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访谈 111 @ 20201028 节录：论民族国家的所谓义务教育背后目的
陈易宏
2020/11/03
阅读时间约 18 分钟
[00:42:11] 至于那种“我自以为我了解所有各方的观点，瞧不起你们这些傻逼”的人是什么人？浮在半空中的游士。这些游士占人口的极少数，像灰尘一样稀少，他们根本不能左右大局。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启蒙一下民众，让民众像我们一样开明进步、了解所有观点呢？第一，你自己计算一下这个成本，这个成本跟一家卖牛奶的牛奶公司想要把整个美国市场垄断起来的成本差不多。要么你干脆实行国有化，你自己到国家计委去混一个差事，把你自己的牛奶作为国民保健品和专用饮品推广到全国，这样你才可以实现这个要求。如果你通过市场经济方法去实现的话，那么在你实现之前，你的公司早就破产一百次了。这个简单的成本问题，一般是知识份子不会去算的，所以他们还以为启蒙是一件很可行的事情。其实，最后实现的所有启蒙，比如说像法国茹费理(Jules Ferry)政府推行的公立学校政策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都是依靠国家预算和国家暴力执行的。依靠国家的钱和国家的枪，而不是依靠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指望依靠民主和开放的条件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00:43:20] 第二，如果你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效果一定是糟糕透顶的。人民的道德观念是依靠什么来维持的？是依靠我们敬爱的、现在已经坐牢的王怡牧师所说的“具有整全性的世界观”。他坚持说只有加尔文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才具有整全性价值观，而他自己是加尔文主义者。我对这一点抱有极大的怀疑。我的看法跟乔治·奥威尔差不多。当然，王怡所谓的整全性价值观可能是神学意义上比较严格的价值观，而我所谓的整全性价值观只是唐太宗和君士坦丁大帝这些现实政治家所谓的“能够维持人民日常生活，能够让一个普通人过有道德的生活”的粗略价值观。那么，这种粗略的、跟王怡定义不一样的整全性价值观，毫无疑问是存在于伊斯兰教徒、东正教徒和儒家信徒身上的。一个真正的儒家学者，像海瑞这样的儒家学者，他确实是到死都认为自己过的是古圣先贤教导的符合道德的生活。按照启蒙思想家的看法来说，这当然是你的阅读量不够广，要我给你启蒙启蒙。我把基督教、伊斯兰教、共产主义和各种思想统统塞到你的脑袋里，像女人自由恋爱打倒包办婚姻那样，经过自由的选择，得出自己最终的结论。十之八九这样的训练制造出来的结果是，大概有五百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制造出伯特兰·罗素这样的开明知识份子；五百分之三百五十的机会，制造出一个毫无道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会认为他妈的所有道德都是骗人的，我还不如利用这些道德来骗一骗别人，我自己得利好了。
[00:45:04] 历史上的启蒙能够成功，都是一种整全性世界观在基层群众中打倒其他的整全性世界观的结果。例如，基督教徒就把朱利安皇帝惋惜不已的希腊文化统统洗了出去，把罗马帝国的人民变成狭隘的、道德的基督徒。这些底层的、文化不高的基督徒，他们除了圣经教导他们的东西以外，并不知道任何其他东西。他们心目中，伊斯兰教徒之所以是坏人，是因为穆罕默德是崇拜魔鬼和偶像的人。他们不知道伊斯兰教是坚决反对偶像崇拜的。但是他们的牧师是这样告诉他们的，而他们的牧师自己只知道伊斯兰教徒是我们的敌人和坏人，并不知道伊斯兰教徒坏在哪里。他们的牧师的神学知识也是很少的。但是，这样的教徒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毫无疑问是一个能够维持社区生活的好人。如果突然跑来一帮伏尔泰和卢梭之类的人告诉他，“你的牧师在骗你，你过去尊重的那些有学问的人全都是在撒谎。你看，伊斯兰教徒是这样的，犹太教徒是这样的，新教徒是这样的，你们祖祖辈辈反对的那些人其实有些比你的祖宗还要好呢。”然后比较高级的神学家才会论证说，他们的神学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但是他们讲的，很遗憾，大多数都是老百姓听不懂的话。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马基雅维利时代的义大利那些极其狡诈、毫无道德观念的人。
[00:46:28] 茹费理和路易·波拿巴用启蒙主义的法兰西爱国主义在公立学校里取代天主教的道德观，也是为了解决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以来解决不了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史达林同志也遇见过：革命的共和主义者很难找到跟他们具有同样思想的妻子，女人是坚定的天主教徒。巴尔扎克小说当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虔诚信奉天主教的女人，如何看待她的丈夫为了政治需要或者真正受启蒙思想影响而做出各种天主教教义不允许的事情。这种婚姻的原版大概就是拿破仑的公安部长约瑟夫·富歇，他的妻子就是一个无比虔信天主教的、忠诚的、顺服丈夫的女人。这个女人的丈夫首先是一个杀人如麻的革命党人和共和党人，后来又恬不知耻地连共和主义也不要了，在拿破仑同志的手下当了帝国的新贵族。但是她出于天主教教义，是不能离弃这个看样子必然要下地狱的丈夫的，他必须对这个丈夫嫁鸡随鸡地追随到底。于是，这样的痛苦的婚姻就变成了巴尔扎克小说的主题。这样的女人会写信给罗马教廷或者其他什么人，问她能不能够抛弃这样的丈夫。而教廷则一如既往地告诉她，不能，这是你作为妻子的义务，你要留在原来的家庭里。于是，丈夫和妻子都非常痛苦。丈夫往往就在外面包了小蜜，然后私生子又闹出各种各样的纠纷，诸如此类。
