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征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零年

反對三權分立的奧秘何在?
  吳邦國委員長的第三個「不搞」,是「不搞『三權鼎立』 和兩院制」。他這裏說的「三權鼎立」,就是我們通常談論的 「三權分立」。不知道為什麼他偏要說成是「三權鼎立」。 關於三權分立的爭論,不是一個新的話題。它是隨著改 革開放才出現的,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近幾年由於 有了關於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的爭論,這個問題又重新 浮現出來。我在2002 年寫的《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和 2009 年寫的《零八憲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裏,對 於三權分立,從理論到實踐,都作過分析和論述,該說的基 本上都說了,現在不妨舊話重提。 反對三權分立最為強烈的是鄧小平。他曾再三指出:我 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搞資產階級三權分立那一套。改革 開放以來,一些文章一接觸到這個問題便鸚鵡學舌似地反復 重彈這個老調,把主張三權分立或有三權分立傾向的觀點說 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 義制度」。對於這些作者來說,三權分立就好象妖魔或瘟疫, 必須祭起師傳法寶,念起符咒,來驅邪避瘟。他們自以為這 樣可以表現自己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堅定立場。
  三權分立指的是政府的幾種不同職能的權力相互制約。 它不是政府機構的組織形式,而是政府各部門行使權力的基 本原則。人民把國家權力委託給政府,為了使權力不至過於 集中,以致被官員任意濫用而傷害人民的權利,就需要用權 力來限制權力,使不同職能的權力相互制約。這樣,既能保 證權力機構的正常運行,也可以防止政治權力對公民權利的 侵害。所以,三權分立是民主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兩權也好,三權也好,四權五權也好,只要是不同職能的政府權力,就需要建立彼此之間的制約機制。至於分立的具體形式,當然應當根據各國的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形式。在發 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不同於德國,英國不同於美國,沒 有什麼統一的模式。國民黨政府的權力分屬行政、立法、司 法、考試、監察五院,所以他們的憲法被稱為「五權憲法」。 那麼,為什麼通常把它叫做三權分立呢?這是因為國家 權力機構多由立法、司法、行政三種不同職能的部門組成。 亞裏斯多德早在兩千二百多年前就在他的《政治學》一書裏 指出:「一切政體都有三個要素」,「一為有關城邦一般公務的 議事機能;其二為行政機能部分……其三為審判機能。」 在最早實現資產階級革命的英國,三種國家權力原來都集中 在國王手裏,三權分立是對把三權集中于君主的專制主義的 否定。專制主義視君主之位為神器,君權神授,不容他人染 指。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處於萌芽之中的資本主義有了向 君主專制主義挑戰的能力時,三權分立觀念的出現就成為歷 史的必然了。三種國家權力從集中于君主轉到某種程度的分立,反映 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16 世紀手工工場的發展和工廠 的出現,誕生了最早的資產階級,他們的代表進入國會下議 院,加強了國會在同國王鬥爭中的力量。1640 年開始的英國 革命,就是從國會同國王之間的鬥爭發端的。斯圖亞特王朝 復辟後,爭奪權力的鬥爭仍持續不斷,1679 年頒佈的保護公 民人身權利和自由不受侵犯的《人身保護法》,就是這一鬥 爭的產物。這是幼年的英國資產階級反對專制主義的重大勝 利。1688 年「光榮革命」後,威廉三世上台,被迫接受國會 的《權利宣言》。宣言規定了議員的選舉自由和議會演說自 由、辯論自由、議事自由,還宣佈:不經國會同意,國王不 得頒佈法律或停止廢除任何法律;徵收和支配賦稅及徵集和 維持常備軍均須經國會准許;不得設立宗教法院,不得濫施 酷刑;等等。1701 年,國會又通過《國位繼承法》,規定:凡 擔任王室官員的人不得為國會下議院議員;未經議會批准, 國王不得罷免官吏;一切法律必須由國會通過,國王批准; 法官終身任職;等等。這兩個法律的頒佈,標誌著立法權由 國王向國會的轉移,英國成為立憲君主制的國家。1714 年喬 治一世繼位,任命下議院多數黨輝格黨領袖為內閣首腦,組 織政府,標誌著行政權由國王向內閣轉移,國會和政府分享 立法權力和行政權力,開了近代政黨政治和內閣制的先河。 與此同時,司法權力也從國王轉到法院。1627 年,查理一世 接受國會貴族院和下議院的建議,承認國王干預司 法不當,並撤銷干預司法獨立的戒嚴法。1676 年頒佈的《人 身保護法》在保護人民權利的同時,也加強了法院司法的獨 立性。1688 年的《權利法案》更明確宣佈國王停止法律實施或廢除法律為僭越權力的非法行為,進一步保證了司法的獨 立。這是三權分立的雛形:立法權力轉到國會,行政權力轉 到內閣,司法權力轉到法院。它是新興資產階級在向國王奪 取政治權力的長期鬥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孟德斯鳩根據英 國政治結構的演變,在1748 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一書 裏提出了三權分立的理論。他說:立法權力、行政權力、司 法權力必須分開,「政治自由是通過三權的某種分野而建立 的。」「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 在了。」 英國的三權分立是適應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而產生 的政治體制。政治上層建築的革新,掃除了封建專制主義的 長期統治,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它的最明顯的成果 便是工業革命。1765 年的珍妮紡車,1784 年的瓦特蒸汽機, 把英國從工場手工業時代帶進機器工廠工業時代,使英國成 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強國。 從以上對三權分立的發源地英國的簡要回顧可以看出, 三權分立是英國資產階級為了清除封建專制主義對資本主義 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經過長期政治鬥爭才最終取得的政治成 果。它不是哪一個智者發明的治國方略或政權設計藍圖,而 是社會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演變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歷史產 物。英國的榜樣和孟德斯鳩的理論概括,使這種先進的政治 體制形式成為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仿效奉行的共同模式。儘管 各國情況不同,國家機構的設置和職能也有著明顯的差異, 但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的原則卻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貫徹。 