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忌吃不忌打，疯狂撕咬伍连德
伍连德与朝鲜战争细菌战的论争
2020-11-17马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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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伍连德细菌战鼠疫
马学博 杨 微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
朝鲜战争硝烟散去已逾半个世纪，有关那场战争中的“细菌战”论争，至今尚未平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者之一伍连德博士，当年曾公开发表文章直抒己见，而在相关朝鲜战争细菌战以及伍连德研究中，均未见论及，可能与当时原文发表在香港英文媒体，没有引起国内广泛关注有关。今天，仍有必要从历史及流行病学角度出发，根据现今公开发表及陆续解密的档案文献，予以分析审视，努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
一、朝鲜战争细菌战论争背景
1951 年6 月中旬开始，战争双方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1951 年7 月10 日，停战谈判开始举行，8 月23 日中断，“联合国军”为配合谈判实施的飞机大炮辩论未达目的。朝鲜战争中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之外所有的现代化武器，甚至包括被国际公法所禁止的生物武器。1952 年初悍然发动了细菌战，向中朝方面施压，以影响停战谈判，同时试验其细菌武器的性能。[1]
遭到美军细菌武器攻击后，朝中方面立即向国际社会揭露，控诉美军反人道的罪行，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1952 年2 月22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3 月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正式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2 月25 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了控诉。
美国当局随即抵赖。3 月4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进行细菌战，他声称：“我们从前已听到过这种关于朝鲜的细菌战的消息。如果不是因为共产党选在他们拖延停战谈判的当儿向全世界散布这种指责，我们原用不着再加否认。因此，我愿明白地、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些指责是完全不真实的；联合国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种类的细菌战。”[2]
美国政府提出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中朝方面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受到美国政府操纵，理所当然地对其公正性表示怀疑。
6 月23 日至8 月6 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及中国等国的著名科学家，组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赴中国和朝鲜进行实地调查。于9 月17 日发表调查报告。
当美军在朝鲜以及中国北方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震惊世界，朝中方面陆续公布证据时，美国方面则矢口否认。1952 年4 月8 日，香港《虎报》（The Standard）发表了《中国防疫专家揭露细菌战指控软弱无力》（China Plague Expert Bares Weakness In 'Germ War' Charges）[3]一文（以下简称《伍文》），作者为著名的“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
二、《伍文》内容概要及相关论断
《伍文》全篇2000 字（中文译文），共分5 个自然段。
编者按语称：“值此世界卫生日之际，本报荣幸地发表伍连德博士的文章，就目前广泛指责联合国军在韩国发动细菌战公布专家意见。”然后介绍作者简历及学术荣誉等。
作者首先指出“报纸上有关‘细菌战’这一主题的陈述，指代不明确而且有些混乱，现今仍不清楚指责方所指的是哪种瘟疫或传染病，因为这一术语可包含以下一种或多种疾病：腺鼠疫、霍乱、斑疹伤寒、伤寒、回归热，这只是最重要的几种。汉语‘传染病’广泛适用于任何一种瘟疫。”并且由于气候条件，排除了霍乱和伤寒。至于鼠疫，“很难想象病情严重、濒临死亡的肺鼠疫患者或鼠疫杆菌试管、甚或染疫鼠及身上的跳蚤，能够越过边界或乘降落伞从天而降，尤其是在韩国严寒的冬季。”所以作者表示，“世界各国的不断指责毫无根据”。
三、《伍文》试析
以流行病学理论为基础和出发点，《伍文》阐述几种主要烈性传染病的病理、病因及爆发流行规律，学术理论固然无可置疑。而由此推导出朝鲜战场不存在细菌战的结论，其症结在于缺乏事实基础。未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主观判断是否存在疫情，以及疫情性质为自然爆发还是人为因素？其结论必然犹如“空中楼阁”，难以成立。
《伍文》发表前后，中外人士组成的调查团先后赴朝鲜及中国东北实地考察。1952 年3 月3 日至19 日，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8 国的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到达朝鲜，结束后发表调查报告，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
如前所述， 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美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7 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组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对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情况进行调查。该委员会提出的调查报告——《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以下简称《报告书》），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施了细菌战。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4]
在先后两个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日期之间，香港《虎报》（The Standard 4 月8 日）刊载了《伍文》。作者仅凭海外广播和报纸上有限的零散信息，而无法获得现场调查及实验数据资料的情况下，所作判断必然苍白无力。伍氏论述违反了现代卫生防疫工作基本原则，即判断瘟疫流行与否，必须首先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至少也要掌握足够的调查资料。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建立在现场调查和实验数据基础之上，程序上符合科学规范，列举事实的时间地点清楚，得出的结论被实验数据所支持。
（一）关于霍乱的发生
《伍文》首先排除了霍乱和伤寒，“霍乱、伤寒（或肠热症）两者可以排除，因为感染直接由水体传播，而且只在适当的温暖气候条件下传播，细菌学家清楚霍乱弧菌具备较强的选择性，即使是口吞纯培养菌株，它也不能引起剧烈腹泻和腹部绞痛的显著症状导致在两天内死亡，通常必须存在另外的一些黏液或肠道内容物”。
而据《报告书》 记录的“大同事件（霍乱） ”：1952 年5 月16 日，美国飞机一架，在山村盘旋一小时以上。第二天清晨，一位朝鲜农妇在山坡上拾草，发现一些稻草包，里面包着一种蛤蜊。她拾了一些回家和她的丈夫生吃食，当天晚上两人突然发病，第二天晚上两人都死亡。民兵在山坡上找到许多包蛤蜊，由朝鲜和中国专家们进行细菌学检验，证明所有的蛤蜊都严重地感染了霍乱弧菌。 原来美军企图向大同的滤水厂蓄水池投掷霍乱弧菌载体——蛤蜊，只是由于夜色暗淡未投中，而落在山坡上。
“因此委员会只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美国空军根据事先定好的一个缜密的计划，首先破坏大同的滤水厂而不损毁抽水机，然后企图用霍乱弧菌污染饮用的蓄水池。这一对年轻的夫妇，由于战争的蹂躏而致穷困，因而不慎吃了这些意图用为散菌媒介的蛤蜊，以致死亡。”[5]
（二）关于鼠疫的论述
随后作者论述鼠疫主要类型（腺型 the bubonic 、肺型 the pneumonic），鼠疫爆发的必要条件以及亚洲鼠疫流行史。“换句话说， 在任何可能发生大规模感染之前，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1）存在剧毒鼠疫杆菌 ；（2）易感鼠类（通常为黑鼠 Rattus 及褐家鼠Norvegicus）；（3）带菌蚤（印鼠客蚤 Xenopsylla Cheopis)。 这三者携手合作，相互依存；如果任何一个环节缺失或断裂，都无法产生鼠疫的结果”。
作为经典的《肺鼠疫论述》(1926)、《鼠疫概论》(1937）作者，世界著名鼠疫专家，似乎将鼠疫细菌战与鼠疫自然流行规律混为一谈。殊不知细菌战并非复制‘鼠间鼠疫——人间鼠疫’的自然传播过程，而是撒播鼠疫菌直接攻击人类，以造成人间鼠疫流行。如《伍文》所述，鼠疫自然爆发流行，传播媒介主要为印鼠客蚤（Xenopsylla Cheopis)，而美军在朝鲜投撒的媒介昆虫为人蚤（Pulex irritants），以人类而非鼠类为直接攻击对象。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指出：“朝鲜及中国检验队进行的细菌学的检验，证实这些跳蚤带有鼠疫杆菌，这些跳蚤是人蚤。必须着重指出：这些跳蚤，是寄生在人身上的。根据这个昆虫的生态学而言，在房屋外面它们不可能大量出现。那么在距离人类居所相当远的荒地上，一次就发现了成万数目的人蚤，将如何解释呢？这绝不是自然条件集合来的。”[6]
世界上感染鼠疫的蚤类已发现200 余种，其中媒介效能较高的为印鼠客蚤。昆虫学家于1901 年在埃及采集到这种鼠蚤，1903 年将其命名为cheopis（今命名Xenopsylla cheopis 印鼠客蚤），也就是下令在吉萨修建了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的基奥普斯（cheopis）法老的名字。 当时即怀疑印鼠客蚤，是从鼠到人传播鼠疫的主要媒介。各国专家组成的“鼠疫研究团”（ Plague Reseach Commission 印度孟买 1905—1907），甚至推测印鼠客蚤是印度的鼠寄生蚤类的唯一代表。由于具备较高的鼠疫媒介效能，印鼠客蚤指数的季节消长曲线，都与当地家鼠鼠疫和人间腺鼠疫流行的季节变动曲线相一致，因此鼠疫专家将印鼠客蚤指数作为判断鼠疫爆发流行的重要指标之一 。