[00:48:03] 1830年的法国上中层阶级充满了这样的冲突，但是西部和南部的外省农村没有这样的冲突，他们是铁一样的天主教徒，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启蒙思想。如果知道的话，他们想到的就是杀害法国国王的那些万恶的人。他们虽然生活在共和国内部，却是保王党人。在没有保王党候选人的情况之下，他们坚定地投天主教徒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为了憎恶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缘故，把路易·波拿巴推上了总统的职位，然后等到他当了皇帝以后又对他大失所望。这些人的存在是共和国的致命之殇，就像是在俾斯麦眼中的巴伐利亚人和天主教徒一样。这就是费拉右派所谓的西欧穆斯林问题，这就是一个共同体分裂的问题。俾斯麦绝对不相信天主教徒能够真心忠于帝国，巴伐利亚人显然是比法国人更坏的敌人，而我们却必须替巴伐利亚人打仗。法兰西共和国看到，我们内部的敌人正在负责我们的女人和小孩的教育，我们的小孩上天主教士的学校，我们的女人只听天主教神父的话，却不听她们丈夫的话。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法是，看来我们已经启蒙了将近一百年，好像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他妈的，直接没收了天主教会的财产，把它交给公立学校，用我们自己培训的教师去教育下一代。
[00:49:40]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好像最异质的因素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启蒙主义和天主教会，而是新来的穆斯林和第三世界移民，这时候才会出现蜜雪儿·图尼埃(Michel Tournier)的小说《圣诞老奶奶》(La mère noël)。在一个遥远的法兰西乡镇里面，自古以来主持耶诞节活动的是本堂神父，他是天主教势力的代表。主持共和派势力的则是公立小学教师。公立小学教师就是一个世俗的神父，他要把法兰西爱国主义灌输到法兰西儿童的心目当中去。双方自古以来是互不来往的。即使是戴高乐总统都已经下台了，他们彼此之间仍然是仇人。直到有一天，公立学校来了一个跟以前的男教师不同的女教师，她跟教会和解了。在耶诞节的过程当中，她打扮成圣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礼。这时候孩子哭起来了，于是圣诞老人露出自己的乳房给小孩喂奶，圣诞老公公变成了圣诞老奶奶。在这样的大团圆精神之下，从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和茹费理的时代维持一百多年的两党之间的精神创伤，在小说家的笔下似乎愈合了。
[00:50:56] 当然，这主要是代表小说家的愿望，但是小说家之所以有这个愿望，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天主教会和启蒙思想家在穆斯林和亚非拉文化逆向殖民面前突然发现，我们共同的法兰西性比我们想像得更多。在阿尔及利亚人没有搬到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想不到这一点的。在阿尔及利亚人出现以后，我们突然发现，过去的敌人没有想像得那么坏，而我们的共同基础还是存在的。例如，在民进党执政以前，国民党肯定是最恨共产党的；然后他们突然发现，相对于万恶的台独分子，共产党至少还承认一个中国。在我们已经快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突然觉得国共两家还是比较亲。人类就是这样的可悲，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
[00:51:47] 文宣和意识形态这些东西就像霍布斯保姆的传统发明一样，是不断发明、不断重新塑造的。老实说，知识份子搞历史真相学搞出来的那些东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近历史真相，也很难说。但是，他们总是斗不过针对大众的、维持社区生活道德观念的那些人。对于最低级的、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但是数量可能占人类70%或更多的人民来说的话，他们是经受不起知识份子最喜欢的那种，各种文化和各种观念摆在自己面前自由选择。这种选择会像奥威尔所说的那样，今天宣布英国人是坏人，明天宣布德国人是坏人。这跟天主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不一样。天主教徒相信伊斯兰教徒是坏人，也许是错的，但是他的祖父是这么相信的，他的爸爸是这么相信的，他自己也是这么相信的，这不损害他的道德。但是，一个共产党人昨天还相信托洛茨基是列宁同志最优秀的战友，今天又相信托洛茨基是帝国主义间谍，明天又不知道在相信什么，这样的话他的道德一定会非常败坏。基层的人民是经受不起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的，他们只能有一种整全性的世界观。而这种整全性的世界观形成以后，他们就希望能够稳定好几代时间。
