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毛澤東有同門之誼——一個高棉半文盲的自白

我與毛澤東有同門之誼——一個高棉半文盲的自白
  我叫江浩，是出生於柬埔寨金邊市的華人，從法律層面而言，我不是中國人，也沒當過一天中國人，我的祖籍是廣東揭陽，我的母語是潮州話和高棉話，普通話是到了十一歲以後才學的，至於粵語則是七十年代申請到香港之後才學會的。
  曾祖父於大清時在汕頭和廣州兩地經商，後來遭朝廷緝捕逃到柬埔寨，據說是和反賊孫文有勾結，不過他應該只是個小角色，父親也語焉不詳。清廷退位後祖父回鄉在汕頭繼續經商，在二十年代末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破產，父親十幾歲時又隻身去柬埔寨投靠曾祖在那裏的朋友，看來江家的反骨還是世代遺傳的，另外還有濃得化不開的愛國賊基因，要不就難以解釋為什麽我的兩個姐姐在六零年大饑荒之時，瞞著父母試圖要偷跑回中國，我在十一歲就死活要離開父母，告別大魚大肉去啃窩頭和醬疙瘩，只是為了要留在北京讀書以便日後報效祖國。一年後的六三年，父親委託堂伯父專程到北京接我回家，他以為我吃了一年苦頭就會回金邊，不料被我拒絕，那時我已經參加了少先隊並佩有兩道杠了。
    串聯時第一次去黃花崗烈士陵園憑弔，後來移居到香港，多次去廣州，每次都會到那裏緬懷那些烈士，這些長眠在這裏的人可能和曾祖父認識或有過交往，曾祖父逃過一刧，這個世界上才會有我這個人，倖存者的後人難道不應該到這里對他們表示敬意和懷念嗎？這大概就是我這個高棉人在一些網站註冊網名時不假思索就用了《黃花崗》的緣故吧。
    我是持柬埔寨護照隨父母到中國旅遊的，被姐姐蠱惑留在北京讀書，在中國期間沒拿過任何形式的身份證，連戶口本也沒領過，只領過學生證和工作證，後來持單程通行證去香港，那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我算是英國屬土的居民，再後來歸化法國，因為還保存了一些柬埔寨的身份證明文件，在問話時也能說兩句，移民局的官員絲毫沒有懷疑我們不是柬埔寨難民，畢竟高棉話不是英文，世界上能說上幾句的人還真不多，現在我的護照和身份證也都注明我的原籍是柬埔寨，出生地是金邊，當我出生時，柬埔寨還沒獨立，是法國的海外屬土，說我生來就是法國人也沒錯。
    柬埔寨很早就被中共所滲透，我上小學一年級時是在一家親國民黨的《文光小學》讀書，校長陳光年先生，高大魁梧，應該是個國軍退役軍官，我們每天在上課之前要對著國父孫中山的畫像三鞠躬，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到了第二年，柬國政府屈服在中共的壓力之下，關閉了學校，驅逐了陳校長及一些教師(應該是台灣人，那時太小，不能分辨。)我對這件事情記得那麼清楚是因為我很怕陳校長，他高大健壯，我從來沒見他笑過，我又聽不懂他說什麼（那時只聽得懂潮州話和些許高棉話）有一天看見他突然到了我家，和父親不知在說什麼，這是從未有過的事，他從未來過我的家！那時我只覺得大禍臨頭，父親把我叫了過去，陳校長出乎意料地彎下身子摸了摸我的頭，眼中似乎還有淚光，弄得我莫名其妙，直到開學換了學校才知道他被趕回台灣了。
    二年級上《端華學校》這是金邊市以中柬兩種文字授課的最大學校，分小學、初中和高中，回想起來，端華應該是中共資助的。老師應該都是回大陸受過培訓，那時正在大躍進時期，那些老師滿口胡言，在他們的口中，中國就是個天堂，糧食多得吃不完，唱的歌也是：「年年我們要唱歌，比不上今年的歌兒多，全國一齊大躍進……」我還記得一個老師說中國養的豬和大象一樣大，除了鼻子短些和沒有象牙，她還問我們說，這麼大的一隻豬，我們學校全體學生能吃得完嗎？大家都覺得吃不完。北京的馬路光滑得和鏡子一樣，真的能當鏡子！我們也相信了，年幼無知嘛。在端華，有哪個學生去看台灣電影（當時國共都有電影上映）或香港電影，被同學看到去舉報，是要記個大過的，畢劍福的遭遇我們這些柬埔寨華人早就領教過了，恐怖吧？我就是在他們的欺騙之下回中國讀書的。