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之一《桑德斯报告》（1945）披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为防御和杀虫剂试验目的，进行印鼠客蚤（Cheopis-flea）的动物学研究。”[7]这种欲盖弥彰的供述，说明当时日本的细菌战研究中，使用带菌印鼠客蚤，引起鼠间鼠疫，然后传播给人类，造成人间鼠疫流行。事实上，“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实施细菌战，在浙江和湖南从空中散布感染性物质， 如其所愿地引起鼠疫爆发流行。”[8]侵华日军飞机撒播的细菌战剂正是带菌印鼠客蚤，当年我方发现了日军飞机抛洒在浙江衢县的印鼠客蚤，并制成标本保存。[9]
美军飞机在朝鲜撒播鼠疫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方式相同，只不过细菌战剂有所区别，日本人使用印鼠客蚤，而美军则使用人蚤直接攻击人类。鼠疫专家伍连德没有机会参加实地调查，也无从了解“文明国家”美国细菌武器研究内幕，更没有意识到生产鼠疫细菌战剂，并非只采用印鼠客蚤作为唯一的一种病菌媒介。
《伍文》还认为，“很难想象病情严重、濒临死亡的肺鼠疫患者或鼠疫杆菌试管、甚或染疫鼠及身上的跳蚤，能够越过边界或乘降落伞从天而降，尤其是在韩国严寒的冬季”。
而国际科学委员调查团认证，“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特别在沈阳与平壤附近，委员会有机会从容研究各种从空中带下生物物体的各种不同的容器”。
“见到的带有降落伞的容器，只有这一种，它与照明弹相似。它是一个硬纸筒，厚一米厘，长三六米厘，直径为一三厘米。”[10]
综合以上各方面证据，国际科学委员会认为，“美国空军在朝鲜应用了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以撒布鼠疫很相似的方法，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11]
（三）《伍文》论述战争中最危险的传染病——斑疹伤寒
除了霍乱与鼠疫，伍连德认为战争中最危险的传染病是虱子传播的斑疹伤寒。
“余下是对回归热与斑疹伤寒的思考，前者源于一种与梅毒相似的螺旋菌，而后者源于一种烈性病毒，媒介或携带者是无时不在的人虱”。
“这小小的、貌似简单的虱子其实十分狡猾，特别是在养育这致命的病毒方面。处于当前北朝鲜的环境中，无需任何外部敌人的介入，虱子可能会比现代强大军队可能装备的所有枪支和飞机所摧毁的人类都多”。
或许作者只是从流行病学角度，阐述战争中最危险的传染病——斑疹伤寒。在当时的语境下，却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既然中朝军队中没有流行斑疹伤寒，那么细菌战的指控也就缺乏必要的证据。
（四）作者深表遗憾
非常遗憾（A Great Pity) ——《伍文》最后一节的标题。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广播或电报使我们了解朝鲜战争中爆发传染病的临床症状，因此也无法判断疾病类型，这的确很遗憾。因为通过血痰和猝死可以怀疑肺鼠疫，大量米泔样便伴随严重的腹部绞痛和虚脱可以怀疑霍乱，腹股沟淋巴结肿大、高热意味着腺鼠疫，鼠臭气味伴随持续高热可能是流行性斑疹伤寒。”并且由于以上原因，“世界各国的不断指责毫无根据”。
作者将论争双方相持不下的原因，归咎于指控方没有公布“朝鲜战争中爆发传染病的临床症状”。但是临床症状虽然可以确诊传染病性质，却不能确定传染病系自然流行还是人为因素所致。由此认为指控方毫无根据，显然过于武断。
四、讨论
综上所述，当谴责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国际舆论声浪中，《伍文》却力排众议，认为“世界各国的不断指责毫无根据”，主观地予以否定，是由诸方面因素促成的。
（一）过度迷信‘文明国家’
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侨子弟伍连德，自幼接受英国式教育，后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毕业后凭奖学金游学德、法两国，从事细菌学研究，于1905 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又于1924 年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学校卫生学与公共卫生学一年，获公共卫生学硕士。长期受西方文化浸润，“西方文明”观念根深蒂固，尤其对于最先进的“美国式文明”推崇备至[12]。伍连德思想感情深处，不会也不愿相信他心目中的“文明国家”美国，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视国际公法和人类良知，悍然发动细菌战。
（二）定居海外疏离新中国
自清末至民国，伍连德在中国工作生活30 年（1908—1937），淞沪抗战后上海沦陷，伍连德离开中国返回南洋。至该文发表时，作者在槟榔屿怡保小镇执业行医已15 年，而此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置身度外之人，并非普遍理解中国人民的选择。虽然伍连德从不相信西方掀起的一浪接一浪“共产主义洪水猛兽” 的鼓噪，但妖魔化中国大陆的负面舆论氛围中，难免会对新中国产生误读。在论争中指控方（中国）公布有关证据，而美国极力否认的情况下，伍连德自然更容易倾向后者。
（三）鼠疫专家缺乏细菌战知识
1937 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华中等地发动大规模细菌战。中国防疫专家，包括伍连德当年的同仁，东三省防疫处细菌学专家伯力士（R. Pollitzer ）、血清学专家叶墨（H. Jettmar）二人，以国联援华专家身份，积极投入防疫活动，为中国抗战作出卓越贡献。伍连德无此经历，忽视人为因素，仅以各种瘟疫自然流行规律理论，阐释朝鲜战场是否存在细菌战问题。
（四）无从知晓美国细菌武器研究内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庇护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等人，以换取他们的“研究成果”，美日开始狼狈为奸，为开展大规模生物战剂研究和生产活动做准备。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中，驻日美军与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总部之间往来电文及书信，记录了美军与日军731 部队细菌战犯进行秘密交易的内情，披露大量原始信息。如《费尔报告》（1947）称：“国家和司法部官员出席了化学战部主任和陆军部代表在昨天举行的一次会议，非正式同意化学战部主任等人的这个建议，将接受本次调查中获得的所有信息，交情报渠道办理，而不用于“战争罪行”项目。据悉 SWNCC 委员会会议将于6 月23 日举行，你的要求会很快被无线电发出。”[13]美军飞机在朝鲜播撒“鼠疫跳蚤”，与当年侵华日军731 部队在中国华中地区发动细菌战所使用的手段如出一辙。
事实上，美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开始着手研究细菌武器。1941 年10 月，“由美国9 名最优秀的生物学家所组成的WBC 委员会（细菌战委员会）成立了。”“刚开始，有关细菌战的工作全部在位于马里兰州的化学战部的艾治渥德兵工厂进行。但化学战部上层很快即意识到，进行已扩大规模的细菌战研究，该工厂已经太小，并且太暴露，化学战部四处寻找合适地点，终于1943 年初，选定位于马里兰州弗莱德里克的底特里克营作为主要的细菌战研究基地，底特里克营拥有一飞机库和面积为2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军用机场。”[14]
美国细菌武器研究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碍于“文明国家”的面子，始终不肯承认实施细菌战罢了。作为美国国家核心机密的细菌武器研究，外界自然无从知晓。假如伍连德了解内幕，还会轻率地撰文迎合美国方面舆论吗？
当朝鲜战场硝烟弥漫，和战两难之际，细菌战论争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如此敏感的时期发表《伍文》，所传达的信息，在客观上迎合了美国方面的否定说，违背了流行病学基本原则。不得不承认这是‘鼠疫斗士’晚年的一大失误。至于《伍文》是作者主动投书，还是媒体约稿，编者按语并未透露。《伍文》发表前两年（1950）[15]， 年逾古稀的作者即开始撰著回忆录。按照常理，“论争”事件应在回忆录有所反映。而洋洋五十万言的《伍连德自传》（1959）[16]，有关传主本人曾卷入国际间重大论争的事件，却无只字片语的记述，不禁令人困惑：难言之隐或是选择性失忆？是否牵涉某些其他因素，尚待深入解析，以充实朝鲜战争细菌战以及伍连德研究内容。
2020-11-17马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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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伍连德细菌战鼠疫
马学博 杨 微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
朝鲜战争硝烟散去已逾半个世纪，有关那场战争中的“细菌战”论争，至今尚未平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者之一伍连德博士，当年曾公开发表文章直抒己见，而在相关朝鲜战争细菌战以及伍连德研究中，均未见论及，可能与当时原文发表在香港英文媒体，没有引起国内广泛关注有关。今天，仍有必要从历史及流行病学角度出发，根据现今公开发表及陆续解密的档案文献，予以分析审视，努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
一、朝鲜战争细菌战论争背景
1951 年6 月中旬开始，战争双方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1951 年7 月10 日，停战谈判开始举行，8 月23 日中断，“联合国军”为配合谈判实施的飞机大炮辩论未达目的。朝鲜战争中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之外所有的现代化武器，甚至包括被国际公法所禁止的生物武器。1952 年初悍然发动了细菌战，向中朝方面施压，以影响停战谈判，同时试验其细菌武器的性能。[1]
