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国进民退 中国银行国有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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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录自〈旧中国银行二三事〉，冯耿光口述、林汉甫整理）
【张作霖、蒋介石向中行强迫借款】
我在北方多年，熟人很多，维持中行局面，本不致有什么问题。 不料有一天，驻在保定的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部，忽然派一参谋到中行总处来找我说，他们有一笔进口押滙的军火，约値三十万元，在未交货付款前，洋行方面要求银行担保，张学良要我以中行名义签字担保。 我因兹事关系重大，推说须经董事会通过，而当时各董事散居各地，无从召集，难于照办。 对方坚持不允，最后说要派一副官带领宪兵四人护送我到保定去见张学良，当面商量。 我想此事不妙，遂找陆军次长杨毓珣设法。 杨说：「千万不可同去，否则便没有办法。」 即由杨亲自找张作霖说明原委，一场虚惊，才算平安渡过。
张嘉璈在上海应付国民党政府的需求，也不是很顺利的。 他和黄郛、陈其采、钱新之等人，原来都是很熟的朋友。 当北伐军到上海时，国民党就指派陈、钱等人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中行由吴震修代表参加。 有一次这个委员会议决，先凑二五库券垫款一百万元，送到南京去，要中、交两行各担任五十万元。 先是钱新之与宋汉章商量，宋不允垫借，后由吴向宋劝说，宋仍坚决不答应，并且说：「孙传芳军队，已经过江来了。」 吴看到这事无从下台，就赌气不管，一个人溜出边门跑去看电影。 因为这笔垫款发生波折，财政委员相继辞职，蒋介石大为不满，第三天就打电报给宋汉章，非要借一千万元不可，措辞异常强硬，虽经再三疏通，最后还是分期照借了。 二五库券第一次发行总额就有三千万元，沪行担任的数目也不少。 宋汉章因为不善于应付，坚决要求辞职，遂由总处决定把宋提升为沪区行总经理，后由董事会推为常务董事，所遗沪行经理职务，由贝淞孙接任。
【国民党政府攫夺中国银行】
一九二八年中行被迫改组，增加官股，是国民党攫夺中行的开始。 这年中行总处从北京搬到上海，我也下决心把北京的房子卖掉，移家南下。 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行在上海银行公会开股东常会，由我主持。 原来议程中列有改选第四届监察人和第三届董事两案，却因为国民党政府已于10月26日公布中国银行条例，不得不临时撤销，故于常会后接开股东临时会，同意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组方案。 张嘉璈实际上是参与方案的拟订的。
根据这一方案，中行改组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把国家银行的职能拱手让给中央银行。 中行的官股除原有五万元外，增加495万元，以公债拨充，合为500万元，计佔股份总数5/5，由财政部加派官股董事三人、监事一人。 原任商股董事监事，虽未满期，全部改选。 王克敏因帮助北洋政府借款，已于是年四月间被通缉。 董监事人选中与北洋政府关系较深者，均掉换为与国民党接近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和华侨富商。 总处组织也由总裁、副总裁制改为董事长、总经理制，由李馥荪任董事长，张嘉璈任总经理。 我本不愿意担任总裁，就此摆脱这一职务，专任常务董事，不再到行办事。 这是中行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变迁，中行在北洋政府时期成为经理国库的国家银行地位和局面也就宣吿结束。
回忆中行活期、定期存款总数，一九一七年底为一亿四千余万元，一九二八年底为三亿八千余万元。 钞票发行额，1917年底为7000余万元，1928年底为1.7亿元。 一九二八年底，全国银行发行总数为二亿九千余万元，中行发行总数约占半数; 全国各银行活期、定期存款总数为9.8亿余元，中行存款总数约占四成。 中行自从1916年停兑以后，信用破产，创深痛巨。 在这一时期中，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对于金融事业的发展，影响尤大。 我们经过十一年的努力经营，获有上述成就，虽很渺小，总算为中行打下初步基础。 国民党政府上台后攫取中行，所以采用缓进办法，也是因为中行这时在金融界已有相当力量，可以暂时利用的缘故。
