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终结：中共一朝，自元朝以来最大的文化沙漠。习近平时代，沙漠中的沙漠

关于这个问题，这篇文章说的是最明白、最中肯的：
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被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乾风”、“平反风”。毛还加强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

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针对读书，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着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

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是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带。
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部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
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大问题”。就连歌颂共产党的作品，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中国传统建筑也成了牺牲品。中共掌权后不久，牌坊和城墙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推倒。一九五八年，对北京八千处古迹，毛只让保留七十八处。连北京市长彭真都竭力反对，最后这一计划当时没有完全实施。但由于毛的坚持，几百年历史的城墙、城门楼还是大多被拆掉，拆城墙的土填平了市内一座美丽的湖。知识分子还被迫参加破坏古迹的“劳动”。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标志，就这样一片片从地球上被抹去。

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在为大跃进铺路的南宁会议上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话时说：“青岛、长春最好。”北京、开封是中国的古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长春是日本建来作满洲国首都的。

天安门广场原来有十一公顷。但毛要的是“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于是广场扩大了四倍，变成一片其大无比的水泥地。充满古城风味的建筑被一扫而光。

毛的“打倒”清单上还有寺庙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书胡乔木写信给他，说杭州苏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当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在这段话旁批道：“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甚至连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对“宫廷大总管”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沙漠，这里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温情，只有一群充满兽性，为他干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极端。希特勒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毛还为此批评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说：“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

毛泽东的扼杀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欢挨饿一样，没人愿意过没有娱乐、没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给他来了个阳奉阴违，一些非政治性的、“无害”的娱乐活动和文艺形式继续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这几年中，毛暂时无可奈何。

但在这个期间，毛对全国人民的洗脑运动卓有成效。其中一个是“学习雷锋”。毛用死去的士兵雷锋做榜样，要大家都变成雷锋似的人。

有一份雷锋日记，说雷锋如何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如何为了毛“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听毛主席的话”，做“螺丝钉”，毛安到哪里就在哪里老老实实地干，被表彰为最崇高的理想．抹煞个人与个人崇拜相辅相成，完全无私与极端自私正好配套，前者是对中国人民的要求，后者属于毛泽东。前者为后者服务。

雷锋还代表毛刻意想培植的一个观念：人人必须仇恨。雷锋日记里最有名的一首诗写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仇恨的逻辑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该仇恨谁呢？毛树立了一个靶子：赫鲁晓夫。原因是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中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谴责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的文章，在每周的“政治学习”中灌输给全国人民。这些遥远的敌人就这样在人们脑子里扎下了根。到毛整刘少奇的时候，他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顶帽子戴到刘头上，而得罪了毛的中共干部都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

毛第一次用“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字眼，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马上明白毛是针对他的，毛复仇的一天就要到了。除了束手待毙，刘唯一的出路是设法加强自己的地位，使毛不容易对他下手。这时搞的“四清”运动，就是刘少奇用撤换鱼肉村民的基层干部的办法，争取人心。不久，莫斯科出了一件事，给了刘少奇另一个机会。

这年十月十四日，赫鲁晓夫在“宫廷政变”中下台。当时中国导弹在研制方面遇上了难以逾越的难关，毛急需苏联的技术，他想跟勃列日涅夫等苏联新领导人改善关系。几天之内，周恩来就对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说，毛“极希望”增加接触，有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请苏联发邀请。

苏联新领导人也对重修旧好很感兴趣，把赫鲁晓夫下台的事在公开宣布前先通知了毛。但很快地，他们便意识到，只要毛在台上，改善关系的前景黯淡。契尔沃年科回忆说，“我到毛的住处大约是晚上十一点。毛听到消息后，沉吟片刻说：“你们做得好，但是还不够。”会见完毕毛送我出门。汽车发不动，毛站在熄火的汽车旁，他说：“还有些事你们要改，你们的主席团还没都做到。”毛要苏联改变党纲，否定对斯大林的批判。这对苏联新领导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结果，在周恩来率团访苏时苏联新领导人试探了一下，看中共能否搞掉毛。

十一月七日，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走来走去向老相识们敬酒。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带着苏联的主要中文翻译走到周恩来跟前，冷不防对周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天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勃然变色，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我不懂。”立刻转身走开。马利诺夫斯基又转向因林彪生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了宴会大厅。

这天晚上，周恩来大半夜未眠，起草给毛的电文，报告事情经过。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领四位同事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正式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澄清。勃列日涅大道了歉，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苏共中央。所有迹象表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是装醉故意说的，以试探周恩来、贺龙。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毛泽东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联合伙要密谋推翻他。毛相信周恩来不会干政变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周从此更是战战兢兢地避嫌。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感慨万端地说，他以后将很难再来苏联了。的确，中共执政后他访问苏联十次，这是最后一次。这也是毛在世时最后一个中共高级领导对苏联的访问。就连跟苏联领导人在第三国会面也得回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来不得不去参加葬礼，这就产生了会碰上苏联领导人的问题。为了跟苏联领导人错开，周恩来不顾越南人的反对，在葬礼前硬跑到河内去，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然后匆匆飞走。
在文革中，任何跟苏联的关系都被当作“苏修特务剑来严加审讯，尤其在中共高层。那位不幸被马利诺夫斯基挡住说话的贺龙元帅，更是毛泽东疑心的焦点。贺和大批部下被抓起来审问，贺本人于一九六九年悲惨地死在囚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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