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政權的專制邏輯

作者 張博樹

本文根據我的《從五四到六四：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第壹卷最後兩章改寫，幾年前就曾發表於互聯網，本無需再拿出來。但近來國內左風陣陣，大有越演越烈之勢。習近平的“兩個不能否定”令體制內外憂國憂民之士大失所望；官媒連篇發出的反憲政檄文，讓人覺得似乎壹夜回到了30年前；充斥了大量毛式語言的反腐敗舉措（諸如重彈“兩個務必”、“作風”建設、“照鏡子、洗洗澡”之類），更是在令人啼笑皆非之余，讓世人生出無限慨嘆！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壹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壹點：第壹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這是馬克思評論路易.波拿巴時說過的話。本文也引證了這句話用來說明中國共產黨黨專制體制的邏輯嬗變軌跡。然而，面對“十八大”以來中共新領導層的所作所為，我們又當說什麽呢？還是把這篇舊文重新拿出來，權當給黨國新舊大佬們上壹課吧。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壹個持極端主張的人，這28個命題的歸納也強調在歷史的過程中理解歷史，而不是簡單的批判。它本來的意圖是重塑史觀，但面對當下現實，我希望這些文字也能對理解那些荒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黨國現象，有所助益。

本文試圖勾勒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體制作為中國現代專制主義主要構造的基本邏輯。這項工作所依托的理論基礎是我在另壹個場合提出過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研究應該遵循的總體化原則（註1）。總體化分為三個層面：第壹個層面（基礎層面）是社會進化的壹般邏輯公設和現代社會轉型中制度現代化的普遍要求，包括憲政民主體制、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建構。第二個層面（中間層面）揭示文化傳統對現代社會轉型的影響，就中國而言，主要指延續數千年的皇權專制傳統對現代社會轉型的制約。第三個層面（現實層面）則是指經由俄國革命中介的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後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體制的現實構造。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全部秘密、它的復雜性和內部張力就體現在總體化上述三個層面的相互關系之中。

本文共分三節，前兩節從總體化的現實層面談起，分別討論極權主義階段和威權主義階段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體制的邏輯定位及基本特征（註2），最後壹節則把總體化三個層面的要素壹並納入研究，在那裏，我們將獲得理解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體制之意識形態根源、文化根源、它所造成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制度扭曲、它的未來命運或演化趨勢等問題的更廣闊的歷史視界。

中共壹黨專制體制的邏輯定位

20世紀發生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曾聚集了壹代人的夢想，不僅是強國之夢，更是社會改造之夢。社會改造的依據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作為手段）和走向“無階級社會”的遠景（作為目標）。雖然嚴格地說，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方面的成功並不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結果，但這並沒有否定黨的領袖們確實在按照他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勾畫“新社會”發展的藍圖，也沒有否定列寧主義的政黨組織形式和政權建構模式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學習和模仿的基礎摹本。

然而，如果說俄國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在壹個兼具東方專制色彩的歐洲民族結出的異樣果實，那麽中國革命更是在壹個古老得多的、更純正更典型的東方民族中嫁接西方激進理論的結果。這個嫁接所蘊含的悖謬與不幸，它所造成的巨大的歷史扭曲，只是到了其後果已經極其嚴重、它對整個民族的危害已經昭然若揭時，才被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壹黨專制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主要表現形態，是中國現代公共權力建構過程中發生的病理性變異。

如果我們把現代專制主義定義為“以公共意誌的名義對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的雙重否定”，那麽就中國而言，這種否定是通過黨專制的制度形式實施並體現的。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並不缺乏道德激情。事實上，對勞動者苦難的同情，對壹個公正社會的強烈憧景，乃是從馬克思到列寧再到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比如陳獨秀、李大釗）幾代共產主義革命者共同的道德基礎。馬克思主義也並不否定民主，但它認定“無產階級民主”是比“資產階級民主”更高級的民主，實現這種“民主”乃是“無產階級革命”要追求的目標。這樣，制度現代化意義上公共權力的建構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變成了“階級專政”的建構。而當“黨”被理解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時，“階級專政”變成“黨專政”（壹黨專制）就是邏輯中的必然。中國共產黨人既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專政”的理想，又學到了列寧主義政黨組織建構和國家建構的全套功夫，則中國共產黨掌權之日必是壹黨專制生根、開花、結果之時，自然就確定無疑了。

從中國現代史的演進過程看，公共權力的建構本來並非只有“黨專制”壹途；歷史如何在特殊的現代化之“後發外生”的語境內、在相互作用又相互沖突的種種要素的夾擊下扼殺了中國尚在繈褓中的憲政民主，是另外壹個重大課題，這裏暫且不表。中國的“黨專制”也並非只有共產黨壹家獨有。事實上，早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執政的國民黨就已經在“訓政”的旗號下實行了多年的“黨治”。但國民黨與共產黨不同的是，它只學習了蘇俄的“以黨治國”原則（還學習得很不到位），卻拒絕蘇俄的“階級專政”說和馬列主義“共產”社會理想。國民黨是信奉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的，而三民主義中有壹條就是“民權主義”。最終實施憲政、從而“還政於民”的承諾使國民黨的黨專制既不夠徹底，也不夠典型。唯有中國共產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社會革命綱領，又掌握了列寧主義政黨和國家建構的根本精髓，並把它進壹步發展，達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乃至鬼斧神工、出神入化的境地。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壹黨專制才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主要表現形態，它比國民黨的“黨治”發展得遠為成熟且徹底，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影響也遠為深刻和長久。

