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节选）余英时逝于普林斯顿 享年91岁：立场坚定的华人史学泰斗
……余英时长年对中共统治作严厉批评。2013年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余英时接受BBC中文专访。他说：“共产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就在上海，一般的民心并没有向它，只是无可奈何，只有看它发展了。也没有特别对它有什么畏惧，但（国民党）已经守不住秩序了。所以就是无可奈何之下非接受不可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像共产党所描写的那样很多人欢天喜地。”
余英时在该次采访中还形容，“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知识界的人被他拉拢去了，这是左倾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号召，而是以民主自由这套东西为号召。他们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唯一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一个强人把整个中国抓在手中，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遗产他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继承，所以他们只是想往而已。因为现在共产党内部显然有问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做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有限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之下，（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概就希望能够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力，这就是他所谓的遗产，但这个遗产他们没办法抓到。”
余英时离开中国后，只曾在1978年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问大陆。但他在1985年的散文《我的中国情怀》中说：“尽管29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
1996年，余英时出席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一场有关文化大革命30周年的座谈会时曾说：“民族主义是造成文革乱局背后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再版。要警惕文革这一大套东西，还有可能要借民族主义还魂。”
“文革是有人组织操纵的，参加者都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但其实这个‘自由意志’不过是‘假意识’。今天正在跃跃欲试的新‘文革’也是如此，背后有一批人在组织策划，个别参加的人自以为是为‘爱国’行动，历史的真相将来一定会暴露出来。”
这次演讲内容后来被整理成《警惕文革一套借民族主义还魂》一文，收录到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当中。
1989年天安门学运爆发时，余英时曾活跃发言支持。2013年他对《联合报》报系北美《世界日报》评论说：“我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只要中共政权存在的一天，他们永远不会面对六四问题，否则他们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应叫‘平反’。”
“‘六四’后很多人认为中共很快会垮台，但他的组织太厉害，这里面也有个气数问题。”
2018年，余英时接受端传媒专访时又曾说：“今天已不可能出现‘六四’前几年的‘文化热’了，知识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导师的角色。”
“我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我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余英时也常对台湾时局有尖锐评论。2006年从新泽西州前往华盛顿接受国会图书馆克鲁格奖时曾对《联合晚报》说，台湾政局确实混乱，但乱只是一时的、人为的，且“人病而非法病”，“是人的问题大于法的问题”，只要台湾坚持民主自由，继续走民主自由的路，一时人出了问题，经过选举换人，还有机会拨乱反正。当时，民进党的陈水扁第二个台湾总统任期过去了一半。
2008年6月30日——中国国民党马英九就任总统后一个多月——余英时到台湾演讲时，赞扬台湾经历政党轮替，以选举选出自己的政府，不仅权威的政党遭到推翻，新政党可以执政，如今旧政权又能回头执政，这样的民主成就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也是过去中国思想难以想像的。台湾和香港相较中国大陆，社会没有经过像文革般的激烈的暴力摧残，风俗习惯文化能够具有延续性，更有条件可以推动民主。
2013年，香港“占领中环”抗议运动尚在酝酿，余英时投书香港《苹果日报》说：“公民抗命不但有伟大的过去、光辉的现在，而且更有无限的未来。参与公民抗命，是现代人的光荣而神圣的责任。争取特首普选，关系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来，他们的人权、自由、生命尊严等等核心价值，都必须在过了公平普选这一关之后才能有着落。”
“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径的情况之下，公民抗命、占领中环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要的手段。”
2014年9月余英时准备赴台领奖时，“占中”抗议如箭在弦，香港《苹果日报》再次引述他说：“我想‘占中’不能说不占了，你现在不占，不是更糟糕吗？”
“你不能说：我就算了，我无办法了，我就做顺民好了，听你的话。那就更糟糕，那就永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余英时曾对《世界日报》说他不愿回去中国的原因：“第一我不喜欢热闹，如果我回去，到处开座谈会、演讲，我受不了，我现在也不谈政治。第二基本上是价值问题，这与六四无关。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并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如果中共放弃一党专制，我马上去。”
最终，余英时并未盼到这一天。但或许正如他晚年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在余英时心目中，“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余英时在该次采访中还形容，“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知识界的人被他拉拢去了，这是左倾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号召，而是以民主自由这套东西为号召。他们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唯一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一个强人把整个中国抓在手中，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遗产他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继承，所以他们只是想往而已。因为现在共产党内部显然有问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做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有限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之下，（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概就希望能够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力，这就是他所谓的遗产，但这个遗产他们没办法抓到。”
余英时离开中国后，只曾在1978年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问大陆。但他在1985年的散文《我的中国情怀》中说：“尽管29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
1996年，余英时出席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一场有关文化大革命30周年的座谈会时曾说：“民族主义是造成文革乱局背后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再版。要警惕文革这一大套东西，还有可能要借民族主义还魂。”
“文革是有人组织操纵的，参加者都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但其实这个‘自由意志’不过是‘假意识’。今天正在跃跃欲试的新‘文革’也是如此，背后有一批人在组织策划，个别参加的人自以为是为‘爱国’行动，历史的真相将来一定会暴露出来。”
这次演讲内容后来被整理成《警惕文革一套借民族主义还魂》一文，收录到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当中。
1989年天安门学运爆发时，余英时曾活跃发言支持。2013年他对《联合报》报系北美《世界日报》评论说：“我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只要中共政权存在的一天，他们永远不会面对六四问题，否则他们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应叫‘平反’。”
“‘六四’后很多人认为中共很快会垮台，但他的组织太厉害，这里面也有个气数问题。”
2018年，余英时接受端传媒专访时又曾说：“今天已不可能出现‘六四’前几年的‘文化热’了，知识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导师的角色。”
“我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我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余英时也常对台湾时局有尖锐评论。2006年从新泽西州前往华盛顿接受国会图书馆克鲁格奖时曾对《联合晚报》说，台湾政局确实混乱，但乱只是一时的、人为的，且“人病而非法病”，“是人的问题大于法的问题”，只要台湾坚持民主自由，继续走民主自由的路，一时人出了问题，经过选举换人，还有机会拨乱反正。当时，民进党的陈水扁第二个台湾总统任期过去了一半。
