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刘慈欣谈不吃人的江晓原讲科幻

当年德国中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写了一部《西方的没落》,一纸风行。在坚信“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年代,这本书的标题对中国人来说是令人愉快的。但是西方人似乎从来就不讳言他们对未来的忧虑。

再看中国的科幻作品,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作品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的作品通常幻想一个美妙的未来世界,那里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度丰富。这种差别背后,应该有着深刻的根源。

将科幻视为科普的一部分,应该是原因之一。既然是科普嘛,当然要歌颂科学本身及其一切作用——“科普”这个概念是有一个隐含前提的,就是:科学本身及其一切作用都一定是好的,所以才要普及它。

另一个明显的原因,当然就是传统的唯科学主义的强大影响。唯科学主义既相信世间一切问题都可以靠科学技术来解决, 这就必然导向一种对人类前途的乐观主义信念。在这个信念支配下,人类社会只能越发展越光明,而且这种发展的向上趋势, 通常被假定为线性的,连循环论、周期性之类的模式(比如《时间机器》就是这种模式)也不行。

这种幼稚的乐观主义信念,和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颇有关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辉煌胜利,催生了唯科学主义观念,使许多人相信自然科学法则可以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比如法国的圣西门、孔德等人,就致力于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并相信这种“规律”在精英的直接控制和运用之下,就可以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尽善尽美。这正是后来哈耶克所担忧的 “理性的滥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深刻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科幻作品中的美好未来世界就很容易理解了---在唯科学主义观念的支配下，未来世界只能是美好的。

西方许多被我们归入“科幻”的作品,其实是被当作文学作品来创作的,作为一个文学家,在人类前途这个问题上,当然有可能持某种悲观主义的哲学观点。但是,将西方科幻作品中普遍的悲观主义理解为“西方作家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深层忧虑,一种责任感”,这只能提供部分的解释——难道西方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竟没有人愿意标新立异、独弹异调吗?难道他们普遍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没有信心了吗?

我们当然不能排除西方科幻作品中有光明未来的可能性, 但这样的作品非常之少是可以肯定的——我本人看了一百多部西方科幻电影,没有一部是有着光明未来的。结尾处,当然会伸张正义、惩罚邪恶,但编剧和导演从来不向观众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么多的编剧和导演,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却在这个问题上如此高度一致,这对于崇尚多元化的西方文化来说, 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将科幻当作“科普”的一种形式,因为仍然陷溺在传统“科普”的老套之中,只看见科学知识,却没有人文关怀,所以我们自己创作出来的科幻作品,只是一味歌颂科学技术在未来将如何伟大辉煌。而西方那些科幻作品,则很长时间未能引入(只有儒勒·凡尔纳那些对未来乐观的小说得
到了特殊待遇)。但是,如今兴起的科学文化传播,早已超越了传统的“科普”概念——可以这样说,有无人文关怀,是科学文化传播和传统“科普”的分界线。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这些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对技术滥用的深切担忧,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测,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正是对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的集中表现。这些小说和电影无疑是科学文化传播中的一种类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

西方人如今在大部分领域还处于强势,却对未来缺乏积极的信念;中国人积贫积弱百余年,现在也仍是发展中国家,却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一对比从表面上看颇有反讽意义。然而,随着中国的富强,我们科幻作品中的基调,是不是也会逐渐告别盲目的乐观主义,开始表达我们自己的人文关怀呢?事实上,这样的作品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