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战争中的各方势力
世界帝国-波斯
世界的主宰
据说,即便在所有证明其伟大的证据中,阿斯提阿格斯仍然被一个预言的重重鬼影所包围:他不断梦见自己受到折磨,不断有迹象警告他国家将被毁灭。米底人将这归结为一类幻觉,而所有在世的祭司们都在试图占卜这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些宗教方面的专家善于趋吉避凶之术,他们向国民保证人们性命无忧,因为对这个虔诚而规矩的民族来说,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即使在最明亮的光芒之下也会有黑暗的阴影。而对于祭司们来说,好像全世界都已经对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熟视无睹。在遥远的地方,人们守护着一束永恒的火焰,它既不在最寒冷的泉水旁边,也不在最高的山峰之上,这束火焰燃烧在一处不被尘世污浊之物污染的纯净地方。造物主同时带来了黑暗和光明。蝎子、蜘蛛、蜥蜴、蛇、蝼蚁……各种爬虫和蠕虫都是从无处不在的阴暗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祭司的职责就是只要见到这些生物就消灭它们,同样也要保卫人们尤其是国王的梦境免遭黑暗的侵扰。“空气中充满了鬼魅,它们飘浮在人的呼吸中,现形在那些被幻觉惊扰的人的视线里”11,伟大的国王也需要像圣火一样得到精心照料。
但是像米底这样强大的帝国,崛起、获得独立并走向强大之后,还不到一个世纪就再次屈服于外来统治,这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置信。对于米底人来说,却有很充分的理由了解本地区令人痛苦的大国角逐规律:盛衰无常。没有一个帝国,包括亚述,能够击败所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在近东地区,那些掠食者潜藏在各个角落,捕捉弱者的气息,伺机发动攻击。古老的国家不断消失,新兴的国家取而代之。那些编年史学家们在记录他们曾经赞美过的帝国的毁灭时,可能觉得自己正在描绘一些古怪的年代久远的陌生民族。
这当中有不少人和米底人一样同属于雅利安人,这是一些在历史上很少被记载的游牧部落移民。例如,公元前843年,亚述人曾经在他们帝国北边的山区与一支自称为帕尔苏阿(Parsua)的部落战斗过;200年后一个名字非常相似的民族在南方——古老的安息王国的废墟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其位置在扎格罗什山麓和波斯湾闷热的海湾之间。没有一位编年史学家能够说清楚他们是否是同一个民族。12这些新到来的人只能扎根于此,吸收所取代民族的某些文化,最终才能被那些资格更老的邻居们接受。如同以往一样,人们提到这个地区总会谈到那些数百年来难以改变的积习;但是这些外来者在称呼他们的新故乡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命名。因此从前被人们称为安息的地方逐渐变成了另一个不同的名称:帕尔萨或者波斯,意为波斯人的土地。13
公元前559年,当阿斯提阿格斯还统治着米底帝国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登上了这个突然崛起的帝国的宝座。他的名字叫居鲁士,此君可以概括为:鹰钩鼻、志大、才高。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被戴上了伟大的光环,如果你相信故事的话,正是他被预言为伟大的米底人的克星。可能阿斯提阿格斯曾经在梦中看到过这一切,他在幻觉中看到,他的女儿芒达妮正在撒尿,可是尿出来的却是止不住的金色液体,整个王国差点都被淹没。第二天早上,国王将这个梦讲述给他的释梦祭司,祭司面色苍白,警告国王,芒达妮所生下的任何儿子都可能威胁到米底帝国的统治。于是阿斯提阿格斯将女儿匆忙地嫁给了一位波斯人臣子,此人是一个落后的无关紧要的小邦的君主,阿斯提阿格斯希望这样可以抵消不幸的预言。但是当芒达妮怀孕之后,阿斯提阿格斯第二次做梦:这次他看见从女儿的两腿之间生出葡萄藤来,葡萄藤不停地生长,直到将整个亚洲都覆盖在它的树荫之下。他在惊恐之中等待着这个外孙的降生,并且立刻命人将这个刚生下的男孩处死。这类故事总会发生一些意外,这个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婴儿被抛弃在山边,却被一位牧羊人发现并抚养长大;或者可能如传说中那样,是强盗发现了他;或者甚至是一条母狼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了他。无论这些细节怎样,成长中的神奇特点都会明示这个弃儿得到神宠的未来——当然,因此也证实了居鲁士活下来并发展壮大。当他长成成年男子的时候,他天性中的高贵为他赢得了波斯的王位,这正是阿斯提阿格斯用尽计谋想要避免的事情,从此米底帝国的命运就注定了。
或许,这就是传说的表达方式。伟大人物总是被夸张的故事加以渲染,也许居鲁士早年的命运并不像波斯人后来声称的那样明确。14即便如此,不管是否有这样的预言,居鲁士的能力一定足够引起阿斯提阿格斯的警惕:米底人是扎格罗什山区的霸主,非常警惕那些臣属们的崛起,所以当这位外孙登上波斯王位几年之后,如果继续对居鲁士坐视不管的话,他很可能变得极具威胁。鉴于此,公元前553年,阿斯提阿格斯召集了强大的骑兵南征。尽管人数处于极大的劣势,波斯人仍然顽强地抵抗。在他们就要屈服时,他们的妇女走上战场鼓舞居鲁士和他的战士们继续战斗下去。战争持续了3年,整个扎格罗什山区都动荡不安,但却在公元前550年突然停止了。连众神都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开始在邻近国家国王们的梦中散布消息,“居鲁士以弱胜强,击退了米底人的大军,并且生擒了米底人的国王阿斯提阿格斯,将他作为俘虏带回了家乡。”15自从亚述帝国覆灭以来,还没有什么消息能引起这样大的动荡。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的确,居鲁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竞争对手,他的臣民们则习惯于贫困艰苦而变得坚忍不拔,从不抱怨条件困难——甚至以“茹毛饮血”闻名。如果没有遭到背叛,拥有一个强大帝国所有资源的阿斯提阿格斯当然可能继续他的辉煌。而他遭到背叛的事件非常怪异,时光流逝使得这次事件变得愈发离奇和诡异。但事情的关键问题还是非常清楚的,部落酋长中的杰出人物,米底军队的统帅哈尔珀格斯(Harpagus)变节投向居鲁士,并在作战中带领一支叛军俘虏了阿斯提阿格斯。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叛变呢?传说是由于哈尔珀格斯虽然是阿斯提阿格斯的亲属,但是他同时和波斯国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根据米底人的记载,正是哈尔珀格斯被指派杀害婴儿时期的居鲁士,而这项任务并没有完成但他却上报自己已经做到。几年之后,当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阿斯提阿格斯狂怒不已,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他将哈尔珀格斯的儿子杀死并将其尸体剁碎,把它当作羊肉赐给这位不知情的父亲。哈尔珀格斯吃了自己的孩子,也吞下了凌辱的苦果,继续作为一个驯服的臣子服侍他的国王——或者这只是他伪装出来的样子。他的行为显然非常可信,所以在同波斯的战争爆发之后,国王仍然指派他为自己军队的最高指挥。显然这不是明智的用人之道,或许真的如此愚蠢荒谬。
那么这样一个夸张的故事怎么会有人相信呢?也许在这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般的皮影戏中有一丝真相?阿斯提阿格斯和居鲁士之间的家族关系反映出米底人和波斯人之间紧密的文化以及血缘纽带。这两个民族都属于雅利安人,而对于雅利安人来说只有所谓的非雅利安人(anairya),也就是外族人。因此,阿斯提阿格斯那些犯了思乡病的廷臣只有南望故国,才能一瞥“过去的好时光”。而波斯人和他们的米底人表亲一样,内心深处仍然是游牧民族,他们的故土上“到处都是良马,到处都是善良的人民”16,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只是一个由不同部落组成的联盟而已。虽然居鲁士是“安息国国王”,但他声称自己的王冠是凭借人民最伟大的酋长的地位获得的,他是阿黑门尼德(Achaemenids)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波斯最强部落帕萨加第(Pasargadae)的统治家族;他既通晓近东宫廷中各类死板的仪式,也擅长组织不拘小节的骑手们进行露天聚会;他是古代城市、群山和原野的主宰,他既是波斯人未来的掌控者也是他们过去的记忆与习俗的主人;居鲁士在扮演诸多角色时游刃有余,因此波斯极大地避免了曾经折磨米底的那种冲突:国王无法忍受民族传统的部落结构,而贵族们仍然坚持以前的特点。米底人的部落酋长们注意到阿斯提阿格斯中央集权的野心而为此痛心疾首,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我们提到的阿斯提阿格斯和居鲁士之间的对比,逐渐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几乎一定出于这种原因,促使哈尔珀格斯迈出了上述至关重要的一步,“从此,以前作为米底人奴仆的波斯人翻身成了米底人的主人”17。居鲁士进入了埃克巴坦那,收获了他隐忍、敏锐而又令人愉快的性格结出的果实。
即使在这样一次巨大的胜利之后,居鲁士也没有放弃平衡政策。历代的亚述君王为征服荒蛮的山峰、履行自己的传统权力而头疼不已,经过严密的算计,居鲁士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政策。将米底贵族中的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阵营中的同时,他经受住了将对手变成奴隶的诱惑。甚至对待阿斯提阿格斯,他也没有采用剥皮酷刑、喂食野兽或者投入监狱这样的方式,而是为他提供了一份相当体面的俸禄供其安度余生。当然,埃克巴坦那城中的财富被洗劫一空,所有物品都被运回安息,但它并没有遭受尼尼微那样的命运。居鲁士不打算摧毁这座扎格罗什山上最为险要的城市。虽然冬天严寒难耐,暴风雪封锁山路,但是到了夏天,当波斯的平原地区受到烈日炙烤的时候,埃克巴坦那则是一派令人愉悦的绿色天堂,它身后的群峰依然覆盖着白雪,而高墙之外的山坡上则层层叠叠布满了果园和花园,空气干净而又清新。这座城市曾经是米底帝国的都城,如今它变成了在炎夏时节最适宜避暑的波斯帝国首都。因此米底人能够感觉到,即使不是同那些征服者们完全平起平坐,至少也是共同联合在新国王统治下的一种大胆投机,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随后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事件证明一切才刚刚开始。像阿斯提阿格斯这样伟大的国王被推翻,在整个近东引起巨大的冲击。不仅米底帝国本身,甚至连多年以来建立起的国际关系也被彻底破坏。突然间,这里看似充满了可以争夺的对象,彼此相邻的大国们还难以将波斯人看在眼中,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开价能得到多少战利品。公元前547年,吕底亚国王克里瑟斯(Croesus)带领一支庞大的军队跨过了哈里斯河,想试探对手。居鲁士异军突至,从扎格罗什山迅速赶来同他会战。居鲁士经过一座座曾经设有哨卡的亚述城市废墟,那里如今只剩下尘土飞扬的凌乱土堆,沉默地见证着权力的脆弱。这样的教训对于一位雄心勃勃的人来说,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激励,对于目前已经在战场上失去先机的居鲁士来说,仍然迫不及待地想要同克里瑟斯一决高下。当年吕底亚人和米底人遭遇的战斗并没有最后的结局;但这次,没有任何日食,战争更不会中途停止。相反,由于冬天到来,克里瑟斯撤回到自己的首都萨迪斯,他没想到居鲁士居然敢于追击自己,因为这座城市距离西边爱琴海只有三天路程——而对于米底的边界来说距离非常遥远。可是波斯人却没有退却,他们冒着严寒,兵临城下,克里瑟斯没料到敌人会出现,根本没有时间召集自己的军队,只能龟缩在城中等待敌兵散去。随后在居鲁士的攻势下,萨迪斯陷落了,克里瑟斯召集仅有的零星部队殊死抵抗。但是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战斗,吕底亚人把全部的希望押在最后一场骑兵冲锋上,但结果只是萨迪斯陷入混乱,克里瑟斯本人被俘。在遥远的两河流域,此事被记录下来,但简练的言语几乎看不出这件事的轰动效果:“(居鲁士)击败了(吕底亚)国王,占据了他的财宝,并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这里”。18克里瑟斯倒台的消息在吕底亚帝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以至于据说一位神庙中的女祭司听到这个惊人消息之后居然长出了胡须。如果只是如此倒也罢了,但仅仅6年之内,波斯就从一个小国寡民、落后且默默无闻的民族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帝国。
胜利不仅属于他们自己。米底骑兵装备了为冬季作战而准备的羊皮大衣和耐力很好的山地马匹,这已经超出了坚守岗位的需要。米底人的将领也是如此。战场上哈尔珀格斯向居鲁士提出了最好的建议,他提议在吕底亚骑兵发动总攻之前,将辎重骆驼安排在波斯人战线的前锋上。居鲁士依照建议下令,吕底亚人的马匹受到骆驼发散出的陌生臭味的惊吓,纷纷掉头逃窜,这场战斗也因此获胜。居鲁士受到这次胜利的激励,因此也并不奇怪他希望像以前安抚米底人一样安抚吕底亚人,虽然这些新的臣民属于非雅利安人(anairya)。克里瑟斯和阿斯提阿格斯一样免于处死,他被接纳为征服者的扈从,他那些丰富的宝藏则被完好保存在萨迪斯,甚至当地的税收也被放心地交给当地显贵管理。然而吕底亚人显然被这样的宽宏大量惊呆了,将这看作软弱的表现;居鲁士刚刚返回埃克巴坦那,最受到他的信任而被委任看管此处财富的贵族就发动了叛乱。这是一次致命的误判。居鲁士将这样的行径看作最为低劣的背叛和忘恩负义,面对挑衅他立即发动远征作为回应。新令下达,新兵迅速从埃克巴坦那开出,但这次再也没有任何仁慈可言。取而代之的是得到命令的波斯人要用更为传统的手段来证明他们的统治:犁庭扫闾,叛乱的首领被处死,追随者成为奴仆。这些都是按照波斯国王的指示完成的。
尽管居鲁士展示了自己报复的力量,但并没有放弃帝国政策的根本。如果不再有吕底亚人,那么米底人仍被他当作令人赞扬的新政的参与者。出于这样的安排,哈尔珀格斯这位居鲁士外国侍从中最显赫、最有价值的人被派往西部统率帝国的军队。这个机会是即使他继续忠于阿斯提阿格斯也永远不会得到的,因此这位来自扎格罗什山脉的部落酋长抵达吕底亚,公开使用了“海洋大元帅”19这种惊人的头衔。他以惊人的效率在自己的官邸开始工作,为了在“苦海”20(爱琴海)的亚洲边缘尽快建立起标准,他迅速收拾了吕底亚人。沿着海岸线布满了美丽而繁荣的城镇,波斯人称当地居民为亚乌那人[2](伊奥尼亚人)。几百年来,这里的居民主要是从希腊来的移民,伊奥尼亚人和他们隔爱琴海相望的母邦同胞们一样,仍然明确坚信自己属于希腊人。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不能形成统一的阵线,对于哈尔珀格斯来说,这样的人如同俎上之肉一样。他将这些城市一座接一座地收入囊中。的确,他的大名对于很多伊奥尼亚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不想臣服于波斯人的统治,他们只能选择逃到海外,迁往西西里岛或者意大利半岛上。有一座城市佛士亚(Phocaea)甚至迁走了全部人口,“妇女、儿童和可以带走的财产,实际上所有的东西……只给波斯人留下一座空城”21。哈尔珀格斯给伊奥尼亚人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他要到来的回忆长久以来成为一个梦魇,即使在最私密的愉快场合中也是如此:
当冬季降临,你躺在炉火边柔软的沙发上时,
四周都是美食,一边嚼着干果一边饮着美酒,
这时你一定会问:
“你来自何方?告诉我你多大了?
当米底人来到的时候你的年龄多大?”22
不,也许应当注明“当波斯人来到的时候,你的年龄多大?”——这就是哈尔珀格斯给伊奥尼亚人留下的困惑印象,即使当他们已经臣服于这些新的统治者之后依然如此。甚至很久之后,当希腊人提到波斯人的时候,仍然称他们为“米底人”。这种混淆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扎格罗什山区民族的复杂情况对于一个遥远地方的人来说的确难以弄清。这些西部海滨城市意识到自己臣服于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民族,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一个崭新而动荡的时代的来临。世界似乎突然急剧地缩小了,以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人能将势力扩展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但居鲁士不仅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反而产生了不安和焦虑。因为所有这些胜利,以及自己想象中潜伏在身后的危险令他感到恐惧。从萨迪斯返回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东方的地平线。如果忽略了这个方位的事务,即使是最杰出的征服者也会发现自己的功绩只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在担心游牧部落的劫掠以及从伊朗高原传来的雷鸣般马蹄声的同时,没有一个帝国能够保证自己完全安全。有谁能比波斯人更了解这一点呢,因为他们自己就来自于游牧部落。
所以居鲁士亲自镇压了吕底亚的叛乱后,就踏上与埃克巴坦那相反的方向,沿着呼罗珊大道朝着东方进发。23对波斯人和米底人来说,这同样是一次回到自身历史的征途,朝着他们祖先传说中的故土前进,“水草丰美,宜牧牛羊”24,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气势宏大,原野辽阔,群山巍峨。居鲁士进军到高原之上,最终将目光瞄准了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它能够越过中亚的群峰看到东方太阳升起——“这永不熄灭的、如骏马一样矫健的太阳,正是它最先身披金色盛装,攀上美丽的山顶,并从那里用慈善的目光俯瞰着雅利安人的居所”25。自从很久以前波斯人离开了这片“雅利安人的居所”,这里就成了一些骄纵贵族的乐土,和他们那些住在扎格罗什山的表亲相比,这些人虽然落后但或许更加富有,并且十分好战。一旦居鲁士成功地令这些人臣服,他们将给他带来令人敬畏的巨大人力和财富资源。这片荒芜的土地绝不会失去自身混沌的特点,他们的新主人如以往一样善变,小心地将自己扮演为当地传统的继承人,任由当地贵族继续他们喧哗的行事方法,但从此以后效忠于波斯国王。这虽然松散,但是居鲁士巧妙地掌握着方向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不仅仅是军队和黄金,还有一片缓冲地带。他在这片从兴都库什山脉到咸海的巨大弧形地带中建立起许多省份,在东北方向为波斯提供了一道屏障,保护了波斯从前面对中亚草原来的入侵者敞开的最脆弱的地区。健陀罗(Gandhara)、大夏(Bactria)和粟特(Sogdiana),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流血之地,如今成了波斯军事力量的堡垒。
堡垒有很多条件。蛮族和开化的各族都认可居鲁士在遥远荒芜的世界边缘为自己指定的领地,否则可能发生的事变仍然会带来一大堆麻烦事。例如米底人的民间传说中就保留了一个故事,他们的帝国在最为强大的时候曾经遭到“斜眼”的斯基泰人(Sakas)的奴役,这些人如同他们居住的草原一样以野蛮、残忍和不可教化而著称,米底人被他们控制长达28年。当居鲁士后来从粟特向今哈萨克斯坦进发的时候,发现自己面对的正是当年米底人遭遇过的同一群魔鬼,人们很容易认出这些人,他们头戴高高的尖顶帽子,善于使用斧头发出警告,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信号。居鲁士俘虏了斯基泰人的一个首领,并用高贵的骑士风范对待他,这个首领臣服于入侵者,斯基泰人为波斯国王效力,后来成为帝国军队中最残忍的力量。但是这仅仅是一个部落。在它的家乡以外有辽阔的原野,那里盗匪出没,危机四伏,其幅员之辽阔嘲弄每一个试图征服此地之人——甚至是那些我们已知的最伟大的征服者的野心。有些人说,没人能说清楚那片原野延伸到何处,也没人知道它的边际何在;那里有长着人身羊腿的部落,那里都是冰天雪地的蛮荒之境,那里的居民每年需要冬眠6个月时间,在那个地方以外流淌着环绕世界的兰加大河(Rangha),这条河如同大海一样宽阔。26居鲁士在跨越景色单调的草原时,显然没有预料到要推进到这样遥远的地方。最后,当他发现一条大河挡住了他的去路时,便在布满泥沼、蚊虫肆虐的岸边休整,并最终停止了前进。这条河就是药杀水(Jaxartes River,今锡尔河),河水很浅而且岛屿众多,为勇敢的人提供了天然的边界;因此居鲁士下令,依山河之险,补其不足,建造7座边镇,并将其中最大的一座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叫“昔罗波利斯”27。从此以后,这片人迹罕至的蛮荒草原就像一名奴仆一样,被打上了波斯国王的印记。
将他的身份烙印打在斯基泰人土地上的做法彰显了帝王的双重意思。药杀水之外那些好战的野蛮群体不再被允许南下侵略,而这条边界之内的居民也不必再为自身的安危而担心。居鲁士的战略总能起到威吓敌人、安抚臣民的双重效果——到公元前540年,当东方的边界稳固之后,居鲁士觉得可以准备回头完成自己最后的任务了。于是他返回扎格罗什山脉,将自己掠食的目光转向每一个征服者雄心壮志的终极目标——今伊拉克南部肥沃的平原,它从亚述延伸到波斯湾,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众多辉煌城邦角逐的舞台。在征服这片古老的中心地带之前没有人会被人承认为世界的霸主——作为新贵的居鲁士非常了解这一点。他还知道这里的居民不是暴君宣传控制下落后的边地愚民,相反,这些人认为波斯人才是蛮族。居鲁士善于扭转人们的先验观念,决定面对这个新的挑战。他侵入敌人的疆域,却宣称要保护这里;他带领庞大的军队,却表现得仿佛和平保护神一样。因此,所到之处无不敞开大门欢迎他的到来。
波斯的武力就是一切,这是抵抗者所能做出的唯一理智抉择。曾经有一支军队试图抵抗侵略,但已经完全被消灭;居鲁士曾经在吕底亚向世人展现过,如果他觉得有助于实现良好愿望的话,并不反对偶尔使用残暴的手段。当然,大体上说他更喜欢按照自己高调的宣传行事。一旦建立起统治,就不再会有杀戮。刑罚也将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他的命令以一种和缓仁慈的口吻颁布。对于那些古迹星罗棋布、烟火缭绕的城市来说,居鲁士将自己表现为“正义和公正”的楷模,他的“普世统治的权力”来自于众神的回馈。28但到底来自于哪些神祇呢?居鲁士冷静地装作受到所有人的悦纳。各地祭司寻章摘句适时地将他拥戴为自己人,各族人民也将他看作自己传统与观念的继承者——这都是他成为世界主宰的完美粉饰。他既是阿黑门尼德家族中的新贵部落酋长,也是乌尔或乌鲁克这些古老城市的庇护人——完美无缺。即使上溯到创世之初,人们也无法在历史记载中找到另一个如此迅速地达到这种崇高地位的的人。
但对很多人来说,即使像他这样的天才,也会遇到也非常可怕甚至骇人的事情。当居鲁士最后一次陷入战争时,他已经年届七旬,虽然仍然拥有无法满足的征服欲,却最终死在药杀水以北的地方,远离他曾经为自己的野心划定的界线。29杀死他的那个部落的女首领在获胜之后,斩下居鲁士的头颅,将它放进充满鲜血的皮酒囊,好让这个饥渴的老头得到最后的满足。居鲁士最后扮演了一个游荡在近东地区人们幻想中的幽灵,一个在夜晚永远无法满足于人类血肉的魔鬼。他在屈服于他的那些人中保留下了一个不寻常的传统。居鲁士,这个几乎震动了整个世界的人,被人们以一种言过其实的颂扬加以纪念:他性格中非凡的高贵品质以及身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数个世纪之后,即使在与波斯帝国最势不两立的敌人那里,居鲁士的光辉依然普照着这个帝国。“他令所有其他的君王黯然失色,无论生于他之前还是他之后。”一位雅典人色诺芬在居鲁士死后两百年左右这样记录,“无论他征服了谁,他都会为这些人注入取悦自己的愿望,让这些人在他的良好设计中感到快乐。人们都会觉得自己乐于接受他的治理而非别人的治理。”30这可能让人觉得的确是惊人的结论,但是居鲁士确实诱使或者强迫人们相信自己是不同民族的主人,理解和尊重他们,并渴望赢得他们的爱戴。以前从未有帝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也从未有君王曾经表现得如此仁慈,如此克制。
这就是居鲁士的过人之才——他赢得的回报是一个超越所有梦想的主宰权。
历史的终结
居鲁士曾经夸耀过:“天下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向我缴纳大量的贡赋,都要来到巴比伦我的御座之前亲吻我的双脚。”11而大流士在这里逗留期间,得到的只有各处发生叛乱的消息,他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其前任惯用的那种炫耀的仁慈姿态。由于陷入包围之中,他更喜欢在认真算计之后采用野蛮的惩罚手段。所以倒霉的尼布甲尼撒在都城陷落之后被俘,遭到废黜并被禁止继续使用他的鼎鼎大名。大流士再次运用自己的拿手好戏,指责他是个冒名顶替者,并以“尼丁图贝尔”(NdintuBel)的名字对他审问。就像以前把“高墨达”的尸首匆忙处理掉一样,如今没有经过在“游行大街”上示众,尼丁图贝尔就被匆忙但是小心地钉上了木桩。一共有49名被认定冒名顶替者的从犯在他的两旁被同样的手段折磨致死——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他的心腹,[1]而死人是不会散布谣言的。
但是,那些隐藏在大流士控制范围之外的可疑人物仍在继续他们的挑衅行为,并不会那么容易平静下来。尽管占领了巴比伦城,这个冬天还是让新国王分散在各地的大批军队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波斯本土也发生了叛乱。尽管巴尔迪亚将贵族分裂为互相攻击的几个派别的做法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但这起码保证了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某些理由,能够在他遭到谋杀之后继续存在——因为那些从已故国王政策中获益的贵族肯定不会因刺杀国王的事得到什么好处。很快,这些人勾结起来反对这次政变。他们推举为首的人为国王,此人便是瓦希兹达塔(Vahyzdata),他们效仿大流士宣称自己便是巴尔迪亚本人。为了给觊觎王位者增加筹码,亚洲部分地方同时发生了多处叛乱,都宣称自己与遭到长期颠覆的王室有血缘关系,来自于消失的辉煌帝国。被波斯统治熄灭了的各种古代雄心壮志,逐渐开始回光返照。其中最具有威胁性的是一个名为弗雷奥尔蒂兹(Phraortes)的贵族,他占据了埃克巴坦那。和帝国东部各起叛乱都使用的理由一样,在得到很多叛臣匆匆承认自己为霸主之后,他宣布米底复兴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对于大流士来说,这种挑衅不仅意味着一场对逝去王朝的相思病。弗雷奥尔蒂兹很快夸口说自己是阿斯提阿格斯的后裔,但是他也同样继承了对毁灭米底国家的末代国王的怨恨。米底贵族和波斯贵族一样,如果他们愿意保持独立的话,除了将篡位者赶下台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大流士专断、残忍、有王者之风,显然不会容忍任何人解救自己的要求。在部落酋长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令人恼火的选择:要么放弃宗派主义的种种好处,要么仍然做各自领地上的统治者,但是臣属于一个最高的国王。甚至在这种让人心烦透顶的事件之中,仍然可以看出波斯人的伟大之处:这是足以“震动天地、沧海与桑田”12的事件,这是一场伟大的纷争,是在波斯人内部爆发的一次内战。
各地爆发了你死我活的战斗,作战的双方在数月之前可能彼此还是战友。瓦希兹达塔的军队从波斯向东开进,占领那些孤悬在外的省份,这些省份的长官消息闭塞,选择追随大流士;在北方,叛军纷纷支持弗雷奥尔蒂兹,忠于大流士的人并没有由波斯人来领导,相反却是由弗雷奥尔蒂兹的同乡,一名米底人率领着;与此同时,在米底低于零度的气温和皑皑积雪之中,各个酋长正在为了控制呼罗珊大道互相攻伐,不亦乐乎。到了1月份,弗雷奥尔蒂兹的军队气势正盛:马上要推进到尼赛亚平原地区,他们可能会像大流士两个月前一样突破防线攻入美索不达米亚。这场危机的重大转折点已经迫在眉睫了:大流士清楚地知道他经受不起在巴比伦遭到失败的下场,因此急需疯狂地在众多前线上组织作战,他还派遣当初一同策划篡位的七人集团中的叙达尔涅斯(Hydarnes),由他带领一支小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呼罗珊大道。现在叙达尔涅斯的未来不可逆转地同大流士的命运紧紧纠缠在一起,他顺从地折回了通向寒冷的扎格罗什山脉的道路,下定决心带领部队在那里阻挡米底叛军。虽然战斗终于打响,但是结果却是两军对峙:并没有给弗雷奥尔蒂兹的军队造成什么明显的打击,也没有让他再继续前进一步。叙达尔涅斯在贝希斯敦神圣的峭壁前挖了一条壕沟,在此设防并等候自己的主公。
到了4月,终于传来战胜瓦希兹达塔的消息,北方的叛军被击溃了。大流士也做好准备亲自上阵,进攻米底军队。大流士从巴比伦带了自己剩下的全部军队,前往叙达尔涅斯所在地,随后进行了一场血流成河但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击溃了弗雷奥尔蒂兹并俘虏了他,给他戴上了锁链。大流士此前没有将高墨达或者尼丁图贝尔示众羞辱,而如今他更愿意改变这样的做法。确实,弗雷奥尔蒂兹的下场是最可怕的示范。他的鼻子、舌头和耳朵都被割掉了,而且还被弄瞎了一只眼睛。其他叛变的共犯都被剥皮实草,他们的头颅被锁在埃克巴坦那皇宫大门前面,“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他”。13直到所有的同乡人都有足够机会目瞪口呆地看到了他所受到的羞辱之后,弗雷奥尔蒂兹这位米底人未来的国王,才被钉死在木桩上。
这些做法当然都是为了教训那些部落酋长们。显然,一具钉在埃克巴坦那宫门木桩之上、正在腐烂变形的尸体,在贵族脑海中留下的沉重印象和它留在夏天空气中的恶臭一样持久。两个月之后,波斯贵族们也上了同样的一课。瓦希兹达塔遭到了第二次失败,并在战场上被俘,他也被钉死在木桩上;他最亲密的随从们被处以同样的酷刑,在一大片林立的木桩上受尽了折磨。大流士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他是无可取代的。现在没有人会再站出来宣称自己是巴尔迪亚了。被谋杀的国王最后静静地躺在了坟墓中。大流士顺利地树立了依附于自己的支持者。很多女性的王室成员,那些男人们的姐妹、妻子和女儿们被重新安置,统统被赶上床,其中包括已经做过两次寡妇的阿托撒,不过这次她第一回嫁给了不是自己兄弟的人当上了王后。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跟一个谋杀巴尔迪亚的凶手睡在一起,心中是怎样的感觉。当然,根据记载,她并不是大流士最宠爱的妻子。这个头衔被她的妹妹阿尔杜斯托涅占有了,这是居鲁士的第二个女儿,居鲁士为新国王建立了一条联系过去的纽带。
大流士费尽千辛万苦,流血无数才攫取了王冠,他绝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后宫才能巩固自己地位的人。甚至当他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建立在居鲁士血缘纽带之上的时候,他仍然自豪地宣扬自己所拥有的独尊地位:“我,大流士,是众王之王,波斯之王,是各国的君主,我是徐司塔司佩斯(Hystaspes)之子,阿尔撒美斯的孙子,我是阿黑门尼德家族的成员。”14因此,在一长串耀眼的名字之下,完美地表明了他的合法地位。“在我的家族中,有8个人早于我成为国王。我是第9位国王。我族中已有9代人先后成为国王。”15当然,这也将事实过分牵强到了混淆是非的地步。这样的话,那冈比西斯当作何论处,居鲁士又当作何论处,合法的皇家世系又当作何论处?大流士的父亲徐司塔司佩斯仍然活得好好的,这无论怎样都有点让人窘迫。大流士如今把全世界握在了手中,能够有把握不去在意这些小的麻烦。毕竟最重要的不是一小撮廷臣和酋长们组成的圈子,而是要让这个帝国和子孙后代们能够明白。