2008年6月30日——中国国民党马英九就任总统后一个多月——余英时到台湾演讲时，赞扬台湾经历政党轮替，以选举选出自己的政府，不仅权威的政党遭到推翻，新政党可以执政，如今旧政权又能回头执政，这样的民主成就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也是过去中国思想难以想像的。台湾和香港相较中国大陆，社会没有经过像文革般的激烈的暴力摧残，风俗习惯文化能够具有延续性，更有条件可以推动民主。
2013年，香港“占领中环”抗议运动尚在酝酿，余英时投书香港《苹果日报》说：“公民抗命不但有伟大的过去、光辉的现在，而且更有无限的未来。参与公民抗命，是现代人的光荣而神圣的责任。争取特首普选，关系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来，他们的人权、自由、生命尊严等等核心价值，都必须在过了公平普选这一关之后才能有着落。”
“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径的情况之下，公民抗命、占领中环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要的手段。”
2014年9月余英时准备赴台领奖时，“占中”抗议如箭在弦，香港《苹果日报》再次引述他说：“我想‘占中’不能说不占了，你现在不占，不是更糟糕吗？”
“你不能说：我就算了，我无办法了，我就做顺民好了，听你的话。那就更糟糕，那就永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余英时曾对《世界日报》说他不愿回去中国的原因：“第一我不喜欢热闹，如果我回去，到处开座谈会、演讲，我受不了，我现在也不谈政治。第二基本上是价值问题，这与六四无关。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并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如果中共放弃一党专制，我马上去。”
最终，余英时并未盼到这一天。但或许正如他晚年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在余英时心目中，“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全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8107149.amp
5 个评论
窝姨论余英时
他们是因为位置相对比较安全，等于说是在吃子孙饭的过程当中比我早了一代（他们就是我父辈的那一代人，只是所处的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他们还能够抱有一点幻想，没有看到自己子孙的灭亡。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西洋化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属的这种人在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自己是谁。这一点，我是最后一点一点才明白的，我开始的时候跟他们一样。我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第一，他们是自己人；第二，他们是我本来就可能成为的另一种人（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属于同一个阶级的产物。对这一点，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多怨心，就是类似怨恨的感情。但是最后，也就是在不久以前，等于是到了美国以后不久，我才明白，这个就是基督教所谓的那种上帝的特别安排，是无形之手的保护。我如果生在台湾或者美国，也就是说如果我的父辈当时跑了的话，我就是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人，然后我肯定会断子绝孙的。正因为我的父辈陷得比他们深，所以我的位置比他们要危险。有些东西是，你必须自己处在更危险的地方，你才会去认真探究的。而认真去探究的话，真相其实是一文不值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真相，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不想看到，因此他们需要有假的后裔和假的祖先来维持一个假的系谱。因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依靠收养来维持的，而不是依靠血缘来维持的，所以知识分子更容易把下一代产生出来的跟自己生态位相近的角色看成是自己的子孙，而忘记了自己真实子孙的下场——这个下场其实是很清楚的。
[00:04:18]余英时在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人？完全就是明末遗老遗少在现代社会的一个体现。他在自己的年轻时期最敏感的时候确定了基本范式。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敏感时期或者在这个敏感时期以前（不会比二十五岁更晚）确定了基本范式。在这个基本范式形成以后，在二十五岁以后，是很难再改的。他在这个时期就是跟着钱穆和流亡知识分子在一起混。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当然就是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种情况：衣冠南渡，偏安江左。辛弃疾抛弃了他在家乡的朋友党怀英，单骑南下。靖康南渡，永嘉南渡。九一八事变直到淞沪抗战以后从满洲到北平、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重庆这样一路流亡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毫不掩饰地把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台湾当作是第二个南朝来看待的，他们自己的定位也是这样。那么他们的祖先，那些曾经在江东拜占庭政权牺牲的知识分子，结果是怎样呢？辛弃疾他们的下场是怎样呢？他们无疑在下一轮征服以后，在南朝灭亡以后，跟没有逃走的党怀英他们是同一个下场。但是他们可以说，我们同化了异族。那么我们再看看他们同化的异族是什么样的人。首先就是纳兰性德这样的人，他们的祖先是游牧骑士，是余英时和钱穆这一代人衣冠南渡所能够辨识的最大敌人，然后他们的子孙变成了南渡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子孙。
[00:06:27]而南渡知识分子自己的子孙到哪里去了？在下一轮改朝换代的时候，以地地道道的汉人的身份，像是颜之推的子孙那样。颜之推就是南渡知识分子在南渡以后又被北朝征服的典范。他的祖先是南渡知识分子。然后在他这一代，北朝的征服进入第二阶段，江陵陷落，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再次被征服，不得不学鲜卑语，服侍公卿。然后他的子孙在由征服他的北周延伸而来的隋朝灭亡的时候，被流寇朱粲（就是隋唐时代的张献忠）吃掉。在朱粲看来，他已经不像颜之推那样是值得统战的大人物了。永嘉南渡的时候，他的祖先是能够带着武装集团南下的大人物。我们要注意，这就是白崇禧和白先勇那种类型的，这就不是钱穆和余英时那种类型了。等到颜之推那个时代，北周再次南下征服江陵的时候，他们的子孙就已经是余英时这种级别的人了，只有文没有武了。再到他的孙子，就连知名知识分子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跟普通秀才差不了多少，当然是可以吃掉的。然后在他们的子孙被吃掉以后，新一拨征服者的子孙在渐渐失去武力、自己也变成儒生以后，追认余英时这种人当作自己的祖先。以这种方式，中国文化就传递下去了。在唐宋末日以汉人自居、诅咒蒙古和女真征服的这批人是谁呢？他们就是汉朝末年从塞北南下征服和消灭了汉人的这帮鲜卑人的子孙。这些人的子孙在自己丧失了武力以后，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汉人，然后再对拥有武力的新征服者摆出同样的姿态——文化民族主义者不可征服的姿态。
[00:08:41]余英时他们这一代人唯一特殊的地方就是，他的栖身之处在美国，因此他接受了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的说辞。例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这是日耳曼泛文化民族主义的说辞。但是我们要注意，日耳曼泛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有这个说辞，也是失败的产物。日耳曼人为什么会讲究“哪里讲德语，哪里就是德国人的祖国”呢？法国人没有这种感觉。帝国主义的法兰西爱国者，哪怕是拿破仑本人，从来也没有说过“日内瓦人和加尔文是讲法语的，所以自古以来加尔文主义就是法兰西的民族宗教（这好像是行不通的，法兰西民族宗教如果有的话，必定就是天主教），新教的日内瓦是法兰西民族自古以来的组成部分。”他们顶多想到比利时是拉丁语高卢的一个部分。法兰西是一个强国，它有具体的边疆。而日耳曼人则是法国人和英国人作战的战场。日耳曼人只有一系列像巴伐利亚和美因茨这样的小诸侯，在战争当中被英法两国蹂躏。因此，失败的德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法国和英国的时候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既不能忘情于政治，又无法掩饰他们在政治上被英法支配的窘境。于是才会有海涅所说的，法国人和俄国人占领了陆地，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德国人的权力才是无可争议的。我们在政治上虽然不行，但是我们搞学问还是有一手的，你们有康德吗？所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中，我们德国还是第一。因此就延伸出来了“哪里讲德语，哪里就是德国人的祖国”。因此托马斯·曼才可以说，希特勒尽管占领了德国，但是我在瑞士讲德语，德意志还在我这一边。
[00:10:32]而英国和法国的流亡者也多得是。克伦威尔失败以后，日内瓦共和国就有英国新教徒的流亡者。他们看中的不是日内瓦的法语，而是日内瓦的新教，全世界的新教徒是一家。逃避法国绝对君主制、到日内瓦的法国知识分子也有很多，例如伏尔泰狡兔三窟地在瑞士搬了一个家，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从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一系下来的法国知识分子曾经在瑞士避难过很多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他们显然认为自己有朝一日是要回到英国和法国去重新建立政权的。而德国人首先是没有这个本事，其次就用精神胜利法把自己的无能当作自己的高明。别人能够打回去，而我们回不去了，于是我们就用精神胜利法说，我们流亡的瑞士也是我们德国的一部分，我所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德国，而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假德国。我们要注意，这是一种演化趋同现象。弱者总是要搞精神胜利法的，要不然简直混不下去。失败者需要精神胜利法，胜利者则不大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尽管来源不同，但是在你不断需要精神胜利法的时候，你就可以预见到自己是失败者。但这是你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你要用谎言来安慰自己。
