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蛆对地名的怔名运动

民国三十八年（1949），中华民国因频战失利而被迫迁治台湾后，共蛆旋于北平宣告“建国”。除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全面建立共产极权统治外，也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系统且全面地积极“破旧改新”，尤其是对中华民国原法定行政区划与地名的大幅度打破与怔名。其核心意图有二：其一，在物理空间与书面记述上彻底扫除跟中华民国有关的一切痕迹与象征；其二，消解民众潜意识中对中华民国残存的印象与念想。

民国三十八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其第一项即：“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

除此之外，共蛆对原有省份和市县也在不断打破与怔名：

❶ 平原省：民国三十八年8月，曾设立平原省，辖原中华民国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山东省西部及河北省南部毗邻地区。此举将原本属于不同省份的区域强行杂糅，意在打破旧时的省籍观念与地方派系，便于其派遣的南下干部进行管理。该省后于民国四十一年（1952）11月被裁撤，辖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二省。

❷ 察哈尔省：其名源自蒙古察哈尔部。民国四十一年11月，共蛆裁撤察哈尔省，将其辖区分别划入河北、山西二省。

❸ 内蒙古自治区：早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共蛆就在自己的控制区内设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建国”后，其边界不断向西、向东扩张，最终于民国四十五年（1956）合并了民国时的绥远省全境、察哈尔省北部及宁夏省北部，横亘北疆。

❹ 迪化 → 乌鲁木齐：民国四十三年（1954）2月1日，原新疆省省会迪化市更名为“乌鲁木齐市”。迪化，是乾隆平定准噶尔后所赐的，意为“启迪教化”，后以此名具有“民族压迫”色彩而改为“乌鲁木齐”（源自蒙语，意为“优美的牧场”）。

随着共蛆的统治日趋稳固，其对中华民国原有行政区划架构的摧毁力度也越来越重：

❶ 绥远省（民国四十三年6月裁撤）：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❷ 西康省（民国四十四年7月裁撤）：其辖区后以金沙江为界，分别划归四川省与西藏地方（后改为“西藏自治区”）。

❸ 热河省（民国四十四年7月裁撤）：其为满洲与关内的门户，辖区后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❹ 宁夏省（民国四十七年10月裁撤）：改设“宁夏回族自治区”。

❺ 广西省（民国四十七年3月裁撤）：改设“广西僮族自治区”（后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❻ 新疆省（民国四十四年10月裁撤）：改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反右反资的共产左蛆运动达到睾潮，地名怔名迎来了“革命化”高峰，大量地名被强行塞入歌颂共产革命、符合阶级斗争话术的字眼。

“红旗”、“东风”、“跃进”、“卫星”、“上游”、“先锋”等词汇被大量用于命名新成立的人民公社，进而取代原有的乡、镇、村名称。

篇幅原因，以下仅举数例：

❶ 辽宁省“安东市”改为“丹东市”（民国五十四年；1965）：共蛆国务院批准更名时，并未公开给出官方解释。但根据当时的政治氛围，大概是认为“安东”一词带有“安镇东处”之意涵，对共蛆盟国兼东邻国朝鲜“不太尊重”。将其改为“丹东”（红色东方），既消除了“安东”这一自大唐安东都护府至民国安东省及安东市传承的千年历史地名，又植入了“红色”这一鲜明的革命符号。

❷ 新疆“镇西县”改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民国四十二年；1953），后又改为“巴里坤县”：“镇西”该名，承自大清镇西府，寓意镇守西部边疆，后以名字隐含“镇压西疆民族”为由将其废弃。

❸ 云南“镇南县”改为“南华县”（民国四十三年；1954）：与“镇西”同理，“镇南”也被认为有“民族压迫”之嫌而遭废弃。

❹ 部分街道名亦遭染指，如“反帝路”（原北京东交民巷）、“反修路”（原上海淮海路）。虽然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部分，但非大城市的地方被改的很多被沿留了下来。

文革结束后，又大搞“撤地设市”、“县改市（区）”。自民国七十年（1980）起，大量“地区”改为“地级市”，县改为“县级市”或“市辖区”。在此过程中，许多历史悠久的县名被废弃，代之以新设地级市之名称或方位组合名称。例如：

❶ 裁撤四川省灌县，设立都江堰市：灌县之名自大明沿用至民国，历史悠久，因都江堰水利工程而改。

❷ 裁撤湖北省沔阳县，设立仙桃市：沔阳为千年古县，莫名其妙改为“仙桃”（寓意孙悟空偷食仙桃？）。

❸ 针对“生僻字”的肃清运动：共蛆多次以“易认”为由，对含“生僻字”的地名进行大整肃，如民国四十六年（1957）将江西雩都县改为“于都县”、大庾县改为“大余县”；民国四十八年（1959）将四川酆都县改为“丰都县”等。

❹ 一些以民国时的军政人物命名的地方（如中正路、中正街）也被大量整改，但有孙文之名的中山大学、中山路、中山公园等名称多数均保留（因其已被纳入共蛆自身叙事）。

共蛆的大怔名运动不仅实现了“脱钩”，也实现了“挂钩”：从“中华民国”这根脐带上彻底剪断，然后重新“挂钩”到其构造的支华人民共和国的叙事与极权体制上，行政区划与地名的篡改，正是这场“精神脱钩手术”中最为关键的步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