除此之外,这些伪证仅仅掩盖了一个更隐秘的真相。到了公元前521年的夏天,除了在埃兰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有零星的“丛林山火”,大流士的全面胜利已经不可动摇:他保证了自己的王冠稳固,也为波斯人民保住了对全世界的统治。大流士常常宣称,除了像他这样强大的人,还有谁能够成为阿胡拉马兹达神所钟爱的呢,还有谁能够获得这样惊人的成就呢?他用一系列著名的安排努力地构建了统治的丰碑——这是一些超凡脱俗的引导行为证明过的。它们显然并非巧合,例如神圣的山峰贝希斯敦曾经见证了他处死高墨达以及战胜弗雷奥尔蒂兹两件事——这都是大流士夺取王位的转折性事件。这位新国王希望将他战胜谎言的战斗神圣化,恰当地选择利用这样一些惊人事件作为舞台布景。他甚至在波斯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就已经派人在贝希斯敦修建工程加以纪念,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血染的山岩上像著书一样铭刻(他的功绩)”16,用书面形式将波斯语镌刻在石壁上。大流士将世界从邪恶中拯救出来的故事实在非常重要,不能仅仅依靠祭司们以令人相信的方式加以复述。只有坚固的石头才能充当记录这一史诗的圣地。“如此一来,我在世的时候,人们将它镌刻在石头上并到处传诵,后世则可将铭文拓印下来,传递到每一个省份。”17帝国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无视大流士的丰功伟绩。
尽管国王尽力向世界到处宣扬自己的功绩,他也一直设法让自己远离叛乱和战争带来的纷扰。人们应该在贝希斯敦山峰的峭壁上看到他的意图,那里附有插图浮雕来说明,巨大的插图浮雕旁边都刻着说明性的楔形文字。隐约可见一个巨人一样的大流士雕像,脚下踩着惊恐万分似乎就要粉身碎骨的高墨达,而在他的面前是一列形如侏儒身陷枷锁的谎言国王。征服者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如冷酷的将军一样没有笑容,只有平静、尊严、高贵和冷静;虽然浮雕中表现的是正在为他们的英雄庆祝胜利,但却衍生出一种超越时间的秩序感。这强烈地偏离了王室自我宣传的常例。原先亚述诸王表现自己征服他们的敌人时,最为夸张的手法不过是刻画各种攻城战斗中鲜血四溅的细节,描写败退的敌人逃走的场面,展示成堆的战利品和斩获的首级。但都没有像贝希斯敦山这里如此独特的手法。对大流士重要的并不是战斗本身,而是他赢得了这次战役;并不是战场上的血流成河,而是在血迹干透之后,一个和平时代的到来。的确,战胜谎言国王是一场重大而惨烈的战役,由于它证明了大流士一向主张正义,他是阿胡拉马兹达真正的拥护者,因此新国王要求将这些细节记录下来并宣扬出去。无论如何,他再也不可能准许将自己的形象表现在无关紧要的事件之中。作为一名世俗的统治者,如今他已经超越了这些事务。由于天主阿胡拉马兹达高居于尘世秩序之上,因此,作为他的代理人,波斯的国王一定要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本质上来说,历史被带到了一个辉煌的终点。波斯帝国既是历史的终结也是总结——假如不是真正的宇宙秩序的保卫者,又有什么能够在其自身中包含世间万物的局限性并主宰这一切呢?如今大流士成功地将这样一个统治权从谎言中拯救出来,它将能够经受住所有永恒价值的考验:无限、不可动摇,它是真理的瞭望塔。
当然,除此以外,历史洪流仍然滚滚向前。公元前520年,尽管大流士在贝希斯敦修建的工程仍然在艰苦地进行着,桀骜不驯的埃兰人再次发动了叛变。狂怒的大流士用新的惊人词语对他们发出了诅咒,他咆哮道:“那些埃兰人没有信仰,他们不尊奉阿胡拉马兹达神!”18这次,指责一个民族忽视本不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此之前,大流士一直谨慎追随着居鲁士的政策,向来非常注意尊重异族的神灵。现在他向世界上那些臣属的民族发出了一个严格而全新的警告。如果有人胆敢悍然背叛阿胡拉马兹达神指定的秩序,他们就不仅会被认为是谎言的信徒,而且还被认为是恶灵和魔鬼的崇拜者。相应地,那些对这样的人发动战争的人则会被认为“在活着和死后都得到神佑”19。生前得到荣耀,死后进入天堂:这就是大流士给他的手下许下的诺言。这个宣言非常有鼓动性。当大流士的岳父带领一支军队进入埃兰地区时,能够果断地立刻粉碎叛乱,速度之快如入无人之境。埃兰人从此再也不敢挑战波斯国王可怕的强权了。这实际上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圣战。
在这场遥远而难以记起的战斗中,留下了某种至关重要的线索。大流士通过试探宗教潜能的界限,推出了一项戏剧性的创新。其中蕴含着某些极端思想的种子:异族人应该被看作是异教徒,应该被打击;参战的勇士应该获得进入天堂的允诺;以神的名义进行征服战争应该是凡人的职责。虽然大流士发动了对埃兰的侵略战争,但是他没有打算强行将自己的宗教推行到剑锋所指的地方;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时代精神看来还是完全陌生的。但无论如何,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大流士只不过是它降生时的助产士而已。他将帝国看作宇宙、凡人和政治秩序的融合体的观点,被证明将产生惊人效果:这不仅成为他自己统治的基石,还是普世秩序观的基础。居鲁士所创立的统治被保存下来免于解体,现在实际上它被重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君主权,重新得到了保证,将要为世界带来和平。
虽然大流士的篡位活动产生巨大的震动,但是他绝不是要闹个天翻地覆,而是恰恰相反。历史上近东地区各个古代王国将最后的时间消耗在叛乱之中,现在都被一个跨国终结者消灭;而大流士虽然是将它们最后送入坟墓的人,现在却还纵容着这些古老的幽灵。虽然波斯人在必要的时候非常残忍,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出现暴力的革命。新国王虽然开始着手建立自己新的统治秩序,但他还是使用各种过去的事物来装点自身。埃及继续由一名法老统治着;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也要有一名国王;米底则要有一名自称是阿斯提阿格斯家族后人的人充当国王。大流士不仅担当这一切,而且他还是“众王之王”20:这是他最为耀眼的头衔,并非因为他将这些异国的土地看作自己的国土——尽管他也这样看——而是因为这是保证他展示王权的精华。所有这些曾经有过的王冠都被认为由于他个人而获得了神圣性。他是“圣王”。
如今所有人的地位都被降低了。那些从前的贵族们,包括那些此前在波斯拥有最高且最为荣耀名号的人,甚至另外6名同谋者,也仅仅被授予“班达卡”头衔——意思为国王的仆从。而其他在内战中遭到屠杀和受到大流士无情的军队威胁的贵族们,都不敢再提出任何要求了。大流士在巴比伦统治没几个月,就快速迁回了故乡。在被打败的埃兰人首府苏撒,国王下令铲平旧城的大部分,并修建宏大的新王城,这是一座用来轻视本地的建筑;因为它并不是按照自然地形修建的,而是建在人工整理过的地面之上,地基由砂岩和砖块奠定。大流士对这座匆忙建立起来的新都并不满意,马上开始在波斯本土寻找合适的未开垦地点,希望另建一座更大的都城。他在帕萨加第以南大约20英里的地方选定了一处地址,大流士虽然对帕萨加第继续保持尊重,但是这座城市同居鲁士的关系太过紧密,就如同其私人领地一般。大流士需要一座仅仅属于自己的舞台,这个地方已经被他的荣耀所照亮。这就是“仁慈山”,此山的名字看起来多少有点讽刺意味,因为瓦希兹达塔等反叛的贵族正是在这座山脚下被钉上了木桩。如今,就在紧邻山坡的地方,大流士下令修建大规模的梯田状台地,这些平台正适合远眺脚下的杀戮之地,“美丽而壮观”21——真乃世界帝国最合适的首都基地。
大流士为它命名“帕尔萨”,如同波斯全境都微缩并保存在它的城墙之内一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如此。国王对中央集权的追求是无法满足的。这座很久以后被希腊人称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城市是被修建起来当作神经中枢、能源中心和陈列馆之用的。不仅波斯,整个王国广阔的统治范围都被纳入到一个巨大的行政单位中,其核心自然在国王本人身上。大流士在他统治的前几年中白手起家支撑起这个帝国,他再也不用看到这个帝国遭受崩溃的威胁。依靠这与生俱来的活力,他又投身于远远超出任何君主曾经面对的管理任务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将世界的立脚点建立在一个健全的财政状况之上。正是这项任务的挑战毁灭了冈比西斯和巴尔迪亚,但是大流士再次证明了他拥有与其野心相配的天赋。在冈比西斯统治时期最后几年中,困扰帝国的财政危机轻松地得到了解决:在居鲁士和他的儿子们统治时期流行的贡赋系统曾经濒于崩溃的状态,现在得到了有效组织和改革;各个省份的赋役得到了认真的管理。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功绩,是一项注定要在未来将近200年的时间中,成为波斯国力基石的政策。大流士不仅以其军事天才和宣传天赋拯救了波斯,更重要的是他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勤勉统治,将帝国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如果说波斯波利斯和苏撒等地不断升起的光芒大力地宣扬了他的统治,那么,在建筑物之间悄悄走过,背负着沉重的文件、书籍和图纸的身影——那些在王宫中工作的行政人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波斯贵族们在大流士背后悄悄嘲笑他,讥讽他们的国王是一名“商人”22——但是帝国,乃至波斯的伟大成就如果失去了斤斤计较的精神,将一无是处。
这些宫殿自身的修建就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事实——贡赋收入对于“圣王”来说并不仅仅是尘封的档案,而是荣耀而神圣的场面。在巴比伦度过的那几个月让大流士看到了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这一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宫室的布局到街道上熙熙攘攘、操着各种语言的人群,他见证了那个已经消失的帝国在各方面的规模。因此,像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这样统治着比巴比伦更为广阔领土的首都,一定要慷慨地使用“取自遥远国度的材料”23来装点自身才显得得体。所以对首都做出的规划处处显示着将全面超越此前任何国王所达到的富丽堂皇的程度。如果将各种装饰也计算在内来衡量都城的宏伟,那么大流士以其宏大的设想,完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命人从萨迪斯和大夏开采黄金,并交由当地工匠打造,还需要用天青石和红玉髓等珍贵的宝石来装点,命人从粟特开采这些宝石。”因此前往苏撒的使者都被告知:“需从印度带来白银和黑檀木,从伊奥尼亚带来墙壁上的浮雕,将从埃塞俄比亚、印度和阿拉科西亚进贡来的象牙在此处进行雕刻”24,如此这般,在以宫殿之奢华为傲的总管口中反复提到的,是那些从帝国的23个辖区中收缴赋役的记录。在此之前,从未有如此详细的纳税信息以这般炫目的形式在人们面前出现过。
而巴比伦人又被安排了怎样的任务呢?他们的城市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他们被命令挖掘地基,烧制泥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任务不太体面,但是大流士在检阅到苏撒纳贡的不同臣民时,将巴比伦人排在队列的首位,“挖泥土、压碎石、烧制泥砖,这些都是巴比伦人的职责,他们来完成这些任务”25。这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大流士就是大流士,他的决定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他非常清楚,在两河流域地区,人们通常不会将倾倒的建筑物的石块清走,而是将它们填平夯实,将新的建筑修建于废墟之上。例如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庙,很可能建立在过去建筑物碎块的基础上。因此“圣王”的宫殿也需要如此修筑。
以巴比伦人修筑的层层庞大砖石为基础,用世界各地的珍宝加以装饰,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虽然不是众神的居所,却仍然拥有神圣辉煌的超凡景象。巴比伦城以其巨大无比的规模而拥有振奋人心的力量,波斯之王的首都则按照建立者的设想为和谐的秩序树立了辉煌的典范。这并不是说它们缺乏大都会的特点,即使在波斯波利斯建立之前,无处不在的银行世家埃吉比斯家族就已经在这一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其他的商人和银行家很快也来到这里;政府官员云集于此;操着各种混杂口音的工匠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但是波斯波利斯和苏撒并不像巴比伦那样充满了大都市的狂热感觉;大流士也并不渴望让它们变成这样。“圣王”不想从他的宫殿中一走出来就炫耀地挥舞着权杖进入一群臭烘烘的平民簇拥之中。税收的各项明细都认真地记入卷宗;宫殿大门上闪闪发光的稀有珍贵金属都开采自遥不可及的山脉之中;墙壁浮雕上常常雕刻着附庸国使者纳贡的形象——有时是阿拉伯人,有时是埃塞俄比亚人,有时是健陀罗人——国王的臣属永远被定格在图案呈现的模式中;这一切都明白地说明了波斯强大的永恒特点。对大流士来说,帝国统治的流血实践意义重大,所以它们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国王对世界国家的神圣幻想乃是通过征服行为建立起广阔统治。波斯人统治方式最为清楚地体现了某种盟约的内容:谦卑者将获保护;臣服和顺从可换来世界秩序的保证。当然这一条与两河流域的那些大帝国的宣传相比而言,显然大大减轻了对杀戮的热衷——但也的确非常有效地为征服世界的行为做了无限的开脱。
这种逻辑非常明显。如果波斯人命中注定要为流血的世界带来和平,那么反对他们的人显然是混乱和黑暗势力的代理人。他们是谎言的工具,不仅威胁到大流士的帝国,而且还威胁到通过帝国反映出来的宇宙秩序。甚至有时大地和天空都可能对“圣王”的敌人表现出厌弃。公元前519年,也就是埃兰人起义之后一年,在帝国北方边界地区爆发了新的暴动,这些顽固不化的人就是斯基泰人。大流士亲自带领军队进攻他们,却遭到了自己向导的欺骗,在荒凉的原野上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干渴之中。附近没有水源,天空也没显示出要下雨的迹象,国王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破釜沉舟的办法:他脱下黄袍和王冠,爬上了山顶,将自己的权杖用力刺入地面。到了破晓时分,大地上黑暗的阴影得到了净化,这位万王之王放声祈祷。他的祈求似乎得到了回应: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大地得到雨水的滋润。大流士重新披挂上阵,带领自己的军队战胜了叛军。对于波斯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次远征更加令人激动了:它说明世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遥远到无法被波斯人控制和征服。“从海洋的这边到海洋的遥远尽头,从陆地的这一侧到陆地遥远的尽头”26,大流士统辖一切。
“圣王”所拥有的疆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他还没有拥有天下的所有土地。在药杀水的另外一侧,亚洲草原在兰加河所环绕的无人占领的遥远地方静静延伸着;在非洲,原先由冈比西斯派出的一支波斯军队完全被沙漠风暴所吞噬[2];在欧洲,与伊奥尼亚诸城隔海相望的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大陆,完全没有人曾经在这里探险,这是一块等待探索和征服的处女地,但是开拓这些遥远荒蛮的土地的时机一定会到来。那些地方没有任何可以阻挡“圣王”军队的势力,秩序一定会被推广到谎言的老巢中。大流士在击败斯基泰人班师回朝后立即准备进行新的征服。公元前518年,他瞄准了东方,派遣一支海军舰队溯印度河而上,到那片神秘土地中探险。侵略活动立即随之展开,他征服了旁遮普,并从那里征收金沙、大象和类似的奇珍异宝作为赋税。甚至连这条大河本身也被套上了象征性的枷锁:它的河水被装在一口大瓮中带到大流士御前,并放在他的宝库中,与其他的河水混合在一起,同样,他们也活捉一些俘虏来增加国王的荣耀。27
的确,在印度河另外一侧还有更遥远的土地,这些独立于波斯统治之外,但即使这些土地没有正式地被划编为某个省份,也仍然可以得到国王的青睐和庇护。所有请愿者只要向他进献土和水,就可以得到国王仁厚的关心。进献这些礼物的时候要同时举行肃穆威严的仪式。那些请愿者必须将自己的故乡的尘土撒在地上,并在这片“土地”上发誓忠于波斯,这的确让人感到万分沮丧。“圣王”将这样的方式看作是自然物和人类一同接受他的统治的象征——这样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而那些请愿者自己,从国王面前可怕的仪式上退下之后,也无法再质疑他们刚才所有举动的意义了。他们走上了不归路,成了这个世界帝国的一部分,一个卑微的部分。
这样,“圣王”无须派遣军队就可以扩张波斯势力的范围。他们在东方和西方不断前进,不断跨越高山大海。就在征服旁遮普的同时,从前那位王位竞争者欧塔涅斯正在爱琴海的东部水域巡航。萨摩斯岛此时已经被帝国正式纳入疆域之中;与之邻近的岛屿只要一见到波斯舰队到来的预兆,就开始准备考虑向国王的大使献出土和水作为礼物。对大流士来说,这只不过需要继续做出大量承诺。在平定了印度河平原之后,他将自己的注意力调转到帝国的另外一侧。如今已经有两个大陆臣服在他的权威之下——为什么不能再来一个呢?
“圣王”的目光开始向西方无情地凝视。
世界的主宰
据说,即便在所有证明其伟大的证据中,阿斯提阿格斯仍然被一个预言的重重鬼影所包围:他不断梦见自己受到折磨,不断有迹象警告他国家将被毁灭。米底人将这归结为一类幻觉,而所有在世的祭司们都在试图占卜这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些宗教方面的专家善于趋吉避凶之术,他们向国民保证人们性命无忧,因为对这个虔诚而规矩的民族来说,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即使在最明亮的光芒之下也会有黑暗的阴影。而对于祭司们来说,好像全世界都已经对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熟视无睹。在遥远的地方,人们守护着一束永恒的火焰,它既不在最寒冷的泉水旁边,也不在最高的山峰之上,这束火焰燃烧在一处不被尘世污浊之物污染的纯净地方。造物主同时带来了黑暗和光明。蝎子、蜘蛛、蜥蜴、蛇、蝼蚁……各种爬虫和蠕虫都是从无处不在的阴暗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祭司的职责就是只要见到这些生物就消灭它们,同样也要保卫人们尤其是国王的梦境免遭黑暗的侵扰。“空气中充满了鬼魅,它们飘浮在人的呼吸中,现形在那些被幻觉惊扰的人的视线里”11,伟大的国王也需要像圣火一样得到精心照料。
但是像米底这样强大的帝国,崛起、获得独立并走向强大之后,还不到一个世纪就再次屈服于外来统治,这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置信。对于米底人来说,却有很充分的理由了解本地区令人痛苦的大国角逐规律:盛衰无常。没有一个帝国,包括亚述,能够击败所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在近东地区,那些掠食者潜藏在各个角落,捕捉弱者的气息,伺机发动攻击。古老的国家不断消失,新兴的国家取而代之。那些编年史学家们在记录他们曾经赞美过的帝国的毁灭时,可能觉得自己正在描绘一些古怪的年代久远的陌生民族。
这当中有不少人和米底人一样同属于雅利安人,这是一些在历史上很少被记载的游牧部落移民。例如,公元前843年,亚述人曾经在他们帝国北边的山区与一支自称为帕尔苏阿(Parsua)的部落战斗过;200年后一个名字非常相似的民族在南方——古老的安息王国的废墟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其位置在扎格罗什山麓和波斯湾闷热的海湾之间。没有一位编年史学家能够说清楚他们是否是同一个民族。12这些新到来的人只能扎根于此,吸收所取代民族的某些文化,最终才能被那些资格更老的邻居们接受。如同以往一样,人们提到这个地区总会谈到那些数百年来难以改变的积习;但是这些外来者在称呼他们的新故乡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命名。因此从前被人们称为安息的地方逐渐变成了另一个不同的名称:帕尔萨或者波斯,意为波斯人的土地。13
公元前559年,当阿斯提阿格斯还统治着米底帝国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登上了这个突然崛起的帝国的宝座。他的名字叫居鲁士,此君可以概括为:鹰钩鼻、志大、才高。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被戴上了伟大的光环,如果你相信故事的话,正是他被预言为伟大的米底人的克星。可能阿斯提阿格斯曾经在梦中看到过这一切,他在幻觉中看到,他的女儿芒达妮正在撒尿,可是尿出来的却是止不住的金色液体,整个王国差点都被淹没。第二天早上,国王将这个梦讲述给他的释梦祭司,祭司面色苍白,警告国王,芒达妮所生下的任何儿子都可能威胁到米底帝国的统治。于是阿斯提阿格斯将女儿匆忙地嫁给了一位波斯人臣子,此人是一个落后的无关紧要的小邦的君主,阿斯提阿格斯希望这样可以抵消不幸的预言。但是当芒达妮怀孕之后,阿斯提阿格斯第二次做梦:这次他看见从女儿的两腿之间生出葡萄藤来,葡萄藤不停地生长,直到将整个亚洲都覆盖在它的树荫之下。他在惊恐之中等待着这个外孙的降生,并且立刻命人将这个刚生下的男孩处死。这类故事总会发生一些意外,这个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婴儿被抛弃在山边,却被一位牧羊人发现并抚养长大;或者可能如传说中那样,是强盗发现了他;或者甚至是一条母狼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了他。无论这些细节怎样,成长中的神奇特点都会明示这个弃儿得到神宠的未来——当然,因此也证实了居鲁士活下来并发展壮大。当他长成成年男子的时候,他天性中的高贵为他赢得了波斯的王位,这正是阿斯提阿格斯用尽计谋想要避免的事情,从此米底帝国的命运就注定了。
或许,这就是传说的表达方式。伟大人物总是被夸张的故事加以渲染,也许居鲁士早年的命运并不像波斯人后来声称的那样明确。14即便如此,不管是否有这样的预言,居鲁士的能力一定足够引起阿斯提阿格斯的警惕:米底人是扎格罗什山区的霸主,非常警惕那些臣属们的崛起,所以当这位外孙登上波斯王位几年之后,如果继续对居鲁士坐视不管的话,他很可能变得极具威胁。鉴于此,公元前553年,阿斯提阿格斯召集了强大的骑兵南征。尽管人数处于极大的劣势,波斯人仍然顽强地抵抗。在他们就要屈服时,他们的妇女走上战场鼓舞居鲁士和他的战士们继续战斗下去。战争持续了3年,整个扎格罗什山区都动荡不安,但却在公元前550年突然停止了。连众神都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开始在邻近国家国王们的梦中散布消息,“居鲁士以弱胜强,击退了米底人的大军,并且生擒了米底人的国王阿斯提阿格斯,将他作为俘虏带回了家乡。”15自从亚述帝国覆灭以来,还没有什么消息能引起这样大的动荡。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的确,居鲁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竞争对手,他的臣民们则习惯于贫困艰苦而变得坚忍不拔,从不抱怨条件困难——甚至以“茹毛饮血”闻名。如果没有遭到背叛,拥有一个强大帝国所有资源的阿斯提阿格斯当然可能继续他的辉煌。而他遭到背叛的事件非常怪异,时光流逝使得这次事件变得愈发离奇和诡异。但事情的关键问题还是非常清楚的,部落酋长中的杰出人物,米底军队的统帅哈尔珀格斯(Harpagus)变节投向居鲁士,并在作战中带领一支叛军俘虏了阿斯提阿格斯。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叛变呢?传说是由于哈尔珀格斯虽然是阿斯提阿格斯的亲属,但是他同时和波斯国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根据米底人的记载,正是哈尔珀格斯被指派杀害婴儿时期的居鲁士,而这项任务并没有完成但他却上报自己已经做到。几年之后,当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阿斯提阿格斯狂怒不已,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他将哈尔珀格斯的儿子杀死并将其尸体剁碎,把它当作羊肉赐给这位不知情的父亲。哈尔珀格斯吃了自己的孩子,也吞下了凌辱的苦果,继续作为一个驯服的臣子服侍他的国王——或者这只是他伪装出来的样子。他的行为显然非常可信,所以在同波斯的战争爆发之后,国王仍然指派他为自己军队的最高指挥。显然这不是明智的用人之道,或许真的如此愚蠢荒谬。
那么这样一个夸张的故事怎么会有人相信呢?也许在这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般的皮影戏中有一丝真相?阿斯提阿格斯和居鲁士之间的家族关系反映出米底人和波斯人之间紧密的文化以及血缘纽带。这两个民族都属于雅利安人,而对于雅利安人来说只有所谓的非雅利安人(anairya),也就是外族人。因此,阿斯提阿格斯那些犯了思乡病的廷臣只有南望故国,才能一瞥“过去的好时光”。而波斯人和他们的米底人表亲一样,内心深处仍然是游牧民族,他们的故土上“到处都是良马,到处都是善良的人民”16,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只是一个由不同部落组成的联盟而已。虽然居鲁士是“安息国国王”,但他声称自己的王冠是凭借人民最伟大的酋长的地位获得的,他是阿黑门尼德(Achaemenids)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波斯最强部落帕萨加第(Pasargadae)的统治家族;他既通晓近东宫廷中各类死板的仪式,也擅长组织不拘小节的骑手们进行露天聚会;他是古代城市、群山和原野的主宰,他既是波斯人未来的掌控者也是他们过去的记忆与习俗的主人;居鲁士在扮演诸多角色时游刃有余,因此波斯极大地避免了曾经折磨米底的那种冲突:国王无法忍受民族传统的部落结构,而贵族们仍然坚持以前的特点。米底人的部落酋长们注意到阿斯提阿格斯中央集权的野心而为此痛心疾首,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我们提到的阿斯提阿格斯和居鲁士之间的对比,逐渐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几乎一定出于这种原因,促使哈尔珀格斯迈出了上述至关重要的一步,“从此,以前作为米底人奴仆的波斯人翻身成了米底人的主人”17。居鲁士进入了埃克巴坦那,收获了他隐忍、敏锐而又令人愉快的性格结出的果实。
即使在这样一次巨大的胜利之后,居鲁士也没有放弃平衡政策。历代的亚述君王为征服荒蛮的山峰、履行自己的传统权力而头疼不已,经过严密的算计,居鲁士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政策。将米底贵族中的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阵营中的同时,他经受住了将对手变成奴隶的诱惑。甚至对待阿斯提阿格斯,他也没有采用剥皮酷刑、喂食野兽或者投入监狱这样的方式,而是为他提供了一份相当体面的俸禄供其安度余生。当然,埃克巴坦那城中的财富被洗劫一空,所有物品都被运回安息,但它并没有遭受尼尼微那样的命运。居鲁士不打算摧毁这座扎格罗什山上最为险要的城市。虽然冬天严寒难耐,暴风雪封锁山路,但是到了夏天,当波斯的平原地区受到烈日炙烤的时候,埃克巴坦那则是一派令人愉悦的绿色天堂,它身后的群峰依然覆盖着白雪,而高墙之外的山坡上则层层叠叠布满了果园和花园,空气干净而又清新。这座城市曾经是米底帝国的都城,如今它变成了在炎夏时节最适宜避暑的波斯帝国首都。因此米底人能够感觉到,即使不是同那些征服者们完全平起平坐,至少也是共同联合在新国王统治下的一种大胆投机,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随后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事件证明一切才刚刚开始。像阿斯提阿格斯这样伟大的国王被推翻,在整个近东引起巨大的冲击。不仅米底帝国本身,甚至连多年以来建立起的国际关系也被彻底破坏。突然间,这里看似充满了可以争夺的对象,彼此相邻的大国们还难以将波斯人看在眼中,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开价能得到多少战利品。公元前547年,吕底亚国王克里瑟斯(Croesus)带领一支庞大的军队跨过了哈里斯河,想试探对手。居鲁士异军突至,从扎格罗什山迅速赶来同他会战。居鲁士经过一座座曾经设有哨卡的亚述城市废墟,那里如今只剩下尘土飞扬的凌乱土堆,沉默地见证着权力的脆弱。这样的教训对于一位雄心勃勃的人来说,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激励,对于目前已经在战场上失去先机的居鲁士来说,仍然迫不及待地想要同克里瑟斯一决高下。当年吕底亚人和米底人遭遇的战斗并没有最后的结局;但这次,没有任何日食,战争更不会中途停止。相反,由于冬天到来,克里瑟斯撤回到自己的首都萨迪斯,他没想到居鲁士居然敢于追击自己,因为这座城市距离西边爱琴海只有三天路程——而对于米底的边界来说距离非常遥远。可是波斯人却没有退却,他们冒着严寒,兵临城下,克里瑟斯没料到敌人会出现,根本没有时间召集自己的军队,只能龟缩在城中等待敌兵散去。随后在居鲁士的攻势下,萨迪斯陷落了,克里瑟斯召集仅有的零星部队殊死抵抗。但是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战斗,吕底亚人把全部的希望押在最后一场骑兵冲锋上,但结果只是萨迪斯陷入混乱,克里瑟斯本人被俘。在遥远的两河流域,此事被记录下来,但简练的言语几乎看不出这件事的轰动效果:“(居鲁士)击败了(吕底亚)国王,占据了他的财宝,并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这里”。18克里瑟斯倒台的消息在吕底亚帝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以至于据说一位神庙中的女祭司听到这个惊人消息之后居然长出了胡须。如果只是如此倒也罢了,但仅仅6年之内,波斯就从一个小国寡民、落后且默默无闻的民族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帝国。
胜利不仅属于他们自己。米底骑兵装备了为冬季作战而准备的羊皮大衣和耐力很好的山地马匹,这已经超出了坚守岗位的需要。米底人的将领也是如此。战场上哈尔珀格斯向居鲁士提出了最好的建议,他提议在吕底亚骑兵发动总攻之前,将辎重骆驼安排在波斯人战线的前锋上。居鲁士依照建议下令,吕底亚人的马匹受到骆驼发散出的陌生臭味的惊吓,纷纷掉头逃窜,这场战斗也因此获胜。居鲁士受到这次胜利的激励,因此也并不奇怪他希望像以前安抚米底人一样安抚吕底亚人,虽然这些新的臣民属于非雅利安人(anairya)。克里瑟斯和阿斯提阿格斯一样免于处死,他被接纳为征服者的扈从,他那些丰富的宝藏则被完好保存在萨迪斯,甚至当地的税收也被放心地交给当地显贵管理。然而吕底亚人显然被这样的宽宏大量惊呆了,将这看作软弱的表现;居鲁士刚刚返回埃克巴坦那,最受到他的信任而被委任看管此处财富的贵族就发动了叛乱。这是一次致命的误判。居鲁士将这样的行径看作最为低劣的背叛和忘恩负义,面对挑衅他立即发动远征作为回应。新令下达,新兵迅速从埃克巴坦那开出,但这次再也没有任何仁慈可言。取而代之的是得到命令的波斯人要用更为传统的手段来证明他们的统治:犁庭扫闾,叛乱的首领被处死,追随者成为奴仆。这些都是按照波斯国王的指示完成的。
尽管居鲁士展示了自己报复的力量,但并没有放弃帝国政策的根本。如果不再有吕底亚人,那么米底人仍被他当作令人赞扬的新政的参与者。出于这样的安排,哈尔珀格斯这位居鲁士外国侍从中最显赫、最有价值的人被派往西部统率帝国的军队。这个机会是即使他继续忠于阿斯提阿格斯也永远不会得到的,因此这位来自扎格罗什山脉的部落酋长抵达吕底亚,公开使用了“海洋大元帅”19这种惊人的头衔。他以惊人的效率在自己的官邸开始工作,为了在“苦海”20(爱琴海)的亚洲边缘尽快建立起标准,他迅速收拾了吕底亚人。沿着海岸线布满了美丽而繁荣的城镇,波斯人称当地居民为亚乌那人[2](伊奥尼亚人)。几百年来,这里的居民主要是从希腊来的移民,伊奥尼亚人和他们隔爱琴海相望的母邦同胞们一样,仍然明确坚信自己属于希腊人。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不能形成统一的阵线,对于哈尔珀格斯来说,这样的人如同俎上之肉一样。他将这些城市一座接一座地收入囊中。的确,他的大名对于很多伊奥尼亚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不想臣服于波斯人的统治,他们只能选择逃到海外,迁往西西里岛或者意大利半岛上。有一座城市佛士亚(Phocaea)甚至迁走了全部人口,“妇女、儿童和可以带走的财产,实际上所有的东西……只给波斯人留下一座空城”21。哈尔珀格斯给伊奥尼亚人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他要到来的回忆长久以来成为一个梦魇,即使在最私密的愉快场合中也是如此:
当冬季降临,你躺在炉火边柔软的沙发上时,
四周都是美食,一边嚼着干果一边饮着美酒,
这时你一定会问:
“你来自何方?告诉我你多大了?