[00:11:53]我们要注意，在中国文化史上面，这种现象是格外的普遍，可以说是主流；而在德国，至少还不能说是主流。那当然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古老的中国士大夫是比德国知识分子泛文化民族主义者更大的失败者。他们不是偶尔失败，而是一贯失败，失败是他们的宿命。或者干脆地说，如果不是因为失败的话，你TMD也不会变成中国人。鲜卑人的祖先在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像满洲人一样，征服者的铁骑同时在内亚和中国作战。等到唐太宗的时代，他们已经开始失败了，已经回不去了。等到最后他们的后裔像李贺那样变成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已经陷得太深，走投无路。为了安慰自己，所以必须给自己认假祖先。那个假祖先，汉朝末年的知识分子，就是他们的真祖先杀掉的那些人。文化民族主义有这个安慰的方式，就像是没有儿子的人给自己收养养子一样。但是一般来说，收养养子的人是有一定极限的。收养养子是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或者儿子不成器，没有养子好，像罗马人和日本人经常做的那样。但是，他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说是收养那种杀掉自己亲生儿子的人当自己的养子的。直截了当地说，冒辟疆的道路、余英时的道路和颜之推的道路都是同一条路：你把自己推向断子绝孙以后，然后再让杀掉自己儿子的人来当自己的继承人。在全世界上，杀掉你儿子的人就是最像你的人。这就像是一个被强奸的女人一样，你最有可能嫁出去的男人和最了解你的男人就是强奸你的男人。你在被强奸以后，你不大可能嫁给别的男人了。而最了解你的男人和最想要你的男人就是强奸你的男人。你面临着永远嫁不出去和嫁给那个强奸你的男人的选择，因为只有他愿意要你。收养敌人做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因为只有敌人在落入你所在的这个猪笼草陷阱以后才愿意做你的儿子，其他人并不愿意做你的儿子。
[00:14:01]像中华文化民族主义者天天描绘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延续的。当然实际上是，中国改朝换代死人的彻底程度是远远超过希腊人、罗马人和巴比伦人的。如果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我们得承认，法老时代的埃及人现在大部分还以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形式存在，他们只是首先改信了基督教，后来改信了伊斯兰教。按照中华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来讲，这就叫做中断了。古老的埃及文明已经中断了，古老的埃及的方块字也已经没人认识了，你们TMD都去讲洋文去了。中国方块字是存在的，但是中国人的基因却灭绝了。齐桓公时代的那些住在齐国、血统跟吉尔吉斯人差不多的齐国人，他们的基因不见了。今天的山东人的基因跟通古斯人和满洲人的基因比较相似。不用问，他们肯定是在永嘉时代随着慕容家和五燕王国一起南下的那些征服者和假冒的儒家的后代。但是他们用方块字，他们符合文化民族主义的标准。也只有他们愿意做中国人，因为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他们在杀了你的儿子、冒充你的儿子以后，除了硬着头皮冒充下去、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已经回不去了。他们冒充你的儿子，这本身也是他们的失败；而你的儿子被他们杀掉了，必须接受他们的冒充，这也是你的失败。你们双方都是失败者，只是在失败的节奏和周期上有点差别。
[00:15:35]现在我们就回到什么是汉人的问题。汉人是堕落的征服者，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级是堕落的征服者的上层阶级。普通的征服者失去武力以后变成编户齐民，上等人和武士失去武力以后变成士大夫。为什么你们能有认同感？你们都是一批快要淹死的人，你们看到前一批被淹死的人就产生了精神上的同情，就感到他们是你们的兄弟。而那些把你们赶进水里的人，你们就觉得他们是你们的敌人。其实，他们是你们的真正祖先。收养者如果真的足够诚实地面对这些，把这个叙事建立起来，那么他能不能收养下去是很成问题的。现实中的收养者一般都是收养没关系的人或者自己看着顺眼的人，并不是被迫收养自己的敌人，就像是女人一般不愿意被迫嫁给自己的强奸者一样。但是你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已经别无选择了，必须把自己的欺骗永久性地维持下去了。在这个永久性的欺骗之上，你才能建立中华民族。没有子孙的人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看不到未来。
[00:16:40]余英时是中国反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偶像，因为他比国民党要有出息得多。他像是东晋和南宋的知识分子一样有出息。这些人直着脖子，就是不认北方来的征服者。赵复赵江汉先生还能够得到忽必烈的认同。他直截了当地说：“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导他人伐吾父母者。”而北方的征服者忽必烈也愿意尊重他，像是隋唐的征服者对文中子王通的门徒还相当尊重一样，所以他才能够混得下去。而共产党对他们是没有这种尊重的。他们自身所依托的南朝（也就是国民党政权）也没有东晋南宋这样有出息，直截了当地投共了。投共的结果就是，使钱牧斋和冒辟疆他们玩弄冒辟疆主义变得不那么舒适了。钱牧斋和冒辟疆他们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一代当遗民志士，我是出生在大明、忠于大明的，我鄙视那些贰臣，在精神上我觉得我比那些贰臣高一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在现实中他们占了我便宜这个基本事实，所以我要让我的子孙也这样做。我的子孙是出生在大清的，所以不在乎这个。他中了状元什么的，那只是他自己有本事，对我们家族很有好处。哪怕是他中了状元以后带着兵去攻打台湾，这也不算是背叛，因为他本来就是大清人。这样做，我们每一代人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益，我得到了精神胜利，我的孙子这一辈得到了物质上的胜利，哪一辈都不吃亏。”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南朝存在，我们还可以奉远方的永历皇帝为正朔，让我们去好好崇拜。在崇拜他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到自己的精神升华了。
[00:18:23]这个精神升华在本质上是什么呢？这就像是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所描绘的那样（注：见第34章）。就有一位老太太(Miss Matilda Crawley)，她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崇拜者。后来拿破仑称帝以后，她虽然感到遗憾，但是她还是决定继续崇拜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毕竟是共和国的儿子。拿破仑后来倒台，被流放到南大西洋，她从来没有一点点真正的难过。但是，热爱共和国和法国人的这一事实，是她装逼的主要需要。她觉得，这一点使她跟其他反对拿破仑和法国人的英国人有所区别，说明她思想高明，是一个开明进步的启蒙人士。而小说的另一个角色(Pitt Crawley)为了得到她的遗产和欢心，就一天到晚说一些对拿破仑有利的话来讨好她。因为大多数英国人都是讨厌拿破仑的，所以一方面她觉得她比大多数英国人高明，我是伟大的启蒙者，你们TMD都不是，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一点孤独。正好有一个年轻人跟我思想一样进步，整天跟我说拿破仑的好话，我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就被他俘虏过去了，就很有希望把自己的遗产传给他了。他们对拿破仑都没有真实的帮助。拿破仑对他们来说，正如罗素勋爵对一个反对猎狐的女士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敢说，您老人家对狐狸遭到的痛苦一点都不在乎。你之所以参加反对打猎的运动，无非是为了装逼的需要，要显示自己思想进步，比那些习惯打猎的普通贵族来得高明。”她老人家对拿破仑的爱，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冒辟疆主义者对大明流亡皇帝的爱也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他们的装逼需要。装逼是一种廉价维持阶级差异的手段，我们现在可以一针见血地把这层薄膜撕开。
[00:20:24]装逼是很容易进行模仿的，因为它的成本不高。所以，后来除了那些真实的中华民国遗民——像没有逃走的余英时那种中华民国遗民以外，还有另外一批像蒋方舟这样的人，自己出身甚至可能是共产党官员，根本就像纳兰性德一样属于征服者的后代而不是被征服者的后代，在改革开放时期冒出来热爱台湾。台湾象征着中国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中国文化在台湾得以流传。我们到了台湾以后，顿时感到这是中国存在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我们梦想中的另一个家园。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被我们敬爱的习近平大快人心地杀得快要不见影子了，但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广大装逼知识分子是非常喜欢闹这一套的。顺便说一句，当时这种做法使我感到不快，我看到刘瑜和蒋方舟他们就感到极其不快。这种本能的不快，现在仔细追溯起来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的体现。你们TMD凭什么出来冒充我呢？你们的祖先不是山东老干部吗？像是元曲《哨遍·高祖还乡》说的那样：“刘邦，我认识你。你TMD过去当小流氓、在乡里打杂的时候，我老人家还见过你呢，我老人家还雇佣过你当短工呢。你现在竟然人模狗样地当起皇帝来了，你像话不像话？”我知道你们的祖先就是贫下中农，穷到在家里面买不起地、娶不起媳妇，给本地的地主资本家像阿Q一样打工。共产党进了城以后，把你们提拔成人模狗样。别的不说，在毛泽东时代，你们像是刚入关的满洲人那样，当了干部，但是也还承认自己不懂文化，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只懂马克思的文化，不懂中华文化。这已经很过分了，但是还算是可以。现在你们TMD连文化这方面也要占去，你们开始直截了当地冒充我们就是大明的继承人。汉唐并称，鲜卑人变成了汉国的继承人，满洲人变成了明国的继承人。那么你们把我们挤到哪里去了呢？你们TMD太过分了。这就是阶级斗争了。
