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暴君的臣民

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拟罪很严重,“圣上”常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后来细想,殊不尽然。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 小事件则如Gogo[sub]l[/sub]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领只是 “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析】 在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指导下,鲁迅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出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心情,他痛心地写下了 《暴君的臣民》这篇杂感,作为他对民族思考的发言。


作者首先把他读史得来的理性判断摆在我们面前,说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常常比暴君更残暴,其表现是臣民们的欲望往往超过了暴君的暴政。


史书记载说明中国如此,请看外国的两件事: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按察使》,本是站在臣民的立场,对俄国官僚的贪污盗窃、愚蠢卑劣行径予以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的喜剧,臣民认为它有损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要求禁演,俄皇却准许开演。又如耶稣,他为被压迫者谋解放,被门徒出卖后,巡抚想释放他,可他的同胞却要求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害了来拯救他们的人之子。残酷的事实明白地告诉我们: 臣民们的意识中已经把事君要忠、绝对服从化为人们天经地义的义务。谁有冒犯“圣上”的言行,他们自己就会根据暴君的法令制度来拟定罪名,且往往加之重罪,欲置人于死地为快。


透过臣民比暴君更暴的现象,作者的笔进到臣民的灵魂的深处,进一步展示他们的病态的心理:麻木、冷漠、不觉悟,只希望别人遭受暴行,自己以“幸免”为慰。这种看客意识,作者后来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有更具体的描述:“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穀,他们就看了滑稽剧。”以观赏同类遭受暴行的场面,嗅嗅那被杀的血腥味,从别人的痛苦寻求一点新的刺激,来充实自己空虚无聊生活。这是一幅令人痛苦、愤慨的国民灵魂图。


鲁迅仅用两百多字就完成了他对中国大众灵魂的解剖,面对不是看客便是牺牲的国民们,面对只会这“死的说 ‘阿呀’,活的高兴着”的麻木生活,我们的心灵为之颤动,或哀痛,或憎恶。这正是作者愤激、抑郁的情绪感染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共鸣,促进我们去自省。因此,深邃的思想见解、高度的责任感是这篇杂感的精髓。


这篇杂感以中外历史陈迹为例,有它深刻的含义:国民的精神状态所以如此,不是种性、民族性使然,而是历史的产物,是历来统治者“治心术”造成的。虽然本文没有开出疗救的药方,但它指出了痼疾之所在,强化了被压迫者的悲哀,也强化了暴君的杀人不见血的罪恶,更强化了国民精神的危机感。可以说作者为广大国民精心选择了一面历史明镜,让大家彼此看见各自与共同的痛苦,从而觉醒起来认识吃人与被吃的社会,创造全新的人生。


本文以感想的形式出现,有感即发,质朴、显露,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从读史有感,借题发挥,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融进作者的思想。而且议论以警句的形式出现,高度凝炼,再结合短句的运用,直抒胸臆,表达效果因此得到加强,发人联想、深思的艺术张力也因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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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19-08-18

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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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的理論用來顛覆共產黨政權有什麼欠缺之處?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item_id-450108
過於路徑依賴。

阿姨的諸夏不是解決共產黨,而是解決大洪水的。
在劉的理論裏,共產黨不用推翻,到時間它自己就會死。

只是共產黨死了之後,中國依然沒有辦法實現民主,因爲中國人缺乏結社、憲政和法治的能力。
所以中國立刻會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大洪水),絕大部分人會在缺乏政府的保護下在很短的時間内死亡并且斷子絕孫。(互害社會)

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已經發生過很多次,是歷史事實,并且世界上所有國家改朝換代,只有中國死人最多,可以在幾十年之内,通過内戰屠殺,消滅一半以上人口。(德配下)

劉把這種獨特的現象總結爲:中國人沒有組織國家秩序的能力。(世界文明窪地)
他們都必須像寄生蟲一樣,寄生在一個獨裁者身上才能活,否則就會死去。(費拉無產階級)

那麽,中國人想要提高文明水平,實現民主文明,第一個需要提高的,就是組織國家秩序的能力。

所以劉給出一個解決無政府狀態的方案,就是諸夏。大家都去嘗試著建國,不要統一。

這樣的好處是:
1、可以充分鍛煉各個小國家内人的結社,組織能力。提高“德性”
2、就算這些小國也是個獨裁國家,推翻一個小獨裁者更容易。

總之,就是重走一邊歐洲各個民族國家在現代民主化之前的狀態,才能最終產生出現代民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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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的理論問題在於路徑依賴。

説白了,就是他認爲一個文明不能跨越式發展。

中國人不經過歐洲中世紀那麽幾百年的分分合合,民族國家互相勾心鬥角,頻繁戰爭,是不可能有現代文明意識的。當然 ,經歷完這個過程,“中國人”也就如同“羅馬人”一樣,已經消失于歷史之中了。

很多學者認爲,文明是可以跨越式發展的,中國人無需經過這幾百年的鍛煉,也能直接學習現成的民主國家的經驗,在中共死亡之後,實現民主化,成爲一個現代國家。
比如王劍就是這麽認爲的,他經常跟觀衆互動時說,你怎麽知道中共亡了,天下就一定要大亂呢?你怎麽知道中國人就沒有能力和意願實現民主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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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爲,諸夏有一個問題是,大洪水意味著其他國家不會插手。

但是美國、日本、俄國和印度看到中共下臺的時候,居然不會插手扶植代理人是很難想象的。
就算以劉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角度看,美俄是一定會插手扶植代理人的。

諸夏戰爭最後一定就是看誰背後的大腿粗,但是美國不可能會扶植兩個代理人,因爲這樣并不划算。
這造成一個結果就是,諸夏就算有,存在的時間不會很長,而且也不會如同劉那樣期望的向歐洲中世紀那樣自然發展。

而是擁有美歐日裝備的某個軍閥會議最快速度解決掉其他所有的國家,不等你民族發明完成就已經一統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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