当米底人来到的时候你的年龄多大?”22
不,也许应当注明“当波斯人来到的时候,你的年龄多大?”——这就是哈尔珀格斯给伊奥尼亚人留下的困惑印象,即使当他们已经臣服于这些新的统治者之后依然如此。甚至很久之后,当希腊人提到波斯人的时候,仍然称他们为“米底人”。这种混淆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扎格罗什山区民族的复杂情况对于一个遥远地方的人来说的确难以弄清。这些西部海滨城市意识到自己臣服于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民族,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一个崭新而动荡的时代的来临。世界似乎突然急剧地缩小了,以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人能将势力扩展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但居鲁士不仅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反而产生了不安和焦虑。因为所有这些胜利,以及自己想象中潜伏在身后的危险令他感到恐惧。从萨迪斯返回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东方的地平线。如果忽略了这个方位的事务,即使是最杰出的征服者也会发现自己的功绩只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在担心游牧部落的劫掠以及从伊朗高原传来的雷鸣般马蹄声的同时,没有一个帝国能够保证自己完全安全。有谁能比波斯人更了解这一点呢,因为他们自己就来自于游牧部落。
所以居鲁士亲自镇压了吕底亚的叛乱后,就踏上与埃克巴坦那相反的方向,沿着呼罗珊大道朝着东方进发。23对波斯人和米底人来说,这同样是一次回到自身历史的征途,朝着他们祖先传说中的故土前进,“水草丰美,宜牧牛羊”24,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气势宏大,原野辽阔,群山巍峨。居鲁士进军到高原之上,最终将目光瞄准了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它能够越过中亚的群峰看到东方太阳升起——“这永不熄灭的、如骏马一样矫健的太阳,正是它最先身披金色盛装,攀上美丽的山顶,并从那里用慈善的目光俯瞰着雅利安人的居所”25。自从很久以前波斯人离开了这片“雅利安人的居所”,这里就成了一些骄纵贵族的乐土,和他们那些住在扎格罗什山的表亲相比,这些人虽然落后但或许更加富有,并且十分好战。一旦居鲁士成功地令这些人臣服,他们将给他带来令人敬畏的巨大人力和财富资源。这片荒芜的土地绝不会失去自身混沌的特点,他们的新主人如以往一样善变,小心地将自己扮演为当地传统的继承人,任由当地贵族继续他们喧哗的行事方法,但从此以后效忠于波斯国王。这虽然松散,但是居鲁士巧妙地掌握着方向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不仅仅是军队和黄金,还有一片缓冲地带。他在这片从兴都库什山脉到咸海的巨大弧形地带中建立起许多省份,在东北方向为波斯提供了一道屏障,保护了波斯从前面对中亚草原来的入侵者敞开的最脆弱的地区。健陀罗(Gandhara)、大夏(Bactria)和粟特(Sogdiana),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流血之地,如今成了波斯军事力量的堡垒。
堡垒有很多条件。蛮族和开化的各族都认可居鲁士在遥远荒芜的世界边缘为自己指定的领地,否则可能发生的事变仍然会带来一大堆麻烦事。例如米底人的民间传说中就保留了一个故事,他们的帝国在最为强大的时候曾经遭到“斜眼”的斯基泰人(Sakas)的奴役,这些人如同他们居住的草原一样以野蛮、残忍和不可教化而著称,米底人被他们控制长达28年。当居鲁士后来从粟特向今哈萨克斯坦进发的时候,发现自己面对的正是当年米底人遭遇过的同一群魔鬼,人们很容易认出这些人,他们头戴高高的尖顶帽子,善于使用斧头发出警告,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信号。居鲁士俘虏了斯基泰人的一个首领,并用高贵的骑士风范对待他,这个首领臣服于入侵者,斯基泰人为波斯国王效力,后来成为帝国军队中最残忍的力量。但是这仅仅是一个部落。在它的家乡以外有辽阔的原野,那里盗匪出没,危机四伏,其幅员之辽阔嘲弄每一个试图征服此地之人——甚至是那些我们已知的最伟大的征服者的野心。有些人说,没人能说清楚那片原野延伸到何处,也没人知道它的边际何在;那里有长着人身羊腿的部落,那里都是冰天雪地的蛮荒之境,那里的居民每年需要冬眠6个月时间,在那个地方以外流淌着环绕世界的兰加大河(Rangha),这条河如同大海一样宽阔。26居鲁士在跨越景色单调的草原时,显然没有预料到要推进到这样遥远的地方。最后,当他发现一条大河挡住了他的去路时,便在布满泥沼、蚊虫肆虐的岸边休整,并最终停止了前进。这条河就是药杀水(Jaxartes River,今锡尔河),河水很浅而且岛屿众多,为勇敢的人提供了天然的边界;因此居鲁士下令,依山河之险,补其不足,建造7座边镇,并将其中最大的一座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叫“昔罗波利斯”27。从此以后,这片人迹罕至的蛮荒草原就像一名奴仆一样,被打上了波斯国王的印记。
将他的身份烙印打在斯基泰人土地上的做法彰显了帝王的双重意思。药杀水之外那些好战的野蛮群体不再被允许南下侵略,而这条边界之内的居民也不必再为自身的安危而担心。居鲁士的战略总能起到威吓敌人、安抚臣民的双重效果——到公元前540年,当东方的边界稳固之后,居鲁士觉得可以准备回头完成自己最后的任务了。于是他返回扎格罗什山脉,将自己掠食的目光转向每一个征服者雄心壮志的终极目标——今伊拉克南部肥沃的平原,它从亚述延伸到波斯湾,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众多辉煌城邦角逐的舞台。在征服这片古老的中心地带之前没有人会被人承认为世界的霸主——作为新贵的居鲁士非常了解这一点。他还知道这里的居民不是暴君宣传控制下落后的边地愚民,相反,这些人认为波斯人才是蛮族。居鲁士善于扭转人们的先验观念,决定面对这个新的挑战。他侵入敌人的疆域,却宣称要保护这里;他带领庞大的军队,却表现得仿佛和平保护神一样。因此,所到之处无不敞开大门欢迎他的到来。
波斯的武力就是一切,这是抵抗者所能做出的唯一理智抉择。曾经有一支军队试图抵抗侵略,但已经完全被消灭;居鲁士曾经在吕底亚向世人展现过,如果他觉得有助于实现良好愿望的话,并不反对偶尔使用残暴的手段。当然,大体上说他更喜欢按照自己高调的宣传行事。一旦建立起统治,就不再会有杀戮。刑罚也将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他的命令以一种和缓仁慈的口吻颁布。对于那些古迹星罗棋布、烟火缭绕的城市来说,居鲁士将自己表现为“正义和公正”的楷模,他的“普世统治的权力”来自于众神的回馈。28但到底来自于哪些神祇呢?居鲁士冷静地装作受到所有人的悦纳。各地祭司寻章摘句适时地将他拥戴为自己人,各族人民也将他看作自己传统与观念的继承者——这都是他成为世界主宰的完美粉饰。他既是阿黑门尼德家族中的新贵部落酋长,也是乌尔或乌鲁克这些古老城市的庇护人——完美无缺。即使上溯到创世之初,人们也无法在历史记载中找到另一个如此迅速地达到这种崇高地位的的人。
但对很多人来说,即使像他这样的天才,也会遇到也非常可怕甚至骇人的事情。当居鲁士最后一次陷入战争时,他已经年届七旬,虽然仍然拥有无法满足的征服欲,却最终死在药杀水以北的地方,远离他曾经为自己的野心划定的界线。29杀死他的那个部落的女首领在获胜之后,斩下居鲁士的头颅,将它放进充满鲜血的皮酒囊,好让这个饥渴的老头得到最后的满足。居鲁士最后扮演了一个游荡在近东地区人们幻想中的幽灵,一个在夜晚永远无法满足于人类血肉的魔鬼。他在屈服于他的那些人中保留下了一个不寻常的传统。居鲁士,这个几乎震动了整个世界的人,被人们以一种言过其实的颂扬加以纪念:他性格中非凡的高贵品质以及身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数个世纪之后,即使在与波斯帝国最势不两立的敌人那里,居鲁士的光辉依然普照着这个帝国。“他令所有其他的君王黯然失色,无论生于他之前还是他之后。”一位雅典人色诺芬在居鲁士死后两百年左右这样记录,“无论他征服了谁,他都会为这些人注入取悦自己的愿望,让这些人在他的良好设计中感到快乐。人们都会觉得自己乐于接受他的治理而非别人的治理。”30这可能让人觉得的确是惊人的结论,但是居鲁士确实诱使或者强迫人们相信自己是不同民族的主人,理解和尊重他们,并渴望赢得他们的爱戴。以前从未有帝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也从未有君王曾经表现得如此仁慈,如此克制。
这就是居鲁士的过人之才——他赢得的回报是一个超越所有梦想的主宰权。
历史的终结
居鲁士曾经夸耀过:“天下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向我缴纳大量的贡赋,都要来到巴比伦我的御座之前亲吻我的双脚。”11而大流士在这里逗留期间,得到的只有各处发生叛乱的消息,他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其前任惯用的那种炫耀的仁慈姿态。由于陷入包围之中,他更喜欢在认真算计之后采用野蛮的惩罚手段。所以倒霉的尼布甲尼撒在都城陷落之后被俘,遭到废黜并被禁止继续使用他的鼎鼎大名。大流士再次运用自己的拿手好戏,指责他是个冒名顶替者,并以“尼丁图贝尔”(NdintuBel)的名字对他审问。就像以前把“高墨达”的尸首匆忙处理掉一样,如今没有经过在“游行大街”上示众,尼丁图贝尔就被匆忙但是小心地钉上了木桩。一共有49名被认定冒名顶替者的从犯在他的两旁被同样的手段折磨致死——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他的心腹,[1]而死人是不会散布谣言的。
但是,那些隐藏在大流士控制范围之外的可疑人物仍在继续他们的挑衅行为,并不会那么容易平静下来。尽管占领了巴比伦城,这个冬天还是让新国王分散在各地的大批军队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波斯本土也发生了叛乱。尽管巴尔迪亚将贵族分裂为互相攻击的几个派别的做法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但这起码保证了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某些理由,能够在他遭到谋杀之后继续存在——因为那些从已故国王政策中获益的贵族肯定不会因刺杀国王的事得到什么好处。很快,这些人勾结起来反对这次政变。他们推举为首的人为国王,此人便是瓦希兹达塔(Vahyzdata),他们效仿大流士宣称自己便是巴尔迪亚本人。为了给觊觎王位者增加筹码,亚洲部分地方同时发生了多处叛乱,都宣称自己与遭到长期颠覆的王室有血缘关系,来自于消失的辉煌帝国。被波斯统治熄灭了的各种古代雄心壮志,逐渐开始回光返照。其中最具有威胁性的是一个名为弗雷奥尔蒂兹(Phraortes)的贵族,他占据了埃克巴坦那。和帝国东部各起叛乱都使用的理由一样,在得到很多叛臣匆匆承认自己为霸主之后,他宣布米底复兴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对于大流士来说,这种挑衅不仅意味着一场对逝去王朝的相思病。弗雷奥尔蒂兹很快夸口说自己是阿斯提阿格斯的后裔,但是他也同样继承了对毁灭米底国家的末代国王的怨恨。米底贵族和波斯贵族一样,如果他们愿意保持独立的话,除了将篡位者赶下台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大流士专断、残忍、有王者之风,显然不会容忍任何人解救自己的要求。在部落酋长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令人恼火的选择:要么放弃宗派主义的种种好处,要么仍然做各自领地上的统治者,但是臣属于一个最高的国王。甚至在这种让人心烦透顶的事件之中,仍然可以看出波斯人的伟大之处:这是足以“震动天地、沧海与桑田”12的事件,这是一场伟大的纷争,是在波斯人内部爆发的一次内战。
各地爆发了你死我活的战斗,作战的双方在数月之前可能彼此还是战友。瓦希兹达塔的军队从波斯向东开进,占领那些孤悬在外的省份,这些省份的长官消息闭塞,选择追随大流士;在北方,叛军纷纷支持弗雷奥尔蒂兹,忠于大流士的人并没有由波斯人来领导,相反却是由弗雷奥尔蒂兹的同乡,一名米底人率领着;与此同时,在米底低于零度的气温和皑皑积雪之中,各个酋长正在为了控制呼罗珊大道互相攻伐,不亦乐乎。到了1月份,弗雷奥尔蒂兹的军队气势正盛:马上要推进到尼赛亚平原地区,他们可能会像大流士两个月前一样突破防线攻入美索不达米亚。这场危机的重大转折点已经迫在眉睫了:大流士清楚地知道他经受不起在巴比伦遭到失败的下场,因此急需疯狂地在众多前线上组织作战,他还派遣当初一同策划篡位的七人集团中的叙达尔涅斯(Hydarnes),由他带领一支小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呼罗珊大道。现在叙达尔涅斯的未来不可逆转地同大流士的命运紧紧纠缠在一起,他顺从地折回了通向寒冷的扎格罗什山脉的道路,下定决心带领部队在那里阻挡米底叛军。虽然战斗终于打响,但是结果却是两军对峙:并没有给弗雷奥尔蒂兹的军队造成什么明显的打击,也没有让他再继续前进一步。叙达尔涅斯在贝希斯敦神圣的峭壁前挖了一条壕沟,在此设防并等候自己的主公。
到了4月,终于传来战胜瓦希兹达塔的消息,北方的叛军被击溃了。大流士也做好准备亲自上阵,进攻米底军队。大流士从巴比伦带了自己剩下的全部军队,前往叙达尔涅斯所在地,随后进行了一场血流成河但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击溃了弗雷奥尔蒂兹并俘虏了他,给他戴上了锁链。大流士此前没有将高墨达或者尼丁图贝尔示众羞辱,而如今他更愿意改变这样的做法。确实,弗雷奥尔蒂兹的下场是最可怕的示范。他的鼻子、舌头和耳朵都被割掉了,而且还被弄瞎了一只眼睛。其他叛变的共犯都被剥皮实草,他们的头颅被锁在埃克巴坦那皇宫大门前面,“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他”。13直到所有的同乡人都有足够机会目瞪口呆地看到了他所受到的羞辱之后,弗雷奥尔蒂兹这位米底人未来的国王,才被钉死在木桩上。
这些做法当然都是为了教训那些部落酋长们。显然,一具钉在埃克巴坦那宫门木桩之上、正在腐烂变形的尸体,在贵族脑海中留下的沉重印象和它留在夏天空气中的恶臭一样持久。两个月之后,波斯贵族们也上了同样的一课。瓦希兹达塔遭到了第二次失败,并在战场上被俘,他也被钉死在木桩上;他最亲密的随从们被处以同样的酷刑,在一大片林立的木桩上受尽了折磨。大流士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他是无可取代的。现在没有人会再站出来宣称自己是巴尔迪亚了。被谋杀的国王最后静静地躺在了坟墓中。大流士顺利地树立了依附于自己的支持者。很多女性的王室成员,那些男人们的姐妹、妻子和女儿们被重新安置,统统被赶上床,其中包括已经做过两次寡妇的阿托撒,不过这次她第一回嫁给了不是自己兄弟的人当上了王后。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跟一个谋杀巴尔迪亚的凶手睡在一起,心中是怎样的感觉。当然,根据记载,她并不是大流士最宠爱的妻子。这个头衔被她的妹妹阿尔杜斯托涅占有了,这是居鲁士的第二个女儿,居鲁士为新国王建立了一条联系过去的纽带。
大流士费尽千辛万苦,流血无数才攫取了王冠,他绝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后宫才能巩固自己地位的人。甚至当他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建立在居鲁士血缘纽带之上的时候,他仍然自豪地宣扬自己所拥有的独尊地位:“我,大流士,是众王之王,波斯之王,是各国的君主,我是徐司塔司佩斯(Hystaspes)之子,阿尔撒美斯的孙子,我是阿黑门尼德家族的成员。”14因此,在一长串耀眼的名字之下,完美地表明了他的合法地位。“在我的家族中,有8个人早于我成为国王。我是第9位国王。我族中已有9代人先后成为国王。”15当然,这也将事实过分牵强到了混淆是非的地步。这样的话,那冈比西斯当作何论处,居鲁士又当作何论处,合法的皇家世系又当作何论处?大流士的父亲徐司塔司佩斯仍然活得好好的,这无论怎样都有点让人窘迫。大流士如今把全世界握在了手中,能够有把握不去在意这些小的麻烦。毕竟最重要的不是一小撮廷臣和酋长们组成的圈子,而是要让这个帝国和子孙后代们能够明白。
除此之外,这些伪证仅仅掩盖了一个更隐秘的真相。到了公元前521年的夏天,除了在埃兰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有零星的“丛林山火”,大流士的全面胜利已经不可动摇:他保证了自己的王冠稳固,也为波斯人民保住了对全世界的统治。大流士常常宣称,除了像他这样强大的人,还有谁能够成为阿胡拉马兹达神所钟爱的呢,还有谁能够获得这样惊人的成就呢?他用一系列著名的安排努力地构建了统治的丰碑——这是一些超凡脱俗的引导行为证明过的。它们显然并非巧合,例如神圣的山峰贝希斯敦曾经见证了他处死高墨达以及战胜弗雷奥尔蒂兹两件事——这都是大流士夺取王位的转折性事件。这位新国王希望将他战胜谎言的战斗神圣化,恰当地选择利用这样一些惊人事件作为舞台布景。他甚至在波斯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就已经派人在贝希斯敦修建工程加以纪念,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血染的山岩上像著书一样铭刻(他的功绩)”16,用书面形式将波斯语镌刻在石壁上。大流士将世界从邪恶中拯救出来的故事实在非常重要,不能仅仅依靠祭司们以令人相信的方式加以复述。只有坚固的石头才能充当记录这一史诗的圣地。“如此一来,我在世的时候,人们将它镌刻在石头上并到处传诵,后世则可将铭文拓印下来,传递到每一个省份。”17帝国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无视大流士的丰功伟绩。
尽管国王尽力向世界到处宣扬自己的功绩,他也一直设法让自己远离叛乱和战争带来的纷扰。人们应该在贝希斯敦山峰的峭壁上看到他的意图,那里附有插图浮雕来说明,巨大的插图浮雕旁边都刻着说明性的楔形文字。隐约可见一个巨人一样的大流士雕像,脚下踩着惊恐万分似乎就要粉身碎骨的高墨达,而在他的面前是一列形如侏儒身陷枷锁的谎言国王。征服者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如冷酷的将军一样没有笑容,只有平静、尊严、高贵和冷静;虽然浮雕中表现的是正在为他们的英雄庆祝胜利,但却衍生出一种超越时间的秩序感。这强烈地偏离了王室自我宣传的常例。原先亚述诸王表现自己征服他们的敌人时,最为夸张的手法不过是刻画各种攻城战斗中鲜血四溅的细节,描写败退的敌人逃走的场面,展示成堆的战利品和斩获的首级。但都没有像贝希斯敦山这里如此独特的手法。对大流士重要的并不是战斗本身,而是他赢得了这次战役;并不是战场上的血流成河,而是在血迹干透之后,一个和平时代的到来。的确,战胜谎言国王是一场重大而惨烈的战役,由于它证明了大流士一向主张正义,他是阿胡拉马兹达真正的拥护者,因此新国王要求将这些细节记录下来并宣扬出去。无论如何,他再也不可能准许将自己的形象表现在无关紧要的事件之中。作为一名世俗的统治者,如今他已经超越了这些事务。由于天主阿胡拉马兹达高居于尘世秩序之上,因此,作为他的代理人,波斯的国王一定要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本质上来说,历史被带到了一个辉煌的终点。波斯帝国既是历史的终结也是总结——假如不是真正的宇宙秩序的保卫者,又有什么能够在其自身中包含世间万物的局限性并主宰这一切呢?如今大流士成功地将这样一个统治权从谎言中拯救出来,它将能够经受住所有永恒价值的考验:无限、不可动摇,它是真理的瞭望塔。
当然,除此以外,历史洪流仍然滚滚向前。公元前520年,尽管大流士在贝希斯敦修建的工程仍然在艰苦地进行着,桀骜不驯的埃兰人再次发动了叛变。狂怒的大流士用新的惊人词语对他们发出了诅咒,他咆哮道:“那些埃兰人没有信仰,他们不尊奉阿胡拉马兹达神!”18这次,指责一个民族忽视本不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此之前,大流士一直谨慎追随着居鲁士的政策,向来非常注意尊重异族的神灵。现在他向世界上那些臣属的民族发出了一个严格而全新的警告。如果有人胆敢悍然背叛阿胡拉马兹达神指定的秩序,他们就不仅会被认为是谎言的信徒,而且还被认为是恶灵和魔鬼的崇拜者。相应地,那些对这样的人发动战争的人则会被认为“在活着和死后都得到神佑”19。生前得到荣耀,死后进入天堂:这就是大流士给他的手下许下的诺言。这个宣言非常有鼓动性。当大流士的岳父带领一支军队进入埃兰地区时,能够果断地立刻粉碎叛乱,速度之快如入无人之境。埃兰人从此再也不敢挑战波斯国王可怕的强权了。这实际上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圣战。
在这场遥远而难以记起的战斗中,留下了某种至关重要的线索。大流士通过试探宗教潜能的界限,推出了一项戏剧性的创新。其中蕴含着某些极端思想的种子:异族人应该被看作是异教徒,应该被打击;参战的勇士应该获得进入天堂的允诺;以神的名义进行征服战争应该是凡人的职责。虽然大流士发动了对埃兰的侵略战争,但是他没有打算强行将自己的宗教推行到剑锋所指的地方;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时代精神看来还是完全陌生的。但无论如何,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大流士只不过是它降生时的助产士而已。他将帝国看作宇宙、凡人和政治秩序的融合体的观点,被证明将产生惊人效果:这不仅成为他自己统治的基石,还是普世秩序观的基础。居鲁士所创立的统治被保存下来免于解体,现在实际上它被重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君主权,重新得到了保证,将要为世界带来和平。
虽然大流士的篡位活动产生巨大的震动,但是他绝不是要闹个天翻地覆,而是恰恰相反。历史上近东地区各个古代王国将最后的时间消耗在叛乱之中,现在都被一个跨国终结者消灭;而大流士虽然是将它们最后送入坟墓的人,现在却还纵容着这些古老的幽灵。虽然波斯人在必要的时候非常残忍,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出现暴力的革命。新国王虽然开始着手建立自己新的统治秩序,但他还是使用各种过去的事物来装点自身。埃及继续由一名法老统治着;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也要有一名国王;米底则要有一名自称是阿斯提阿格斯家族后人的人充当国王。大流士不仅担当这一切,而且他还是“众王之王”20:这是他最为耀眼的头衔,并非因为他将这些异国的土地看作自己的国土——尽管他也这样看——而是因为这是保证他展示王权的精华。所有这些曾经有过的王冠都被认为由于他个人而获得了神圣性。他是“圣王”。
如今所有人的地位都被降低了。那些从前的贵族们,包括那些此前在波斯拥有最高且最为荣耀名号的人,甚至另外6名同谋者,也仅仅被授予“班达卡”头衔——意思为国王的仆从。而其他在内战中遭到屠杀和受到大流士无情的军队威胁的贵族们,都不敢再提出任何要求了。大流士在巴比伦统治没几个月,就快速迁回了故乡。在被打败的埃兰人首府苏撒,国王下令铲平旧城的大部分,并修建宏大的新王城,这是一座用来轻视本地的建筑;因为它并不是按照自然地形修建的,而是建在人工整理过的地面之上,地基由砂岩和砖块奠定。大流士对这座匆忙建立起来的新都并不满意,马上开始在波斯本土寻找合适的未开垦地点,希望另建一座更大的都城。他在帕萨加第以南大约20英里的地方选定了一处地址,大流士虽然对帕萨加第继续保持尊重,但是这座城市同居鲁士的关系太过紧密,就如同其私人领地一般。大流士需要一座仅仅属于自己的舞台,这个地方已经被他的荣耀所照亮。这就是“仁慈山”,此山的名字看起来多少有点讽刺意味,因为瓦希兹达塔等反叛的贵族正是在这座山脚下被钉上了木桩。如今,就在紧邻山坡的地方,大流士下令修建大规模的梯田状台地,这些平台正适合远眺脚下的杀戮之地,“美丽而壮观”21——真乃世界帝国最合适的首都基地。
大流士为它命名“帕尔萨”,如同波斯全境都微缩并保存在它的城墙之内一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如此。国王对中央集权的追求是无法满足的。这座很久以后被希腊人称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城市是被修建起来当作神经中枢、能源中心和陈列馆之用的。不仅波斯,整个王国广阔的统治范围都被纳入到一个巨大的行政单位中,其核心自然在国王本人身上。大流士在他统治的前几年中白手起家支撑起这个帝国,他再也不用看到这个帝国遭受崩溃的威胁。依靠这与生俱来的活力,他又投身于远远超出任何君主曾经面对的管理任务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将世界的立脚点建立在一个健全的财政状况之上。正是这项任务的挑战毁灭了冈比西斯和巴尔迪亚,但是大流士再次证明了他拥有与其野心相配的天赋。在冈比西斯统治时期最后几年中,困扰帝国的财政危机轻松地得到了解决:在居鲁士和他的儿子们统治时期流行的贡赋系统曾经濒于崩溃的状态,现在得到了有效组织和改革;各个省份的赋役得到了认真的管理。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功绩,是一项注定要在未来将近200年的时间中,成为波斯国力基石的政策。大流士不仅以其军事天才和宣传天赋拯救了波斯,更重要的是他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勤勉统治,将帝国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如果说波斯波利斯和苏撒等地不断升起的光芒大力地宣扬了他的统治,那么,在建筑物之间悄悄走过,背负着沉重的文件、书籍和图纸的身影——那些在王宫中工作的行政人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波斯贵族们在大流士背后悄悄嘲笑他,讥讽他们的国王是一名“商人”22——但是帝国,乃至波斯的伟大成就如果失去了斤斤计较的精神,将一无是处。
这些宫殿自身的修建就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事实——贡赋收入对于“圣王”来说并不仅仅是尘封的档案,而是荣耀而神圣的场面。在巴比伦度过的那几个月让大流士看到了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这一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宫室的布局到街道上熙熙攘攘、操着各种语言的人群,他见证了那个已经消失的帝国在各方面的规模。因此,像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这样统治着比巴比伦更为广阔领土的首都,一定要慷慨地使用“取自遥远国度的材料”23来装点自身才显得得体。所以对首都做出的规划处处显示着将全面超越此前任何国王所达到的富丽堂皇的程度。如果将各种装饰也计算在内来衡量都城的宏伟,那么大流士以其宏大的设想,完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命人从萨迪斯和大夏开采黄金,并交由当地工匠打造,还需要用天青石和红玉髓等珍贵的宝石来装点,命人从粟特开采这些宝石。”因此前往苏撒的使者都被告知:“需从印度带来白银和黑檀木,从伊奥尼亚带来墙壁上的浮雕,将从埃塞俄比亚、印度和阿拉科西亚进贡来的象牙在此处进行雕刻”24,如此这般,在以宫殿之奢华为傲的总管口中反复提到的,是那些从帝国的23个辖区中收缴赋役的记录。在此之前,从未有如此详细的纳税信息以这般炫目的形式在人们面前出现过。
而巴比伦人又被安排了怎样的任务呢?他们的城市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他们被命令挖掘地基,烧制泥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任务不太体面,但是大流士在检阅到苏撒纳贡的不同臣民时,将巴比伦人排在队列的首位,“挖泥土、压碎石、烧制泥砖,这些都是巴比伦人的职责,他们来完成这些任务”25。这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大流士就是大流士,他的决定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他非常清楚,在两河流域地区,人们通常不会将倾倒的建筑物的石块清走,而是将它们填平夯实,将新的建筑修建于废墟之上。例如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庙,很可能建立在过去建筑物碎块的基础上。因此“圣王”的宫殿也需要如此修筑。
以巴比伦人修筑的层层庞大砖石为基础,用世界各地的珍宝加以装饰,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虽然不是众神的居所,却仍然拥有神圣辉煌的超凡景象。巴比伦城以其巨大无比的规模而拥有振奋人心的力量,波斯之王的首都则按照建立者的设想为和谐的秩序树立了辉煌的典范。这并不是说它们缺乏大都会的特点,即使在波斯波利斯建立之前,无处不在的银行世家埃吉比斯家族就已经在这一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其他的商人和银行家很快也来到这里;政府官员云集于此;操着各种混杂口音的工匠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但是波斯波利斯和苏撒并不像巴比伦那样充满了大都市的狂热感觉;大流士也并不渴望让它们变成这样。“圣王”不想从他的宫殿中一走出来就炫耀地挥舞着权杖进入一群臭烘烘的平民簇拥之中。税收的各项明细都认真地记入卷宗;宫殿大门上闪闪发光的稀有珍贵金属都开采自遥不可及的山脉之中;墙壁浮雕上常常雕刻着附庸国使者纳贡的形象——有时是阿拉伯人,有时是埃塞俄比亚人,有时是健陀罗人——国王的臣属永远被定格在图案呈现的模式中;这一切都明白地说明了波斯强大的永恒特点。对大流士来说,帝国统治的流血实践意义重大,所以它们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国王对世界国家的神圣幻想乃是通过征服行为建立起广阔统治。波斯人统治方式最为清楚地体现了某种盟约的内容:谦卑者将获保护;臣服和顺从可换来世界秩序的保证。当然这一条与两河流域的那些大帝国的宣传相比而言,显然大大减轻了对杀戮的热衷——但也的确非常有效地为征服世界的行为做了无限的开脱。
这种逻辑非常明显。如果波斯人命中注定要为流血的世界带来和平,那么反对他们的人显然是混乱和黑暗势力的代理人。他们是谎言的工具,不仅威胁到大流士的帝国,而且还威胁到通过帝国反映出来的宇宙秩序。甚至有时大地和天空都可能对“圣王”的敌人表现出厌弃。公元前519年,也就是埃兰人起义之后一年,在帝国北方边界地区爆发了新的暴动,这些顽固不化的人就是斯基泰人。大流士亲自带领军队进攻他们,却遭到了自己向导的欺骗,在荒凉的原野上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干渴之中。附近没有水源,天空也没显示出要下雨的迹象,国王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破釜沉舟的办法:他脱下黄袍和王冠,爬上了山顶,将自己的权杖用力刺入地面。到了破晓时分,大地上黑暗的阴影得到了净化,这位万王之王放声祈祷。他的祈求似乎得到了回应: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大地得到雨水的滋润。大流士重新披挂上阵,带领自己的军队战胜了叛军。对于波斯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次远征更加令人激动了:它说明世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遥远到无法被波斯人控制和征服。“从海洋的这边到海洋的遥远尽头,从陆地的这一侧到陆地遥远的尽头”26,大流士统辖一切。
“圣王”所拥有的疆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他还没有拥有天下的所有土地。在药杀水的另外一侧,亚洲草原在兰加河所环绕的无人占领的遥远地方静静延伸着;在非洲,原先由冈比西斯派出的一支波斯军队完全被沙漠风暴所吞噬[2];在欧洲,与伊奥尼亚诸城隔海相望的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大陆,完全没有人曾经在这里探险,这是一块等待探索和征服的处女地,但是开拓这些遥远荒蛮的土地的时机一定会到来。那些地方没有任何可以阻挡“圣王”军队的势力,秩序一定会被推广到谎言的老巢中。大流士在击败斯基泰人班师回朝后立即准备进行新的征服。公元前518年,他瞄准了东方,派遣一支海军舰队溯印度河而上,到那片神秘土地中探险。侵略活动立即随之展开,他征服了旁遮普,并从那里征收金沙、大象和类似的奇珍异宝作为赋税。甚至连这条大河本身也被套上了象征性的枷锁:它的河水被装在一口大瓮中带到大流士御前,并放在他的宝库中,与其他的河水混合在一起,同样,他们也活捉一些俘虏来增加国王的荣耀。27
的确,在印度河另外一侧还有更遥远的土地,这些独立于波斯统治之外,但即使这些土地没有正式地被划编为某个省份,也仍然可以得到国王的青睐和庇护。所有请愿者只要向他进献土和水,就可以得到国王仁厚的关心。进献这些礼物的时候要同时举行肃穆威严的仪式。那些请愿者必须将自己的故乡的尘土撒在地上,并在这片“土地”上发誓忠于波斯,这的确让人感到万分沮丧。“圣王”将这样的方式看作是自然物和人类一同接受他的统治的象征——这样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而那些请愿者自己,从国王面前可怕的仪式上退下之后,也无法再质疑他们刚才所有举动的意义了。他们走上了不归路,成了这个世界帝国的一部分,一个卑微的部分。
这样,“圣王”无须派遣军队就可以扩张波斯势力的范围。他们在东方和西方不断前进,不断跨越高山大海。就在征服旁遮普的同时,从前那位王位竞争者欧塔涅斯正在爱琴海的东部水域巡航。萨摩斯岛此时已经被帝国正式纳入疆域之中;与之邻近的岛屿只要一见到波斯舰队到来的预兆,就开始准备考虑向国王的大使献出土和水作为礼物。对大流士来说,这只不过需要继续做出大量承诺。在平定了印度河平原之后,他将自己的注意力调转到帝国的另外一侧。如今已经有两个大陆臣服在他的权威之下——为什么不能再来一个呢?
“圣王”的目光开始向西方无情地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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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斯巴达
“斯巴达人是谁?”
