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前世今生（四）：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诞生（六）
如果读者朋友在此之前没能看到《（一）》、《（二）》、《（三）》、《（四）》、《（五）》，那么很可能是沉了。毕竟五毛和网警的活动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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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正文。
七、早期社会主义的消亡
早期社会主义的消亡，其实就是氏族社会主义的消亡。
而具体到中国，那就是指井田制的瓦解。
中共坚持认为，井田制的瓦解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特别是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普及。
中共宣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为人类开辟广阔的山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带来了方便。耕地面积增加和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使得以一家一户为经济单位的自耕农成为可能。
这种解释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唯生产力论嘛。
但事实并非如此。井田制的瓦解，虽然确实有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专制制度持续发展和战争驱动力的共同结果！
从表面看，井田制的瓦解，直接原因是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
早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贵族支使平民开垦公田以外的空地。这样开垦出来的田地是瞒着公室，是不向周王纳税的私有物，所以叫私田。
到周恭王时期，有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马换倗生三十亩田。这就证明当时私田的存在已经逐渐公开化了，因为公田是不允许用来交换的。
而到西周末期，私田的存在已相当广泛。这里有散氏盘、鬲攸从鼎和鬲从盨等的铭文为证。
不过，广泛存在证据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因为私田的问题，西周贵族和国王之间还爆发了暴力冲突。这就是著名的国人暴动！
可能有人要恍然大悟：哦，我知道了，是周厉王大搞土地私有化，把山林湖泽收归自己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国人非常不满周厉王，进而发生国人暴动，驱逐周厉王。
最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在认真研究之后，我发现事实刚好相反。大搞土地私有化的不是周厉王，而是贵族。而周厉王其实是反对搞土地私有化的那一个！
可能有人不相信我的判断。那么请容我认真分析，大家就明白了。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国人暴动这个故事当中存在大量不合理的部分。不过因为一直没有研究的动力，所以知道也仅仅只限于知道。
而当在研究井田制瓦解的原因的时候，由于前述的误会，我曾认为周厉王在大搞土地私有化，所以就认真研究了一下国人暴动。
这一研究，终于发现了事实的真相。
我这里先讲一讲目前国人暴动故事中存在的不合理部分吧。
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
须知，当时的周分两部分，包括西面的宗周和东面的成周。而周厉王当时就在宗周。总体而言，周其实就是个族邦，只不过是拥有两座城市的升级版族邦而已。肯定不是大国。
因为人口众多，然后出于安全的需要又修筑了城墙做防御工事，所以族邦其实就是居住在城墙里面的巨型氏族，再加上周围控制的一大片土地。
从形式上来讲，中国的族邦与希腊和罗马的城邦是很相似的。区别其实是在内部。
这意味着当时所谓的国人，其实都是周厉王或远或近的亲戚。
身为氏族族长，却不允许族人使用氏族共有的山林湖泽，这族长是不想当了是吧？没这么干的氏族族长！
如此做法，国人们当然极度不满。自然是怨言四起。
于是，周厉王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
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于是，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敢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这就是“道路以目”这个成语的出处。
我必须再次提醒大家，那些国人可都是周厉王的亲戚。亲戚们对族长的做法有不满，族长就禁止亲戚谈论国事，违者处决。这氏族族长是要上天了不成？
然后召（穆）公劝谏周厉王，将禁止国人谈论国事比喻为用堵塞的方式治理洪水。这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成语的出处。
但周厉王不听。于是，矛盾逐渐尖锐。
公元前841年，因强烈不满周厉王的暴政，国人暴动，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
周厉王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
这实在是一个大笑话。作为周王，也就是周氏族的族长，同时也是周族邦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能不知道周族邦军队的性质吗？居然还需要臣下来提醒才能明白。这得多愚蠢的人才能干出的事情？
后面还有一个同样明显的闹剧。史书中说，愤怒的国人没找到周厉王，于是就想杀害太子姬静。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这事情明显就很假。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请大家想一想，代替太子去死，这人怎么也应该在历史上很出名了吧？结果呢，姓甚名谁？不知道。年方几何？不知道。周宣王（太子姬静）后来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有何纪念？还是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你确定历史上真有其人其事？
分析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知道国人暴动这个故事当中确实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可能有人要不满了：那可是史书中记载的啊。史书都不可信了，还有什么可信的呢？
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史书，特别是其中的先秦部分内容，是一贯不靠谱的！
