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义和团真相：口号扶清灭洋实际烧杀掳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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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的口号模糊了义和团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从而让群众增添了对清王朝的幻想，麻痹和消弭了群众的反清革命意识，丧失了对清政府的警惕性，也使得清王朝利用义和团，压制、歪曲运动的健全发展，将义和团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最终义和团在运动中大受破坏，在为统治阶级当炮灰的同时，还受尽残杀，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可悲、可怜、可叹。
对于义和团运动，在现代很多人除了在中学课本上了解过一些，其他的想必都知之甚少。历史课本上的几句简单的评语，几乎能倒背如流，却看不到多少历史真面目，对其评价也仅是一知半解，不能做到历史的客观公正。现在回过头去重新审视一下一百多年前那个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
当年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教案”，并非单纯的利益冲突，也并非单纯的政治争斗，而是中西思想冲突，中学和西学的争斗。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为“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如在《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有：(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
《庚子记事》中有：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的类似控诉洋教的文字还有很多，尽管亲身接触，切身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相信这些揭帖，但当义和团开坛做法，作为普通百姓，人们还是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指北京周边地区)，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主要针对外国人开展行动，如攻打教堂，反洋教等。
1898年10月下旬，外国教会强行拆毁了玉皇庙，于是，赵三多在冠县蒋家庄聚众祭旗起义，攻打当地红桃园等教堂，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随后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宛如滚雪球般从山东发展到直隶，波及半个中国，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
据史料记载：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觉得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于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
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
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
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杆(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
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如果说义和团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单纯的民间运动的话，好好练你的拳，与政府也没什么关系，即使偶尔反一反腐败者，也许不至于落到后来的悲惨境地。但他们很不幸，他们最终被权力人士所利用，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并且成为这场政治风波的牺牲品。
起初的义和团受到清朝政府当局的镇压，可后来却被统治阶级委以重任。那么，是什么让统治阶级在后来那么看重义和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不流血政变重新实行训政，将大清王朝的权力紧紧握在了手中。但是面对光绪皇帝屡屡违背自己的意愿，慈禧心里十分不痛快，认为光绪帝是一个不听话的麻烦制造者，随时都会威胁自己的权力，于是想到了废掉光绪，另立新君。谁知光绪人缘极好，各国公使都喜欢开明的光绪，所以慈禧的打算招致各界严重不满，各国公使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再次试图废光绪，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然而两天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纠集1200余人联名发电，极力反对废立光绪，并且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这时候的慈禧已经对不听话的光绪忍无可忍，决心要将其废立。然而洋人的枪炮又使她十分畏惧，就在这时时，一样被权力迷昏了头的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他在慈禧面前说义和团刀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义和团的神话也就从此快速远扬。
以上文章純屬轉載，認為有道理請點贊，不喜求放過
“扶清灭洋”的口号模糊了义和团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从而让群众增添了对清王朝的幻想，麻痹和消弭了群众的反清革命意识，丧失了对清政府的警惕性，也使得清王朝利用义和团，压制、歪曲运动的健全发展，将义和团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最终义和团在运动中大受破坏，在为统治阶级当炮灰的同时，还受尽残杀，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可悲、可怜、可叹。
对于义和团运动，在现代很多人除了在中学课本上了解过一些，其他的想必都知之甚少。历史课本上的几句简单的评语，几乎能倒背如流，却看不到多少历史真面目，对其评价也仅是一知半解，不能做到历史的客观公正。现在回过头去重新审视一下一百多年前那个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
当年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教案”，并非单纯的利益冲突，也并非单纯的政治争斗，而是中西思想冲突，中学和西学的争斗。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为“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如在《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有：(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
《庚子记事》中有：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的类似控诉洋教的文字还有很多，尽管亲身接触，切身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相信这些揭帖，但当义和团开坛做法，作为普通百姓，人们还是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指北京周边地区)，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主要针对外国人开展行动，如攻打教堂，反洋教等。