[00:22:26]但是，事情是必然要走到这一步的。到蒋方舟和刘瑜那一代，他们的祖先已经不像在周恩来和叶剑英那个时代一样，至少还能到马来西亚去发动革命。这就跟满洲人在纳兰性德时代也不能再入关到越南去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要开始装逼，我也要作诗，而且我作得比你好。我们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因为我们都汉化了，也就是说我们都丧失了武力，开始作起诗来了。同时，共产党容忍他们这样装逼。在他们自己看来，或者是在他们的追随者看来，这是一个通过舆论战实现民主化的手段。在共产党看来，这是通过舆论战吃掉台湾的手段。所以，同一件事情被各自表述了好几次以后，就以这种方式维持下去了。而习近平最终需要搞掉他们，主要原因也就是像王金平要到厦门参会时央视主持人李红说的那样：一语退群丐，要饭的又来了，我TMD已经养不起你们了。统战了你们几十年，你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花的钱越来越多，而统战的成绩好像是一步一步倒退，比起马英九和连战那个时代还不如了。花那么多钱，都拿去喂狗了，这样的钱我们花得起吗？既然花不起，老子还不如恢复原状，准备苻坚百万大军渡江来得好。相比之下，这是不是还要更便宜一些？像胡锦涛时代有人说的那样，打台湾比买台湾贵，所以我们要买一买。在这个时代，他们就各取所需，产生了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旧征服者即将沦亡并被新征服者所取代的现象。
[00:24:08]当然，被征服者的一方，就是以前失败的一方，可以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精神胜利法。我就说过只有中华文化是唯一的正统，你们蛮族虽然逍遥了一阵子，但只是一阵旋风。《旋风》是姜贵（王意坚）的一部小说，姜贵是一个次要的、一般人都不知道的反共作家，他写这部小说主要是骂共产党的各种不法行径，但是他的弟弟王愿坚就是八路军。他们在中国的子孙后代也全都变成了像刘瑜那样的老干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江泽民时代以后产生出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应该是很有可能的。他老人家在小说结尾就说过，共产党一时虽然得志，但是像旋风一样不能持久。这正是广大士大夫阶级对蛮族征服的典型看法。我们打不过你，如果打得过你，我们就不跑路了。打不过你，而且被你打跑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认，还是认为我们是千古正道。尽管这个千古正道在历朝历代都是失败者，这里面好像有点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考虑，我们还是要说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统在我们这些失败者的手里面。
[00:25:22]龙应台好像也是这么说的。龙应台后来说失败者的后代如何如何，意思就是说她基本上是精神胜利了。中国在背离了毛泽东时代的蛮族作风以后，终于像是满洲人康熙皇帝开始读汉书一样开始渐渐地走回正路了，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胜利者，精神胜利者。所以，国民党和他们的后裔要回归中国，从这个逻辑上讲也是合理的。我们眼看就要胜利了，精神胜利。共产党和以前的所有蛮族一样，就要被我们征服。正在这个时候，民进党还有一帮乡下土佬冒出来了。什么阿公阿婆之类的，没文化，你们的标签就是没文化，讲方言土语的人有什么狗屁文化？跳出来搞什么台湾独立，破坏了我们精神反攻大陆的大业。你们以为我们是投降共产党？误会误会，都是因为你们没文化呀。有文化的人一定看得出来，我们这是在把鲜卑人李世民改造成唐太宗。这个伟大事业眼看就要胜利了，让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乡下人都给我们搅和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不跟你们计较，但是我们有文化的人心里面是很明白的。如果谁敢跟我们争论的话，我们就一致地说他没有文化，跟刚刚入关的满洲人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在现代的辞令——比如说“自由中国”、“冷战”、“民主自由”这些西方词汇的掩饰之下，旧有的王朝更迭、蛮族征服、蛮族的同化和驯化这套故事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这是一套把历史拉回原有轨道的企图。
[00:27:09]我们要注意，余英时就代表了南渡衣冠最后的困境。他们应该坚守节操，坚守节操就不能投共，至少在这一代人不能投共，子孙后代就管不了了。子孙后代，比如说你在美国变成了美籍华人，如果你还懂一点汉语的话，那么你是很有机会被统战的；如果你不懂汉语的话，基本上就算是蛮夷了。如果懂汉语的话，那么你在美国必然会感到孤独。用点汉语，写点狗屁文章或诗歌之类的，到哪里去投稿？英文报纸，谁看得懂你这些东西？中文报纸总该有几个吧，或者是到华社的集会上去装一装逼，这是我们伟大的精神需求。这些报纸是谁办的？如果它还能办得下去，那肯定是共产党给的钱。非共产党的自发的反共性质的报纸，办到江泽民时代以后早已经快要办不下来了。江泽民时代以后还能办得下来，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大概就像是明镜电视台或者诸如此类的组织那样，不是共产党直接给的，但是可能是通过各种白手套转了N次手给的。但是如果没有统战部的话，这些东西都是玩不起来的。
[00:28:16]你要以为这是共产党特别坏，不见得哦。士大夫阶级都是官府养的，不做官的人或者是不被官府间接支持的人是做不了士大夫的。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唐人、清人和元人在被中原文化同化以后感到了儒家的重要性，被耶律楚材调教了一通以后觉得：我以前不懂，孔子原来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巫师，比我以前发津贴的道士和伊斯兰教阿訇一样厉害。那么我们本着兼容并包、同时多请几个鬼神对长生天来说也没什么害处的原则，给他们也发一点津贴。于是，你们就不用饿死了，也不用改行，像是蒙古人刚来的时候一样，只好去做道士，在道士和和尚的门口去求一碗饭吃。道士和和尚的身份很明确，他们可以做法。蒙古人一看到做法，就顿时认识了，原来你们也是巫师。幸会幸会，我们也有巫师，你看这是我们的萨满。我们大汗带兵出征的时候，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刮风，我们的萨满可灵验呢。你们是打败仗的人，你们的萨满也许不是很灵验，但是我们蒙古人是开明人士，还是愿意给你们少一点的津贴，把你们留用起来。于是，儒家就愤怒地看到，过去被自己瞧不起的道士和和尚都有了饭碗，而自己饿得不得了。那些不会写剧本的、到江湖上去混饭吃的人只有放下面子，投到金庸小说的主角王重阳的手下去当道士，或者是到海云法师（海云印简）的手下去当和尚。最后还要靠这些道士和和尚帮这些人出来说情，忽必烈才知道你们确实是有些法力的，给你们发津贴。
[00:29:52]于是，有了津贴，就有了饭碗，伟大的中华文化终于可以存续下去了。伟大的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依靠这种方式存续下去的。你们走到这一步，也不是像美国的流亡反共人士经常说的那样，是因为共产党太坏了。你们的祖先，那些不坏的人，在唐朝、元朝和清朝帮你们维持香火的精神上的祖先，当年也是这么混下来的。蒙古人自身的部落性质跟共产党不一样。我们可以说，蒙古人退到塞外是能够继续混下去的，而共产党退到欧洲去当恐怖分子却是混不下去的。那是从征服者那一方面来看。从被征服者那一方面来看，你们TMD混饭的手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自己粉饰一下、把混饭的手段说得很高明的技术多多少少有点区别。当然，如果你们真的承认或者面对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的话，那是要没面子到只有当场自杀这一条路的。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你们也不能承认。
[00:30:52]那么，我们就看出了中华文化的本质。中华文化的本质，就是给失败者和丢人现眼的亡国士大夫找面子、让他们使自己显得很高明、在自己断子绝孙的前夜还觉得自己的祖先和子孙都非常强大的一种技术。当然，这种技术是安慰剂，因此你就错过了保存自己真实子孙的机会。大多数收养子的人是不愿意让养子杀掉自己的亲生子的。但是，你如果接受了中华文化，你就必须得接受未来的养子杀掉自己的亲生子这种命运，而失去所有可以像愚夫愚妇一样有点健全常识的人逃之夭夭的可能性。而愚夫愚妇这么干，由于你的文化很高，他们都是文盲，所以他们逃之夭夭或者避免这种命运的企图在你看来就叫没文化。你有了文化，就迅速地走上了断子绝孙的道路。这个文化既是你断子绝孙的障眼法，同时也是促使你断子绝孙的助推力和工具。在你还能够有一点小小的选择余地的时候，你依靠这一套工具性的手段，就能够断绝自己的选择余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你预先断绝了自己子孙的所有生路。
[00:32:08]应该说，如果没有外来的思想资源和更重要的物质资源的话，你是很难逃脱这种命运的。我之所以能把余英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就是相当于他的儿子辈那种人。我父亲那一辈人就是相当于没有逃走的余英时那种人，然后他们精确地选择了冒辟疆主义的下场。意思就是说，把我的子孙这一代的命运预先断送掉了。我在开始做跳船准备的时候，最先面临的冲突就是这一方面的。第一步走出以后，以后就会越来越容易。随着一步一步走下去，原先看不清楚的东西就一点一点看清楚了。这就像是物理学实验一样，你不做实验就不会知道真相。而人文科学的有些实验，你必须拿自己当实验品。这就像是，军人的胜利非要经过前线不可，不上前线的、纸上谈兵的、坐在教室里面学习兵书的人永远会不了。余英时是有西方思想资源的人，他自己就在美国，他为什么冲不破？因为他没有面对过我曾经必须面对的那种战斗或者逃跑的选择，他没有经过这些东西。
