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政府的統治方法
作者 張傑
自從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以來，很多人壹直追問“中國會返回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時代嗎？”的確，習近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有太多的相似性。習近平也壹直在淡化文革災難和試圖為文革翻案，從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到中學歷史教科書的修改，再到上山下鄉是偉大創舉的叫囂。習近平的言語充滿了文革的烙印，什麽自力更生、新長征、鬥爭、黨領導壹切等等。中國會再次爆發文革嗎?這個問題像壹把達摩克利斯劍始終懸在中國人的頭上。
前《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主編李大同在他的文章《關於文革的基礎條件》中進行了剖析。他認為，文革的發生有七大條件的支撐。
第壹，國家有壹個超級魅力型領袖，無論精英層還是蕓蕓眾生，都對它頂禮膜拜，沒有人敢於對他批評與質疑。這使得這個領袖具有不可抗拒的強大的社會動員力。毛澤東、希特勒和斯大林在這壹點上驚人雷同。
第二，國家掌控新聞、出版、學校教育、廣播電視、文化藝術等壹切意識形態工具，長年對民眾進行洗腦教育，造就出大批毫無獨立思考意識和能力的腦殘民眾。
第三，國家掌控所有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以致妳如果不依附體制，妳就根本不可能活下去。當年劉少奇、彭德懷挨整後都說過，“大不了回老家當農民，種地去。”這也許是傳統社會官吏最後的避難之地了。但可惜，在文革中，“回家當農民”這是極高的奢望。不經最高當權者的批準，哪個人民公社敢讓他們回來當農民？這個政權對人的生死控制，絕對獨步世界。
第四，軍隊、警察及司法機關等國家暴力機器，無條件地效忠領袖個人。在實施黨內外鎮壓時，沒有任何法律底線和人權底線。林昭、張誌新等曠世慘案，只是這個國家暴力機器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文革中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發生的對賤民“四類分子”斬草除根式的野蠻屠殺，與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五，國家閉關鎖國，嚴密控制任何外國人進入與外部信息的輸入，即便是執政黨的高級官員和大學教授，也對世界的真實面貌所知甚少。中共官員階層和知識界對世界的無知，遠甚於晚清、北洋、國民時代。這種無知，導致整個國家上層執政的粗鄙化。
第六，無論何人，只要妳表現出不順從、不馴服，就必定會遭到國家有組織的對個人與對家人的迫害，由此鍛造出從國家元首到平民百姓全部包括在內的全民性恐懼，這種恐懼成為毛時代中國人內化的精神特征。
第七，整個中國社會，沒有任何壹種有組織的力量能夠對執政黨、對毛澤東構成制約，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民主黨派等壹切組織或團體，均為中共的花瓶、擺設、仆從和幫兇打手。只有在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執政條件下，中國才會出現餓死四千萬人，而社會悄無聲息的歷史奇觀。
李大同認為，正是這七個條件的支撐，中國才能上演文革這種反文明的活劇。文革是否正離我們遠去或歸來，判斷的標準不是現在舞臺上的來去匆匆的過客，而是支撐舞臺下面的那七根柱子是否仍在？是否仍在主導著中國的社會生活？當今中國，這七根支柱還存在嗎？我們不妨分析壹下：
壹是領袖崇拜。像毛澤東那樣的領袖基本上不可能再生，然而這個政權的性質，卻必須圍繞著老大運行，老大必須比同僚享有更高的權威，老大必須說了算，否則這個黨就壹定會分崩離析。毛已死了近半個世紀，然而毛政未除，民眾對最高權力者的仰視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毛時代個人崇拜即權力崇拜這根柱子並未倒塌，盡管不如毛時代那樣光鮮。
二是意識形態洗腦。我們的孩子，甚至從幼兒園開始，就已經被強迫洗腦，直至大學畢業。這時大部分人的思想，都已經固化。最近網上有個帖子，是壹個老清華人的困惑：他出身貧困農家，憑天資和勤奮考上清華大學，而他的幼時同學，幾乎沒有上完初中的。幾十年過後，他被拉入小學同學群，壹段時間後，他驚訝地發現，這個小學同學群討論的話題與觀點，與他所在的清華同學群驚人相似，他困惑地發問：文化程度和社會地位相差這麽大的兩群人，怎麽會有這種共性？他百思不得其解。
三是經濟控制。這壹點似乎變化很大，國家似乎不再壟斷全部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市場經濟在中國似乎也不可改變了。但中國市場經濟，仍是國家權力的附庸，國家壟斷所有主要經濟命脈和資源，“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正在退出歷史舞臺。吳小暉和安邦集團、馬雲和阿裏巴巴的命運就是民營企業的真實寫照。