1898年10月下旬，外国教会强行拆毁了玉皇庙，于是，赵三多在冠县蒋家庄聚众祭旗起义，攻打当地红桃园等教堂，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随后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宛如滚雪球般从山东发展到直隶，波及半个中国，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
据史料记载：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觉得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于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
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
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
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杆(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
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如果说义和团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单纯的民间运动的话，好好练你的拳，与政府也没什么关系，即使偶尔反一反腐败者，也许不至于落到后来的悲惨境地。但他们很不幸，他们最终被权力人士所利用，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并且成为这场政治风波的牺牲品。
起初的义和团受到清朝政府当局的镇压，可后来却被统治阶级委以重任。那么，是什么让统治阶级在后来那么看重义和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不流血政变重新实行训政，将大清王朝的权力紧紧握在了手中。但是面对光绪皇帝屡屡违背自己的意愿，慈禧心里十分不痛快，认为光绪帝是一个不听话的麻烦制造者，随时都会威胁自己的权力，于是想到了废掉光绪，另立新君。谁知光绪人缘极好，各国公使都喜欢开明的光绪，所以慈禧的打算招致各界严重不满，各国公使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再次试图废光绪，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然而两天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纠集1200余人联名发电，极力反对废立光绪，并且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这时候的慈禧已经对不听话的光绪忍无可忍，决心要将其废立。然而洋人的枪炮又使她十分畏惧，就在这时时，一样被权力迷昏了头的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他在慈禧面前说义和团刀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义和团的神话也就从此快速远扬。
以上文章純屬轉載，認為有道理請點贊，不喜求放過
3 个评论
五千年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变过，由始至终都是先给异见者扣一个帽子，再进行无底线迫害。
义和团在山东巡抚毓贤的纵容下攻击教会，残杀教徒和传教士，惹的外国公使向清廷兴师问罪。清廷只好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然后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了山东后对义和团进行了血腥镇压，致使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而这时的山东原巡抚毓贤到了京城，开始向王公大臣们大肆吹嘘义和团的“壮举”，将其一步步神话，说他们个个刀枪不入。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众多守旧分子向慈禧推荐义和团一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
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戕，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尽显强盗本性，进行烧杀抢掠。不仅杀害传教士，连信了教的中国人也全都杀害。七月十五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二十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人，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
当时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500人幸存。
义和团称传教士为“毛子”，教民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等人被依次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等，凡为“毛子”全部在杀害之列。因为其仇视一切带有“洋”字，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所以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残害，并扬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因为义和团手上有所谓的“圣旨”，属于“奉旨造反”，所以其威势无人能匹，破坏程度，令人咋舌。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报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最终，这场运动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对义和团的评价，后人不能仅仅看表面现象，也不能单纯地从他们的所作所为去说其是“土匪”，或者说“爱国人士”，评价他们需要充分认识其两面性。
在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其中“扶清”这里并不能说就是指扶保清政府，而是指扶保中国。一方面这是一场以统治阶级支持的反帝运动，另一方面当时的农民阶级，各种政权意识和国家意识十分淡薄。由于各种封建因素的制约，使他们很难将“朝廷”和“国家”两个概念区分得很清楚，如义和团告示中有这样的文字：“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当然，义和团的揭帖中也有这样的话，“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这也就是说义和团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考虑的还是先反帝，然后再反封建。“扶清”只是打的一张政治牌，为了争取当时统治阶级的支持，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样做却是在给自己挖坟墓。
“扶清灭洋”口号模糊了义和团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从而让群众增添了对清王朝的幻想，麻痹和消弭了群众的反清革命意识，丧失了对清政府的警惕性，也使得清王朝利用义和团，压制、歪曲运动的健全发展，将义和团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最后义和团在运动中大受破坏，在为统治阶级当炮灰的同时，还受尽残杀，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可悲、可叹、可怜。