早在波斯人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那时居鲁士还在征讨吕底亚,他曾偶然地接见了一个来自爱琴海彼岸的代表团。这些使节是希腊人,但与亚洲部分的希腊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城邦繁荣诱人。当时居鲁士曾经密谋征讨并占领他们。这些陌生人蓄着长发,身披鲜艳的猩红大氅,他们说话的方式不像一般使节们所用的那种精细而得体的口吻,而是显得非常粗俗、坦率且无礼。他们向这位世上最伟大的君主传递的口信非常简单:居鲁士最好不要侵犯那些伊奥尼亚城邦,否则他就要应付那些派这些使节来的人——斯巴达人。显然这些陌生人觉得这个少见的名字足够让人胆寒,所以他们没有补充任何说明。居鲁士转身召唤身边的伊奥尼亚随从,他疑惑不解地问道:“告诉我,斯巴达人是谁?”1
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希腊人来说,都会让他目瞪口呆难以回答。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亚洲人竟然不知道斯巴达人?他连历史上最有名的女人都不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波斯人的孤陋寡闻了。斯巴达的海伦曾经在几百年前毁灭了亚细亚和整个希腊。她从她的丈夫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家族中被诱拐到传说中的特洛伊城,整个世界由此陷入血光之灾。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来自东西方的许多英雄在特洛伊的土地上互相厮杀。希腊人认为只有彻底消灭这座亚细亚最大的城邦,屠杀他们的男子,掳掠他们的妇女,才可能终结这场可怕的战争。胜利者的后裔意识到,在这次彻底的破坏中,有一个令人清醒、惧怕的事实是:仅仅“为了一个斯巴达女人就纠集起一支庞大的远征军,侵略亚细亚并彻底消灭特洛伊的势力”2。无疑很多希腊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亚洲边缘地区的人,担心辽阔的东方仍然因为历史上的过节心怀怨恨。由于依附在辽阔大陆的边缘所带来的不安定状态,伊奥尼亚人非常有理由害怕特洛伊死难者的报复。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关于这座城邦的著名女人的记忆实在过于珍贵。据说墨涅拉俄斯王在大屠杀之后的特洛伊城中寻找他的妻子,本打算将她杀死以惩罚她所造成的一切杀戮的罪过——但是,当他最终找到自己的妻子时,非但没有杀掉她,反而将宝剑从手中掉落,因为当他看见这个女子裸露着的完美胸部时,顿时哑口无言,张开双臂将她紧紧拥入怀中。他们两人一同返回了斯巴达,他们的坟墓就建在城南的地岬上,人们可见巨大的封石颜色如墨涅拉俄斯王的头发一样火红。海伦本人堪称“女性的光辉”3,比她的丈夫更加耀眼:不仅因为她金发碧眼,而且因为她那佩戴金饰的窈窕身姿。居鲁士得知斯巴达人就是一群在这样一个女人的神龛中举行祭祀的人,是一群好色且沉溺于享乐的人之后,他对这群人的傲慢态度更增添了几分轻蔑。他们的使节蓄着长发,身披猩红大氅,显然具有海伦的爱慕者的倾向;居鲁士不难知道在希腊人中,蓄长发通常被看作女子气质的某种证据,而使用昂贵的朱砂染料则标志极度的奢侈。波斯人轻视斯巴达人的威胁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显然他们不必害怕这样一个喜好奢华的民族。
表面现象有时当然具有欺骗性,但这次却是符合事实的,在他们早年的历史中,斯巴达人确实以享乐主义和贪婪而臭名昭著。他们得到的共同神谕是:“贪婪令其毁灭。”4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斯巴达一度是其他各个希腊城邦所厌恶的一切的典型: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既残忍又贪婪;他们渴望土地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他们的市民阶层普遍贫困,统治者肆意剥夺人民的财产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斯巴达各阶层之间的仇恨到了极端的地步,外邦的分析人士为之震惊,毫不犹豫地将它判断为“希腊最糟糕的政府”5。在那个时代里竞争不可避免:公元前7世纪正是希腊世界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时候,人们渴望出现一个理想的良治政府“欧诺弥亚”(eunomia,意为“法治下的秩序”),这就像一个遥远的梦一样飘忽不定。
社会动荡事件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存在,例如米底和波斯的部落酋长们曾经多次引发这样的事件,而在希腊人中间,对良治政府的渴望更为急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追求良治政府的过程是孤独的。贫瘠而落后的国土无法与拥有上千年君主统治传统的东方相提并论,他们也不像扎格罗什山脉中的那些部落居民,希腊距离文明发祥源地太过遥远。由于没有现成的官僚机构和中央集权的范例可以模仿,希腊世界很早就分裂为众多互相竞争的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拥有各自的体制危机。尽管他们常年处于紧张而痛苦的社会冲突之中,但是希腊人没有完全忽略地方主义给他们带来的自由:他们可以试验、创新并铸就自己的独特道路。“一座弹丸小城,只要能够得到良好的管理,就能比愚蠢的尼尼微所有的辉煌之处都要出色。”6当然,与希腊诸城邦的崎岖地势相比,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的开阔地面可能确实显得有些缺乏生机。在希腊,众多山脉将平原分割成小片,也把各个城邦相互分隔开,从而使它们与更为广阔的世界隔离开来,这为它们提供了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环境。
斯巴达人显然得益于城邦的地理位置,他们能够纵容本邦好战的阶层,他们得到的一切利益都要归结于他们占尽地利。他们的城市所统治的疆域位于希腊南部的偏远地区,名为拉斯第蒙(Lacedaemon,古斯巴达别称),这片土地被一些天然的屏障环绕:东、南两面临海,北方矗立着灰暗可怕的大山,西面横亘荒凉高大的泰格托斯山(Taygetos),它那5座如利爪一样耸立的山峰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时常覆盖着积雪。在这些险要的地势之内,一座城市可以轻易地从濒临毁灭的关头恢复过来,并继续安稳地存在。
但是在这样的边界中也容易发生进化和变异。斯巴达人和波斯人一样起源于部落君主统治,他们的国家诞生于古老的游牧时代。虽然斯巴达这个名字非常古老,但是它本身只不过是建立在一块新开垦土地上的4个村落的联合体。它与原来的那个斯巴达,也就是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生活过的那个斯巴达没有任何关系。在拉斯第蒙平原上矗立的这对夫妇的坟墓虽然让人难以忘记,但是他们的神庙并没有见证延续不断的历史,恰恰相反是彻底、粗暴的历史断裂。神庙周围散布着许多墓葬的封土,这些都是荒废已久的宫殿,也许它们就是当年海伦和墨涅拉俄斯居住过的地方;然而,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拉斯第蒙的辉煌建筑都被洗劫一空并被付之一炬。是谁为了什么原因做出这些事来很快就被人忘记了,这里彻底沦为废墟,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回忆的东西。数百年之后,墨涅拉俄斯的王国崩溃后留下的空白,逐渐被某些来自北方的新移民占据了,这是一些后来被称为多利安人(Dorian)的游牧部落,他们以彻底区别于那些被征服的希腊原著居民而骄傲。7这些多利安人也属于希腊人,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所继承的这块土地的辉煌历史。对他们来说,这里“有关英雄时代、城邦起源以及任何联系着遥远时代的传说”8比任何一个国度都更加宏伟动人。这些定居者对拉斯第蒙家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也开始赞颂他们。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几乎在与米底人和波斯人在遥远的扎格罗什山脉定居下来同一时期,人们偶然发现了海伦的墓地。更令人热血沸腾的是,斯巴达的精英人士开始为自己制造一个古老的家系,这个家系可以上溯到早于墨涅拉俄斯王统治的时代,一直追溯到他们中最为伟大的人物,就是那位杀死怪兽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这样,多利安人远祖的入侵行为如今就表现为一次回乡;他们通过征服得到的东西反而成为一笔遗产。斯巴达人的领袖将自己称为“赫拉克里德”(Heraclids)——这个称号表示他们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人,也说明他们不仅是拉斯第蒙的统治者,同样也是大部分希腊的统治者。
这一切当然向他们的邻人们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到公元前700年,斯巴达人就已经取得惊人的成功,跨越了最具威胁性的自然边界——泰格托斯山脉,发动了吞并位于山脉西侧的麦西尼亚(Messenia)的土地的战争。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宽敞的舞台”,这里的土地“适宜耕种,物产富饶”9,麦西尼亚甚至比拉斯第蒙那里的土地还要肥沃,虽然麦西尼亚人同样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多利安祖先的世系,但是斯巴达人以残忍的侵略和无情的决心,野蛮地对任何可能的血缘关系表示出他们的蔑视。像麦西尼亚这样广阔的土地不会轻易屈服,但是斯巴达人不断冷酷地保持对他们的目标的控制,年复一年地血洗那里的田野和树林。麦西尼亚最终彻底屈服了。这场胜利使征服者花去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像这样,一个希腊民族对另一个希腊民族的奴役之彻底是史无前例的。斯巴达人不仅成了希腊最富有的民族,同样成了一种奇观,一个奇怪、独一无二的变异民族。在斯巴达人自己看来,这种神秘的光环是他们独有的。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在黄金时代的英雄逝去那么久之后,还能够将本民族世系追溯到众神之王自身?斯巴达人制造这种迷信完全出于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们自己也虔诚地相信了这一切。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看法完全受到这个神圣幻觉的影响。如果冒犯了神灵,则一切都将失去;如果重视神谕,斯巴达人的伟大则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因此,斯巴达对麦西尼亚的征服是注定能够实现的。也同样因此,它能够无视漫长的战争,甚至还能从重大的危机中挽救自己的命运,从几乎彻底崩溃的社会中令人惊讶地铸就出一个“良治政府”的典范。
在改革和毁灭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赫拉克里德人经过漫长思考之后才做出的决定。然而,占领麦西尼亚并没有拖延时间,而几乎是仓促行事。胜利虽然给斯巴达人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却丝毫没有改变穷人的悲惨境遇。事实上,由于更多资源集中到贵族手中,反而严重加剧了贫富差距。或许,将斯巴达上层阶级的条件与遥远的米底上层阶级的状况相比的话,他们就完全可以忽视那些服从自己的市民们的贫困境遇了,也不用再搭理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吁以及所有“反对国家的煽动言论”10。但是斯巴达并非米底——恰在这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军事革新,这场革新逐渐在整个希腊地区造成了风云激变的局面,也几乎给赫拉克里德人造成了颠覆性的后果。
为斯巴达赢得麦西尼亚的并不是那些趾高气扬、开销庞大、永远处于上层阶级的骑兵,反而是那些出身农户的重甲步兵,这些人虽然无法负担马匹的费用,但仍然有能力置办武器盔甲;尤其是所谓“重盾”,这是一种设计新颖的圆形盾牌,高宽都达一米,在其木质表面上包裹青铜。一排手持“重盾”的人——即所谓“重甲步兵”——以方阵队形前进,形成铜墙铁壁般的防护,或许他们还身着青铜头盔和护胸铁甲,手持长矛,这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破坏性进攻武器。斯巴达人在与麦西尼亚人的战争中有机会对这种极端致命的新型战法进行各个方面的尝试,然而这并非一种容易操作的战法。每一面重盾如果能够发挥其功用的话,就可以为其两侧的人提供与持盾者一样的保护,所以方阵在向敌人进攻的时候,如果存在任何阶级分化,它都要担负侧翼遭受攻击而崩溃的风险。
斯巴达人在一首战歌中唱道:“团结一致,保持方队,绝不放弃,永不言退。”11歌中号召每个阶层的重甲步兵一致行进。毕竟,如果不能完全信任自己身边的农民战友,那些最为纯粹的赫拉克里德人在战场上的命运是无法想象的。进一步假设,如果农民们不能继续负担制作盾牌的昂贵费用,斯巴达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一片废墟——尽管残酷但几乎是一定的,因为麦西尼亚对它怀有刻骨仇恨。虽然斯巴达人依靠下层阶级发家致富,但是他们在获得成功的同时,突然发现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为止,有关公民团结的观念不再仅是那些邋遢农民们的一厢情愿了。甚至对赫拉克里德来说,也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
恐慌导致了特殊的解决办法。拉斯第蒙开始改革。对未来感到绝望的斯巴达人被迫忘掉那些由来已久的阶级差异,转而服从一项恢宏但难以接受的社会整合试验。但是,准确地说,他们是如何被煽动,以及被哪些人煽动的呢?斯巴达人曾经狂热地沉迷于古代英雄令人难忘的各种传说,他们不是那种受到某种无名的社会力量影响便为自己树立新秩序的人。显然这只可能是某个传说中的圣贤的作为。过了很久,一个名字“吕库古”(Lycurgus)开始浮现出来。在斯巴达建立“良治政府”之后仅仅过了大约一个世纪,这个神秘人物就已经被当作这项功绩的建立者,明确地受到人民的赞颂。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他是一名赫拉克里德显贵,斯巴达王的叔父,脾气非常暴躁,“气节高尚而且公正”12。这就是所有他的传记作家们公认的全部行状了。甚至那些神谕者都承认难以弄清吕库古究竟“是人还是神”——尽管如此,他们大多倾向于认为他是一名圣贤的超人。13斯巴达人接受了这个看法,修建了一座神庙用于纪念这位伟人,而委托于他的改革事业很快也被定格于遥远不明的年代中,如同所谓的“赫拉克里德家系”一样,人们也为他伪造了一部古老神圣的族谱。掌握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一个国家刚刚尝试着为自己进行一场外科手术一样的改革,立刻就将它视为自己传统的最关键部分。随后人们提出,吕库古“看到自己所立之法拥有的美与崇高,深受感动,心满意足。如今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并贯彻实行,他希望使之永世不朽,坚定不移——至少在人类所能预见的时代中能够如此”14。斯巴达人为了尊重他,或者很可能也是为了虚构,完全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巩固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变成一个神话的民族。
长久以来笼罩在斯巴达人身上的陌生感,现在开始激活他们的国家机构。他们在其他城邦人的面前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吕库古提出要成为神圣者,然而他既有神圣的特点,也具有某些如野兽一样不驯的地方。“他是第一个提出狼的作为的人”:这种看似怪异而具有威胁性的话是就他的名字的字面含义而言的。在吕库古建立的体系下,斯巴达人不再被当作一个富人压迫穷人、赫拉克里德剥削农民、同类相残的民族,而是一群统一的可怕掠食者。每一个市民无论出身贵族还是农民,都被包容在他的阶层中。从此以后,“即使富人也开始尽可能地采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15。每一个斯巴达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在无情的绝对纪律下接受教育,每个人都一样。每个市民坚守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每名重甲步兵也坚守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他需要在这个岗位上坚守终生,“步伐坚定,咬紧牙关,抵抗敌人”16,至死方休。据说为了能够教育民众,吕库古的确曾经用最极端的例子说明公民该如何为国尽忠,那就是自杀殉国。“由于他认为政治家的死也要有社会价值,为了在道德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表率,因此他将自己活活饿死。”17
一种残忍的哲学得到了确立。虽然它可能具有自我献身的特点,但是斯巴达人却严格珍视它带给自己的自由。他们的城邦变成了一座军营,而整个社会则成为一个为战争而准备的巨大方阵,这反映出来的并不是高压政策,而是一种严格制定的阶级一致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得到了巧妙的平衡。赫拉克里德虽然放弃了统治人民的权力,而且做到了表面上的公平,但是他们仍然拥有自己的财富、产业和大部分的权力。那些初次加入精英阶层和方阵的贫困的下层人员,也获得了此前从未拥有过的地位与物质保证,他们不再在肮脏悲惨的境遇中挣扎,不再依靠耕种和贸易维持生计,战士不再从事修鞋、锯木或者制盘等活计,这些活计最好留给拉斯第蒙其他阶层的居民——“佩里俄科”(perioikoi),也就是“周边居民”——去做,这些人遭到轻视,他们被认为是二等公民,不能和久经考验的斯巴达人一样拥有全部的权利。
对于真正的战士来说,没有什么财富资源能够同他所属的阶级等值。可喜的是,对于患上了土地饥饿症的民族来说,占领麦西尼亚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空间,让贵族阶层能够肆意破坏。虽然真实细节无法弄清楚,但吕库古改革计划中的一项关键政策很可能就是把麦西尼亚分开,用来分配给穷人。18这个主宰民族的成员从来没有亲自在这里耕种过,斯巴达战士不可能在田地中辛苦流汗,这是被征服的麦西尼亚人的工作。斯巴达人早在刚刚跨越泰格托斯山脉之初,就表现出剥削被征服的敌人的特殊天赋。斯巴达的全部历史中充满了这方面的证据。渊博的学者们对一个名称充满了好奇心——“希洛人”(helots),这是斯巴达人称呼那些悲惨的最下层人的名字,这个词来自于希洛市,是拉斯第蒙一座城镇的名称,在斯巴达人扩张的最初岁月中就被征服了。19泰格托斯山脉一侧进行的实践被改进并被推广到山脉的另一侧后,所有居民都变成了农奴。麦西尼亚人“像驴子一样在沉重负担下受苦”20,他们发现自己需要承受保证斯巴达伟大的全部压力。
很快,这些征服者发现通过希洛人的劳动就能够更加富裕,而不必自己谋生。到了公元前6世纪早期,由于成功地平定了西部,他们的焦点必然开始转向北方。在那里阻碍帝国前进道路的似乎是一个有威胁性的对手。阿戈斯(Argos)这座城邦距离拉斯第蒙边界不到40英里,和斯巴达一样富有活力、傲慢,区别在于,它令人更加印象深刻,提出拥有希腊南部的统治权。当斯巴达人炫耀自己的祖先是墨涅拉俄斯时,阿戈斯人提出了更加伟大的人物,墨涅拉俄斯王的兄长阿伽门农,他是黄金城迈锡尼的主人,是希腊人进攻特洛伊的总指挥。虽然迈锡尼此时已经不再是国王宝座所在地,但仍然可以找到;虽然仅仅残留着过去辉煌的外壳,但依然坐落于阿戈斯平原北部的两个山谷之间。阿戈斯人一直不断努力镇压那些哪怕最为轻微的独立迹象,渴望继承自己古老的资格。在每个希腊城邦竞相发起的无休止的宣传之中,当然无法察觉到这一点。珀罗普斯(Pelops)是一位肩膀用象牙制成的勇士,人们用他的名字为希腊南部整个半岛地区命名,最终,阿伽门农作为其祖父的后人统治这里。那么在希腊,在任何争夺“珀罗普斯的土地”——伯罗奔尼撒——的斗争中,阿戈斯人为什么要满足于第二的位置呢?显然阿戈斯而非斯巴达应当成为伯罗奔尼撒的主人。
早在公元前669年,也就是吕库古改革的初期,阿戈斯人遭遇过斯巴达人新式全民军队对他们的领土发动的侵略,而且曾经打败过他们。半个世纪之后,斯巴达人不断欺骗那些已经跨过边界的国家。在向北越过一条荒芜的山脉之后,这些来自拉斯第蒙的不速之客进入了一片肥沃开阔的田野和橄榄林,这就是泰格亚(Tegea)的领土,不幸的是这座城邦位于阿戈斯和斯巴达两国之间。尤其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泰格亚富足的农田就是令他们无法容忍的挑衅,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为了占据这里并将泰格亚人完全变成农奴,他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入侵者得到了神谕的保证,很快就能够“在泰格亚平原上跳舞”21了,在这个神谕的鼓舞下,他们对自己的胜利信心满满,他们甚至还带上了测量土地的工具和为新奴隶们准备的镣铐。然而,这个神谕误导了他们:侵略被击退了,他们跳舞是因为沦为战俘,身披自己从斯巴达带来的枷锁,步履缓慢,不得不在皮鞭下舞蹈。
这对斯巴达人的自信心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以至于他们突然而且果断地改变了对外政策。他们开始发现征服并奴役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目标过于自负,而霸权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毫无疑问,必须奴役泰格亚人;尽管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失败了,但是胁迫和威望的力量或许可以成功?斯巴达人运用他们惯有的奸诈和虚伪信仰的综合特点,以签订停战协议为名,适时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泰格亚。他们得到消息称,在一家铁匠的院子中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似乎是一副骸骨的脊柱。斯巴达人敏感地觉察到大有文章可做,趁机利用这个惊人的发现。在他们的重赏之下,有人将骸骨挖出,偷偷运回斯巴达,展出之后重新安葬。人们发现这具骸骨不是别人——请鸣笛致意!——正是阿伽门农的儿子。显然,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样的鉴定更能引起阿戈斯人的愤怒。斯巴达人对此事大加渲染确实有更为精明的目的。遗骸也许是从泰格亚偷来的,但是斯巴达在自己国土上奉祀遗骸,向伯罗奔尼撒其他诸邦公开表明自己重视而且尊崇古代的传统。它征服了麦西尼亚不久之后,打算将这座城市化为灰烬。原先那些表示纵然战斗至死也不愿屈服于斯巴达人、当他们的奴隶的城邦,如今为了免于遭受彻底毁灭而臣服了。确实,斯巴达人暗示这样会让他们焕然一新。对一个长期饱受对抗敌意煎熬的伯罗奔尼撒城邦来说,不必提及阿戈斯,斯巴达至少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张保护网。可以设想一种更加糟糕的命运。公元前550年,也就是在“枷锁战役”之后几十年,泰格亚加入了这个可怕邻国建立并控制的联盟。
其他的城邦很快陷落了。和泰格亚一样,他们都在威逼利诱之下最终屈服了。斯巴达的“遗骸猎人”们游历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最遥远的地方,搜寻其他英雄的遗骸,在某个散布着大量更新世猛犸化石的地方收获颇丰。斯巴达人想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属城的联盟,仅仅依靠古生物学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以诸邦神话历史的传承者自居,他们也不会放弃在威吓与战争中保持狼群战术,早年的失败给他们改革的新式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并没有削弱他们对吕库古式体系的忠诚,反而让他们更加坚定地加以改进。他们用了100年时间将整个社会改造成一个杀戮机器,这赋予了斯巴达人一种少见但残暴的神秘特点。对其他各个城邦的重甲步兵来说,富裕的精英分子每个季节只不过将自己的甲胄从仓库中取出来,掸掸灰尘,他们只不过将战争看作一种仪式性的、致命的体育运动,这种想法非常业余。在战场上遭遇斯巴达人是最为可怕的事情。斯巴达可以在整个城邦进行动员,令人担忧;它的公民的主要目的在于迎击并消灭一切反抗他们的力量,这简直骇人至极。很多其他城邦的重甲步兵遇到了这样的敌手,宁愿逃跑也不想冒险一试。
斯巴达人精通各种战争形式和心理攻势,清楚地知道如何令敌人闻风丧胆。他们用高音鸣笛指引方阵前进的方向,他们步调一致的前进脚步使大地为之震动。当他们在战场上穿过飞扬的尘土前进时,人们就会看到一排排炫目的“铜墙铁壁”和猩红斗篷,22因为斯巴达人习惯于把盾牌擦拭得锃光瓦亮,而斗篷很可能是按照吕库古自己的命令,被染成鲜血一样的颜色。23向古代英雄致敬的令人战栗的战歌回荡在缓慢前进的队伍上空,这时,军官坐骑的马鬃在每个人的面前飘过,将领高声发出命令,方阵的歌声骤然中止。突然,一声嘹亮的军号划破寂静的天空。重甲步兵们加快脚步,压低矛头,然后向前冲去。但是队列不一定集中在一处,有时两翼分头进击,像牛角一样攻击敌人的两肋。作战的原则是不允许像业余军队那样放任个人单打独斗,这是斯巴达军事训练最为严格的教条。在别的城邦的重甲步兵看来,这种熟练的指挥简直到了诡计多端的地步。这座城市把它的公民训练成毁灭武器,因此认可它的伟大之处,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地方。所有人都承认:“同斯巴达人作战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24
早在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当吕底亚国王克里瑟斯按照神谕的指示,寻找“希腊诸邦中最为强大的城邦”结盟,以抵御波斯迫在眉睫的侵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找到了斯巴达。他对它的威望的赞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也就是对阿戈斯最直接的冷落。的确,拥有一个如克里瑟斯这般富有而强大的盟友,以及大量与泰格亚一样的伯罗奔尼撒城邦充当附庸,对斯巴达人来说终于到了找老对手清算复仇的时候了。大约在公元前546年,此时吕底亚帝国已经臣服于居鲁士,但斯巴达人并没有按照盟约的规定前去支援克里瑟斯,而是直接向阿戈斯发动了战争。阿戈斯人根据古老的习俗,立刻提议举行一场比赛,从他们城邦和入侵者阵营中各选出300名勇士,通过决斗以定胜负。斯巴达人毕竟对古代英雄主义传说中的榜样充满热情,于是同意了。战斗当天的最后一刻,只有3人幸存下来:有两名阿戈斯人,而斯巴达人仅剩一名。阿戈斯人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于是回到自己的城邦庆祝胜利——而其对手虽经过浴血奋战但仍然斗志昂扬,他们认为阿戈斯人逃离了战场,己方应获胜利。当阿戈斯人出于义愤开始争论的时候,斯巴达战士们却在集结军队:他们在第二天全军出动迎击对手,并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阿戈斯国土也被拉斯第蒙吞并,阿戈斯人将自己的头发剃光,以志其辱,整整一代人都以这种面貌示人。当阿戈斯人纷纷剃光自己的头发时,斯巴达人则订立完全相反的誓言:他们要永远蓄留长发,并给发辫涂上油,像红色的斗篷一样,用来标志他们的身份。
然而,就在他们庆祝胜利的时候,克里瑟斯投降的消息传到斯巴达人耳中。他们没能按照盟约救援吕底亚国王,这成了他们屈辱的证据。接下来的事情更加糟糕。斯巴达人仍然不愿意统率一支军队跨过爱琴海,而仅仅派遣了一小队使者面见居鲁士,结果只能在居鲁士举世闻名的蔑视之下忍气吞声。波斯人当然不会关心这个问题。这个教训让斯巴达人冷静下来。虽然斯巴达人在希腊人中算是强者,但是在亚细亚它仅仅是一个名字,甚至都不能算作一股力量。同居鲁士统治的不可思议的辽阔疆域相比,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只不过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地点而已。
但是,终有那么一天,斯巴达人会一拳将波斯人的嘲讽打回他们的肚子里。“斯巴达人是谁?”这个问题可以用轻蔑的口吻提出,也可以用惧怕的口气提出。群山环绕之中自给自足,性情排外而多疑的斯巴达人从来都在夺取,而未曾赐予过,他们向来都在暗中监视着别人,但从来没有被别人了解过。在希腊诸族之中,他们并不试图区分希腊人和外邦人,而将一切非斯巴达人统统斥为“外国人”,他们定期将发现的外国人驱逐出自己的城邦。对于他们的邻邦来说,拉斯第蒙的狼主们向来都拥有强大的魔力,让他们惧怕。他们给自己的邻邦提出的难题,如同居鲁士的提问一样,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应对。真相总被传说所遮蔽,而现实则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斯巴达人认识到恐惧的价值,他们非常清楚,惧怕能够削减他人的勇气,令其不敢揭开自己的神秘性,因为他们的神秘中掩盖着的是别人的噩梦。
祖先的声音
这种看上去完美的体制,(姑且不说它必然带来的仇外主义,)使绝大多数斯巴达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和鄙视。一系列外交事故所带来的后果仅仅加深了他们的岛国心态。居鲁士的嘲弄所带来的羞辱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公元前525年,斯巴达人发动了针对萨摩斯的海上侵略,这是一个强大的岛国,与波斯占据的伊奥尼亚隔海相望,这次侵略遭到了全面抵抗。从此以后,斯巴达人就不再冒险继续纠缠在爱琴海地区,大多数人都打算向东扩张。这样做要比仅仅在家门口附近巩固自己的霸权更为重要。但是如果将他们那些无人能比的战士大量派往海外,那还有谁来阻止希洛人突然发动的暴动呢?不能指望他们设想的那些盟友们。只有用一种严格的约束准则将他们联合起来,拉斯第蒙的安定才能有保证。这样,才能让伯罗奔尼撒的边界充当斯巴达国家的边墙。
伯罗奔尼撒虽然名为岛屿,但并不完全是“四面环海”44的地方。从斯巴达出发向北走四天的路就会遇到强大的商业城市科林斯,经过这里,穿越一条不到6英里宽的狭窄地峡,就会到达希腊本土各个城邦和山脉。斯巴达人虽然来自于伯罗奔尼撒,但也不能完全忽视这条地峡的存在。地峡以北的城邦中有一些像雅典和底比斯这样强大的城邦,这些强国是希腊权力角逐场上的主要玩家。斯巴达人虽然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墨涅拉俄斯的后裔,但毕竟属于多利安人,而地峡以北多山的地方正是他们祖先的故土。雅典人和底比斯人曾经先后跨过关隘,来到群山环绕、散布在海岸线各处的低地,其中最为狭窄的通道仅容两辆四轮马车并排通过。此处被叫作“温泉关”,这个地名在斯巴达人中间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因为从这里抬头向西望去,隐约可见一座高峰,这就是欧伊铁(Mount of Oeta),正是在这座山上,赫拉克勒斯将自己献祭在一座火葬堆上,并在火焰中升天,加入了奥林匹斯山众神大家庭。欧伊铁山以南是一片以富饶著称的土地,这就是多利斯平原,多利安人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地方得来的。在多利斯以南的地方还有另外一座高山,名叫帕尔纳索斯(Parnassus),这是一座溪流急促、沟壑纵横的山峰;在此山的西边有一个最为神圣的地点,这里的神庙受到斯巴达人更高的崇拜,程度超过他们对自己城市中任何一座其他神庙的崇拜,甚至在全希腊也是如此,这就是德尔斐(Delphi)。在德尔斐,空气纯净,可以从中得到神谕。人们相信,每年中有九个月的时间,阿波罗神会在这里居住。在整个世界中,人们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关于未来的启示和预言。在神谕深处,时间自身的面纱被揭开了。
斯巴达人对阿波罗特别推崇,这并不让人感觉惊讶。正像他们的祖先移民到拉斯第蒙一样,这位射手之神也是从北方来到德尔斐。阿波罗将奥林匹亚的殿堂抛在了脑后,来到世间旅行,他“随身带着远射弓,寻找一个可以向普通人宣示神谕的圣所”。45他发现有一个地方盘踞着一条巨大的蟒蛇,这条蛇由于吞吃人而变得庞大,它在寒冷的春季中酣然入睡,盘踞在帕尔纳索斯陡峭的山崖上,而鹰群只能在它下方孤寂阴暗的峡谷中盘旋。阿波罗用他那致命的弓箭射中了这只巨大的怪物,从此成为统治德尔斐的主人。阿波罗种下月桂的枝条来净化这片神圣的土地。后来人们砍伐月桂树的树枝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神庙,据说,阿波罗就是通过这些树叶的沙沙声发出神谕的。从太阳神的青年时代开始,人们不断兴修土木。神庙也在不断变化,第二座神庙是用蕨类植物的茎秆修建的,第三座用的是蜡和羽毛,第四座用的是青铜——这在阿波罗神谕的历史中是最为著名的一座。当月桂树的叶子悄悄凋落的时候,阿波罗就会通过一名陷入迷狂状态的青年祭司的口发出神谕,这个人被称为“皮提亚”(Pythia),这个头衔听起来与早已化为灰土的阿波罗的对手的名字(蟒蛇)有些相似。大约在公元前750年的时候,德尔斐第一次从神话走入现实,人们修建了一座石头神庙。但在神庙建成不久之后,人们决定只有老年妇女才能被任命为皮提亚,她还被看作纯洁的象征,需要穿上年轻姑娘的服装。46公元前548年,这座神庙被大火烧成平地。在一片混乱之中,阿波罗仍然在说话。
没有什么其他地方的神谕可以与之相比。德尔斐在希腊人所修建的众多神庙中的确有这样的声望,只有在这里才有大量常年值守的祭司。但是有关这一团体的看法,却难以令东方世界那些宏伟神庙中的神职人员感到稀奇,对于希腊人来说,这确实是一项重大的创新。旅行者们带来关于埃及和巴比伦祭司们古怪行为的传闻,从来没有让希腊人停止惊讶。当人们听说在波斯只有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才能献祭时觉得不可思议。在希腊,任何人,无论男女,甚至奴隶都可以献祭。生活在偏远山村的德尔斐人,由于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收入,只能依靠延续神庙的香火来谋生。阿波罗指示他们:“守护我的神庙,接待来访的人群。”47德尔斐人遵从神谕,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收入。其他城邦不仅不会因为这些祭司们从事的职业而感到嫉妒,反而高兴地推动它。这样的安排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没有别的保证比祭司们公正地向每个人收取同样费用更能让人感到信服了。当各个互相斗争的小派系前来寻求神谕的判决时,他们必须完全信任神的话。一旦德尔斐的中立性受到威胁,其后果无人能够承担。公元前595年,当邻近的城邦克赖瑟(Crisa)试图吞并这座神谕所的时候,整个希腊都被震动,并发动了无情的反击。48许多城邦组成联军来保卫这座神的城市。按照人类文明行为的准则,在战争中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否则被看作一种渎神的行为,这个信条被暂时搁置起来:联军向克赖瑟的河流中投毒,“这是为了让守军遭受强烈的打击,不得不从阵地上逃跑”49。城市的城墙被攻破,不虔诚的城市被夷为平地。几百年之后,克赖瑟当年所在的原野仍然一片荒芜,没有树木,这是“由于受到诅咒而产生的后果”50。
接受了这次最为惨烈的教训,德尔斐对全体希腊人来说彻底成为一个神谕之所。在公共的祭坛上燃烧着永恒的神圣火焰,恰好用于诠释这个真理:女祭司们悉心照料着它,燃烧松柏和月桂的木枝,避免它熄灭,仿佛它是整个希腊的炉火一样。甚至有些非希腊人也来到阿波罗面前寻求问题的答案。德尔斐拥有的神圣性完全是世界级的。据说在宙斯刚刚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时,想要丈量自己继承的这片国土,于是就分别从东方和西方放出两只鹰相向而飞,观察两只鹰的飞翔情况以确定世界的中心。两只鹰在德尔斐汇合,此处至今仍有一个巨大的石蛋——“脐石”或者叫“翁法勒”——作为这个地点的标志。因此,祭司们欢迎外邦人来这里祈求,也自然是出于神庙的职责考虑。例如,当年克里瑟斯(Groesus)面对日益增强的波斯的威胁,曾经寻求过神意的指点,他向全世界各个著名的神谕所派出使节,让他们询问在指定的某天,自己在吕底亚正在做什么。只有德尔斐的神谕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克里瑟斯正在大锅中烹饪羊羔和乌龟。从那一天开始,吕底亚的国王就成为德尔斐神谕所最慷慨的赞助人。他赠送了大量无人能比的金器、混酒钵、铜锭和狮子雕像作为礼物,存放到神庙那早已堆积如山的宝库之中。作为回报,阿波罗则为克里瑟斯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很多建议。例如,正是在神意的指点之下,吕底亚的国王和斯巴达人缔结了联盟。
但最后神谕当然没能挽救他。如果阿波罗的建议经常明白易懂的话,就不至于产生这样的结果。“德尔斐的神谕从不直接说明,也不会不着边际,它仅仅提出某些线索。”51如果人们误解了神意,就无法弄清楚话中潜在的隐讳含义,因此就会因为相信神意而造成行动的失败,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克里瑟斯就是因为越来越依赖阿波罗的指示,最后由于自己的虚荣和愚钝而陷入了灾难。在盘算是否要进攻居鲁士的时候,他向德尔斐寻求建议,得到的答复是,他如果这样做,将会有个强大的帝国陷落。克里瑟斯立即发动了战争,最终看到了自己帝国的灭亡。
当有人指责阿波罗对自己的恩主薄情寡义的时候,德尔斐的祭司们反驳道,即使是阿波罗也不能挽回命定的事情,何况他也曾在克里瑟斯遭到灭顶之灾以前保证了他3年的繁荣。这种解释很容易被人接受:国王向来易于得到众神的恩宠。这一点在古代的传说中就已经非常清楚了,每位英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拥有王室的血脉。但是在神话中被人们接受的事情,对于希腊各个城邦的贵族乃至所有阶层的人们来说,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快。一个普通人可以拥有超乎其同伴的特权这种观点,并不像在东方那样能够得到君主制观念的证明,反而会因此失去色彩,因为希腊人不愿设想自己天生就是他人的奴仆。据说,“沉雷远播的宙斯将取走他一半的美德,一旦此人沦为他者的奴工。”52也许,对于每个受到奴役的东方民族来说,他们像女人一样,在暴君的脚下也生活得很好——但是对于生而自由的希腊人来说则不然。国王除了在某些遥远颓废的国土上继续保留下来之外,可能只有在古代的诗歌中才存在。在一些希腊城邦中,这个阶层仅仅被一些神职人员当作某种头衔暗中继续保留——因为此前王族拥有的接近众神的特权不会轻易被取消,许多古老的典礼还需要依靠它们而实行。甚至对于祭司来说,“国王”头衔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因素,他必须小心地限制这个头衔天然拥有的领袖特点,人们不允许他拥有超越宗教领域的权力。在类似雅典这样的城邦中,甚至连任职的期限也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年之内。
因此可以想象,在斯巴达这个不同于其他信奉民主的城邦内,王制不仅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而且还被神圣化,不断发挥作用,这样的情形的确过于特殊了。其他的斯巴达人都是同类,或者同伴,但是王族并非如此。被加冕的王子在孩童时期就可以免于阿戈革训练。国王作为主要指挥官,带领着自己的国人冲锋陷阵。作为国家的首脑,他在城邦中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任何人都不能公开触碰他或者拂逆他。最为怪诞的,也是让他与国人有所区别的一点,是他同众神关系亲近。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凡人能够获得与享有神谕特权的斯巴达国王一样的众神亲密关系。与别的国家不同,每个斯巴达国王身边都安排两名使者,他们叫作“皮提亚人”,时刻侍立在国王身边,随时准备遵从国王的命令奔赴北方,向阿波罗询问。这就是这个家族所拥有的特权,毕竟斯巴达的国王是宙斯的远亲。
国人们自然希望从这条血脉中获得好处,尽管王族非常值得尊敬,斯巴达人也不会因此而表现出懦弱的奴性。恰好相反,当其他希腊人面对王制的神秘性而显得畏首畏尾的时候,斯巴达人一如他们所习惯的在制定政策时混淆常识和迷信的做法,试图利用这一特点实现自己的目标。既然国王拥有阿波罗的敏锐能力,那么国家就保留国王的统治。如同华美的食肉兽被困住一样,按照斯巴达式的严厉风俗,国王们处处受到严密而且不间断的监视。两名国王彼此监视,他们要受到贵族元老议事会的监视,还要受到人民大众的监视。这种情形不断发展,即使到了公元前6世纪,国王们已经不能参与城邦中任何政治活动的时候,这种监视也没有丝毫放松过。
实际上,如果有任何异动的话,限制就变得愈加严格。随着斯巴达的势力不断增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向外扩张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个从前不太重要的行政职位——执法长老会议逐渐充当了大法官和国王侍卫的双重角色。每年人们从全体市民大会上选举五人担任执法长老之职,这样就可以合法地宣称他们代表了人民。作为国王可以无视他们提出的前两次动议,但是必须对第三次做出答复。执法长老会议吁请王权关注的这类提议,作为一种仪式每个月最少会出现一次,以表现他们职责范围中令人兴奋的复议权力。据说起初执法长老仅仅作为国王的仆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潜移默化得精巧运作,他们进而成了自己主人的影子。同王制相比,他们通常以知名不具的方式工作,但是他们同样拥有神秘的力量。他们在黑暗处集会,能够观察天象预测未来。一旦他们发现国王是“冒犯众神之人”53,执法长老们就有权力废黜他。随后他们可以代行国王的职权,派遣使者前往德尔斐,以期获得神谕对此判决符合天意的确认。
但事情会如此发展吗?在国王与执法长老会议之间发生殊死争斗时,阿波罗和他的祭司们将站在哪一边?这在斯巴达人看来并不算真正的问题,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制度剧变的恐惧。他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从根本上说,斯巴达不是一个由国王或者执法长老们统治的城邦,统治它的是习俗,是独一无二的人民性格。斯巴达人得到世人普遍的赞誉,他们的品质被称为“索弗洛叙涅”(Sophrosyne):正直、公平、坚忍、自律。虽然国王或者执法长老都可能拥有极稳固的权力,但是斯巴达的公民们并没有将这种权力推到极限。后世有一位科林斯人曾这样抱怨道:“人的天性就是在做事的时候竭尽全力,在行动之前一定要踌躇再三”54。但是斯巴达人却将这样的批评看作一种赞扬。索弗洛叙涅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表现出来:拉斯第蒙的改革精神完全被驯服了。作为一名战士,要完全服从方阵中的纪律,不可冒进,也不能突然从队列中逃脱。
公元前520年,55有一位新国王登上了王位。他无情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这一点遭到了诽谤与攻讦。在出生之前,克勒奥墨涅斯(Cleomenes)就已经卷入了沸沸扬扬的谣言中。他的父王当年无法让心爱的第一位妻子怀孕,因此执法长老们要求他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另娶他人,国王难以公开违背执法长老会议的意见,选择了重婚。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就在他的新伴侣先后生下三个儿子之后不久,国王的第一位妻子为他生下了克勒奥墨涅斯。由于新伴侣不仅是国王的侄女,而且是他的至爱,因此这样的情况无疑让克勒奥墨涅斯得不到父王的青睐。国王为了炫耀自己所喜爱的人,为克勒奥墨涅斯的同父异母长兄起名为多利厄斯(Dorieus),意思就是“多利安人”,并将他送入阿戈革,通常王子可以免受这项训练,与此同时多利厄斯被指定为合法继承人和人民的正式成员,他那多余的兄弟克勒奥墨涅斯完全被幽禁起来。“人人都认为多利厄斯是同辈青年人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他自己也毫不怀疑,自己各个方面的才能将会帮助自己赢得父亲的宝座。”56
但是斯巴达人是个彻底墨守法律的民族,人们仍然认为克勒奥墨涅斯有权优先继承王位。他在父王去世后不久就登上了王位。多利厄斯获得了昙花一现的名望之后,很快就出局了。大权在握之后,克勒奥墨涅斯立刻寻求机会将他的兄弟们一起放逐到斯巴达之外。后来多利厄斯遭受的放逐虽然被掩饰成一项奇怪的外交任务,但是仍然不能减轻他失败的程度。斯巴达对于两个兄弟来说太狭小,一山不容二虎。没人有办法挽救多利厄斯,他一步步走向最后的失败。他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后来到西西里充当雇佣军,并在某次不明所以的混战中死去。从此克勒奥墨涅斯在斯巴达终于能够放心地统治下去。
之后,继位的事实产生了很多影响。克勒奥墨涅斯很清楚,很多国人认为他继位充其量只有一半法律依据,面对这种情况,他选择用极大的勇气和挑衅来回应。他既不具备人们期待的斯巴达王该有的冷静的传统品质,也没有丝毫适度、谨慎的品德。不管出于渴望向诽谤者们证明自己的考虑,还是出于对他们短浅目光的轻蔑,抑或出于精明和敏捷的思维,他认为自己向来为城邦的最大利益考虑,从登基之日起就飞扬跋扈。他轻而易举地驱逐多利厄斯的事实就表明了他拥有强大的力量。从吕库古改革之日至此,这是斯巴达的国王头一次坚决而完全地行使了自己的特权。
一切都证明了在斯巴达人的面前将有一段纷扰不安的历史。这威胁到拉斯第蒙边界之外许多遥远的城邦。一个强人掌控着整个希腊最为致命的战争机器,这对整个伯罗奔尼撒及其不远的地方来说都是值得警惕的信号。公元前519年,仅仅在克勒奥墨涅斯继位之后一年,他就率领一支大军跨过了地峡。这个意图明显带有威胁性——时间证明这是一种潜在的意图。新国王并不愿意被边界局限在自己的后院中,在他统治的最初年代里就坚定地向希腊中部发展,他的目标是德尔斐,不久这里的祭司就陷入了收受贿赂的丑闻之中;他还瞄准了玻俄提亚(Boeotia),这是一片辽阔的牧场,统治这里的城邦是底比斯,其间还有很多星罗棋布的小城,这些小城对底比斯欺凌弱小的做法幽怨已久,随时愿意为闯入者提供充足的破坏空间;还有阿提卡地区,这是一片小山和农田间布的战略要地,穿过地峡的要道就是经过这里北上的道路。在这里,雅典城比别的城邦都更为重要。它是一个日益崛起的势力——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必须要对它进行及时的打击。克勒奥墨涅斯虽然有时比较冲动,喜欢先声夺人,发起军事行动,但不能据此而认为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
此事引发的战栗超出了他和任何人的想象。克勒奥墨涅斯对雅典政局的干预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这可能是自吕库古时代以来在希腊诸城邦中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变革。它引起的余波不仅令全希腊都感到震动,而且跨过了爱琴海,向东影响到波斯帝国,甚至越过千山万水,一直传到大流士御前。
雅典迎来了改革——而整个世界则迎来了战争。
“斯巴达人是谁?”