[00:53:13] 史达林时期俄国革命党的一个重大痛苦就是，女人都是东正教徒，对他们的行为非常不赞同。要找一些跟他们共同具有革命思想的女革命党，很不幸，这种人呈现了明显的男女比例不平衡。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绝大多数是男人，女人本能地觉得这样是不好的。你要跟她们辩论的话，她们辩论不出什么道理来，但是在辩论不出什么道理以后，她们还是顽固地坚持她们的迷信。因此男人拿她们没有办法，只能在男人自己的聚会中（比如说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摇头摆尾地说：女人就是缺乏理性的生物，只有我们男人才是具有理性的生物。马克思主义者不大好意思说这句话，但是他们面临的情况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的。只有道德观念能够稳定好几代，通俗地说，你的儿子才有适当的物件嫁给你，然后你才能有稳定的家庭生活，稳定的家庭和稳定的社区才能相应建立。你可以把基督徒变成伊斯兰教徒，也可以把伊斯兰教徒变成基督徒，但是请允许我们至少坚持三代，坚持一个爸爸是穆斯林、儿子也是穆斯林、媳妇也是穆斯林的生活。我们实在是受不了，爸爸是启蒙主义者，母亲是天主教徒，双方之间打家庭内战，于是把儿子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人，在巴黎花天酒地，最后犯了梅毒，可怜兮兮地死在救济院里面。
[00:54:38] 这些诸如此类的冲突在世界上总是永远存在的，而意识形态专家对这些事情是很少在乎的。他们依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基层社区，而他们对这些基层社区通常是以解构为主，不了解建构的基本逻辑。历史上真正的启蒙思想家或者多元文化爱好者起的作用，一般都是把他们所在社会原有的基层小共同体的整全性世界观打散了，比如说伏尔泰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破坏天主教信仰。天主教信仰并不是一个纸上的东西，它是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破坏了以后怎样才能稳定下来呢？那不是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每一个法国人都像伏尔泰和卢梭那样博学而开明，了解全世界所有的风俗习惯，然后以不偏不倚的理性对待所有过时的迷信，用纯粹的理性来判断问题。不是这样的。经过了一百年的折腾，证明这样做只会导致长期的动乱，使法国把欧洲的霸权地位都拱手送给了万恶的德国人。普法战争以后的法国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我们只有用另一套教条来取代原有的教条。这套教条就是茹费理总理和激进党大臣们在国民小学推行的、所有法兰西的小学生在同一个钟点上课得到的“我们首先是法国人”这种教条。而凯末尔给土耳其的儿童灌输的那一套教条，也就是从这一套学出来的。
[00:56:10] 我们要注意，民族国家和它的国民教育读本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世俗化的牧师和教民的体系，非如此不足以稳定民族国家。为什么基督徒的复兴社会党和基督徒孙文建立的国民党要把穆斯林的哈里发和儒家的三皇五帝唐太宗当作民族英雄呢？因为国民教育读本当中的宗教领袖是政治符号。如果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统治者是一帮穆斯林的苏丹和哈里发的话，那么基督教徒创立的复兴社会党的革命党有必要把他们重新改造成为叙利亚阿拉伯人或者伊拉克阿拉伯人的民族英雄。同样的道理，孙文就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道统的继承人。这是一个必要的政治建构。如果我们能够维持三代人之久，让国民学校的学生都习惯于接受这一套，那么等到他二十五岁在社会上混、看见许多报刊杂志在一天到晚翻蒋介石如何如何的黑材料的时候，他虽然无法反驳这些黑材料的真实性，但是内心是痛苦而瘫痪的。只有等到下一代的国民教育读本固定以后，他的孙子在娶媳妇或者日常生活的时候才能够避免同样的痛苦。而启蒙思想家却觉得这样很好，这个混乱状态即将通向开明和世界大同。可惜不是。这个时间如果维持了很长以后，本国的社会基础就瓦解了，骄傲的法兰西人在普法战争中面临的下场就会出现。
[00:57:50] 开明思想和自由思想只能属于极少数开明知识份子，构成社会基础的民众只能有一套武断的信条。这套武断的信条无论形式上是什么，它都很像是天主教会的教义问答。你不用理解，你先记住再说，等你长大了以后再慢慢理解，小孩子是管不了那么多的。如果没有这一套打底的话，后来的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会发生的。你当然可以打倒天主教会，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你换成穆斯林、启蒙思想家或者其他什么人来，你真正能够使基层民众相信的也就是这一套教义问答的东西。最后你必须搞出这一套教义问答的东西，维持你的基础共同体。而在基础共同体稳定以前，这个脆弱的中间期是你很可能遭到亡国灭种下场的时期。在这个脆弱期，在你看来是野蛮的普鲁士人、愚昧的穆斯林或者其他的什么人，很容易征服你。而且，无论在你看来他多么野蛮愚昧，如果他有这一套相应的教条可以巩固基础共同体的道德观和日常生活的话，他是可以有一定的机会取代你的。世界就是这样展开的。