從大的時間尺度講，20世紀中國所面臨的基本任務本來是進行制度現代化意義上的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個轉型與共產主義革命攪在了壹起，是壹種歷史性不幸。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乃是中國現代公共權力建構過程中發生的可怕的病理性變異。“病理性變異”在這裏首先意味著作為黨專制之邏輯起源和發生學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本身就含有致病因子，這些致病因子和中國特殊歷史社會條件的結合，勢必導致公共權力建構過程中的異化。當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的天然代表自居，又在“階級”的範疇內解釋“人民”，甚至把它寫入憲法時（註3），對人民主權的抽象肯定已經變成了對國民主權和公民權利的現實否定。這樣，不管中國共產黨第壹代創始者心懷多麽崇高的社會理想，黨專制的既定邏輯決定了這套體制實施的結果必定是對原初理想的背離，是對現代社會轉型本應達致的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利建構的雙重否定。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在實施烏托邦社會發展戰略時，馬列主義的社會改造理念會外化為黨專制的巨大結構拉力，迫使社會全面走上極權體制的軌道。

革命和革命勝利之初的烏托邦理想多不乏質樸與真誠。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改造理念實現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全方位的變革，會呈示為黨的領導人自覺的主觀認知。黨專制的力量在於它能夠以千斤壓頂之勢義無反顧地推進這種變革，並時而笨拙、時而巧妙地把烏托邦追求的目標和烏托邦實踐的手段結合在壹起。本命題中尤其要註意的是“結構拉力”這個提法，它意味著黨的社會改造理念會以制度建構的形式強行作用於社會，形成黨所憧景的社會結構格局。在這個由某種“崇高”理念支配、帶有人為色彩和“超前設計”特征的社會改造行動中，壹切原有的、不符合黨專制原則的社會結構因子都將被剔除；原本正常的、正在進行中的制度轉型也將被強行終止，而納入到黨所劃定的“新的”軌道中。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比如說——何以中國在經歷了20世紀上半葉波瀾壯闊的憲政民主實驗、已經積累了民主轉型諸多經驗的背景下，仍然最終落入中國共產黨黨專制的巢臼。中國與俄國不同。俄國的現代社會轉型雖然早於中國，但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二月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卻是在壹年之內這個很短的時間間隔中發生的。中國則在推翻帝制後經歷了長達30多年的、民國各個歷史時段的民主建設歷程。歷史甚至提供過這樣的機會，讓國共勢不兩立的兩大政黨坐在壹起按照“西方”的原則共商國事——這正是從“重慶談判”到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的史實所告訴我們的東西。今天的人們常常指責中國共產黨背棄了革命勝利前夕的大度與承諾，致使現在的“民主黨派”和“政協”成為壹具具行屍走肉，成為壹堆好看而沒有實際用處的“花瓶”，殊不知這正是以“階級專政”為理念的黨專制必然導致的邏輯結局。“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中途夭折也必須作如是觀。從中國共產黨所秉承的社會改造理念看，用“黨的最高綱領”取代“最低綱領”是遲早的事。壹個要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黨怎麽能容忍“資本主義因素”在經濟結構中的長期存在呢？在這個意義上，不管黨的領導人在“過渡時期”長短的理解上有多少差異，承認“公有制”必須取代“私有制”、“社會主義”必須取代“資本主義”卻是所有共產黨領袖的共識。這就是黨的理念所具有的力量。

恰恰是這種力量和它所擁有的制度化手段，把1949年後的中國送入了極權主義的絞肉機。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3：黨專制是壹種絕對的宰制力量，通過社會控制和社會動員，它內在地具有吞噬全社會的邏輯本能。

黨專制的基本特征是黨的組織建構與國家政權建構的融合，“黨”成為淩駕全社會之上的絕對的宰制力量。比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名義上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重大“立法”行動或“選舉”行動，都必須體現“黨”的意圖；它的唯壹使命則在通過合法形式使“黨”的旨意變成國家意誌。國務院則是負責落實“黨”的旨意的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總理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這樣的職務必定由黨的領袖中的重要人物擔任。在黨專制條件下，司法獨立是談不到的，因為各級司法部門都必須服從黨委的領導。新聞獨立、教育獨立之類也是根本談不到的，因為在黨專制體統中，它們都不過是貫徹“黨”的意誌的工具而已。

中國共產黨尤其致力於把黨的織體深入到每壹個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組織，深入到工廠、鄉村、學校、街道。黨的細胞遍布社會的各種肌體、各個角落，它內在地具有吞噬全社會的邏輯本能。在極權主義最興盛的時期，黨所具有的強大的輻射力、滲透力會通過無數黨的基層組織（基層黨委和支部）得到生動的體現。

值得強調的是，不可以把中國共產黨黨專制條件下對社會的全面宰制僅僅理解為社會控制。毋寧說，極權時代“黨”對全社會的壟斷地位既為社會控制、也為社會動員提供了基礎手段。事實上，卓有成效的社會動員恰恰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獲得成功的重要歷史經驗。執掌政權以前長達數十年的艱苦鬥爭，在惡劣環境下實施割據、開發“根據地”的經歷，不但磨礪了共產黨人的意誌，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共的組織效能。大概正是這樣壹種歷史磨礪和考驗，賦予毛澤東壹代中共領導人同時將社會控制與社會動員把玩於股掌之中的非凡能力。理解毛式極權主義，這是壹個不可不關註的重要的邏輯關節點。比如，主要依靠秘密警察實施社會控制的蘇聯斯大林主義，就遠不能望其項背。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4：以“階級專政”名義實施的黨的獨裁，勢必導致並歸結為黨的領袖的個人獨裁