    這些教師後來幾乎都跑到叢林參加紅色高棉，在紅色髙棉奪取政權後大部分被殺，這也許就是為虎作倀的現世報吧。
    東南亞土著世代篤信佛教，百姓皆純樸善良，毫無機心，就如上古之初民一般，「安貧樂道」這四個字他們當之無愧，記得小時候有幾次和母親想乘坐三輛車都遭到拒載——那些車夫只要覺得今天已經賺夠了錢，他們就寧願三五成群聚在樹蔭下閒聊，你就是再多付些車費他們也不會為那點錢工作。不知為何一染上「毛」病，就脫胎換骨成為殺人狂魔，我至今猶百思不得其解。
    1979年中共藉口越南在邊境挑釁去進攻越南，是想解紅色高棉之圍。說越南在柬國用兵之際還要挑釁中國，就像納粹德國聲稱波蘭進攻德國一樣荒唐。
    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攻佔金邊，開始其血腥統治。在國內大肆屠殺百姓之餘，於75年5月1日入侵越南富國島和壽春島，燒殺姦掠無所不為。1977年4月和9月，紅色高棉兩次入侵越南安江省，打死打傷兩萬多名越南平民，並拒絕與越南談判。1978年4月18日，入侵越南知尊縣，制造了舉世震驚的Ba  Chuc (百春)大屠殺，Ba  Chuc鎮共有居民3177人，「男的一槍打死，女的先姦後殺」無論男女老少幾乎全被殺光，只有兩個人成功藏起來僥倖生還。
    1978年12月25日，忍無可忍的越南軍隊向紅色高棉發動全面進攻，勢如破竹，只用了兩周時間便攻克金邊。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全體外交人員誓與紅色高棉同生死、共存亡，一起撤往西北部山區，1月30日，正在美國尋求美國牽制蘇聯的鄧小平公開表示：「中國人民堅定不移站在柬埔寨人民一邊反對侵略者！」
    在全面肅清紅色高棉殘餘勢力後，1989年越南自柬埔寨全部撤軍，柬埔寨政府和人民把越南軍隊解放金邊的1月7日，定為正式節日。
「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殺逾越節。）
    在紅色高棉統治的三年八個月的時間裏，整個柬埔寨成為一個大屠場，死亡人數在二百萬左右。全國人口減少了超過四分之一，43萬華裔被殺30萬，2萬泰裔死了8000，2萬越僑基本上被斬盡殺絕，在死亡人數和國民人口的相對值上創造了世界紀錄。78年喬森藩在聯合國大會上曾說：「五百萬柬埔寨人民將……」一個西方記者問道：「柬埔寨不是有七百多萬人口嗎？」喬森藩冷笑道：「我不理解你們西方人為什麼對反革命分子的命運那麼關心？」在法國，我認識了一位死裏逃生的華人，據他說，越南軍隊來了以後，從紅色高棉幹部家中找到死亡名單，華人全部都得分批殺光，這個華人撫著心口道：「下個禮拜！下個禮拜就輪到我家了！」越南人把他們一家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就在紅色高棉大肆屠殺華人的時候，波爾布特在北京接受偉大詩人的接見，當時波爾布特向毛請示：「我們要搞社會改造，不可避免會觸及華人，您的意見如何？」偉大的詩人毛主席大手一揮：「那是你們的內政！」看看偉大的詩人的心胸多寬廣，氣魄多偉大？紅色高棉從金錢到武器，無不仰賴中共，只需毛詩人表態維護華僑利益，數十萬華人便不至啣冤黃泉。