早在波斯人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那时居鲁士还在征讨吕底亚,他曾偶然地接见了一个来自爱琴海彼岸的代表团。这些使节是希腊人,但与亚洲部分的希腊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城邦繁荣诱人。当时居鲁士曾经密谋征讨并占领他们。这些陌生人蓄着长发,身披鲜艳的猩红大氅,他们说话的方式不像一般使节们所用的那种精细而得体的口吻,而是显得非常粗俗、坦率且无礼。他们向这位世上最伟大的君主传递的口信非常简单:居鲁士最好不要侵犯那些伊奥尼亚城邦,否则他就要应付那些派这些使节来的人——斯巴达人。显然这些陌生人觉得这个少见的名字足够让人胆寒,所以他们没有补充任何说明。居鲁士转身召唤身边的伊奥尼亚随从,他疑惑不解地问道:“告诉我,斯巴达人是谁?”1
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希腊人来说,都会让他目瞪口呆难以回答。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亚洲人竟然不知道斯巴达人?他连历史上最有名的女人都不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波斯人的孤陋寡闻了。斯巴达的海伦曾经在几百年前毁灭了亚细亚和整个希腊。她从她的丈夫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家族中被诱拐到传说中的特洛伊城,整个世界由此陷入血光之灾。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来自东西方的许多英雄在特洛伊的土地上互相厮杀。希腊人认为只有彻底消灭这座亚细亚最大的城邦,屠杀他们的男子,掳掠他们的妇女,才可能终结这场可怕的战争。胜利者的后裔意识到,在这次彻底的破坏中,有一个令人清醒、惧怕的事实是:仅仅“为了一个斯巴达女人就纠集起一支庞大的远征军,侵略亚细亚并彻底消灭特洛伊的势力”2。无疑很多希腊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亚洲边缘地区的人,担心辽阔的东方仍然因为历史上的过节心怀怨恨。由于依附在辽阔大陆的边缘所带来的不安定状态,伊奥尼亚人非常有理由害怕特洛伊死难者的报复。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关于这座城邦的著名女人的记忆实在过于珍贵。据说墨涅拉俄斯王在大屠杀之后的特洛伊城中寻找他的妻子,本打算将她杀死以惩罚她所造成的一切杀戮的罪过——但是,当他最终找到自己的妻子时,非但没有杀掉她,反而将宝剑从手中掉落,因为当他看见这个女子裸露着的完美胸部时,顿时哑口无言,张开双臂将她紧紧拥入怀中。他们两人一同返回了斯巴达,他们的坟墓就建在城南的地岬上,人们可见巨大的封石颜色如墨涅拉俄斯王的头发一样火红。海伦本人堪称“女性的光辉”3,比她的丈夫更加耀眼:不仅因为她金发碧眼,而且因为她那佩戴金饰的窈窕身姿。居鲁士得知斯巴达人就是一群在这样一个女人的神龛中举行祭祀的人,是一群好色且沉溺于享乐的人之后,他对这群人的傲慢态度更增添了几分轻蔑。他们的使节蓄着长发,身披猩红大氅,显然具有海伦的爱慕者的倾向;居鲁士不难知道在希腊人中,蓄长发通常被看作女子气质的某种证据,而使用昂贵的朱砂染料则标志极度的奢侈。波斯人轻视斯巴达人的威胁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显然他们不必害怕这样一个喜好奢华的民族。
表面现象有时当然具有欺骗性,但这次却是符合事实的,在他们早年的历史中,斯巴达人确实以享乐主义和贪婪而臭名昭著。他们得到的共同神谕是:“贪婪令其毁灭。”4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斯巴达一度是其他各个希腊城邦所厌恶的一切的典型: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既残忍又贪婪;他们渴望土地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他们的市民阶层普遍贫困,统治者肆意剥夺人民的财产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斯巴达各阶层之间的仇恨到了极端的地步,外邦的分析人士为之震惊,毫不犹豫地将它判断为“希腊最糟糕的政府”5。在那个时代里竞争不可避免:公元前7世纪正是希腊世界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时候,人们渴望出现一个理想的良治政府“欧诺弥亚”(eunomia,意为“法治下的秩序”),这就像一个遥远的梦一样飘忽不定。
社会动荡事件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存在,例如米底和波斯的部落酋长们曾经多次引发这样的事件,而在希腊人中间,对良治政府的渴望更为急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追求良治政府的过程是孤独的。贫瘠而落后的国土无法与拥有上千年君主统治传统的东方相提并论,他们也不像扎格罗什山脉中的那些部落居民,希腊距离文明发祥源地太过遥远。由于没有现成的官僚机构和中央集权的范例可以模仿,希腊世界很早就分裂为众多互相竞争的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拥有各自的体制危机。尽管他们常年处于紧张而痛苦的社会冲突之中,但是希腊人没有完全忽略地方主义给他们带来的自由:他们可以试验、创新并铸就自己的独特道路。“一座弹丸小城,只要能够得到良好的管理,就能比愚蠢的尼尼微所有的辉煌之处都要出色。”6当然,与希腊诸城邦的崎岖地势相比,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的开阔地面可能确实显得有些缺乏生机。在希腊,众多山脉将平原分割成小片,也把各个城邦相互分隔开,从而使它们与更为广阔的世界隔离开来,这为它们提供了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环境。
斯巴达人显然得益于城邦的地理位置,他们能够纵容本邦好战的阶层,他们得到的一切利益都要归结于他们占尽地利。他们的城市所统治的疆域位于希腊南部的偏远地区,名为拉斯第蒙(Lacedaemon,古斯巴达别称),这片土地被一些天然的屏障环绕:东、南两面临海,北方矗立着灰暗可怕的大山,西面横亘荒凉高大的泰格托斯山(Taygetos),它那5座如利爪一样耸立的山峰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时常覆盖着积雪。在这些险要的地势之内,一座城市可以轻易地从濒临毁灭的关头恢复过来,并继续安稳地存在。
但是在这样的边界中也容易发生进化和变异。斯巴达人和波斯人一样起源于部落君主统治,他们的国家诞生于古老的游牧时代。虽然斯巴达这个名字非常古老,但是它本身只不过是建立在一块新开垦土地上的4个村落的联合体。它与原来的那个斯巴达,也就是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生活过的那个斯巴达没有任何关系。在拉斯第蒙平原上矗立的这对夫妇的坟墓虽然让人难以忘记,但是他们的神庙并没有见证延续不断的历史,恰恰相反是彻底、粗暴的历史断裂。神庙周围散布着许多墓葬的封土,这些都是荒废已久的宫殿,也许它们就是当年海伦和墨涅拉俄斯居住过的地方;然而,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拉斯第蒙的辉煌建筑都被洗劫一空并被付之一炬。是谁为了什么原因做出这些事来很快就被人忘记了,这里彻底沦为废墟,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回忆的东西。数百年之后,墨涅拉俄斯的王国崩溃后留下的空白,逐渐被某些来自北方的新移民占据了,这是一些后来被称为多利安人(Dorian)的游牧部落,他们以彻底区别于那些被征服的希腊原著居民而骄傲。7这些多利安人也属于希腊人,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所继承的这块土地的辉煌历史。对他们来说,这里“有关英雄时代、城邦起源以及任何联系着遥远时代的传说”8比任何一个国度都更加宏伟动人。这些定居者对拉斯第蒙家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也开始赞颂他们。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几乎在与米底人和波斯人在遥远的扎格罗什山脉定居下来同一时期,人们偶然发现了海伦的墓地。更令人热血沸腾的是,斯巴达的精英人士开始为自己制造一个古老的家系,这个家系可以上溯到早于墨涅拉俄斯王统治的时代,一直追溯到他们中最为伟大的人物,就是那位杀死怪兽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这样,多利安人远祖的入侵行为如今就表现为一次回乡;他们通过征服得到的东西反而成为一笔遗产。斯巴达人的领袖将自己称为“赫拉克里德”(Heraclids)——这个称号表示他们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人,也说明他们不仅是拉斯第蒙的统治者,同样也是大部分希腊的统治者。
这一切当然向他们的邻人们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到公元前700年,斯巴达人就已经取得惊人的成功,跨越了最具威胁性的自然边界——泰格托斯山脉,发动了吞并位于山脉西侧的麦西尼亚(Messenia)的土地的战争。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宽敞的舞台”,这里的土地“适宜耕种,物产富饶”9,麦西尼亚甚至比拉斯第蒙那里的土地还要肥沃,虽然麦西尼亚人同样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多利安祖先的世系,但是斯巴达人以残忍的侵略和无情的决心,野蛮地对任何可能的血缘关系表示出他们的蔑视。像麦西尼亚这样广阔的土地不会轻易屈服,但是斯巴达人不断冷酷地保持对他们的目标的控制,年复一年地血洗那里的田野和树林。麦西尼亚最终彻底屈服了。这场胜利使征服者花去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像这样,一个希腊民族对另一个希腊民族的奴役之彻底是史无前例的。斯巴达人不仅成了希腊最富有的民族,同样成了一种奇观,一个奇怪、独一无二的变异民族。在斯巴达人自己看来,这种神秘的光环是他们独有的。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在黄金时代的英雄逝去那么久之后,还能够将本民族世系追溯到众神之王自身?斯巴达人制造这种迷信完全出于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们自己也虔诚地相信了这一切。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看法完全受到这个神圣幻觉的影响。如果冒犯了神灵,则一切都将失去;如果重视神谕,斯巴达人的伟大则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因此,斯巴达对麦西尼亚的征服是注定能够实现的。也同样因此,它能够无视漫长的战争,甚至还能从重大的危机中挽救自己的命运,从几乎彻底崩溃的社会中令人惊讶地铸就出一个“良治政府”的典范。
在改革和毁灭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赫拉克里德人经过漫长思考之后才做出的决定。然而,占领麦西尼亚并没有拖延时间,而几乎是仓促行事。胜利虽然给斯巴达人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却丝毫没有改变穷人的悲惨境遇。事实上,由于更多资源集中到贵族手中,反而严重加剧了贫富差距。或许,将斯巴达上层阶级的条件与遥远的米底上层阶级的状况相比的话,他们就完全可以忽视那些服从自己的市民们的贫困境遇了,也不用再搭理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吁以及所有“反对国家的煽动言论”10。但是斯巴达并非米底——恰在这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军事革新,这场革新逐渐在整个希腊地区造成了风云激变的局面,也几乎给赫拉克里德人造成了颠覆性的后果。
为斯巴达赢得麦西尼亚的并不是那些趾高气扬、开销庞大、永远处于上层阶级的骑兵,反而是那些出身农户的重甲步兵,这些人虽然无法负担马匹的费用,但仍然有能力置办武器盔甲;尤其是所谓“重盾”,这是一种设计新颖的圆形盾牌,高宽都达一米,在其木质表面上包裹青铜。一排手持“重盾”的人——即所谓“重甲步兵”——以方阵队形前进,形成铜墙铁壁般的防护,或许他们还身着青铜头盔和护胸铁甲,手持长矛,这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破坏性进攻武器。斯巴达人在与麦西尼亚人的战争中有机会对这种极端致命的新型战法进行各个方面的尝试,然而这并非一种容易操作的战法。每一面重盾如果能够发挥其功用的话,就可以为其两侧的人提供与持盾者一样的保护,所以方阵在向敌人进攻的时候,如果存在任何阶级分化,它都要担负侧翼遭受攻击而崩溃的风险。
斯巴达人在一首战歌中唱道:“团结一致,保持方队,绝不放弃,永不言退。”11歌中号召每个阶层的重甲步兵一致行进。毕竟,如果不能完全信任自己身边的农民战友,那些最为纯粹的赫拉克里德人在战场上的命运是无法想象的。进一步假设,如果农民们不能继续负担制作盾牌的昂贵费用,斯巴达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一片废墟——尽管残酷但几乎是一定的,因为麦西尼亚对它怀有刻骨仇恨。虽然斯巴达人依靠下层阶级发家致富,但是他们在获得成功的同时,突然发现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为止,有关公民团结的观念不再仅是那些邋遢农民们的一厢情愿了。甚至对赫拉克里德来说,也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
恐慌导致了特殊的解决办法。拉斯第蒙开始改革。对未来感到绝望的斯巴达人被迫忘掉那些由来已久的阶级差异,转而服从一项恢宏但难以接受的社会整合试验。但是,准确地说,他们是如何被煽动,以及被哪些人煽动的呢?斯巴达人曾经狂热地沉迷于古代英雄令人难忘的各种传说,他们不是那种受到某种无名的社会力量影响便为自己树立新秩序的人。显然这只可能是某个传说中的圣贤的作为。过了很久,一个名字“吕库古”(Lycurgus)开始浮现出来。在斯巴达建立“良治政府”之后仅仅过了大约一个世纪,这个神秘人物就已经被当作这项功绩的建立者,明确地受到人民的赞颂。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他是一名赫拉克里德显贵,斯巴达王的叔父,脾气非常暴躁,“气节高尚而且公正”12。这就是所有他的传记作家们公认的全部行状了。甚至那些神谕者都承认难以弄清吕库古究竟“是人还是神”——尽管如此,他们大多倾向于认为他是一名圣贤的超人。13斯巴达人接受了这个看法,修建了一座神庙用于纪念这位伟人,而委托于他的改革事业很快也被定格于遥远不明的年代中,如同所谓的“赫拉克里德家系”一样,人们也为他伪造了一部古老神圣的族谱。掌握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一个国家刚刚尝试着为自己进行一场外科手术一样的改革,立刻就将它视为自己传统的最关键部分。随后人们提出,吕库古“看到自己所立之法拥有的美与崇高,深受感动,心满意足。如今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并贯彻实行,他希望使之永世不朽,坚定不移——至少在人类所能预见的时代中能够如此”14。斯巴达人为了尊重他,或者很可能也是为了虚构,完全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巩固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变成一个神话的民族。
长久以来笼罩在斯巴达人身上的陌生感,现在开始激活他们的国家机构。他们在其他城邦人的面前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吕库古提出要成为神圣者,然而他既有神圣的特点,也具有某些如野兽一样不驯的地方。“他是第一个提出狼的作为的人”:这种看似怪异而具有威胁性的话是就他的名字的字面含义而言的。在吕库古建立的体系下,斯巴达人不再被当作一个富人压迫穷人、赫拉克里德剥削农民、同类相残的民族,而是一群统一的可怕掠食者。每一个市民无论出身贵族还是农民,都被包容在他的阶层中。从此以后,“即使富人也开始尽可能地采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15。每一个斯巴达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在无情的绝对纪律下接受教育,每个人都一样。每个市民坚守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每名重甲步兵也坚守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他需要在这个岗位上坚守终生,“步伐坚定,咬紧牙关,抵抗敌人”16,至死方休。据说为了能够教育民众,吕库古的确曾经用最极端的例子说明公民该如何为国尽忠,那就是自杀殉国。“由于他认为政治家的死也要有社会价值,为了在道德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表率,因此他将自己活活饿死。”17
一种残忍的哲学得到了确立。虽然它可能具有自我献身的特点,但是斯巴达人却严格珍视它带给自己的自由。他们的城邦变成了一座军营,而整个社会则成为一个为战争而准备的巨大方阵,这反映出来的并不是高压政策,而是一种严格制定的阶级一致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得到了巧妙的平衡。赫拉克里德虽然放弃了统治人民的权力,而且做到了表面上的公平,但是他们仍然拥有自己的财富、产业和大部分的权力。那些初次加入精英阶层和方阵的贫困的下层人员,也获得了此前从未拥有过的地位与物质保证,他们不再在肮脏悲惨的境遇中挣扎,不再依靠耕种和贸易维持生计,战士不再从事修鞋、锯木或者制盘等活计,这些活计最好留给拉斯第蒙其他阶层的居民——“佩里俄科”(perioikoi),也就是“周边居民”——去做,这些人遭到轻视,他们被认为是二等公民,不能和久经考验的斯巴达人一样拥有全部的权利。
对于真正的战士来说,没有什么财富资源能够同他所属的阶级等值。可喜的是,对于患上了土地饥饿症的民族来说,占领麦西尼亚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空间,让贵族阶层能够肆意破坏。虽然真实细节无法弄清楚,但吕库古改革计划中的一项关键政策很可能就是把麦西尼亚分开,用来分配给穷人。18这个主宰民族的成员从来没有亲自在这里耕种过,斯巴达战士不可能在田地中辛苦流汗,这是被征服的麦西尼亚人的工作。斯巴达人早在刚刚跨越泰格托斯山脉之初,就表现出剥削被征服的敌人的特殊天赋。斯巴达的全部历史中充满了这方面的证据。渊博的学者们对一个名称充满了好奇心——“希洛人”(helots),这是斯巴达人称呼那些悲惨的最下层人的名字,这个词来自于希洛市,是拉斯第蒙一座城镇的名称,在斯巴达人扩张的最初岁月中就被征服了。19泰格托斯山脉一侧进行的实践被改进并被推广到山脉的另一侧后,所有居民都变成了农奴。麦西尼亚人“像驴子一样在沉重负担下受苦”20,他们发现自己需要承受保证斯巴达伟大的全部压力。
很快,这些征服者发现通过希洛人的劳动就能够更加富裕,而不必自己谋生。到了公元前6世纪早期,由于成功地平定了西部,他们的焦点必然开始转向北方。在那里阻碍帝国前进道路的似乎是一个有威胁性的对手。阿戈斯(Argos)这座城邦距离拉斯第蒙边界不到40英里,和斯巴达一样富有活力、傲慢,区别在于,它令人更加印象深刻,提出拥有希腊南部的统治权。当斯巴达人炫耀自己的祖先是墨涅拉俄斯时,阿戈斯人提出了更加伟大的人物,墨涅拉俄斯王的兄长阿伽门农,他是黄金城迈锡尼的主人,是希腊人进攻特洛伊的总指挥。虽然迈锡尼此时已经不再是国王宝座所在地,但仍然可以找到;虽然仅仅残留着过去辉煌的外壳,但依然坐落于阿戈斯平原北部的两个山谷之间。阿戈斯人一直不断努力镇压那些哪怕最为轻微的独立迹象,渴望继承自己古老的资格。在每个希腊城邦竞相发起的无休止的宣传之中,当然无法察觉到这一点。珀罗普斯(Pelops)是一位肩膀用象牙制成的勇士,人们用他的名字为希腊南部整个半岛地区命名,最终,阿伽门农作为其祖父的后人统治这里。那么在希腊,在任何争夺“珀罗普斯的土地”——伯罗奔尼撒——的斗争中,阿戈斯人为什么要满足于第二的位置呢?显然阿戈斯而非斯巴达应当成为伯罗奔尼撒的主人。
早在公元前669年,也就是吕库古改革的初期,阿戈斯人遭遇过斯巴达人新式全民军队对他们的领土发动的侵略,而且曾经打败过他们。半个世纪之后,斯巴达人不断欺骗那些已经跨过边界的国家。在向北越过一条荒芜的山脉之后,这些来自拉斯第蒙的不速之客进入了一片肥沃开阔的田野和橄榄林,这就是泰格亚(Tegea)的领土,不幸的是这座城邦位于阿戈斯和斯巴达两国之间。尤其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泰格亚富足的农田就是令他们无法容忍的挑衅,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为了占据这里并将泰格亚人完全变成农奴,他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入侵者得到了神谕的保证,很快就能够“在泰格亚平原上跳舞”21了,在这个神谕的鼓舞下,他们对自己的胜利信心满满,他们甚至还带上了测量土地的工具和为新奴隶们准备的镣铐。然而,这个神谕误导了他们:侵略被击退了,他们跳舞是因为沦为战俘,身披自己从斯巴达带来的枷锁,步履缓慢,不得不在皮鞭下舞蹈。
这对斯巴达人的自信心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以至于他们突然而且果断地改变了对外政策。他们开始发现征服并奴役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目标过于自负,而霸权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毫无疑问,必须奴役泰格亚人;尽管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失败了,但是胁迫和威望的力量或许可以成功?斯巴达人运用他们惯有的奸诈和虚伪信仰的综合特点,以签订停战协议为名,适时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泰格亚。他们得到消息称,在一家铁匠的院子中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似乎是一副骸骨的脊柱。斯巴达人敏感地觉察到大有文章可做,趁机利用这个惊人的发现。在他们的重赏之下,有人将骸骨挖出,偷偷运回斯巴达,展出之后重新安葬。人们发现这具骸骨不是别人——请鸣笛致意!——正是阿伽门农的儿子。显然,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样的鉴定更能引起阿戈斯人的愤怒。斯巴达人对此事大加渲染确实有更为精明的目的。遗骸也许是从泰格亚偷来的,但是斯巴达在自己国土上奉祀遗骸,向伯罗奔尼撒其他诸邦公开表明自己重视而且尊崇古代的传统。它征服了麦西尼亚不久之后,打算将这座城市化为灰烬。原先那些表示纵然战斗至死也不愿屈服于斯巴达人、当他们的奴隶的城邦,如今为了免于遭受彻底毁灭而臣服了。确实,斯巴达人暗示这样会让他们焕然一新。对一个长期饱受对抗敌意煎熬的伯罗奔尼撒城邦来说,不必提及阿戈斯,斯巴达至少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张保护网。可以设想一种更加糟糕的命运。公元前550年,也就是在“枷锁战役”之后几十年,泰格亚加入了这个可怕邻国建立并控制的联盟。
其他的城邦很快陷落了。和泰格亚一样,他们都在威逼利诱之下最终屈服了。斯巴达的“遗骸猎人”们游历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最遥远的地方,搜寻其他英雄的遗骸,在某个散布着大量更新世猛犸化石的地方收获颇丰。斯巴达人想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属城的联盟,仅仅依靠古生物学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以诸邦神话历史的传承者自居,他们也不会放弃在威吓与战争中保持狼群战术,早年的失败给他们改革的新式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并没有削弱他们对吕库古式体系的忠诚,反而让他们更加坚定地加以改进。他们用了100年时间将整个社会改造成一个杀戮机器,这赋予了斯巴达人一种少见但残暴的神秘特点。对其他各个城邦的重甲步兵来说,富裕的精英分子每个季节只不过将自己的甲胄从仓库中取出来,掸掸灰尘,他们只不过将战争看作一种仪式性的、致命的体育运动,这种想法非常业余。在战场上遭遇斯巴达人是最为可怕的事情。斯巴达可以在整个城邦进行动员,令人担忧;它的公民的主要目的在于迎击并消灭一切反抗他们的力量,这简直骇人至极。很多其他城邦的重甲步兵遇到了这样的敌手,宁愿逃跑也不想冒险一试。
斯巴达人精通各种战争形式和心理攻势,清楚地知道如何令敌人闻风丧胆。他们用高音鸣笛指引方阵前进的方向,他们步调一致的前进脚步使大地为之震动。当他们在战场上穿过飞扬的尘土前进时,人们就会看到一排排炫目的“铜墙铁壁”和猩红斗篷,22因为斯巴达人习惯于把盾牌擦拭得锃光瓦亮,而斗篷很可能是按照吕库古自己的命令,被染成鲜血一样的颜色。23向古代英雄致敬的令人战栗的战歌回荡在缓慢前进的队伍上空,这时,军官坐骑的马鬃在每个人的面前飘过,将领高声发出命令,方阵的歌声骤然中止。突然,一声嘹亮的军号划破寂静的天空。重甲步兵们加快脚步,压低矛头,然后向前冲去。但是队列不一定集中在一处,有时两翼分头进击,像牛角一样攻击敌人的两肋。作战的原则是不允许像业余军队那样放任个人单打独斗,这是斯巴达军事训练最为严格的教条。在别的城邦的重甲步兵看来,这种熟练的指挥简直到了诡计多端的地步。这座城市把它的公民训练成毁灭武器,因此认可它的伟大之处,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地方。所有人都承认:“同斯巴达人作战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24
早在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当吕底亚国王克里瑟斯按照神谕的指示,寻找“希腊诸邦中最为强大的城邦”结盟,以抵御波斯迫在眉睫的侵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找到了斯巴达。他对它的威望的赞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也就是对阿戈斯最直接的冷落。的确,拥有一个如克里瑟斯这般富有而强大的盟友,以及大量与泰格亚一样的伯罗奔尼撒城邦充当附庸,对斯巴达人来说终于到了找老对手清算复仇的时候了。大约在公元前546年,此时吕底亚帝国已经臣服于居鲁士,但斯巴达人并没有按照盟约的规定前去支援克里瑟斯,而是直接向阿戈斯发动了战争。阿戈斯人根据古老的习俗,立刻提议举行一场比赛,从他们城邦和入侵者阵营中各选出300名勇士,通过决斗以定胜负。斯巴达人毕竟对古代英雄主义传说中的榜样充满热情,于是同意了。战斗当天的最后一刻,只有3人幸存下来:有两名阿戈斯人,而斯巴达人仅剩一名。阿戈斯人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于是回到自己的城邦庆祝胜利——而其对手虽经过浴血奋战但仍然斗志昂扬,他们认为阿戈斯人逃离了战场,己方应获胜利。当阿戈斯人出于义愤开始争论的时候,斯巴达战士们却在集结军队:他们在第二天全军出动迎击对手,并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阿戈斯国土也被拉斯第蒙吞并,阿戈斯人将自己的头发剃光,以志其辱,整整一代人都以这种面貌示人。当阿戈斯人纷纷剃光自己的头发时,斯巴达人则订立完全相反的誓言:他们要永远蓄留长发,并给发辫涂上油,像红色的斗篷一样,用来标志他们的身份。
然而,就在他们庆祝胜利的时候,克里瑟斯投降的消息传到斯巴达人耳中。他们没能按照盟约救援吕底亚国王,这成了他们屈辱的证据。接下来的事情更加糟糕。斯巴达人仍然不愿意统率一支军队跨过爱琴海,而仅仅派遣了一小队使者面见居鲁士,结果只能在居鲁士举世闻名的蔑视之下忍气吞声。波斯人当然不会关心这个问题。这个教训让斯巴达人冷静下来。虽然斯巴达人在希腊人中算是强者,但是在亚细亚它仅仅是一个名字,甚至都不能算作一股力量。同居鲁士统治的不可思议的辽阔疆域相比,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只不过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地点而已。
但是,终有那么一天,斯巴达人会一拳将波斯人的嘲讽打回他们的肚子里。“斯巴达人是谁?”这个问题可以用轻蔑的口吻提出,也可以用惧怕的口气提出。群山环绕之中自给自足,性情排外而多疑的斯巴达人从来都在夺取,而未曾赐予过,他们向来都在暗中监视着别人,但从来没有被别人了解过。在希腊诸族之中,他们并不试图区分希腊人和外邦人,而将一切非斯巴达人统统斥为“外国人”,他们定期将发现的外国人驱逐出自己的城邦。对于他们的邻邦来说,拉斯第蒙的狼主们向来都拥有强大的魔力,让他们惧怕。他们给自己的邻邦提出的难题,如同居鲁士的提问一样,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应对。真相总被传说所遮蔽,而现实则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斯巴达人认识到恐惧的价值,他们非常清楚,惧怕能够削减他人的勇气,令其不敢揭开自己的神秘性,因为他们的神秘中掩盖着的是别人的噩梦。
祖先的声音
这种看上去完美的体制,(姑且不说它必然带来的仇外主义,)使绝大多数斯巴达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和鄙视。一系列外交事故所带来的后果仅仅加深了他们的岛国心态。居鲁士的嘲弄所带来的羞辱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公元前525年,斯巴达人发动了针对萨摩斯的海上侵略,这是一个强大的岛国,与波斯占据的伊奥尼亚隔海相望,这次侵略遭到了全面抵抗。从此以后,斯巴达人就不再冒险继续纠缠在爱琴海地区,大多数人都打算向东扩张。这样做要比仅仅在家门口附近巩固自己的霸权更为重要。但是如果将他们那些无人能比的战士大量派往海外,那还有谁来阻止希洛人突然发动的暴动呢?不能指望他们设想的那些盟友们。只有用一种严格的约束准则将他们联合起来,拉斯第蒙的安定才能有保证。这样,才能让伯罗奔尼撒的边界充当斯巴达国家的边墙。
伯罗奔尼撒虽然名为岛屿,但并不完全是“四面环海”44的地方。从斯巴达出发向北走四天的路就会遇到强大的商业城市科林斯,经过这里,穿越一条不到6英里宽的狭窄地峡,就会到达希腊本土各个城邦和山脉。斯巴达人虽然来自于伯罗奔尼撒,但也不能完全忽视这条地峡的存在。地峡以北的城邦中有一些像雅典和底比斯这样强大的城邦,这些强国是希腊权力角逐场上的主要玩家。斯巴达人虽然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墨涅拉俄斯的后裔,但毕竟属于多利安人,而地峡以北多山的地方正是他们祖先的故土。雅典人和底比斯人曾经先后跨过关隘,来到群山环绕、散布在海岸线各处的低地,其中最为狭窄的通道仅容两辆四轮马车并排通过。此处被叫作“温泉关”,这个地名在斯巴达人中间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因为从这里抬头向西望去,隐约可见一座高峰,这就是欧伊铁(Mount of Oeta),正是在这座山上,赫拉克勒斯将自己献祭在一座火葬堆上,并在火焰中升天,加入了奥林匹斯山众神大家庭。欧伊铁山以南是一片以富饶著称的土地,这就是多利斯平原,多利安人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地方得来的。在多利斯以南的地方还有另外一座高山,名叫帕尔纳索斯(Parnassus),这是一座溪流急促、沟壑纵横的山峰;在此山的西边有一个最为神圣的地点,这里的神庙受到斯巴达人更高的崇拜,程度超过他们对自己城市中任何一座其他神庙的崇拜,甚至在全希腊也是如此,这就是德尔斐(Delphi)。在德尔斐,空气纯净,可以从中得到神谕。人们相信,每年中有九个月的时间,阿波罗神会在这里居住。在整个世界中,人们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关于未来的启示和预言。在神谕深处,时间自身的面纱被揭开了。