[00:59:03] 中国的情况就是，它自己处在洼地状态，所以它的意识形态发明家（尽管它不一定有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背后都有洋大人的各种意识形态发明家，在争夺群众的过程当中把人民的道德观彻底摧毁了。因此最后真正收拾残局的人都会发现，至少在最初三代人，你用武断的手段把一套无论是怎么形成的教条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希望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德败坏的前两代人死光以后，第三代人好歹能够有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可以构成像样的社会基础，是最重要的。甚至比起这个目的来说的话，各种宗教或者政治信条的符号都不是那么重要。例如，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立为国教，而他自己却不肯信奉基督教，直到他临死快要断气的时候才勉强信奉，大概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唐太宗对玄奘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动机。如果佛教不是当时最流行的宗教、而另外有其他流行的宗教的话，唐太宗大概也会做出其他不同的选择。而武则天的三教合一政策就明明是一个政治登记的手段而已。政治家考虑的都是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要尽可能地避免中间那个混乱的真空期。
[01:00:23] 同样，我们敬爱的习近平同志想要把他从戴季陶同志和其他同志那里剪下来的各种碎片拼凑成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教育，原因也是一样的。他倒楣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的天花板很低，其他的各种导致人民思想混乱的思想倒灌进来，他必须用极其严厉的手段才能阻止。而法国人的天花板就比较高。法国人没有必要废除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证，我们只需要用国家预算来支持公立学校、强迫所有家长把子弟送到公立学校就足够了。我们不需要消灭天主教的报刊和天主教的作家，就可以基本达到目的。我们的启蒙思想家积累了很多，跟天主教徒的思想家相比起来可以打个平手，至少可以打到一比一平。而习近平同志如果失去了防火墙的话，他所制造出来的那些东西在中小学渐渐就会变成笑话。
[01:01:20] 所以，中华民族是需要防火墙的，也是需要共产党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和防火墙的话，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以后，可能一部分人会变成伊斯兰教徒，一部分人会变成基督教徒。而且最要命的就是，它还不会像是埃及人那样整体性地变成伊斯兰教徒，恐怕会是变成基督教徒的部分、变成伊斯兰教徒的部分、变成启蒙思想家的部分和其他各部分之间自然而然造成四分五裂的状态。尽管毛泽东同志和黄俄都是中华民族的破坏者，但是习近平感到强烈的责任感，有必要让中华民族延续下去。而中华民族要延续下去，是离不开共产党这些手段的。没有共产党这些手段，中华民族这点粗陋的建构是顶不住哪怕是民间思想的这一点点攻击的。哪怕是共识网的那一批历史真相学家，搞出来的事情也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扰乱敌对势力的思想少，扰乱沦陷区群众的思想多，因此必须坚决取缔。沦陷区的群众就是这样脆弱而不经事，所以我们只能把防火墙再加得更高一点。
[01:02:25] 这种做法等于跟正德皇帝以后的明人加强儒学教育是差不多的。它的效果是使长城内外的技术落差进一步扩大，但是在长城以内能够暂时维持尽可能时间长的稳定。而这样做也使得，两边落差加大的时候，崩溃会来得更猛烈和惨烈。这就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根本困境。最终，这样的稳定是依靠在防火墙崩溃的那一刹那间发生的大屠杀，依靠旧思想和旧技术的携带者在肉体上遭到消灭的方式，才能够维持和演化的。这从演化的角度来讲是一种低效的演化。大灭绝是低效的演化，正常的、大多数时间的演化是保守修正。只有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隔上很长一段时间，几百万年，才来一次大灭绝。不断地依靠大灭绝，元气损失甚多，就会导致这个生态位的物种本身在各方面都发育不完全。发育不完全的原因当然是，你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使你的积累开花结果。稍微有一点积累（像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就必须赶紧撒出去，现做现用。否则的话，它可能会完全牺牲掉。我敢说，以前梁启超时代和戴季陶时代的所有人，大家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我如果把大蜀民国搞成了以后，我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肯定会跟孙文时代、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那些革命家留下的名声是差不多的。非用武断的手段和强暴的手段，不足以维持自身的统治。