遭到美军细菌武器攻击后，朝中方面立即向国际社会揭露，控诉美军反人道的罪行，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1952 年2 月22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3 月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正式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2 月25 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了控诉。
美国当局随即抵赖。3 月4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进行细菌战，他声称：“我们从前已听到过这种关于朝鲜的细菌战的消息。如果不是因为共产党选在他们拖延停战谈判的当儿向全世界散布这种指责，我们原用不着再加否认。因此，我愿明白地、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些指责是完全不真实的；联合国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种类的细菌战。”[2]
美国政府提出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中朝方面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受到美国政府操纵，理所当然地对其公正性表示怀疑。
6 月23 日至8 月6 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及中国等国的著名科学家，组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赴中国和朝鲜进行实地调查。于9 月17 日发表调查报告。
当美军在朝鲜以及中国北方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震惊世界，朝中方面陆续公布证据时，美国方面则矢口否认。1952 年4 月8 日，香港《虎报》（The Standard）发表了《中国防疫专家揭露细菌战指控软弱无力》（China Plague Expert Bares Weakness In 'Germ War' Charges）[3]一文（以下简称《伍文》），作者为著名的“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
二、《伍文》内容概要及相关论断
《伍文》全篇2000 字（中文译文），共分5 个自然段。
编者按语称：“值此世界卫生日之际，本报荣幸地发表伍连德博士的文章，就目前广泛指责联合国军在韩国发动细菌战公布专家意见。”然后介绍作者简历及学术荣誉等。
作者首先指出“报纸上有关‘细菌战’这一主题的陈述，指代不明确而且有些混乱，现今仍不清楚指责方所指的是哪种瘟疫或传染病，因为这一术语可包含以下一种或多种疾病：腺鼠疫、霍乱、斑疹伤寒、伤寒、回归热，这只是最重要的几种。汉语‘传染病’广泛适用于任何一种瘟疫。”并且由于气候条件，排除了霍乱和伤寒。至于鼠疫，“很难想象病情严重、濒临死亡的肺鼠疫患者或鼠疫杆菌试管、甚或染疫鼠及身上的跳蚤，能够越过边界或乘降落伞从天而降，尤其是在韩国严寒的冬季。”所以作者表示，“世界各国的不断指责毫无根据”。
三、《伍文》试析
以流行病学理论为基础和出发点，《伍文》阐述几种主要烈性传染病的病理、病因及爆发流行规律，学术理论固然无可置疑。而由此推导出朝鲜战场不存在细菌战的结论，其症结在于缺乏事实基础。未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主观判断是否存在疫情，以及疫情性质为自然爆发还是人为因素？其结论必然犹如“空中楼阁”，难以成立。
《伍文》发表前后，中外人士组成的调查团先后赴朝鲜及中国东北实地考察。1952 年3 月3 日至19 日，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8 国的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到达朝鲜，结束后发表调查报告，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
如前所述， 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美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7 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组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对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情况进行调查。该委员会提出的调查报告——《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以下简称《报告书》），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施了细菌战。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4]
在先后两个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日期之间，香港《虎报》（The Standard 4 月8 日）刊载了《伍文》。作者仅凭海外广播和报纸上有限的零散信息，而无法获得现场调查及实验数据资料的情况下，所作判断必然苍白无力。伍氏论述违反了现代卫生防疫工作基本原则，即判断瘟疫流行与否，必须首先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至少也要掌握足够的调查资料。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建立在现场调查和实验数据基础之上，程序上符合科学规范，列举事实的时间地点清楚，得出的结论被实验数据所支持。
（一）关于霍乱的发生
《伍文》首先排除了霍乱和伤寒，“霍乱、伤寒（或肠热症）两者可以排除，因为感染直接由水体传播，而且只在适当的温暖气候条件下传播，细菌学家清楚霍乱弧菌具备较强的选择性，即使是口吞纯培养菌株，它也不能引起剧烈腹泻和腹部绞痛的显著症状导致在两天内死亡，通常必须存在另外的一些黏液或肠道内容物”。
而据《报告书》 记录的“大同事件（霍乱） ”：1952 年5 月16 日，美国飞机一架，在山村盘旋一小时以上。第二天清晨，一位朝鲜农妇在山坡上拾草，发现一些稻草包，里面包着一种蛤蜊。她拾了一些回家和她的丈夫生吃食，当天晚上两人突然发病，第二天晚上两人都死亡。民兵在山坡上找到许多包蛤蜊，由朝鲜和中国专家们进行细菌学检验，证明所有的蛤蜊都严重地感染了霍乱弧菌。 原来美军企图向大同的滤水厂蓄水池投掷霍乱弧菌载体——蛤蜊，只是由于夜色暗淡未投中，而落在山坡上。
“因此委员会只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美国空军根据事先定好的一个缜密的计划，首先破坏大同的滤水厂而不损毁抽水机，然后企图用霍乱弧菌污染饮用的蓄水池。这一对年轻的夫妇，由于战争的蹂躏而致穷困，因而不慎吃了这些意图用为散菌媒介的蛤蜊，以致死亡。”[5]
（二）关于鼠疫的论述
随后作者论述鼠疫主要类型（腺型 the bubonic 、肺型 the pneumonic），鼠疫爆发的必要条件以及亚洲鼠疫流行史。“换句话说， 在任何可能发生大规模感染之前，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1）存在剧毒鼠疫杆菌 ；（2）易感鼠类（通常为黑鼠 Rattus 及褐家鼠Norvegicus）；（3）带菌蚤（印鼠客蚤 Xenopsylla Cheopis)。 这三者携手合作，相互依存；如果任何一个环节缺失或断裂，都无法产生鼠疫的结果”。
作为经典的《肺鼠疫论述》(1926)、《鼠疫概论》(1937）作者，世界著名鼠疫专家，似乎将鼠疫细菌战与鼠疫自然流行规律混为一谈。殊不知细菌战并非复制‘鼠间鼠疫——人间鼠疫’的自然传播过程，而是撒播鼠疫菌直接攻击人类，以造成人间鼠疫流行。如《伍文》所述，鼠疫自然爆发流行，传播媒介主要为印鼠客蚤（Xenopsylla Cheopis)，而美军在朝鲜投撒的媒介昆虫为人蚤（Pulex irritants），以人类而非鼠类为直接攻击对象。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指出：“朝鲜及中国检验队进行的细菌学的检验，证实这些跳蚤带有鼠疫杆菌，这些跳蚤是人蚤。必须着重指出：这些跳蚤，是寄生在人身上的。根据这个昆虫的生态学而言，在房屋外面它们不可能大量出现。那么在距离人类居所相当远的荒地上，一次就发现了成万数目的人蚤，将如何解释呢？这绝不是自然条件集合来的。”[6]
世界上感染鼠疫的蚤类已发现200 余种，其中媒介效能较高的为印鼠客蚤。昆虫学家于1901 年在埃及采集到这种鼠蚤，1903 年将其命名为cheopis（今命名Xenopsylla cheopis 印鼠客蚤），也就是下令在吉萨修建了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的基奥普斯（cheopis）法老的名字。 当时即怀疑印鼠客蚤，是从鼠到人传播鼠疫的主要媒介。各国专家组成的“鼠疫研究团”（ Plague Reseach Commission 印度孟买 1905—1907），甚至推测印鼠客蚤是印度的鼠寄生蚤类的唯一代表。由于具备较高的鼠疫媒介效能，印鼠客蚤指数的季节消长曲线，都与当地家鼠鼠疫和人间腺鼠疫流行的季节变动曲线相一致，因此鼠疫专家将印鼠客蚤指数作为判断鼠疫爆发流行的重要指标之一 。
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之一《桑德斯报告》（1945）披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为防御和杀虫剂试验目的，进行印鼠客蚤（Cheopis-flea）的动物学研究。”[7]这种欲盖弥彰的供述，说明当时日本的细菌战研究中，使用带菌印鼠客蚤，引起鼠间鼠疫，然后传播给人类，造成人间鼠疫流行。事实上，“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实施细菌战，在浙江和湖南从空中散布感染性物质， 如其所愿地引起鼠疫爆发流行。”[8]侵华日军飞机撒播的细菌战剂正是带菌印鼠客蚤，当年我方发现了日军飞机抛洒在浙江衢县的印鼠客蚤，并制成标本保存。[9]
美军飞机在朝鲜撒播鼠疫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方式相同，只不过细菌战剂有所区别，日本人使用印鼠客蚤，而美军则使用人蚤直接攻击人类。鼠疫专家伍连德没有机会参加实地调查，也无从了解“文明国家”美国细菌武器研究内幕，更没有意识到生产鼠疫细菌战剂，并非只采用印鼠客蚤作为唯一的一种病菌媒介。
《伍文》还认为，“很难想象病情严重、濒临死亡的肺鼠疫患者或鼠疫杆菌试管、甚或染疫鼠及身上的跳蚤，能够越过边界或乘降落伞从天而降，尤其是在韩国严寒的冬季”。
而国际科学委员调查团认证，“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特别在沈阳与平壤附近，委员会有机会从容研究各种从空中带下生物物体的各种不同的容器”。