三權分立的最本質特徵是政治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這 是克服專制主義,防止執掌政治權力者獨斷專行、濫用權力、侵害人民利益的最有效的利器。正如孟德斯鳩所說:「從 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來約束權 力。」美國的華盛頓也表示,他「強烈主張對每一 部門都加以適當的約束和合理的牽制。」 以三權分立的形式來實現政治權力之間的制約,是幾百 年來先進人物鬥爭和思考的結晶。它的歷史功勳是清除專制 主義對人民權利的禁錮和對生產力的束縛;它的意義和作用 則在於防止專制主義復辟,保證政權機構的健康運轉和生產 力的順利發展。就如同經濟領域的市場經濟,意識形態領域 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觀念一樣,政治領域的民主制度和三 權分立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保證,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有 過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但它們同時也是人類歷史的寶貴財 富,世界文明的優秀成果,具有普遍的社會歷史意義。只要 在政治領域還存在著封建專制主義,只要生產力的發展還受 著政治上層建築中某些因素的阻礙,三權分立就應當成為我 們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選擇。 有些人仿佛是患了三權分立恐懼症,一談到三權分立, 就忙不迭地表態:「我們絕不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那一套」, 「我們不能要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似乎,只要把三權分立 貼上「西方」和「資產階級」的標籤,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 它拒之門外了。這種說法做法,實際上反映了專制主義對民 主主義的本能抗拒。 目前我國政治體制的癥結,在於以黨代政,以黨治國, 三權都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國家權力機關既不能獨立地 行使職能範圍的權力,也無法進行有效的相互制約與監督。 這才導致濫用權力與專斷盛行,公民的權利屢受侵害而投訴無門,而有權者則可以放心大膽地攫取國家和人民的財富。 實行三權分立,改變這種局面,勢必損害這些既得利益者的 利益,這才是他們反對三權分立的奧秘所在。 三權分立還有一個含義,就是各個權力機構獨立地行使 自己的職權。我國目前的政治結構,卻是任何權力機構都要 聽命於共產黨,唯共產黨的馬首是瞻。這就是說,作為國家 權力的三權之上,還有至高無上的黨權。憲法雖然規定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實際上這個「最高 國家權力」卻完全被共產黨所掌握。憲法規定法院「獨立行 使審判權」,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兩院「不受行政機 關、社會和個人的干涉」,但在實際生活中,沒有哪一家法 院、檢察院能夠做到不受黨委干涉而獨立地行使審判權和檢 察權。連高等學校、社會團體、文教部門、國有大企業的領 導人都要由黨委組織部委派。共產黨淩駕於一切國家機關和 社會團體之上,它們的所有權力都來源於共產黨,由共產黨 授予。這種一黨專政、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是現在許多社 會弊病的主要根源。三權分立正是治療專制主義的良藥,它 一方面把各個政府機構應有的權力還給政府,同時又建立起 健全的制約機制。這樣才可以杜絕濫用權力的條件,克服遍 佈全國的貪腐現象。 至於兩院制,則是國家的立法機關由兩院組成的政治體 制,它的本質意義也在於權力的相互制約。這種體制開始於 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後期的美國,後來為許多國家所 採用。按照這種模式,議會包括兩個議院,一個由選舉產 生,另一個則由任命、選舉或世襲產生。兩院具有同等的權 力,法案必須經過兩院審議和通過才能生效。因此,法案和政府的重大決策能夠獲得比較充分的討論與衡量,避免政黨 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操縱政治權力。 中國現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 會有著兩院的形式,但沒有兩院制的實質。如前所述,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並未掌握「最高國家權力」,而政治協商會議只 是個諮詢機構,更不是權力機關;兩院之間不存在相互制約 和監督的關係,起不了制約和監督的作用。 三權分立和兩院制,是國家政權結構的民主原則的具體 化,其基本精神就是政治權力的獨立行使和相互制約。這應 該是現代國家機構和一切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不但國家的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有必要相互獨立、相互協調、相互制 約,就是企業的董事會、管理部門、監事會,政黨和社會組 織的代表大會、執行機構、監察機構,都需要建立起相互制 約的機制,才能保證機構自身的健康運轉和發展。這裏既不 存在姓「資」姓「社」的問題,也沒有西方東方之分,有的 只是民主與專制的差異。 「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有什麼奧秘呢?我在前面談到 一些有權者反對三權分立是為了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這是 從權貴集團階級利益的層面來說的;從一黨專政的現行體制 的層面來看,「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就是拒絕對政治權 力進行必要的制約和監督,維護以黨代政、黨權高於一切的 專制體制。 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理解吳邦國委員長在全國人大主 席臺上發出的這個誓言的本質。

聯邦制是一個可供選擇的國家形式
  「不許搞聯邦制」是吳邦國委員長的第四個「不搞」。 在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論題裏,聯邦制很少被人提及, 它現在怎麼會進入吳邦國委員長的視野,成為他信誓旦旦地 宣佈「不搞」的一個內容呢? 他大概是繼承了批判《零八憲章》的遺產吧! 2008 年12 月提出的《零八憲章》,在它的19 條基本主張 裏,第18 條的主題是「聯邦共和」,內容如下:「以平等、公 正的態度參與維持地區和平與發展,塑造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形象。維護香港、澳門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 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 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在民主 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零八憲章》在網上發表,使已經開展了半年多的關於普 世價值的爭論與批判,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這個高潮的最 大特點是,《零八憲章》提出來的理念和主張,都被列為批判 的對象,包括「聯邦共和國」在內。