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利亚的故事

“从今天起，巴蜀利亚要从万恶的滇国和野蛮的秦胡还有奸诈的湖湘尼亚人手里彻底独立了，我们从苦难中走向成功，从失败中走向富饶，“现在，巴蜀利亚作为文明和秩序的代表有资格教导全天下的所有人一个真正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没有礼法的最终维护者，周天子和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约束我们的行为。”-----------巴蜀深圳公-----赵恒亲王。

不同于奉行绝对主义的吴越君主国和有着浓厚封建传统与习惯法约束的东莱齐鲁各邦，巴蜀利亚封闭肥沃的土地上养育的人民是涣散，慵懒的，当全天下在动乱之时，各地要么是保守派上位，要么是激进派建立统治，只有巴蜀利亚没有一个明确的势力占上风，他们反应迟钝，没有任何人把握机会建立自己的统治。然而四川的政治格局是又分外复杂的，这源于政治经济和地理环境以及长期历史积分积累下形成的各种关系，其多元性在整个东亚也是绝无仅有的，巴蜀最终形成了两个统治集团，成都的川军体系和重庆的蜀军体系，前者是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是地主士绅的代表，他们要求渴望周公的天下和所谓的礼乐文明，后者则是扬子江商人的代表，他们和吴越人关系密切,他们激进的推行绝对主义国家策略，主张富国强兵对外作战，这两大集团的斗争贯穿巴蜀利亚近代始终，低地巴蜀人民和高地巴蜀蛮族也存在冲突,没有任何人能掌握绝对的统治权，各地的辖区人民有着自己的民团，自己的封建行会和进行危险活动的帮会（袍哥）,他们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这些冲突导致的影响不比成都和重庆的权谋家造成的小，地缘环境的大背景下，强大的统治集团有着自己的诉求：
已经崩溃的曾经拥有绝对军事力量军管巴蜀的汉中幕府作为蛮族扶持殖民巴蜀的代表在被毁灭后，当地失去靠山的士绅和军队放弃绝对主义路线转而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他们一改过去对巴蜀利亚发动统一战争的积极动作，依靠周边的混乱和有利的地势龟缩在一团，似乎退出了四川的斗争，成为了独立的王国，在秦蜀之间左右逢源，不过我们的新亲王是在吴越政治斗争失败的知识分子的教育下长大的，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学识而失败的，他们很有才能，他们勾画着一幅又一副的宏伟蓝图，教育我们的亲王在上古时代曾经也有人像他一样，从这里出发，南下征服巴蜀，最终统一了全国，这些知识分子魅惑君主，就像女人诱惑男人给他陈述未来生活的幸福美好一样
成都平原则是一个政治大杂烩，不仅是封建主义的乐园,也是最早的阴谋家和资产阶级的诞生地，富饶的土地，产出了优质的产品，而这些富饶的产品又刺激出了优秀的手工业制品，这些制品不仅南下运往扬子江进入吴越的市场，同时也南下进入缅甸印度，现在，成都平原的统治者们想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想打通商路，获得各地的贸易独占权，对吐蕃和大理的战争就围绕着贸易线路的掌控和关税的利率展开了，当然，这不代表他们内部没有冲突，不和周边人起冲突，成都作为名义上的统治中心仍然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虽然建立统一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财政署的举动每一次都失败了，但这个国家还是缓慢的使自己的意志团结在成都的议会里,在这里所有人的意志都至少能能体现过。
重庆就是新界，商港，得益于川盐楚岸（民族神话）-----贸易财富的欲望刺激了关税区的形成，而关税区的形成又使得巴蜀利亚的统治集团开始有了相较于之前的明细划界，大量的财政盈余使得职业军队出现，职业军队保护人民的利益，又推动新财富的出现，这种过程不断接下去，刺激了巴蜀的文明演化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重庆政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他们一方面积极发展商业，资本主义，主张扬子江乃第二生命线，要发动对外战争，富国强兵，但在个人生活和文化上又是奉行自由主义的。重庆的势力虽然在人数和号召力上占劣势，但是其实际的力量是非常大的。重庆在每一次和成都的斗争中都是在在初期优势后陷入疲软，无法维持长期优势，并把这些优势换成最终的胜利，成都的议会每一次都能把他们打出去。
彝族苗族高地部落：这些蛮族在高地，他们和低地的成建制的政府体系维持着既合作又抗争的关系，游离半游离于成都的议会之外。他们在每一次动乱之中，他们就会从平原来到低地，一方面掠夺财富，另一方面和动乱制造者作战，局势稳定后，他们就会滚回去，土司部落在各方所谓的文明势力眼中都是要剿灭的目标，也是优秀的兵源地。
边境高地：边境高地的商人，走私部落，他们是一股不安分的力量，他们走私武器，贩卖非法物品，拥有强大的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些人依靠利益和血腥围拢了一大批人,他们只有对物质的欲望，可谁说在关键时刻他们没有对权力的野心呢？
巴蜀的问题是他的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整合，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齐鲁的资源也没有得到有效整合，这不妨碍齐国的商船远航至东大样的彼岸，而是这种无法有效整合且大量的丰富资源产生出来了无法占优势的各方，巴蜀的斗争永远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果，每一方的成功都会遭到对方的联合打击压制-----这使得巴蜀很容易成为滇，秦，楚还有大中华主义者表演的舞台，不过在圣仲敬之后，这种情况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