    家父一向關心政治（他讀過幾年私塾，在金邊的華人中也算是個讀書人。）我的兩個姐姐早在1960年就去北京讀書，當她們表示要去中國時，父母親都表示反對，但是後來得到消息，端華學校的師生正在為他們籌錢做路費買機票（在此之前端華已經有學生以這種方式私自逃到大陸去了。）父母親很是開通，覺得拴得住人也拴不住心，讓她們去吃兩年苦頭還不乖乖回來？我後來聽母親說，在機場送行時，有兩個女人在母親身邊故意大聲說：「這兩個女孩子真可憐，這麼小就被送到唐山受苦，她們的母親一定是個狠心的後娘！這麼作孽，以後會遭報應的！」母親後來跟我說起這段往事時眼睛還噙著淚水——可憐天下父母心。
    兩年後，1962年的4月中旬，父母親參加了由使舘組辦的華僑回國觀光團，帶上我和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一起赴京參加五一勞動節慶典，他們的本意原是想把兩個姐姐帶回來，但是他們低估了中共的洗腦術，在北京的近二十天中，大姐一有機會就來蠱惑我，說得天花亂墜，我那時還不到十二歲，懂得什麽？只覺得在金邊聽到的中國人都在挨餓不是事實，華僑大廈的飯菜和北海頤和園的菜肴都很好吃（觀光團外出觀光，午餐都在外面吃，當然都是名廚做的菜）加上什麼北海天壇頤和園長城十大建築……那麼多好玩的地方，就被姐姐忽悠得哭著喊著要留在北京讀書，父母親拗不過，跟我約定了，等他們去南京上海蘇杭等地遊玩過，到了廣州給我打電話，如果我要跟他們回家再到廣州相聚，當時僑辦的負責人也拍著胸口說到時候會安排專人送我到廣州。父母親這趟回國之旅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把我也給搭了進去。

    63年秋天，父親托堂伯父專程來北京，想把我接回去，應該是父母親事先交待過，伯父幾次都趁姐姐不在場時勸我回家，那時我已經參加了少先隊，當上了中隊長，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了，再說大小也是個官了，怎能變節？加上母親唯恐我們受苦，只要金邊有華人來北京，父母親都會托他們帶上一些能保存較長時間的食物如臘腸臘肉，豬肉鬆牛肉乾，曬乾的大蝦米魷魚乾瑤柱之類的食物。家裏又時不時寄錢來，有錢寄來就有僑匯卷，可以去光顧友誼商店，每逢周末還可以下舘子，北京展覽館裏的莫斯科餐廳和離華僑補校不遠的新疆餐廳，就是我們這些歸僑學生常去之處，不過我自己去得最頻繁的是「阜外食堂」，出了補校門口走不到兩三百米就到了，我最愛吃的菜是辣子肉丁和溜肝尖，好像總是吃不厭。
  生活既然不甚艱苦，加上姐姐日以繼夜對我洗腦，要求我要向中國人民看齊，學習他們的艱苦樸素，媽媽給我帶來的一些好的布料或是有格子條紋的衣服都不許穿，她自己甚至在新衣服上打上補丁！自從我們到北京，母親每隔一年就會到北京住上一個月，每次除了錢和食物還有衣服布料，但都被江姐（小說「紅岩」裏的女主角，她的同學稱她為江姐，她極為開心）收起來不給我，我到了十六七歲才開始懂得反抗——那是媽媽給我的，你憑什麽拿走？從那時起我才穿上好布料縫製的衣服，至於在那之前的衣服布料，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被她弄到哪裏去了。她自己一直穿得破破爛爛，衣服上都是補丁，考上北大之後，她的同學知道有個僑生（那時是件稀罕事）眾人猜了幾天都猜不出竟是她這個看起來像個農村來的女青年，她甚至不肯用潤膚膏，說勞動人民都不會用潤膚膏，只有資產階級才會用，每年冬天她的手都會裂開甚至往外滲血！好像這樣才能算是脫胎換骨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我第一年買了盒友誼潤膚膏，她覺得太奢侈，去買了一盒幾分錢的蛤蜊油給我用，友誼讓她給沒收了。