“见到的带有降落伞的容器，只有这一种，它与照明弹相似。它是一个硬纸筒，厚一米厘，长三六米厘，直径为一三厘米。”[10]
综合以上各方面证据，国际科学委员会认为，“美国空军在朝鲜应用了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以撒布鼠疫很相似的方法，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11]
（三）《伍文》论述战争中最危险的传染病——斑疹伤寒
除了霍乱与鼠疫，伍连德认为战争中最危险的传染病是虱子传播的斑疹伤寒。
“余下是对回归热与斑疹伤寒的思考，前者源于一种与梅毒相似的螺旋菌，而后者源于一种烈性病毒，媒介或携带者是无时不在的人虱”。
“这小小的、貌似简单的虱子其实十分狡猾，特别是在养育这致命的病毒方面。处于当前北朝鲜的环境中，无需任何外部敌人的介入，虱子可能会比现代强大军队可能装备的所有枪支和飞机所摧毁的人类都多”。
或许作者只是从流行病学角度，阐述战争中最危险的传染病——斑疹伤寒。在当时的语境下，却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既然中朝军队中没有流行斑疹伤寒，那么细菌战的指控也就缺乏必要的证据。
（四）作者深表遗憾
非常遗憾（A Great Pity) ——《伍文》最后一节的标题。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广播或电报使我们了解朝鲜战争中爆发传染病的临床症状，因此也无法判断疾病类型，这的确很遗憾。因为通过血痰和猝死可以怀疑肺鼠疫，大量米泔样便伴随严重的腹部绞痛和虚脱可以怀疑霍乱，腹股沟淋巴结肿大、高热意味着腺鼠疫，鼠臭气味伴随持续高热可能是流行性斑疹伤寒。”并且由于以上原因，“世界各国的不断指责毫无根据”。
作者将论争双方相持不下的原因，归咎于指控方没有公布“朝鲜战争中爆发传染病的临床症状”。但是临床症状虽然可以确诊传染病性质，却不能确定传染病系自然流行还是人为因素所致。由此认为指控方毫无根据，显然过于武断。
四、讨论
综上所述，当谴责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国际舆论声浪中，《伍文》却力排众议，认为“世界各国的不断指责毫无根据”，主观地予以否定，是由诸方面因素促成的。
（一）过度迷信‘文明国家’
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侨子弟伍连德，自幼接受英国式教育，后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毕业后凭奖学金游学德、法两国，从事细菌学研究，于1905 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又于1924 年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学校卫生学与公共卫生学一年，获公共卫生学硕士。长期受西方文化浸润，“西方文明”观念根深蒂固，尤其对于最先进的“美国式文明”推崇备至[12]。伍连德思想感情深处，不会也不愿相信他心目中的“文明国家”美国，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视国际公法和人类良知，悍然发动细菌战。
（二）定居海外疏离新中国
自清末至民国，伍连德在中国工作生活30 年（1908—1937），淞沪抗战后上海沦陷，伍连德离开中国返回南洋。至该文发表时，作者在槟榔屿怡保小镇执业行医已15 年，而此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置身度外之人，并非普遍理解中国人民的选择。虽然伍连德从不相信西方掀起的一浪接一浪“共产主义洪水猛兽” 的鼓噪，但妖魔化中国大陆的负面舆论氛围中，难免会对新中国产生误读。在论争中指控方（中国）公布有关证据，而美国极力否认的情况下，伍连德自然更容易倾向后者。
（三）鼠疫专家缺乏细菌战知识
1937 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华中等地发动大规模细菌战。中国防疫专家，包括伍连德当年的同仁，东三省防疫处细菌学专家伯力士（R. Pollitzer ）、血清学专家叶墨（H. Jettmar）二人，以国联援华专家身份，积极投入防疫活动，为中国抗战作出卓越贡献。伍连德无此经历，忽视人为因素，仅以各种瘟疫自然流行规律理论，阐释朝鲜战场是否存在细菌战问题。
（四）无从知晓美国细菌武器研究内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庇护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等人，以换取他们的“研究成果”，美日开始狼狈为奸，为开展大规模生物战剂研究和生产活动做准备。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中，驻日美军与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总部之间往来电文及书信，记录了美军与日军731 部队细菌战犯进行秘密交易的内情，披露大量原始信息。如《费尔报告》（1947）称：“国家和司法部官员出席了化学战部主任和陆军部代表在昨天举行的一次会议，非正式同意化学战部主任等人的这个建议，将接受本次调查中获得的所有信息，交情报渠道办理，而不用于“战争罪行”项目。据悉 SWNCC 委员会会议将于6 月23 日举行，你的要求会很快被无线电发出。”[13]美军飞机在朝鲜播撒“鼠疫跳蚤”，与当年侵华日军731 部队在中国华中地区发动细菌战所使用的手段如出一辙。
事实上，美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开始着手研究细菌武器。1941 年10 月，“由美国9 名最优秀的生物学家所组成的WBC 委员会（细菌战委员会）成立了。”“刚开始，有关细菌战的工作全部在位于马里兰州的化学战部的艾治渥德兵工厂进行。但化学战部上层很快即意识到，进行已扩大规模的细菌战研究，该工厂已经太小，并且太暴露，化学战部四处寻找合适地点，终于1943 年初，选定位于马里兰州弗莱德里克的底特里克营作为主要的细菌战研究基地，底特里克营拥有一飞机库和面积为2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军用机场。”[14]
美国细菌武器研究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碍于“文明国家”的面子，始终不肯承认实施细菌战罢了。作为美国国家核心机密的细菌武器研究，外界自然无从知晓。假如伍连德了解内幕，还会轻率地撰文迎合美国方面舆论吗？
当朝鲜战场硝烟弥漫，和战两难之际，细菌战论争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如此敏感的时期发表《伍文》，所传达的信息，在客观上迎合了美国方面的否定说，违背了流行病学基本原则。不得不承认这是‘鼠疫斗士’晚年的一大失误。至于《伍文》是作者主动投书，还是媒体约稿，编者按语并未透露。《伍文》发表前两年（1950）[15]， 年逾古稀的作者即开始撰著回忆录。按照常理，“论争”事件应在回忆录有所反映。而洋洋五十万言的《伍连德自传》（1959）[16]，有关传主本人曾卷入国际间重大论争的事件，却无只字片语的记述，不禁令人困惑：难言之隐或是选择性失忆？是否牵涉某些其他因素，尚待深入解析，以充实朝鲜战争细菌战以及伍连德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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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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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个 马学博
伍连德的三部传世经典
2010-08-15马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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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伍连德东三省鼠疫
马学博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伍连德的三部传世经典
马学博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伍连德（1879～1960），其人哈埠民众并不陌生。上世纪初，东三省肺鼠疫大流行，举世震惊。伍连德临危受命，清政府外务部委派其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带领助手赶赴疫区中心哈尔滨，组织领导扑灭瘟疫，拯救了新兴的城市。民国元年北京政府在哈尔滨设立永久性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处（1912～1931），任命伍连德为总办兼总医官，此后他在本地工作、生活20年，为东三省、哈尔滨民众的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哈尔滨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
伍连德博士在卫生防疫领域的传奇经历已广为人知，“鼠疫斗士”名扬中外。可是他的学术成就、理论建树，人们并不十分了解。现评介他流传于世的三部经典，可勾勒出一代学术大师的形象轮廓。
《肺鼠疫论述》（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该书于1926年5月由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出版。东三省第一次肺鼠疫大流行（1910～1911）期间，伍连德深入疫区解剖疫死者尸体，从而揭开肺鼠疫这个病魔的面纱。那时起，他就萌生了要写一部专著的念头，系统地阐述这种病症的细菌学、病理学、组织学及临床诊断诸方面的内容。在1911年4月举行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连德首次提出的“肺鼠疫”学说得到与会各国专家的认同，更加坚定了他进一步深入研究肺鼠疫科学的信心。同年5月，伍连德草拟创建东三省防疫处的未来发展规划和研究方向共12项，第11项即“收集数据资料，撰写一部肺鼠疫专著”。
1911年7～8月，伍连德与俄国专家一同赴中俄边境一带考察鼠疫流行状况，寻找鼠疫菌宿主动物——旱獭。1922年至1923年，在哈尔滨滨江医院实验室进行旱獭疫菌吸入性实验，从而证实疫菌经呼吸道传染的可能性，取得国际瞩目的成果。在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专著。
