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 田横之岛
田橫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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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因中研院吳介民先生的論文〈中國因素與兩岸公民社會對話〉，筆者才認識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的鉅著《民主的轉型與鞏固》（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兩位學者強調國家是民主的必要條件（without a state, no modern democracy is possible）。並舉香港為例，點明世上從沒有專制國家允許治下有民主地區：
We will develop this argument via an excursus on Hong Kong. The basic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1984 accords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prerogative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til the latter becomes democratic or cedes independenc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cannot become a democracy, despite the growing scope and strength of democratic movements there.
The initial 1984 formulat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e agreement promising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xisting legal,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of Hong Kong for fifty years from July 1,1997, illustrate very well the limits of democratization without statehood. If we substitute the expression “one country” by “one state,”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decision about what kind of political system should prevail is ultimately in the hands of that state. The Peoples Republic, for its own reasons, particularly its plans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Macao and above all Taiwan with the PRC, might be willing to grant more or less autonomy and self-government to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Hong Kong. But that decision will ultimately be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兩人成書於 1996 年。係 1996 年！1996 年！所以他們拿當年炙手可熱的香港為例子。筆者重看這一章節不知凡幾。原來廿多年前，主權尚未移交，香港的命運早就有人知曉。他們憑知識寫下預言，解釋香港注定沒有民主。
香港在 97 年錯恨難返，民主運動從此陷於兩難困局，脫困無從。如欲成全香港的民主，背後需要哪一個國家？民主中國抑或獨立香港？兩條都是蜀道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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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共易鼎的最後一刻，陳寅恪本來與胡適一行人，一起坐上由北京開往上海的專機，豈知陳先生卻沒有隨之乘坐由上海飛往台灣的航班，轉而南下，「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這決定不但影響了陳氏一家命運，也影響了中國史學發展，數十年來學界依然為這宗「千古公案」聚訟不已。
余英時先生是繼陳先生後舊學根抵可望背項的第一人。是故唯有余先生能夠抉微索隱，披露陳詩的典故，解釋他何以「平生所學供埋骨，歲晚為詩欠斫頭」。
陳先生一如當代志士仁人，對所有一黨專政皆無好感。他對國民黨不存任何幻想；亦不對共產黨抱任何希望（相傳王國維是中國首個讀康德德文原文的人；而陳先生就是中國首個讀資本論德文原文的人）。余先生從詩文得出陳先生蟄居嶺南，既避舊朝制肘，亦避新朝羅網，以為偏居一隅可望帝力於我何干。
然而陳先生始終太小覤共產黨。畢竟他是「偽中研院」院士，名滿天下。新朝執意招安，要他投誠表忠，他為保晚節推辭不就，招致生不如死的磨難。余先生反覆推敲其詩文，剔出其中底蘊：晚年陳先生思忖國共鼎革猶如明清嬗蛻，深悔不聽太太規勸赴台避秦，貽恨終生。因此自喻為進退失據的錢謙益；賢妻則堪比守節不奪的柳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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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筆者覺得陳先生的晚年心境，有一點近似 97 前後的香港人。香港人既不能（陳先生是不想）託庇於舊主，又自知不見待於新君，無可奈何化為一廂情願，一度以為接受現實就可相安無事，得保全身，結果善意淪為天真。「領略新涼驚骨透，流傳故事總魂銷。 人間自誤佳期了，更有佳期莫怨遙。」
分別在於陳先生拚盡餘生保全晚節，而香港人則各有選擇，生死未知。
以陳先生才識之高，尚且一時「入彀」（他的說法），所以因善良而天真可說情有可原。但當陳先生的遭遇在前，香港人的遭遇在後，依然執迷不悟，就是昧於歷史。
台灣兼具天時地利人和，邀天之眷，才有天險可守；香港失在地利，落得如斯田地。無論您心懷的是「中華民國」抑或「台灣」，都應該好好珍惜這個國家，沒有這個得來不易的「田橫之島」，就沒有民主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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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要說兩個姓傅的人。傅斯年先生之所以猝逝，乃因他臨終前遭一本省議員抨擊，指控臺大接受太多陸生。傅改革了臺大舊制，一律以成績招生，他為改革辯護，已因應日治時代台生多學日文，中文成績要求比陸生低十分，兼之另設獎學金照顧貧苦學生，說罷心臟病發離世。
另一個人叫傅正，他也是外省人，因為敬仰雷震而加入《自由中國》，與雷震一同被捕，大難不死。出獄後參與創辦《美麗島》和反對黨。
他說過：「我在台灣所追求的，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乃至以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還是民主。」
那個反對黨叫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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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註：「歸骨於田橫之島」乃 49 年傅斯年抵台之初的題字，不意一語成讖，捐身成仁。
圖註：攝於 2020-01-01 香港，銅鑼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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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因中研院吳介民先生的論文〈中國因素與兩岸公民社會對話〉，筆者才認識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的鉅著《民主的轉型與鞏固》（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兩位學者強調國家是民主的必要條件（without a state, no modern democracy is possible）。並舉香港為例，點明世上從沒有專制國家允許治下有民主地區：
We will develop this argument via an excursus on Hong Kong. The basic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1984 accords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prerogative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til the latter becomes democratic or cedes independenc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cannot become a democracy, despite the growing scope and strength of democratic movements there.