壹個沒有憲政制度，沒有法治環境的市場經濟，會變成壹個什麽怪物？實際上，成為了用低人權、低福利和國家補貼的方式參與國際競爭，用源源不斷的國際市場購買力來為政權輸血。這種扭曲的市場經濟，是壹個專制政權所能夢想得到的最佳饋贈。這種畸形的市場經濟，與當初的計劃經濟並無本質區別。
四是暴力機器。在毛時代，國家暴力的使用，還多少有壹點意識形態的遮掩，譬如用組織處理或群眾專政的名目，而如今變為赤裸裸的，在網上說幾句話就能被警方拘留和罰款，被警方訓誡的知識界人士何止千百，堂堂京都，光天化日之下暴力驅趕“低端人口”，砸毀店鋪，推倒住房，那張早上去上學的孩子，下午回家家已經沒了，只好趴在廢墟上做作業的圖片，不知讓多少人潸然淚下。至於各地頻頻發生的拆遷血案，城管土匪般的街頭暴毆良善小販甚至公開搶劫財物，更是當今中國常態。
五是閉關鎖國。目前在國外大約有幾十萬中國留學生，每年去境外旅遊的中國人，據說也達上億人次。這確實是中國前所未有的開放時代，是巨大的進步。遺憾的是，當初看起來絕無可能控制的互聯網，已經被當局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基本上改造成為了壹張“中國局域網”。四十年來，中國的所謂開放，只是小心翼翼地嚴格控制在有利於統治的邊界上，從來就沒有對世界真正開放過。完全可以說，現在不過是中國閉關鎖國的2.0或3.0版。
至於民眾恐懼和壹黨專制這第六與第七根支柱，基本是原裝的，就不必多言了。根據李大同的觀點，支撐文革的七根支柱都存在，盡管已經色彩斑駁、扭曲變形，所以中國發生文革的可能性自然存在。但習近平時代畢竟發生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將它與五十年前的文革時代進行比較並不能揭示其本質，因為在習近平和毛澤東之間還橫亙著鄧小平時代。
李大同指出，中國向人類普世文明演進和歸化的真正障礙，不是什麽文革，而是“毛政”。可以說，不徹底清理和埋葬毛政，類似文革的醜劇會壹再上演，甚至更為醜惡與極端。中國雖然歷經了四十多年的時間，但毛政的基礎基本沒有觸動，相反還由於經濟的發展和財政的富足得以加固。
在本質上，中國從未真正走出毛澤東時代。文革是毒樹之果，不是樹幹，不是樹之根脈。因為只要毛政這棵樹不被砍到，樹上將會長出無數這樣的毒果。六四是不是毒果？薄熙來是不是毒果？習近平是不是毒果？圍剿方方和叫囂武統臺灣的義和團式腦殘和五毛是不是毒果？將大批維權律師投入監獄吊銷律師資格是不是毒果？將百余萬維吾爾族人關押在集中營中是不是毒果？廢止香港壹國兩制，強制實施港版國安法是不是毒果？無數以美國為敵的戰狼們是不是毒果？
應該說，李大同看到了中國問題的實質，那就是中國從未走出毛澤東時代，所以，它自然會帶有文革的烙印。毛澤東時代是極權主義時代，鄧小平時代是後極權主義時代，習近平是從後極權主義時代返回極權主義時代。習近平不是要返回文革時代，而是要用毛澤東的極權主義維持中共的壹黨專制政權，同時也要用鄧小平對外開放維持經濟的發展。
我認為，習近平時代就是經濟開放和政治極權並存的時代。如果我們批評習近平不改革開放，那也是委屈了他。因為他改革開放的口號沒少喊，並許諾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但為什麽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習近平是在否定改革開放？因為習近平定義的改革開放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不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發展經濟，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保留適當的公民自由空間，淡化意識形態。而習近平的改革開放則是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發展經濟，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黨政合壹，政企合壹，嚴控輿論，壓縮公民自由，強化意識形態。我們可以說，習近平的改革開放是毛澤東的極權主義和鄧小平實用主義的結合體，或者說，毛澤東的極權主義為體，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為用，習近平要融合毛和鄧，這本身就是壹個解決不了的矛盾。習近平想用毛澤東的極權主義將中共官員和老百姓管起來，用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讓國家富起來，從而完成中國人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所謂復興夢想。有學者指出：習的新思想要論證的是，中共帶領人民已經找到了壹條使中國富強起來的道路，這是壹條不實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能實現民族復興之路，它始於毛而終於習，對世界也具有推廣價值。習是集毛和鄧於壹體的矛盾混合體，這就造成了無法克服的內在沖突。換言之，習近平不是不要改革，但毛的“體”決定了改革限度，即改革只能在毛的底色的基礎上進行，同時只能以他的行事方式推進，這不但使改革無法落地，也導致體用沖突，使其政策和路線以壹種反改革的面貌出現。