[00:33:24]他经过的唯一选择就是，五十年代初期，他跟钱穆和大批流亡学生在香港混事。然后到六、七十年代，冷战格局稳定以后，他们被作为冷战当中的一部分雇佣兵。请注意，他们就是跟塔利班一样。美国人招募冷战雇佣兵的时候，招募所有的反苏势力。你是阿富汗游击队也好，是伊朗国王也好，是埃及封建地主也好，没什么区别。所以，你们在美国人心目中其实跟塔利班是一样的。只是出于共同反共这一点，先招募了你们，给你们一个饭碗，让你们有位置可坐。徐复观他们也是在这个时期找到位置的。然后你们就可以从从容容地搞学问，搞几十年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正是因为你有了一定的安稳位置，你的思想就不会再受到冲击而变形了，因为没有这个必要。而你在晚年又享受了更大的名誉，不同于那些纷纷变节投靠共产党的人，以及大多数觉得“我虽然讨厌共产党，但是我喜欢中华民族崛起；就算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崛起，我总是喜欢中华文化繁荣吧”、因此不可避免要变成共产党同路人的人。
[00:34:35]中华文化的繁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康熙皇帝慷慨地资助各路书院，靠的是邓小平和李光耀好好资助一下新儒学，或者比新儒学更加广泛一点，资助一下汉语和华语的文学。但是你反过来问，为什么士大夫阶级的文化是这样的不中用，它完全没有一点自发秩序的性质，不能混得下去？那么我们考虑一下混得下去的人是什么样的，具有自发秩序性质的人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像中世纪欧洲的那些修道士或者伊斯兰教教法学家，他们也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是怎样混事的？修道院自己是一个封建领主，他们像日本的僧院一样，自己一面打仗（往往是跟国王打仗），一面开荒种地或者从事贸易，保护当地的农民。开发一些过去罗马时代没有的新技术，作为技术方面的引导人，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形成一个法团结构。在自己的修道院中，有劳动者，有贸易者，有银行家，等于是一个小的准国家，像东印度公司一样。当然，也有专业的负责收书、藏书、写作的知识分子，以这种方式维系了文化。伊斯兰教教法学家是什么样的人？他接受很多商人的供养，形成一个弟子团。这些商人依靠他为自己的利益提供理论上的护符。这些弟子有的时候要跟别的门派打架。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于政府，能够形成知识、经济和暴力的联盟结构。
[00:35:56]但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这种能力，而是他们自己就是退化的前武士贵族，进入了一个更加单调的社会。单调的社会就是，它的生态资源比较少。他们没有能力用这种方式活下来，只能在第一阶段作为大臣和官员活下来。在第二阶段做不成大臣和官员以后，依靠民间的书院之类的组织活下来，最后落到范进这种地步。再堕落下去，就变成李自成围攻开封时期在黑市上买老鼠肉或者人肉勉强度命的秀才。这些秀才饿到一定程度，在钱花光了、买不到黑市肉的时候，自己在饿得昏昏欲睡、走都走不动的时候，傍晚出去买黑市肉又没有买上，就会被路边的强盗一棒打死，然后自己也被分尸，自己也变成黑市肉，被拿出去卖。或者幸运一点，他就变成官军、军阀部队或者李自成部队的师爷，一面吃着这些部队经常吃的人肉，一面等待着新朝代的来临。这就是他们即将得到的最后命运。这个路程是一步步走下来的，每一步你都有机会做其他选择，但是你没有。你没有做选择的机会，是因为你有了一套文化上的护符，这套文化上的护符使你相信你在维护中华文化的时候走的是一条胜利者的道路，其实你就一步步陷进去了。
[00:37:15]当年我在不肯做公务员的时候，那些走冒辟疆轨迹的亲戚都认为我神经病发作了，对此极其不满意。请注意，他们不是不骂共产党，他们像康熙爷手下的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天天骂满洲人。但是骂满洲人的同时，要让他们像是儒家先贤所倡导的那样不食周粟，我索性不做满洲人的官了，损失现实的利益，他们又要跳高了。你可以看出，他们是一些处在比国民党更加恶劣的环境的国民党，一方面想要占反共这块招牌的便宜，另一方面又想从共产党那里捞好处。比如说我妈妈就说，我们捞好处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别人是坏。当然这不是她的原话，但就是她的意思。别人是纯粹的坏，纯粹的贪婪，是很坏很坏的。而我们如果要这么干，那就不叫坏，那只是把共产党抢走我们的东西重新抢回来而已。这只是北伐胜利的另外一种形式。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北伐成功，破虏清宇，把这些蛮子统统赶回沙漠里面去，把他们统统吊死在路灯上面去。但是现在既然做不到，我们只有曲线救国，把他们欠我们的东西拿回来。这跟共产党的贪官污吏和贫下中农的贪婪是有本质区别的。
[00:38:31]我小时候是接受这一套逻辑的，但是后来长大了就觉得：TMD，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你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种区别只存在于你的脑子里面，你必须不断地向别人解释。比如说，如果你好点面子的话，就要必须不断解释我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这样做TMD累不累啊？这就像是解释一中各表一样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台湾独立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性很强的口号。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中华民国不是中国，一中政策不等于中华民国屈服于中国，累死人了好不好。所以，大多数贫下中农搞不清楚这样的区别，就觉得：“你TMD都一中各表了，美国都已经承认一个中国了，你还要跟台湾发生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背信弃义的明明是你好不好。打到台湾去，活捉林志玲！中央一定是被一帮可恶的卖国贼和绥靖分子把持了，所以才没有这么做。TMD，如果我当了中央领导的话，我早就打过去了。”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很容易理解的。多少人能看得懂这些乱七八糟的复杂理论呢？你还要不断地给他们解释，而且解释了他们也不明白。解释的目的是什么？归根结底也无非是说，我比你们要高尚很多，我比你们要有文化很多。你干脆在自己身上挂一张牌子，写上“我是上等人”五个大字，然后招摇过市就得了，这不是要简单得多吗？归根结底，您老人家的目的不就是这样吗？我是上等人，你们是下等人。说了半天，这些话术就是为了维持这个形象而已。但是如果直接挂这个牌子，或者在自己的额头上贴一张纸条，上面写上“我是上等人”，别人会觉得你太可笑了。对于外交家和负实际责任的人来说，把一中各表这样的理论贴在自己的额头上，或者像是知识分子那样找一些“中华文化在台湾”、“中华民族在台湾”之类的龙应台式的理论贴在自己的额头上，顿时就觉得自己高明起来了，但是其实本质还不都是一样的？
他们是因为位置相对比较安全，等于说是在吃子孙饭的过程当中比我早了一代（他们就是我父辈的那一代人，只是所处的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他们还能够抱有一点幻想，没有看到自己子孙的灭亡。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西洋化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属的这种人在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自己是谁。这一点，我是最后一点一点才明白的，我开始的时候跟他们一样。我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第一，他们是自己人；第二，他们是我本来就可能成为的另一种人（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属于同一个阶级的产物。对这一点，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多怨心，就是类似怨恨的感情。但是最后，也就是在不久以前，等于是到了美国以后不久，我才明白，这个就是基督教所谓的那种上帝的特别安排，是无形之手的保护。我如果生在台湾或者美国，也就是说如果我的父辈当时跑了的话，我就是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人，然后我肯定会断子绝孙的。正因为我的父辈陷得比他们深，所以我的位置比他们要危险。有些东西是，你必须自己处在更危险的地方，你才会去认真探究的。而认真去探究的话，真相其实是一文不值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真相，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不想看到，因此他们需要有假的后裔和假的祖先来维持一个假的系谱。因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依靠收养来维持的，而不是依靠血缘来维持的，所以知识分子更容易把下一代产生出来的跟自己生态位相近的角色看成是自己的子孙，而忘记了自己真实子孙的下场——这个下场其实是很清楚的。
[00:04:18]余英时在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人？完全就是明末遗老遗少在现代社会的一个体现。他在自己的年轻时期最敏感的时候确定了基本范式。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敏感时期或者在这个敏感时期以前（不会比二十五岁更晚）确定了基本范式。在这个基本范式形成以后，在二十五岁以后，是很难再改的。他在这个时期就是跟着钱穆和流亡知识分子在一起混。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当然就是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种情况：衣冠南渡，偏安江左。辛弃疾抛弃了他在家乡的朋友党怀英，单骑南下。靖康南渡，永嘉南渡。九一八事变直到淞沪抗战以后从满洲到北平、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重庆这样一路流亡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毫不掩饰地把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台湾当作是第二个南朝来看待的，他们自己的定位也是这样。那么他们的祖先，那些曾经在江东拜占庭政权牺牲的知识分子，结果是怎样呢？辛弃疾他们的下场是怎样呢？他们无疑在下一轮征服以后，在南朝灭亡以后，跟没有逃走的党怀英他们是同一个下场。但是他们可以说，我们同化了异族。那么我们再看看他们同化的异族是什么样的人。首先就是纳兰性德这样的人，他们的祖先是游牧骑士，是余英时和钱穆这一代人衣冠南渡所能够辨识的最大敌人，然后他们的子孙变成了南渡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子孙。