但所有的批判文章裏, 都沒有出現「零八憲章」這幾個字。這些既氣壯如牛、又虛 怯如鼠的批判者,一方面要批判《零八憲章》提出的理念和主張,同時又不讓老百姓知道有《零八憲章》的存在。如此 乖僻悖理的作為,恐怕只能用「中國特色」這四個字來解釋 了。 吳邦國委員長當時也是批判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的 積極參加者,這也許就是他把「聯邦制」列進「五不搞」的 原因吧。 其實,《零八憲章》所提的19 條基本主張,都是對未來 的國家模式和政治體制的設想,作為一些可供選擇的方案, 供全國人民討論。就拿「聯邦共和國」來說,《零八憲章》主 要是針對香港、澳門和臺灣的未來地位而言的。即使超出這 個範圍,把新疆、西藏、內蒙等不同民族地區都包括在聯邦 制之內,也未嘗不可以把聯邦製作為一種未來的國家形式加 以考慮。你可以贊成,也可以反對,還可以提出其他國家形 式,最後將取決於大多數公民的意願。任何個人都沒有權利 武斷地裁定應該「搞」或「不搞」某種國家形式。至於有些 人把主張聯邦制說成是「顛覆政府」、「分裂國家」,只能說明 他們自己的無知與偏見。 聯邦制是一種政治組織原則,也可以說是國家結構的一 種形式。在這種形式裏,不同的地區或不同的民族,由於一 定的歷史或社會的原因,而在同一主權國家內實現享有一定 主權的高度自治。世界上最早提出「聯邦共和國」的,大概 是法國的孟德斯鳩。他在《論法的精神》裏說:「聯邦共和 國就是幾個社會聯合而產生的新社會」,「這種政府形式是一 種協約。依據這種協約,幾個小邦聯合起來,打算建立一個 更大的國家,並且同樣作這個國家的成員。」美國現行憲 法的奠基者漢密爾頓在1787 年11 月發表的一篇文章裏說:「聯邦共和國的定義,看來就是『一些社會的集合體』,或者 是兩者或更多的邦聯合為一個國家。」據《簡明不列顛百 科全書》介紹,「20 世紀以來,聯邦制被廣泛用來作為統一 多民族國家的手段。」「1971 年,世界上共有17 個國家實行聯 邦制,還有18 個國家採用了聯邦制的分權制原則。」「實踐證 明,聯邦制或類似聯邦制的政治體制,是最穩定最持久的政 治組織形式之一。」 在這些實行聯邦制的國家中,大概以瑞士最為典型。《瑞 士聯邦憲法》的總則第一條就載明:「瑞士聯邦由……等22 個有主權的結成聯盟的各州人民組成。」第三條:「各州的主 權,未經聯邦憲法限制者都得自主。凡未委任於聯邦政府的 權力,概由各州行使。」這部憲法從1874 年制定後,到 1974 年,一百年間修訂了37 次,但這一條卻一直沒有修改。 目前世界上實行聯邦制的國家,大部分都有瑞士憲法所規定 的兩大特徵:一、組成聯邦的各州享有主權,但它受著聯邦 憲法的限制,也就是說,是在聯邦憲法規定的範圍內享有主 權;二、各州可以行使聯邦政府的權力以外的權力,也就是 說,體現各州共同利益的權力集中於聯邦國家的中央政府, 各州行使的是有關本州事務的權力。但在具體的實施上,各 國又各不相同。 可見,聯邦制是當今世界上一種通行的政治組織形式, 把它列為可供選擇的改革方案,供全國人民討論、選擇,沒 有什麼值得驚奇的,更沒有理由大加撻伐。美國就是在經過 激烈的辯論之後,才確定採取聯邦制的。 美國現行的憲法是1787 年頒佈的。在此以前執行的是 1781 年制訂的《邦聯條例》。為了修改這個條例,1787 年5 月,在華盛頓主持下舉行了全國代表會議,會上就實行邦聯制還 是聯邦制,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經過三個月的論辯,最後通 過新憲法,實行以代議制為基礎的聯邦共和國制度,建立一 個中央相對集權的聯邦政府。憲法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美 國人民,為建立一個更完備的聯邦,……特制定和確立這部 美利堅合眾國的憲法。」 中國是否應該實行聯邦制,也是一個可以討論研究的問 題。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早在蘇區時期就 考慮過聯邦共和國的問題。1934 年1 月經第二次全國蘇維埃 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在規定少數 民族的自決權問題時,就說明少數民族可以「加入或脫離中 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2 月17 日公佈 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蘇維埃組織法》第五章第24 條規定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其 中就有一條是「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境內各民族訂立組 織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條約。」1945 年6 月12 日中共第七次 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在「總綱」裏又提 到「為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各革命階級聯 盟與各民族自由聯合的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而奮鬥」。 這個歷史事實表明,中國共產黨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 期裏,是主張在中國建立聯邦共和國的。這是因為,我國是 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經過長時期的融合,有些民族已經與漢 族融為一體,如滿族、苗族、壯族、回族,他們的語言、文 字、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徵已逐漸消失,成為進入研究領域的 文化遺存;還有一些民族,如維吾爾族、藏族、蒙古族,則 還保存著本民族的文化特徵,包括語言、文字、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等。對於後一類民族,根據六十年多來的歷史經 驗和教訓,今後究竟應該實行高度的民族自治,還是實行聯 邦制,都是可以討論、可以研究的。幾十年來,中央政府往 往不顧這些民族的特點,把在漢族地區推行的政策,照搬到 這些民族地區;在執行政策的過程中,又不尊重他們的生活 習慣、宗教信仰和語言文字,結果嚴重地傷害了他們的民族 感情。這幾年新疆、西藏兩地的騷亂頻發,雖然背景複雜, 但不能不承認政策失誤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儘管中央政府 為這些地區的建設,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和人力,但仍不能從 根本上解決問題。根本解決之道,在於實現真正的民族自 治,或建立聯邦式的自治區,真正由各民族自己作主,不要 把違背他們文化傳統的意識形態強加於他們。只有這樣,才 能消弭某種程度的敵意,實現真正的民族團結。 至於香港、澳門和臺灣,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將來以 什麼形式參與國家生活,也是需要從多方面加以考慮的問 題。面對未來的選擇,也不能把聯邦制排除在選項之外。 我不敢說吳邦國委員長的「不搞聯邦制」,是由於對有關 的世界史和中共黨史的無知,只能猜想他也許真是把主張聯 邦制看成是「分裂國家」、「顛覆政府」的陰謀詭計。其實, 成為聯邦並不意味著各自獨立,更不意味著削弱中央政府的 權威,就像美國、瑞士、德國等聯邦制國家的各州並沒有獨 立,也沒有影響、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一樣。 到目前為止,就我的見聞所及,還沒有聽說有人主張中 國未來必須採取聯邦制的國家形式。討論到這個問題的人, 一般都是把它作為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案,就它的利弊得失, 發表個人的見解。贊成的也好,反對的也好,都是為了探討更加完善的國家形式,而且僅僅局限在學術研究的範圍。在 經過廣泛的、充分的、深入的討論和爭辯後,才能作出最好 的選擇。現在這個討論剛剛開始,就貿然宣佈「不搞聯邦 制」,這至少是一種短視的、不明智的表現。