但習近平忘記了壹個重要的事實，現在是二十壹世紀，壹個全球化的時代，同時中國人已經經歷了四十年改革開放，民智已開。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建立起來的壹整套官僚體系，包括管理經濟的體系、管理社會法律體系，用獨裁的方式來運轉，很困難。習近平要進行獨裁統治，必須要對意識形態進行控制，對信息進行控制並統壹思想，但是，面對不再封閉的中國社會，這也很難做到。極權主義是靠謊言和恐怖維持的。在開放的社會，謊言和恐怖難以生存。
客觀說，習近平與鄧小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對鄧習二人來說，共產黨這條船絕對不能翻，必須挽回民心，必須救黨。盡管鄧習二人的救黨方法不壹樣，但目的壹樣。在對付挑戰共產黨的領導，鎮壓異見者方面，鄧習二人不分伯仲。兩人不同之處在於鄧掩蓋中國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習毫不掩飾其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出口中國模式的全球野心。也就是說鄧柔習剛。
習近平執政八年並沒有關閉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是對內實施極權，對外實施開放。他希望將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政策統壹起來，極權為體，開放為用。用極權維護中共的政權，開放發展中國的經濟，並最終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戰勝資本主義。習近平處於極權和開放的矛盾之中，極權和開放無法並存。極權排斥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而它們卻是開放不可或缺的基礎。這個矛盾導致了習近平既無法滿足中國人民的願望，也無法與世界和平相處。
自從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以來，很多人壹直追問“中國會返回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時代嗎？”的確，習近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有太多的相似性。習近平也壹直在淡化文革災難和試圖為文革翻案，從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到中學歷史教科書的修改，再到上山下鄉是偉大創舉的叫囂。習近平的言語充滿了文革的烙印，什麽自力更生、新長征、鬥爭、黨領導壹切等等。中國會再次爆發文革嗎?這個問題像壹把達摩克利斯劍始終懸在中國人的頭上。
前《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主編李大同在他的文章《關於文革的基礎條件》中進行了剖析。他認為，文革的發生有七大條件的支撐。
第壹，國家有壹個超級魅力型領袖，無論精英層還是蕓蕓眾生，都對它頂禮膜拜，沒有人敢於對他批評與質疑。這使得這個領袖具有不可抗拒的強大的社會動員力。毛澤東、希特勒和斯大林在這壹點上驚人雷同。
第二，國家掌控新聞、出版、學校教育、廣播電視、文化藝術等壹切意識形態工具，長年對民眾進行洗腦教育，造就出大批毫無獨立思考意識和能力的腦殘民眾。
第三，國家掌控所有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以致妳如果不依附體制，妳就根本不可能活下去。當年劉少奇、彭德懷挨整後都說過，“大不了回老家當農民，種地去。”這也許是傳統社會官吏最後的避難之地了。但可惜，在文革中，“回家當農民”這是極高的奢望。不經最高當權者的批準，哪個人民公社敢讓他們回來當農民？這個政權對人的生死控制，絕對獨步世界。
第四，軍隊、警察及司法機關等國家暴力機器，無條件地效忠領袖個人。在實施黨內外鎮壓時，沒有任何法律底線和人權底線。林昭、張誌新等曠世慘案，只是這個國家暴力機器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文革中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發生的對賤民“四類分子”斬草除根式的野蠻屠殺，與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五，國家閉關鎖國，嚴密控制任何外國人進入與外部信息的輸入，即便是執政黨的高級官員和大學教授，也對世界的真實面貌所知甚少。中共官員階層和知識界對世界的無知，遠甚於晚清、北洋、國民時代。這種無知，導致整個國家上層執政的粗鄙化。
