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也有春天
风雨源头，二二八是个绕不开的日子。具体的前因后果，不用小熊多说。当然，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回望，说老蒋是元凶罪魁，实在有够冤枉。光复初，围绕台湾战后施政，无非两种意见。一种是地方籍精英，要求在台湾率先实行宪政，搞地方自治；再就是国府代表陈仪，他希望延续日据时代体制，在台湾搞省府统制。最后因为陈仪背后的政学系与蒋的关系更久更深，所以陈氏路线占了上风。然后就是接受、专卖制度、币值改革等等激生民变，最后事态不可收拾，要蒋来给陈善后。事后的定调，蒋也是按陈的报告，认定此次是皇民与台共的暴动。铁案一定数十年，大错从此铸成。
大难之后，省级精英纷纷出走香港，组成了“台湾再解放同盟”，意思就是第一次是从日本手里光复，第二次是倒蒋再解放。内部有两种意见：左派要求由解放军来倒蒋救台，右派则要求由联合国来托管救台。其中的主脑，是来自云林廖家的两兄弟。廖家号称是“两代六博士，士林第一家”。早在日据时代，廖家开私塾教汉学为生，哥哥廖文奎，弟弟廖文毅当年都是放弃去日本上大学，选择回大陆读书的亲中份子。但谁成想，光复后阴差阳错，又赶上二二八，他们作为地方自治派，上了黑名单，被逼出走香港。
哥哥廖文奎在流亡会议上，分析台湾前途：在蒋的手里，要么像当年的撒丁岛，完全统一意大利的大业；要么失败，被美国等西方列强瓜分，好比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前一种可能性不大，后一种前途黯淡。大家就问，二哥，你看出路何在？廖说，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学爱尔兰，脱英独立，走自己的路。计议已定。左派分道扬镳，回到大陆，就是今日花瓶之一的台盟。右派转进有最多台胞定居的日本，搞自己的独立国去了，弟弟廖文毅出任大统领。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理论如何构筑？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知识局限。东京时期，只有两种理论，其一，民族说，代表作《台湾——苦闷的历史》，作者王育德，他哥哥死于二二八，他由此发奋，开始从民族的角度，试图把台湾叙述成一个血缘独立的民族，然后就可以像爱尔兰那样反抗英国云云。其二，阶级说，代表作《台湾人四百年史》，作者史明，他的经历更复杂，本是大陆派回台湾的党代表，后来去了日本，从左翼理论出发，认为本省人与外省人分属两个阶级，所以要搞独立红色国家等等。说实话，这黑红两种理论都不太通，不过那个时期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当年不明真相的台湾民众
如今的景象
以上是岛外的颠覆性的造反派，同一时期岛内也有所谓建设性的反对派。主要是由大陆而来的外省籍的知识精英和本省籍的地方士绅组成。这就是以雷震、胡适等为首的这一伙儿中右翼知识分子。他们虽然随国父南渡，但在认知层面上其实也不认同蒋的那一套，内心还是想要搞美式那一套的。
老蒋对岛内外这两派人，采取两套办法：一是招安，二是打压。在六零年代之前，就大体把这股危险化解了，迎来一个相对平静的六零年代。但在这十年，也不是没有危机萌芽，主要是三个人的成长，为未来留下伏笔。要说这三人身上有何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的家族亲人都经历过二二八的洗礼，与当局都结下了血怨。彭明敏，天生的读书种子，曾当选台湾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战后最年轻的教授。在他影响下，台大隐约变成新的民主桥头堡。施明德，上学服役期间，就多次策划暴动，然后坐牢，在铁窗大学和来自全岛的各色人等一同进修社会学。卢主义，留美医学生，在费城创立 Formosans’ Free Formosa 简称3F，之后，像蔡同荣之类的学弟们如大海归潮般纷纷来投。
彭虽然后来被逼流亡，但他的学生李鸿禧日后成为台湾法学界的泰斗，门下四大才子，例如贞昌、长廷、水扁、俊雄都是未来的骨干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彭是当之无愧的法学教父。而施，是个行动派，在外头搞暴动，在里头闹暴狱，很得社会上这批小兄弟们的推崇，虽然在蹲苦窑，但已成为社运界的龙头。至于卢，他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早期的民族说、阶级说都被证明说不通、理不清。他留美，从美国历史着眼，提出民主说，把当年美国脱英史拿来套台湾。从这套白色理论推理，台湾反对蒋氏，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阶级，而是类似自由反对独裁，费城反对伦敦的翻版。
台大法学院 风能进，雨能进，党部不能进
绿岛 “台湾社科院”
费城独立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