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对艾滋病患者的灵魂拷问

雷光汉是属于那种所谓“痴情的爱国者”、具有浪漫主义气质或称“性情中人”式的人物，五七年因“散布”俄国曾侵占了中国许多地方，即使按不平等条约，“江东六十四屯”也仍是中国的领土等“言论”，以“反苏”的罪名戴上了右帽。他被分配到伊犁后又被分到中苏口岸霍尔果斯县一所从戴帽小学升格的中学教书，自作多情，在伊犁日报开了一个“伊犁夜话”的小专栏，不断写一些介绍伊犁历史的故事，宣传民族团结。文革一来，“伊犁夜话”与“燕山夜话”挂上了钩，加上“老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个头衔，再加上他和“极右派”沈元的关系，成了霍城县的第一揪斗对象，被送到矿井挖煤，又险些被枪毙，在得到好心人通风报信后，仓惶逃往苏联哈萨克斯坦。在苏联也没吃到好果子，因坚持只反文革绝不反华，多次拒绝与KGB合作，拒绝到反华的东方研究院和莫斯科反华出版社工作，拒绝参加拍摄反华电影和为反华电台撰稿，而甘愿作为一名“无国籍者”，在哈萨克斯坦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以后，又穿越中亚各国，从土库曼斯坦再度偷越苏联国境，准备通过伊朗到“有中国人的地方”即台湾、新加坡继续他的历史研究，被KGB捉回，作为“民族主义者”判处监禁并流放南西伯利亚多年。再以后，见证了苏联消亡的全过程，现定居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靠工人养老金过活，也摆过摊，仍不断写文章论证台湾的历史和必须统一的道理，成了当地的华侨领袖。

在他的自传里有这么一段：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我爱自己的祖国。我是为着逃命才来到苏联的，并不想在苏联生活，希望苏联政府帮助我到台湾去，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做不到，请求送我去新加坡，新加坡与苏联有外交关系。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组成的国家，我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中。”他听了把嘴一撇，用轻蔑的口气揶揄我说：“你们中国人逃到苏联后都说自己是爱国者，可是谁都不敢反对毛泽东，一挨斗就跑到外国去，你们都是怕死鬼。”听了这话我脸红了，几乎要哭出声来，因为他说的是实话。我十分惭愧，为什么要跑到和自己国家敌对的国家去呢？他又问我：“在苏联的中国人很多，你愿不愿意领导他们起来反对毛泽东？”我马上回答：“我只会读书、教书，从来没有领导过别人，也不懂政治斗争那一套，这种事我根本没本事干。”

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他指着说:“分析里面的文章就是我们的工作。”原来如此，我能干这种事吗？我相信所谓“文化大革命”绝对是一个错误，历史终会给它作出结论，但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你们外国人要怎么办是你们的事，尤其对于我深深怀有警惕的苏维埃帝国，可以肯定，你们只不过是打着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从你们的国家利益出发，从事反华的研究和活动而已，我是永不会参与的。

流亡半辈子，我上当受骗都是自己的中国同胞给我的，对外国人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戒心，倒没有受过他们多少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