【四大家族势力的渗透】
张嘉璈在改组之初，对于国民党还存有幻想，一心要模仿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办法，将中行办成为有国际地位的汇兑银行。 他于一九三〇年从欧美各国考察归来，添派英美留学生多人来行，锐意经营业务：一方面增设伦敦等国外经理处，推广国际滙兑; 另一方面将各分行迁至通商口岸，利用原有的钞票发行，积极与工商企业联络。 虽然1931年长江流域大水灾，九一八东北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对社会经济尤其是金融业是严重的打击，但中行业务仍有进展。 到1934年底，全行活期、定期存款总数达5亿余元，各项放款为4亿余元，均较中央银行多一倍许; 发行总数为二亿余元，较中央银行多两倍半。 上海等地中行的声势，都远远超过中央银行。 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金融事业，乃以巩固金融，救济工商业为名，于1935年3月再度改组中行，指定宋子文为董事长，调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改任宋汉章为总经理。 股本总额增为四千万元，官股原为五百万元，再增加一千五百万元，以国民党政府新发行的金融公债抵充，共为二千万元，在总股额中所占比例自五分之一增加到二分之一。 官股董事、监察人和常务董事的人数都有增加，政府的力量更深地渗透到中行来，四大家族就此直接支配了中国银行。
国民党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度攫取中行，听说王克敏和胡笔江都是宋子文的幕后策划人，但张嘉璈却事前毫无所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据吴震修说，当改组消息发表时，张嘉璈曾以长途电话把他从南京分行叫到上海来商量。 他当时情緖很激动，说不出话来，过一会儿才对张说：「我与你在中国银行共事多年，从前称呼你副总裁，现在称呼你总经理，不愿意再在别处称呼你副总裁。」 吴震修的意思是劝张嘉瑕不要就任中央银行新职务，但是最后张还是去了。 这样，国民党政府通过两次改组的命令，只用几张公债预约券，便把历史悠久的的中行夺去为四大家族所私有，从此中行变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大银行。
（节录自〈旧中国银行二三事〉，冯耿光口述、林汉甫整理）
【张作霖、蒋介石向中行强迫借款】
我在北方多年，熟人很多，维持中行局面，本不致有什么问题。 不料有一天，驻在保定的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部，忽然派一参谋到中行总处来找我说，他们有一笔进口押滙的军火，约値三十万元，在未交货付款前，洋行方面要求银行担保，张学良要我以中行名义签字担保。 我因兹事关系重大，推说须经董事会通过，而当时各董事散居各地，无从召集，难于照办。 对方坚持不允，最后说要派一副官带领宪兵四人护送我到保定去见张学良，当面商量。 我想此事不妙，遂找陆军次长杨毓珣设法。 杨说：「千万不可同去，否则便没有办法。」 即由杨亲自找张作霖说明原委，一场虚惊，才算平安渡过。
张嘉璈在上海应付国民党政府的需求，也不是很顺利的。 他和黄郛、陈其采、钱新之等人，原来都是很熟的朋友。 当北伐军到上海时，国民党就指派陈、钱等人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中行由吴震修代表参加。 有一次这个委员会议决，先凑二五库券垫款一百万元，送到南京去，要中、交两行各担任五十万元。 先是钱新之与宋汉章商量，宋不允垫借，后由吴向宋劝说，宋仍坚决不答应，并且说：「孙传芳军队，已经过江来了。」 吴看到这事无从下台，就赌气不管，一个人溜出边门跑去看电影。 因为这笔垫款发生波折，财政委员相继辞职，蒋介石大为不满，第三天就打电报给宋汉章，非要借一千万元不可，措辞异常强硬，虽经再三疏通，最后还是分期照借了。 二五库券第一次发行总额就有三千万元，沪行担任的数目也不少。 宋汉章因为不善于应付，坚决要求辞职，遂由总处决定把宋提升为沪区行总经理，后由董事会推为常务董事，所遗沪行经理职务，由贝淞孙接任。
【国民党政府攫夺中国银行】