[00:06:27]而南渡知识分子自己的子孙到哪里去了？在下一轮改朝换代的时候，以地地道道的汉人的身份，像是颜之推的子孙那样。颜之推就是南渡知识分子在南渡以后又被北朝征服的典范。他的祖先是南渡知识分子。然后在他这一代，北朝的征服进入第二阶段，江陵陷落，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再次被征服，不得不学鲜卑语，服侍公卿。然后他的子孙在由征服他的北周延伸而来的隋朝灭亡的时候，被流寇朱粲（就是隋唐时代的张献忠）吃掉。在朱粲看来，他已经不像颜之推那样是值得统战的大人物了。永嘉南渡的时候，他的祖先是能够带着武装集团南下的大人物。我们要注意，这就是白崇禧和白先勇那种类型的，这就不是钱穆和余英时那种类型了。等到颜之推那个时代，北周再次南下征服江陵的时候，他们的子孙就已经是余英时这种级别的人了，只有文没有武了。再到他的孙子，就连知名知识分子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跟普通秀才差不了多少，当然是可以吃掉的。然后在他们的子孙被吃掉以后，新一拨征服者的子孙在渐渐失去武力、自己也变成儒生以后，追认余英时这种人当作自己的祖先。以这种方式，中国文化就传递下去了。在唐宋末日以汉人自居、诅咒蒙古和女真征服的这批人是谁呢？他们就是汉朝末年从塞北南下征服和消灭了汉人的这帮鲜卑人的子孙。这些人的子孙在自己丧失了武力以后，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汉人，然后再对拥有武力的新征服者摆出同样的姿态——文化民族主义者不可征服的姿态。
[00:08:41]余英时他们这一代人唯一特殊的地方就是，他的栖身之处在美国，因此他接受了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的说辞。例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这是日耳曼泛文化民族主义的说辞。但是我们要注意，日耳曼泛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有这个说辞，也是失败的产物。日耳曼人为什么会讲究“哪里讲德语，哪里就是德国人的祖国”呢？法国人没有这种感觉。帝国主义的法兰西爱国者，哪怕是拿破仑本人，从来也没有说过“日内瓦人和加尔文是讲法语的，所以自古以来加尔文主义就是法兰西的民族宗教（这好像是行不通的，法兰西民族宗教如果有的话，必定就是天主教），新教的日内瓦是法兰西民族自古以来的组成部分。”他们顶多想到比利时是拉丁语高卢的一个部分。法兰西是一个强国，它有具体的边疆。而日耳曼人则是法国人和英国人作战的战场。日耳曼人只有一系列像巴伐利亚和美因茨这样的小诸侯，在战争当中被英法两国蹂躏。因此，失败的德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法国和英国的时候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既不能忘情于政治，又无法掩饰他们在政治上被英法支配的窘境。于是才会有海涅所说的，法国人和俄国人占领了陆地，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德国人的权力才是无可争议的。我们在政治上虽然不行，但是我们搞学问还是有一手的，你们有康德吗？所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中，我们德国还是第一。因此就延伸出来了“哪里讲德语，哪里就是德国人的祖国”。因此托马斯·曼才可以说，希特勒尽管占领了德国，但是我在瑞士讲德语，德意志还在我这一边。
[00:10:32]而英国和法国的流亡者也多得是。克伦威尔失败以后，日内瓦共和国就有英国新教徒的流亡者。他们看中的不是日内瓦的法语，而是日内瓦的新教，全世界的新教徒是一家。逃避法国绝对君主制、到日内瓦的法国知识分子也有很多，例如伏尔泰狡兔三窟地在瑞士搬了一个家，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从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一系下来的法国知识分子曾经在瑞士避难过很多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他们显然认为自己有朝一日是要回到英国和法国去重新建立政权的。而德国人首先是没有这个本事，其次就用精神胜利法把自己的无能当作自己的高明。别人能够打回去，而我们回不去了，于是我们就用精神胜利法说，我们流亡的瑞士也是我们德国的一部分，我所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德国，而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假德国。我们要注意，这是一种演化趋同现象。弱者总是要搞精神胜利法的，要不然简直混不下去。失败者需要精神胜利法，胜利者则不大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尽管来源不同，但是在你不断需要精神胜利法的时候，你就可以预见到自己是失败者。但这是你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你要用谎言来安慰自己。
[00:11:53]我们要注意，在中国文化史上面，这种现象是格外的普遍，可以说是主流；而在德国，至少还不能说是主流。那当然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古老的中国士大夫是比德国知识分子泛文化民族主义者更大的失败者。他们不是偶尔失败，而是一贯失败，失败是他们的宿命。或者干脆地说，如果不是因为失败的话，你TMD也不会变成中国人。鲜卑人的祖先在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像满洲人一样，征服者的铁骑同时在内亚和中国作战。等到唐太宗的时代，他们已经开始失败了，已经回不去了。等到最后他们的后裔像李贺那样变成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已经陷得太深，走投无路。为了安慰自己，所以必须给自己认假祖先。那个假祖先，汉朝末年的知识分子，就是他们的真祖先杀掉的那些人。文化民族主义有这个安慰的方式，就像是没有儿子的人给自己收养养子一样。但是一般来说，收养养子的人是有一定极限的。收养养子是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或者儿子不成器，没有养子好，像罗马人和日本人经常做的那样。但是，他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说是收养那种杀掉自己亲生儿子的人当自己的养子的。直截了当地说，冒辟疆的道路、余英时的道路和颜之推的道路都是同一条路：你把自己推向断子绝孙以后，然后再让杀掉自己儿子的人来当自己的继承人。在全世界上，杀掉你儿子的人就是最像你的人。这就像是一个被强奸的女人一样，你最有可能嫁出去的男人和最了解你的男人就是强奸你的男人。你在被强奸以后，你不大可能嫁给别的男人了。而最了解你的男人和最想要你的男人就是强奸你的男人。你面临着永远嫁不出去和嫁给那个强奸你的男人的选择，因为只有他愿意要你。收养敌人做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因为只有敌人在落入你所在的这个猪笼草陷阱以后才愿意做你的儿子，其他人并不愿意做你的儿子。
[00:14:01]像中华文化民族主义者天天描绘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延续的。当然实际上是，中国改朝换代死人的彻底程度是远远超过希腊人、罗马人和巴比伦人的。如果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我们得承认，法老时代的埃及人现在大部分还以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形式存在，他们只是首先改信了基督教，后来改信了伊斯兰教。按照中华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来讲，这就叫做中断了。古老的埃及文明已经中断了，古老的埃及的方块字也已经没人认识了，你们TMD都去讲洋文去了。中国方块字是存在的，但是中国人的基因却灭绝了。齐桓公时代的那些住在齐国、血统跟吉尔吉斯人差不多的齐国人，他们的基因不见了。今天的山东人的基因跟通古斯人和满洲人的基因比较相似。不用问，他们肯定是在永嘉时代随着慕容家和五燕王国一起南下的那些征服者和假冒的儒家的后代。但是他们用方块字，他们符合文化民族主义的标准。也只有他们愿意做中国人，因为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他们在杀了你的儿子、冒充你的儿子以后，除了硬着头皮冒充下去、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已经回不去了。他们冒充你的儿子，这本身也是他们的失败；而你的儿子被他们杀掉了，必须接受他们的冒充，这也是你的失败。你们双方都是失败者，只是在失败的节奏和周期上有点差别。
[00:15:35]现在我们就回到什么是汉人的问题。汉人是堕落的征服者，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级是堕落的征服者的上层阶级。普通的征服者失去武力以后变成编户齐民，上等人和武士失去武力以后变成士大夫。为什么你们能有认同感？你们都是一批快要淹死的人，你们看到前一批被淹死的人就产生了精神上的同情，就感到他们是你们的兄弟。而那些把你们赶进水里的人，你们就觉得他们是你们的敌人。其实，他们是你们的真正祖先。收养者如果真的足够诚实地面对这些，把这个叙事建立起来，那么他能不能收养下去是很成问题的。现实中的收养者一般都是收养没关系的人或者自己看着顺眼的人，并不是被迫收养自己的敌人，就像是女人一般不愿意被迫嫁给自己的强奸者一样。但是你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已经别无选择了，必须把自己的欺骗永久性地维持下去了。在这个永久性的欺骗之上，你才能建立中华民族。没有子孙的人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看不到未来。
[00:16:40]余英时是中国反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偶像，因为他比国民党要有出息得多。他像是东晋和南宋的知识分子一样有出息。这些人直着脖子，就是不认北方来的征服者。赵复赵江汉先生还能够得到忽必烈的认同。他直截了当地说：“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导他人伐吾父母者。”而北方的征服者忽必烈也愿意尊重他，像是隋唐的征服者对文中子王通的门徒还相当尊重一样，所以他才能够混得下去。而共产党对他们是没有这种尊重的。他们自身所依托的南朝（也就是国民党政权）也没有东晋南宋这样有出息，直截了当地投共了。投共的结果就是，使钱牧斋和冒辟疆他们玩弄冒辟疆主义变得不那么舒适了。钱牧斋和冒辟疆他们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一代当遗民志士，我是出生在大明、忠于大明的，我鄙视那些贰臣，在精神上我觉得我比那些贰臣高一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在现实中他们占了我便宜这个基本事实，所以我要让我的子孙也这样做。我的子孙是出生在大清的，所以不在乎这个。他中了状元什么的，那只是他自己有本事，对我们家族很有好处。哪怕是他中了状元以后带着兵去攻打台湾，这也不算是背叛，因为他本来就是大清人。这样做，我们每一代人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益，我得到了精神胜利，我的孙子这一辈得到了物质上的胜利，哪一辈都不吃亏。”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南朝存在，我们还可以奉远方的永历皇帝为正朔，让我们去好好崇拜。在崇拜他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到自己的精神升华了。
