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社会）解放（个人）和启蒙（思想）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三个不同侧面，都以游士的演化为枢纽。

“游士”与“浪人”均指代缺乏固定效忠对象、游离于社会结构之外、凭武艺或智谋谋生的特殊群体，极具解构性。游士多指诸夏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浪人则特指日本脱离藩属的武士，二者均以个人行动能力在不同势力间寻找机遇。

刘仲敬认为土豪比游士对社会更有用。游士就是一个浪人，今天投靠丰臣秀吉，明天投靠德川家康，凭一张嘴或者一点武艺，选择不同的大名为之效命，但没有固定的效忠对象。今天一个观点，明天另外一个观点，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机会主义就是游士的特征。

康有为梁启超同属游士，解体（社会）、解放（个人）和启蒙（思想）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三个不同侧面，都以游士的演化为枢纽。

从封建主义的角度看，启蒙就是促成社会解体的腐蚀剂。社会在解体的最初阶段，就会释放出健康时期储蓄的全部能量，仿佛烟花在燃烧时最为灿烂，然而漫漫长夜的命运就在此时此刻注定。浅人不察，居然以为腐蚀剂隐藏着盛世的秘诀，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的下场是害死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盛世的影子。兴奋剂可以牺牲强健运动员的老年，购买暂时的优异成绩，却会立刻夺走病人的生命，买不到任何优异成绩。文明的本质就是挥霍，烟花的高度取决于启蒙以前的积累厚薄，跟启蒙者没有多少关系。然而，人类天然具有自我毁灭的隐秘欲望，因此面包极少受人尊重，兴奋剂经常千金难买。孔子及其门徒位于面包和兴奋剂之间，开辟了启蒙的伟大传统，却对启蒙传统的下游感到恐惧，最后被新一代游士预支未来的高明技术吓破了胆，重新投入周礼的怀抱，幻想这样就能保存永续开发的元气。

随着封建体系的崩坏，贵族的修养变成了游士的知识。前者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有高低，没有真伪。后者是脱离个人生活的待售货物，因此职业道德非常重要。优秀贵族的修养首先来自近乎本能的阶级定位，由此而派生了待人接物的最佳竞技状态。经验知识就是最佳状态的自然流溢，犹如罗马元老和英国绅士的德性，犹如妻子对丈夫、骑士对骏马的操纵能力，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在记录和教授当中损失了最重要的部分。赵衰和原伯贯不需要或是几乎不需要专业技能，因为勇敢自然会产生慷慨和诚信，骄傲自然会产生仁慈和体贴，外交、竞技、军事、仲裁的优异表现都是这些德性的自然结果。只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环境的共同演化才能产生良好的贵族修养，书面知识的记诵只会产生笨拙可笑的官吏学究。协调是天真时代朝露未晞的蓓蕾，正确是晚期文明东施效颦的标本。孔子时代的君子是这样一种人，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精湛的艺术。他在外交宴会上仿佛偶然地想起《诗经》思乡的诗句，隐喻盟国期待援助的急切心情，巧妙地启动了同侪的灵犀。等到教育专家、礼仪专家、军事专家、行政专家、外交专家各自将原属贵族社会的经验知识抽象化、书面化、大众化以后，文明的艺术就越过了自己的巅峰。这就是所谓的百家出自王官，道术为天下裂。贵族的礼乐肯定是诸子百家的文化星宿海，但这绝不意味着西周设置了后世那种官僚化的教育机构。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机构，反倒会破坏封建精神，产生不出优质的天然贵族。

孔门弟子发挥的历史作用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张为国氏、高氏提供礼仪咨询服务，雇主坚持索取超过其阶级地位的排场。依照孔子本人推崇的古大臣之风，“堂堂乎张 ”似乎应该力谏一身系天下之望的世卿：不要忘记他们对礼乐文明的神圣责任，不要为将来的野心家提供可乘之机。然而，这位贤人宁愿遵循雇佣技术人员的职业道德：顾客永远正确，专家只负责知识的准确性。知识的用途是好是坏，跟他毫无关系。这种职业道德已经是贵族责任伦理的倒退，不久就开启了更加彻底的倒退。战国初期的游士很快就不再坚持对顾客保持诚实，只要求在游士相互之间保持共济会式的底线。战国晚期的游士陷入更加残酷的恶性竞争，相互诬陷和陷害雇主都不再显得不正常。与此相应，游士的阶级出身不断低落。贵族社会的失败者变成渴望暴发的平民，再变成鸡鸣狗盗的江湖浪人。启蒙在第一阶段开始，在第二阶段产生永远胜利的幻觉，在第三阶段陷入穷途末路的绝望。在儒家内部，孔子的贵族托利主义、孟子的平民社会主义、荀子的国家现实主义分别代表了这三个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启蒙”已经变成了“反启蒙”。法家的大臣冷静而现实地总结了游士的智慧，断定这种智慧的最佳用途就是消灭游士。在他们计划的美丽新社会中，腐蚀剂越少越好。