試析「不準搞私有化」的理論謬誤
  吳邦國委員長的最後一個「不搞」,是「不搞私有化」。 改革開放以來,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和「私有化」之 聲就不絕於耳。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紀末的國有企業改革 時,權貴豪強趁機掠奪國有資財,出現了空前的私有化高 潮,「不搞私有化」的呼聲卻趨於低潮。而在進入新世紀後, 權貴豪強已經形成為強大的剝削階級,掌控了經濟、政治、 文化等各個領域主導權的時候,「不搞私有化」的論調又囂張 起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既有特權階級的利益驅動,也 有理論上的蒙昧。前者吳邦國委員長心知肚明,老百姓更是 早已看穿,無需我多說;本文只從理論的角度,作一些分析 和探討。
  關於私有制、私有化等概念的內涵,幾十年來一直是一 個世界性的理論誤區。這個被列寧、斯大林所誤導的觀念, 深深地植入中國共產黨人和知識份子的腦海,影響著支配著 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吳邦國委員長的「不搞私有化」,就是這 種狀態的反映。 要理解什麼是私有化,首先要理解什麼是私有制。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裏,最為當代人所詬病的,大 概當數「消滅私有制」。 這個觀點最早是十八世紀的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摩萊 裏、馬布利等提出來的。他們目睹以自由、平等的口號建立 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仍然充滿著貧富分化,社會對立,認 為不平等、不自由的根源在於私有制,私有制是罪惡之母, 萬惡之源,所以提出消滅私有制。但是他們在論述自己的思 想時,總是把私有制同私有財產混為一談,沒有區分兩種性 質不同的私有:一種是利用佔有的生產資料來剝削別人的勞 動;一種是使用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以謀生。因此,他們主 張的消滅私有制,就是禁止私有財產,實行財產公有。這當 然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 首先把私有制同私有財產區分開來的是馬克思。他在 《共產黨宣言》裏提出「消滅私有制」的同時,特別說明,他 所主張的,「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 級的所有制」,「即建築在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上面」 的所有制。他還說:「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 的機會,它只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機會。」 後來在《資本論》裏,他明確地指出:「私有制的性質,卻依 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所以,他把 「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 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區別於「資本主義私有制, 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 並且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前者必然為後者所排擠, 所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 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 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 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在這裏,馬克思把「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稱為 「個人所有制」,劃清了它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界限。這也就 意味著,他主張應該「消滅」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而 不是「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不是「個人所有制」, 更不是私有財產。因為從嚴格的理論意義來說,所有制指的 是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不包含對生活資料的佔有。而私有財 產則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生活資料。 至於消滅私有制的方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宣 佈的,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通過革命使 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運用暴力消滅舊的 生產關係」。這裏已經蘊涵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在《紀 念國際成立七周年》的講話裏,馬克思就談到「實行無產階 級專政」,是為了「通過把一切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的辦 法,消滅現存的壓迫條件」,從而「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 的唯一基礎」。 但是,經過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長期考察和研究,特別是 對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考察和研究,馬克思發現,隨著信 用制度的擴大和普遍化,在資本主義生產內部出現了自我揚 棄、自我否定的因素,這就是股份制度。