    她在得知堂伯父要來北京後就天天和我談心，警告我不能當逃兵，更不能當叛徒，她甚至聲色俱厲地問我：「你要是成了逃兵叛徒，對得起毛主席嗎？對得起周總理嗎？」不知情的人聽了這話會以為是毛主席和周總理把我養大的，堂伯父此行的任務失敗了。
    後來我申請去香港與父母團聚，沒有告訴她，不久之後父親來信詢問申請赴港之事進行得如何，被她看到了，從那天起我就成了她不共戴天之仇人，幾個月沒看我一眼，沒有回答過我一句話，直到我離開北京她都對我不理不睬。我一直認為世界上只有她這麼一隻怪物，直到看了李南央《我有這麽一個母親》這本書，才知道這種稀有怪物也能成雙的。
    在朗諾政變後不久，柬埔寨開始屠殺越南人，金邊軍人政府把越南人視為潛伏的越共，越共當然有，但是絕大部分應該都是被冤殺的。湄公河上漂著很多屍體，父親很擔心他們殺得手順會殺華人，畢竟中共已經公開支持西哈努克和紅色高棉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柬國的華人已經是敵國的人，被集體屠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父親在一夜之間就做了決定，全家分三批跑到港澳，把房子和工廠交給舅舅請他變賣，帶上家裏那點錢就全家跑到澳門，起碼一家人離得近些，也不用再擔驚受怕。記得在家里有好幾大盒照片，我小時候光著屁股趴著的、坐著的，繫著紅兜兜的（像小人書所畫的哪咤穿的那種，高棉天氣熱，又怕孩子凍著拉肚子，我們小時候都光著屁股繫上那麽一塊花布縫制的兜兜包住肚臍眼）還有很多家庭生活照，都沒帶出來，只保存了幾張。
    我曾數次聽到母親晚年在感嘆，說父親一輩子都優柔寡斷，做生意沒有魄力，很多時候錯失了賺錢的良機，但是不知道他為什麼在那時捨得破釜沉舟拋棄一輩子的基業？那個時候是沒有幾個華人覺察到有迫在眉睫的危險的，很多人在遲些想走已經走不了了，朗諾政府感覺到如果任由華人外流會導致經濟崩潰，因此在我們一家逃離之後不久，政府就加強了管制，華人想要溜之大吉已經太晚了！母親得出結論：那是江家的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的庇佑！
    舅舅一直不肯把房子和工廠變賣，他托人和父親說，政府對華人的態度沒有變化，畢竟柬國的經濟幾乎全掌握在華人手中，反華會造成經濟崩潰，所以他認為華人的安全有保障，如果把房子和工廠賣了，幾年後和平降臨（他認定戰爭很快會結束）我們再回去又得從新置業，一動不如一靜。
    舅舅對朗諾政府的判斷倒沒錯，他萬萬想不到的是紅色高棉取得了勝利，舅舅一家的性命也全搭上了，人為財死，很多人就是捨不得家業全家被殺，父親的英明決斷救了我們一家的性命。
    舅舅家在金邊以西，（過了波成東機場不遠）大約三十公里的一個叫「安厝盧」的小鎮上，緊挨著4號公路，4號公路是美國人照著美國高速公路的標準修的，據說在戰時可以供飛機起降，由於修得太直太好，開車時常不知不覺越開越快，每年出交通事故都得死不少人，4號公路的另一頭是西哈努克港。舅舅是做木材生意的，向政府投標買下一片片原始森林砍伐後出售，很有點錢，而且他很敬重母親這個姐姐，母親愛吃榴槤，每年到了榴槤飄香的季節，他都會裝滿一牛車母親愛吃那個品種的榴槤，僱個高棉農民拉到金邊送給母親吃，一牛車的榴槤我們一家人怎麽吃得完？況且這種水菓吃多了會上火，母親便會叫那些工人每人拿幾個回家，家里的房子雖然大，分四層，但是每層每個角落都能聞到濃鬱的榴槤香氣，經月不散，睡夢中都能感到那些香氣結結實實把你圍住，現在沒這福氣了。記得舅舅每次來金邊，總是笑咪咪的把我們叫過去，從口袋裏拿出一疊鈔票，叫我們自己拿幾張，我後來聽二姐姐說，我總是抽一元面額的，她是找五元十元面額的（太大面額的錢她倒是不好意思拿）我從小就這麼笨，難怪一輩子都發不了財。紅色高棉奪得政權後，舅舅一家數十口祖孫三代幾乎悉數被殺，只有一個表姐因為嫁得遠沒被波及，逃出了生天，現在住在美國加州。