这部近500页的著作创立了肺鼠疫学说，从此肺鼠疫与腺鼠疫、败血型鼠疫等鼠疫的分类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这是自1894年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Yersin,A.1863～1943）等人发现鼠疫杆菌以来，鼠疫防治理论的又一实质性进步。不仅对现实的防疫科学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历史上肆虐已久，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灾难的“黑死病”（Black Death），终于得到科学解读。《肺鼠疫论述》受到国际学术界推崇，被誉为鼠疫防治理论的里程碑，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授予伍连德医学博士学位，此学位是第一次授予外国人。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本书是作者竭诚奉献给那些在同肺鼠疫斗争的研究探索过程中牺牲的知名和不知名的人们。”
《鼠疫手册》（Manualof Plague）1935年 6月，该书由伍连德与上海海港检疫处的另外三位中外专家共同出版，以满足中国及其他地区医学卫生工作者的需求。在这本547页的书中有很多插图、地图和图表。虽然4位作者的主要目的是为预防和治疗鼠疫提供实践指南，但事实上，反映了鼠疫防治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全书分为7个部分，共12章，除了专业方面的考虑，还兼顾到逻辑次序。伍连德撰写第1章和第10章。第1章通过鼠疫生物有机体、宿主动物、媒介物、个人感染者研究，系统地论述了鼠疫病史；第10章为流行病学相关因素分析，这一章最后评述了预防方面的问题。
书末还增加了两个附录，阐述了一些异常的鼠疫病例，以及世界各地发现的鼠和蚤的图片。《鼠疫手册》分别出版了200册中文版，每册3元；5 000册英文版，最低价格20先令或5美元，很快就售完。显然这本手册满足了欧洲及美国、印度等一些国家的需求。
《鼠疫概论》（中文版）伍连德等著《鼠疫手册》（Manualof Plague）中文版当时只印刷200册，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医学卫生工作者的需求，1937年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和上海海港检疫所重新出版中文版，重拟书名为《鼠疫概论》。在这部12章263页的著作中，全面论述了鼠疫的病史、细菌学、免疫学、病理学理论，以及实验诊断、寄主与带菌者、治疗与个人预防等内容。国民政府卫生署长刘瑞恒博士评论该著作“诚足为于斯道者之指针”。书中大量插图尤为珍贵。虽然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链霉素问世后，鼠疫不再是不治之症，但是伍连德当年确立的防治鼠疫的原则、方法仍具有指导意义。《鼠疫概论》是伍连德学术生涯的一座高峰，是鼠疫防治理论的奠基石。
《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伍连德也是一位医史学家。1913年华盛顿军医署图书馆馆长助理嘉里逊（Fielding H.Carrison,1870～1935）出版了《医学史》（History ofMedicine）一书，在学术领域产生广泛影响。正文652页，然而有关中国医学史的论述不到一页，其中还有错误。伍连德致函询问何以对中国医学介绍如此简略且错讹。嘉氏复信说：“中医或有所长，但未见有以西文著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余之咎。”
伍连德内心深受刺激，遂与王吉民先生合作，历时16年，终于完成《中国医史》（History ofChinese Medicine），1932年由天津印字馆出版，1936年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再版。全书930页，后人称为“王伍医史”。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英文版中国医史，近代三部中国医学史经典著作之一。
伍连德共发表学术论著上百篇、部，涉及公共卫生、传染病、流行病、医学教育、医药管理、海港检疫、中西医问题等诸多领域，可谓著作等身。以上三部经典只是伍连德博士代表性著作，出版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传至今已为数寥寥。所幸伍连德博士创建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收藏了这三部经典著作，其中经过说来令人感叹。
美籍华人病理学家、哈医大校友张宏光教授，在美国旧书店偶然发现《肺鼠疫论述》（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如获至宝，当即购得，2007年 6月回国赠送母校，现由哈医大校史馆珍藏。
哈医大校友、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室原主任，被誉为“新中国鼠疫斗士”的纪树立教授，生前收藏《鼠疫概论》多年，爱不释手，每有同行友人来访，便出示此书与人共赏。现已由纪树立教授夫人、同为哈医大校友的王淑纯教授，捐赠给哈医大一院筹建中的“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
哈医大图书馆收藏原版书《中国医史》（History ofChineseMedicine）已几十年。现在，哈医大尚缺英文版《鼠疫手册》（Manualof Plague），只能望书影兴叹而已，寄希望于将来三部经典的中、英文版尽入囊中。相信这不仅是哈医大人，也是广大医学卫生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伍连德 东三省 鼠疫
重温英雄壮举 致敬抗疫先驱
百年前的“钟南山”
MASKED WARRIOR
东三省原煤产量持续下降
重新认识鼠疫
一场改变历史的鼠疫
东三省投资环境讨论
鼠疫促进现代医学
弘扬伍连德精神 传承哈医大文化
伍连德的三部传世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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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1879～1960），其人哈埠民众并不陌生。上世纪初，东三省肺鼠疫大流行，举世震惊。伍连德临危受命，清政府外务部委派其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带领助手赶赴疫区中心哈尔滨，组织领导扑灭瘟疫，拯救了新兴的城市。民国元年北京政府在哈尔滨设立永久性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处（1912～1931），任命伍连德为总办兼总医官，此后他在本地工作、生活20年，为东三省、哈尔滨民众的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哈尔滨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
伍连德博士在卫生防疫领域的传奇经历已广为人知，“鼠疫斗士”名扬中外。可是他的学术成就、理论建树，人们并不十分了解。现评介他流传于世的三部经典，可勾勒出一代学术大师的形象轮廓。
《肺鼠疫论述》（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该书于1926年5月由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出版。东三省第一次肺鼠疫大流行（1910～1911）期间，伍连德深入疫区解剖疫死者尸体，从而揭开肺鼠疫这个病魔的面纱。那时起，他就萌生了要写一部专著的念头，系统地阐述这种病症的细菌学、病理学、组织学及临床诊断诸方面的内容。在1911年4月举行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连德首次提出的“肺鼠疫”学说得到与会各国专家的认同，更加坚定了他进一步深入研究肺鼠疫科学的信心。同年5月，伍连德草拟创建东三省防疫处的未来发展规划和研究方向共12项，第11项即“收集数据资料，撰写一部肺鼠疫专著”。
1911年7～8月，伍连德与俄国专家一同赴中俄边境一带考察鼠疫流行状况，寻找鼠疫菌宿主动物——旱獭。1922年至1923年，在哈尔滨滨江医院实验室进行旱獭疫菌吸入性实验，从而证实疫菌经呼吸道传染的可能性，取得国际瞩目的成果。在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专著。
这部近500页的著作创立了肺鼠疫学说，从此肺鼠疫与腺鼠疫、败血型鼠疫等鼠疫的分类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这是自1894年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Yersin,A.1863～1943）等人发现鼠疫杆菌以来，鼠疫防治理论的又一实质性进步。不仅对现实的防疫科学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历史上肆虐已久，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灾难的“黑死病”（Black Death），终于得到科学解读。《肺鼠疫论述》受到国际学术界推崇，被誉为鼠疫防治理论的里程碑，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授予伍连德医学博士学位，此学位是第一次授予外国人。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本书是作者竭诚奉献给那些在同肺鼠疫斗争的研究探索过程中牺牲的知名和不知名的人们。”
《鼠疫手册》（Manualof Plague）1935年 6月，该书由伍连德与上海海港检疫处的另外三位中外专家共同出版，以满足中国及其他地区医学卫生工作者的需求。在这本547页的书中有很多插图、地图和图表。虽然4位作者的主要目的是为预防和治疗鼠疫提供实践指南，但事实上，反映了鼠疫防治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全书分为7个部分，共12章，除了专业方面的考虑，还兼顾到逻辑次序。伍连德撰写第1章和第10章。第1章通过鼠疫生物有机体、宿主动物、媒介物、个人感染者研究，系统地论述了鼠疫病史；第10章为流行病学相关因素分析，这一章最后评述了预防方面的问题。
书末还增加了两个附录，阐述了一些异常的鼠疫病例，以及世界各地发现的鼠和蚤的图片。《鼠疫手册》分别出版了200册中文版，每册3元；5 000册英文版，最低价格20先令或5美元，很快就售完。显然这本手册满足了欧洲及美国、印度等一些国家的需求。
《鼠疫概论》（中文版）伍连德等著《鼠疫手册》（Manualof Plague）中文版当时只印刷200册，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医学卫生工作者的需求，1937年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和上海海港检疫所重新出版中文版，重拟书名为《鼠疫概论》。在这部12章263页的著作中，全面论述了鼠疫的病史、细菌学、免疫学、病理学理论，以及实验诊断、寄主与带菌者、治疗与个人预防等内容。国民政府卫生署长刘瑞恒博士评论该著作“诚足为于斯道者之指针”。书中大量插图尤为珍贵。虽然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链霉素问世后，鼠疫不再是不治之症，但是伍连德当年确立的防治鼠疫的原则、方法仍具有指导意义。《鼠疫概论》是伍连德学术生涯的一座高峰，是鼠疫防治理论的奠基石。