股份制的意義在 於,一方面,「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本身範圍內的揚棄」,「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 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另一方面,它「是資本再轉化為 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在股份公司裏,資本「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 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 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 立」。這就是說,股份公司已經不是本來意義上的資本主 義私有制了,它已經開始向不同於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新生產 方式過渡。 由此可見,馬克思在晚年已經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在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已經產生了可以和平過渡到新生產 方式的過渡形式。資本主義私有制不需要運用暴力去消滅, 它將在漫長的自我揚棄、自我否定的過程中逐漸消亡。這 樣,馬克思在實際上就否定了自己早期的「消滅私有制」、即 「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的理論,同時也意味著放棄了無 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 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它的作用在於「消滅階級 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基礎」。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可以通過股 份制這樣的過渡形式,逐步過渡到新的生產方式,也就是沒 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生產方式,那麼,旨在消滅一切階 級的無產階級專政,就顯得毫無必要了。 在專制主義的深刻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列寧、斯大林和毛 澤東,對於「消滅私有制」的理解,完全繼承了空想共產主 義的衣缽。他們既不理解把私有制和個人所有制加以區分, 更不懂得馬克思在晚年的思想變化,一直認為「消滅私有 制」就是消滅一切私有財產。最典型的例子,是毛澤東在大 躍進高潮裏推行的「公社化」。在「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口 號下,許多人民公社的社員不但沒有了生產資料,而且連生 活資料也被沒收得乾乾淨淨。有人說是「除了一隻碗一雙筷子,其它都是公家的」。所以楊獻珍當年就譏諷說:「這是什 麼共產主義?我說這是『叫化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化子還 窮,因為叫化子還有一隻木棍嘛!」 這就是毛澤東的烏托邦共產主義留下的一個歷史笑話。 對私有制的不同理解衍生出「私有化」的不同涵義。這 些不同的涵義,從不同的角度諷刺了吳邦國委員長的「不搞 私有化」。 第一種「私有化」是「私有制化」,也就是化出資本主義 私有制來。在某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就是私有化的過程。 早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毛澤東通過「社會主義改造」,乾 淨、徹底地消滅了在我國並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 中國社會成為國有壟斷經濟的一統天下。進入八十年代, 改革開放的大潮,催生了大量鄉鎮企業,引進了許多外資企 業,興起了私有經濟的發展高潮,這是第一個私有化高潮。 第二個高潮興起於1992 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鄧小平以 「不爭論」的口號,拆掉了姓「資」姓「社」的羅網,又以「誰 不改革誰下臺」的威脅,打退了反改革派的討伐,為資本主 義私有制和民有經濟的發展掃除了障礙,終於形成了今天民 有經濟佔有半壁江山的局面。 這種形式的私有化不是搞不搞的問題,而是早就在搞 了,而且還在繼續不斷地搞。請問吳邦國委員長,你說「不 搞私有化」,是否意味著今後不再允許私有經濟發展,工商管 理局不再接受民間成立私有公司的申請了? 第二種「私有化」是「個人財產的私有化」。這個命題 似乎有點荒唐,因為私有化的原意,是指生產資料的私人佔 有,不是指個人財產的佔有。個人財產當然是私有的,有什麼可「化」呢?這就要歸因於「中國特色」了。從「叫化子 共產主義」到文化大革命,公民的個人財產,始終處在有 無及合法不合法的邊緣。只有「一隻碗一雙筷子」的時代就 不用說了;文革期間,紅衛兵、造反派隨時可以到別人住處 抄家,被抄的雖然是個人財產,卻不能為個人所有;農民在 房前屋後種幾株瓜、幾棵菜,上街賣幾個雞蛋,都要被叱為 「走資本主義道路」而遭到禁止——就這麼有限的一點點財 產,也都成了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難逃被剝奪的命運,還有 什麼「私有」可言呢?直到文革之後,通過包產到戶,農民 有了餘糧餘錢餘力,於是也就有了屬於個人的財產。不會有 人抄家,也不會再上演「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鬧劇。在公民 普遍日益富裕、個人和家庭的財產有所積累的新世紀,保護 私有財產的條文甚至寫進了憲法。 這不是地道的私有化嗎?請問吳邦國委員長,這樣的私 有化該不該搞? 第三種「私有化」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開放 以來,為了調動國有企業管理者的積極性,當局先後試行了 「利改稅」、「撥改貸」等政策,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對國 有企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擴大了企業 管理者的權力,為他們提供了以權謀私的機會。二十世紀最 後幾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成了這些管理者和上級部門 聯手侵吞國有資產的盛宴。他們或者瞞天過海,李代桃僵; 或者官商勾結,上下其手;或者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甚至 連推行股份制,也成為某些管理者掠奪職工財富的機會。結 果,大量國有企業轉變為權貴豪強的私人產業,並且誕育了 兩個新的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與此同時,一些高官顯貴的第二代、第三代則趁機搶佔、瓜分各 個領域國有企業的控制權。他們橫跨政企兩界,誇富弄權, 縱橫捭闔,成為權貴資產階級最為重要的梯隊,中國政治舞 臺上權力無限的新貴。國有企業實際上已經成了他們的私人 產業,成為他們升官發財的階梯,攫取更大權力、更多財富 的捷徑。
  這是當代中國最無恥、最反動的「私有化」。請問吳邦國委員長,當年你們眼睜睜地看著風捲殘雲一般掠奪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為什麼不大喊一聲「不搞私有化」?而在國有企業實際上已經被權貴豪強瓜分完畢,「私有化」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卻出來宣佈「不搞私有化」,這還有什麼實際意義嗎?