斯巴达人对阿波罗特别推崇,这并不让人感觉惊讶。正像他们的祖先移民到拉斯第蒙一样,这位射手之神也是从北方来到德尔斐。阿波罗将奥林匹亚的殿堂抛在了脑后,来到世间旅行,他“随身带着远射弓,寻找一个可以向普通人宣示神谕的圣所”。45他发现有一个地方盘踞着一条巨大的蟒蛇,这条蛇由于吞吃人而变得庞大,它在寒冷的春季中酣然入睡,盘踞在帕尔纳索斯陡峭的山崖上,而鹰群只能在它下方孤寂阴暗的峡谷中盘旋。阿波罗用他那致命的弓箭射中了这只巨大的怪物,从此成为统治德尔斐的主人。阿波罗种下月桂的枝条来净化这片神圣的土地。后来人们砍伐月桂树的树枝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神庙,据说,阿波罗就是通过这些树叶的沙沙声发出神谕的。从太阳神的青年时代开始,人们不断兴修土木。神庙也在不断变化,第二座神庙是用蕨类植物的茎秆修建的,第三座用的是蜡和羽毛,第四座用的是青铜——这在阿波罗神谕的历史中是最为著名的一座。当月桂树的叶子悄悄凋落的时候,阿波罗就会通过一名陷入迷狂状态的青年祭司的口发出神谕,这个人被称为“皮提亚”(Pythia),这个头衔听起来与早已化为灰土的阿波罗的对手的名字(蟒蛇)有些相似。大约在公元前750年的时候,德尔斐第一次从神话走入现实,人们修建了一座石头神庙。但在神庙建成不久之后,人们决定只有老年妇女才能被任命为皮提亚,她还被看作纯洁的象征,需要穿上年轻姑娘的服装。46公元前548年,这座神庙被大火烧成平地。在一片混乱之中,阿波罗仍然在说话。
没有什么其他地方的神谕可以与之相比。德尔斐在希腊人所修建的众多神庙中的确有这样的声望,只有在这里才有大量常年值守的祭司。但是有关这一团体的看法,却难以令东方世界那些宏伟神庙中的神职人员感到稀奇,对于希腊人来说,这确实是一项重大的创新。旅行者们带来关于埃及和巴比伦祭司们古怪行为的传闻,从来没有让希腊人停止惊讶。当人们听说在波斯只有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才能献祭时觉得不可思议。在希腊,任何人,无论男女,甚至奴隶都可以献祭。生活在偏远山村的德尔斐人,由于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收入,只能依靠延续神庙的香火来谋生。阿波罗指示他们:“守护我的神庙,接待来访的人群。”47德尔斐人遵从神谕,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收入。其他城邦不仅不会因为这些祭司们从事的职业而感到嫉妒,反而高兴地推动它。这样的安排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没有别的保证比祭司们公正地向每个人收取同样费用更能让人感到信服了。当各个互相斗争的小派系前来寻求神谕的判决时,他们必须完全信任神的话。一旦德尔斐的中立性受到威胁,其后果无人能够承担。公元前595年,当邻近的城邦克赖瑟(Crisa)试图吞并这座神谕所的时候,整个希腊都被震动,并发动了无情的反击。48许多城邦组成联军来保卫这座神的城市。按照人类文明行为的准则,在战争中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否则被看作一种渎神的行为,这个信条被暂时搁置起来:联军向克赖瑟的河流中投毒,“这是为了让守军遭受强烈的打击,不得不从阵地上逃跑”49。城市的城墙被攻破,不虔诚的城市被夷为平地。几百年之后,克赖瑟当年所在的原野仍然一片荒芜,没有树木,这是“由于受到诅咒而产生的后果”50。
接受了这次最为惨烈的教训,德尔斐对全体希腊人来说彻底成为一个神谕之所。在公共的祭坛上燃烧着永恒的神圣火焰,恰好用于诠释这个真理:女祭司们悉心照料着它,燃烧松柏和月桂的木枝,避免它熄灭,仿佛它是整个希腊的炉火一样。甚至有些非希腊人也来到阿波罗面前寻求问题的答案。德尔斐拥有的神圣性完全是世界级的。据说在宙斯刚刚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时,想要丈量自己继承的这片国土,于是就分别从东方和西方放出两只鹰相向而飞,观察两只鹰的飞翔情况以确定世界的中心。两只鹰在德尔斐汇合,此处至今仍有一个巨大的石蛋——“脐石”或者叫“翁法勒”——作为这个地点的标志。因此,祭司们欢迎外邦人来这里祈求,也自然是出于神庙的职责考虑。例如,当年克里瑟斯(Groesus)面对日益增强的波斯的威胁,曾经寻求过神意的指点,他向全世界各个著名的神谕所派出使节,让他们询问在指定的某天,自己在吕底亚正在做什么。只有德尔斐的神谕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克里瑟斯正在大锅中烹饪羊羔和乌龟。从那一天开始,吕底亚的国王就成为德尔斐神谕所最慷慨的赞助人。他赠送了大量无人能比的金器、混酒钵、铜锭和狮子雕像作为礼物,存放到神庙那早已堆积如山的宝库之中。作为回报,阿波罗则为克里瑟斯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很多建议。例如,正是在神意的指点之下,吕底亚的国王和斯巴达人缔结了联盟。
但最后神谕当然没能挽救他。如果阿波罗的建议经常明白易懂的话,就不至于产生这样的结果。“德尔斐的神谕从不直接说明,也不会不着边际,它仅仅提出某些线索。”51如果人们误解了神意,就无法弄清楚话中潜在的隐讳含义,因此就会因为相信神意而造成行动的失败,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克里瑟斯就是因为越来越依赖阿波罗的指示,最后由于自己的虚荣和愚钝而陷入了灾难。在盘算是否要进攻居鲁士的时候,他向德尔斐寻求建议,得到的答复是,他如果这样做,将会有个强大的帝国陷落。克里瑟斯立即发动了战争,最终看到了自己帝国的灭亡。
当有人指责阿波罗对自己的恩主薄情寡义的时候,德尔斐的祭司们反驳道,即使是阿波罗也不能挽回命定的事情,何况他也曾在克里瑟斯遭到灭顶之灾以前保证了他3年的繁荣。这种解释很容易被人接受:国王向来易于得到众神的恩宠。这一点在古代的传说中就已经非常清楚了,每位英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拥有王室的血脉。但是在神话中被人们接受的事情,对于希腊各个城邦的贵族乃至所有阶层的人们来说,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快。一个普通人可以拥有超乎其同伴的特权这种观点,并不像在东方那样能够得到君主制观念的证明,反而会因此失去色彩,因为希腊人不愿设想自己天生就是他人的奴仆。据说,“沉雷远播的宙斯将取走他一半的美德,一旦此人沦为他者的奴工。”52也许,对于每个受到奴役的东方民族来说,他们像女人一样,在暴君的脚下也生活得很好——但是对于生而自由的希腊人来说则不然。国王除了在某些遥远颓废的国土上继续保留下来之外,可能只有在古代的诗歌中才存在。在一些希腊城邦中,这个阶层仅仅被一些神职人员当作某种头衔暗中继续保留——因为此前王族拥有的接近众神的特权不会轻易被取消,许多古老的典礼还需要依靠它们而实行。甚至对于祭司来说,“国王”头衔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因素,他必须小心地限制这个头衔天然拥有的领袖特点,人们不允许他拥有超越宗教领域的权力。在类似雅典这样的城邦中,甚至连任职的期限也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年之内。
因此可以想象,在斯巴达这个不同于其他信奉民主的城邦内,王制不仅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而且还被神圣化,不断发挥作用,这样的情形的确过于特殊了。其他的斯巴达人都是同类,或者同伴,但是王族并非如此。被加冕的王子在孩童时期就可以免于阿戈革训练。国王作为主要指挥官,带领着自己的国人冲锋陷阵。作为国家的首脑,他在城邦中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任何人都不能公开触碰他或者拂逆他。最为怪诞的,也是让他与国人有所区别的一点,是他同众神关系亲近。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凡人能够获得与享有神谕特权的斯巴达国王一样的众神亲密关系。与别的国家不同,每个斯巴达国王身边都安排两名使者,他们叫作“皮提亚人”,时刻侍立在国王身边,随时准备遵从国王的命令奔赴北方,向阿波罗询问。这就是这个家族所拥有的特权,毕竟斯巴达的国王是宙斯的远亲。
国人们自然希望从这条血脉中获得好处,尽管王族非常值得尊敬,斯巴达人也不会因此而表现出懦弱的奴性。恰好相反,当其他希腊人面对王制的神秘性而显得畏首畏尾的时候,斯巴达人一如他们所习惯的在制定政策时混淆常识和迷信的做法,试图利用这一特点实现自己的目标。既然国王拥有阿波罗的敏锐能力,那么国家就保留国王的统治。如同华美的食肉兽被困住一样,按照斯巴达式的严厉风俗,国王们处处受到严密而且不间断的监视。两名国王彼此监视,他们要受到贵族元老议事会的监视,还要受到人民大众的监视。这种情形不断发展,即使到了公元前6世纪,国王们已经不能参与城邦中任何政治活动的时候,这种监视也没有丝毫放松过。
实际上,如果有任何异动的话,限制就变得愈加严格。随着斯巴达的势力不断增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向外扩张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个从前不太重要的行政职位——执法长老会议逐渐充当了大法官和国王侍卫的双重角色。每年人们从全体市民大会上选举五人担任执法长老之职,这样就可以合法地宣称他们代表了人民。作为国王可以无视他们提出的前两次动议,但是必须对第三次做出答复。执法长老会议吁请王权关注的这类提议,作为一种仪式每个月最少会出现一次,以表现他们职责范围中令人兴奋的复议权力。据说起初执法长老仅仅作为国王的仆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潜移默化得精巧运作,他们进而成了自己主人的影子。同王制相比,他们通常以知名不具的方式工作,但是他们同样拥有神秘的力量。他们在黑暗处集会,能够观察天象预测未来。一旦他们发现国王是“冒犯众神之人”53,执法长老们就有权力废黜他。随后他们可以代行国王的职权,派遣使者前往德尔斐,以期获得神谕对此判决符合天意的确认。
但事情会如此发展吗?在国王与执法长老会议之间发生殊死争斗时,阿波罗和他的祭司们将站在哪一边?这在斯巴达人看来并不算真正的问题,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制度剧变的恐惧。他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从根本上说,斯巴达不是一个由国王或者执法长老们统治的城邦,统治它的是习俗,是独一无二的人民性格。斯巴达人得到世人普遍的赞誉,他们的品质被称为“索弗洛叙涅”(Sophrosyne):正直、公平、坚忍、自律。虽然国王或者执法长老都可能拥有极稳固的权力,但是斯巴达的公民们并没有将这种权力推到极限。后世有一位科林斯人曾这样抱怨道:“人的天性就是在做事的时候竭尽全力,在行动之前一定要踌躇再三”54。但是斯巴达人却将这样的批评看作一种赞扬。索弗洛叙涅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表现出来:拉斯第蒙的改革精神完全被驯服了。作为一名战士,要完全服从方阵中的纪律,不可冒进,也不能突然从队列中逃脱。
公元前520年,55有一位新国王登上了王位。他无情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这一点遭到了诽谤与攻讦。在出生之前,克勒奥墨涅斯(Cleomenes)就已经卷入了沸沸扬扬的谣言中。他的父王当年无法让心爱的第一位妻子怀孕,因此执法长老们要求他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另娶他人,国王难以公开违背执法长老会议的意见,选择了重婚。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就在他的新伴侣先后生下三个儿子之后不久,国王的第一位妻子为他生下了克勒奥墨涅斯。由于新伴侣不仅是国王的侄女,而且是他的至爱,因此这样的情况无疑让克勒奥墨涅斯得不到父王的青睐。国王为了炫耀自己所喜爱的人,为克勒奥墨涅斯的同父异母长兄起名为多利厄斯(Dorieus),意思就是“多利安人”,并将他送入阿戈革,通常王子可以免受这项训练,与此同时多利厄斯被指定为合法继承人和人民的正式成员,他那多余的兄弟克勒奥墨涅斯完全被幽禁起来。“人人都认为多利厄斯是同辈青年人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他自己也毫不怀疑,自己各个方面的才能将会帮助自己赢得父亲的宝座。”56
但是斯巴达人是个彻底墨守法律的民族,人们仍然认为克勒奥墨涅斯有权优先继承王位。他在父王去世后不久就登上了王位。多利厄斯获得了昙花一现的名望之后,很快就出局了。大权在握之后,克勒奥墨涅斯立刻寻求机会将他的兄弟们一起放逐到斯巴达之外。后来多利厄斯遭受的放逐虽然被掩饰成一项奇怪的外交任务,但是仍然不能减轻他失败的程度。斯巴达对于两个兄弟来说太狭小,一山不容二虎。没人有办法挽救多利厄斯,他一步步走向最后的失败。他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后来到西西里充当雇佣军,并在某次不明所以的混战中死去。从此克勒奥墨涅斯在斯巴达终于能够放心地统治下去。
之后,继位的事实产生了很多影响。克勒奥墨涅斯很清楚,很多国人认为他继位充其量只有一半法律依据,面对这种情况,他选择用极大的勇气和挑衅来回应。他既不具备人们期待的斯巴达王该有的冷静的传统品质,也没有丝毫适度、谨慎的品德。不管出于渴望向诽谤者们证明自己的考虑,还是出于对他们短浅目光的轻蔑,抑或出于精明和敏捷的思维,他认为自己向来为城邦的最大利益考虑,从登基之日起就飞扬跋扈。他轻而易举地驱逐多利厄斯的事实就表明了他拥有强大的力量。从吕库古改革之日至此,这是斯巴达的国王头一次坚决而完全地行使了自己的特权。
一切都证明了在斯巴达人的面前将有一段纷扰不安的历史。这威胁到拉斯第蒙边界之外许多遥远的城邦。一个强人掌控着整个希腊最为致命的战争机器,这对整个伯罗奔尼撒及其不远的地方来说都是值得警惕的信号。公元前519年,仅仅在克勒奥墨涅斯继位之后一年,他就率领一支大军跨过了地峡。这个意图明显带有威胁性——时间证明这是一种潜在的意图。新国王并不愿意被边界局限在自己的后院中,在他统治的最初年代里就坚定地向希腊中部发展,他的目标是德尔斐,不久这里的祭司就陷入了收受贿赂的丑闻之中;他还瞄准了玻俄提亚(Boeotia),这是一片辽阔的牧场,统治这里的城邦是底比斯,其间还有很多星罗棋布的小城,这些小城对底比斯欺凌弱小的做法幽怨已久,随时愿意为闯入者提供充足的破坏空间;还有阿提卡地区,这是一片小山和农田间布的战略要地,穿过地峡的要道就是经过这里北上的道路。在这里,雅典城比别的城邦都更为重要。它是一个日益崛起的势力——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必须要对它进行及时的打击。克勒奥墨涅斯虽然有时比较冲动,喜欢先声夺人,发起军事行动,但不能据此而认为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
此事引发的战栗超出了他和任何人的想象。克勒奥墨涅斯对雅典政局的干预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这可能是自吕库古时代以来在希腊诸城邦中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变革。它引起的余波不仅令全希腊都感到震动,而且跨过了爱琴海,向东影响到波斯帝国,甚至越过千山万水,一直传到大流士御前。
雅典迎来了改革——而整个世界则迎来了战争。
山巅之城-雅典
天生烝民
在希腊,几乎每个城邦都有一个关于城市建立的古怪传说。并不是只有斯巴达人对自己的起源感到困惑。所有的希腊人一直忧心忡忡地提防着自己的竞争对手,乐于玩弄权术以损害他人,从而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他们在各个城邦中到处宣讲关于自己历史的天方夜谭,有些故事显得比别的更加神奇。例如阿戈斯人,虽然他们和斯巴达人一样都属于多利安人,因而同样能够宣称自己拥有赫拉克勒斯的血脉,但是他们却不是一个愿意和敌对邻邦拥有相同血统并就此善罢甘休的民族。他们在战场上一次次地被斯巴达人打败,与此同时,他们对家系的幻想也变得越发不着边际起来。他们吹嘘一名阿戈斯妇女是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同时也是其他民族的祖先。但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民族不曾与阿戈斯有些许血缘联系——或者这仅仅是阿戈斯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斯巴达人不仅仅依靠这些夸张的吹嘘获得自己的地位。例如泰格亚的市民们,他们几乎没有可以用来炫耀的历史名人,但仍然可以嘲笑周围那些令他们惧怕的暴发户邻国——因为他们不属于多利安人,而是早已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民。在希腊人中间,深远的根系肯定是产生威望的源泉。阿戈斯人不满足于吹嘘自己耀眼的海外关系,他们声明自己同样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而且有史以来即是如此。他们来自多利安人的家系这一说法,此时可能同上述声明形成某些矛盾,因此被愉快地忽视了。希腊人有关创建城市的神话几乎没有什么逻辑性。尤其在伯罗奔尼撒地区,这里有许多互相竞争的传统,各种言论彼此争斗、互相对立,过去的历史常常被任意改编。
显然,终极的目标是占据一个从未被人占领过的完整地区,这个地方一定要完好地保存着自身的习惯,保持自由独立,未遭受侵略。“在我故土上,同一个人种,世代相传,同一个民族,世居此处——正是他们泽被后世,将这片土地保存下来,赐予我们这片永远自由的国土。”1在雅典人的全部历史中,充满了对这种传说不厌其烦的讲述。他们没有关于古代移民或者民族融合的民间传说。相反,他们以一种令其他希腊人极度厌烦的矜持态度,为自己的国土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品质,他们认为赫拉克里德或者多利安人从来没能成功地影响过自己,他们就像生长在阿提卡地区田野中的“小麦和大麦”一样,像“葡萄、橄榄和无花果一样”2,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原住民。
这并不是象征,也不是煞费苦心的谎言。对雅典人来说,这都是简单朴实的真理。当他们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走在阿提卡山丘、平原和峡谷中尘土飞扬的蜿蜒小路上时,他们清楚,就像这里的土地、牛至以及气味浓烈的百里香,像众神钟爱、幽灵游荡的常春花乐园,或者像山坡上灌木丛中偶尔可见的大理石一样,他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这里的传说比其他希腊人所宣称的那些故事显得更加久远,雅典人追溯自己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家系的时候,夸口说自己是神的后人。诚然,如果雅典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作伪,那简直是渎神的行径。但是他们所崇拜的女神,他们的庇护者,也是他们得以获得自己名称的那位女神,正是雅典娜:这位灰色眼睛的战士是艺术领域的女主人,是象征智慧以及贞洁的女神。她出生的不光彩事件不能与其崇高神秘的地位相提并论。没有任何人可以占有她。她的兄长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差一点做到这一步。这位跛足的锻造之神腿脚不便,却拥有无人能比的锻造技术,他被渴望得到自己姐妹的念头迷住,满身汗渍和煤灰的他一瘸一拐地跟随在女神的身后,试图紧紧抱住女神。雅典娜冰冷而轻蔑地将他推到一旁,但是赫菲斯托斯还是激动地战栗着,将精液射到了她的大腿上。女神用一团羊毛擦干净这些东西,将仍然黏糊糊的毛团丢下去,落到了阿提卡地区——这些精液就像湿润的露水,浸润了地母的子宫。从这片肥沃的“盛产谷物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像蛇一样卷曲着尾巴的孩子。雅典娜收养了他,并为他起名为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3她将这个孩子安置在卫城,这是女神自己拥有的“富庶的神庙”,在这里,从这一天开始,“每年的这一天,雅典娜的子孙们都向她奉献公牛和公羊”4。
赫拉克里德几乎编不出这种故事。雅典人将他们城邦的起源归结于一块被丢弃的破抹布的传说上,并对这个神话故事给他们带来的意味深长的重要意义感到满足。几百年过去,这个故事变得愈加完善,但是它的根源非常古老,也反映了一个同样古老的真理。雅典人确实如他们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无论他们的国土是否真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神圣不可侵犯,阿提卡在整个希腊地区确实是气候最好的地方,能够躲避风暴,而墨涅拉俄斯的宫殿和其他许多令人骄傲的都城都在暴风中化成了废墟。在后来的几百年的混乱不明中,阿提卡的各个村社保持着一种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这种感觉在相同的风俗、方言和种族基础上形成。经过黑暗时代之后,他们仍然能够回忆起,无论如何自己从未沦落到无家可归被迫移民的地步,他们始终是“希腊最为古老的居民”5。诚然,直到公元前7世纪为止,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破烂的小村庄,默默无闻地蜷缩在卫城山脚下,这里的人们也并没有认为自己就是雅典人,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6而地势险峻、高大的卫城为阿提卡地区提供了天然的崇拜中心,每个山谷都能够通向这里;阿提卡其他地方的圣所都不具备与这里相比的神圣光辉。长方形的石头建筑如此沉重,显然只有巨人才能够修建起这样的建筑并环绕山顶修建高大的城墙。数不清的遗迹证明这里曾经被许多古代的英雄人物和国王使用过。[1]这里是雅典娜的居所,由于女神的降临而被神圣化,这座山也是本地出生的厄瑞克透斯的坟墓。因此不仅仅是雅典人,阿提卡所有的居民都尊重卫城并认为自己就是从这里的泥土中出生的,这是他们拥有的共同遗产,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心怀忠诚。
这种情形得到了希腊其他地方的一致认同。雅典作为整个阿提卡地区唯一的城市而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别的希腊人看来令人惊讶也显得异常。玻俄提亚是阿提卡附近的一处大小相似的地区,被分割成十多个互相竞争的小国。阿戈斯是伯罗奔尼撒最为富庶的城邦,但仅仅统治了相当于阿提卡地方一半大小的区域。在希腊各派力量中,只有斯巴达控制了一片比雅典所控制的更为广大的土地——但是斯巴达是依靠武力占领并进行控制的。雅典人从来没有试图以强力争取过任何远方的领土。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当斯巴达人正在镇压麦西尼亚,而希腊其他地方的城邦陷入暴力征战的混乱中时,如果阿戈斯或者科林斯的使者到访阿提卡的话,他就会发现这里完全是一潭平静的死水。雅典人不愿卷入当代世界的洪流之中。这影响了希腊其他地区,尤其使得斯巴达危险而创新的军事和政治变革没有在这里发生。雅典人没有进行同样的试验,他们更愿意安享乡土情怀,沉浸于思乡愁绪。即使与最小的爱琴海岛国相比,他们的庙宇也显得狭小而毫无新意,他们的葬礼自觉地保存了古代的习惯,甚至连从前一度引领希腊潮流的陶器样式——全城有1/4的居民从事制陶工作——后来也逐渐恢复了过去的风格。正当其他的希腊人全神贯注于新时代的曙光时,雅典人似乎转身回到了特洛伊时代。7
确实,雅典人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社会结构。阿提卡地方的田野和果园距离雅典大约只有一天的路程,一个人可以以市民身份轻松谋生,而不必沦为农奴,他可以充当佃农,只需向地主缴纳1/6收入。地主们仍然按照英雄时代的传统方式生活,游离于公共事务之外,与同等身份的家族互相联姻,互相举荐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对每个人加以自以为是的轻蔑嘲笑。这就是某些贵族部落排外主义的要求,他们甚至也对普通雅典人最引以为豪的事物嗤之以鼻,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异国外族血脉追溯到特洛伊战争中某位赫赫有名的英雄。有一个家族叫作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声称自己是麦西尼亚国王的后人;另一个菲莱德斯家族声称自己是埃阿斯(Ajax)的子孙,这人是特洛伊战争中最高大的一名战士,是阿提卡海岸以外不远的岛国萨拉米斯的国王。雅典的贵族喜欢给自己加上“世袭贵族”的头衔,意思是“出身高贵”。没有人比希腊贵族更乐于依附于过去。
但是在雅典之外的世界中,造成变革的力量并未轻易被局限住,到公元前600年连世袭贵族们都开始欢迎这种力量了。对那些紧跟潮流的人来说,大同思想保证了随时跟进快速变动的国际局势。带有这种思想的人并不认为自己与最底层的社会成员有任何真切的认同感,而感觉与整个希腊世界中众多思想复杂的人士息息相关。“我只崇拜生活中的美好事物”8,一个严厉而不修边幅的人物说出了这番令人难以想象的言论,但无论如何这并不能让那些信奉“奢侈品就是神祇的明镜”的人为之动容。即使是妇女,如果她拥有足够优雅的品位、黄金首饰、柔软且染色丰富的长袍,就会渴望看到神并与之交谈:“来吧,头戴彩虹王冠的永恒爱情女神啊,如果你过去曾经听到我遥远的呼唤并留心于我,请离开你父的殿堂,乘上你的黄金马车,让你可爱的鸟雀们轻轻地用它们的翅膀举起你,带你从天堂跨过天空降临黑暗的大地。”9祈祷者关于花销靡费的宣言在凡人的眼中确实赏心悦目,还可能令人乐此不疲,而盛大的宴会则会比任何国家更能体现这是一个良好秩序的国度。上层社会的诸多诱惑显得如此精致、处处香气四溢,对那些能够负担此排场的人来说简直是来自仙界的引诱。品位和出身同样成为精英人士的标志。
然而,定义精英的条件也对精英造成了威胁。奢侈品大多数从海外的神秘地方舶来,对奢侈品的热衷不可避免地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人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此前资金完全被投入到贵族的不动产中,现在其流动性则大大增强了。到公元前600年,一项重大革新被引进到伊奥尼亚地区,这就是铸币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这项技术跨过爱琴海开始在希腊本土流行。无疑,贵族阶层的反应是厌恶和惊恐。他们对商人们能够拥有和世袭贵族一样的消费能力感到无比愤怒,他们用更加疯狂的羞辱来回应对方。他们用“卡科”这个词来称呼这些新贵,这个词包含了“出身低贱”、“令人厌恶的人”、“骗子”等含义。而卡科们对此只是耸耸肩膀,继续积累财富。毕竟曾有一位斯巴达人在自己的城邦发生社会变革的日子里指出过:“人只不过代表了自己所赢得的一切的总和。”在这个新的令人困惑的时代里,产生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口号:“如今金币成为造就出身的唯一事物。”因此,丧失了社会地位的贵族们只能撅起嘴巴抱怨:“没什么别的东西值得尊重了。”10
当然,斯巴达人自己曾经经受过这样的阵痛,早已找到补救措施。但对于公元前590年左右的阿提卡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段历史看来必须要重新经历一次。就在拉斯第蒙经历痛苦之后约一百年,希腊全境再次遭受了农业危机。财富市场从未有过如此强的流动性。贫困的贵族们面临失去祖产的威胁,加紧压榨他们的佃户,贵族的痛苦被转移到位于食物链最底层的穷人身上,从大家族的深宅大院转移到赤贫的人群中。债权人丈量抵押来的橄榄园和田地的边界,将预示不幸的石头边界竖立在农村外围。他们也许同样还会标出破产农民墓地的边界。
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其后果就会导致饥荒。与阿提卡南部隔海相望的是一座名叫萨拉米斯的小岛,小岛距离大陆非常近,仿佛触手可及。雅典学者们经过复杂的论证,从古代的史诗中找到证据表明,(也许这只是他们自己认为的,)埃阿斯的古老国家属于雅典所有。这对于梅加拉的公民来说确实是个新闻,因为这座位于雅典和科林斯中间的小城同样声称拥有萨拉米斯的主权,并且早已在岛上殖民。两座城市终于爆发了战争,雅典战败,不得不主动请和。令战败者感到无比难堪的是,他们竟然被梅加拉这个充其量只能算作三等实力的小国打败。雅典人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面临着国内的危机和国外的羞辱,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庞大的负担重压下悲惨地倒下了。雅典内部某些东西已经腐朽。
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鬼魂的身影,似乎是这里将要毁灭的先兆。情况对雅典人来说已经绝望到了极点,由于传说中的吕库古已经做出个人智慧的榜样,怀着对此类智囊人物希腊式的热情,人们开始寻找智者。他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一名候选人。公元前594年,11一名世人公认的贤哲梭伦,(他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希腊人中最有智慧的7人之一,)被任命为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官,并被赋予拯救国家的任务。对他的任命,在一个像雅典这样社会分化严重的城市中,竟然意外地得到一致欢迎。梭伦是一位古代阿提卡国王的血统纯正的后人,同时也涉足商业领域,他还对那些觉察到陷入困境的穷人网开一面。他正是全体选民所要求的最合适人选。
虽然梭伦善于将自己的整顿措施灌输到大众心中,但他不仅仅是徒有虚名的迎合民意之人。他的智慧属于那种特别有力的类型。早在担任执政官一年之前,他就曾经统一希腊人的民意,号召保卫德尔斐,对抗不敬神的城邦克赖瑟吞并神谕所的行径。本土的城市被梅加拉打败激起了他更大的愤怒。他用热情洋溢的诗篇恳请道:“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发吧!为争取这座美丽的岛屿而战,洗刷我们的耻辱!”12现在,作为政府的首脑,他可以比原来身为鼓动者的时候做更多的事情。对梭伦来说,雅典人所面临的农业和军事领域两方面的重大危机显然来自同一个根源:农村的贫困削弱了阿提卡地区的人力储备,农民日益沦为农奴。如果穷人陷入绝望境地,债务将会使他们终生束缚在田间,他们可能铤而走险反抗债务争取自由。梭伦可以像吕库古一样采用精明无情的手段,轻易地将城市中的贫民永久地转化为农奴,以此来应对当下的潮流。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救赎那些人,甚至是那些已经被卖到国外的人,连同“那些几乎已经忘记如何用阿提卡方言讲话的人”,至于被抵押的财产,梭伦下令要求全面减免。人们被派往田间工作,去“挖掘那些埋入地下的界石”13。
显然这些做法会让大多数地主感到愤怒,但是梭伦这时就像一个无私的圣贤一样,坚定地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改革同样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毕竟,如果没有自由农民作为基石,怎会有占领萨拉米斯的希望,怎能令雅典免于社会性的崩溃,又怎样为这座城市赢得与之领土相当的等级?梭伦的确努力将穷人从悲惨境地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也在努力保证富人继续掌握权力。趾高气扬的“世袭贵族”们被说服与“卡科”结成了联盟,穷人们虽然被吸收到公民大会中,但却没有发言的权力。这并不是一次革命性的胜利,相反仅仅是一次通过艰苦努力得到的中间路线。梭伦指出:“虽然他们嫉妒富人们的财产,我只有尽力避免充满仇恨的受压迫者获得权力。站在我的立场上,我用坚固的盾牌来保护阶层分化、互相对立的双方,不让任何一方遭受不公而使对方获利。”14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本能的中间派人士值得夸耀的事。梭伦的口号就是传统的“良治政府”:这是一个关于公正和自然秩序的老生常谈的希腊式梦想,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各安其位,“所有棱角都被打磨光滑,所有欲望都被驯服,所有放肆的行为都得到约束”15。这种理想对于当地的雅典人来说如果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又更当何如呢?梭伦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重组和修复的活动,而非发起全新的政治试验。他以天才的手段将那段为斯巴达人带来荣誉的历史重新加以利用,并说服自己的城邦,告诉他们他为之草拟的法律其实是他们很久以前曾经施行过的。他的立法被公开镌刻在旋转的木头板上,用以向每个阶层的市民宣讲。对于穷人来说,他们得到了自由与反抗滥用强权的法律庇护;对于富人来说,他们得到了管理和控制整个城邦的专属权力。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安排更加公正、自然、符合传统呢?