2020/11/03
阅读时间约 18 分钟
[00:42:11] 至于那种“我自以为我了解所有各方的观点，瞧不起你们这些傻逼”的人是什么人？浮在半空中的游士。这些游士占人口的极少数，像灰尘一样稀少，他们根本不能左右大局。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启蒙一下民众，让民众像我们一样开明进步、了解所有观点呢？第一，你自己计算一下这个成本，这个成本跟一家卖牛奶的牛奶公司想要把整个美国市场垄断起来的成本差不多。要么你干脆实行国有化，你自己到国家计委去混一个差事，把你自己的牛奶作为国民保健品和专用饮品推广到全国，这样你才可以实现这个要求。如果你通过市场经济方法去实现的话，那么在你实现之前，你的公司早就破产一百次了。这个简单的成本问题，一般是知识份子不会去算的，所以他们还以为启蒙是一件很可行的事情。其实，最后实现的所有启蒙，比如说像法国茹费理(Jules Ferry)政府推行的公立学校政策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都是依靠国家预算和国家暴力执行的。依靠国家的钱和国家的枪，而不是依靠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指望依靠民主和开放的条件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00:43:20] 第二，如果你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效果一定是糟糕透顶的。人民的道德观念是依靠什么来维持的？是依靠我们敬爱的、现在已经坐牢的王怡牧师所说的“具有整全性的世界观”。他坚持说只有加尔文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才具有整全性价值观，而他自己是加尔文主义者。我对这一点抱有极大的怀疑。我的看法跟乔治·奥威尔差不多。当然，王怡所谓的整全性价值观可能是神学意义上比较严格的价值观，而我所谓的整全性价值观只是唐太宗和君士坦丁大帝这些现实政治家所谓的“能够维持人民日常生活，能够让一个普通人过有道德的生活”的粗略价值观。那么，这种粗略的、跟王怡定义不一样的整全性价值观，毫无疑问是存在于伊斯兰教徒、东正教徒和儒家信徒身上的。一个真正的儒家学者，像海瑞这样的儒家学者，他确实是到死都认为自己过的是古圣先贤教导的符合道德的生活。按照启蒙思想家的看法来说，这当然是你的阅读量不够广，要我给你启蒙启蒙。我把基督教、伊斯兰教、共产主义和各种思想统统塞到你的脑袋里，像女人自由恋爱打倒包办婚姻那样，经过自由的选择，得出自己最终的结论。十之八九这样的训练制造出来的结果是，大概有五百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制造出伯特兰·罗素这样的开明知识份子；五百分之三百五十的机会，制造出一个毫无道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会认为他妈的所有道德都是骗人的，我还不如利用这些道德来骗一骗别人，我自己得利好了。
[00:45:04] 历史上的启蒙能够成功，都是一种整全性世界观在基层群众中打倒其他的整全性世界观的结果。例如，基督教徒就把朱利安皇帝惋惜不已的希腊文化统统洗了出去，把罗马帝国的人民变成狭隘的、道德的基督徒。这些底层的、文化不高的基督徒，他们除了圣经教导他们的东西以外，并不知道任何其他东西。他们心目中，伊斯兰教徒之所以是坏人，是因为穆罕默德是崇拜魔鬼和偶像的人。他们不知道伊斯兰教是坚决反对偶像崇拜的。但是他们的牧师是这样告诉他们的，而他们的牧师自己只知道伊斯兰教徒是我们的敌人和坏人，并不知道伊斯兰教徒坏在哪里。他们的牧师的神学知识也是很少的。但是，这样的教徒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毫无疑问是一个能够维持社区生活的好人。如果突然跑来一帮伏尔泰和卢梭之类的人告诉他，“你的牧师在骗你，你过去尊重的那些有学问的人全都是在撒谎。你看，伊斯兰教徒是这样的，犹太教徒是这样的，新教徒是这样的，你们祖祖辈辈反对的那些人其实有些比你的祖宗还要好呢。”然后比较高级的神学家才会论证说，他们的神学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但是他们讲的，很遗憾，大多数都是老百姓听不懂的话。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马基雅维利时代的义大利那些极其狡诈、毫无道德观念的人。
[00:46:28] 茹费理和路易·波拿巴用启蒙主义的法兰西爱国主义在公立学校里取代天主教的道德观，也是为了解决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以来解决不了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史达林同志也遇见过：革命的共和主义者很难找到跟他们具有同样思想的妻子，女人是坚定的天主教徒。巴尔扎克小说当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虔诚信奉天主教的女人，如何看待她的丈夫为了政治需要或者真正受启蒙思想影响而做出各种天主教教义不允许的事情。这种婚姻的原版大概就是拿破仑的公安部长约瑟夫·富歇，他的妻子就是一个无比虔信天主教的、忠诚的、顺服丈夫的女人。这个女人的丈夫首先是一个杀人如麻的革命党人和共和党人，后来又恬不知耻地连共和主义也不要了，在拿破仑同志的手下当了帝国的新贵族。但是她出于天主教教义，是不能离弃这个看样子必然要下地狱的丈夫的，他必须对这个丈夫嫁鸡随鸡地追随到底。于是，这样的痛苦的婚姻就变成了巴尔扎克小说的主题。这样的女人会写信给罗马教廷或者其他什么人，问她能不能够抛弃这样的丈夫。而教廷则一如既往地告诉她，不能，这是你作为妻子的义务，你要留在原来的家庭里。于是，丈夫和妻子都非常痛苦。丈夫往往就在外面包了小蜜，然后私生子又闹出各种各样的纠纷，诸如此类。