我其实很羡慕搞西方历史研究的人。西方人在记载历史的时候，一是一，二是二。虽然时不时存在一些错谬，但很少存在故意篡改历史的情况。
而在中国，篡改历史可以说是普遍现象。
秦之后的历史还好一些。毕竟史书多，研究者通过交叉比对，还是很容易还原出历史真相的。
但先秦历史却是重灾区，还原真相通常比较困难。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先秦历史，通常经历了至少两次篡改。
正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通常都会修改史书，美化自己，丑化政治对手。于是，历史就被篡改了。
然后在的后世，掌权的儒生们又对历史进行了一番篡改，其目的就是为了宣扬自身的政治理念。
可能有人不相信，那么请关注一下关于舜的故事。目前关于舜的故事的重点，就是孝道。
但请大家想一想，传说中舜生存的年代，是丛林法则盛行的上古时期。在那样的客观环境当中，孝道能有什么用？说得难听点，恶棍都比孝子有用得多！
所以很显然，舜的故事明显是出自儒生的手笔，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孝道。
先是胜利者对历史的篡改，后是儒生们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篡改，于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先秦历史基本上都面目全非了。
那么，通过不同的史书进行交叉比对行不行呢？基本上是不行的。因为流传下来的先秦史料实在是太少。
一方面是先秦史料本来就少，特别是在共和元年之前。
另一方面，秦始皇那家伙还干了一件混帐事情，那就是焚书！
本来先秦史料就少，秦始皇还那么一烧，于是，目前真正有价值的先秦史料就非常少了。这样一来，自然就没办法进行交叉比对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一贯是把中国史书中的先秦部分当故事来看的。因为根本就没多少可信度！
可能有人要说，如此不可信，那么中国先秦历史的真相恐怕是永远无法还原了。
其实情况并没有那么悲观。如果研究者同时具备四点优势的话，研究先秦历史其实相对要容易一些。
第一点，是精通分析考古发掘资料。
史书可以做假，考古发掘做不了假。做假很容易被人揭穿。所以，利用考古发掘资料研究先秦历史是一种比较可靠的做法。
第二点，是精通逻辑分析。当遇到逻辑上存在问题的故事的时候，大概率就表示有人曾篡改过历史。
如果精通逻辑分析，就比较容易通过其中的逻辑漏洞还原历史真相。
第三点，是拥有民主主义的思想。
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历史研究文章。资料摆得很清楚，但在最后进行解读的时候却出了问题，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研究者是专制主义者，特别是那种大一统主义者，那么其主导思想必然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偏激。
这样的人在解读资料的时候必然是要用专制主义，甚至是大一统思想去进行解读的。偏激的指导思想必然导致偏激的结论。
而民主主义者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必然是很容易接受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现象的，也必然能够深刻认识到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基础上讲，民主主义者本身就具备巨大的包容性，从而在历史研究上拥有巨大的思维优势。所以，他们的思维必然开阔。特别是，民主主义者可以轻易接受专制主义者绝对不能接受的结论！
最后一点，研究者必须是中国人。
外国人是很难读懂中国历史的，因为思维方式不同。
事实上，即使是现代社会，也必然存在所谓的“中国通”。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人研究先秦历史，就很容易理解古代中国人在想些什么。这是外国研究者不可能具备的优势。
所以，中国人，民主主义者，精通逻辑分析，精通考古发掘资料分析，那么，研究先秦历史就并不困难。
而要还原国人暴动的真相，甚至都不需要分析考古发掘资料。中国人、民主主义者和精通逻辑分析，就已经足够了。
要还原国人暴动的真相，就必须先讲一些背景知识。
一个背景知识，是私田的逐渐广泛。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而另一个背景知识，则是当时王权的衰落。
周厉王他爹，周夷王，本来是周懿王的儿子。但周懿王死后，继承王位的并不是周夷王，而是他的叔叔姬辟方，是为周孝王。在周孝王死后，在诸侯们的帮助下，周夷王才重新夺回了王位。
这两次不正常的王位继承，反映了周族邦内部对最高权力争夺的公开化。而正是这种内部争斗，使得周王的王权逐渐衰落。
在王权逐渐衰落的大背景下，我才不相信周厉王敢去干将山林湖泽收归天子直属的蠢事呢！
而国人暴动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土地共有制度的不合时宜。或者说，就是氏族社会主义的不合时宜。
由于实行的是土地共有制，所以族邦内部每过一段时间就必然会进行一次土地再分配，原因是存在人员的成长和死亡。为保证人人都有土地耕作，周期性地进行土地再分配是必须的。
实行土地共有制的好处，自然是人人都有土地可耕种。毕竟是社会主义嘛。
但土地共有制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没人愿意自行开垦新的土地。因为如果个人开垦了新的土地，虽然最开始的时候这些土地归个人耕种，但其所有制形式毕竟是属于共有的。所以，最终这些土地必然是要归入公田的。等到重新进行土地再分配的时候，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也必然是要参与进去的，也就是跟个人没有关系了。
个人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垦土地，结果受益的却不是个人，而是集体。请问，谁愿意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开垦新的土地？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氏族社会主义其实是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的。特别是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可能有人要问，那人口膨胀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最初，当人口膨胀，饭不够吃的时候，自然是由族邦组织国人共同开垦新的土地。
但问题是，这种开垦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的。
一方面，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人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所以族邦的实际控制区域必然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由于铁器并不普及（早期铁器基本上是由为数很少的铁陨石冶炼而成的），大量使用的自然只能是石器和青铜器。青铜器强度不足，而石器加工又很困难，所以当时的土地开垦基本限于开阔地和稀疏林地。