[00:18:23]这个精神升华在本质上是什么呢？这就像是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所描绘的那样（注：见第34章）。就有一位老太太(Miss Matilda Crawley)，她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崇拜者。后来拿破仑称帝以后，她虽然感到遗憾，但是她还是决定继续崇拜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毕竟是共和国的儿子。拿破仑后来倒台，被流放到南大西洋，她从来没有一点点真正的难过。但是，热爱共和国和法国人的这一事实，是她装逼的主要需要。她觉得，这一点使她跟其他反对拿破仑和法国人的英国人有所区别，说明她思想高明，是一个开明进步的启蒙人士。而小说的另一个角色(Pitt Crawley)为了得到她的遗产和欢心，就一天到晚说一些对拿破仑有利的话来讨好她。因为大多数英国人都是讨厌拿破仑的，所以一方面她觉得她比大多数英国人高明，我是伟大的启蒙者，你们TMD都不是，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一点孤独。正好有一个年轻人跟我思想一样进步，整天跟我说拿破仑的好话，我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就被他俘虏过去了，就很有希望把自己的遗产传给他了。他们对拿破仑都没有真实的帮助。拿破仑对他们来说，正如罗素勋爵对一个反对猎狐的女士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敢说，您老人家对狐狸遭到的痛苦一点都不在乎。你之所以参加反对打猎的运动，无非是为了装逼的需要，要显示自己思想进步，比那些习惯打猎的普通贵族来得高明。”她老人家对拿破仑的爱，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冒辟疆主义者对大明流亡皇帝的爱也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他们的装逼需要。装逼是一种廉价维持阶级差异的手段，我们现在可以一针见血地把这层薄膜撕开。
[00:20:24]装逼是很容易进行模仿的，因为它的成本不高。所以，后来除了那些真实的中华民国遗民——像没有逃走的余英时那种中华民国遗民以外，还有另外一批像蒋方舟这样的人，自己出身甚至可能是共产党官员，根本就像纳兰性德一样属于征服者的后代而不是被征服者的后代，在改革开放时期冒出来热爱台湾。台湾象征着中国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中国文化在台湾得以流传。我们到了台湾以后，顿时感到这是中国存在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我们梦想中的另一个家园。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被我们敬爱的习近平大快人心地杀得快要不见影子了，但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广大装逼知识分子是非常喜欢闹这一套的。顺便说一句，当时这种做法使我感到不快，我看到刘瑜和蒋方舟他们就感到极其不快。这种本能的不快，现在仔细追溯起来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的体现。你们TMD凭什么出来冒充我呢？你们的祖先不是山东老干部吗？像是元曲《哨遍·高祖还乡》说的那样：“刘邦，我认识你。你TMD过去当小流氓、在乡里打杂的时候，我老人家还见过你呢，我老人家还雇佣过你当短工呢。你现在竟然人模狗样地当起皇帝来了，你像话不像话？”我知道你们的祖先就是贫下中农，穷到在家里面买不起地、娶不起媳妇，给本地的地主资本家像阿Q一样打工。共产党进了城以后，把你们提拔成人模狗样。别的不说，在毛泽东时代，你们像是刚入关的满洲人那样，当了干部，但是也还承认自己不懂文化，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只懂马克思的文化，不懂中华文化。这已经很过分了，但是还算是可以。现在你们TMD连文化这方面也要占去，你们开始直截了当地冒充我们就是大明的继承人。汉唐并称，鲜卑人变成了汉国的继承人，满洲人变成了明国的继承人。那么你们把我们挤到哪里去了呢？你们TMD太过分了。这就是阶级斗争了。
[00:22:26]但是，事情是必然要走到这一步的。到蒋方舟和刘瑜那一代，他们的祖先已经不像在周恩来和叶剑英那个时代一样，至少还能到马来西亚去发动革命。这就跟满洲人在纳兰性德时代也不能再入关到越南去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要开始装逼，我也要作诗，而且我作得比你好。我们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因为我们都汉化了，也就是说我们都丧失了武力，开始作起诗来了。同时，共产党容忍他们这样装逼。在他们自己看来，或者是在他们的追随者看来，这是一个通过舆论战实现民主化的手段。在共产党看来，这是通过舆论战吃掉台湾的手段。所以，同一件事情被各自表述了好几次以后，就以这种方式维持下去了。而习近平最终需要搞掉他们，主要原因也就是像王金平要到厦门参会时央视主持人李红说的那样：一语退群丐，要饭的又来了，我TMD已经养不起你们了。统战了你们几十年，你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花的钱越来越多，而统战的成绩好像是一步一步倒退，比起马英九和连战那个时代还不如了。花那么多钱，都拿去喂狗了，这样的钱我们花得起吗？既然花不起，老子还不如恢复原状，准备苻坚百万大军渡江来得好。相比之下，这是不是还要更便宜一些？像胡锦涛时代有人说的那样，打台湾比买台湾贵，所以我们要买一买。在这个时代，他们就各取所需，产生了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旧征服者即将沦亡并被新征服者所取代的现象。
[00:24:08]当然，被征服者的一方，就是以前失败的一方，可以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精神胜利法。我就说过只有中华文化是唯一的正统，你们蛮族虽然逍遥了一阵子，但只是一阵旋风。《旋风》是姜贵（王意坚）的一部小说，姜贵是一个次要的、一般人都不知道的反共作家，他写这部小说主要是骂共产党的各种不法行径，但是他的弟弟王愿坚就是八路军。他们在中国的子孙后代也全都变成了像刘瑜那样的老干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江泽民时代以后产生出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应该是很有可能的。他老人家在小说结尾就说过，共产党一时虽然得志，但是像旋风一样不能持久。这正是广大士大夫阶级对蛮族征服的典型看法。我们打不过你，如果打得过你，我们就不跑路了。打不过你，而且被你打跑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认，还是认为我们是千古正道。尽管这个千古正道在历朝历代都是失败者，这里面好像有点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考虑，我们还是要说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统在我们这些失败者的手里面。
[00:25:22]龙应台好像也是这么说的。龙应台后来说失败者的后代如何如何，意思就是说她基本上是精神胜利了。中国在背离了毛泽东时代的蛮族作风以后，终于像是满洲人康熙皇帝开始读汉书一样开始渐渐地走回正路了，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胜利者，精神胜利者。所以，国民党和他们的后裔要回归中国，从这个逻辑上讲也是合理的。我们眼看就要胜利了，精神胜利。共产党和以前的所有蛮族一样，就要被我们征服。正在这个时候，民进党还有一帮乡下土佬冒出来了。什么阿公阿婆之类的，没文化，你们的标签就是没文化，讲方言土语的人有什么狗屁文化？跳出来搞什么台湾独立，破坏了我们精神反攻大陆的大业。你们以为我们是投降共产党？误会误会，都是因为你们没文化呀。有文化的人一定看得出来，我们这是在把鲜卑人李世民改造成唐太宗。这个伟大事业眼看就要胜利了，让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乡下人都给我们搅和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不跟你们计较，但是我们有文化的人心里面是很明白的。如果谁敢跟我们争论的话，我们就一致地说他没有文化，跟刚刚入关的满洲人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在现代的辞令——比如说“自由中国”、“冷战”、“民主自由”这些西方词汇的掩饰之下，旧有的王朝更迭、蛮族征服、蛮族的同化和驯化这套故事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这是一套把历史拉回原有轨道的企图。
[00:27:09]我们要注意，余英时就代表了南渡衣冠最后的困境。他们应该坚守节操，坚守节操就不能投共，至少在这一代人不能投共，子孙后代就管不了了。子孙后代，比如说你在美国变成了美籍华人，如果你还懂一点汉语的话，那么你是很有机会被统战的；如果你不懂汉语的话，基本上就算是蛮夷了。如果懂汉语的话，那么你在美国必然会感到孤独。用点汉语，写点狗屁文章或诗歌之类的，到哪里去投稿？英文报纸，谁看得懂你这些东西？中文报纸总该有几个吧，或者是到华社的集会上去装一装逼，这是我们伟大的精神需求。这些报纸是谁办的？如果它还能办得下去，那肯定是共产党给的钱。非共产党的自发的反共性质的报纸，办到江泽民时代以后早已经快要办不下来了。江泽民时代以后还能办得下来，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大概就像是明镜电视台或者诸如此类的组织那样，不是共产党直接给的，但是可能是通过各种白手套转了N次手给的。但是如果没有统战部的话，这些东西都是玩不起来的。
[00:28:16]你要以为这是共产党特别坏，不见得哦。士大夫阶级都是官府养的，不做官的人或者是不被官府间接支持的人是做不了士大夫的。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唐人、清人和元人在被中原文化同化以后感到了儒家的重要性，被耶律楚材调教了一通以后觉得：我以前不懂，孔子原来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巫师，比我以前发津贴的道士和伊斯兰教阿訇一样厉害。那么我们本着兼容并包、同时多请几个鬼神对长生天来说也没什么害处的原则，给他们也发一点津贴。于是，你们就不用饿死了，也不用改行，像是蒙古人刚来的时候一样，只好去做道士，在道士和和尚的门口去求一碗饭吃。道士和和尚的身份很明确，他们可以做法。蒙古人一看到做法，就顿时认识了，原来你们也是巫师。幸会幸会，我们也有巫师，你看这是我们的萨满。我们大汗带兵出征的时候，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刮风，我们的萨满可灵验呢。你们是打败仗的人，你们的萨满也许不是很灵验，但是我们蒙古人是开明人士，还是愿意给你们少一点的津贴，把你们留用起来。于是，儒家就愤怒地看到，过去被自己瞧不起的道士和和尚都有了饭碗，而自己饿得不得了。那些不会写剧本的、到江湖上去混饭吃的人只有放下面子，投到金庸小说的主角王重阳的手下去当道士，或者是到海云法师（海云印简）的手下去当和尚。最后还要靠这些道士和和尚帮这些人出来说情，忽必烈才知道你们确实是有些法力的，给你们发津贴。
