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夫妻离婚 互相揭露对方的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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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了一桩案子，情节之荒诞让人啼笑皆非。

2023年，上海普陀区法院接了一起体制内退休夫妻离婚财产纠纷案。离婚分家产每天都有，每个法院一年可能都得处理几百起。但稀奇的是，这对退休老夫妻打着打着官司，把自己打进纪检监察去了。

先说说这两个人的背景：
男方王某，1954年生，徐州人。这人的职业路径很清晰，一辈子在铁路系统和国有企业里干，然后在2016年从国电集团退休，退休时的行政级别是副厅级。副厅级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地级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这都是比较典型的副厅级职务。副厅级退休干部的待遇在国内也属于相当高的那一档。
女方张某，1956年生，上海人。她的职业履历看起来平淡得多，原来是徐州市公安局的普通民警，也不是什么领导职务，就是一线的基层民警。

但就是这么一个普通民警，在2005年到2006年期间，完成了一个令人咋舌的操作：她从徐州市公安局调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在体制内的人都知道，这种跨省跨城市的调动有多复杂。首先调入的要有编制空位，其次原单位要愿意放人，再次，两地组织、人事、公安部门层层审批，这一套程序走下来不知猴年马月。而且上海编制含金量高，远非普通调动可比，能在短时间内办成，背后需要多大的能量，懂的人自然懂。

但更离谱的是，后面张某调到上海之后就没上过班。这个没上班指的不是旷工，也不是请了长假，就是一天班都没上过，然后直接退休了，领着上海的退休金。上海的退休金和徐州的退休金差多少，不知各位有没有概念？在同等工龄职级的条件下，上海的退休金可以高出徐州一倍甚至更多。能在退休前踩准时间点调过去，调过去之后一天班不用上就等着领钱，还领的是上海标准，这个操作很多普通人也许想都不敢想。

接下来我们聊聊这对夫妻的关系线，以及这场官司是怎么来的。

俩人1976年结婚，在一起生活了31年，2007年协议离婚。离婚的时候，两个人做了一个聪明的安排：夫妻共同财产暂时不分，各自管着各自手里控制的那份。等于是维持了一种财产上的默契，谁也不动谁的。但这一搁置就是16年。期间，王某在2011年又找了别人，据说是一位70后女性，重新组建了家庭；张某则在上海以她手里的财产为基础，继续经营着自己的那份产业。

按理说这种状态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他俩有钱有房产，还领着丰厚的退休金，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最后把这些财产悄悄地传给下一代，神不知鬼不觉。但王某在2023年突然改变了想法，他把前妻张某告上了法院，要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具体诉求就是要求分割张某名下价值约9870万元的财产，核心资产是四处不动产。

注意，这9870万只是他认为张某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那部分。王某起诉的时候，选择在徐州市泉山区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他自己户籍所在地的法院。这个选择不是没有考量的，在自己有影响力的地盘打官司，胜算自然更大。但张某的户籍登记在上海普陀区，于是按照法律规定，案件被移送到了上海普陀区法院。

但这一送，就送出事了。

法庭上，两个人开始互揭老底。这段是整个案子最精彩、也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部分。打官司本来就是撕破脸的事儿，但这两个人撕的已经不是一般的脸面，是把各自几十年来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条一条地扯到了台面上。

王某先出手，他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张某名下的财产清单，逐项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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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王某的一名同事归还给张某的借款，金额1000万元；
第二项，某公司的“退赃款”2500万元，直接打入张某个人名下。这里有一个词很关键——退赃，这退的是什么赃？赃款直接转到前妻张某名下了，这又是什么操作？
第三项，某项目的退股款3200万元，全部转入张某账户；
第四项，张某从1997年到2007年整整十年，持续收取上海宝玉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代理费，累计3000多万元。2007年之前张某还没退休，一个公安系统的民警，十年间收受一家煤炭公司3000多万的代理费，这是什么代理？哪个民警能有这种代理业务？这家煤炭公司到底要代理什么，需要一个民警来帮他代理？
第五项，张某对外借出的款项债权，约500多万元；
第六项，张某炒股亏了6000万到7000万。这一条是整个清单里最讽刺的一笔，费尽心机用各种方式搞到手的钱，一头扎进股市，结果被大A直接收割了六七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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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列出的这六项财产，可核算的金额加起来已经接近一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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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不甘示弱，马上反击，把王某的家底逐条抖了出来：郑州一套房产；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大街一套房产；案外人吴某欠王某的债权400万元；汇丰银行理财产品约541万元；信托基金约201万元；香港汇丰银行单位信托基金250万港元。还有一张银行卡，从2007年8月到2008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内账户流水高达3160万元，其中2750万是从股票账户转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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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越说越起劲，越说金额越大，互相揭发停不下来，涉及的资产总额往上累加已经到了数亿元的量级。而这，还只是双方在庭审中主动暴露出来的部分，没暴露出来的天知道还有多少。