梭伦在卸任离开雅典开始为期10年的巡行之前,[2]下令要求强行保留自己的立法至少100年的时间。然而,就在梭伦出海之后不久,相似的问题重新冒出了恶劣的苗头。良治政府并不像梭伦离开时衷心希望的那样容易在雅典得以保持。贵族的权力失去了约束,他们重新开始作威作福,如从前一样开始内部争斗。在雅典之外,阿提卡仍然是一盘由众多互相竞争的党徒和部落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虽然争夺萨拉米斯的战争时有胜局,但是战事仍然拖延。尽管梭伦尽过极大的努力,但雅典仍然是希腊的一个弱者。
即便如此,梭伦改革仍然开启了某些重大的事件。由于受到城邦传说的鼓舞,在古风和众神的青睐中,梭伦想当然地认为有权继承一切雅典人声称拥有的事物。看到自己的国人被束缚在祖先出生的土地上,依靠辛苦劳作谋生,他感到非常羞愧,他下令解除他们的枷锁。从这一刻起,雅典人和非雅典人之间就泾渭分明了。显然,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他人的奴役那样激发一个人的自尊心:由于梭伦的努力,如今最为贫穷的农民也可以轻视奴隶,而认为自己同那些最为高贵的“世袭贵族”一样自由。诚然,他不能算一名完全的市民,因为他无权担任公职,也不能在辩论中发言。但是,即便富人们现在仍然独揽全部政治权力,也不能完全不顾穷人们的立场。穷人虽然在市民大会上保持沉默,但是并非没有投票权。“他们手中掌握着选举官员的权力,同样也有权力批评他们的表现——甚至即便忽视了他们拥有的这些特权,他们仍然是比奴隶更高的一个阶层”16。
显然,在贵族无休止的斗争漩涡之中加入了一股令人惊喜的新势力。从今以后,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贵族都要面对一个新挑战:如何与这股势力合理地协商。这显然不是要求他向穷人们叩头求情——这种想法本身就非常可笑。但是即便对“世袭贵族”来说,事情的成败如今也需要举手表决。制革匠人、木匠、农夫、陶工、铁匠……任何一人或者全体都可以来到市民大会上投票,甚至连精英分子们在他们的大厦密室中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忘记如今统治权力在谁的手中。对于这座起源于本地的城邦来说,权力不仅属于“世袭贵族”,也不仅属于富有的人们,而属于全体雅典人市民大会,属于人民——属于“平民”——这样再合适不过了。
还政于民
克里斯提尼本人不会轻易放弃。阿克迈翁家的成员不会陷入对自己的怀疑之中,甚至当他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时,这个僭主最危险的敌人仍然观察情形寻找新的同盟。克里斯提尼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希望看到希庇亚斯灭亡的人。而第二个阴谋家,他在阿克迈翁眼中对于实现主要目标是很有用的,而且比阿克迈翁掌握着更加丰富的资源,但他也对动荡的雅典很感兴趣。确实,早在公元前519年,斯巴达的国王克勒奥墨涅斯第一次向北方地峡拓展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了。当时普拉塔亚人——位于底比斯以南10英里远的一个小国的公民,为了对抗自己强大的邻邦,来到克勒奥墨涅斯面前寻求帮助,国王心怀不轨建议他转向雅典寻求帮助。由于无法抵抗阿谀奉承的引诱,僭主兄弟们最终派兵帮助普拉塔亚人抵抗底比斯,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虽然雅典人赢得了小国普拉塔亚(Plataea)绝对的忠心,但结果却让他们和强大的底比斯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至少从两兄弟的父亲第二次遭到放逐的时候开始,底比斯就一直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外交关系中的中流砥柱,因此整个事件可以看作一次重大的失误,克勒奥墨涅斯暗中开始高兴地摩拳擦掌。
但时隔6年,克里斯提尼能够试探性地说服斯巴达国王公开干预并反对希庇亚斯吗?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不仅同阿戈斯联姻结盟,而且也小心地两面下注,同斯巴达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希庇亚斯被公认为“斯巴达人民之友”。克里斯提尼在求见这位国王之前,必定需要对这个人做充分的了解。他一定知道,这个国王热衷于干涉伯罗奔尼撒地区以外的各国事务,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作风死板的斯巴达国王。克里斯提尼是个巧舌如簧的政客,他确信能让克勒奥墨涅斯相信自己的话:希庇亚斯野心勃勃、自高自大,他同阿戈斯联盟对斯巴达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然而无论克勒奥墨涅斯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多么离经叛道,他也不会针对一位“斯巴达人民之友”发动无缘无故的袭击——至少在缺乏“必需的”依据之前是不会这样做的。然而此刻,左右逢源的克里斯提尼完全能够承担这一使命。不仅因为阿克迈翁是德尔斐当局最喜欢的人物,而且因为公元前548年大火之后,这个家族慷慨的赠予使德尔斐能够体面地重新修复神谕所。经过几代人的赞助之后,现在到了回报的时候。斯巴达人将神谕当成政策咨询的暗示和永恒不变的回答。无论他们向阿波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永远会得到同样的答案:“他们的职责就是解放雅典”40。当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带回斯巴达的时候,人们错愕万分。或许只有克勒奥墨涅斯不会像大众这样惊慌担心,因为他得到了克里斯提尼提前泄露的消息。
像斯巴达这样虔诚的民族不会有任何别的疑问,尽管对这个命令感到无比困惑,他们也不会忽视阿波罗的命令。“虽然佩西斯特拉提达伊是斯巴达人的好朋友,但是当人类的关系与神灵的意志相违背的时候,又算得了什么呢?”41如果说对雅典发动的第一次远征也许还反映出斯巴达人对自己的无理举动感到心理上的持续不安,那么这次行动则非常低调,人员配备有些不足,希庇亚斯轻易地击退了它。这一次完全置他们的声望于千钧一发的地步,其军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克勒奥墨涅斯亲自带领之下,公元前510年的夏天,斯巴达军队跨越地峡进军到阿提卡地区。这一次,几乎轻而易举地将希庇亚斯的势力彻底推翻。这位僭主逃回雅典之后,立即被克勒奥墨涅斯包围起来,他便与自己的家人一起躲藏在卫城中。与此同时,斯巴达军队封锁了所有可能的通道,他们这样小心是为了严防希庇亚斯将自己的孩子偷偷从城中送往安全的地方,在这样的严防死守中,这些孩子全部落入了斯巴达人的手中。孩子们的父亲绝望地祈求饶命,他被下达了严厉的最后通牒:马上离开阿提卡地区。希庇亚斯被突如其来的覆灭吓得目瞪口呆,除了接受这些痛苦的条款之外别无选择。在离开这座统治了如此长时间的城市时,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对于每位僭主来说,流放只不过是一次职业冒险而已——这一点已经被他的父亲充分证明过,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他卷土重来。一句话,僭主政治结束了。雅典在未曾意料的情况下,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呢?为雅典重新获得自由而战的两个人在这一点上产生了意见分歧。无论克里斯提尼在流亡中曾经对克勒奥墨涅斯做出过何种保证,如今他丝毫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成为斯巴达的附庸。与此同时,克勒奥墨涅斯曾经为了一场非法的战争而让斯巴达人冒生命危险,现在渴望得到对自己投资的回报。即便不能得到一个积极屈从于自己的政权,他也希望至少雅典在党派纷争之中衰弱下去,不再成为斯巴达的威胁。很快,两个同谋之间的密切关系瓦解了。在随后的明争暗斗之中,似乎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克勒奥墨涅斯的方向发展。当然,世袭贵族对克里斯提尼的怀疑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虽然僭主统治的影响已经被铲除,但是还有很多贵族渴望回到过去联手反对阿克迈翁家族的美好时光之中。反对克里斯提尼的力量开始聚集在一个名叫艾萨戈拉斯(Isagoras)的贵族身边,此人是“僭主们的故交”42——在这个身份的影响下,他于公元前508年的时候被选举为执政官。如今,克勒奥墨涅斯彻底地与从前的合作伙伴决裂,并在斯巴达公开表示完全赞同这一选举结果。艾萨戈拉斯把斯巴达国王的支持看得至关重要,迫切希望得到这样的支持,人们甚至谣传他用自己的妻子贿赂克勒奥墨涅斯。
虽然克里斯提尼在当时以手段卑劣著称,但还未曾下作到如此地步。他善于各种欺诈诡计,但只不过是抓住对手宣传中的破绽加以利用而已。他决心不让雅典沦为斯巴达的附庸国;但却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战争中艾萨戈拉斯已经占得先机。很少有雅典人承认自己的城邦性质已经永远改变。以前被僭主控制的权威已经在精英分子重新将权力紧紧占据的情况下化为乌有。僭主本身也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很难准确地说权力会落入何人之手。各大家族,包括阿克迈翁和菲莱德斯在内,还会拥有私人的基础吗?或许如此,但是,自从回到雅典以来,克里斯提尼的个人经历已经表明,这个遭到流放以及通敌恶名削弱之后最大的世袭贵族,他们的威望已经严重透支。面对艾萨戈拉斯的步步紧逼,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富有而高贵的精英家族中寻找一派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而是转向权力的根本源泉。克里斯提尼在市民大会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提出了一项革命性的建议。43正像从前希庇亚斯、庇西特拉图甚至梭伦常常说的那样,如果人民真正实行统治权的话,那就让他们对相应的城邦拥有权威,应该让他们对政策进行讨论、投票表决、贯彻实施,不必考虑阶层和财富的区别。将权力(Kratos)投放到人民(Demos)之中。简言之,就是要让雅典成为一个民主政体(demokratia)44。
这个计划实在惊人且极其大胆,这完全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对手们不知所措,报之以强烈的反对和不信任。而克里斯提尼的提议毫无疑问“赢得了人们全心全意的支持”45,在艾萨戈拉斯及其追随者看来,这即使同阿克迈翁从前的那些花招相比,也完全是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玩世不恭的做法。然而,真相让贵族们更加不安。克里斯提尼的措施得以实施,目标迅速推进、构思清晰明确,丝毫不像一个人在困境中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相反,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进行了精心构思。在遭到流放的痛苦时期,克里斯提尼并不缺少机会反思贵族们的各种野心,自己和其他世袭贵族们的种种借口带来的只有内部纷争和僭主的羞辱。雅典衰弱了,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那么还有希望治理这一切吗?克里斯提尼和他的盟友们认识到只有一条道路可循。那就是打破目前的模式,不仅要限制精英分子的野心,同样也要限制所有雅典人的野心,用他们的力量为雅典创造一个至少能够充分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未来。这是伟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奋力一搏,克里斯提尼为之押上了自己的全部筹码。
只可惜,这个决心突然造成了他的失败。公元前507年初夏,斯巴达派来传令官,根据一条古老的诅咒下令驱逐阿克迈翁家族。显然,在这两个过去的合伙人之间的猫鼠游戏中,克勒奥墨涅斯还有很多可以使用的招数。克里斯提尼由于惧怕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立刻掉头逃跑。克勒奥墨涅斯随后带领一小队贴身侍卫轻松地进入城市。他冒险命令进一步清除反斯巴达分子,总计多达700个家族。随后他招摇过市登上卫城,并坐下向艾萨戈拉斯口授一部新的法律。在这部新法中自然不会有任何有关民主的胡言乱语。而艾萨戈拉斯自然也像将自己的妻子献给克勒奥墨涅斯一样,将雅典献给了斯巴达。
就在国王和卖国贼两人暗中密谋的时候,他们脚下的街道中隐隐传出不祥的剧烈声响:这是骚乱的声音。克勒奥墨涅斯从城墙上面向下望去,看到的是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卫城的山门之前,将他及其士兵围困在山头。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必须要缓和人群的情绪。谁是这次骚乱的主导者?克里斯提尼已经被放逐在外,他的党羽同样遭到了驱逐。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令人不快的事实逐渐显露出真相。这完全是雅典人民自发的事件,他们被克勒奥墨涅斯的放肆和艾萨戈拉斯的叛国事件所激怒,同时举义捍卫自己应得的自由——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安抚的情绪。围困持续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克勒奥墨涅斯“已经饥饿、肮脏、邋遢至极”46。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斯巴达人不得不被屈辱地护送到境外,而艾萨戈拉斯也通过某种方式逃出了城邦,流亡到了国外。在革命的烽火和流血之中,民主终于赢得了未来,成功经受了第一次扑杀的考验。
克里斯提尼在获得这个消息之后,立刻以胜利者的姿态赶回。人人都清楚,这次胜利并不属于他一个人。即使当初反对他的最顽固分子如今也承认,已经不能从他向雅典人民承诺的改革计划中再做任何的后退了,因为自从包围卫城打败了克勒奥墨涅斯之后,这已经成为他们每个人的责任了。诚然,私刑处死艾萨戈拉斯党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即使上层阶级也会觉察到克里斯提尼对这个场面有些许轻松的感觉。接受他及其计划周密的改革建议,总比再次发生街巷中的流血事件或者世袭贵族的尸体悬挂在卫城山上并在酷暑中慢慢腐烂要强得多。
因此在意义重大的公元前507年,克里斯提尼一名来自阿克迈翁家族的亲戚平稳地从艾萨戈拉斯那里接替了执政官的职位,重新将雅典改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与此同时,“良治政府”这个包括吕库古和梭伦在内的无数希腊古代改革者奉为圭臬的口号,已经被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事们巧妙且激进地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口号——平等(isonomia)联系起来了。人们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在参与国家管理中完全平等,从此以后这成为雅典的理想,但是实际上有些公民比别人拥有更多的平等机会,例如,只有上层阶级的成员能够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虽然某些旧秩序的残余在民主大潮中保留下来,但更多的则被永远淹没了,梭伦也几乎无法识别这样的场面。雅典成为一个新的城市,在这里,无论贫穷的市民还是未受到教育的市民都有公开发表演说的权利;47人们不仅在贵族封闭的阔绰沙龙里讨论政策,而且在公开的市民大会上讨论,在“木匠、铁匠、皮匠、商人、船主、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面前共同”讨论;48在所有雅典市民共同投票之前,没有任何措施能够实施,没有任何法规可以通过。这是历史上的一次高贵试验,公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参与并控制国家事务。在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不会再有一次与此相同的事件发生了。
这对于克里斯提尼和所有的支持者来说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次雅典革命的支持者并不会被眼前与穷人的亲密关系的假象所迷惑,他们会坚定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要让雅典贵族在城邦的强盛过程中获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及其以后的庞大计划,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清楚地知道,时机对自己不利。此时不仅克勒奥墨涅斯“认为雅典人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甚为无礼”49,时刻伺机报复,而且克里斯提尼还害怕希庇亚斯以及艾萨戈拉斯等人阴谋复辟,这会让这座城邦陷入党派纷争的内耗之中。大家族之间的内讧曾经将雅典推向毁灭的边缘,这种做法后果十分严重,不能再次发生——现在连大家族们也勉强接受了这样的分析。
但是怎样中和这一局面呢?克里斯提尼的解决方案既清晰明了又充满挑战:严禁以对家族、邻里或地方氏族首领的认同压制市民。因为这些特点几乎是阿提卡地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若要实施这一计划,必须有特别的才能和精细的考虑。克里斯提尼依照古代的城镇、庄园和农庄的布局,将整个乡村划分为150个彼此独立的地区。根据这些“迪姆(镇区)”的划分,新的民主政治中的市民们从此不再从属于各个家族,拥有自己的第二个名字(姓氏),这也表示了他们的公民身份。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当他达到法定年龄,就成为克里斯提尼改革中一个从属于某个镇区的雅典公民。这同样适用于高贵的世袭贵族和低贱的农夫:作为同一镇区中的成员,他们拥有相同的姓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世袭贵族都对这项发明感到欢欣鼓舞。尤其是那些拥有庄园或者农庄的人从此要在姓名之后加上镇区的名称,这显然令他们非常不满。例如布塔德家族已经难以忍受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平民分享相同的姓氏,于是明确地给自己起了个新姓名:真正的布塔德。50
但是他们必须谨慎行事。如果对自己同一镇区的人表示太过明显的轻视,即便真正的布塔德家族也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克里斯提尼以其惯有的先发制人的手段颁布命令,镇区成员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前往雅典并向市民大会提出议程。称职的贵族人士难道不会对这份美差趋之若鹜吗?一方面克里斯提尼鼓励世袭贵族不要在小圈子中生闷气,另一方面,他还要警惕相反的危险:提防有些野心勃勃的贵族利用镇区代表身份作为僭主统治的跳板。面对这样的危险,民主政治的建立者利用其惯有的深思远虑以及将各种接触到的事情变复杂的坏习惯,做了大量督察和平衡的安排。虽然已经将阿提卡地区分割为许多小的镇区,他还做了进一步的安排和修饰。这些镇区被组成“1/3部落”,正如其名所示,每一个1/3部落同其他两个1/3部落合成一个部落。组成一个部落的各个“1/3部落”来自于阿提卡的各个角落——例如其中之一来自于山区,另一个则来自于海岸,第三个则来自于雅典附近——共有10个这样的部落,都不可避免地与古代的根源纠结在一起。不同于远古氏族的简朴特点,雅典人如今能够更加细致而主动地改变自己的情感倾向。由部落、1/3部落、镇区组成了一个令交游最广的贵族也难以把握的复杂体系。
毕竟以前从未有人试图建立民主政体,无人知道实际中它是否能够合理运转。雅典的邻国将这一改革的过程看作不断增加的警告,他们不能承受这样的失败,尤其是克勒奥墨涅斯特别害怕情况的恶化。克里斯提尼及其助手一方面努力推进改革进程,一方面警惕地关注斯巴达人,而斯巴达国王也在密谋反对改革的同时担心着自己在与时间赛跑的比赛中失败。民主改革虽然复杂得惊人,但也向克勒奥墨涅斯显示出其潜力。民主的雅典公民不再陷于内部分裂,反而最后能够在邻国的面前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阿提卡的辽阔疆域给他们提供了惊人的潜力。几百年来在军事上一直弱小的雅典,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最让克勒奥墨涅斯感到受伤的是,自己因为放逐了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而有效地充当了雅典人群氓统治的助产妇。他清楚地知道有很多国人怨恨自己在外交政策中先发制人的做法,已经在街巷之中暗中议论反对他,抱怨他在雅典多管闲事带来灾难。只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强大到能够公开挑战他的地步。执法长老们暂时不愿触怒他,与他共同担任国王的德马拉托斯就是当年那个被海伦的幽灵赐予美貌的普通姑娘的儿子,现在完全被他控制着,然而任由雅典人肆意羞辱,时间越长对他的威信造成的损害就越严重,因此也必须做更加严密的防守。在准备反对克里斯提尼、进行最后一击的同时,他不能冒任何风险带领几名亲兵突入阿提卡。公元前506年夏天,他和德马拉托斯一同率领军队跨过了地峡,随军出发的还有艾萨戈拉斯,两名国王不仅带领了由本国士兵组成的军队,而且还从整个伯罗奔尼撒地方招募临时队伍。他们还有别的同盟者。底比斯人仍然记恨雅典和普拉塔亚结盟,欣然加入了侵略的队伍,从西方开进。与此同时,卡尔基斯(Chalcis)城邦派出一支军队,从阿提卡北侧狭长的岛屿优卑亚(Euboea)跨过海峡成为第三支侵略军,这显然是一次密谋已久的联合袭击。克勒奥墨涅斯干得非常漂亮。如今雅典被层层包围,民主政治的婴儿似乎一定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雅典人决定首先面对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于是向东南方向迎战两名斯巴达国王,他们似乎在眼前的道路上发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预兆。通常每年9月雅典人的队伍都会通过一条大道,头戴桃金娘花冠、身穿白袍、边走边高呼“伊阿科斯”来表达喜悦和胜利。但是目前这条道路并非普通的大道,而被称为“圣路”——因为从雅典沿着这条道路向南17英里就可到达位于伊卢西斯(Eleusis)的圣所,这个地方是人们获得最重大的神秘知识的地方:生命从死亡中产生,希望之光来自于最深的绝望。没法设想可以有别的地方更加适合于保卫城邦的自由——事实确实如此,当雅典人到达伊卢西斯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奇迹出现了。斯巴达人以及所有跟随他们出征的大批军队消失了。据说德马拉托斯嫉妒和自己同为国王的人,怀疑他发动远征的动机,成功地煽动人们反对作战。大部分伯罗奔尼撒地方的盟军在科林斯人的带领下开小差逃走了;而克勒奥墨涅斯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全部军队后,虽然怒不可遏,却不得不放弃侵略计划。雅典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如释重负惊愕不已,只能将这一切看作是众神前来解救了他们——尽管有的人还记得克里斯提尼以前善于运用各种回扣,疑心是否要感谢阿克迈翁家族的金币。
当然,对雅典心怀憎恨的底比斯人不会接受贿赂。这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新型军队迅速掉头北上,面对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克里斯提尼以及每个和他一起致力于改革的人都精神振奋。有一个问题特别需要回答。通常雅典人习惯于在某个大贵族的军队中作战,如今他是否会对全新的、彻底人工的事物产生足够的忠诚;为了他的部落,他是否能够坚守在战场的队列中,掩护来自同一街区的伙伴;他不再为氏族首领作战,而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自由,为雅典自身而战,他能做到这一点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彻底的、成功的肯定。底比斯侵略军被彻底消灭。就在同一天,雅典军队跨过海峡登陆优卑亚岛,强迫卡尔基斯签订屈辱的和平协议,并保证在其原有领土上为4000名雅典人提供一块巨大的殖民地。
雅典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仅在一个领域中,而是在每一个他们试图进入的领域中占有优势,他们生动地证明了平等和自由演说可能产生的作用。从前屈服于僭主之下,他们实现了什么?准确地讲,什么特别的都没有。然而,推翻了僭主统治后,他们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战士。从前像奴隶一样处处受限,他们懒惰而松散;一旦赢得了自己的自由,他们立刻切身体会到正在为自己工作。51
这表明民主制度确实可以有效运作。
雅典人现在可以向全世界高兴地夸耀自己了。回到城邦之后,他们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中,下令建造巨大的胜利纪念物——一座由青铜铸造的驷马战车——并将其安放在卫城大门的正上方。自大的贵族曾经在这里树立了用来炫耀的闪光的个人雕像,现在每个进入城堡的人第一眼看到的不再是任何个人的纪念物,而是这座“全体雅典人民的儿子”52的纪念碑——这是献给全体人民的。雅典的各个地方都见证了民主制的热情,人们大兴土木,到处都是翻新工地上传来的斧凿之声。此前在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庞大庙宇上施工的泥瓦匠现在都来到卫城西侧的山坡上,在这个名叫普尼克斯山(Pnyx)的地方为市民大会开凿岩石,修建一座宏伟会议厅,其规模能够容纳500人同时就座:这是为人们治国修建的第一座合适的建筑物。与此同时,在普尼克斯山和卫城北侧的地方,就在庇西特拉图为自己修建的那座巨大广场上,其他的工人正在系统地清除僭主统治的各种痕迹。进行到中途的宙斯神庙工程就此停止,被用作对荒唐的僭主政治的警示,但是庇西特拉图在城市中心清理出来的大范围公共空间不能轻易废弃——至少新的民主政体中的公民需要一座这样的会场。人们开始用“阿戈拉”称呼这个地方,这个词指每个希腊城邦都拥有的一片供人们自由集会的场地。以前雅典的阿戈拉位于卫城的东北方向,其古老的公共建筑早已湮没无闻,现在这座新建的阿戈拉拥有宽敞的空间和美丽的形态,更能充分体现出人民的尊严,自然成为民主政治最神圣的核心象征。53
人们在城市的中心见缝插针,为两位刺杀僭主的人修建了青铜雕像。哈尔莫迪厄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将宝剑拔出,表情严肃,身躯像英雄一样赤裸着,他们被描绘成雅典城的拯救者和自由的奠基人。鉴于在整个雅典城中并没有别的公共雕像,而且这两座雕像又位于阿戈拉最重要的位置上,实在足够惊人。当然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哈尔莫迪厄斯与阿里斯托格同完全不是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自我,他们杀死希帕库斯的事实是为了情欲而争风吃醋。诚然,如果有某个人值得被作为城邦的解放者而受万人敬仰的话,最合适的人选应当是斯巴达国王——但是雅典人不愿意这么想。因此这一价值转移到刺杀僭主的人物身上。就像历史中每一个革命后的国家一样,克里斯提尼统治时期亟须英雄人物。哈尔莫迪厄斯与阿里斯托格同两人由于流血乃至牺牲让人们心满意足,自然被设想为民主制度的最初殉难者。
这样的宣传攻势有着更加复杂的目的。克里斯提尼非常了解国人:他知道雅典人虽然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革命者,但是骨子里仍然是坚守传统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民主的新特点而感到光荣,反而一再保证这个特点植根于历史。因此克里斯提尼谨慎地确认用最为大胆的实验文饰传统。例如所谓的“部落”完全以古代英雄的名字命名,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是克里斯提尼聪明才智的产物,而像雅典人一样直接产生于大地。甚至连民主制度本身也如建立者所暗示的那样,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实际上是阿提卡人民与生俱来的原始特点,最初是在传说时代中从杀死米诺陶的大英雄提修斯那里继承下来的。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两名刺杀僭主的人物,发现他们原来就是杀死怪兽的英雄,是为了重建雅典民主制度而无私牺牲的爱国者。当然,这一切都是障眼法——但是没什么能够与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伴们做出的贡献相比。然而或许可以盖棺定论,说克里斯提尼虽然是一个从不以谦逊著称的家庭子孙,但就其将自己的成就完全掩盖在重重迷雾之中来看,他的功绩的重要意义必须得到正视。他建立了民主制度,为自己的城邦开拓了未来;同样重要的是,他还虚构了历史。
然而,后来在阿戈拉并没有克里斯提尼的雕像。在国人的情感中,也没有因为他是民主制度建立之父而为其保留特别的地位。实际上,他死后不久,雅典人就开始患上超级健忘症,彻底忘了自己曾经经历过一场革命。[4]对人们来说,新型的政府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植根于阿提卡土壤中的一样,正如克里斯提尼所考虑过的那样,人们对其根源的真实理解逐渐消失。这种悖论真让人百感交集:克里斯提尼彻底遗忘的“错误记忆综合征”最有力地证明了他的完美成功,不仅将自己的国家从内战中拯救出来,而且还为之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在克里斯提尼的同时代人中只有大流士能与之比肩。诚然,在君临天下的波斯统治者和雅典人的人民之友之间似乎不存在相似性,但实际上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预示未来的程度来讲,这两个人不分伯仲。他们都经历流血才获得权力并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和平;他们都驯服了狂暴不安的贵族;他们都通过上述方式为他们的人民创造了全新的未来并决定将其根源隐藏在沉重的过去之中。他们两人最具有预示性的功绩在于,都创造了某种永不停歇、危险但是崭新的事物。
雅典因为处在世界偏远的边缘地带而依旧默默无闻,大流士一如既往地对这座城市视而不见。有关这里发生改革的报道传到了波斯波利斯。公元前507年,就在雅典人紧张地等待着斯巴达人的袭击时,没有任何警报表明希庇亚斯跨过赫勒斯滂向南方的邻邦寻求避难,这是波斯的领土,由萨迪斯大使镇守。管辖这片土地的是万王之王的兄弟,冷酷而精明的阿尔塔费尼斯。当雅典人来到他的宫廷请求和他结盟对抗斯巴达人的时候,阿尔塔费尼斯慷慨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他自然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得到土和水作为例行的礼物。雅典的使者无可奈何,便接受了他的条件。他们返回雅典之后,报告自己屈服于阿尔塔费尼斯的消息,“遭到了严苛地责难”54——这无疑是民主制度产生的自我优越感使然。然而雅典人并没有拒绝与波斯的联盟,也没有表示臣服。安全总比痛苦更好。即便取得了公元前506年的大胜之后,谁能预见克勒奥墨涅斯不会卷土重来呢?拥有针对斯巴达的保障措施总不算是坏事——即便这是以象征性的屈辱为代价换来的。而什么叫作土和水的礼物呢?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算不了什么。
大约无论情况如何,这种假设都会令雅典人感到高兴吧。
以上内容引自-
波斯战火
——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
[英] 汤姆·霍兰 著
于润生 译
中信出版社
天生烝民
在希腊,几乎每个城邦都有一个关于城市建立的古怪传说。并不是只有斯巴达人对自己的起源感到困惑。所有的希腊人一直忧心忡忡地提防着自己的竞争对手,乐于玩弄权术以损害他人,从而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他们在各个城邦中到处宣讲关于自己历史的天方夜谭,有些故事显得比别的更加神奇。例如阿戈斯人,虽然他们和斯巴达人一样都属于多利安人,因而同样能够宣称自己拥有赫拉克勒斯的血脉,但是他们却不是一个愿意和敌对邻邦拥有相同血统并就此善罢甘休的民族。他们在战场上一次次地被斯巴达人打败,与此同时,他们对家系的幻想也变得越发不着边际起来。他们吹嘘一名阿戈斯妇女是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同时也是其他民族的祖先。但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民族不曾与阿戈斯有些许血缘联系——或者这仅仅是阿戈斯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斯巴达人不仅仅依靠这些夸张的吹嘘获得自己的地位。例如泰格亚的市民们,他们几乎没有可以用来炫耀的历史名人,但仍然可以嘲笑周围那些令他们惧怕的暴发户邻国——因为他们不属于多利安人,而是早已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民。在希腊人中间,深远的根系肯定是产生威望的源泉。阿戈斯人不满足于吹嘘自己耀眼的海外关系,他们声明自己同样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而且有史以来即是如此。他们来自多利安人的家系这一说法,此时可能同上述声明形成某些矛盾,因此被愉快地忽视了。希腊人有关创建城市的神话几乎没有什么逻辑性。尤其在伯罗奔尼撒地区,这里有许多互相竞争的传统,各种言论彼此争斗、互相对立,过去的历史常常被任意改编。
显然,终极的目标是占据一个从未被人占领过的完整地区,这个地方一定要完好地保存着自身的习惯,保持自由独立,未遭受侵略。“在我故土上,同一个人种,世代相传,同一个民族,世居此处——正是他们泽被后世,将这片土地保存下来,赐予我们这片永远自由的国土。”1在雅典人的全部历史中,充满了对这种传说不厌其烦的讲述。他们没有关于古代移民或者民族融合的民间传说。相反,他们以一种令其他希腊人极度厌烦的矜持态度,为自己的国土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品质,他们认为赫拉克里德或者多利安人从来没能成功地影响过自己,他们就像生长在阿提卡地区田野中的“小麦和大麦”一样,像“葡萄、橄榄和无花果一样”2,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原住民。
这并不是象征,也不是煞费苦心的谎言。对雅典人来说,这都是简单朴实的真理。当他们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走在阿提卡山丘、平原和峡谷中尘土飞扬的蜿蜒小路上时,他们清楚,就像这里的土地、牛至以及气味浓烈的百里香,像众神钟爱、幽灵游荡的常春花乐园,或者像山坡上灌木丛中偶尔可见的大理石一样,他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这里的传说比其他希腊人所宣称的那些故事显得更加久远,雅典人追溯自己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家系的时候,夸口说自己是神的后人。诚然,如果雅典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作伪,那简直是渎神的行径。但是他们所崇拜的女神,他们的庇护者,也是他们得以获得自己名称的那位女神,正是雅典娜:这位灰色眼睛的战士是艺术领域的女主人,是象征智慧以及贞洁的女神。她出生的不光彩事件不能与其崇高神秘的地位相提并论。没有任何人可以占有她。她的兄长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差一点做到这一步。这位跛足的锻造之神腿脚不便,却拥有无人能比的锻造技术,他被渴望得到自己姐妹的念头迷住,满身汗渍和煤灰的他一瘸一拐地跟随在女神的身后,试图紧紧抱住女神。雅典娜冰冷而轻蔑地将他推到一旁,但是赫菲斯托斯还是激动地战栗着,将精液射到了她的大腿上。女神用一团羊毛擦干净这些东西,将仍然黏糊糊的毛团丢下去,落到了阿提卡地区——这些精液就像湿润的露水,浸润了地母的子宫。从这片肥沃的“盛产谷物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像蛇一样卷曲着尾巴的孩子。雅典娜收养了他,并为他起名为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3她将这个孩子安置在卫城,这是女神自己拥有的“富庶的神庙”,在这里,从这一天开始,“每年的这一天,雅典娜的子孙们都向她奉献公牛和公羊”4。
赫拉克里德几乎编不出这种故事。雅典人将他们城邦的起源归结于一块被丢弃的破抹布的传说上,并对这个神话故事给他们带来的意味深长的重要意义感到满足。几百年过去,这个故事变得愈加完善,但是它的根源非常古老,也反映了一个同样古老的真理。雅典人确实如他们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无论他们的国土是否真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神圣不可侵犯,阿提卡在整个希腊地区确实是气候最好的地方,能够躲避风暴,而墨涅拉俄斯的宫殿和其他许多令人骄傲的都城都在暴风中化成了废墟。在后来的几百年的混乱不明中,阿提卡的各个村社保持着一种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这种感觉在相同的风俗、方言和种族基础上形成。经过黑暗时代之后,他们仍然能够回忆起,无论如何自己从未沦落到无家可归被迫移民的地步,他们始终是“希腊最为古老的居民”5。诚然,直到公元前7世纪为止,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破烂的小村庄,默默无闻地蜷缩在卫城山脚下,这里的人们也并没有认为自己就是雅典人,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6而地势险峻、高大的卫城为阿提卡地区提供了天然的崇拜中心,每个山谷都能够通向这里;阿提卡其他地方的圣所都不具备与这里相比的神圣光辉。长方形的石头建筑如此沉重,显然只有巨人才能够修建起这样的建筑并环绕山顶修建高大的城墙。数不清的遗迹证明这里曾经被许多古代的英雄人物和国王使用过。[1]这里是雅典娜的居所,由于女神的降临而被神圣化,这座山也是本地出生的厄瑞克透斯的坟墓。因此不仅仅是雅典人,阿提卡所有的居民都尊重卫城并认为自己就是从这里的泥土中出生的,这是他们拥有的共同遗产,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心怀忠诚。
这种情形得到了希腊其他地方的一致认同。雅典作为整个阿提卡地区唯一的城市而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别的希腊人看来令人惊讶也显得异常。玻俄提亚是阿提卡附近的一处大小相似的地区,被分割成十多个互相竞争的小国。阿戈斯是伯罗奔尼撒最为富庶的城邦,但仅仅统治了相当于阿提卡地方一半大小的区域。在希腊各派力量中,只有斯巴达控制了一片比雅典所控制的更为广大的土地——但是斯巴达是依靠武力占领并进行控制的。雅典人从来没有试图以强力争取过任何远方的领土。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当斯巴达人正在镇压麦西尼亚,而希腊其他地方的城邦陷入暴力征战的混乱中时,如果阿戈斯或者科林斯的使者到访阿提卡的话,他就会发现这里完全是一潭平静的死水。雅典人不愿卷入当代世界的洪流之中。这影响了希腊其他地区,尤其使得斯巴达危险而创新的军事和政治变革没有在这里发生。雅典人没有进行同样的试验,他们更愿意安享乡土情怀,沉浸于思乡愁绪。即使与最小的爱琴海岛国相比,他们的庙宇也显得狭小而毫无新意,他们的葬礼自觉地保存了古代的习惯,甚至连从前一度引领希腊潮流的陶器样式——全城有1/4的居民从事制陶工作——后来也逐渐恢复了过去的风格。正当其他的希腊人全神贯注于新时代的曙光时,雅典人似乎转身回到了特洛伊时代。7
确实,雅典人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社会结构。阿提卡地方的田野和果园距离雅典大约只有一天的路程,一个人可以以市民身份轻松谋生,而不必沦为农奴,他可以充当佃农,只需向地主缴纳1/6收入。地主们仍然按照英雄时代的传统方式生活,游离于公共事务之外,与同等身份的家族互相联姻,互相举荐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对每个人加以自以为是的轻蔑嘲笑。这就是某些贵族部落排外主义的要求,他们甚至也对普通雅典人最引以为豪的事物嗤之以鼻,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异国外族血脉追溯到特洛伊战争中某位赫赫有名的英雄。有一个家族叫作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声称自己是麦西尼亚国王的后人;另一个菲莱德斯家族声称自己是埃阿斯(Ajax)的子孙,这人是特洛伊战争中最高大的一名战士,是阿提卡海岸以外不远的岛国萨拉米斯的国王。雅典的贵族喜欢给自己加上“世袭贵族”的头衔,意思是“出身高贵”。没有人比希腊贵族更乐于依附于过去。
但是在雅典之外的世界中,造成变革的力量并未轻易被局限住,到公元前600年连世袭贵族们都开始欢迎这种力量了。对那些紧跟潮流的人来说,大同思想保证了随时跟进快速变动的国际局势。带有这种思想的人并不认为自己与最底层的社会成员有任何真切的认同感,而感觉与整个希腊世界中众多思想复杂的人士息息相关。“我只崇拜生活中的美好事物”8,一个严厉而不修边幅的人物说出了这番令人难以想象的言论,但无论如何这并不能让那些信奉“奢侈品就是神祇的明镜”的人为之动容。即使是妇女,如果她拥有足够优雅的品位、黄金首饰、柔软且染色丰富的长袍,就会渴望看到神并与之交谈:“来吧,头戴彩虹王冠的永恒爱情女神啊,如果你过去曾经听到我遥远的呼唤并留心于我,请离开你父的殿堂,乘上你的黄金马车,让你可爱的鸟雀们轻轻地用它们的翅膀举起你,带你从天堂跨过天空降临黑暗的大地。”9祈祷者关于花销靡费的宣言在凡人的眼中确实赏心悦目,还可能令人乐此不疲,而盛大的宴会则会比任何国家更能体现这是一个良好秩序的国度。上层社会的诸多诱惑显得如此精致、处处香气四溢,对那些能够负担此排场的人来说简直是来自仙界的引诱。品位和出身同样成为精英人士的标志。
然而,定义精英的条件也对精英造成了威胁。奢侈品大多数从海外的神秘地方舶来,对奢侈品的热衷不可避免地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人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此前资金完全被投入到贵族的不动产中,现在其流动性则大大增强了。到公元前600年,一项重大革新被引进到伊奥尼亚地区,这就是铸币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这项技术跨过爱琴海开始在希腊本土流行。无疑,贵族阶层的反应是厌恶和惊恐。他们对商人们能够拥有和世袭贵族一样的消费能力感到无比愤怒,他们用更加疯狂的羞辱来回应对方。他们用“卡科”这个词来称呼这些新贵,这个词包含了“出身低贱”、“令人厌恶的人”、“骗子”等含义。而卡科们对此只是耸耸肩膀,继续积累财富。毕竟曾有一位斯巴达人在自己的城邦发生社会变革的日子里指出过:“人只不过代表了自己所赢得的一切的总和。”在这个新的令人困惑的时代里,产生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口号:“如今金币成为造就出身的唯一事物。”因此,丧失了社会地位的贵族们只能撅起嘴巴抱怨:“没什么别的东西值得尊重了。”10
当然,斯巴达人自己曾经经受过这样的阵痛,早已找到补救措施。但对于公元前590年左右的阿提卡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段历史看来必须要重新经历一次。就在拉斯第蒙经历痛苦之后约一百年,希腊全境再次遭受了农业危机。财富市场从未有过如此强的流动性。贫困的贵族们面临失去祖产的威胁,加紧压榨他们的佃户,贵族的痛苦被转移到位于食物链最底层的穷人身上,从大家族的深宅大院转移到赤贫的人群中。债权人丈量抵押来的橄榄园和田地的边界,将预示不幸的石头边界竖立在农村外围。他们也许同样还会标出破产农民墓地的边界。
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其后果就会导致饥荒。与阿提卡南部隔海相望的是一座名叫萨拉米斯的小岛,小岛距离大陆非常近,仿佛触手可及。雅典学者们经过复杂的论证,从古代的史诗中找到证据表明,(也许这只是他们自己认为的,)埃阿斯的古老国家属于雅典所有。这对于梅加拉的公民来说确实是个新闻,因为这座位于雅典和科林斯中间的小城同样声称拥有萨拉米斯的主权,并且早已在岛上殖民。两座城市终于爆发了战争,雅典战败,不得不主动请和。令战败者感到无比难堪的是,他们竟然被梅加拉这个充其量只能算作三等实力的小国打败。雅典人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面临着国内的危机和国外的羞辱,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庞大的负担重压下悲惨地倒下了。雅典内部某些东西已经腐朽。
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鬼魂的身影,似乎是这里将要毁灭的先兆。情况对雅典人来说已经绝望到了极点,由于传说中的吕库古已经做出个人智慧的榜样,怀着对此类智囊人物希腊式的热情,人们开始寻找智者。他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一名候选人。公元前594年,11一名世人公认的贤哲梭伦,(他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希腊人中最有智慧的7人之一,)被任命为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官,并被赋予拯救国家的任务。对他的任命,在一个像雅典这样社会分化严重的城市中,竟然意外地得到一致欢迎。梭伦是一位古代阿提卡国王的血统纯正的后人,同时也涉足商业领域,他还对那些觉察到陷入困境的穷人网开一面。他正是全体选民所要求的最合适人选。
虽然梭伦善于将自己的整顿措施灌输到大众心中,但他不仅仅是徒有虚名的迎合民意之人。他的智慧属于那种特别有力的类型。早在担任执政官一年之前,他就曾经统一希腊人的民意,号召保卫德尔斐,对抗不敬神的城邦克赖瑟吞并神谕所的行径。本土的城市被梅加拉打败激起了他更大的愤怒。他用热情洋溢的诗篇恳请道:“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发吧!为争取这座美丽的岛屿而战,洗刷我们的耻辱!”12现在,作为政府的首脑,他可以比原来身为鼓动者的时候做更多的事情。对梭伦来说,雅典人所面临的农业和军事领域两方面的重大危机显然来自同一个根源:农村的贫困削弱了阿提卡地区的人力储备,农民日益沦为农奴。如果穷人陷入绝望境地,债务将会使他们终生束缚在田间,他们可能铤而走险反抗债务争取自由。梭伦可以像吕库古一样采用精明无情的手段,轻易地将城市中的贫民永久地转化为农奴,以此来应对当下的潮流。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救赎那些人,甚至是那些已经被卖到国外的人,连同“那些几乎已经忘记如何用阿提卡方言讲话的人”,至于被抵押的财产,梭伦下令要求全面减免。人们被派往田间工作,去“挖掘那些埋入地下的界石”13。
显然这些做法会让大多数地主感到愤怒,但是梭伦这时就像一个无私的圣贤一样,坚定地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改革同样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毕竟,如果没有自由农民作为基石,怎会有占领萨拉米斯的希望,怎能令雅典免于社会性的崩溃,又怎样为这座城市赢得与之领土相当的等级?梭伦的确努力将穷人从悲惨境地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也在努力保证富人继续掌握权力。趾高气扬的“世袭贵族”们被说服与“卡科”结成了联盟,穷人们虽然被吸收到公民大会中,但却没有发言的权力。这并不是一次革命性的胜利,相反仅仅是一次通过艰苦努力得到的中间路线。梭伦指出:“虽然他们嫉妒富人们的财产,我只有尽力避免充满仇恨的受压迫者获得权力。站在我的立场上,我用坚固的盾牌来保护阶层分化、互相对立的双方,不让任何一方遭受不公而使对方获利。”14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本能的中间派人士值得夸耀的事。梭伦的口号就是传统的“良治政府”:这是一个关于公正和自然秩序的老生常谈的希腊式梦想,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各安其位,“所有棱角都被打磨光滑,所有欲望都被驯服,所有放肆的行为都得到约束”15。这种理想对于当地的雅典人来说如果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又更当何如呢?梭伦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重组和修复的活动,而非发起全新的政治试验。他以天才的手段将那段为斯巴达人带来荣誉的历史重新加以利用,并说服自己的城邦,告诉他们他为之草拟的法律其实是他们很久以前曾经施行过的。他的立法被公开镌刻在旋转的木头板上,用以向每个阶层的市民宣讲。对于穷人来说,他们得到了自由与反抗滥用强权的法律庇护;对于富人来说,他们得到了管理和控制整个城邦的专属权力。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安排更加公正、自然、符合传统呢?