[00:48:03] 1830年的法国上中层阶级充满了这样的冲突，但是西部和南部的外省农村没有这样的冲突，他们是铁一样的天主教徒，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启蒙思想。如果知道的话，他们想到的就是杀害法国国王的那些万恶的人。他们虽然生活在共和国内部，却是保王党人。在没有保王党候选人的情况之下，他们坚定地投天主教徒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为了憎恶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缘故，把路易·波拿巴推上了总统的职位，然后等到他当了皇帝以后又对他大失所望。这些人的存在是共和国的致命之殇，就像是在俾斯麦眼中的巴伐利亚人和天主教徒一样。这就是费拉右派所谓的西欧穆斯林问题，这就是一个共同体分裂的问题。俾斯麦绝对不相信天主教徒能够真心忠于帝国，巴伐利亚人显然是比法国人更坏的敌人，而我们却必须替巴伐利亚人打仗。法兰西共和国看到，我们内部的敌人正在负责我们的女人和小孩的教育，我们的小孩上天主教士的学校，我们的女人只听天主教神父的话，却不听她们丈夫的话。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法是，看来我们已经启蒙了将近一百年，好像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他妈的，直接没收了天主教会的财产，把它交给公立学校，用我们自己培训的教师去教育下一代。
[00:49:40]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好像最异质的因素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启蒙主义和天主教会，而是新来的穆斯林和第三世界移民，这时候才会出现蜜雪儿·图尼埃(Michel Tournier)的小说《圣诞老奶奶》(La mère noël)。在一个遥远的法兰西乡镇里面，自古以来主持耶诞节活动的是本堂神父，他是天主教势力的代表。主持共和派势力的则是公立小学教师。公立小学教师就是一个世俗的神父，他要把法兰西爱国主义灌输到法兰西儿童的心目当中去。双方自古以来是互不来往的。即使是戴高乐总统都已经下台了，他们彼此之间仍然是仇人。直到有一天，公立学校来了一个跟以前的男教师不同的女教师，她跟教会和解了。在耶诞节的过程当中，她打扮成圣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礼。这时候孩子哭起来了，于是圣诞老人露出自己的乳房给小孩喂奶，圣诞老公公变成了圣诞老奶奶。在这样的大团圆精神之下，从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和茹费理的时代维持一百多年的两党之间的精神创伤，在小说家的笔下似乎愈合了。
[00:50:56] 当然，这主要是代表小说家的愿望，但是小说家之所以有这个愿望，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天主教会和启蒙思想家在穆斯林和亚非拉文化逆向殖民面前突然发现，我们共同的法兰西性比我们想像得更多。在阿尔及利亚人没有搬到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想不到这一点的。在阿尔及利亚人出现以后，我们突然发现，过去的敌人没有想像得那么坏，而我们的共同基础还是存在的。例如，在民进党执政以前，国民党肯定是最恨共产党的；然后他们突然发现，相对于万恶的台独分子，共产党至少还承认一个中国。在我们已经快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突然觉得国共两家还是比较亲。人类就是这样的可悲，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
[00:51:47] 文宣和意识形态这些东西就像霍布斯保姆的传统发明一样，是不断发明、不断重新塑造的。老实说，知识份子搞历史真相学搞出来的那些东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近历史真相，也很难说。但是，他们总是斗不过针对大众的、维持社区生活道德观念的那些人。对于最低级的、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但是数量可能占人类70%或更多的人民来说的话，他们是经受不起知识份子最喜欢的那种，各种文化和各种观念摆在自己面前自由选择。这种选择会像奥威尔所说的那样，今天宣布英国人是坏人，明天宣布德国人是坏人。这跟天主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不一样。天主教徒相信伊斯兰教徒是坏人，也许是错的，但是他的祖父是这么相信的，他的爸爸是这么相信的，他自己也是这么相信的，这不损害他的道德。但是，一个共产党人昨天还相信托洛茨基是列宁同志最优秀的战友，今天又相信托洛茨基是帝国主义间谍，明天又不知道在相信什么，这样的话他的道德一定会非常败坏。基层的人民是经受不起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的，他们只能有一种整全性的世界观。而这种整全性的世界观形成以后，他们就希望能够稳定好几代时间。