于是，当活动范围中所有的开阔地和稀疏林地被开垦之后，解决人口膨胀就只有分群一个办法了。也就是让某个家族到远方去自行发展。
所以，分封确实是多样的。可能包括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可能包括对盟友的奖励，但中国封建制的主要部分，其实还是人类分群的结果。
夏的情况我不清楚，商代的情况也比较模糊，但西周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在中国，青铜器和石器、土地共有制度和封建社会，三者是相互配套的。这也是中国氏族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
但随着铁器和牛耕的逐渐普及，这一状况开始被打破。
虽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唯”生产力论者，但必须承认，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
当铁器逐渐开始普及之后，对密集林地乃至于原始森林的开垦就成为了可能。
而牛耕的逐渐普及，则使得家族共同劳动逐渐演化成了家庭单独劳动。
但这中间有一个问题。虽然土地是共有的，但粮食（食物）、工具/武器和牲畜可是私有的。所以很显然，家庭与家庭之间，生产力必然是不同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掌握铁器和牛耕的。
所以，有些家庭在耕种完属于自己的公田之后，就累得半死。而有些家庭，在耕种完属于自己的公田之后，还有余力。
而还有余力的家庭，就必然会将目光对准公田之外的，比较难开垦的密集林地，甚至是原始森林。
很显然，自家新开垦出来的土地，自然是不希望在未来参与土地再分配的。也就是希望将新开垦的土地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私田就产生了。
再考虑到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卿大夫，也就是当地的贵族，肯定是知道国人的这种开私田的行为的。所以，开私田的国人必然是要事先征得卿大夫的同意的。而征得同意的条件，很可能就是向卿大夫缴纳一定的赋税。
比如，如果公田需要向周王缴纳10%的赋税，那么私田很可能就是向卿大夫缴纳10%的赋税。
虽然看起来赋税好象没有什么变化，但请注意，私田是自家的，而公田可不是自家的！
这其实就是为什么私田越来越广泛的原因。国人得到了属于家庭的土地，卿大夫得到了赋税的利益，只有周王什么也没有得到。
本来，随着王权的衰落，周厉王的经济状况就开始恶化。然后居然还有那么多私田不向国王缴纳赋税，于是周厉王很不高兴，就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将私田收归氏族所共有。
周厉王的意思是：你们开垦的土地是氏族共有的土地，是公田。你们必须把赋税缴纳给我，而不是卿大夫。
但周厉王此举却捅了个大马蜂窝！
周厉王此举剥夺了贵族从国人所开垦的私田那里获得赋税的权力，严重损害了贵族的利益。贵族自然很不高兴。
周厉王此举还使得所有的私田变成了公田。国人们在乎的不是赋税，因为缴纳给谁，赋税都差不多。国人们在乎的是私田变成公田之后，这些土地就不再属于家庭了，而是属于氏族。只要属于氏族，那么这些土地就必然要参与土地再分配。于是，国人们也很不高兴。
贵族很不高兴，国人也很不高兴，这时周厉王的状况其实已经很危险了。
然后，我估计贵族还使了坏，比如支使人造谣，说周厉王不准国人进入山林湖泽谋生什么的。
周厉王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干这种蠢事的必要。
于是，在贵族的怂恿下，在贵族的鼓动下，在贵族的领导下，国人终于暴动了。
而国人暴动的结果，就是周厉王被驱逐。
这才是国人暴动的真相！
客观地讲，周厉王的行为确实不合时宜，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嫌疑。但同时，周厉王其实并没有史书中记载的那么坏。他就是一可怜虫。仅此而已。
可能有人要问，既然那么早就因为私田的原因，周人通过暴力赶跑了国王，那么为什么土地共有制度一直维持到了商鞅变法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的问题。
传统的惯性是强大的。以至于即使是暴力，也很难打破传统。
最典型的就是共和执政。赶跑周厉王之后，不管是周（定）公还是召（穆）公，都没有，也不敢登上王位。所以只好来个共和执政。而到了最后，还是不得不让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继位。虽然那就是一个傀儡，但也是一个必须存在的傀儡！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君主专制已经在当时形成了传统。虽然大家反对周厉王，但当国王的还必须是那家人当中的一员。
同样道理。虽然因为私田的事情赶跑了周厉王，但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公田还是公田。当然，私田肯定是私田。
种种迹象表明，在国人暴动之后，长期实行的就是这种双轨制。这种双轨制一直维持到商鞅变法才被彻底取消。
而随着双轨制的取消，井田制，也就是土地氏族共有制度就结束了。自然，氏族社会主义也就结束了。
而随着氏族社会主义的结束，早期社会主义也就消亡了。
但我们必须要弄明白，商鞅变法发生的根本原因。
虽然生产力发展确实是发生商鞅变法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战争的驱动力。
先讲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自从商末商王将贞人一脚踢开，中国就进入了君主专制的专制时代。而西周很显然也继承了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虽然西周在族邦内部实行的是君主专制，而族邦之间实行的却是封建制度。
不是周王不想对其他族邦实行君主专制，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因为以当时的道路条件，通信手段，还有交通工具，根本就没有在族邦之间实行君主专制的可能性。所以只能实行松散的封建制度。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诸侯国内部。
诸侯当然在族邦内部实行的也是君主专制。但当族邦人口膨胀，然后使得部分家族分群出去单独建居民点的时候，诸侯其实对这些新建居民点也没多大的控制力。所以，诸侯的都城与这些新居民点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封建关系。
同样的道理，新居民点的人口膨胀之后，必然还需要继续分群。很显然，大居民点对小居民点也没多少控制力。所以大居民点与小居民点之间同样是维持的封建关系。
如此层层分群，层层分封，整个西周就建立了封建社会。所以就形成了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封建架构。