    79年2月12日，為了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挽救紅色高棉，中共對越南發動了「自衛反擊戰」，不惜出動數十萬大軍，犧牲數萬士兵的生命企圖挽救這個有史以來最嗜血，最殘暴的盟友。
    那時我剛到香港不久，對自由世界的訊息如饑似渴，每天看幾份報紙，對紅色高棉的種種血腥罪行都有所了解，但是當中共發動對越南的侵略戰爭時，無論左中右輿論都一致叫好，只有倪匡先生在他的明報專欄中明確反對這場不義之戰，民族主義當真能那麼蠱惑人心嗎？
    在中共簒政前，東南亞華人大體上與當地土著相安無事。毛詩人登大寶後，想效仿老大哥豢養幾個衛星國過把老大癮，於是明裏高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不干涉內政」等等漂亮口號，暗中卻出錢出力出武器，甚至在中國設立了培訓基地，在東南亞各國搜羅了一群徒子徒孫，要求他們去搞武裝叛亂，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妄圖克隆出幾個中共式的政權，當地許多華人受到蠱惑，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從而導致在後來的反華排華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和殺戮。
    像印尼、緬甸等國，在共黨妄圖奪取政權失敗後，華人所受的苦難就不必說了，但是柬共成功了，華人卻遭到最殘酷的殺戮，要不是越南軍隊解放了柬埔寨，柬埔寨華人恐無噍類。在柬共開展「武裝鬥爭」之際，很多「愛國」左傾華人跑入叢林與柬共一起戰鬥，但是後來悉數被偉大毛詩人的好學生波爾布特殺得乾乾凈凈，無一漏網。香港田園出版社出版的「我與中共和柬共」，是由回國求學，後被派往柬埔寨搞顛覆活動的柬埔寨華人周德高囗述，由朱學淵先生執筆撰寫的一書中有詡實的描述。
    印尼、緬甸、泰國、馬來西亞無不如此，在印共緬共失敗後，華人都遭到池魚之殃，不少人的財產甚至生命都替毛交了學費。
    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在中國流亡的日子裏，和美麗的莫尼克公主天天遊山玩水，夜夜笙歌，電視上的新聞簡報幾乎天天都有那個不知亡國恨而樂不思蜀的國王的報導，當時正值文革如水如荼之際，廣大群眾和幹部對「封資修」深惡痛絕，對此大為不解，大為抱怨。我曾經看到過周恩來對此事的內部講話，大意是：西哈努克親王在柬埔寨國內有一定的威望，如果放他回去參加武裝鬥爭，一定會削弱甚至奪走柬共的領導地位，我們花點錢養他，這樣柬共就可以坐大，在柬埔寨未來的政治格局中起到主導作用云云。我看到後大為震驚，深感周用心之險惡，所謂口蜜腹劍大概就是如此吧！
    親王有幾個子女被柬共殺害，他本人回國後也被囚禁起來，要不是越南進攻柬埔寨，需要放他出來去聯合國爭取支持，親王與王后也難逃一死。
在我的記憶中柬埔寨人極老實善良，給人的印象甚至覺得他們比較笨，如果跟越南人相對比就更加明顯了，越南人個個都極精明，金邊有很多越南僑民，我們這些孩子從小都在一起嬉戲，直到現在我還記得一些簡單的越南話。