诸子百家是活跃游士的集体称谓，但某些游士比其他游士更加平等。儒家的传统产生最早，延续性最强。他们在邹鲁社会自有根基，在齐国和西部才是游士。邹鲁儒生不必周游列国，汲汲于求官。他们像耶稣会一样，几乎垄断了当地社会的教育和婚丧市场。他们因为学识丰富、地位安全，滋生了迂腐自负的态度，觉得其他人都不够正宗。楚人灭鲁，没有损害他们的阶级地位。他们对楚人也非常忠诚，甚至对项羽的败亡都置若罔闻。这种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相互利用，多少蕴涵价值观联盟的意义。儒家留恋的周礼浸透了贵族封建制的精神，在战国时代日益落伍，而楚人的宪制保存了最多的贵族封建制遗痕，在郡县化的浪潮中同样不合时宜。双方在“法的精神”上，自有其选择性亲和力。两者都不肯为成绩而牺牲寿命，比竞争对手更能抗拒早熟早衰的诱惑。列强的军国主义耗尽臣民的组织资源和战斗力（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以后，廉颇视为萎靡腐败的楚人却将复国主义和军事传统保持到最后。儒家在诸子百家当中的地位，几乎完全相同，不能以政绩显耀于当世，却能以坚韧坚持到最后。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这正是封建主义的特长。封建主义不善于征服，因为他们缺乏汲取和动员的能力；不容易被征服，因为他们的资源和组织不够集中。

齐国的儒家和阴阳家几乎无法区别。战国末季，阴阳家是最新锐的政治神学创造者。传统儒家和法家都提不出世界主义时代的合法性论述，该领域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秦汉两大世界帝国貌似敌对，实际上都接受了他们的学说。秦始皇的水德理论和皇帝神学显然是谈天衍学说的拙劣模仿，缺乏想象力的儒生和文法吏都难以胜任。儒生的托古改制起源最早，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锁定于周公传说和殷周天命，因为当时的已知历史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太远，师徒传授几代以后就很难另起炉灶。其他各家正因为起源较晚，没有师说的约束，民间罗曼司越晚越丰富，反而便于发明更早的历史。于是墨家发明了大禹，道家补充了黄帝和南方诸神。法家作为法后王的理性主义者，把尧舜改造成浸淫战国精神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阴阳家最晚出，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以前的所有发明，又补充了燕齐海上神话的系谱，制造了三皇五帝以来的漫长历史。最重要的是，为神学历史的演化提出了科学的解释体系——五德终始说。阴阳家们宣称：这套历史规律不仅可以解释过去，而且很能预言未来。鉴于“不嗜杀人者得天下”的浅薄启蒙主义已经在长平彻底破产，法家的厌恶者都感到不能冒险拒绝唯一有能力抗拒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解释体系。秦汉之际，邹鲁以外自称和被称为儒家的人士泰半都是阴阳家的苗裔。秦始皇坑杀的儒生并不例外，被坑的原因除开罪皇帝以外，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发明工作已经完成，灭口是永葆体系神秘性的不二法门。

墨家和宋国有特殊关系，他们的宗教性热忱和宗教性组织非常符合战国诸子嘲笑的宋人之愚。宋国人是保守派当中最保守的一翼，绝望地维护仁义之师和国际联盟的原则。墨家和儒家的斗争是清教徒和国教徒的斗争。前者与其说反对后者的主张，不如说反感后者太世故、太缺乏热忱。儒家的礼乐范围大于墨家，能够包容墨家所有没有宗教意义的原则。反过来却不行，这是墨家始终无法染指邹鲁的原因之一。山东儒、墨长期合流并称，墨家的消失大概是融入儒家的结果。庄子的真道家和泛楚国的南方地区关系密切，依靠非华夏的神学传统支持。他们的政治学说就是外邦人的立场：不染指，不负责。老子的伪道家是法家和兵家的支流，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玄学化，显然是三晋名法传统在郑卫飞地的伏脉。这个小邦林立的核心区在政治上一直是秦晋的附庸，在思想上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