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论邓小平

邓小平与我是一对极为特殊的对手——或者，可以说是朋友。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实际上，我们比自己的朋友更能理解对方。我们坚定地与对方斗争，但在他1997年去世时，我们之间已无仇恨。（稍后我会解释，邓决定不再憎恨我。）我们的关系很像两个多年老友又是对手的人坐在棋盘两侧。我最早对邓小平的了解是通过父亲的一些密友得来的，这些朋友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其中有几位曾在1930年代直接在邓的指挥下工作。在餐后，他们会在喝剩的茶壶旁逗留，向像我这样的下一代革命者讲述革命的故事。邓小平、陈云、毛泽东、林彪和彭德怀常常在他们的故事中出现。因此，从小我就熟悉邓性格中的两大矛盾。第一，他是个出色的辩手，但却是个拙劣的理论家。第二，尽管邓行为冷酷，但他具备自省甚至悔过的能力。

他的生活经历解释了他缺乏正规教育的原因。他是四川省一名乡村警官的儿子，16岁时离家前往上海，然后登船前往法国，再也没有回学校上学。确实，有些人尽管受教育程度不高，但能够发展出良好的分析能力。然而，邓并不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在世界各地游历的例子，从一个异国或恶劣环境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他的说服力和根据周围环境重塑自我的能力，正是通过这些经历而非书本获得的。

在1958-1962年的大饥荒期间，中国人民开始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文革之后，这种不信任进一步扩展到了毛泽东本人以及整个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毛1976年去世后，随着要求改革共产主义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种不信任演变为一场重大危机。在那时，邓与我分别代表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政治立场，由此开始了我们的“友谊”。我的立场是，中国应该放弃共产主义的一党专政，采用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这一观点后来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改革派立场。然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接受。无论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导层，还是学术界，都很少有人与我持相同观点。

邓的立场更为复杂。到1977年，他重新获得了在文革期间失去的领导职务，并加入了国家的集体领导层。然而，他发现自己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不得不主张改革部分共产主义制度，因此必须与政府和军队中的保守派传统派系斗争。因此，他不得不依赖公众对政治变革的支持。但在一个不允许大规模非官方政治组织的共产主义体制中，来自民众的支持并不能在党内为他提供真正的权力。因此，他精明地利用了当时唯一的民间运动——民主墙，即在北京的一堵墙上张贴批评政府的匿名海报——向保守派施压，并说服温和派改革的必要性。正因为他在这方面的成功，民主墙得以存在了大约半年。

同时，他提出了一种能够容纳保守派和改革派相互矛盾观点的新政治理论，这似乎让每个人都得到了某种好处。对于老一代来说，有“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路线、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以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保守派还能对此不满意吗？对于依靠阶级斗争来维持生计的基层党干部来说，有“无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确保了他们的饭碗还能保住多年。对于改革派来说，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这巧妙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掩盖了对党的改革——或者用北京人的话来说，是“与群众合作愚弄共产党”。正是这个最后的元素让邓在普通人中赢得了人气。而“无阶级的阶级斗争”则成为广泛嘲笑的对象。人们开玩笑说，如果邓要撒谎，至少应该试着让它稍微可信一点。

邓从不让情感左右自己。一个1930年代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当时他负责红军的司法单位。一名士兵受了重伤。没有医疗资源治疗他，他疼痛难忍，请求别人装上子弹了结他的痛苦。那名士兵的哥哥是他的营长。无法忍受弟弟的痛苦，并意识到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他用自己的枪结束了弟弟的痛苦。随后，他自首接受司法单位的审判。尽管其他官员请求赦免他，邓还是判了他死刑。当观察者抗议这一决定的不公时，邓批评他们被情感左右。后来负责下达执行命令的法庭官员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

因此，当1989年，我在青海省的监狱里听到学生蜂拥到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时，我忧心忡忡。我知道，如果邓不会被情感左右，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党的统治。情况与1978年类似。大批支持民主的活动家误以为邓会支持他们。毕竟，他们曾经赞美他，而他刚刚利用民主墙的民众影响力在党内斗争中获胜。他们认为邓会对他们怀有责任感。但邓一旦巩固了党内权力，就立即转而反对民主墙。当时，我知道我必须想办法拯救自己和所有参与民主墙运动的人。我选择的方法是直接挑战邓，激怒他，让他把我视为头号敌人。我写了一篇文章，暗示邓可能比毛还暴君。刚刚从监狱释放的老干部们大多理解这一观点。因此，当我第一个被捕时，党内展开了广泛的辩论，讨论如何处理我的案件。邓想要处死我，却发现自己成了少数派。几个月内，党重新调整了方向，使邓成为新形成的强硬派少数派领导人。这时他意识到，他被这个他关在监狱里的人击败了。这是他对我咬牙切齿的仇恨的根源，从那时起，他满足于彻底摧毁我。

我认为自己的行动有两个可能的结果。如果我输了，我肯定会被处决，但绝大多数民主墙活动家可以幸免。民主运动将有机会卷土重来。如果我赢了，我依然会在监狱中，最终难逃一死。但大多数其他民主墙活动家可能不会立即被逮捕。他们将有一点时间宣传他们的工作，民主运动的理念也能够传播开来。我觉得我赢的几率很小。因此，我告诉民主墙协调委员会主席刘青，他应该建议大家准备逃亡。他问我为什么不自己逃亡。我解释说，如果我逃了，邓会立即开始逮捕其他所有人。如果我寻求美国大使馆的庇护，我将被贴上“国家叛徒”的标签（正如十年之后方励之的遭遇）。

我的案件成为政治干预司法进程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开创了政治犯不能被判处死刑的先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邓的大度名声很大程度上源于我未被处决，而他却因多年来对我的仇恨屡次公开谴责我。然而到了1990年代，他似乎意识到，输给我使他避免了被贴上比毛更残暴独裁者的标签，并且正是我让他赢得了宽容的名声。1989年后，他授权的屠杀确保了他将永远被记为暴君后，他变得更加反省。他的思维和言谈迅速变化，这在老龄独裁者中很少见。他公开接受市场经济的概念——对一个终身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也是件困难的事。最终，他让女儿邓榕在他的官方《邓小平文选》的新版中删除了48次谴责我的内容，并告知我的父亲。此举相当于告诉我，我迫使他做的事情对他是有利的。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想，为什么没有人在1989年迫使他做正确的事。人们往往只看到他冷酷的一面，很少注意到他的宽容和自省能力。我永远无法原谅邓在饥荒和迫害中导致数百万中国人死亡，也无法原谅他将中国推到全面崩溃的边缘。但我仍然认为他承认并纠正错误的能力是一种罕见的个人优点。有时，我甚至会有点想念他。但也许这是因为现在我不得不与当前中国政府中不那么精明的对手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