The initial 1984 formulat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e agreement promising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xisting legal,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of Hong Kong for fifty years from July 1,1997, illustrate very well the limits of democratization without statehood. If we substitute the expression “one country” by “one state,”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decision about what kind of political system should prevail is ultimately in the hands of that state. The Peoples Republic, for its own reasons, particularly its plans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Macao and above all Taiwan with the PRC, might be willing to grant more or less autonomy and self-government to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Hong Kong. But that decision will ultimately be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兩人成書於 1996 年。係 1996 年！1996 年！所以他們拿當年炙手可熱的香港為例子。筆者重看這一章節不知凡幾。原來廿多年前，主權尚未移交，香港的命運早就有人知曉。他們憑知識寫下預言，解釋香港注定沒有民主。
香港在 97 年錯恨難返，民主運動從此陷於兩難困局，脫困無從。如欲成全香港的民主，背後需要哪一個國家？民主中國抑或獨立香港？兩條都是蜀道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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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共易鼎的最後一刻，陳寅恪本來與胡適一行人，一起坐上由北京開往上海的專機，豈知陳先生卻沒有隨之乘坐由上海飛往台灣的航班，轉而南下，「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這決定不但影響了陳氏一家命運，也影響了中國史學發展，數十年來學界依然為這宗「千古公案」聚訟不已。
余英時先生是繼陳先生後舊學根抵可望背項的第一人。是故唯有余先生能夠抉微索隱，披露陳詩的典故，解釋他何以「平生所學供埋骨，歲晚為詩欠斫頭」。
陳先生一如當代志士仁人，對所有一黨專政皆無好感。他對國民黨不存任何幻想；亦不對共產黨抱任何希望（相傳王國維是中國首個讀康德德文原文的人；而陳先生就是中國首個讀資本論德文原文的人）。余先生從詩文得出陳先生蟄居嶺南，既避舊朝制肘，亦避新朝羅網，以為偏居一隅可望帝力於我何干。
然而陳先生始終太小覤共產黨。畢竟他是「偽中研院」院士，名滿天下。新朝執意招安，要他投誠表忠，他為保晚節推辭不就，招致生不如死的磨難。余先生反覆推敲其詩文，剔出其中底蘊：晚年陳先生思忖國共鼎革猶如明清嬗蛻，深悔不聽太太規勸赴台避秦，貽恨終生。因此自喻為進退失據的錢謙益；賢妻則堪比守節不奪的柳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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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筆者覺得陳先生的晚年心境，有一點近似 97 前後的香港人。香港人既不能（陳先生是不想）託庇於舊主，又自知不見待於新君，無可奈何化為一廂情願，一度以為接受現實就可相安無事，得保全身，結果善意淪為天真。「領略新涼驚骨透，流傳故事總魂銷。 人間自誤佳期了，更有佳期莫怨遙。」
分別在於陳先生拚盡餘生保全晚節，而香港人則各有選擇，生死未知。
以陳先生才識之高，尚且一時「入彀」（他的說法），所以因善良而天真可說情有可原。但當陳先生的遭遇在前，香港人的遭遇在後，依然執迷不悟，就是昧於歷史。
台灣兼具天時地利人和，邀天之眷，才有天險可守；香港失在地利，落得如斯田地。無論您心懷的是「中華民國」抑或「台灣」，都應該好好珍惜這個國家，沒有這個得來不易的「田橫之島」，就沒有民主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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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要說兩個姓傅的人。傅斯年先生之所以猝逝，乃因他臨終前遭一本省議員抨擊，指控臺大接受太多陸生。傅改革了臺大舊制，一律以成績招生，他為改革辯護，已因應日治時代台生多學日文，中文成績要求比陸生低十分，兼之另設獎學金照顧貧苦學生，說罷心臟病發離世。
另一個人叫傅正，他也是外省人，因為敬仰雷震而加入《自由中國》，與雷震一同被捕，大難不死。出獄後參與創辦《美麗島》和反對黨。
他說過：「我在台灣所追求的，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乃至以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還是民主。」
那個反對黨叫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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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註：「歸骨於田橫之島」乃 49 年傅斯年抵台之初的題字，不意一語成讖，捐身成仁。
圖註：攝於 2020-01-01 香港，銅鑼灣
16 个评论
提到吳介民老師跟傅正前輩
私心必須推
私心必須推
那个年代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大抵上家境都不错，能接触到的人也是温良恭勤俭让为多，日本占领期间，日本军官对陈也是礼让，极尽拉拢。他哪里知道，从延安方向杀来的共产党是一团烂泥，真的没有出路的人，不能自立根生的人才会去那种鬼地方，一群对世界抱有强烈怨恨的人，怎么能指望他们所做的承诺呢？
>> 那个年代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大抵上家境都不错，能接触到的人也是温良恭勤俭让为多，日本占领期间，日本...