  第四種「私有化」,應該正名為「民有化」,完整的說法是「國有壟斷企業民有化」。因為在改革開放大潮裏誕生的私營企業,絕大部分已經發展為股份公司,也就是馬克思說的「社會企業」,而不再是「私人企業」。讓民有企業進入壟斷領域,逐步實現大部分國有企業民有化,是建立完善的、健全的市場經濟必不可免的發展。國務院頒佈的兩個「36 條」,鼓勵民有企業進入被國有企業壟斷的領域,可以說是吹響了民有化的進軍號角。這是改革反改革的主戰場,壟斷反壟斷的角力場。民有化的進軍遭到了反改革的壟斷勢力的頑強阻撓,以致出現所謂「玻璃門」、「彈簧門」的現象:看得見,進不去;或者是進去了,又被彈了出來。
  吳邦國委員長說的「不搞私有化」,實際上指的大概就是「民有化」。反對民有化,無異於站在反改革的壟斷勢力一邊,反對國務院的兩個「36 條」。第五種「私有化」是「股權職工化」,這就更不是私有化了,相反是公有化的一個重要步驟。我在1995 年寫的第一篇徵求意見稿《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立足點》,主要內容就是講這個問題。我主張把國有企業的一部分產權,無償分配給職工,使他們成為企業的真正主人。隨著企業生產的發展,還應當逐步擴大職工佔有的產權比例。這正是馬克思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嘗試。遺憾的是,我國有些企業這樣做了,卻被主持體制改革的最高領導斥為「國有資產流失」、「私有化」,結果半途而廢。
  有一位「一二九」時代的老黨員、北大老校友,前幾年在一篇批判我的文章裏,居然把馬克思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在勞動者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說成是「私有化」,同時還聲言自己堅持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吳邦國委員長的「不搞私有化」,大概就包括了實為「公有化」的此類改革模式。這就應了一句西方諺語:「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總起來看,這五類「私有化」裏,前三類是已經沉澱為歷史的既成事實,而且還在不斷地「化」著。吳邦國委員長「不搞私有化」的宣言,對它們已經起不了絲毫的作用。後兩類則符合於歷史潮流的發展趨向,它們不是「私有化」,而是「民有化」、「公有化」。吳邦國委員長所反對並且主張「不搞」的,恰恰是這兩類「化」。
  吳邦國委員長這個最後的「不搞」,反映了權貴壟斷集團的利益和要求,也同毛左所鼓吹的主張不謀而合,與完善市場經濟的要求則背道而馳。由於斯大林主義的長期薰陶,許多人對「私有制」和「私有化」認識不清,對「不搞私有化」的理論謬誤和實際危害缺乏足夠的理解,希望本文在這方面能有所澄清。

「八個確立」、「五個不搞」的要害是反對政治體制
改革(一)提出「八個確立」、「五個不搞」的社會背景吳邦國委員長的「八確立」和「五不搞」,出現在今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主席臺上,看來不是偶然的。它是近幾年改革與壟斷、民主與專制的理論對抗的產物。
  近幾年來,改革與反改革、民主與反民主的對抗與鬥爭,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說,壟斷與反壟斷、專制與反專制的對抗與鬥爭,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這是值得高興的。
  22 年前的血腥鎮壓和隨後的清查清洗,把體制內外主張改革和民主的力量一網打盡,反改革反民主的高調一時甚囂塵上。經歷了萬馬齊喑的九十年代,進入新世紀後,改革和民主的力量才逐漸復蘇。在朝者推進改革、突破壟斷的努力,在野者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的呼聲,都有日漸高漲的趨勢。特別是由於有了互聯網,民間的民主思潮獲得了一個豐沃的園地。正是這個當代科學的產兒,在進入新世紀後,突破了文化專制主義的輿論導向,哺育了一代的民主主義新人。它已成為民主主義反對專制主義的強有力的鬥爭陣地。
  人們在互聯網上議論時政,臧否人物,維護公民權利,揭露貪官汙吏,對社會發展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這個民主主義的發展趨勢引起了權貴壟斷勢力的警覺,於是就有了對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的批判。由於他們壟斷了全國所有的傳播媒介,因而整個批判過程呈現一面倒的圍剿之勢。中共中央宣傳部在2009 年5 月出版的《六個為什麼?》,是批判與圍剿的理論總結,從理論上全面否定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
  的理念與主張;吳邦國委員長的「八確立」、「五不搞」,則是批判與圍剿的政治總結,從政治上全面否定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的理念與主張。有了這兩個總結,反改革反民主的壟斷專制力量似乎可以高唱凱歌、得勝還朝了。
  幸而現代科學技術提供了互聯網,使我們有一個可以充分利用的園地,從理論上、政治上對《六個為什麼?》和「八確立」、「五不搞」作出回答。前面的14 篇文章,就是適應這個社會需要和歷史任務而產生的。
  (二)「八確立」、「五不搞」的要害是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八確立」的前四個「確立」,實際上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翻印版,而所謂「四項基本原則」是同政治體制改革互不相容的。它是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最有力的藉口:既然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有了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還有馬克思主義等等作為指導思想,這個體制不是很完美嗎?還要改革什麼?