《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伍连德也是一位医史学家。1913年华盛顿军医署图书馆馆长助理嘉里逊（Fielding H.Carrison,1870～1935）出版了《医学史》（History ofMedicine）一书，在学术领域产生广泛影响。正文652页，然而有关中国医学史的论述不到一页，其中还有错误。伍连德致函询问何以对中国医学介绍如此简略且错讹。嘉氏复信说：“中医或有所长，但未见有以西文著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余之咎。”
伍连德内心深受刺激，遂与王吉民先生合作，历时16年，终于完成《中国医史》（History ofChinese Medicine），1932年由天津印字馆出版，1936年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再版。全书930页，后人称为“王伍医史”。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英文版中国医史，近代三部中国医学史经典著作之一。
伍连德共发表学术论著上百篇、部，涉及公共卫生、传染病、流行病、医学教育、医药管理、海港检疫、中西医问题等诸多领域，可谓著作等身。以上三部经典只是伍连德博士代表性著作，出版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传至今已为数寥寥。所幸伍连德博士创建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收藏了这三部经典著作，其中经过说来令人感叹。
美籍华人病理学家、哈医大校友张宏光教授，在美国旧书店偶然发现《肺鼠疫论述》（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如获至宝，当即购得，2007年 6月回国赠送母校，现由哈医大校史馆珍藏。
哈医大校友、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室原主任，被誉为“新中国鼠疫斗士”的纪树立教授，生前收藏《鼠疫概论》多年，爱不释手，每有同行友人来访，便出示此书与人共赏。现已由纪树立教授夫人、同为哈医大校友的王淑纯教授，捐赠给哈医大一院筹建中的“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
哈医大图书馆收藏原版书《中国医史》（History ofChineseMedicine）已几十年。现在，哈医大尚缺英文版《鼠疫手册》（Manualof Plague），只能望书影兴叹而已，寄希望于将来三部经典的中、英文版尽入囊中。相信这不仅是哈医大人，也是广大医学卫生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伍连德 东三省 鼠疫
重温英雄壮举 致敬抗疫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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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诬陷美国发动细菌战 毛周谎言被打脸
送交者: BBC
回复: 韩战美军“轰炸东北”，中国为啥拒绝赔偿？ 由 长岛风 于 2024-04-17 12:10
标签: 细菌战, 鲍威尔, 抗美援朝中的谎言
【2019年04月17日讯】事情不妨先从1956年4月美国加州一家法院的庭审说起。庭审被告是37岁的美国人鲍威尔（John William Powell），他被控“煽动叛乱罪”，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将面临260年刑期和13万美元的罚款。
鲍威尔是何许人也？他1919年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老鲍威尔在他出生两年前在上海创办了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宣称是不受政治势力影响的“独立报刊”。报纸发行对象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外读者。然而，亲中共的美国记者斯诺长期在该报担任编辑，该报还发表过斯诺陕北之行与他和毛泽东会面的新闻，斯诺的《西行漫记》亦在该报连载。这样的报纸怎样误导读者可想而知。
22岁的鲍威尔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先是供职于美国战时情报局，后随军来到重庆。1945年战后脱离美军，接管《密勒氏评论报》，1950年中共建政后改为月刊，并通过邮寄方式在美国、英国和日本发行。鲍威尔的妻子西尔维亚也在该报任编辑。
中共为何在建政后允许一家美国人办的媒体短暂存在？应该是利用其向美国宣传中共的东西。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谙中共本来面目的鲍威尔夫妇在其欺骗下，报导了许多虚假新闻，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中，发表了不少诋毁美军的文章。也基于此，《密勒氏评论报》被美英日当局先后禁止其在国内发行。1953年6月，入不敷出的鲍威尔夫妇决定停刊，并带两个孩子回到了美国。
回国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其进行了调查，美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两次对鲍威尔进行传讯，但鲍威尔拒绝说明他是否是共产党员。1955年1月，国内安全委员会在报告中称：鲍威尔传播了反对美国的虚假报导，《密勒氏评论报》受中国政府控制并得到其支持，并据此向司法部递交了正式文本，指控鲍威尔出卖美国在远东的利益。
随即，司法部起诉鲍威尔，被控罪状达13条，主要是：一、在朝鲜战争期间，通过报导传达虚假言论和信息，破坏美国军队行动以及胜利，帮助美国的敌人——朝鲜以及共产党人；二、故意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和美国其他地方分送杂志，企图引发美军不服从、不忠诚、叛变和拒绝执行任务；三、报导美国损失严重，报导美国在朝鲜使用毒气、进行细菌战，还在中国东北继续进行细菌战以及阻挠和平谈判。
毋庸置疑，身处在中共治下的鲍威尔的信息，包括美国进行细菌战，应该都是来自中共的情报。中共和朝鲜又是如何炮制这场闹剧的呢？
诬陷美国进行细菌战
原来朝鲜的金日成为了一己之利，发动突袭，侵略韩国后，引发了世界的声讨，在联合国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其后，他向苏联和中共求援。1950年10月，在毛的拍板下，中共悄悄派志愿军潜入朝鲜，打了联合国军一个措手不及。其后，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呈胶着状态。
1952年1月，中共志愿军第42军等多个驻地上报称，在美军飞机飞过后，出现了大批蜘蛛、苍蝇、跳蚤等昆虫，因此初步判断可能是美军投下的“细菌虫”。中共有检疫人员在对样本检疫后称这些昆虫携带大量病菌，以伤寒、霍乱、鼠疫等的可能性最高。很快，志愿军第15军报告该部发生了霍乱、斑疹、脑炎等病症，部分居民也出现了传染病。
中共中央军委迅即研究，在毛泽东的命令下，除了在志愿军中开展“反细菌战”外，还电告朝鲜，让其先发表声明“控诉美国罪行”，中共当局随后也发表声明，同时向苏联当局通报。
在没有调查取证的情况下，2月22日，朝鲜外相发表官方声明，指称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朝鲜广播电台也报导说，在平壤北部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里面装满了能够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带菌苍蝇。同日，苏联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2月24日，中共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对美国的指控。中共卫生组织还宣布，在中国东北部等地也发现了带菌昆虫。
随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也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化学武器。3月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表示：“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他并建议，那些指控美国的国家，应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
3月8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称美军“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散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的社论称，“要严惩撒布细菌的美国凶手”。
拒绝国际红十字会调查 证词造假
在美国的要求下，国际红十字会拟派出由一名巴基斯坦代表、两名印度代表和三名瑞士代表组成的小型调查团，前往朝鲜和中国调查，但却迟迟得不到中共和朝鲜的回复。奇怪的是，朝鲜和中共却允许有共产党背景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进入了两国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是认定美军存在细菌战。
对此结果，联合国军总指挥李奇微将军表示：“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艾奇逊其后也代表美国正式否认这项指控。
为了澄清事实，联合国秘书长敦促朝鲜回复世卫组织的调查请求，国际红十字会也再度向中国、朝鲜发出请求合作的呼吁。但朝鲜、中共置之不理不说，朝鲜官方还公布：美军在朝鲜北部散布细菌达八百多次，散布范围达四十多个郡。
此后，朝鲜、中共一方面继续无视联合国、国家红十字会的调查请求，一方面仍旧高调指责美国。
从5月开始，中共和朝方还陆续公布了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36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也供述他们投放了感染瘟疫的跳蚤和染毒的鸡毛。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些美军飞行员是被迫撒了谎。其中一名叫费席尔的飞行员战后回忆到，为了细菌战的供词，他被人反复拷打。