但我也必须强调，虽然西周是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但并不是说周王和诸侯就没有改变封建制度的想法了。他们其实都很想严密控制手下的。周王想控制诸侯，而诸侯则想控制卿大夫。
换言之，周王和诸侯其实都很想搞中央集权。
事实上，一代一代的周王，一代一代的诸侯，都在往中央集权的方向在努力。
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通状况、通信手段和交通工具都不断得到改善，最终，实行中央集权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但问题是，具备客观条件，并不等于一定能成功。
成功的案例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秦。而失败的典型，则是周。
为什么作为君主的周会失败，而作为诸侯的秦会成功呢？这就不得不谈到导致商鞅变法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战争的驱动力了。
在西周时期，周族邦虽然因为镇压东方的原因而新设置了成周，但周总共就两个城市，宗周和成周，一西一东。周的国家架构总体来说还是个族邦，并没有能跨越简单国家的范畴。
而由于周族邦当时还比较强大，所以诸侯国都比较服从周王的管理，因此诸侯国之间很少发生战争。
正因为相互之间很少有战争，所以诸侯国并没有多大战争压力。自然也就缺乏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的动力。
大概只有楚国除外。由于楚诸侯的三苗血统浓厚，所以经常受到周王的轻视，因此楚国时不时要跟周王闹矛盾。甚至发生过周族邦发兵攻占并劫掠楚族邦的事情。
而自周王东迁之后，周族邦已经明显衰落。于是，诸侯就开始自行其事了。他们不仅不听周王的命令，而且还经常打着周王的旗号干自己的事情！
当然，最初虽然根本就不听周王的命令，但好歹还打着周王的旗号。所以虽然诸侯之间经常打混战，但多少还是要给周王留点面子的。这个时代，就称为春秋时代。
到后来，诸侯们干脆把周王一脚踢开，想打谁就打谁。所以诸侯之间的混战更加频繁了。这个时代，就称为战国时代。
从春秋到战国，不仅战争越来越频繁，而且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这就非常考验诸侯国的综合国力了。这亦意味着，战争越来越考验诸侯国的战争动员能力。
而封建制度是非常不利于战争动员的。
在封建制度中，诸侯下面是卿大夫。所以当诸侯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卿大夫进行层层动员。
须知，战争是要死人的。而且，战利品的分配也是个大问题。所以每次战争动员，都非常费劲，也非常耗时。因为所有卿大夫都力图让自己付出的代价最少，获得的利益最多，结果经常吵成一锅粥，还屡屡发生阳奉阴违的事情。这就非常不利于进行战争动员。
而当时战争动员针对的主要是什么人呢？主要就是针对自耕农。
自耕农既是生产劳动的主力，亦是军事动员的主力。请各位注意，当时实行的已经是土地双轨制了。土地双轨制下面必然存在大量的自耕农。
可能有读者朋友要问，难道不应当是常备军吗？
那时候的常备军也不是没有，但规模通常很小，主要是以诸侯的卫队的形式存在的。
以那个年代的生产力，是绝对养不活规模庞大的常备军的。所以军事动员的主力只可能是自耕农。
但因为始终有卿大夫在中间碍手碍脚，所以军事动员就非常麻烦，非常低效。
于是，诸侯们就有了甩开卿大夫，自己独自进行战争动员的想法。
那么诸侯可能成功吗？答案是有可能的。
最初，诸侯们想到了野人。
野人，在中共的宣传当中，就是奴隶。
其实中共的宣传完全就是扯淡。野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奴隶，而中国也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
真正的野人，其实就是依附于诸侯国的非华夏人类群体。是一种泛称。
野人通常生存于诸侯国的控制区域内。很显然，他们不可能拥有肥沃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必然归国人所有。所以，野人主要生存于山区，也可能生存于沼泽地附近。总之，生存于国人不太愿意开垦的土地上。
自然，诸侯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向野人征税。通常也是十税一。
而当有战争发生的时候，诸侯国也会征调野人从事一些后勤工作，比如运送粮草什么的，以便将有限的国人军队投入到正面战场。
同样是自然的，如果诸侯国衰落了，野人们也不介意联合起来把诸侯国给劫掠了。
那么诸侯为什么会把主意打到野人头上呢？因为野人没有正规的建制！
对于诸侯国的国人来说，建制是早已存在的。诸侯下面是卿大夫，而卿大夫的下面则是士。士，就是国人，也就是诸侯军事动员的主力，主要就是自耕农。
要对国人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就绕不开卿大夫，非常麻烦。
而野人不一样。很多野人群体不过几百人，甚至几十人，不存在建制。
好吧，就算某野人群体很大，有好几千人，存在固有的建制，但诸侯也可以不承认。毕竟，土地是诸侯国所有的，找个理由，比如分配土地，就可以轻松地将野人的固有建制给拆散。不想被拆散？那么马上从我的土地上滚蛋！
总之，不管野人有没有固有建制，诸侯都可以当没有。
正所谓“白纸好做画”，诸侯就可以在野人中间实行新的统治方式试点。这种新的统治方式，就是由诸侯派遣官员，对野人进行直接管理。而不再需要经卿大夫之手了。
较大的野人团体，就设郡。较小的野人团体，就设县。这其实就是郡县制的起源。
而更重要的是，野人与诸侯没有血缘关系，派遣的官员同样与野人没有血缘关系。而由于郡、县的统治权完全属于诸侯所有，而没有任何卿大夫能够插手其间，所以，这种新的统治方式必然是中央集权！
那么，野人们愿意吗？其实是愿意的。
野人依附于诸侯，原因无非两个：接受诸侯的庇护，或者羡慕华夏人生活的繁华。所以，通常并不存在不愿意融合的情况。愿意融合，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但这里面却有这么个问题，那就是始终存在国野之别的。也就是野人的地位始终矮国人一截。自然，野人们强烈要求消除这种区别。
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复杂，那就是赋予归化的野人部分国人的权力。最初主要就是赋予野人类似国人的经济权力。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故意渐渐淡化国、野之别，最终视为一体。这样一来，就都是国人了。
看起来，诸侯们就可以逐渐将诸侯国由封建制过渡到中央集权制了。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诸侯可以逐渐赋予归化的野人以国人地位，卿大夫同样也可以。
更何况县官不如现管。诸侯远在诸侯国的国都，而卿大夫就在当地。所以，通常卿大夫的动作比诸侯快。其结果，就是很多卿大夫的实力急剧膨胀，尾大不掉。很有点小诸侯的意思在里面！
因此，在东周，逐渐出现了封建制和中央集权制双轨并行，诸侯与卿大夫同步膨胀，唯有野人不见了，都给吸收成国人了。
至于军事动员困难的问题，虽然有所改善，但依然没能解决。因为封建制依然存在。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应当明白了吧？诸侯要想真正搞成中央集权，军事动员困难问题要想获得彻底的解决，非得来一次变法不可！