  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在紀念十月革命八十周年時曾經指出,蘇聯共產黨的統治是經濟上壟斷所有權,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文化思想上壟斷真理。四項基本原則就是這個「三壟斷」的中國版,是粉飾「三壟斷」的理論塗料。
  所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保證了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壟斷;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保證了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保證了對思想文化的壟斷。這正是中國特色的專制主義。
  改革開放的本質意義,就在於突破三大壟斷(或加上在社會領域對公民權利的壟斷,則成為四大壟斷),實現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公平化,把專制主義轉化為民主主義。所以,改革開放同粉飾四大壟斷、掩蓋專制主義的四項基本原則,始終處於對抗狀態,二十多年的改革歷史,本質上就是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鬥爭史。
  1987 年中共十三大確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即所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領導集團內堅持改革的力量同維護專制的勢力達成妥協的結果。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這兩個不同發展方向的指導方針扭在一起,既缺乏邏輯的合理性,也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結合。說它是妥協的結果,是因為兩股勢力都在指導方針裏保留了自己的立足點,同時也容納了否定自己的因素。但由於專制主義有著長期積累的深刻影響,而改革開放則是經歷了文革之後的社會覺醒的產物,只有幾年的歷史,兩者實力和思想理論基礎的懸殊,使改革開放始終處於劣勢。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年經濟體制改革步履艱難、政治體制改革彳亍不前的基本原因。(三)從「四項基本原則」到「八個確立」、「五個搞」「四項基本原則」從提出的第一天起,就是以扼殺思想解放、阻撓體制改革為使命的。
  1978 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具有反專制的民主主義性質。它衝破了「兩個凡是」的迷信,打開了思想解放的閘門,但也受到一些人的質疑。有些人指責有關的文章和討論是「非毛化」、是「砍旗」,甚至質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當年12 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肯定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並且作了高度的評價。但對一些重大思想理論問題,沒有也不可能展開充分的討論。
  根據葉劍英的建議,並經華國鋒同意,1979 年1 月18 日至4 月3 日,在當時的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胡耀邦的主持下,舉行了「理論工作務虛會」。按照原定計劃,會議分兩個階段,春節前開10 天,春節休息,春節後再開10天。
  在真理標準討論的高潮裏召開這次會議,毫無問題應該是一次進一步思想解放的會議。尤其是會議第一階段,集中了在北京的約200 名理論工作者,多數是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人物。加上開幕式上胡耀邦做了引言報告後,剛從鄧小平家裏趕來的周揚向大家傳達鄧小平對會議的意見:「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這更使大家深受鼓舞。會議開得十分熱烈,在進一步深入批判「兩個凡是」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梳理了歷史上的一些是非,分析了現行政治制度的得失,並且理直氣壯地揭露批判了毛澤東的錯誤,從理論上剖析他所提倡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謬誤和危害。這些深刻的見解和犀利的剖析,是對專制主義的有力聲討,它很有可能推進全黨全國的思想解放和改革運動,開闢中國民主革命的新階段。
  這個發展趨勢引起了那些專制主義維護者的驚恐。據《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記載,胡喬木在春節前一天對鄧力群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話,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力群還感覺到胡喬木「為此感到很不安」。
  胡喬木深知自己是無力阻擋這個思想解放大潮的,能夠挽狂瀾於既倒的,只有鄧小平。他清楚瞭解,復出不久的鄧小平雖然支持思想解放運動,但同時也是專制制度的堅決維護者,絕不會允許任何運動損害他賴以安身立命、使他位高權重的專制制度。
  第二階段的理論務虛會一開始,就在3 月30 日請鄧小平講話。胡耀邦和多數與會者本來期望鄧小平的講話能夠對思想解放運動有所促進,不料他講話的主旨卻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使胡喬木「感到很不安」的「五個否定」正相對應。從中我們不難窺見這兩者之間的聯繫。
  鄧小平的講話徹底扭轉了會議的方向。會議沒有按原計劃用10 天時間來深化第一階段取得的成果,只是討論了鄧小平的講話,4 月3 日就草草結束了。一場正在奔騰洶湧的思想解放運動,本來可以引向革除專制體制、走向政治民主的軌道,卻被鄧小平的鐵腕扼殺了。這既反映了專制主義傳統的深厚,也表現出剛從文革中蘇醒過來的民主力量的脆弱。
  當然,鄧小平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告不是他的個人行為,而是共產黨內還十分強大的專制勢力對黨內外的民主訴求和思想解放運動的反攻。從此之後三十多年,四項基本原則一直是維護專制的頑固派用來反對改革、反對民主的利器。九十年代後期權貴資產階級形成和毛左派興起後,它又成了這兩大頑固勢力百寶囊裏的法寶。
  在吳邦國委員長的「八確立」、「五不搞」裏,前四個「確立」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後四個「確立」和「五不搞」,都是四項基本原則的內涵或延伸。「八確立」意味著現有政治體制已經十分完善,不需要進行改革;「五不搞」則是公然拒絕改革。我在前面的14 篇「思考」裏,已經揭示了「八確立」的虛偽性:這些所謂已經「確立了」的東西,實際上是水中之月,鏡中之花,是用來掩蓋專制主義實質的畫皮。我還指出:「五不搞」的內容,不過是一些進行改革時可供選擇的方案,只有經過全社會的廣泛討論,才能最後確定是要搞還是不搞。現在就悍然宣佈「不搞」,不但拒絕了這些可供選擇的方案,排斥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且還剝奪了廣大民眾參與討論這些方案的自由權利。
