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对艾滋病患者的灵魂拷问
雷光汉是属于那种所谓“痴情的爱国者”、具有浪漫主义气质或称“性情中人”式的人物，五七年因“散布”俄国曾侵占了中国许多地方，即使按不平等条约，“江东六十四屯”也仍是中国的领土等“言论”，以“反苏”的罪名戴上了右帽。他被分配到伊犁后又被分到中苏口岸霍尔果斯县一所从戴帽小学升格的中学教书，自作多情，在伊犁日报开了一个“伊犁夜话”的小专栏，不断写一些介绍伊犁历史的故事，宣传民族团结。文革一来，“伊犁夜话”与“燕山夜话”挂上了钩，加上“老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个头衔，再加上他和“极右派”沈元的关系，成了霍城县的第一揪斗对象，被送到矿井挖煤，又险些被枪毙，在得到好心人通风报信后，仓惶逃往苏联哈萨克斯坦。在苏联也没吃到好果子，因坚持只反文革绝不反华，多次拒绝与KGB合作，拒绝到反华的东方研究院和莫斯科反华出版社工作，拒绝参加拍摄反华电影和为反华电台撰稿，而甘愿作为一名“无国籍者”，在哈萨克斯坦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以后，又穿越中亚各国，从土库曼斯坦再度偷越苏联国境，准备通过伊朗到“有中国人的地方”即台湾、新加坡继续他的历史研究，被KGB捉回，作为“民族主义者”判处监禁并流放南西伯利亚多年。再以后，见证了苏联消亡的全过程，现定居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靠工人养老金过活，也摆过摊，仍不断写文章论证台湾的历史和必须统一的道理，成了当地的华侨领袖。
在他的自传里有这么一段：
在他的自传里有这么一段：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我爱自己的祖国。我是为着逃命才来到苏联的，并不想在苏联生活，希望苏联政府帮助我到台湾去，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做不到，请求送我去新加坡，新加坡与苏联有外交关系。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组成的国家，我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中。”他听了把嘴一撇，用轻蔑的口气揶揄我说：“你们中国人逃到苏联后都说自己是爱国者，可是谁都不敢反对毛泽东，一挨斗就跑到外国去，你们都是怕死鬼。”听了这话我脸红了，几乎要哭出声来，因为他说的是实话。我十分惭愧，为什么要跑到和自己国家敌对的国家去呢？他又问我：“在苏联的中国人很多，你愿不愿意领导他们起来反对毛泽东？”我马上回答：“我只会读书、教书，从来没有领导过别人，也不懂政治斗争那一套，这种事我根本没本事干。”
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他指着说:“分析里面的文章就是我们的工作。”原来如此，我能干这种事吗？我相信所谓“文化大革命”绝对是一个错误，历史终会给它作出结论，但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你们外国人要怎么办是你们的事，尤其对于我深深怀有警惕的苏维埃帝国，可以肯定，你们只不过是打着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从你们的国家利益出发，从事反华的研究和活动而已，我是永不会参与的。
流亡半辈子，我上当受骗都是自己的中国同胞给我的，对外国人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戒心，倒没有受过他们多少害。
17 个评论
雷光汉的这本回忆录里充斥着对邓江胡时代的溢美之词，不知道他现在对习胖疯狂开倒车有何看法。
苏俄人又好到哪去，还不是一个屌样，斯大林屠了多少？敢反抗么
俄国没有侵占任何的中国领土！是中俄两国联合侵占满洲领土！
请楼主更正标题的艾滋病为爱支病，避免误导性标题。
虽然毛子不是好东西，但是你支在动物园以外，没有任何主权可言。因为显然畜生不能拥有土地。所以谁谁占了你支的地…..这个事太无聊了，没法成立。
这种人自作自受不用说，但他有一个好：把自己丑恶的爱国嘴里暴露出来，让人们知道所谓爱国者的愚蠢行径。相比之下，斯诺登可谓沽名钓誉，出卖祖国之后立刻和独裁政权同流合污，可见丑恶无下限，美国白左的邪恶更胜于中国人的愚忠。
人家说的很对啊，反猾很有必要
“现定居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靠工人养老金过活，也摆过摊，仍不断写文章论证台湾的历史和必须统一的道理。”这什么意思？不就是爱党爱国的意思吗？现在台湾统一是什么结果？不就是被匪帮专制征服吗？
总结一下，这人其实是爱党爱国，但因为爱的姿势不对，被党打压被迫流亡，粗看一眼，写着“反对专制，言论自由”几个字，细看一下只有“德匹下”能够形容。流亡海外这么多年了，还坚持统一台湾，这能怎么形容呢？只能说爱枝确实是病，得治！早治疗早康复呀。
总结一下，这人其实是爱党爱国，但因为爱的姿势不对，被党打压被迫流亡，粗看一眼，写着“反对专制，言论自由”几个字，细看一下只有“德匹下”能够形容。流亡海外这么多年了，还坚持统一台湾，这能怎么形容呢？只能说爱枝确实是病，得治！早治疗早康复呀。