一九二八年中行被迫改组，增加官股，是国民党攫夺中行的开始。 这年中行总处从北京搬到上海，我也下决心把北京的房子卖掉，移家南下。 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行在上海银行公会开股东常会，由我主持。 原来议程中列有改选第四届监察人和第三届董事两案，却因为国民党政府已于10月26日公布中国银行条例，不得不临时撤销，故于常会后接开股东临时会，同意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组方案。 张嘉璈实际上是参与方案的拟订的。
根据这一方案，中行改组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把国家银行的职能拱手让给中央银行。 中行的官股除原有五万元外，增加495万元，以公债拨充，合为500万元，计佔股份总数5/5，由财政部加派官股董事三人、监事一人。 原任商股董事监事，虽未满期，全部改选。 王克敏因帮助北洋政府借款，已于是年四月间被通缉。 董监事人选中与北洋政府关系较深者，均掉换为与国民党接近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和华侨富商。 总处组织也由总裁、副总裁制改为董事长、总经理制，由李馥荪任董事长，张嘉璈任总经理。 我本不愿意担任总裁，就此摆脱这一职务，专任常务董事，不再到行办事。 这是中行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变迁，中行在北洋政府时期成为经理国库的国家银行地位和局面也就宣吿结束。
回忆中行活期、定期存款总数，一九一七年底为一亿四千余万元，一九二八年底为三亿八千余万元。 钞票发行额，1917年底为7000余万元，1928年底为1.7亿元。 一九二八年底，全国银行发行总数为二亿九千余万元，中行发行总数约占半数; 全国各银行活期、定期存款总数为9.8亿余元，中行存款总数约占四成。 中行自从1916年停兑以后，信用破产，创深痛巨。 在这一时期中，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对于金融事业的发展，影响尤大。 我们经过十一年的努力经营，获有上述成就，虽很渺小，总算为中行打下初步基础。 国民党政府上台后攫取中行，所以采用缓进办法，也是因为中行这时在金融界已有相当力量，可以暂时利用的缘故。
【四大家族势力的渗透】
张嘉璈在改组之初，对于国民党还存有幻想，一心要模仿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办法，将中行办成为有国际地位的汇兑银行。 他于一九三〇年从欧美各国考察归来，添派英美留学生多人来行，锐意经营业务：一方面增设伦敦等国外经理处，推广国际滙兑; 另一方面将各分行迁至通商口岸，利用原有的钞票发行，积极与工商企业联络。 虽然1931年长江流域大水灾，九一八东北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对社会经济尤其是金融业是严重的打击，但中行业务仍有进展。 到1934年底，全行活期、定期存款总数达5亿余元，各项放款为4亿余元，均较中央银行多一倍许; 发行总数为二亿余元，较中央银行多两倍半。 上海等地中行的声势，都远远超过中央银行。 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金融事业，乃以巩固金融，救济工商业为名，于1935年3月再度改组中行，指定宋子文为董事长，调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改任宋汉章为总经理。 股本总额增为四千万元，官股原为五百万元，再增加一千五百万元，以国民党政府新发行的金融公债抵充，共为二千万元，在总股额中所占比例自五分之一增加到二分之一。 官股董事、监察人和常务董事的人数都有增加，政府的力量更深地渗透到中行来，四大家族就此直接支配了中国银行。
国民党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度攫取中行，听说王克敏和胡笔江都是宋子文的幕后策划人，但张嘉璈却事前毫无所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据吴震修说，当改组消息发表时，张嘉璈曾以长途电话把他从南京分行叫到上海来商量。 他当时情緖很激动，说不出话来，过一会儿才对张说：「我与你在中国银行共事多年，从前称呼你副总裁，现在称呼你总经理，不愿意再在别处称呼你副总裁。」 吴震修的意思是劝张嘉瑕不要就任中央银行新职务，但是最后张还是去了。 这样，国民党政府通过两次改组的命令，只用几张公债预约券，便把历史悠久的的中行夺去为四大家族所私有，从此中行变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大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