后来诸多名人对义和团都有很多评价，如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
“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虽然这些人都是后来“五四运动”之后的精英，但他们同样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在西学的熏陶下成长，却未曾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义和团的“起事”。在笔者看来，公正、真实地对义和团的评价应该具备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义和团行为固然是对西方文明向西方以外传播的非理性的反作用，他们是在堂吉诃德般地维护腐朽的旧制度、旧文化，但他们的行为还是具有爱国主义因素，哪怕这种因素非常有限；第二，义和团行为实质上是那些保守的清朝当政官员制造的灾难。他们被以慈禧为代表的晚清权力政客所利用，而他们本身没有文化，对西学几乎一无所知，致使成为被人运作的工具；第三，要正确理解、评价义和团运动必须按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国家背景为准，不能单纯地拿现在的眼光武断。当时的中西思想碰撞是难以避免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必然会激起民众的反抗，只有义和团走在了前面，而他的阶级局限性是他彻底失败了。
总之，义和团运动没有能挽救中国，这是其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的结果，他的暴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应该用任何手法去掩饰，因为那毕竟是历史，但是其本身的爱国主义也同样不能被抹杀，重新审视中华大地上那一段真实的历史事实，无疑对中国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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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戕，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尽显强盗本性，进行烧杀抢掠。不仅杀害传教士，连信了教的中国人也全都杀害。七月十五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二十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人，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
当时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500人幸存。
义和团称传教士为“毛子”，教民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等人被依次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等，凡为“毛子”全部在杀害之列。因为其仇视一切带有“洋”字，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所以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残害，并扬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因为义和团手上有所谓的“圣旨”，属于“奉旨造反”，所以其威势无人能匹，破坏程度，令人咋舌。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报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最终，这场运动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对义和团的评价，后人不能仅仅看表面现象，也不能单纯地从他们的所作所为去说其是“土匪”，或者说“爱国人士”，评价他们需要充分认识其两面性。
在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其中“扶清”这里并不能说就是指扶保清政府，而是指扶保中国。一方面这是一场以统治阶级支持的反帝运动，另一方面当时的农民阶级，各种政权意识和国家意识十分淡薄。由于各种封建因素的制约，使他们很难将“朝廷”和“国家”两个概念区分得很清楚，如义和团告示中有这样的文字：“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当然，义和团的揭帖中也有这样的话，“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这也就是说义和团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考虑的还是先反帝，然后再反封建。“扶清”只是打的一张政治牌，为了争取当时统治阶级的支持，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样做却是在给自己挖坟墓。
“扶清灭洋”口号模糊了义和团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从而让群众增添了对清王朝的幻想，麻痹和消弭了群众的反清革命意识，丧失了对清政府的警惕性，也使得清王朝利用义和团，压制、歪曲运动的健全发展，将义和团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最后义和团在运动中大受破坏，在为统治阶级当炮灰的同时，还受尽残杀，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可悲、可叹、可怜。
后来诸多名人对义和团都有很多评价，如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
“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虽然这些人都是后来“五四运动”之后的精英，但他们同样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在西学的熏陶下成长，却未曾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义和团的“起事”。在笔者看来，公正、真实地对义和团的评价应该具备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义和团行为固然是对西方文明向西方以外传播的非理性的反作用，他们是在堂吉诃德般地维护腐朽的旧制度、旧文化，但他们的行为还是具有爱国主义因素，哪怕这种因素非常有限；第二，义和团行为实质上是那些保守的清朝当政官员制造的灾难。他们被以慈禧为代表的晚清权力政客所利用，而他们本身没有文化，对西学几乎一无所知，致使成为被人运作的工具；第三，要正确理解、评价义和团运动必须按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国家背景为准，不能单纯地拿现在的眼光武断。当时的中西思想碰撞是难以避免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必然会激起民众的反抗，只有义和团走在了前面，而他的阶级局限性是他彻底失败了。
总之，义和团运动没有能挽救中国，这是其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的结果，他的暴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应该用任何手法去掩饰，因为那毕竟是历史，但是其本身的爱国主义也同样不能被抹杀，重新审视中华大地上那一段真实的历史事实，无疑对中国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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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官媒的文章，沒幾年它們又開始跪舔之前被批判的強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