“階級專政”勢必走向個人獨裁，這既是權力的本性使然（在任何時代，追逐權力都是人的貪婪本性的政治表現），又是黨專制自身建構規則的必然結果。俄國革命是如此，中國革命同樣如此。

在革命黨的成長過程中，領袖本來借助（乃至依托）組織而產生；強有力的領袖會使組織本身變得更為強有力。但領袖壹旦獲得“獨尊”地位，作為獨裁者的領袖就總是要試圖超越組織。黨的“民主議事規則”和“民主集中制”之類的“組織原則”將很難抑制這股力量的生長。壹旦最高領袖的獨裁局面形成，黨組織將喪失作為組織對領袖的約束，而成為獨裁者貫徹自身意誌的工具。這個領袖與組織關系互換的辯證法，不但體現了壹般意義上政黨“寡頭化”的政治邏輯，尤其凸顯了執掌政權後的革命黨黨專制演變的政治邏輯。毛澤東本人成為中共領袖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後發生的壹切，深刻而典型地證明了這壹點。

可以這樣概括黨專制語境內特有的獨裁者制約悖論：壹方面，就黨的領袖肩負的重大領導使命言，這個“黨國安危系於壹身”的人最應該受到制約；另壹方面，又恰恰是黨專制本身，孕育出黨的最高領導者最不受制約的體制性結局。

黨專制造成的公共權力制衡的結構性缺席，使獨裁力量獲得巨大的發展空間。獨裁者憑借自身所具有的強大使動力量，在“創造歷史”方面甚至可以產生奇跡。只是在社會付出可怕的、有時是不可挽回的代價後，獨裁者對社會的瘋狂“使動”才會以反向受動的形式逐漸終止。事實上，我們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中所看到的，正是此類情形。黨專制條件下獨裁者個人的認知局限（乃至性格局限）往往會放大為體制性癲狂，這種癲狂最終將給整個民族帶來災難。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5：“黨指揮槍”意味著武裝力量成為黨專制的工具，成為最高獨裁者的私產

在馬克思本人的理解中，未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將不再有常備軍，這樣，既可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又可以防止冒險家借助合法武裝力量對國家權力的僭取。這樣的理解有其深刻壹面，也有其天真壹面。列寧作為第壹個蘇維埃政權的創建人，已經充分認識到武裝力量對維持壹個新生政權的重要性。用黨的力量改造舊軍隊、通過政工人員實施黨對軍隊的政治領導，是列寧主義的重要遺產，是馬克思未曾預料到的“階級專政”的必然走向。

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共產黨與國民黨長期武力爭雄的歷史，靠“實力”而不是靠任何其他東西得天下的曲折經歷，使中國共產黨人有壹切理由比蘇俄更看重軍隊的作用和黨對武裝力量的絕對控制。從邏輯上講，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邏輯相結合，必然在助長壹黨專權的自然趨向的同時，凸顯軍隊在政權建構中的關鍵性角色。軍隊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這既是壹種意識形態表達，也凸顯了中共黨-軍關系的內在邏輯要求。這種黨-軍關系的形成在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構造中具有重要的結構意義。

同時應該看到，在黨專制語境內，武裝力量成為獨裁者的工具乃是“黨-軍”關系邏輯發展的必然結局。黨的最高領袖握有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這是獨裁者實施狂熱的烏托邦社會發展戰略、自信“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最終本錢，也是獨裁者制服黨內異端、平息黨內沖突的最終本錢。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戰勝林彪軍人集團就是這方面的壹個例證。

在民主化成為時代潮流的改革年代，“黨指揮槍”的專制主義原則會和憲政主義內含的“軍隊國家化”原則發生日益明顯的沖突。當改革進程中的矛盾激化乃至發生危機，武裝力量被用來鎮壓和平的示威者時（就像六四天安門慘案所表明的那樣），武裝力量作為黨專制工具的本質就將暴露無遺。獨裁者會像使用私產壹樣使用靠公共財政供養的軍隊，由制度現代化邏輯規定的武裝力量的公共性質不得不臣服於由黨專制邏輯規定的武裝力量的禦用性質。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6：經濟領域實施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勢必否定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前提和動力機制

馬克思主義壹向強調，“消滅剝削”不僅是共產黨人的社會理想，而且要通過經濟結構改造的制度化形式兌現之。沒有必要懷疑中國共產黨人追求這樣壹個目標的真誠性。然歷史的殘酷恰恰在於：當“人民共和國”的當權者高舉“正義”的利劍把壹切“剝削階級”斬草除根時，它也勢必動搖乃至連根拔掉中國尚不發達的市場經濟及其產權制度根基，從根本上否定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結果，不但阻斷了制度現代化意義上經濟結構的現代轉型，而且為經濟衰敗埋下致命的伏筆。