日本人对陈客气，陈坚决反日，从日占区逃到桂林
中共对陈不客气，陈却无力反共了...
所以对付中国知识分子，还是焚书坑儒最为有效
陳寅恪是有才學的，人格比錢謙益好，但還是跳不出要做大一統的真儒悲劇，但大陸文化界暗無天日的歷史裡面也不缺他一個孤例，很多真有水平的知識分子都為大一統的信仰而最後飛蛾撲火，根本就不勝枚舉，香港那些繼承了走難下去的民國知識分子道統的，即使已經穿上西裝的泛民也是如此。
>> 日本人对陈客气，陈坚决反日，从日占区逃到桂林中共对陈不客气，陈却无力反共了...所以对付中国知...
属于是比钱学森还德匹下了，钱学森你好歹还能怪什么麦卡锡
陳寅恪不喜歡國民黨
去香港觀望都好
之後再決定也好
怎麼會天真到留下
去香港觀望都好
之後再決定也好
怎麼會天真到留下
>> 说的好像中共改制后的大学不是共匪机关似的事业编不是编是吧，一定要行政编才行？
畢竟當時民國遺留以為能苟活的同事還沒死光，他除了教書之外還直接絕食嗎？當然他其實在45年就全瞎了，在共匪政府時期也是純粹在學校一段時間蹭飯吃，卻一直為了自己喜好而口述寫作，沒真正教什麼書，晚年和豐子愷一樣都是跟死神賽跑在完成自己的絕筆作品。
>> 陳寅恪是有才學的，人格比錢謙益好，但還是跳不出要做大一統的真儒悲劇，但大陸文化界暗無天日的歷史...
陈老的问题不是信仰大一统，而是只有主张大一统的两个政权（中共，炮党）能给他饭吃
香港好不好当然好，但是香港会给他饭吃与否是一个大问题，他不敢赌，躲在广州其实也是在观望。毕竟岭大在中共占领之后也有人逃到香港建立了香港岭大，他1949年留在中共占领区，也不能说就是错误。广州人民也普遍认为将来想去香港还能去香港。
但是国门的关闭比他们遭受厄运要早的多，1951年中共即封闭了罗湖口岸。所以其实选择的门实在太早了，这就是morton's fork，强迫人们在一个不合适的时机作出选择。
>> 高等教育是赔钱的，政府出钱凭什么德高望重有学术声望就有饭吃？
那他憑什麼留在中國有飯吃？不就是憑這一點嗎？？
1940-1941陳寅恪就已經做過香港大學的教授了
為什麼國民黨的飛機要接他去台灣？去台灣也有飯吃啊
你也可以看看錢穆去香港怎麼做的。甚至新亞書院直接變成香港中文大學前身之一
>> 那他憑什麼留在中國有飯吃？不就是憑這一點嗎？？1940-1941陳寅恪就已經做過香港大學的教授...
港大那个是客座教授
去台湾当然有饭吃，这也是陈一开始想的，因为去台湾确实更安全，跟国民党的教育部门打交道他有经验，共产党这边就是开盲盒了。但是陈考虑两个可能的危险，小概率是台湾沦陷，逃到台湾的知识分子或者到海外讨饭或者被中共枪毙；更大的概率是国民党到了台湾减员增效，教授越教越瘦也不是不行，大陆的教授就因为炮党在内战期间恶性通胀，生活水平降低了不少。
至于钱穆，钱穆是创业成功，1949年的陈不一定看得到钱穆将来会在香港搞出中大来。
跟共产党的确是短线最优选择，共产党打下了江山，肯定是有钱养知识分子的，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后是戡乱动员戒严体制，先军政策，知识分子有没有饭吃不是蒋介石政府优先考虑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民国的中研院会这样：“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失败而迁台时，中研院各单位及首届院士泰半留在大陆或选择转赴国外，极少跟随来台，于是中研院一度难以正式恢复运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投敌”，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寄生性人格，要么寄生于炮党，要么寄生于共党，运气好的可以寄生于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