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评】政治转型不应该空等全民觉醒

政治转型不应该空等全民觉醒

观念误区：把人民“觉醒”当作前提

中共曾经不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枪杆子笔杆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这构成了中文政论的“政治底色”：永远在等待广大人民群众觉醒然后通过前赴后继的反抗或者凝聚成一个先锋队推翻反动统治。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中共宣传的，甚至包括国民党宣传的这种“最广泛的觉醒”不仅在清末以来的大陆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然而就是这种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列宁式”政党的纯粹宣传，不仅在大陆很有市场，在台湾同样很有市场。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从这种叙事中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这种政治叙事，也是两千年专制主义大一统政治的核心叙事，把“天心民意”打扮成专制主义的挡箭牌和降神台。

至今在中文圈，有关宪政与民主的讨论中，常有人断言：若没有全民的普遍觉醒，宪政便注定无法实现。这种论调看似强调公民素质，实则混淆了因果，把宪政的前提与结果颠倒了。历史与现实都表明，人民的觉醒并非政治转型的必要条件。

在经历了“六四屠杀”创伤后，学生领袖柴玲曾说“中国人不值得”，我们充分理解当时那种恐怖场景对她的巨大冲击，但这句话随后即在两岸三地“不言自明”充分验证了“中国人如何不值得”。以至于淹没了另一种可能：“中国人”不必值得。

历史镜鉴：宪政常常先于普遍觉醒

回顾人类宪政史，不难发现制度往往先于意识而建立。
• 英国，《大宪章》只是国王与贵族的妥协，普通民众毫无参与，却由此开启限制王权的道路。
• 美国，独立后制定宪法的是一批精英政治家，当时大多数人缺乏现代公民意识，但宪法却为民主扩展提供了框架。
• 日本，明治宪政是自上而下的工程，民众缺乏觉醒，但制度依然落地并发挥效力。

事实证明，宪政的确立并不依赖于全民普遍觉醒，恰恰相反，觉醒往往是在宪政实践中逐渐生成的。

在东亚东南亚，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的宪政成功都有力驳斥了“泛中国种族主义”论调，而中共对香港和澳门的渗透改造，则在反面映证了“制度上已经自由的人民还会因为专制主义制度变迁重蹈地狱”。

制度与意识：真正的因果关系

制度先行，觉醒在后。这才是历史经验。

我想没有比贵州陆配“小微”近期戏剧化的经历更能佐证这件事了。原本在台湾高唱“武统”的小微被驱逐回贵州后，面临当地基层错综复杂的腐败链条，长期浸淫于宪政民主的“小微”终于“觉醒”，台湾带给她的公民意识，和她身处专制帝国最底层的境地，将置她于“浪漫”地危险中，她将不得不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地，同她曾经“热爱的祖国”产生基于基本人性和利益的巨大冲突，即一次又一次尴尬又饱含希望的“公民觉醒”。

一旦确立了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哪怕有限，社会就会出现讨论、教育和公共生活的空间。公民意识不是在压制下凭空生长的，而是在制度保障下通过实践养成的。托克维尔早已指出，民主不是天然的本能，而是“在制度化的生活中学会的习惯”。

要求全民先觉醒，再进入宪政，实则陷入悖论：没有宪政，觉醒无法普及；没有觉醒，宪政又无法建立。等待全民觉醒，就等于为专制延续寻找借口。

甩锅于民：危险与荒谬

把宪政迟滞归咎于“人民不够觉醒”，至少有三重危险：
1. 拖延改革：总能找到理由证明时机不成熟，从而无限期推迟转型。
2. 掩盖责任：专制的延续归咎于民众素质，实质上是在为掌权者和保守精英卸责。
3. 削弱信心：让社会误以为宪政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而不是可以通过制度安排逐步推进的现实工程。

真正的出路：制度先行，文化跟进

政治转型的关键不在于等待全民顿悟，而在于率先建立基本的制度框架。即便是精英主导、有限度的宪政实践，也能逐渐积累空间，推动社会学习与自我教育。制度如同土壤，觉醒如同种子。若无土壤，种子再优秀也难以生根。

这恰恰需要的是真正的反抗，掌握真正的政治权力，进行真正的政治妥协，建立真正的法治秩序。

中共和国民党的专制主义大一统历史观，总是把他们的“党魁”装扮成历朝历代开国皇帝的专门模版，“气定神闲讨平天下”，“挥斥方遒雄姿英发”，魔头毛泽东被唐国强演成了诸葛亮，小魔头蒋介石被陈道明演成了康熙皇帝。这里面其实也没有多少“人民史观”的宣传空间，“人民史观”不过是先锋队、训政队法西斯专制统治的垫脚石，真正中共和国民党史观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流寇史观。

至今对岸台湾国的国民党支持者浑身都充满了这种“流寇统治”尸臭，甚至所谓第三党领袖柯文哲更是暗地做起了“国王”梦，不知台湾的国民党柯文哲们是否也暗地效法郑经追求“称臣但不剃发不登岸仿朝鲜例”，而真正的“人民皇帝”习近平显然坚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宪政不是全民觉醒后的奖品，而是培育觉醒的温床。政治转型不应该等待全民觉醒，因为历史不会给人类提供完美条件。真正的勇气，是抓紧走出那关键的第一步，在不完美中先行搭建制度框架，让人民在自由的空气中逐渐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