這裏涉及的不僅僅是數量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問題，也不僅僅是經濟機制本身的合理性問題。從邏輯上講，“計劃經濟”與鍛造“共產主義新人”的烏托邦目標之間有著內在的關聯性：計劃經濟不僅是“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高級歷史形式，而且是超越勞動的“自發性”和“異化”狀態，使勞動走向“自由”（在這個詞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意義上）的必要的制度橋梁。斯大林主義及其傳人曾通過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物質刺激”的合理性，打斷過（至少是動搖過）兩者之間的聯系。倒是毛壹代中國共產黨人以他們自己的理解方式和實踐方式恢復了這種聯系。在技術意義上，中國的“計劃經濟”是粗陋的（遠沒有蘇聯的計劃體制精致和完善）；但在社會意義上，中國的經濟制度卻發揮著重要的“思想”職能，它必須服務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服務於“共產主義新人”的造就和培養。文革中“要鬥私批修”之類的口號典型表達了毛式“共產主義新人”的馴化邏輯。

然而，經濟行為之利益動機的被否定，經濟發展之內在動力的被抑制，勢必在經濟的長期演變趨勢中顯示出後果，導致短缺經濟時代的到來。“精神”的高揚是不可能長期建立在“物質”匱乏的基礎上的。當專制體制壓抑了人們的謀利沖動，甚至壓抑了人們的正常需求，把它擠壓到壹個可憐的、微不足道的角落時，歷史已經積聚了足夠的反彈力，待時機成熟時，讓“物質”重新翻轉過來，以十倍、百倍的瘋狂去徹底地顛覆“精神”。事實上，這個邏輯已經在文革結束後不足30年內中國迅速衍生出的金錢社會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7：國家對經濟資源、經濟信息、經濟開發手段的全方位壟斷，乃是黨專制卓有成效的社會控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社會控制角度看，國家對經濟資源、經濟信息、經濟開發手段的全方位壟斷，既是極權主義社會運行的前提，又是黨專制卓有成效的社會控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立城鄉分立的戶籍制度、實施對有限資源的集中管理，本來生發於基於中國自身條件的工業化積累的現實需要；但在黨專制語境內，這些制度安排迅速具有了社會控制方面的結構意義。與此相應的是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身份”系列：城鄉居民身份系列（擁有壹個“城市戶口”就意味著獲得了壹份口糧供應和壹份在城市就業的機會；沒有“城市戶口”則意味著農民永遠不可能走出鄉村）；城市中“幹部”與“工人”身份系列（“黨”制定了詳細的人事管理和勞動管理制度以實施對二者的不同管理）；企業中的“所有制”身份系列（“社會主義改造”以前有“國營”“私營”之分，“社會主義改造”以後有“全民”“集體”之分）。當然，還有壹個非常重要的身份系列並不是由管理需要引出的，而是黨的理念的直接結果，那就是“階級”身份系列。在黨專制語境內，“階級出身”對壹個人來說具有莫大的意義。“苦大仇深、根紅苗壯”可能帶來招工、上學、入黨、提幹方面的壹系列好處；“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則除了遭受政治上的歧視外，還會遇到實際生活中的諸多困難，甚至生存威脅。“階級身份”以及與此相應的株連政策導致的國民待遇的不平等，曾經給億萬公民造成極其慘重的傷害，但這並沒有否定作為控制手段，它給統治者帶來的“好處”和組織效能。

與控制相關的另壹個重要概念是“單位制”。“單位制”綜合了戰爭年代“供給制”的經驗和建國以後新政權的需求，而成為共產黨的壹大發明。黨借助壹個壹個的“單位”（它可以是壹個政府機構，也可以是壹家工廠，壹所學校、壹家報社、壹個文藝團體，乃至壹個體育訓練機構）壹方面實施有限資源的配給，另壹方面又把每壹個人（及其家庭）緊緊地固著於這個精心安排的體系內。個人的生老病死，“單位”全要管；個人的“政治表現”，“單位”也要負全責。其實，“單位”只是黨專制這張巨大的網上的壹個網結，是黨專制這部巨大機器上的壹個部件。個人對“單位”的高度依賴，乃是個人對“黨”、對“國家”高度依賴的現實體現。正是在這種依附關系中，個人在“享受”黨提供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同時，亦必然付出喪失自主選擇權利和獨立權利的巨大代價。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8：高度的意識形態壟斷、獨斷與強有力的思想控制，體現了專制主義政體的必然要求

意識形態意味著理論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在這種結合中，理論（無論它原來具有多麽“科學”的乃至“批判”的品格）都將成為權力的奴仆和論證權力合法性的工具。意識形態必定是壟斷性、獨斷性的，壟斷性指不允許自由的思想表達空間的存在，獨斷性則意味著唯有與權力結合的意識形態才享有“真理”的美名。

當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共產黨領袖宣稱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被尊奉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時，它自然也難逃自身的工具化命運。“工具化”在這裏首先指必須按照“黨”的需要解釋馬克思主義。黨的領袖將擁有意識形態的最高解釋權和唯壹發展權。這樣，不但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說被強行逐出思想市場，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不同理解（更不用說批評）亦都將成為非法的。

“輿論壹律”是為了強化思想控制。這裏首先被掃蕩的，是那些具有獨立見解的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新聞、出版、教育機構在黨專制語境內都是實施思想控制的制度化設施。它們將根據“黨”的需要詮釋歷史和現實，甚至在必要時制造“新聞”，制造“黨”的“好幹部”或“好戰士”，也制造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當然，在國際上還存在“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情況下，“黨”不會忘記有效地阻斷壹切其他信息源，並伴之以必要的恐怖手段（如宣稱“收聽敵臺廣播”乃非法之舉）。