这就是后来各诸侯国会发生一系列变法的原因。
讲到这里，我想可能已经有读者注意到了，我只提到诸侯国，却没提到周族邦。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周的统治者基本是一帮顽固不化的老古董，根本就没有认识到野人的价值。所以，他们对族邦控制范围内的野人一律予以驱逐。因此，不管是宗周附近还是成周附近，都不存在野人。
这其实也是周最终丧失统治地位的原因：诸侯国在拼命吸收野人，而周族邦却在拼命驱逐野人，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转化仅仅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很快诸侯已经是大国了，也就是复杂国家了，而周族邦依然还仅仅只是简单国家。
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记载，但很显然，其中必然存在民粹主义的影响。民粹主义一贯爱干这类蠢事。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周王东迁的时候，诸侯的实力其实已经超过周王了。
后来的周王或许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了，但是晚了。须知，成周地处中原核心，周围全是诸侯的地盘。也就是根本没办法扩张领土。
土地只有那么大，还要养活周族邦越来越多的人口。所以，就算周王想吸收野人，也没有地方进行安置。再加上周族邦内部思想保守，什么事情都慢诸侯一拍，所以在秦灭周的时候，周总体来说还是个族邦。
换言之，从政权诞生到灭亡，周从头到尾都仅仅只是个族邦（简单国家），而不是大国（复杂国家）！
而在各诸侯国发生的变法中，最成功的就是商鞅变法。
商鞅通过变法，彻底抛弃了封建制，改为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也就是让秦王彻底甩开了卿大夫。这就使得秦国驶入了发展快车道。特别是军事力量发展迅速。
顺便说一句，在后来秦灭楚的时候，论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其实楚占优。但因为秦实现了中央集权，而楚还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所以论军事实力，则是秦强于楚的。再加上楚王是个糊涂蛋，所以楚最终为秦所灭。
但商鞅变法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则是将专制制度，具体讲是君主专制，从秦国推广到了整个中华大地。这是专制制度在中国的一步非常重要的发展！
商鞅变法带来的重要改变还有土地私有制的全面实行。
其实，在土地双轨制当中，就已经包含土地私有制了。但毕竟理论上还是土地共有制，还是氏族社会主义，所以总有那么一点名不正，言不顺。
而商鞅变法则彻底抛弃了土地共有制，全面实行了土地私有制。于是，氏族社会主义就彻底完蛋了。
这其实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地私有制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非常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依靠商鞅变法带来的实力增长，主要是军事实力的增长，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
商鞅这个人，有其进步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其反动的一面。非常不好评价，所以我只好不予评价。
总之，商鞅变法给了氏族社会主义最后一击，最终彻底埋葬了早期社会主义。
至此，早期民主制度和早期社会主义都走向了消亡。
让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二者的发展历程吧。
虽然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有可能是原始共产主义，但考虑到原始共产主义基本没前途，所以我通常选择忽视这种社会形态。
排除原始共产主义，那么最早的社会主义就是初级原始社会主义。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原始农业的产生。
初级原始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初级原始部落社会主义和初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其区别很小很小，就是土地为部落共同所有还是为氏族共同所有。
紧随初级原始社会主义出现的，是高级原始社会主义。出现的原因是轮耕制度的实行。
高级原始社会主义同样可以分为高级原始部落社会主义和高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
而一个非常重要的分野，民主与专制的分野，在原始社会主义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在西方，主要是希腊和意大利一带，早期民主制度大体上诞生于高级原始部落社会主义之中。
先是三氏族分立。然后诞生了早期民主制度，也就是酋长、部落长老会议和人民大会的三权分立。而早期民主制度的诞生，又导致了民主主义的诞生。
早期民主制度还导致了氏族和家族的解体。
而在部落联盟阶段，但也可能在部落阶段，土地私有制最终取代了土地共有制。希腊和意大利终于走出了原始社会主义。
虽然可能存在一些反复，但总的来说，当部落联盟演化为早期国家，也就是城邦的时候，早期民主制度和民主主义也被带进了城邦。
由于希腊历史记载中明确不存在氏族，似乎也没有提到过氏族的解体，所以我推测，希腊的早期民主制度很可能属于“二代”。在史前很可能还存在一个“初代”早期民主制度。
而由于罗马共和国存在明显向希腊学习的过程，所以其早期民主制度很可能属于“三代”。
当然，由于早期民主制度的不成熟，在这些国家从城邦（简单国家）向大国（复杂国家）转化的过程中，都发生了早期民主制度的消亡。
但早期民主制度的消亡并不是民主制度的终点。在未来，民主制度的火炬，必将重新点燃！
不过考虑到本文的重点在社会主义，所以民主主义部分就讲到这里。
而在全世界，特别是中国，专制主义思想很早就产生了。毕竟，自私和任性并不是什么稀缺的性格。
在初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阶段，氏族族长们就已经开始摸索将行政权和军权合并，然后由自己掌握的途径了。
而他们确实成功了。随着行政权和军权的合并，氏族已经实现了准专制制度。
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
而在氏族脱离高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就建立了族邦。于是，高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马上就发展成了氏族社会主义。
而氏族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准专制制度，也可能是真正的专制制度，关键看国王有没有实现三权合一。
而在晚商时期，商王确实实现了三权合一。
这同样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