[00:53:13] 史达林时期俄国革命党的一个重大痛苦就是，女人都是东正教徒，对他们的行为非常不赞同。要找一些跟他们共同具有革命思想的女革命党，很不幸，这种人呈现了明显的男女比例不平衡。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绝大多数是男人，女人本能地觉得这样是不好的。你要跟她们辩论的话，她们辩论不出什么道理来，但是在辩论不出什么道理以后，她们还是顽固地坚持她们的迷信。因此男人拿她们没有办法，只能在男人自己的聚会中（比如说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摇头摆尾地说：女人就是缺乏理性的生物，只有我们男人才是具有理性的生物。马克思主义者不大好意思说这句话，但是他们面临的情况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的。只有道德观念能够稳定好几代，通俗地说，你的儿子才有适当的物件嫁给你，然后你才能有稳定的家庭生活，稳定的家庭和稳定的社区才能相应建立。你可以把基督徒变成伊斯兰教徒，也可以把伊斯兰教徒变成基督徒，但是请允许我们至少坚持三代，坚持一个爸爸是穆斯林、儿子也是穆斯林、媳妇也是穆斯林的生活。我们实在是受不了，爸爸是启蒙主义者，母亲是天主教徒，双方之间打家庭内战，于是把儿子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人，在巴黎花天酒地，最后犯了梅毒，可怜兮兮地死在救济院里面。
[00:54:38] 这些诸如此类的冲突在世界上总是永远存在的，而意识形态专家对这些事情是很少在乎的。他们依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基层社区，而他们对这些基层社区通常是以解构为主，不了解建构的基本逻辑。历史上真正的启蒙思想家或者多元文化爱好者起的作用，一般都是把他们所在社会原有的基层小共同体的整全性世界观打散了，比如说伏尔泰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破坏天主教信仰。天主教信仰并不是一个纸上的东西，它是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破坏了以后怎样才能稳定下来呢？那不是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每一个法国人都像伏尔泰和卢梭那样博学而开明，了解全世界所有的风俗习惯，然后以不偏不倚的理性对待所有过时的迷信，用纯粹的理性来判断问题。不是这样的。经过了一百年的折腾，证明这样做只会导致长期的动乱，使法国把欧洲的霸权地位都拱手送给了万恶的德国人。普法战争以后的法国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我们只有用另一套教条来取代原有的教条。这套教条就是茹费理总理和激进党大臣们在国民小学推行的、所有法兰西的小学生在同一个钟点上课得到的“我们首先是法国人”这种教条。而凯末尔给土耳其的儿童灌输的那一套教条，也就是从这一套学出来的。
[00:56:10] 我们要注意，民族国家和它的国民教育读本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世俗化的牧师和教民的体系，非如此不足以稳定民族国家。为什么基督徒的复兴社会党和基督徒孙文建立的国民党要把穆斯林的哈里发和儒家的三皇五帝唐太宗当作民族英雄呢？因为国民教育读本当中的宗教领袖是政治符号。如果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统治者是一帮穆斯林的苏丹和哈里发的话，那么基督教徒创立的复兴社会党的革命党有必要把他们重新改造成为叙利亚阿拉伯人或者伊拉克阿拉伯人的民族英雄。同样的道理，孙文就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道统的继承人。这是一个必要的政治建构。如果我们能够维持三代人之久，让国民学校的学生都习惯于接受这一套，那么等到他二十五岁在社会上混、看见许多报刊杂志在一天到晚翻蒋介石如何如何的黑材料的时候，他虽然无法反驳这些黑材料的真实性，但是内心是痛苦而瘫痪的。只有等到下一代的国民教育读本固定以后，他的孙子在娶媳妇或者日常生活的时候才能够避免同样的痛苦。而启蒙思想家却觉得这样很好，这个混乱状态即将通向开明和世界大同。可惜不是。这个时间如果维持了很长以后，本国的社会基础就瓦解了，骄傲的法兰西人在普法战争中面临的下场就会出现。
[00:57:50] 开明思想和自由思想只能属于极少数开明知识份子，构成社会基础的民众只能有一套武断的信条。这套武断的信条无论形式上是什么，它都很像是天主教会的教义问答。你不用理解，你先记住再说，等你长大了以后再慢慢理解，小孩子是管不了那么多的。如果没有这一套打底的话，后来的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会发生的。你当然可以打倒天主教会，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你换成穆斯林、启蒙思想家或者其他什么人来，你真正能够使基层民众相信的也就是这一套教义问答的东西。最后你必须搞出这一套教义问答的东西，维持你的基础共同体。而在基础共同体稳定以前，这个脆弱的中间期是你很可能遭到亡国灭种下场的时期。在这个脆弱期，在你看来是野蛮的普鲁士人、愚昧的穆斯林或者其他的什么人，很容易征服你。而且，无论在你看来他多么野蛮愚昧，如果他有这一套相应的教条可以巩固基础共同体的道德观和日常生活的话，他是可以有一定的机会取代你的。世界就是这样展开的。