這樣，黨專制的邏輯已經內在地決定了這個被“黨”控制壹切的社會只能是壹個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的社會，是壹個高度單壹化、同質化、簡單化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不可能產生深刻的思想，產生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學，產生自由的、煥發人性之光的藝術，產生真正獨立的哲學與社會科學。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9：使意識形態內化為信仰，乃是極權主義黨文化的真正特色

命題8強調的是黨專制之思想控制與精神壟斷的強制性壹面。這個問題還有非強制的、誘導性的壹面。或者，更準確地說，強制乃是以被強制者主觀認同的方式發揮作用，表現為被強制者心理上的自覺接受和主動就範。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長期鬥爭中曾付出巨大犧牲，這段傳奇般的歷史賦予“黨”偉岸的形象和道德感召力。“黨”對歷史的精心剪裁又大大加強了這種力量。簡單化、信條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宗旨”和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被灌輸給普通的工人、農民、士兵，以激發其“樸素的階級感情”，提高其“階級覺悟”，從而自覺地為“黨”工作。常年不斷的“政治學習”，各種場合的“憶苦思甜”，規模宏大的集體儀式，情感化的、直白的藝術宣傳等都有助於此類目標的實現。

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更是“黨”的力量無所不在、無堅不摧的證明。以“階級專政”代表自詡的黨對“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擁有巨大的道德上的優越感。強迫他們為黨工作並不是本事；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讓知識分子自慚形穢、自動服輸才是“黨”的拿手好戲。在這個過程中，奴役的不自覺狀態將向自覺狀態轉化。當個人的行為（甚至只是內心活動）不符合“黨的精神”時，人們會自覺地自我矯正，自覺地向“組織”靠攏。從邏輯上講，壹切有利於“黨”和“革命事業”的行為都是值得贊許的。這樣，向“組織”告密之類的行徑不但不被認為是突破人類倫理底線的無恥之舉，反而是對“黨的事業”忠誠的表現。“黨”甚至可以有組織地鼓勵、慫恿此類行為。如此，這個社會必然造成兩種結果：壹方面是精神上永遠長不大的“未成年人”，另壹方面是可憐而又精明的、蠅營狗茍的偷生術。兩者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又是相反相成的，是黨專制這同壹棵樹上結出的兩枚果實。

使意識形態內化為信仰，恰恰是意識形態發揮其功能的前提。在這個過程中，個人崇拜將發揮巨大的精神建構作用。從獨裁者壹方講，有意識地制造個人崇拜，既是鞏固權力、戰勝政敵的需要，也是黨專制體制自身的需要。從受眾壹方講，當“個人”的至高無上性受到置疑（這種置疑乃是黨專制運作的必然結果）時，領袖崇拜將是恰得其時的精神填補。在黨專制語境內，“黨”的偉大將凝結為領袖的偉大。領袖就是人格化的大我，他將給小我以力量。以領袖崇拜為特征的信仰不可能是理性基礎上的信仰，而必定是非批判、非反思意義上的迷信與盲從。但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框架中，這樣的“信仰”卻可以表現為充分理性的。這樣，現代專制主義往往造就奇特的精神景觀：當人類最可寶貴的自由已經本質上喪失殆盡時，社會卻仍舊可能是意氣風發、鬥誌昂揚的，因為人們在“黨的事業”和革命奮鬥的遠景目標中找到了自我的歸宿。

這就是黨文化。我把黨文化定義為精神層面的“黨”的存在，它可以通過文學的、藝術的、教育的乃至日常生活的種種形式表現之。在極權主義時代，黨文化致力於營造簡單的“革命”世界觀和“螺絲釘”式的服從人格。這種努力恰好與經濟領域的平均主義和禁欲主義共收異曲同工之妙。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0：各種“群眾組織”和“人民團體”不過是黨專制的玩偶，人們不可能被允許為政治目的或經濟目的自由結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自由

既然黨專制是壹種絕對的壟斷性存在，那麽邏輯上就不可能有獨立於黨的控制的其他社會力量的生存。當然，“黨”也需要壹些“群眾組織”和“人民團體”充充門面，不過，它們只能作為“黨”動員或控制大眾的手段（所謂“黨聯系群眾的紐帶”）發揮作用，而絕不可能作為獨立的社會組織對本組織成員發生影響，更不可能代表本組織成員的利益或需求對“黨”說三道四。事實上，無論“工會”還是“工商聯”還是“婦聯”還是“學聯”，它們對本團體成員的代表都只能是名義上的，並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在極權主義條件下，人們不可能被允許為政治目的或經濟目的自由結社。

同樣道理也適用於宗教。或者，更準確地說，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命運，更突出地證明了黨專制的極權主義本質。

宗教本來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但由於共產黨人自命為無神論者，又有馬克思批評宗教乃“精神鴉片”之說，宗教組織在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中已處於極不利的地位。更根本的是，教會由於自身具有的如下兩個特點勢必與黨專制發生內在的沖突：第壹，凡教會組織都有自己獨立的信仰（或信基督，或信佛陀，或信真主，等等），而共產黨當然不希望人們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外還有什麽其他的信仰；第二，凡教會必有壹定規模的教徒聚集，而共產黨當權者最擔心的恰恰是超出政府控制範圍之外的民眾的有組織的聚集。教會的這兩個特點顯然都犯了黨專制社會的大忌。

僅憑這兩條，教會在黨專制社會中的命運已經可想而知。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明文規定，這種“自由”卻註定是被限定的。它不能超出極權主義控制所能容忍的限度。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1：黨專制營造的生態環境決定了黨自身變腐的必然趨勢，靠訴諸“革命理念”、清理“階級隊伍”之類手段進行的黨的純化，無助於克服黨所面臨的危機