但虽然实现了三权合一，不过商王也好，周王也罢，都只能在自己的族邦中称王称霸。而对于其他族邦，也不过只能实行封建制度而已。其实就是平时各管各的，必要的时候才能调集诸侯的军队作战。但有些时候其实是调不动的，比如，楚国就经常跟周王对着干。
随着周王东迁，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如何高效进行军事动员成为了摆在诸侯们面前的难题。
而诸侯们也确实想直接控制手下的民众，而不是经过卿大夫。
于是，封建制成为了绊脚石。
最初，诸侯们希望通过融合野人的办法来避开封建制的干扰，但效果不佳。所以最终，还是得进行大的变革。这就是一系列变法发生的原因。
而最成功最著名的变法，则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不仅踢开了封建制而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同时也踢开了土地共有制而全面实行了土地私有制。于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诞生了，而氏族社会主义则消亡了。
至此，早期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消亡。所以，社会主义的“前世”部分也就讲完了。
但早期社会主义的消亡，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消亡。在未来，社会主义还会卷土重来。那就是近现代社会主义。
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今生”。
不过，在讲近现代社会主义之前，我必须讲一下近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可能有人要说，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嘛，谁不知道啊？
但我必须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思想体系。它确实发现了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但解决方案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天真。居然是共产主义！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如果人类真的实行共产主义，不出10年，人类必将倒退回原始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我所知道的，最破坏生产力的一种社会形态！
实际上，近现代社会主义，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行的是大同思想的实质。
所以，在讲近现代社会主义之前，我必须跟大家先好好分析分析大同思想。
穿越时空的凝视
2026年07月27日
THE END
全部六篇其实是一起发表的。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点击网页右上角的“穿越时空的凝视”的图标，就可以进入我在品葱中的个人信息网页。然后再点击“文章”选项，就可以进入已发表文章列表。再然后读者就可以阅读我发表过的所有文章了。
下面是正文。
七、早期社会主义的消亡
早期社会主义的消亡，其实就是氏族社会主义的消亡。
而具体到中国，那就是指井田制的瓦解。
中共坚持认为，井田制的瓦解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特别是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普及。
中共宣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为人类开辟广阔的山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带来了方便。耕地面积增加和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使得以一家一户为经济单位的自耕农成为可能。
这种解释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唯生产力论嘛。
但事实并非如此。井田制的瓦解，虽然确实有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专制制度持续发展和战争驱动力的共同结果！
从表面看，井田制的瓦解，直接原因是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
早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贵族支使平民开垦公田以外的空地。这样开垦出来的田地是瞒着公室，是不向周王纳税的私有物，所以叫私田。
到周恭王时期，有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马换倗生三十亩田。这就证明当时私田的存在已经逐渐公开化了，因为公田是不允许用来交换的。
而到西周末期，私田的存在已相当广泛。这里有散氏盘、鬲攸从鼎和鬲从盨等的铭文为证。
不过，广泛存在证据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因为私田的问题，西周贵族和国王之间还爆发了暴力冲突。这就是著名的国人暴动！
可能有人要恍然大悟：哦，我知道了，是周厉王大搞土地私有化，把山林湖泽收归自己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国人非常不满周厉王，进而发生国人暴动，驱逐周厉王。
最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在认真研究之后，我发现事实刚好相反。大搞土地私有化的不是周厉王，而是贵族。而周厉王其实是反对搞土地私有化的那一个！
可能有人不相信我的判断。那么请容我认真分析，大家就明白了。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国人暴动这个故事当中存在大量不合理的部分。不过因为一直没有研究的动力，所以知道也仅仅只限于知道。
而当在研究井田制瓦解的原因的时候，由于前述的误会，我曾认为周厉王在大搞土地私有化，所以就认真研究了一下国人暴动。
这一研究，终于发现了事实的真相。
我这里先讲一讲目前国人暴动故事中存在的不合理部分吧。
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
须知，当时的周分两部分，包括西面的宗周和东面的成周。而周厉王当时就在宗周。总体而言，周其实就是个族邦，只不过是拥有两座城市的升级版族邦而已。肯定不是大国。
因为人口众多，然后出于安全的需要又修筑了城墙做防御工事，所以族邦其实就是居住在城墙里面的巨型氏族，再加上周围控制的一大片土地。
从形式上来讲，中国的族邦与希腊和罗马的城邦是很相似的。区别其实是在内部。
这意味着当时所谓的国人，其实都是周厉王或远或近的亲戚。
身为氏族族长，却不允许族人使用氏族共有的山林湖泽，这族长是不想当了是吧？没这么干的氏族族长！
如此做法，国人们当然极度不满。自然是怨言四起。
