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陈寅恪闲谈中国学术的短处和长处

（摘自余英时《陈寅恪与儒学实践》）

陈寅恪早年曾习古希腊文，读过原本哲学、史诗、戏剧等。1919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习梵文时，曾对西方古典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同优劣，作过下面的对比。据吴宓《日记》是年12月14日条所载，他说：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引自吴学昭学口《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9-10)

    陈寅恪下笔为文，一向严谨，从不肯放言高论，经虚涉旷。这是朋友间的闲谈，由吴宓记录了下来，才能保留到今天。吴宓当时在《日记》中特别注明，此段“尽录陈君之语意”，故大体可信。

……
他把“士”所应当体现的价值概括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二语，更是画龙点睛之笔。这说明他在学术、宗教、思想、文化等方而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自由，开放、多元的立场，并坚决反对任何方式的“定于一尊”。从这一方面说．他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出发点上是一致的，即主张兼容并包。他这一近于自由主义的(1iberal)立场，当然曾受到西方文化的启发，但却又不能完全看作是舶来品。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便包孕着一·种比较宽容的精神。前引他在1919年12月14日和吴宓的长谈中，便有下面这一段话：

    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相反。(吴宓《日记》，引自《吴宓与陈寅恪》，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