人們都記得黃炎培1945年訪問延安時向毛澤東說出的壹番擔心：大凡壹個團體、壹個政黨初起之時，都是艱難困苦、聚精會神，歷九死而壹生，而保其生機勃勃；及至環境漸好，精神也就漸漸放下，墮性發作，日趨下坡，乃至人亡政息。正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又何以可能跳出這樣壹個“周期率”？毛澤東當時答曰：我們已經找到了壹條新路，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註1）

不能說中共領導人完全是在擺樣子、吹牛皮。當時的毛澤東確實有足夠的警醒面對黨執掌政權後走向衰敗的危險，但歷史證明他的自信和開出的解決問題的“藥方”卻是自欺欺人的。這個回答已經成為20世紀中國政治中的最大反諷。

黨專制的自身邏輯決定了“人民”不可能真的去“監督”政府，因為“人民”沒有實施這種監督的最基本的手段。在以“階級專政”自我標榜的黨-國政權結構中，“黨”既沒有來自其他獨立力量的制約，又自我堵塞了幾乎所有的批評渠道。“黨”壹手制造了對自己歌功頌德的社會氛圍，並任憑這種歌功頌德走向極端。在實際政治運行中，掌握政權後黨的政治錄用機制決定了“入黨做官”的政治行為邏輯的暗行滋長，這會自然動搖戰爭年代英雄們的革命意誌，更會腐蝕和平年代成長起來的千百萬“向黨靠攏”的青年人。在權力和特權面前，黨的理念和“為人民服務”的道德信條的逐步空泛化乃至儀式化將不可避免。

黨專制下的社會必定是壹個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法律在這樣的社會中是無足輕重的。當整個國家呈示為壹個最高獨裁者掌權的權力結構時，大大小小的權力金字塔也會在各個部門、各個“單位”中湧現。各級當權者習慣於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固步自封，因循守舊，熱衷於文山會海，卻不思創新進取。修養低下者更可能任人唯親、拉幫結派、以我劃線、以權壓人。人們考慮的中心不再是革命的理想，而是自己的權勢。

總之，黨正在變腐。所有由“黨”自己創造的生態環境、生態條件都決定著黨自身變腐的必然趨勢。

更可怕的是，沒有人能夠阻止這樣的趨勢。在黨專制語境內試圖扭轉頹勢、恢復“革命青春”的努力勢必是壹場無望的戰鬥。事實上，毛澤東在“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理論”框架內要解決的，正是執政黨自身的變腐問題。然而，靠訴諸“革命理念”、清理“階級隊伍”之類手段進行的黨的純化，靠發動大規模的“運動”來揭發“階級敵人”或“黨內修正主義分子”，無助於克服黨所面臨的危機。恰恰相反，“運動”往往誘發極權主義的破壞本能，使每壹個運動參加人不是被害者就是害人者，或二者兼而有之。社會良知和做人的基本準則在“革命的狂熱”中喪失殆盡。

就最高決策層而言，保衛黨的純潔的鬥爭具有更為復雜的性質。中共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與最高獨裁者捍衛其烏托邦理念的鬥爭十分復雜地、又非常緊密地纏繞在壹起。這種不同邏輯的交織，充分說明了現當代中國事務的深刻性。我甚至要說，恰恰是從“文化大革命”這樣空前絕後的歷史經歷中，批判學者可以引申出毛式極權主義特有的壹系列悖論及其悲劇性結果。這種悲劇結果所內具的豐富性與深刻性，已經遠遠超過了蘇俄的斯大林時代。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2：獨裁者無力解決最高權力的有序交接問題，從邏輯上深刻揭示了黨專制體制的根本痼疾

在黨專制體制內，最高權力的有序交接是壹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對各國第壹代共產黨掌權者來說，這件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表明，包括前蘇聯、中國、北朝鮮在內的許多共產黨政權，其第壹號人物都是在自然規定的生命期限已經來臨時才不得已交出最高權力的）。但是，這個可悲的事實並不意味著黨的最高領導人不重視“接班人”問題。至少就中國共產黨而言，有意識培養“接班人”的努力甚至可以上溯到黨奪取政權以前的戰爭年代。這個問題最終成為“黨”無法跨越的深度“沼澤”，其原因只能在黨專制的自身邏輯中去尋找。

首先，黨專制的邏輯決定了最高權力交接只能在黨內領袖群體中進行。由於沒有壹個真正意義上的憲政民主體制，沒有各政黨在平等基礎上和平競爭執政地位的過程，權力交接只能表現為黨專制語境內的領袖“接班”。這個過程按照憲政民主的標準來衡量不可能是有序的、公開的、透明的、平等的。

其次，即便按照共產黨黨內民主規則衡量，“接班人”的產生也很難是有序的、民主的。黨專制邏輯之命題4已經表明，黨的領袖獲得“獨尊”地位的開始，就是領袖作為獨裁者試圖超越組織的開始。黨的“民主集中制”之類的“組織原則”將很難抑制獨裁者的為所欲為。壹旦最高領袖的獨裁局面形成，黨組織將喪失作為組織對領袖的約束，而成為獨裁者貫徹自身意誌的工具。在接班人問題上，即便我們假設獨裁者在“候選人”的決定上並無私心，但我們無法避免獨裁者是根據他的“標準”、根據他的主觀好惡、根據他的用人尺度來決定取舍。而且，獨裁者越是淩駕壹切，決定壹切，“黨”作為組織幹預“接班人”選擇的可能越是微乎其微。