第六，無論何人，只要妳表現出不順從、不馴服，就必定會遭到國家有組織的對個人與對家人的迫害，由此鍛造出從國家元首到平民百姓全部包括在內的全民性恐懼，這種恐懼成為毛時代中國人內化的精神特征。
第七，整個中國社會，沒有任何壹種有組織的力量能夠對執政黨、對毛澤東構成制約，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民主黨派等壹切組織或團體，均為中共的花瓶、擺設、仆從和幫兇打手。只有在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執政條件下，中國才會出現餓死四千萬人，而社會悄無聲息的歷史奇觀。
李大同認為，正是這七個條件的支撐，中國才能上演文革這種反文明的活劇。文革是否正離我們遠去或歸來，判斷的標準不是現在舞臺上的來去匆匆的過客，而是支撐舞臺下面的那七根柱子是否仍在？是否仍在主導著中國的社會生活？當今中國，這七根支柱還存在嗎？我們不妨分析壹下：
壹是領袖崇拜。像毛澤東那樣的領袖基本上不可能再生，然而這個政權的性質，卻必須圍繞著老大運行，老大必須比同僚享有更高的權威，老大必須說了算，否則這個黨就壹定會分崩離析。毛已死了近半個世紀，然而毛政未除，民眾對最高權力者的仰視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毛時代個人崇拜即權力崇拜這根柱子並未倒塌，盡管不如毛時代那樣光鮮。
二是意識形態洗腦。我們的孩子，甚至從幼兒園開始，就已經被強迫洗腦，直至大學畢業。這時大部分人的思想，都已經固化。最近網上有個帖子，是壹個老清華人的困惑：他出身貧困農家，憑天資和勤奮考上清華大學，而他的幼時同學，幾乎沒有上完初中的。幾十年過後，他被拉入小學同學群，壹段時間後，他驚訝地發現，這個小學同學群討論的話題與觀點，與他所在的清華同學群驚人相似，他困惑地發問：文化程度和社會地位相差這麽大的兩群人，怎麽會有這種共性？他百思不得其解。
三是經濟控制。這壹點似乎變化很大，國家似乎不再壟斷全部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市場經濟在中國似乎也不可改變了。但中國市場經濟，仍是國家權力的附庸，國家壟斷所有主要經濟命脈和資源，“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正在退出歷史舞臺。吳小暉和安邦集團、馬雲和阿裏巴巴的命運就是民營企業的真實寫照。
壹個沒有憲政制度，沒有法治環境的市場經濟，會變成壹個什麽怪物？實際上，成為了用低人權、低福利和國家補貼的方式參與國際競爭，用源源不斷的國際市場購買力來為政權輸血。這種扭曲的市場經濟，是壹個專制政權所能夢想得到的最佳饋贈。這種畸形的市場經濟，與當初的計劃經濟並無本質區別。
四是暴力機器。在毛時代，國家暴力的使用，還多少有壹點意識形態的遮掩，譬如用組織處理或群眾專政的名目，而如今變為赤裸裸的，在網上說幾句話就能被警方拘留和罰款，被警方訓誡的知識界人士何止千百，堂堂京都，光天化日之下暴力驅趕“低端人口”，砸毀店鋪，推倒住房，那張早上去上學的孩子，下午回家家已經沒了，只好趴在廢墟上做作業的圖片，不知讓多少人潸然淚下。至於各地頻頻發生的拆遷血案，城管土匪般的街頭暴毆良善小販甚至公開搶劫財物，更是當今中國常態。
五是閉關鎖國。目前在國外大約有幾十萬中國留學生，每年去境外旅遊的中國人，據說也達上億人次。這確實是中國前所未有的開放時代，是巨大的進步。遺憾的是，當初看起來絕無可能控制的互聯網，已經被當局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基本上改造成為了壹張“中國局域網”。四十年來，中國的所謂開放，只是小心翼翼地嚴格控制在有利於統治的邊界上，從來就沒有對世界真正開放過。完全可以說，現在不過是中國閉關鎖國的2.0或3.0版。
至於民眾恐懼和壹黨專制這第六與第七根支柱，基本是原裝的，就不必多言了。根據李大同的觀點，支撐文革的七根支柱都存在，盡管已經色彩斑駁、扭曲變形，所以中國發生文革的可能性自然存在。但習近平時代畢竟發生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將它與五十年前的文革時代進行比較並不能揭示其本質，因為在習近平和毛澤東之間還橫亙著鄧小平時代。
李大同指出，中國向人類普世文明演進和歸化的真正障礙，不是什麽文革，而是“毛政”。可以說，不徹底清理和埋葬毛政，類似文革的醜劇會壹再上演，甚至更為醜惡與極端。中國雖然歷經了四十多年的時間，但毛政的基礎基本沒有觸動，相反還由於經濟的發展和財政的富足得以加固。
在本質上，中國從未真正走出毛澤東時代。文革是毒樹之果，不是樹幹，不是樹之根脈。因為只要毛政這棵樹不被砍到，樹上將會長出無數這樣的毒果。六四是不是毒果？薄熙來是不是毒果？習近平是不是毒果？圍剿方方和叫囂武統臺灣的義和團式腦殘和五毛是不是毒果？將大批維權律師投入監獄吊銷律師資格是不是毒果？將百余萬維吾爾族人關押在集中營中是不是毒果？廢止香港壹國兩制，強制實施港版國安法是不是毒果？無數以美國為敵的戰狼們是不是毒果？
