擁抱在壹起。
中共提出“十三五”期間實現“脫貧攻堅，全面建立小康社會”的目標固然振奮人心，但它能做到嗎？
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制定的國際貧困線標準，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以下被認為處於極度貧困之中。但中國壹直有壹套低於國際貧困線的自己的標準。今年3月，中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曾在壹次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的脫貧標準是壹個綜合性的標準，包含“壹收入、兩不愁、三保障”。其中“國家的收入標準是2010年的不變價農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價等指數，到去年底現價是3218元，今年為4000元左右”。他還說，兩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經做到。“三保障”指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按照他提供的信息，“已經脫貧人口的收入人均都在9000元以上，剩余貧困人口人均收入在6000元以上。”且不說國際脫貧標準，中國自己的標準“壹收入、兩不愁、三保障”達到了嗎？收入靠數據說話，但“兩不愁”和“三保障”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脫貧作為壹項政治任務，也是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參考指標。在部分地區出現了強制農民脫貧的現象。據《新京報》11月20日報道，雲南省昭通市鎮雄縣茶蔚村壹村民，因拒絕簽字脫貧被村委會通報。據通報內容顯示，該村民年人均純收入為5811.76元，經村委會會議研判，該村民達到脫貧標準。但當幹部通知其前往村委會簽字認可時，該村民卻自稱“什麽都沒有得到”，並拒絕脫貧。
李克強總理5月底表示，“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中國失業人口劇增，李克強的數字自然引起人們對當局提出的年內“全面脫貧”、“建成小康社會”的質疑。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李克強在政府報告中也破天荒地沒有提出今年的經濟目標，顯示形勢嚴峻。但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中國為何還能圓滿脫貧和進入小康社會嗎？
第二，運動式消滅貧困靠譜嗎？
今年6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刊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年4月22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講話的部分內容，題為《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板問題》。這壹講話的刊登被視為中央要按照十八大計劃，今年底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壹個重要信號。據中國官方媒體說，“脫貧攻堅”是習近平對全黨訂下的重大政治任務，要求在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壹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貴州學者李明說，中國領導人慣常用政治運動方式解決經濟問題，比如到哪壹年要實現什麽目標，當年周恩來提出2000年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結果不了了之。用政治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其所面對的經濟問題以及社會問題，這也造就了鎮反、土改、反右及文革等等壹系列人間悲劇。改革開放後，政治運動的風潮才得到緩解，但是中共領導人仍然在體制內喜歡用行政命令解決問題。比如教育問題、扶貧問題，最後變成表格扶貧、數字扶貧、形式扶貧。最近幾年政治解決國內壹切問題的風氣愈演愈烈，大有社會退步的趨勢。
自中國政府五年前提出全民脫貧計劃，並要在今年進入“小康”後，江蘇省扶貧辦就曾公布了驚人的業績：該省脫貧率達到99.99%以上。但該消息引發普遍質疑，認為官方宣傳造假猶如“大躍進”再現。在北京長期從事人權工作的胡佳認為，政府在說謊，民眾知道官方在說謊，政府也知道民眾知道官方在說謊，但他們仍然選擇說謊。
胡佳說：“那些在底層的人是食不果腹，溫飽無著，所謂脫貧的統計數字把這些人放在哪裏？中國的經濟下行已經持續了幾年時間，那麽多人失去工作，這些都造成了貧困。每年那麽多天災人禍，產業大範圍衰落、消失，貧困是壹直不斷冒出來的、普遍性存在的問題。”旅美政治學者胡平說：“中國式脫貧是賬面式的脫貧，實際情況如何則是另當別論。領導出個目標，下面就給出個數字，為了看似有說服力，這個數字還給的很細致。這跟大躍進時期的萬斤糧、萬畝田的形式壹樣，寫壹萬幾千幾百幾十幾斤，連零頭都有，看上去是成果，但根本就是造假。”
由於脫貧成為壹項政治任務，也是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參考標準，為追求政績，地方政府造假的現象屢見不鮮。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浮誇風殷鑒不遠。
第三，舉國體制脫貧超越了美國民主體制嗎？
由於中國官方數字造假已經不是新聞，我們對中國式脫貧頗感質疑，盡管我很希望它是真實的。但也有學者不但不質疑，相反認為美國的貧困人口比中國多，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真的嗎？
2019年，中國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壹次電視節目中指出，“美國4千萬人貧困，1850萬極度貧困” 。但張維為沒有指出的是，美國的貧困標準不同於中國。美國的極度貧困標準也不同於2015年世界銀行制定的“極度貧困“的標準。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美國貧困人口比例為10.5%，大約3400多萬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今年10月公布的壹份最新報告說，今年5月以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美國的貧困人口新增800萬之多。所以，2020年，美國的實際貧困人口確實差不多4000萬人。根據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調查：2020年的美國貧困線標準為單身收入低於1萬2760美元，相當於8萬4000元人民幣、4口之家低於2萬6200美元，相當於17萬2398元人民幣。美國“極度貧困”人口指的是那些收入水平低於上述貧困線標準50%的人。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國家給窮人提供的救助福利，比如住房、醫療、食品以及各種補貼。
可見，張維為如同李毅壹樣功夫了得。李毅10月16日在“深圳灣論壇”演講時笑稱：中國死了4000人，但和美國死22萬人比，等於壹個人沒死，差不多等於接近零感染，接近零死亡。妳說這是人話嗎？4000人就該死嗎？這種滿腦子反人類思維的人居然在中國混得風生水起，這又是怎樣的壹個荒唐的國家。
現在，我們總結壹下。中國政府開展脫貧攻堅，建立小康社會本是造福於民的好事，但舉國體制運動式消滅貧困只會走到事物的反面。官員為了政績大肆造假，甚至逼迫老百姓脫貧，結果使老百姓更加貧困。當脫貧和小康社會成了中國政府的壹個數字和壹個政治遊戲時，中國就會在脫貧中更加貧困，在小康社會中餓殍遍野，易子而食。沒有民主自由和分權制衡的政治制度，統治者再美好的藍圖都會成為人民的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