梭伦在卸任离开雅典开始为期10年的巡行之前,[2]下令要求强行保留自己的立法至少100年的时间。然而,就在梭伦出海之后不久,相似的问题重新冒出了恶劣的苗头。良治政府并不像梭伦离开时衷心希望的那样容易在雅典得以保持。贵族的权力失去了约束,他们重新开始作威作福,如从前一样开始内部争斗。在雅典之外,阿提卡仍然是一盘由众多互相竞争的党徒和部落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虽然争夺萨拉米斯的战争时有胜局,但是战事仍然拖延。尽管梭伦尽过极大的努力,但雅典仍然是希腊的一个弱者。
即便如此,梭伦改革仍然开启了某些重大的事件。由于受到城邦传说的鼓舞,在古风和众神的青睐中,梭伦想当然地认为有权继承一切雅典人声称拥有的事物。看到自己的国人被束缚在祖先出生的土地上,依靠辛苦劳作谋生,他感到非常羞愧,他下令解除他们的枷锁。从这一刻起,雅典人和非雅典人之间就泾渭分明了。显然,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他人的奴役那样激发一个人的自尊心:由于梭伦的努力,如今最为贫穷的农民也可以轻视奴隶,而认为自己同那些最为高贵的“世袭贵族”一样自由。诚然,他不能算一名完全的市民,因为他无权担任公职,也不能在辩论中发言。但是,即便富人们现在仍然独揽全部政治权力,也不能完全不顾穷人们的立场。穷人虽然在市民大会上保持沉默,但是并非没有投票权。“他们手中掌握着选举官员的权力,同样也有权力批评他们的表现——甚至即便忽视了他们拥有的这些特权,他们仍然是比奴隶更高的一个阶层”16。
显然,在贵族无休止的斗争漩涡之中加入了一股令人惊喜的新势力。从今以后,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贵族都要面对一个新挑战:如何与这股势力合理地协商。这显然不是要求他向穷人们叩头求情——这种想法本身就非常可笑。但是即便对“世袭贵族”来说,事情的成败如今也需要举手表决。制革匠人、木匠、农夫、陶工、铁匠……任何一人或者全体都可以来到市民大会上投票,甚至连精英分子们在他们的大厦密室中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忘记如今统治权力在谁的手中。对于这座起源于本地的城邦来说,权力不仅属于“世袭贵族”,也不仅属于富有的人们,而属于全体雅典人市民大会,属于人民——属于“平民”——这样再合适不过了。
还政于民
克里斯提尼本人不会轻易放弃。阿克迈翁家的成员不会陷入对自己的怀疑之中,甚至当他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时,这个僭主最危险的敌人仍然观察情形寻找新的同盟。克里斯提尼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希望看到希庇亚斯灭亡的人。而第二个阴谋家,他在阿克迈翁眼中对于实现主要目标是很有用的,而且比阿克迈翁掌握着更加丰富的资源,但他也对动荡的雅典很感兴趣。确实,早在公元前519年,斯巴达的国王克勒奥墨涅斯第一次向北方地峡拓展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了。当时普拉塔亚人——位于底比斯以南10英里远的一个小国的公民,为了对抗自己强大的邻邦,来到克勒奥墨涅斯面前寻求帮助,国王心怀不轨建议他转向雅典寻求帮助。由于无法抵抗阿谀奉承的引诱,僭主兄弟们最终派兵帮助普拉塔亚人抵抗底比斯,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虽然雅典人赢得了小国普拉塔亚(Plataea)绝对的忠心,但结果却让他们和强大的底比斯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至少从两兄弟的父亲第二次遭到放逐的时候开始,底比斯就一直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外交关系中的中流砥柱,因此整个事件可以看作一次重大的失误,克勒奥墨涅斯暗中开始高兴地摩拳擦掌。
但时隔6年,克里斯提尼能够试探性地说服斯巴达国王公开干预并反对希庇亚斯吗?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不仅同阿戈斯联姻结盟,而且也小心地两面下注,同斯巴达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希庇亚斯被公认为“斯巴达人民之友”。克里斯提尼在求见这位国王之前,必定需要对这个人做充分的了解。他一定知道,这个国王热衷于干涉伯罗奔尼撒地区以外的各国事务,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作风死板的斯巴达国王。克里斯提尼是个巧舌如簧的政客,他确信能让克勒奥墨涅斯相信自己的话:希庇亚斯野心勃勃、自高自大,他同阿戈斯联盟对斯巴达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然而无论克勒奥墨涅斯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多么离经叛道,他也不会针对一位“斯巴达人民之友”发动无缘无故的袭击——至少在缺乏“必需的”依据之前是不会这样做的。然而此刻,左右逢源的克里斯提尼完全能够承担这一使命。不仅因为阿克迈翁是德尔斐当局最喜欢的人物,而且因为公元前548年大火之后,这个家族慷慨的赠予使德尔斐能够体面地重新修复神谕所。经过几代人的赞助之后,现在到了回报的时候。斯巴达人将神谕当成政策咨询的暗示和永恒不变的回答。无论他们向阿波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永远会得到同样的答案:“他们的职责就是解放雅典”40。当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带回斯巴达的时候,人们错愕万分。或许只有克勒奥墨涅斯不会像大众这样惊慌担心,因为他得到了克里斯提尼提前泄露的消息。
像斯巴达这样虔诚的民族不会有任何别的疑问,尽管对这个命令感到无比困惑,他们也不会忽视阿波罗的命令。“虽然佩西斯特拉提达伊是斯巴达人的好朋友,但是当人类的关系与神灵的意志相违背的时候,又算得了什么呢?”41如果说对雅典发动的第一次远征也许还反映出斯巴达人对自己的无理举动感到心理上的持续不安,那么这次行动则非常低调,人员配备有些不足,希庇亚斯轻易地击退了它。这一次完全置他们的声望于千钧一发的地步,其军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克勒奥墨涅斯亲自带领之下,公元前510年的夏天,斯巴达军队跨越地峡进军到阿提卡地区。这一次,几乎轻而易举地将希庇亚斯的势力彻底推翻。这位僭主逃回雅典之后,立即被克勒奥墨涅斯包围起来,他便与自己的家人一起躲藏在卫城中。与此同时,斯巴达军队封锁了所有可能的通道,他们这样小心是为了严防希庇亚斯将自己的孩子偷偷从城中送往安全的地方,在这样的严防死守中,这些孩子全部落入了斯巴达人的手中。孩子们的父亲绝望地祈求饶命,他被下达了严厉的最后通牒:马上离开阿提卡地区。希庇亚斯被突如其来的覆灭吓得目瞪口呆,除了接受这些痛苦的条款之外别无选择。在离开这座统治了如此长时间的城市时,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对于每位僭主来说,流放只不过是一次职业冒险而已——这一点已经被他的父亲充分证明过,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他卷土重来。一句话,僭主政治结束了。雅典在未曾意料的情况下,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呢?为雅典重新获得自由而战的两个人在这一点上产生了意见分歧。无论克里斯提尼在流亡中曾经对克勒奥墨涅斯做出过何种保证,如今他丝毫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成为斯巴达的附庸。与此同时,克勒奥墨涅斯曾经为了一场非法的战争而让斯巴达人冒生命危险,现在渴望得到对自己投资的回报。即便不能得到一个积极屈从于自己的政权,他也希望至少雅典在党派纷争之中衰弱下去,不再成为斯巴达的威胁。很快,两个同谋之间的密切关系瓦解了。在随后的明争暗斗之中,似乎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克勒奥墨涅斯的方向发展。当然,世袭贵族对克里斯提尼的怀疑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虽然僭主统治的影响已经被铲除,但是还有很多贵族渴望回到过去联手反对阿克迈翁家族的美好时光之中。反对克里斯提尼的力量开始聚集在一个名叫艾萨戈拉斯(Isagoras)的贵族身边,此人是“僭主们的故交”42——在这个身份的影响下,他于公元前508年的时候被选举为执政官。如今,克勒奥墨涅斯彻底地与从前的合作伙伴决裂,并在斯巴达公开表示完全赞同这一选举结果。艾萨戈拉斯把斯巴达国王的支持看得至关重要,迫切希望得到这样的支持,人们甚至谣传他用自己的妻子贿赂克勒奥墨涅斯。
虽然克里斯提尼在当时以手段卑劣著称,但还未曾下作到如此地步。他善于各种欺诈诡计,但只不过是抓住对手宣传中的破绽加以利用而已。他决心不让雅典沦为斯巴达的附庸国;但却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战争中艾萨戈拉斯已经占得先机。很少有雅典人承认自己的城邦性质已经永远改变。以前被僭主控制的权威已经在精英分子重新将权力紧紧占据的情况下化为乌有。僭主本身也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很难准确地说权力会落入何人之手。各大家族,包括阿克迈翁和菲莱德斯在内,还会拥有私人的基础吗?或许如此,但是,自从回到雅典以来,克里斯提尼的个人经历已经表明,这个遭到流放以及通敌恶名削弱之后最大的世袭贵族,他们的威望已经严重透支。面对艾萨戈拉斯的步步紧逼,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富有而高贵的精英家族中寻找一派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而是转向权力的根本源泉。克里斯提尼在市民大会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提出了一项革命性的建议。43正像从前希庇亚斯、庇西特拉图甚至梭伦常常说的那样,如果人民真正实行统治权的话,那就让他们对相应的城邦拥有权威,应该让他们对政策进行讨论、投票表决、贯彻实施,不必考虑阶层和财富的区别。将权力(Kratos)投放到人民(Demos)之中。简言之,就是要让雅典成为一个民主政体(demokratia)44。
这个计划实在惊人且极其大胆,这完全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对手们不知所措,报之以强烈的反对和不信任。而克里斯提尼的提议毫无疑问“赢得了人们全心全意的支持”45,在艾萨戈拉斯及其追随者看来,这即使同阿克迈翁从前的那些花招相比,也完全是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玩世不恭的做法。然而,真相让贵族们更加不安。克里斯提尼的措施得以实施,目标迅速推进、构思清晰明确,丝毫不像一个人在困境中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相反,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进行了精心构思。在遭到流放的痛苦时期,克里斯提尼并不缺少机会反思贵族们的各种野心,自己和其他世袭贵族们的种种借口带来的只有内部纷争和僭主的羞辱。雅典衰弱了,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那么还有希望治理这一切吗?克里斯提尼和他的盟友们认识到只有一条道路可循。那就是打破目前的模式,不仅要限制精英分子的野心,同样也要限制所有雅典人的野心,用他们的力量为雅典创造一个至少能够充分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未来。这是伟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奋力一搏,克里斯提尼为之押上了自己的全部筹码。
只可惜,这个决心突然造成了他的失败。公元前507年初夏,斯巴达派来传令官,根据一条古老的诅咒下令驱逐阿克迈翁家族。显然,在这两个过去的合伙人之间的猫鼠游戏中,克勒奥墨涅斯还有很多可以使用的招数。克里斯提尼由于惧怕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立刻掉头逃跑。克勒奥墨涅斯随后带领一小队贴身侍卫轻松地进入城市。他冒险命令进一步清除反斯巴达分子,总计多达700个家族。随后他招摇过市登上卫城,并坐下向艾萨戈拉斯口授一部新的法律。在这部新法中自然不会有任何有关民主的胡言乱语。而艾萨戈拉斯自然也像将自己的妻子献给克勒奥墨涅斯一样,将雅典献给了斯巴达。
就在国王和卖国贼两人暗中密谋的时候,他们脚下的街道中隐隐传出不祥的剧烈声响:这是骚乱的声音。克勒奥墨涅斯从城墙上面向下望去,看到的是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卫城的山门之前,将他及其士兵围困在山头。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必须要缓和人群的情绪。谁是这次骚乱的主导者?克里斯提尼已经被放逐在外,他的党羽同样遭到了驱逐。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令人不快的事实逐渐显露出真相。这完全是雅典人民自发的事件,他们被克勒奥墨涅斯的放肆和艾萨戈拉斯的叛国事件所激怒,同时举义捍卫自己应得的自由——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安抚的情绪。围困持续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克勒奥墨涅斯“已经饥饿、肮脏、邋遢至极”46。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斯巴达人不得不被屈辱地护送到境外,而艾萨戈拉斯也通过某种方式逃出了城邦,流亡到了国外。在革命的烽火和流血之中,民主终于赢得了未来,成功经受了第一次扑杀的考验。
克里斯提尼在获得这个消息之后,立刻以胜利者的姿态赶回。人人都清楚,这次胜利并不属于他一个人。即使当初反对他的最顽固分子如今也承认,已经不能从他向雅典人民承诺的改革计划中再做任何的后退了,因为自从包围卫城打败了克勒奥墨涅斯之后,这已经成为他们每个人的责任了。诚然,私刑处死艾萨戈拉斯党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即使上层阶级也会觉察到克里斯提尼对这个场面有些许轻松的感觉。接受他及其计划周密的改革建议,总比再次发生街巷中的流血事件或者世袭贵族的尸体悬挂在卫城山上并在酷暑中慢慢腐烂要强得多。
因此在意义重大的公元前507年,克里斯提尼一名来自阿克迈翁家族的亲戚平稳地从艾萨戈拉斯那里接替了执政官的职位,重新将雅典改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与此同时,“良治政府”这个包括吕库古和梭伦在内的无数希腊古代改革者奉为圭臬的口号,已经被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事们巧妙且激进地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口号——平等(isonomia)联系起来了。人们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在参与国家管理中完全平等,从此以后这成为雅典的理想,但是实际上有些公民比别人拥有更多的平等机会,例如,只有上层阶级的成员能够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虽然某些旧秩序的残余在民主大潮中保留下来,但更多的则被永远淹没了,梭伦也几乎无法识别这样的场面。雅典成为一个新的城市,在这里,无论贫穷的市民还是未受到教育的市民都有公开发表演说的权利;47人们不仅在贵族封闭的阔绰沙龙里讨论政策,而且在公开的市民大会上讨论,在“木匠、铁匠、皮匠、商人、船主、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面前共同”讨论;48在所有雅典市民共同投票之前,没有任何措施能够实施,没有任何法规可以通过。这是历史上的一次高贵试验,公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参与并控制国家事务。在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不会再有一次与此相同的事件发生了。
这对于克里斯提尼和所有的支持者来说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次雅典革命的支持者并不会被眼前与穷人的亲密关系的假象所迷惑,他们会坚定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要让雅典贵族在城邦的强盛过程中获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及其以后的庞大计划,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清楚地知道,时机对自己不利。此时不仅克勒奥墨涅斯“认为雅典人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甚为无礼”49,时刻伺机报复,而且克里斯提尼还害怕希庇亚斯以及艾萨戈拉斯等人阴谋复辟,这会让这座城邦陷入党派纷争的内耗之中。大家族之间的内讧曾经将雅典推向毁灭的边缘,这种做法后果十分严重,不能再次发生——现在连大家族们也勉强接受了这样的分析。
但是怎样中和这一局面呢?克里斯提尼的解决方案既清晰明了又充满挑战:严禁以对家族、邻里或地方氏族首领的认同压制市民。因为这些特点几乎是阿提卡地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若要实施这一计划,必须有特别的才能和精细的考虑。克里斯提尼依照古代的城镇、庄园和农庄的布局,将整个乡村划分为150个彼此独立的地区。根据这些“迪姆(镇区)”的划分,新的民主政治中的市民们从此不再从属于各个家族,拥有自己的第二个名字(姓氏),这也表示了他们的公民身份。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当他达到法定年龄,就成为克里斯提尼改革中一个从属于某个镇区的雅典公民。这同样适用于高贵的世袭贵族和低贱的农夫:作为同一镇区中的成员,他们拥有相同的姓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世袭贵族都对这项发明感到欢欣鼓舞。尤其是那些拥有庄园或者农庄的人从此要在姓名之后加上镇区的名称,这显然令他们非常不满。例如布塔德家族已经难以忍受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平民分享相同的姓氏,于是明确地给自己起了个新姓名:真正的布塔德。50
但是他们必须谨慎行事。如果对自己同一镇区的人表示太过明显的轻视,即便真正的布塔德家族也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克里斯提尼以其惯有的先发制人的手段颁布命令,镇区成员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前往雅典并向市民大会提出议程。称职的贵族人士难道不会对这份美差趋之若鹜吗?一方面克里斯提尼鼓励世袭贵族不要在小圈子中生闷气,另一方面,他还要警惕相反的危险:提防有些野心勃勃的贵族利用镇区代表身份作为僭主统治的跳板。面对这样的危险,民主政治的建立者利用其惯有的深思远虑以及将各种接触到的事情变复杂的坏习惯,做了大量督察和平衡的安排。虽然已经将阿提卡地区分割为许多小的镇区,他还做了进一步的安排和修饰。这些镇区被组成“1/3部落”,正如其名所示,每一个1/3部落同其他两个1/3部落合成一个部落。组成一个部落的各个“1/3部落”来自于阿提卡的各个角落——例如其中之一来自于山区,另一个则来自于海岸,第三个则来自于雅典附近——共有10个这样的部落,都不可避免地与古代的根源纠结在一起。不同于远古氏族的简朴特点,雅典人如今能够更加细致而主动地改变自己的情感倾向。由部落、1/3部落、镇区组成了一个令交游最广的贵族也难以把握的复杂体系。
毕竟以前从未有人试图建立民主政体,无人知道实际中它是否能够合理运转。雅典的邻国将这一改革的过程看作不断增加的警告,他们不能承受这样的失败,尤其是克勒奥墨涅斯特别害怕情况的恶化。克里斯提尼及其助手一方面努力推进改革进程,一方面警惕地关注斯巴达人,而斯巴达国王也在密谋反对改革的同时担心着自己在与时间赛跑的比赛中失败。民主改革虽然复杂得惊人,但也向克勒奥墨涅斯显示出其潜力。民主的雅典公民不再陷于内部分裂,反而最后能够在邻国的面前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阿提卡的辽阔疆域给他们提供了惊人的潜力。几百年来在军事上一直弱小的雅典,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最让克勒奥墨涅斯感到受伤的是,自己因为放逐了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而有效地充当了雅典人群氓统治的助产妇。他清楚地知道有很多国人怨恨自己在外交政策中先发制人的做法,已经在街巷之中暗中议论反对他,抱怨他在雅典多管闲事带来灾难。只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强大到能够公开挑战他的地步。执法长老们暂时不愿触怒他,与他共同担任国王的德马拉托斯就是当年那个被海伦的幽灵赐予美貌的普通姑娘的儿子,现在完全被他控制着,然而任由雅典人肆意羞辱,时间越长对他的威信造成的损害就越严重,因此也必须做更加严密的防守。在准备反对克里斯提尼、进行最后一击的同时,他不能冒任何风险带领几名亲兵突入阿提卡。公元前506年夏天,他和德马拉托斯一同率领军队跨过了地峡,随军出发的还有艾萨戈拉斯,两名国王不仅带领了由本国士兵组成的军队,而且还从整个伯罗奔尼撒地方招募临时队伍。他们还有别的同盟者。底比斯人仍然记恨雅典和普拉塔亚结盟,欣然加入了侵略的队伍,从西方开进。与此同时,卡尔基斯(Chalcis)城邦派出一支军队,从阿提卡北侧狭长的岛屿优卑亚(Euboea)跨过海峡成为第三支侵略军,这显然是一次密谋已久的联合袭击。克勒奥墨涅斯干得非常漂亮。如今雅典被层层包围,民主政治的婴儿似乎一定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雅典人决定首先面对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于是向东南方向迎战两名斯巴达国王,他们似乎在眼前的道路上发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预兆。通常每年9月雅典人的队伍都会通过一条大道,头戴桃金娘花冠、身穿白袍、边走边高呼“伊阿科斯”来表达喜悦和胜利。但是目前这条道路并非普通的大道,而被称为“圣路”——因为从雅典沿着这条道路向南17英里就可到达位于伊卢西斯(Eleusis)的圣所,这个地方是人们获得最重大的神秘知识的地方:生命从死亡中产生,希望之光来自于最深的绝望。没法设想可以有别的地方更加适合于保卫城邦的自由——事实确实如此,当雅典人到达伊卢西斯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奇迹出现了。斯巴达人以及所有跟随他们出征的大批军队消失了。据说德马拉托斯嫉妒和自己同为国王的人,怀疑他发动远征的动机,成功地煽动人们反对作战。大部分伯罗奔尼撒地方的盟军在科林斯人的带领下开小差逃走了;而克勒奥墨涅斯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全部军队后,虽然怒不可遏,却不得不放弃侵略计划。雅典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如释重负惊愕不已,只能将这一切看作是众神前来解救了他们——尽管有的人还记得克里斯提尼以前善于运用各种回扣,疑心是否要感谢阿克迈翁家族的金币。
当然,对雅典心怀憎恨的底比斯人不会接受贿赂。这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新型军队迅速掉头北上,面对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克里斯提尼以及每个和他一起致力于改革的人都精神振奋。有一个问题特别需要回答。通常雅典人习惯于在某个大贵族的军队中作战,如今他是否会对全新的、彻底人工的事物产生足够的忠诚;为了他的部落,他是否能够坚守在战场的队列中,掩护来自同一街区的伙伴;他不再为氏族首领作战,而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自由,为雅典自身而战,他能做到这一点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彻底的、成功的肯定。底比斯侵略军被彻底消灭。就在同一天,雅典军队跨过海峡登陆优卑亚岛,强迫卡尔基斯签订屈辱的和平协议,并保证在其原有领土上为4000名雅典人提供一块巨大的殖民地。
雅典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仅在一个领域中,而是在每一个他们试图进入的领域中占有优势,他们生动地证明了平等和自由演说可能产生的作用。从前屈服于僭主之下,他们实现了什么?准确地讲,什么特别的都没有。然而,推翻了僭主统治后,他们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战士。从前像奴隶一样处处受限,他们懒惰而松散;一旦赢得了自己的自由,他们立刻切身体会到正在为自己工作。51
这表明民主制度确实可以有效运作。
雅典人现在可以向全世界高兴地夸耀自己了。回到城邦之后,他们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中,下令建造巨大的胜利纪念物——一座由青铜铸造的驷马战车——并将其安放在卫城大门的正上方。自大的贵族曾经在这里树立了用来炫耀的闪光的个人雕像,现在每个进入城堡的人第一眼看到的不再是任何个人的纪念物,而是这座“全体雅典人民的儿子”52的纪念碑——这是献给全体人民的。雅典的各个地方都见证了民主制的热情,人们大兴土木,到处都是翻新工地上传来的斧凿之声。此前在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庞大庙宇上施工的泥瓦匠现在都来到卫城西侧的山坡上,在这个名叫普尼克斯山(Pnyx)的地方为市民大会开凿岩石,修建一座宏伟会议厅,其规模能够容纳500人同时就座:这是为人们治国修建的第一座合适的建筑物。与此同时,在普尼克斯山和卫城北侧的地方,就在庇西特拉图为自己修建的那座巨大广场上,其他的工人正在系统地清除僭主统治的各种痕迹。进行到中途的宙斯神庙工程就此停止,被用作对荒唐的僭主政治的警示,但是庇西特拉图在城市中心清理出来的大范围公共空间不能轻易废弃——至少新的民主政体中的公民需要一座这样的会场。人们开始用“阿戈拉”称呼这个地方,这个词指每个希腊城邦都拥有的一片供人们自由集会的场地。以前雅典的阿戈拉位于卫城的东北方向,其古老的公共建筑早已湮没无闻,现在这座新建的阿戈拉拥有宽敞的空间和美丽的形态,更能充分体现出人民的尊严,自然成为民主政治最神圣的核心象征。53
人们在城市的中心见缝插针,为两位刺杀僭主的人修建了青铜雕像。哈尔莫迪厄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将宝剑拔出,表情严肃,身躯像英雄一样赤裸着,他们被描绘成雅典城的拯救者和自由的奠基人。鉴于在整个雅典城中并没有别的公共雕像,而且这两座雕像又位于阿戈拉最重要的位置上,实在足够惊人。当然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哈尔莫迪厄斯与阿里斯托格同完全不是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自我,他们杀死希帕库斯的事实是为了情欲而争风吃醋。诚然,如果有某个人值得被作为城邦的解放者而受万人敬仰的话,最合适的人选应当是斯巴达国王——但是雅典人不愿意这么想。因此这一价值转移到刺杀僭主的人物身上。就像历史中每一个革命后的国家一样,克里斯提尼统治时期亟须英雄人物。哈尔莫迪厄斯与阿里斯托格同两人由于流血乃至牺牲让人们心满意足,自然被设想为民主制度的最初殉难者。
这样的宣传攻势有着更加复杂的目的。克里斯提尼非常了解国人:他知道雅典人虽然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革命者,但是骨子里仍然是坚守传统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民主的新特点而感到光荣,反而一再保证这个特点植根于历史。因此克里斯提尼谨慎地确认用最为大胆的实验文饰传统。例如所谓的“部落”完全以古代英雄的名字命名,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是克里斯提尼聪明才智的产物,而像雅典人一样直接产生于大地。甚至连民主制度本身也如建立者所暗示的那样,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实际上是阿提卡人民与生俱来的原始特点,最初是在传说时代中从杀死米诺陶的大英雄提修斯那里继承下来的。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两名刺杀僭主的人物,发现他们原来就是杀死怪兽的英雄,是为了重建雅典民主制度而无私牺牲的爱国者。当然,这一切都是障眼法——但是没什么能够与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伴们做出的贡献相比。然而或许可以盖棺定论,说克里斯提尼虽然是一个从不以谦逊著称的家庭子孙,但就其将自己的成就完全掩盖在重重迷雾之中来看,他的功绩的重要意义必须得到正视。他建立了民主制度,为自己的城邦开拓了未来;同样重要的是,他还虚构了历史。
然而,后来在阿戈拉并没有克里斯提尼的雕像。在国人的情感中,也没有因为他是民主制度建立之父而为其保留特别的地位。实际上,他死后不久,雅典人就开始患上超级健忘症,彻底忘了自己曾经经历过一场革命。[4]对人们来说,新型的政府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植根于阿提卡土壤中的一样,正如克里斯提尼所考虑过的那样,人们对其根源的真实理解逐渐消失。这种悖论真让人百感交集:克里斯提尼彻底遗忘的“错误记忆综合征”最有力地证明了他的完美成功,不仅将自己的国家从内战中拯救出来,而且还为之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在克里斯提尼的同时代人中只有大流士能与之比肩。诚然,在君临天下的波斯统治者和雅典人的人民之友之间似乎不存在相似性,但实际上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预示未来的程度来讲,这两个人不分伯仲。他们都经历流血才获得权力并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和平;他们都驯服了狂暴不安的贵族;他们都通过上述方式为他们的人民创造了全新的未来并决定将其根源隐藏在沉重的过去之中。他们两人最具有预示性的功绩在于,都创造了某种永不停歇、危险但是崭新的事物。
雅典因为处在世界偏远的边缘地带而依旧默默无闻,大流士一如既往地对这座城市视而不见。有关这里发生改革的报道传到了波斯波利斯。公元前507年,就在雅典人紧张地等待着斯巴达人的袭击时,没有任何警报表明希庇亚斯跨过赫勒斯滂向南方的邻邦寻求避难,这是波斯的领土,由萨迪斯大使镇守。管辖这片土地的是万王之王的兄弟,冷酷而精明的阿尔塔费尼斯。当雅典人来到他的宫廷请求和他结盟对抗斯巴达人的时候,阿尔塔费尼斯慷慨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他自然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得到土和水作为例行的礼物。雅典的使者无可奈何,便接受了他的条件。他们返回雅典之后,报告自己屈服于阿尔塔费尼斯的消息,“遭到了严苛地责难”54——这无疑是民主制度产生的自我优越感使然。然而雅典人并没有拒绝与波斯的联盟,也没有表示臣服。安全总比痛苦更好。即便取得了公元前506年的大胜之后,谁能预见克勒奥墨涅斯不会卷土重来呢?拥有针对斯巴达的保障措施总不算是坏事——即便这是以象征性的屈辱为代价换来的。而什么叫作土和水的礼物呢?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算不了什么。
大约无论情况如何,这种假设都会令雅典人感到高兴吧。
以上内容引自-
波斯战火
——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
[英] 汤姆·霍兰 著
于润生 译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