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与过度追求完美的历史教训

过于激进和强调完美彻底，往往还会出现“过犹不及”的后果。典型如20世纪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与建设。相对于封建社会的等级压迫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冷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美好的构想，是为了人类的平等与幸福，的确是值得追求的。但在苏联、中国、东欧乃至柬埔寨，却发生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发生的各种巨大悲剧。过于强调革命纯洁性导致人头滚滚的肃反不断发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执念让国家建设被教条主义束缚，不顾现实条件和客观规律的经济政策导致大饥荒和工业浮肿，鼓吹不妥协的阶级斗争让数百万计生命被残杀。而这些悲剧虽然有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等具体原因，但是也和起码名义上强烈追求马列斯毛理论中的原教旨目标有关。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有关“政治正确”的争议，也反映了激进主义和追求完美会遭反噬的现实。“政治正确”是发达国家在历经各种历史苦难得到大量经验教训、发展到如今高度文明社会后的产物。各种具体的“政治正确”规条例如反对歧视和嘲笑少数族裔/女性/残疾人/变性人/犯罪或灾害受害者、反对宣扬对特定群体的仇恨和不满、反对否认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压迫屠杀奴役、在专业领域承认气候变化真实存在/进化论正确的科学结论等。
   
   这些“政治正确”于情于理都是必要的，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减少仇恨、社会和睦、科学发展。但一些激进的左翼和建制人士对于“政治正确”过度强调，遭到了厌恶“政治正确”者的反弹。即便一些人一开始认可“政治正确”，但在连篇累牍的强调、条条框框的规训下，加上现实里人与人的纠纷及人性恶的因子影响，反而逐渐痛恨“政治正确”、故意发表或者私下认可与“政治正确”相反的观点。而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原因之一就是他无视“政治正确”、随心所欲发表歧视和仇恨言论，引发了厌恶“政治正确”者的共鸣和对他的支持。

     对激进和完美的过度追求，还会被阻碍变革的人利用。就像从古到今，在中央政府推行一些利民政策后，下层官僚担心既得利益受损而试图抵制，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但却可以通过把政策执行到极端，让好的政策产生恶劣后果、引发各方强烈反感，以达成其抵制政策的目的。无论古代的各种变法更化（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还是如今的繁多改革整顿（医改教改、财税改革），相关的既得利益者经常故意促使政策的执行极端化，以倒逼上层退让乃至废止政策（当然也有一些极端措施并非为此目的，例如山东“百日无孩”、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以及现在对新冠的高强度防控，并不是下层故意极端倒逼上层停止措施，反而是故意发力向上献媚、整治百姓展示官威权势，以获取利益）。

  过于强调完美，也会混淆事情好坏程度的差异、收益与损失量的有别，将都不完美但有明显程度差异的制度、政策、理念、事件，以及各有缺点但明显有些是“有缺点的战士”有些是“苍蝇”的个体或人群，一概评价为“坏、差、恶”，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例如将民主制度下得到规范和监督的“政治献金”与专制统治下的贪污腐败等量齐观，把发达国家平民相对富人的经济拮据与中国百姓为衣食住行挣扎划上等号，将法治自由环境下必要的言论限制与极权主义下严密的舆论管控相提并论。

    这些立场看起来是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当然也有些是故意使坏），但必然导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削弱了对相对良好一方的支持热情与力度，让相对更坏、更恶、更差的逃避掉应得的相对更大的谴责与惩罚，阻碍了有限但可贵的进步，也让更进一步的改革进取失去了基础和台阶。就像国人经常声讨资本/资本家的罪恶，却很少提及资本相对权力温良、资本家相对官僚和善的事实，导致更值得警惕的权力之恶被忽视或淡化。同样，那些批判改革开放种种弊病的，也掩饰了毛时代更加黑暗绝望的历史事实。还有反对动物保护的人，总是批评爱护猫狗的动保人士为什么不爱鸡鸭鱼猪牛（如果爱护这些，他们又会问为什么不保护老鼠苍蝇蚊子乃至细菌和病毒），以此解构对部分动物的保护的价值和必要性，刻意用死板片面的逻辑（而非完整系统的道理），抹杀爱护动物者根据现实做出的折中努力。

    还有，在“物极必反”效应下，完美主义的目标追求失败后，还容易让曾经的追求者彻底丧失信心，变成犬儒和遁世者，连改良都不愿意参与了，使得现实距理想更遥远了。文革和八六学潮八九民运失败后，本来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广大民众，普遍选择远离政治，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1990年代至今“告别革命”和“闷声发大财”思潮的流行，就是激进主义诉求失败、相应政治理想破灭后的产物。这些当然是阻碍变革者、各种大奸大恶之徒希望看到并且积极促成的。