    我被蠱惑留在北京後，分配到西城區阜外西口的華僑補習學校讀書。校長張國基先生，湖南益陽人，1915年考入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當時湖南師範學校是一年制，他畢業後留校當講師，毛澤東在17年入校，張校長曾當過毛的老師，後來經毛介紹加入中共，1927年蔣介石清黨時張校長逃到印尼開了間中文學校辦教育，算是脫黨吧，在中共篡政後回到北京，五十年代末開始擔任北京華僑補習學校校長。毛對他還挺念舊情，他享受的待遇相當高，有汽車、司機和袐書，每年除夕夜都受邀到中南海與毛澤東吃團年飯敘舊，我問過張校長，都有誰能陪同毛主席吃團年飯？據他說有徐特立、謝覺哉、董必武、林伯渠等幾個被毛稱為老師的人，加上他湊上六個，連江青、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都沒有資格坐在那裏。我又問他，到了中南海和毛主席握手嗎？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那幾年的除夕夜我都在校門口等他的汽車回來跟他握手，算是間接沾過點皇恩龍氣。張校長很喜歡我，一看到我就會抱起來親兩下，我在華僑補校的學生中年齡算是最小的，學習成績卻應該是最好的，小時候也屬於那類比較討人喜歡的孩子。這麽算起來，張校長當過毛的老師，又教過我，也是我的老師（在補校讀書期間，張校長代過幾次課，還有數次坐在後排聽那些老師講課）我和毛澤東倒可算是有同門之誼。
    北京華僑補校的老師應該都是尖子，要教一群來自世界各地，有很多甚至聽不懂普通話（我是其中之一）年齡大小不同、水平參差不齊的僑生著實不易。我在語文班補習了兩年中文，後考上北大附中，隨即文革爆發，滿打滿算只在中國正式讀了四年中文，比小學博士習近平還略有不如。
  文革爆發後不久，我校的紅衛兵把校圖書館砸了，搶掠一空，等到我得到消息趕去，只撿到一本唐詩三百首，一本稼軒全集，一本南唐二主詞集，那時除了雄文四卷和「歐陽海之歌」，「金光大道」之外沒有別的書可看，鎮日無所事事，夏天幾乎每天都去頤和園划船游泳，冬天去溜冰，有空便去學校附近的菓園菜地偷水果，掰玉米解饞（那時黃莊周邊都是菜地菓園，現在應該高樓林立了）每天晚上就看那幾本書當安眠藥，那三本詩詞便陪伴了我好幾年，使我養成了對舊體詩詞由衷的喜好，直到今天，我還能一字不漏地背誦不下幾百首唐詩宋詞。
    感謝神送了三本優秀的傳統詩詞給我當安眠藥，要是像那些老毛粉所引以為自豪的會背老三篇，那真的會讓祖宗蒙羞的。
    七十年代初分配到北京朝陽區某廠工作，學徒剛滿師不久就申請到香港，當中英談判塵埃落定後倉皇跑到法國，一生從未與文字打過交道，我早就下定決心決不在中共的治下生活，對他們所謂五十年不變的保證我一句都不信。九十年代初在巴黎認識了一位移民到法國的詩人，和他交往過一段時間，向他學習了一些有關舊體詩詞格律的知識。有一天他對我說：「讀書人應該有個齋號，我給你取一個。」說罷提筆濡墨寫下「癖詩廬」三個大字送給我作為齋號。我誠惶誠恐道：「我連初中都沒讀完，算什麼讀書人？至於作詩，我想都不敢想。」先生大笑道：「你就是個讀書人！李白杜甫連小學都沒上過呢。」並鼓勵說：「你要是肯寫詩，就是個詩人，你可以做到的！」
  韓愈曾感嘆道：「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如果沒有吾師的傳道，授業解惑和鼓勵，我這輩子是沒有勇氣去寫一首詩的。
  退休後閒來無事，想起吾師鼓勵我的話，也為了打發時間，但是又擔心自己對先生的教導理解有誤，找了本王力先生的「詩詞格律」學習詩詞創作，迄今八年了，寫下近三千首詩詞，除了近四百首詠史詩，其它都是時事詩，也寫了一些旅遊詩和遊戲之作，雖不敢比唐宋前賢，但是自信於格律尚無大錯，也沒有無病呻吟之作。我只能算是個半文盲，才淺學疏，難免有疏漏謬誤之處，望方家不吝賜教補充。