[00:29:52]于是，有了津贴，就有了饭碗，伟大的中华文化终于可以存续下去了。伟大的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依靠这种方式存续下去的。你们走到这一步，也不是像美国的流亡反共人士经常说的那样，是因为共产党太坏了。你们的祖先，那些不坏的人，在唐朝、元朝和清朝帮你们维持香火的精神上的祖先，当年也是这么混下来的。蒙古人自身的部落性质跟共产党不一样。我们可以说，蒙古人退到塞外是能够继续混下去的，而共产党退到欧洲去当恐怖分子却是混不下去的。那是从征服者那一方面来看。从被征服者那一方面来看，你们TMD混饭的手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自己粉饰一下、把混饭的手段说得很高明的技术多多少少有点区别。当然，如果你们真的承认或者面对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的话，那是要没面子到只有当场自杀这一条路的。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你们也不能承认。
[00:30:52]那么，我们就看出了中华文化的本质。中华文化的本质，就是给失败者和丢人现眼的亡国士大夫找面子、让他们使自己显得很高明、在自己断子绝孙的前夜还觉得自己的祖先和子孙都非常强大的一种技术。当然，这种技术是安慰剂，因此你就错过了保存自己真实子孙的机会。大多数收养子的人是不愿意让养子杀掉自己的亲生子的。但是，你如果接受了中华文化，你就必须得接受未来的养子杀掉自己的亲生子这种命运，而失去所有可以像愚夫愚妇一样有点健全常识的人逃之夭夭的可能性。而愚夫愚妇这么干，由于你的文化很高，他们都是文盲，所以他们逃之夭夭或者避免这种命运的企图在你看来就叫没文化。你有了文化，就迅速地走上了断子绝孙的道路。这个文化既是你断子绝孙的障眼法，同时也是促使你断子绝孙的助推力和工具。在你还能够有一点小小的选择余地的时候，你依靠这一套工具性的手段，就能够断绝自己的选择余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你预先断绝了自己子孙的所有生路。
[00:32:08]应该说，如果没有外来的思想资源和更重要的物质资源的话，你是很难逃脱这种命运的。我之所以能把余英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就是相当于他的儿子辈那种人。我父亲那一辈人就是相当于没有逃走的余英时那种人，然后他们精确地选择了冒辟疆主义的下场。意思就是说，把我的子孙这一代的命运预先断送掉了。我在开始做跳船准备的时候，最先面临的冲突就是这一方面的。第一步走出以后，以后就会越来越容易。随着一步一步走下去，原先看不清楚的东西就一点一点看清楚了。这就像是物理学实验一样，你不做实验就不会知道真相。而人文科学的有些实验，你必须拿自己当实验品。这就像是，军人的胜利非要经过前线不可，不上前线的、纸上谈兵的、坐在教室里面学习兵书的人永远会不了。余英时是有西方思想资源的人，他自己就在美国，他为什么冲不破？因为他没有面对过我曾经必须面对的那种战斗或者逃跑的选择，他没有经过这些东西。
[00:33:24]他经过的唯一选择就是，五十年代初期，他跟钱穆和大批流亡学生在香港混事。然后到六、七十年代，冷战格局稳定以后，他们被作为冷战当中的一部分雇佣兵。请注意，他们就是跟塔利班一样。美国人招募冷战雇佣兵的时候，招募所有的反苏势力。你是阿富汗游击队也好，是伊朗国王也好，是埃及封建地主也好，没什么区别。所以，你们在美国人心目中其实跟塔利班是一样的。只是出于共同反共这一点，先招募了你们，给你们一个饭碗，让你们有位置可坐。徐复观他们也是在这个时期找到位置的。然后你们就可以从从容容地搞学问，搞几十年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正是因为你有了一定的安稳位置，你的思想就不会再受到冲击而变形了，因为没有这个必要。而你在晚年又享受了更大的名誉，不同于那些纷纷变节投靠共产党的人，以及大多数觉得“我虽然讨厌共产党，但是我喜欢中华民族崛起；就算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崛起，我总是喜欢中华文化繁荣吧”、因此不可避免要变成共产党同路人的人。
[00:34:35]中华文化的繁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康熙皇帝慷慨地资助各路书院，靠的是邓小平和李光耀好好资助一下新儒学，或者比新儒学更加广泛一点，资助一下汉语和华语的文学。但是你反过来问，为什么士大夫阶级的文化是这样的不中用，它完全没有一点自发秩序的性质，不能混得下去？那么我们考虑一下混得下去的人是什么样的，具有自发秩序性质的人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像中世纪欧洲的那些修道士或者伊斯兰教教法学家，他们也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是怎样混事的？修道院自己是一个封建领主，他们像日本的僧院一样，自己一面打仗（往往是跟国王打仗），一面开荒种地或者从事贸易，保护当地的农民。开发一些过去罗马时代没有的新技术，作为技术方面的引导人，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形成一个法团结构。在自己的修道院中，有劳动者，有贸易者，有银行家，等于是一个小的准国家，像东印度公司一样。当然，也有专业的负责收书、藏书、写作的知识分子，以这种方式维系了文化。伊斯兰教教法学家是什么样的人？他接受很多商人的供养，形成一个弟子团。这些商人依靠他为自己的利益提供理论上的护符。这些弟子有的时候要跟别的门派打架。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于政府，能够形成知识、经济和暴力的联盟结构。
[00:35:56]但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这种能力，而是他们自己就是退化的前武士贵族，进入了一个更加单调的社会。单调的社会就是，它的生态资源比较少。他们没有能力用这种方式活下来，只能在第一阶段作为大臣和官员活下来。在第二阶段做不成大臣和官员以后，依靠民间的书院之类的组织活下来，最后落到范进这种地步。再堕落下去，就变成李自成围攻开封时期在黑市上买老鼠肉或者人肉勉强度命的秀才。这些秀才饿到一定程度，在钱花光了、买不到黑市肉的时候，自己在饿得昏昏欲睡、走都走不动的时候，傍晚出去买黑市肉又没有买上，就会被路边的强盗一棒打死，然后自己也被分尸，自己也变成黑市肉，被拿出去卖。或者幸运一点，他就变成官军、军阀部队或者李自成部队的师爷，一面吃着这些部队经常吃的人肉，一面等待着新朝代的来临。这就是他们即将得到的最后命运。这个路程是一步步走下来的，每一步你都有机会做其他选择，但是你没有。你没有做选择的机会，是因为你有了一套文化上的护符，这套文化上的护符使你相信你在维护中华文化的时候走的是一条胜利者的道路，其实你就一步步陷进去了。
[00:37:15]当年我在不肯做公务员的时候，那些走冒辟疆轨迹的亲戚都认为我神经病发作了，对此极其不满意。请注意，他们不是不骂共产党，他们像康熙爷手下的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天天骂满洲人。但是骂满洲人的同时，要让他们像是儒家先贤所倡导的那样不食周粟，我索性不做满洲人的官了，损失现实的利益，他们又要跳高了。你可以看出，他们是一些处在比国民党更加恶劣的环境的国民党，一方面想要占反共这块招牌的便宜，另一方面又想从共产党那里捞好处。比如说我妈妈就说，我们捞好处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别人是坏。当然这不是她的原话，但就是她的意思。别人是纯粹的坏，纯粹的贪婪，是很坏很坏的。而我们如果要这么干，那就不叫坏，那只是把共产党抢走我们的东西重新抢回来而已。这只是北伐胜利的另外一种形式。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北伐成功，破虏清宇，把这些蛮子统统赶回沙漠里面去，把他们统统吊死在路灯上面去。但是现在既然做不到，我们只有曲线救国，把他们欠我们的东西拿回来。这跟共产党的贪官污吏和贫下中农的贪婪是有本质区别的。
[00:38:31]我小时候是接受这一套逻辑的，但是后来长大了就觉得：TMD，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你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种区别只存在于你的脑子里面，你必须不断地向别人解释。比如说，如果你好点面子的话，就要必须不断解释我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这样做TMD累不累啊？这就像是解释一中各表一样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台湾独立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性很强的口号。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中华民国不是中国，一中政策不等于中华民国屈服于中国，累死人了好不好。所以，大多数贫下中农搞不清楚这样的区别，就觉得：“你TMD都一中各表了，美国都已经承认一个中国了，你还要跟台湾发生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背信弃义的明明是你好不好。打到台湾去，活捉林志玲！中央一定是被一帮可恶的卖国贼和绥靖分子把持了，所以才没有这么做。TMD，如果我当了中央领导的话，我早就打过去了。”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很容易理解的。多少人能看得懂这些乱七八糟的复杂理论呢？你还要不断地给他们解释，而且解释了他们也不明白。解释的目的是什么？归根结底也无非是说，我比你们要高尚很多，我比你们要有文化很多。你干脆在自己身上挂一张牌子，写上“我是上等人”五个大字，然后招摇过市就得了，这不是要简单得多吗？归根结底，您老人家的目的不就是这样吗？我是上等人，你们是下等人。说了半天，这些话术就是为了维持这个形象而已。但是如果直接挂这个牌子，或者在自己的额头上贴一张纸条，上面写上“我是上等人”，别人会觉得你太可笑了。对于外交家和负实际责任的人来说，把一中各表这样的理论贴在自己的额头上，或者像是知识分子那样找一些“中华文化在台湾”、“中华民族在台湾”之类的龙应台式的理论贴在自己的额头上，顿时就觉得自己高明起来了，但是其实本质还不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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