于是，周厉王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
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于是，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敢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这就是“道路以目”这个成语的出处。
我必须再次提醒大家，那些国人可都是周厉王的亲戚。亲戚们对族长的做法有不满，族长就禁止亲戚谈论国事，违者处决。这氏族族长是要上天了不成？
然后召（穆）公劝谏周厉王，将禁止国人谈论国事比喻为用堵塞的方式治理洪水。这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成语的出处。
但周厉王不听。于是，矛盾逐渐尖锐。
公元前841年，因强烈不满周厉王的暴政，国人暴动，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
周厉王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
这实在是一个大笑话。作为周王，也就是周氏族的族长，同时也是周族邦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能不知道周族邦军队的性质吗？居然还需要臣下来提醒才能明白。这得多愚蠢的人才能干出的事情？
后面还有一个同样明显的闹剧。史书中说，愤怒的国人没找到周厉王，于是就想杀害太子姬静。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这事情明显就很假。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请大家想一想，代替太子去死，这人怎么也应该在历史上很出名了吧？结果呢，姓甚名谁？不知道。年方几何？不知道。周宣王（太子姬静）后来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有何纪念？还是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你确定历史上真有其人其事？
分析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知道国人暴动这个故事当中确实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可能有人要不满了：那可是史书中记载的啊。史书都不可信了，还有什么可信的呢？
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史书，特别是其中的先秦部分内容，是一贯不靠谱的！
我其实很羡慕搞西方历史研究的人。西方人在记载历史的时候，一是一，二是二。虽然时不时存在一些错谬，但很少存在故意篡改历史的情况。
而在中国，篡改历史可以说是普遍现象。
秦之后的历史还好一些。毕竟史书多，研究者通过交叉比对，还是很容易还原出历史真相的。
但先秦历史却是重灾区，还原真相通常比较困难。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先秦历史，通常经历了至少两次篡改。
正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通常都会修改史书，美化自己，丑化政治对手。于是，历史就被篡改了。
然后在的后世，掌权的儒生们又对历史进行了一番篡改，其目的就是为了宣扬自身的政治理念。
可能有人不相信，那么请关注一下关于舜的故事。目前关于舜的故事的重点，就是孝道。
但请大家想一想，传说中舜生存的年代，是丛林法则盛行的上古时期。在那样的客观环境当中，孝道能有什么用？说得难听点，恶棍都比孝子有用得多！
所以很显然，舜的故事明显是出自儒生的手笔，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孝道。
先是胜利者对历史的篡改，后是儒生们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篡改，于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先秦历史基本上都面目全非了。
那么，通过不同的史书进行交叉比对行不行呢？基本上是不行的。因为流传下来的先秦史料实在是太少。
一方面是先秦史料本来就少，特别是在共和元年之前。
另一方面，秦始皇那家伙还干了一件混帐事情，那就是焚书！
本来先秦史料就少，秦始皇还那么一烧，于是，目前真正有价值的先秦史料就非常少了。这样一来，自然就没办法进行交叉比对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一贯是把中国史书中的先秦部分当故事来看的。因为根本就没多少可信度！
可能有人要说，如此不可信，那么中国先秦历史的真相恐怕是永远无法还原了。
其实情况并没有那么悲观。如果研究者同时具备四点优势的话，研究先秦历史其实相对要容易一些。
第一点，是精通分析考古发掘资料。
史书可以做假，考古发掘做不了假。做假很容易被人揭穿。所以，利用考古发掘资料研究先秦历史是一种比较可靠的做法。
第二点，是精通逻辑分析。当遇到逻辑上存在问题的故事的时候，大概率就表示有人曾篡改过历史。
如果精通逻辑分析，就比较容易通过其中的逻辑漏洞还原历史真相。
第三点，是拥有民主主义的思想。
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历史研究文章。资料摆得很清楚，但在最后进行解读的时候却出了问题，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研究者是专制主义者，特别是那种大一统主义者，那么其主导思想必然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偏激。
这样的人在解读资料的时候必然是要用专制主义，甚至是大一统思想去进行解读的。偏激的指导思想必然导致偏激的结论。
而民主主义者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必然是很容易接受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现象的，也必然能够深刻认识到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基础上讲，民主主义者本身就具备巨大的包容性，从而在历史研究上拥有巨大的思维优势。所以，他们的思维必然开阔。特别是，民主主义者可以轻易接受专制主义者绝对不能接受的结论！
最后一点，研究者必须是中国人。
外国人是很难读懂中国历史的，因为思维方式不同。
事实上，即使是现代社会，也必然存在所谓的“中国通”。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人研究先秦历史，就很容易理解古代中国人在想些什么。这是外国研究者不可能具备的优势。
所以，中国人，民主主义者，精通逻辑分析，精通考古发掘资料分析，那么，研究先秦历史就并不困难。
而要还原国人暴动的真相，甚至都不需要分析考古发掘资料。中国人、民主主义者和精通逻辑分析，就已经足够了。
要还原国人暴动的真相，就必须先讲一些背景知识。
一个背景知识，是私田的逐渐广泛。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而另一个背景知识，则是当时王权的衰落。