法官看着这堆数字，做出了一个两人此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决定。上海普陀区法院的法官审查了全部材料之后，认定了一个核心事实：原告和被告，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副厅级退休干部，一个是公安机关的退休民警，两人在本案中所涉及的财产，以及双方互相揭露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明显与两人的正常收入情况不符，而且原告和被告对此均无合理说明。

既然无法合理说明财产来源，那这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了。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民事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同时将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一场分家产的民事官司，就这样变成了一条通往刑事调查的路。本来想光明正大把钱分掉，结果不仅一分钱没分到，还把自己送进去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离婚离到大动脉上了”。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案子背后一些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先说那家煤炭公司，上海宝玉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2002年注册成立，也就是张某被调到上海的四年前。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姓董，股东除了董某，还有王威、顾明昌两个人。张某名正言顺地出现在公司里是在2010年，她以股东身份出资600万元入股。到了2016年，也就是王某从国电集团退休的那一年，张某彻底接手，成为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整个时间线是这样的：公司先建好，等张某退出公安系统之后，再由张某来主导，离婚了但生意还在继续。

再说王某退休之后的动作，他成立了一家秦皇岛的新能源公司，还拉着前妻张某投了资。目前查到的信息显示，这家公司的受益所有人确实是王某。张某听了建议，在2015年2月和4月分三次向这家公司打款，合计7345000元。之后几年张某没有拿到任何股东权益，觉得被坑了，于是她先跑到秦皇岛北戴河区法院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结果败诉，因为公司的工商信息里根本没有张某的名字，法院认定她作为代缴出资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主张不成立。

张某不服，又跑到徐州市云龙区法院改变策略，要求王某直接还钱，又败诉了。王某的理由是：“我当年替你买了很多房产，多年来产生的租金你也一分没给我，那些财产的总额远远超过这七百多万。”就这样，张某接连两次败诉，王某接连两次胜诉。而且三次官司，王某都用的是同一位律师——北京市道成律师事务所的王某宏律师。

两次胜诉或许让王某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在这场法律博弈中稳操胜券，于是在2023年更进一步，以原告身份把张某告上法庭，要求分割将近一个亿的财产。结果算来算去，把自己算进去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两个人在体制内经营了几十年，积累了数亿元的财产。为什么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人发现？一个副厅级的国企干部，一个公安系统的民警，账户里有这么大体量的资金流动，名下有这么多房产，有人追问过吗？有人核查过吗？有人要求他们申报过吗？你看看最近查海外投资、查境外资产漏税，普通人在香港买个基金、在境外开个账户，分分钟被系统比对出来，税务局的函件直接寄到家门口。如果用上这些手段来查张某、王某这些财产，早就该被发现了。但显然没有，他们在位的时候没人管，离婚之后没人管，退休之后还是没人管，他们安安稳稳地揣着这笔钱过着太平日子。

如果不是王某一时起了贪念，非要通过法律手段把财产分掉，这件事或许永远会烂在暗处。很多人调侃说反腐靠情妇、举报靠小偷入室、靠子女炫富，现在又来了个“反腐靠夫妻互掐”。每一次曝光都是一种偶然，都不是制度在运行，而是运气在发挥作用。

所以问题来了，法院的裁定书出来是2023年9月，到今天将近三年了。案件已经移送公安和纪检监察机关，然后呢？调查推进到哪一步了？有没有人被正式立案？涉案的数亿元财产追回来了多少？那笔“退赃款”2500万退的到底是什么赃？牵涉了哪些单位和个人？有没有顺着线索往上查？

三年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而且这个案子应该也能给纪委部门一些工作业绩上的启示吧——如果实在抓不到现役坏人，那就看看退休的老同志们，万一还有大鱼呢？上海宝玉煤炭运销有限公司那十年三千多万的代理费背后是什么交易？有没有深挖？张某当初从徐州调到上海一天班没上就退休，这里面有没有人帮忙运作？帮忙的人是谁？有没有被追责？这些问题，是应该有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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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铭记长者告诉我们的闷声大发财的伟大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