應該說，李大同看到了中國問題的實質，那就是中國從未走出毛澤東時代，所以，它自然會帶有文革的烙印。毛澤東時代是極權主義時代，鄧小平時代是後極權主義時代，習近平是從後極權主義時代返回極權主義時代。習近平不是要返回文革時代，而是要用毛澤東的極權主義維持中共的壹黨專制政權，同時也要用鄧小平對外開放維持經濟的發展。
我認為，習近平時代就是經濟開放和政治極權並存的時代。如果我們批評習近平不改革開放，那也是委屈了他。因為他改革開放的口號沒少喊，並許諾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但為什麽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習近平是在否定改革開放？因為習近平定義的改革開放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不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發展經濟，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保留適當的公民自由空間，淡化意識形態。而習近平的改革開放則是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發展經濟，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黨政合壹，政企合壹，嚴控輿論，壓縮公民自由，強化意識形態。我們可以說，習近平的改革開放是毛澤東的極權主義和鄧小平實用主義的結合體，或者說，毛澤東的極權主義為體，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為用，習近平要融合毛和鄧，這本身就是壹個解決不了的矛盾。習近平想用毛澤東的極權主義將中共官員和老百姓管起來，用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讓國家富起來，從而完成中國人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所謂復興夢想。有學者指出：習的新思想要論證的是，中共帶領人民已經找到了壹條使中國富強起來的道路，這是壹條不實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能實現民族復興之路，它始於毛而終於習，對世界也具有推廣價值。習是集毛和鄧於壹體的矛盾混合體，這就造成了無法克服的內在沖突。換言之，習近平不是不要改革，但毛的“體”決定了改革限度，即改革只能在毛的底色的基礎上進行，同時只能以他的行事方式推進，這不但使改革無法落地，也導致體用沖突，使其政策和路線以壹種反改革的面貌出現。
但習近平忘記了壹個重要的事實，現在是二十壹世紀，壹個全球化的時代，同時中國人已經經歷了四十年改革開放，民智已開。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建立起來的壹整套官僚體系，包括管理經濟的體系、管理社會法律體系，用獨裁的方式來運轉，很困難。習近平要進行獨裁統治，必須要對意識形態進行控制，對信息進行控制並統壹思想，但是，面對不再封閉的中國社會，這也很難做到。極權主義是靠謊言和恐怖維持的。在開放的社會，謊言和恐怖難以生存。
客觀說，習近平與鄧小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對鄧習二人來說，共產黨這條船絕對不能翻，必須挽回民心，必須救黨。盡管鄧習二人的救黨方法不壹樣，但目的壹樣。在對付挑戰共產黨的領導，鎮壓異見者方面，鄧習二人不分伯仲。兩人不同之處在於鄧掩蓋中國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習毫不掩飾其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出口中國模式的全球野心。也就是說鄧柔習剛。
習近平執政八年並沒有關閉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是對內實施極權，對外實施開放。他希望將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政策統壹起來，極權為體，開放為用。用極權維護中共的政權，開放發展中國的經濟，並最終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戰勝資本主義。習近平處於極權和開放的矛盾之中，極權和開放無法並存。極權排斥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而它們卻是開放不可或缺的基礎。這個矛盾導致了習近平既無法滿足中國人民的願望，也無法與世界和平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