    还有，极端和彻底看起来是“完美”，但仅仅是对某些特定目标和群体来说的“完美”与胜利，对整个社会和更广大多元的人们，反而是损害和失败，并且往往也会反噬这个试图不惜代价达成的目标本身。因为追求某个目标的完美、强调某些群体自身利益的完全实现，几乎必然是以损害其他目标、挤占他人利益为代价的。

  就像苏联、中国、朝鲜等国曾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就占有和消耗了其他领域所需的资源、阻碍了轻工业和服务业正常的生产和运行，更让农民成为“输血者”和“牺牲品”，导致经济结构畸形，也无法满足国民日常生活中对轻工业制品、农产品及各种服务的需要，成为其最终经济崩溃、体制坏死的重要原因；

  建国以来各部门各地方为政绩乃至迎合领导喜好搞的各种“献礼工程”、“一刀切”执法，也在达成某些目标同时对民生造成更大损害；还有这两年中国以高强度封城和隔离为主要手段的“动态清零”政策，的确起到了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但极大的侵害了个人自由、破坏了经济发展，造成的有形无形损失远超新冠本身的危害；

  爱德华·斯诺登、切尔西·曼宁、朱利安·阿桑奇等“极端信息自由主义者”所做的公开几乎一切所知机密的行为、鼓吹各国政权和政治完全透明的立场，固然有利于世人了解美国及世界各国政治的黑暗、国家权力结合大数据对公民隐私的侵犯，但极端信息自由主义也必然影响反恐和国家安全、损害国际政治运作和各国间外交关系，带来各种负面影响，并且反过来成为遏制信息自由的借口；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救亡启蒙”风起云涌，国人普遍将对外抵御列强入侵与殖民、对内追求民主和繁荣，作为坚定不可动摇的目标。从道理上这当然正确，但过激的民族主义倾向，如盲目抵制外国货、袭扰在华外国人士（当然也有很多是自卫反击），以及提出非常激烈的排外口号，导致了中国与列强尤其日本关系的恶化。面对与中国邻近而强大的日本，当时中国民众采取了激进排日态度，并逼迫国民政府对日强硬。处于弱势的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刺激了更加极端化的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让两个民族剑拔弩张、无法和平共存，加速了日本侵华，最终中国民主建设和经济民生发展因抗日战争而毁灭。

  当然根本上是日本一方的错误和罪恶，但如果当时能够有所妥协，国人“韬光养晦”而非大张旗鼓反帝反日，多强调自强而非“位卑而尊”，或许后来的中国就不会有一系列祸难，历史进程也是另一个样子，而中日关系也不会像后来至今日这样高度畸形（如果只看“9.18事变”乃至“8.13事变”之前的中日官民关系和相互影响，日本其实对中国尤其汉族还是颇有恩情，如助推反满民族民主革命、作为“中介”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但日本侵华尤其南京大屠杀后，一切就难以挽回了，即便恢复邦交，也成为一种极不健康的畸形关系。日本助推和支持中共独裁，则愈发让中日真正的友谊毁灭，对中日两国都是悲剧，对中国尤其如此。

  而1919-1937年“抵制日货”、驱逐日人，并未让中国强大繁荣，反而激化中日矛盾；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全面引入日货、邀请日人在华工作生活，也就在实质上宣告了百年前抗争的失败和无用，骨气和实惠二者皆失（相反，如像韩国那样，如果先不抵制而自强，自强后再独立自主和“身土不二”，反而真正发展了民族经济、维护了民族成员利益））；

  历史上也有许多好大喜功、为追求某些目标不惜代价的封建帝王，如强行进行全面政治和社会更化的王莽、热衷修建浩大工程和对外征伐的杨广，其一些目标本意或许是好的、作用上也是有正面意义的，但为此不顾现实条件局限、不惜政治经济民生代价，结果民变四起、众叛亲离，即便最后放弃目标也已于事无补，最终国灭人亡。他们的结局也反映了对狭隘目标和自身利益的过度的追求、对“完美”的强调，也会招来其他利益受损者的反扑，最终鸡飞蛋打，不仅激进的目标无法实现，连守成和恢复旧有的不完美状态，都不再可能。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是几千年来流传的智慧之言，但后人仍然不断的犯同样的错误，令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