    拙詩遵循傳統舊體詩格律，用平水韻，詞則是依龍榆生先生的詞律，皆用定格。吾師當年曾半開玩笑說：「江浩，你以後作詩填詞得嚴格依照格律，千萬不可失律出韻，東坡李白可，他們才大，人家都知道他們精於此道，只是不屑去修改，你們這些初學者則不可，別給我丟人！」吾師之話我至今牢記在心，如發現格律有誤則一定想方設法改正。

  這張金邊的照片是在越南軍隊解放金邊時不知道由何人拍攝的，建築物都被糟蹋得破爛不堪，面目全非，大街上都是垃圾，一個親戚給我發來這張照片，正中那座圓頂建築是中央市場，華人稱為新市，與之對應還有一個市場叫老市，距我家比較遠，我那時年紀小，沒去過。新市是法國人設計建造的，整座建築一層層都開了數不清的窗口，自然採光，我小時候常跟媽媽一起去買菜，從我家走過去也就十來分鐘，右邊白色車子後面緊挨著拐角圓弧形建築，天台上有水泥柱子的那幢房子就是我曾經的家，我那時睡在三樓，母親在天台上用大瓦缸種了矮種番石榴，石榴和矮種木瓜，還種了一些香料如金不換，薄荷葉，蔥和辣椒，在一個遮陰的角落我還養了一大缸金魚，另外還用闊口玻璃瓶養了十幾瓶鬥魚，那些小東西得一條一條分開養，要不就會打個你死我活，這些鬥魚有些是買的，有些是自己去撈的。還養了很多蟋蟀，柬埔寨的蟋蟀個頭很大，也很勇猛，比我後來在北京圓明園遺址的亂石堆中逮到的蟋蟀體型要大好幾倍，當時要是有人獻幾隻給宣德皇，當個大官易如反掌。那些蟋蟀都是到了晚上拿手電筒去離家不遠的地方逮的，那時金邊像個大村子，離我們家不遠的小河溝和稻田就能逮到鬥魚，我家的後門是塊空地，有一片小樹林，我多次見到有孔雀在那裏徜徉。
    那條街原來的街名叫篤加蘭街，後改名為戴高樂大道，另外金邊還有一條大街的街名叫毛澤東大道，剛來法國時曾有個溫州人要冒充高棉難民，要我給他個地址，我說就毛澤東大道好了，容易記。他瞪了我一眼說：「開什麽國際玩笑？」便不再理我了，好人難當哪。戴將軍和毛詩人不知道花了多少冤枉錢才把名字立在那兩條街的街口，親王的錢來得真容易。
    那座圓弧形拐角的建築物是家西藥房，小時候曾被母親派遣去買過幾次藥，都是鄰居，那些夥計和我都很熟，有時還會塞兩顆治咳嗽的薄荷糖讓我解饞。幾年前巴黎的妹妹到金邊舊地重遊，還特地看了看，房子已經不知道是何人所有了，妹妹跟那戶人家說，這原來是我家，可否讓我進去看一下？那戶高棉人也同意了，物是人非，恍如隔世。
    大概在我離開金邊後兩年，父親又在金邊最大的烏亞西市場附近的莫尼旺大道買了塊地蓋了一幢房子搬到那里住，那時聯系都靠寫信，所以記得地址，那個地方我沒去過，聽妹妹說比舊宅還大，不過那也是屬於別人的了。紅色高棉滅亡後有些在法國的華人還真的回去辦理手續領回房子，父母離開時工廠和住宅的房契地契都交給舅舅，現在舅舅一家都被殺，房契地契也都沒了，有的親友認為父親還保留著自己的護照，高棉政府應該能查得出來，父親沒去嘗試—— 錢財身外物，一家大小都能毫髪無損已經是菩薩保佑了，親眼看到那麽多親友忙了一輩子，到頭來一場空，大小的命都沒了，他看淡了，當初父親肯毅然決然離開金邊，大概已經做好了捨棄財產的準備，只要一家大小平安就好，父親辦到了。
    我家右邊的鄰居姓黃，有兩兄弟和我年齡相仿，哥哥名叫子龍，弟弟名叫子強，他們的模樣我現在還記得，小時候常在一起玩，後來聽母親說，兄弟倆都被送到巴黎讀書，75年赤柬進入金邊，一些腦子被洗壞的高棉留學生包了架飛機要回去建設祖國，兄弟倆也在其中，一下飛機就悉數押到附近的樹林槍殺，無一倖免，兄弟倆的父母在赤柬進城後不久就被殺，全家被滅門！
    我從小就被蠱惑被欺騙，以為中共為國為民，社會主義是金光大道，離開父母自願去接受洗腦，當時可以說是雖九死而不悔，幸虧很早（大概是是在67年左右）就醒悟過來了，從此不再對這個邪惡集團抱有任何幻想，剛開始誤入歧途，後來卻如鳳凰般的浴火重生，現在他們不論如何花言巧語，再也沒有可能騙得了我，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隔壁的黃先生倒是很早就知道中共不可信，把兩個兒子送到自由民主的法國，卻不料他們卻在法蘭西喝了左傾思潮的毒酒，大陸文革時，法國的學生也跟著興風作浪，鬧得很兇，黃家兄弟不可避免會受到影響，父母安排他們走進一座華麗的殿堂，他們卻掉進殿堂的糞坑里，種下玫瑰，卻收獲了罌栗，人生選擇的道路真是無法預測會把你帶到何方，塞翁得馬，又焉知非禍？