更值得回味的是在權力問題上獨裁者的心理狀態。從“革命的需要”出發，最高權力總有“接班”的壹天，對於此點，獨裁者還不至於喪失最起碼的理智。但另壹方面，對於那些有可能成為自己接班人的黨內領袖，獨裁者內心深處又會藏有深深的恐懼乃至敵意。任何觀點、意見上的分歧都可能被獨裁者理解為對權力的覬覦。除非對最高領袖表現出絕對的忠誠，任何人（哪怕他再有能力）都很難在“接班人”的位子上坐穩。這種“接班”前景的高度不確定性、非程序性和人為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壹系列和權力爭奪有關的故事，是黨專制體制生發的故事中最神秘的部分。野心家對權力的貪婪，理念的東西與現實的東西的錯綜交合，領袖與臣子之間、以及不同派系（不同政治傾向）的黨內大員之間圍繞“接班”問題展開的或隱蔽、或公開的較量，都使這個過程顯得既撲朔迷離，又驚心動魄。

無論怎樣，在生命問題上大自然對每壹個人都是公平的。當獨裁者到了不得不“到馬克思那裏報道”的那壹天，權力的交接往往會以非正常的形式進行。伴隨著死人的離去，往往是活人之間繼續進行的生與死的鬥爭。這個鬥爭當然還是為了權力。

獨裁者無力解決最高權力的有序交接問題，從邏輯上深刻揭示了黨專制體制的根本痼疾。斯大林曾經證明了這壹點。毛澤東以更為曲折、復雜的形式再次證明了這壹點。

中共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嬗變的邏輯軌跡

壹代強人自然生命的結束，往往是壹個時代的終結。這也可以視為黨專制語境內社會變遷的特征之壹。我們不妨就此轉入對黨專制之下壹個發展階段——威權主義階段——邏輯特征的討論和刻畫。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3：威權主義是極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黨專制的傳統與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構成威權主義時代最深刻、最根本的邏輯悖謬。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共產黨黨專制語境內的極權主義意味著壹個異化了的公共權力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精神生活的全面控制。從本質上說，這種控制既是實現黨所憧景的烏托邦社會改造目標必須倚仗的手段，又是這個目標本身的壹部分。在極權主義條件下，不可能有市場經濟的容身之地，因為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前提和動力機制是完全有悖於烏托邦社會改造目標的價值預設的。

然而，正是毛式烏托邦追求與制度設計的空想性，特別是這種追求在實踐中的徹底失敗，為歷史走向新的、完全不同的發展之路，也就是重新承認市場經濟，提供了可能。

值得沈思的是這種“重新承認”所采取的歷史形式。事實上，鄧小平所代表的“改革派”領導人對市場經濟的最初認可，乃是極權主義烏托邦毀滅民生的不得已反應，而絕不是對市場經濟之制度含義的自覺承認。基於傳統意識形態而發生的這種認知意義上的遲滯，曾壹再阻遏人們從科學層面認識市場經濟的制度現代化內涵，也限制了人們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理解“市場”力量對社會生活的多方面影響。

更重要的是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正在發生的事情的關系。從制度現代化的規範意義講，與市場經濟相對應的政治結構應當是民主政治，二者在建構壹個合理、健康的社會方面，有著結構上的相互需要。但民主政治卻是中共黨專制的死結。本來，毛澤東的極度專權和文革這樣悲劇的發生，數千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和導致此類悲劇的最深刻的制度根源的存在，已經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證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政治民主化在邏輯上應該與經濟市場化並轡而行。問題在於，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走向對黨專制自身的否定，而這是與當權者的利益相矛盾的。所以，盡管歷史終究會提出、且已經提出這樣的要求，但當這樣的要求被固守陳舊意識形態的黨的當權者所拒絕時，中華民族將不得不遭受更多的苦難。黨的“第二代”領導人可以在“計劃多壹點”還是“市場多壹點”這類問題上互相角力，但在維護黨專制這個根本點上卻高度壹致。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註1）的口號下，毛以後的中共當權者明確表達了黨專制的根基不能碰這個根本原則。這樣，從邏輯上講，改革年代中共當權者制定的基本國策（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堅持“改革開放”），其“兩個基本點”之間必然發生沖突，且這樣的沖突必然是無解的。

繼續保持極權主義政治前提下的市場經濟不可能是健康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它最終將發展為權貴資本所主導的扭曲的市場經濟。極權主義政治+扭曲的市場經濟遂成為開放年代黨專制體制特有的社會結構格局。這是壹個在精神上繼承了毛式極權主義精髓，但在內容、外部條件和內部張力上又迥然不同於毛式極權主義社會的結構格局。威權主義時代所有新的病癥、所有新的矛盾展開、所有新的社會罪惡都可以籍此獲得解釋。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4：“老人政治”、“垂簾聽政”式的新的獨裁形式和陳舊的政治思維，構成毛以後最高權力的顯著特征。它的內在的保守性可能葬送民主化改革的歷史機遇。

在黨專制語境內，掌權者對權力的獨裁這壹點是不會有變化的。變化的只是獨裁的形式。假如說，毛澤東代表了獨霸天下、壹人定乾坤的最典型獨裁特征，那麽毛以後實際掌握最高權柄的中共元老群體則代表了對獨裁的某種集體分享，在這種分享中，元老中最孚眾望者將在權力的使用中占有最大的權重。從邏輯上講，這是黨專制體制內最高權力演變的壹種重要現象。它代表著某種過渡，從強有力的領袖個人獨裁向帶有寡頭特征的集體獨裁的過渡，從“開國元勛”向新生代執政者的過渡，從強人政治向常人政治的過渡。