[00:59:03] 中国的情况就是，它自己处在洼地状态，所以它的意识形态发明家（尽管它不一定有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背后都有洋大人的各种意识形态发明家，在争夺群众的过程当中把人民的道德观彻底摧毁了。因此最后真正收拾残局的人都会发现，至少在最初三代人，你用武断的手段把一套无论是怎么形成的教条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希望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德败坏的前两代人死光以后，第三代人好歹能够有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可以构成像样的社会基础，是最重要的。甚至比起这个目的来说的话，各种宗教或者政治信条的符号都不是那么重要。例如，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立为国教，而他自己却不肯信奉基督教，直到他临死快要断气的时候才勉强信奉，大概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唐太宗对玄奘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动机。如果佛教不是当时最流行的宗教、而另外有其他流行的宗教的话，唐太宗大概也会做出其他不同的选择。而武则天的三教合一政策就明明是一个政治登记的手段而已。政治家考虑的都是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要尽可能地避免中间那个混乱的真空期。
[01:00:23] 同样，我们敬爱的习近平同志想要把他从戴季陶同志和其他同志那里剪下来的各种碎片拼凑成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教育，原因也是一样的。他倒楣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的天花板很低，其他的各种导致人民思想混乱的思想倒灌进来，他必须用极其严厉的手段才能阻止。而法国人的天花板就比较高。法国人没有必要废除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证，我们只需要用国家预算来支持公立学校、强迫所有家长把子弟送到公立学校就足够了。我们不需要消灭天主教的报刊和天主教的作家，就可以基本达到目的。我们的启蒙思想家积累了很多，跟天主教徒的思想家相比起来可以打个平手，至少可以打到一比一平。而习近平同志如果失去了防火墙的话，他所制造出来的那些东西在中小学渐渐就会变成笑话。
[01:01:20] 所以，中华民族是需要防火墙的，也是需要共产党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和防火墙的话，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以后，可能一部分人会变成伊斯兰教徒，一部分人会变成基督教徒。而且最要命的就是，它还不会像是埃及人那样整体性地变成伊斯兰教徒，恐怕会是变成基督教徒的部分、变成伊斯兰教徒的部分、变成启蒙思想家的部分和其他各部分之间自然而然造成四分五裂的状态。尽管毛泽东同志和黄俄都是中华民族的破坏者，但是习近平感到强烈的责任感，有必要让中华民族延续下去。而中华民族要延续下去，是离不开共产党这些手段的。没有共产党这些手段，中华民族这点粗陋的建构是顶不住哪怕是民间思想的这一点点攻击的。哪怕是共识网的那一批历史真相学家，搞出来的事情也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扰乱敌对势力的思想少，扰乱沦陷区群众的思想多，因此必须坚决取缔。沦陷区的群众就是这样脆弱而不经事，所以我们只能把防火墙再加得更高一点。
[01:02:25] 这种做法等于跟正德皇帝以后的明人加强儒学教育是差不多的。它的效果是使长城内外的技术落差进一步扩大，但是在长城以内能够暂时维持尽可能时间长的稳定。而这样做也使得，两边落差加大的时候，崩溃会来得更猛烈和惨烈。这就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根本困境。最终，这样的稳定是依靠在防火墙崩溃的那一刹那间发生的大屠杀，依靠旧思想和旧技术的携带者在肉体上遭到消灭的方式，才能够维持和演化的。这从演化的角度来讲是一种低效的演化。大灭绝是低效的演化，正常的、大多数时间的演化是保守修正。只有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隔上很长一段时间，几百万年，才来一次大灭绝。不断地依靠大灭绝，元气损失甚多，就会导致这个生态位的物种本身在各方面都发育不完全。发育不完全的原因当然是，你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使你的积累开花结果。稍微有一点积累（像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就必须赶紧撒出去，现做现用。否则的话，它可能会完全牺牲掉。我敢说，以前梁启超时代和戴季陶时代的所有人，大家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我如果把大蜀民国搞成了以后，我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肯定会跟孙文时代、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那些革命家留下的名声是差不多的。非用武断的手段和强暴的手段，不足以维持自身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