  金都大戲院位於我家到端華學校的必經之路，幾乎天天都經過，這家戲院放映一些日本電影和印度電影，西哈努克親王導演甚至參加演出的電影也在這裏放映，親王就是高棉的陳後主和隋煬帝，人很聰明，喜歡搞藝術，能當導演，會填詞作曲，可以不用稿子滔滔不絕講上兩三個小時，比他能侃的全世界大概只有一個卡斯特羅了，包子這種拿著稿子還打嗑巴的蠢貨跟我們的親王完全沒有可比性，他當然也喜歡美女，更是個專業的亡國之君，可是他在高棉還是很得人心的，他每年都要去一些鄉村訪貧問苦，後面跟著兩輛卡車，裝滿了格子浴巾（幾乎每個高棉農民都會在脖子上繫上一條，隨時可以沖涼）拖鞋，汗衫褲衩，萬金油和白花油等東西，每到一處，就會滔滔不絕表示你們的王如何愛你們這些百姓，在他的努力下，又有那個壽頭要拿出多少錢送給柬埔寨，再列舉一些大國援助的項目，日子會越來越好的，他甚不用像列寧那麽騙人說：「面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在他的治下，高棉還真的越來越好，柬埔寨本來就是個魚米之鄉，稻米一年三造，只要在有水的地方連我們這些孩子都能用手摸到魚，很多農村種稻子甚至不用插秧，需犁了地，撒下稻種就等著收割了，我們潮州人均耕地面積很少，潮州老農是出名的農業專家，被很多地方請去指導種田，中國也挑選了一些老農去柬埔寨指導耕種，我回鄉時聽到一個曾經的專家搖頭苦笑說，幫助他們提高了產量，明年他們就會少種一季，幫不幫都一樣。很多樹上一年四季都結著菓子，根本就餓不著人。 加上那些年由於越南戰爭之故，柬埔寨的戰略地位舉足輕重，對越戰能產生很大的影響，中美蘇都爭相送錢給西哈努克，親王也毫不客氣照單全收，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時光，金邊被稱為小巴黎，柏油馬路筆直寬闊，兩邊種滿了花卉，那時真的不記得金邊有乞丐，以致我六二年經香港去大陸，在踏入羅湖看到那一群群鶉衣百結的饑民時感到詫異莫名，不明白他們為什麽要在身上掛些破布條在大街上遊蕩。那時在香港住了幾天，住在九龍的二伯父帶著我們去到處參觀購物，當時我覺得香港很落後，很多住宅都破舊不堪，坐車經過一些徙置區，整幢大廈外掛滿晾曬的衣服，花花綠綠的褲衩漫天飛舞，煞是壯觀，市容遠遠比不上金邊。二伯父是資深的國民黨員，在香港的黑社會中有些地位，父親把我們留在大陸讓二伯父埋怨了他許多年。後來我和在北大荒吃了幾年苦頭的三姐申請到了香港，一次陪同爸爸和二伯父在茶樓飲早茶，聽到伯父不無得意地對父親道：「怎麽樣？我說的沒錯吧？」又看了看三姐和我搖頭嘆道：「浪費了十幾年青春哪，書都沒讀幾本，真不知道你們那時中了什麽邪？」
    我見過親王兩次，一次是他在金邊獨立碑前的群眾集會上的演講，家里的一個工人讓我騎在他的肩膀上看熱鬧，那時看不到什麽安保，也沒有拉上警戒線，更沒有群眾演員，要來就來，想走就走，只有十來個憲兵在那裡維持秩序。另一次在北京，我是夾道歡迎群眾中的一個，親王和莫尼克公主沒看我一眼，他們甚至沒想到歡迎群眾中有一個竟是他的臣民。
    親王每次演講完畢，那些不值錢的禮物個個有份，百姓視之為生菩薩，比起習近平只會去揭鍋蓋，高下立判。如果不是中共把親王和紅色高棉撮合在一起，波爾布特沒機會成功。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