構成“第二代”領導主體的黨的元老本來都是“第壹代”革命者，是經過文革洗禮後的建國領袖群體的遺存。這個事實賦予該群體以雙重含義：壹方面，多數元老仍然認同信仰了壹輩子的“革命”理念，這種認同是真實的，並非虛假的；另壹方面，他們又對“黨”和領袖犯過的錯誤痛心疾首，希望改弦更張，找到某種發展的新路，但認知、能力和魄力上的局限，使他們無法突破現存體制的狹隘眼界。他們既是黨專制體制的受害者，又是這個體制的堅定維護者。維護的動機開始時可能更多是認知上的（巨大的傳統意識形態思維慣性構成這種認知的基礎），但隨著新的權力機構的確立，隨著權力結構與市場力量的結盟，這種動機會逐漸向利益維度轉化。總之，中共元老群體本質上是保守的，或者說，隨著改革的深化和改革所觸及的矛盾的尖銳化，它會越來越趨向於保守。元老們可以在經濟改革的方式和力度上各有主張，乃至互相矛盾（譬如鄧小平和陳雲），但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卻共守壹條底線，那就是絕不能動搖“黨的領導”。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比如——為什麽鄧壹代領導人不能徹底清算毛澤東掌權時期犯下的過錯乃至罪行。鄧可以“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對毛卻丟棄不得，必須永遠供在臺案上，因為“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註2）。元老們更不可能承認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共產黨的烏托邦追求在根本路徑選擇上就是錯誤的，正是這種路徑選擇上的錯誤，使中國人在壹個美夢的感召下真誠地幹了許多蠢事，使作為民主化轉型進程的20世紀中國史幾乎喪失了時間意義（就該進程從壹個起點開始，卻又在奔跑壹圈後回到了原點而言）。我相信，除了現實利益考量外，對上述歷史悖謬的深深恐懼，乃是中共掌權者不敢面對自己的過去的真正原因。

基於同樣理由，元老們對任何表現出“自由化”傾向的黨內新生代領袖不能容忍，也就是合乎邏輯的了。在元老們的“支持”下成立中共中央工作班子，這種壹、二線分立雖然帶有最高權力過渡的臨時性意義，但仍然具有“垂簾聽政”式的控制功能。壹旦元老們認為前臺工作的新生代領袖“不聽話”，則隨時可以拿下，並用“合適”的人取而代之。這種滲透了前現代皇權專制色彩、又極富“現代”特征的黨專制獨裁術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影響和阻遏是災難性的。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本來擁有民主化改革的強烈時代需求並正在創造相應的歷史條件，或者說，歷史曾經走到壹個十字路口，使中華民族面臨多種不同路徑選擇——包括選擇這樣壹條路徑，即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而走向真正的憲政民主——的機會和可能。黨內民主派和民間自由力量的生長正在創造這樣的條件。然而，由於黨專制語境內元老派的力量高於改革派的力量，由於這個體制賦予元老們權力的最終支配地位，改革的機會終於與歷史擦肩而過。這個機遇的喪失再次證明黨專制的獨裁力量所具有的頑固性和巨大使動性，它仍然可以拖住歷史前進的步伐，影響未來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中歷史的走向。而當這種阻遏是借助血與火的文字寫成時，“黨”的自我意識和“黨”在臣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將發生本質性的改變。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5：“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的形成，使現代市場經濟的文明缺陷和極權制度的野蠻本性結合到壹起，並互相強化。

“權貴資本”的最簡單明了的定義是權力與資本的融合。在威權主義條件下，權貴資本的形成具有鐵壹樣的邏輯必然性。

當壹個社會剛剛從物質禁欲主義的禁錮中解脫出來時，物欲的升騰是壹種完全可以預期的現象。正如命題6已經指出的，就在專制體制壓抑了人們的正常需求，甚至把它擠壓到壹個可憐的、微不足道的角落時，歷史正在積聚足夠的反彈力，待時機成熟時，讓“物質”重新翻轉過來，以十倍、百倍的瘋狂去徹底地顛覆“精神”。更壹般地講，市場經濟本來就是牟利經濟。現代市場經濟最偉大的社會進化屬性和最根本的文明缺陷都可以從“牟利是資本的本能”這句話中獲得解釋。以上兩個方面都意味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對市場原則的重新認可，勢必表現為“潘多拉之匣”的突然打開。只有借助強有力的制度形式，營造公平、法治的制度環境，才能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防止膨脹化的物欲對他人權益的非法侵害。而這恰恰是黨專制體制所無法做到的。

黨的各級官員手中握有權力，這種權力在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能夠給自己帶來的經濟好處是有限的。開放使官員們突然意識到權力就意味著金錢，財富的聚斂可以通過巧妙地使用權力輕而易舉地實現。最初，權力與資本的結盟可能只是簡單的行賄受賄；但人的貪婪本性和無數制度上的“漏洞”會誘使當權者主動“設局”，大賺不義之財。隨著改革進程中生產資料市場、不動產消費市場、資本市場、金融市場的不斷開放，權力和資本的聯姻也將進入“蜜月”。既然權力是不受制約的權力，腐敗的迅速蔓延也就沒有什麽可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