  (四)「八個確立」、「五個不搞」是理論上的蒙昧主義這些掌握著黨政大權的高官們為什麼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已故的蔡定劍教授2008 年在一次講演時說: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有兩點:「一是思想的禁錮,二是既得利益。」確實點中了反改革派的要穴。思想的禁錮來源於理論的蒙昧。理論的蒙昧使得當政者在禁錮民眾思想的同時,也禁錮著自己的思想。我在前面的14 篇文章裏,逐一剖析了「八確立」、「五不搞」的理論謬誤,由此也揭示了當政者的蒙昧主義。其中最具根本意義的,當數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蒙昧。鄧小平曾再三指出,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沒有搞清楚。這就是說,從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改造到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在不知社會主義為何物的情況下,盲目地進行的。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這個難題的解決,構築了一個下臺的階梯。但後來掌握黨權政柄的人卻沒有繼續前進,仍然抱著社會主義的招牌不放。「三個代表」提出後,在輿論導向的指引下,許多報刊大談鄧小平解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江澤民解決了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這些不能自圓其說的幫閒文章,除了令人作嘔之外,似乎沒有產生任何效果,於是又有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十幾年來,許多在名利場上奮鬥的理論幫閒們著文寫書,論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它的理論內涵提出形形色色的見解。其中最有共同性的,是都把共產黨的領導和公有制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我在前面的文章裏已經分析,所謂黨的領導,是用專政的思想和專制的方法來實現的,是一黨專政和專制統治的代名詞;公有制經濟則是比資本主義私有制還要落後的國家壟斷所有制。所以,以共產黨的領導和公有制為基本特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政治上專政、經濟上壟斷的中國特色專制主義。把專制主義當作社會主義,既自欺,也欺人,十足地表現出中國特色的理論蒙昧主義;說他們用社會主義來掩蓋專制主義,恐怕還是過高估計了他們的智商。
  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我們現在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裏,已經作了簡要的分析,這裏不再多談。我想指出的是,權貴資產階級和毛左派之所以對社會主義津津樂道,反對政治體制改革,是因為他們都鍾情於以社會主義為旗幟的專制主義體制。他們的不同僅在於,前者只想維持現有的專制形式,後者則想回歸毛澤東的專制時代。對於前者來說,由於政治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現行的一黨專政體制使所有掌握一定權力的高官小吏,都能獲得以權謀私、發財致富的機會。這個政治體制是他們既得利益的源泉,也是維護既得利益的屏障。改革政治體制不但將剝奪他們繼續以權謀利的機會,而且連既得利益也有喪失的危險。對於後者來說,只有回到毛澤東時代,才能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而現有體制是回歸毛澤東時代的最佳起點;如果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政治民主化,復辟毛澤東體制將更為困難。這就是為什麼這兩種勢力雖然各懷不同的鬼胎,卻能一致高舉社會主義旗幟的理論基礎和物質基礎。
  (五)從討論「八個確立」、「五個不搞」入手,開展一場新啟蒙運動
  思想禁錮和既得利益,實際上也是提出「八確立」、「五不搞」以阻撓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根由和物質根由。因此,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政治民主化,就必須打破思想禁錮,堵塞既得利益者以權謀利的孔道。達到這個目的的最佳選擇,是開放報禁,實現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破除理論蒙昧最有效的工具。
  破除理論蒙昧,需要開展一場全國範圍的思想啟蒙運動。為此,共產黨應當履行憲法關於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的承諾,承認公民有權辦報辦刊、組織社團,使民間的報刊和社團成為新啟蒙運動和監督權力的兩大支柱。官方媒體應放棄熱中於政治八股的傳統作風,真正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新啟蒙運動提供論壇和園地。
  為了切實有效地開展啟蒙運動,可以考慮以「八確立」、「五不搞」的是非作為切入點,允許人們在報刊上和會議裏,暢所欲言,各抒己見。這場討論的深入必將引向對一百餘年中國歷史和九十年中共黨史的回顧與審視,從對歷史的反思的過程中,吸取經驗教訓,總結科學真理。與此同時,廣泛介紹與傳播古今中外先賢先哲的思想成果,把它同歷史的反思和再認識結合起來,從中尋獲振興中華的康莊大道。
  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也是監督權力、防止腐敗的銳利武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強大動力。現階段民眾最迫切的要求,是建立強有力的、制約與監督政治權力的機制,以遏止貪腐和兩極分化,保障公民的基本權益。在官方無力建立有效的制約與監督機制的情況下,朝野的新聞媒體將發揮巨大的監督功能,並有力地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
  前面的設想和推論也許只是一廂情願,甚至難免有「癡心妄想」之譏。但是,互聯網的普遍化和民間民主意識的覺醒,卻使我對未來懷有謹慎的樂觀。我曾經提出,體制改革、維權運動和啟蒙運動,是當代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這三大運動的結合互動,將開闢中華民族的未來。我相信,專制制度總有一天會退出歷史舞臺,民主自由的光輝總有一天會普照中華大地。我們當代人的責任,是努力爭取這一天早日到來。儘管我們也許不可能親眼目睹這一天的來臨,但我們絕不能放棄時代和社會賦予我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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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评论

共匪本質上是與自由民主人權為敵的極權主義政黨,共匪不會主動進行民主改革。
習包子時代之前的共匪也是拒絕民主化的,胡溫時代的共匪曾經明確宣稱堅持一黨專政,鼓吹回到胡溫時代的狀態的人大多數不屬於反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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