针对中朝公布的美军飞行员的供词，李奇微将军于5月22日再度声明否认这项指控。他说：“联合国军没有任何必要，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
苏联在安理会否决美国提案
1952年6月20日，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细菌战的指控，将结果向安理会报告。提案以10票赞成，1票反对（苏联），提案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否决。
美国再度提案，指“中朝拒绝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却一再指控细菌战，而苏联重复中朝的指控，却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阻止调查，安理会因此认为指控不实，并谴责伪造与散布不实的细菌战指控”，但提案再次被苏联否决。
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12份俄罗斯总统解密档案，内有苏联官员间就此事报告的电文，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为何苏联要一再否决美国的提案。原来档案中证实中共最高领导层才是“细菌战”指控的挑起者和证据的伪造者。
档案显示，在苏联内务部反间谍局副局长、朝鲜公安部顾问格卢霍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的电文中提到，朝鲜收到了北京指控的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消息，为了配合朝鲜的声明，他们和朝鲜人一起设定了伪造的爆炸现场，而带有细菌的尸体来自中国，以接待来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一个细菌学专家代表团。其它电文也提到了伪造瘟疫地区、伪造尸体的真相。
估计苏联人也知道假的终究是假的，如果允许国际红十字会成员进入调查，假象一定会被披露，所以才否决了美国在安理会的调查提案。
大概朝鲜也意识到了问题，从1953年1月起，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公开报导在朝鲜终止。同年2月，中共再度向朝鲜呼吁揭露美国在细菌战中的面目时，朝鲜没有接受这项建议。5月，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通过决议，并通过驻朝鲜和中国大使转达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称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信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给予的劝戒：终止新闻媒体有关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这一题材的报导。”毛后来的回应是得出细菌战的结论是基于志愿军的报告，没有办法证实真伪。相信很多人认为这是托词而已。
因为就在中央军委发表《关于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给志愿军的指示》后，时任志愿军后勤卫生部部长的吴之理因为检验不出细菌，而对细菌战的说法保持怀疑，其后他遭到了批评。
上当受骗的李约瑟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苏联档案中提到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调查团，是在1952年6月23日至8月31日在朝鲜和中国进行调查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是一个共党外围组织，因此才被允许进入。调查团成员由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6位科学家组成，以著名的李约瑟博士为首。
他们在苏联、中共安排的假场景中，得出了指控为实的报告。也因此，李约瑟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李约瑟的传记作者西蒙·温彻斯特表示：“李约瑟在智识方面爱上了共产主义，但事后才发现共产主义间谍首脑和干员，已经无情地欺骗了他。”
其它否认细菌战的证据
历史学家张曙光根据中共的史料，认为目前完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解释当时中国科学家是如何推出1952年的疾病来源于美国的细菌战，而中共更多地是为了宣传。
中共的好朋友艾迪科特也承认：“公开供大众查阅的档案中，找不到明确的直接的证据，证明美国曾经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
《炎黄春秋》2013年11期中有一篇是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的回忆，他说：“52年（美国投放）细菌战是一场虚惊。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真相，但服从政治斗争需要，他们是受我们骗了！我不止一次向黄克诚（总参谋长）说对不起他们。黄说，你不用这么想，搞政治斗争嘛。”
此外，从种种迹象也可以表明，美军没有使用细菌武器。有网友就指出，首先没有美军卫生部门关于调动大批防疫设备的任何纪录；其次美军没有对北方来的人员，如战俘进行额外免疫处理；其三所谓细菌战证据经不起推敲，稍有技术知识的人都知道那些证据根本不是证据。其四志愿军事实上几乎没有进行细菌战防疫。
既然美军没有进行细菌战，那么真相就是当时朝鲜和东北部分地区有传染病流行，中国士兵因此感染而死亡。别有用心的毛周和中共遂利用这个机会，诬蔑美国，意图摆脱自己帮助侵略者朝鲜的行径。可惜，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毛周和中共在真相面前被打脸。而朝鲜战争过去这么多年，连中共自己也不敢提细菌战的事情了。
至于那个被美国政府起诉的鲍威尔，在1955年得到了中共的支持。中共动用能动用的中外力量，并且列出了近百名的证人名单，证明鲍威尔的报导没有说谎。鲍威尔的律师威尔前往北京后，同样被假象欺骗，因此在回国后要求美国军方、情报局等高官出庭作证，并公布相关文件。美国政府在权衡利弊后，最终选择了撤诉，鲍威尔得以脱身。2008年，鲍威尔去世。不知他在晚年是否意识到了自己到底帮了一个怎样的政权的忙？
送交者: BBC
回复: 韩战美军“轰炸东北”，中国为啥拒绝赔偿？ 由 长岛风 于 2024-04-17 12:10
标签: 细菌战, 鲍威尔, 抗美援朝中的谎言
【2019年04月17日讯】事情不妨先从1956年4月美国加州一家法院的庭审说起。庭审被告是37岁的美国人鲍威尔（John William Powell），他被控“煽动叛乱罪”，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将面临260年刑期和13万美元的罚款。
鲍威尔是何许人也？他1919年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老鲍威尔在他出生两年前在上海创办了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宣称是不受政治势力影响的“独立报刊”。报纸发行对象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外读者。然而，亲中共的美国记者斯诺长期在该报担任编辑，该报还发表过斯诺陕北之行与他和毛泽东会面的新闻，斯诺的《西行漫记》亦在该报连载。这样的报纸怎样误导读者可想而知。
22岁的鲍威尔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先是供职于美国战时情报局，后随军来到重庆。1945年战后脱离美军，接管《密勒氏评论报》，1950年中共建政后改为月刊，并通过邮寄方式在美国、英国和日本发行。鲍威尔的妻子西尔维亚也在该报任编辑。
中共为何在建政后允许一家美国人办的媒体短暂存在？应该是利用其向美国宣传中共的东西。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谙中共本来面目的鲍威尔夫妇在其欺骗下，报导了许多虚假新闻，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中，发表了不少诋毁美军的文章。也基于此，《密勒氏评论报》被美英日当局先后禁止其在国内发行。1953年6月，入不敷出的鲍威尔夫妇决定停刊，并带两个孩子回到了美国。
回国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其进行了调查，美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两次对鲍威尔进行传讯，但鲍威尔拒绝说明他是否是共产党员。1955年1月，国内安全委员会在报告中称：鲍威尔传播了反对美国的虚假报导，《密勒氏评论报》受中国政府控制并得到其支持，并据此向司法部递交了正式文本，指控鲍威尔出卖美国在远东的利益。
随即，司法部起诉鲍威尔，被控罪状达13条，主要是：一、在朝鲜战争期间，通过报导传达虚假言论和信息，破坏美国军队行动以及胜利，帮助美国的敌人——朝鲜以及共产党人；二、故意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和美国其他地方分送杂志，企图引发美军不服从、不忠诚、叛变和拒绝执行任务；三、报导美国损失严重，报导美国在朝鲜使用毒气、进行细菌战，还在中国东北继续进行细菌战以及阻挠和平谈判。
毋庸置疑，身处在中共治下的鲍威尔的信息，包括美国进行细菌战，应该都是来自中共的情报。中共和朝鲜又是如何炮制这场闹剧的呢？
诬陷美国进行细菌战
原来朝鲜的金日成为了一己之利，发动突袭，侵略韩国后，引发了世界的声讨，在联合国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其后，他向苏联和中共求援。1950年10月，在毛的拍板下，中共悄悄派志愿军潜入朝鲜，打了联合国军一个措手不及。其后，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呈胶着状态。
1952年1月，中共志愿军第42军等多个驻地上报称，在美军飞机飞过后，出现了大批蜘蛛、苍蝇、跳蚤等昆虫，因此初步判断可能是美军投下的“细菌虫”。中共有检疫人员在对样本检疫后称这些昆虫携带大量病菌，以伤寒、霍乱、鼠疫等的可能性最高。很快，志愿军第15军报告该部发生了霍乱、斑疹、脑炎等病症，部分居民也出现了传染病。
中共中央军委迅即研究，在毛泽东的命令下，除了在志愿军中开展“反细菌战”外，还电告朝鲜，让其先发表声明“控诉美国罪行”，中共当局随后也发表声明，同时向苏联当局通报。