都出来了还是连话都不能好好说也是可怜呢
>>这样不是很正常么？意裔，德裔，犹太人哪个不是如此呢？
对啊，支那人就不是正常人，看看这位艾滋病是正常人吗？
高华有文章专门评这位
作者虽是北大学生，思想却很幼稚，即使跑到苏联，还对官方宣传信以为真，结果大为失望
以常理看，当年的北大学生，当属天之骄子，学养、见识都应卓越，其实并不尽然，建国后，北大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冲击，五四以来的学统已完全断裂。老知识分子遍体鳞伤，早已三缄其口。校系党的领导，多为政治挂帅的政工干部，学校还收取了为数众多的调干生，康生、陈伯达等也不时来北大作大报告，学校的整体氛围已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能学多少，全赖自身的努力，而学生间的对社会批评性的思想交流，因恐惧告密，也基本不复存在。这就使得一些学生除了专业，几乎不再有个人的思想活动，他们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全都来自《人民日报》和领导的讲话。雷光汉的书稿中提到他逃到苏联后，向审查他的KGB提出，要求把他送到台湾和新加坡，他的理由是那两个地方都是中国人的地方，他愿意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可问题是，苏联人为什么要满足他的个人愿望？雷说，因为中国报刊说，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他以为到了苏联，就可以自由到世界各国去。读到这一段，颇为震惊，雷先生不是北大毕业生吗？他怎么会如此天真？还有，雷先生竟然不知道中国反间谍系统曾经长期由康生领导，当苏方KGB上校告诉他时还大吃一惊！这可能与雷先生身处边疆，信息闭塞有关，口内的大中城市，都有去过延安的老干部，而凡是去过延安，经历过整风运动的老干部，大多都知道康生的身份。文革初的大字报更是把康生的身份半公开了，不少人都知道这个“康老”非同小可，是一位让人谈虎色变的“反特专家”，他经常不需有任何证据，动辄就指别人是“苏修特务”，说凭他的眼睛和四十年的革命经验一眼就可看出某某是坏人等等。1967年的南京大字报上就有他表扬江苏某高干曾向他“报过一个重要的案子”的消息，这位老干部很快被结合进夺权后成立的新领导班子。雷先生如此天真，自然是处处碰壁，在KGB眼里，判断一切事物的唯一前题就是估量他对苏联有无实用价值。文革中跑到苏联的流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接触中国的绝密情报，也不是中央领导人的子弟，他们的利用价值非常有限，不把你派回中国做间谍，已是开恩，你还想这个，要那个，纯属异想天开。作者提到，他向KGB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被当场挡了回去，苏方告诉他，可以接受他“避难”，但他不具“政治避难”的资格，“只有王明才有政治避难的资格”，“因为你只是一个教员，不是刘少奇，不是乌兰夫。”
作者对中苏两国体制的弊端有较深的认识，但过于强烈的爱国主义也使他存有某种“护短”的心态
作者是1961年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因对历史上俄国侵华行径不满被被打成“反苏分子”和“右派”，后被发配在伊犁离霍尔果斯口岸七公里的一所中学教书。作者在中苏两国的经历使他对两国体制的弊端有很深的体会，他认为苏联是一个“虎狼之国”，一直对中国抱有扩张的野心，但是他也承认，苏联比中国文明进步。他说苏联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国制度相比有一个大的不同，“那就是苏联还容许人性的存在，而中国把所有人的人性都消灭光了”。他待过几个苏联监狱，发现“里面的狱头狱卒，审判官员，都还有人性，对不幸者有同情心，只要在框框之内，请他们帮点忙，给点方便是不会遭到拒绝的。中国却完全相反，一次次严酷的阶级斗争把官员最起码的人性都抹掉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又低，最少文明修养”。他说，他见到的国内那些整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性如虎豹，心似蛇蝎，一脸凶相有如夜叉的”。他还说，虽然“离开祖国也多半辈子了，还时时做着挨整的梦。梦中整我的人不是KGB”，而是国内那些自己的同胞。
>>请楼主更正标题的艾滋病为爱支病，避免误导性标题。
呵呵，前段时间不是有个电竞圈艾滋病女生努力传播艾滋病的事情嘛，难道品葱上艾滋病患者不遗余力传播艾滋病的例子还少？艾滋病一词用在这些东西上面很形象很生动很贴切，不存在误导的可能。
>>呵呵，前段时间不是有个电竞圈艾滋病女生努力传播艾滋病的事情嘛，难道品葱上艾滋病患者不遗余力传播艾滋病的例子还少？艾滋病一词用在这些东西上面很形象很生动很贴切，不存在误导的可能。
爱支病比艾滋病可怕太多了！只要不嫖娼就不会染艾滋病，看一下手机都有可能爱支病！
这不就是王志安那个大中华主义傻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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