在没有调查取证的情况下，2月22日，朝鲜外相发表官方声明，指称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朝鲜广播电台也报导说，在平壤北部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里面装满了能够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带菌苍蝇。同日，苏联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2月24日，中共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对美国的指控。中共卫生组织还宣布，在中国东北部等地也发现了带菌昆虫。
随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也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化学武器。3月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表示：“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他并建议，那些指控美国的国家，应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
3月8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称美军“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散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的社论称，“要严惩撒布细菌的美国凶手”。
拒绝国际红十字会调查 证词造假
在美国的要求下，国际红十字会拟派出由一名巴基斯坦代表、两名印度代表和三名瑞士代表组成的小型调查团，前往朝鲜和中国调查，但却迟迟得不到中共和朝鲜的回复。奇怪的是，朝鲜和中共却允许有共产党背景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进入了两国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是认定美军存在细菌战。
对此结果，联合国军总指挥李奇微将军表示：“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艾奇逊其后也代表美国正式否认这项指控。
为了澄清事实，联合国秘书长敦促朝鲜回复世卫组织的调查请求，国际红十字会也再度向中国、朝鲜发出请求合作的呼吁。但朝鲜、中共置之不理不说，朝鲜官方还公布：美军在朝鲜北部散布细菌达八百多次，散布范围达四十多个郡。
此后，朝鲜、中共一方面继续无视联合国、国家红十字会的调查请求，一方面仍旧高调指责美国。
从5月开始，中共和朝方还陆续公布了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36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也供述他们投放了感染瘟疫的跳蚤和染毒的鸡毛。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些美军飞行员是被迫撒了谎。其中一名叫费席尔的飞行员战后回忆到，为了细菌战的供词，他被人反复拷打。
针对中朝公布的美军飞行员的供词，李奇微将军于5月22日再度声明否认这项指控。他说：“联合国军没有任何必要，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
苏联在安理会否决美国提案
1952年6月20日，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细菌战的指控，将结果向安理会报告。提案以10票赞成，1票反对（苏联），提案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否决。
美国再度提案，指“中朝拒绝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却一再指控细菌战，而苏联重复中朝的指控，却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阻止调查，安理会因此认为指控不实，并谴责伪造与散布不实的细菌战指控”，但提案再次被苏联否决。
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12份俄罗斯总统解密档案，内有苏联官员间就此事报告的电文，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为何苏联要一再否决美国的提案。原来档案中证实中共最高领导层才是“细菌战”指控的挑起者和证据的伪造者。
档案显示，在苏联内务部反间谍局副局长、朝鲜公安部顾问格卢霍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的电文中提到，朝鲜收到了北京指控的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消息，为了配合朝鲜的声明，他们和朝鲜人一起设定了伪造的爆炸现场，而带有细菌的尸体来自中国，以接待来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一个细菌学专家代表团。其它电文也提到了伪造瘟疫地区、伪造尸体的真相。
估计苏联人也知道假的终究是假的，如果允许国际红十字会成员进入调查，假象一定会被披露，所以才否决了美国在安理会的调查提案。
大概朝鲜也意识到了问题，从1953年1月起，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公开报导在朝鲜终止。同年2月，中共再度向朝鲜呼吁揭露美国在细菌战中的面目时，朝鲜没有接受这项建议。5月，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通过决议，并通过驻朝鲜和中国大使转达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称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信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给予的劝戒：终止新闻媒体有关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这一题材的报导。”毛后来的回应是得出细菌战的结论是基于志愿军的报告，没有办法证实真伪。相信很多人认为这是托词而已。
因为就在中央军委发表《关于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给志愿军的指示》后，时任志愿军后勤卫生部部长的吴之理因为检验不出细菌，而对细菌战的说法保持怀疑，其后他遭到了批评。
上当受骗的李约瑟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苏联档案中提到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调查团，是在1952年6月23日至8月31日在朝鲜和中国进行调查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是一个共党外围组织，因此才被允许进入。调查团成员由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6位科学家组成，以著名的李约瑟博士为首。
他们在苏联、中共安排的假场景中，得出了指控为实的报告。也因此，李约瑟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李约瑟的传记作者西蒙·温彻斯特表示：“李约瑟在智识方面爱上了共产主义，但事后才发现共产主义间谍首脑和干员，已经无情地欺骗了他。”
其它否认细菌战的证据
历史学家张曙光根据中共的史料，认为目前完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解释当时中国科学家是如何推出1952年的疾病来源于美国的细菌战，而中共更多地是为了宣传。
中共的好朋友艾迪科特也承认：“公开供大众查阅的档案中，找不到明确的直接的证据，证明美国曾经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
《炎黄春秋》2013年11期中有一篇是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的回忆，他说：“52年（美国投放）细菌战是一场虚惊。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真相，但服从政治斗争需要，他们是受我们骗了！我不止一次向黄克诚（总参谋长）说对不起他们。黄说，你不用这么想，搞政治斗争嘛。”
此外，从种种迹象也可以表明，美军没有使用细菌武器。有网友就指出，首先没有美军卫生部门关于调动大批防疫设备的任何纪录；其次美军没有对北方来的人员，如战俘进行额外免疫处理；其三所谓细菌战证据经不起推敲，稍有技术知识的人都知道那些证据根本不是证据。其四志愿军事实上几乎没有进行细菌战防疫。
既然美军没有进行细菌战，那么真相就是当时朝鲜和东北部分地区有传染病流行，中国士兵因此感染而死亡。别有用心的毛周和中共遂利用这个机会，诬蔑美国，意图摆脱自己帮助侵略者朝鲜的行径。可惜，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毛周和中共在真相面前被打脸。而朝鲜战争过去这么多年，连中共自己也不敢提细菌战的事情了。
至于那个被美国政府起诉的鲍威尔，在1955年得到了中共的支持。中共动用能动用的中外力量，并且列出了近百名的证人名单，证明鲍威尔的报导没有说谎。鲍威尔的律师威尔前往北京后，同样被假象欺骗，因此在回国后要求美国军方、情报局等高官出庭作证，并公布相关文件。美国政府在权衡利弊后，最终选择了撤诉，鲍威尔得以脱身。2008年，鲍威尔去世。不知他在晚年是否意识到了自己到底帮了一个怎样的政权的忙？
我采信台湾国老荣民交谈内容与荣民之家工作人员的解说.
終於採訪到健在的韓戰反共義士，卻令人大感意外——曾改變台灣命運的他們，為何如今態度截然不同？我更理解台灣的處境了～～
https://youtu.be/AZTVh8T4nOs
13:30--14:30 "白天看得见晚上看不见" 与 30:40 荣民之家工作人员解说 "其实是他们吃的那个东旭缺少那个菜...".
我觉得就是冻土豆炒面吃多了夜盲症而已, 联合国军交换比 1:40 优势极大,
实无必要违反 <海牙公约> 与 <日内瓦公约>, 使用什么生物与化学武器.
如非要动用 WMD 为何不直接用核武呢?
終於採訪到健在的韓戰反共義士，卻令人大感意外——曾改變台灣命運的他們，為何如今態度截然不同？我更理解台灣的處境了～～
https://youtu.be/AZTVh8T4nOs
13:30--14:30 "白天看得见晚上看不见" 与 30:40 荣民之家工作人员解说 "其实是他们吃的那个东旭缺少那个菜...".
我觉得就是冻土豆炒面吃多了夜盲症而已, 联合国军交换比 1:40 优势极大,
实无必要违反 <海牙公约> 与 <日内瓦公约>, 使用什么生物与化学武器.
如非要动用 WMD 为何不直接用核武呢?
独裁者小圈子即便人工添加错误还是暴露AI生成奴化教育的本质，犹如祖国坐拥西伯利亚广袤领土及资源产不出一点儿善缘，十分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