周厉王他爹，周夷王，本来是周懿王的儿子。但周懿王死后，继承王位的并不是周夷王，而是他的叔叔姬辟方，是为周孝王。在周孝王死后，在诸侯们的帮助下，周夷王才重新夺回了王位。
这两次不正常的王位继承，反映了周族邦内部对最高权力争夺的公开化。而正是这种内部争斗，使得周王的王权逐渐衰落。
在王权逐渐衰落的大背景下，我才不相信周厉王敢去干将山林湖泽收归天子直属的蠢事呢！
而国人暴动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土地共有制度的不合时宜。或者说，就是氏族社会主义的不合时宜。
由于实行的是土地共有制，所以族邦内部每过一段时间就必然会进行一次土地再分配，原因是存在人员的成长和死亡。为保证人人都有土地耕作，周期性地进行土地再分配是必须的。
实行土地共有制的好处，自然是人人都有土地可耕种。毕竟是社会主义嘛。
但土地共有制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没人愿意自行开垦新的土地。因为如果个人开垦了新的土地，虽然最开始的时候这些土地归个人耕种，但其所有制形式毕竟是属于共有的。所以，最终这些土地必然是要归入公田的。等到重新进行土地再分配的时候，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也必然是要参与进去的，也就是跟个人没有关系了。
个人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垦土地，结果受益的却不是个人，而是集体。请问，谁愿意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开垦新的土地？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氏族社会主义其实是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的。特别是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可能有人要问，那人口膨胀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最初，当人口膨胀，饭不够吃的时候，自然是由族邦组织国人共同开垦新的土地。
但问题是，这种开垦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的。
一方面，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人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所以族邦的实际控制区域必然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由于铁器并不普及（早期铁器基本上是由为数很少的铁陨石冶炼而成的），大量使用的自然只能是石器和青铜器。青铜器强度不足，而石器加工又很困难，所以当时的土地开垦基本限于开阔地和稀疏林地。
于是，当活动范围中所有的开阔地和稀疏林地被开垦之后，解决人口膨胀就只有分群一个办法了。也就是让某个家族到远方去自行发展。
所以，分封确实是多样的。可能包括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可能包括对盟友的奖励，但中国封建制的主要部分，其实还是人类分群的结果。
夏的情况我不清楚，商代的情况也比较模糊，但西周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在中国，青铜器和石器、土地共有制度和封建社会，三者是相互配套的。这也是中国氏族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
但随着铁器和牛耕的逐渐普及，这一状况开始被打破。
虽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唯”生产力论者，但必须承认，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
当铁器逐渐开始普及之后，对密集林地乃至于原始森林的开垦就成为了可能。
而牛耕的逐渐普及，则使得家族共同劳动逐渐演化成了家庭单独劳动。
但这中间有一个问题。虽然土地是共有的，但粮食（食物）、工具/武器和牲畜可是私有的。所以很显然，家庭与家庭之间，生产力必然是不同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掌握铁器和牛耕的。
所以，有些家庭在耕种完属于自己的公田之后，就累得半死。而有些家庭，在耕种完属于自己的公田之后，还有余力。
而还有余力的家庭，就必然会将目光对准公田之外的，比较难开垦的密集林地，甚至是原始森林。
很显然，自家新开垦出来的土地，自然是不希望在未来参与土地再分配的。也就是希望将新开垦的土地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私田就产生了。
再考虑到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卿大夫，也就是当地的贵族，肯定是知道国人的这种开私田的行为的。所以，开私田的国人必然是要事先征得卿大夫的同意的。而征得同意的条件，很可能就是向卿大夫缴纳一定的赋税。
比如，如果公田需要向周王缴纳10%的赋税，那么私田很可能就是向卿大夫缴纳10%的赋税。
虽然看起来赋税好象没有什么变化，但请注意，私田是自家的，而公田可不是自家的！
这其实就是为什么私田越来越广泛的原因。国人得到了属于家庭的土地，卿大夫得到了赋税的利益，只有周王什么也没有得到。
本来，随着王权的衰落，周厉王的经济状况就开始恶化。然后居然还有那么多私田不向国王缴纳赋税，于是周厉王很不高兴，就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将私田收归氏族所共有。
周厉王的意思是：你们开垦的土地是氏族共有的土地，是公田。你们必须把赋税缴纳给我，而不是卿大夫。
但周厉王此举却捅了个大马蜂窝！
周厉王此举剥夺了贵族从国人所开垦的私田那里获得赋税的权力，严重损害了贵族的利益。贵族自然很不高兴。
周厉王此举还使得所有的私田变成了公田。国人们在乎的不是赋税，因为缴纳给谁，赋税都差不多。国人们在乎的是私田变成公田之后，这些土地就不再属于家庭了，而是属于氏族。只要属于氏族，那么这些土地就必然要参与土地再分配。于是，国人们也很不高兴。
贵族很不高兴，国人也很不高兴，这时周厉王的状况其实已经很危险了。
然后，我估计贵族还使了坏，比如支使人造谣，说周厉王不准国人进入山林湖泽谋生什么的。
周厉王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干这种蠢事的必要。
于是，在贵族的怂恿下，在贵族的鼓动下，在贵族的领导下，国人终于暴动了。
而国人暴动的结果，就是周厉王被驱逐。
这才是国人暴动的真相！
客观地讲，周厉王的行为确实不合时宜，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嫌疑。但同时，周厉王其实并没有史书中记载的那么坏。他就是一可怜虫。仅此而已。
可能有人要问，既然那么早就因为私田的原因，周人通过暴力赶跑了国王，那么为什么土地共有制度一直维持到了商鞅变法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的问题。
传统的惯性是强大的。以至于即使是暴力，也很难打破传统。
最典型的就是共和执政。赶跑周厉王之后，不管是周（定）公还是召（穆）公，都没有，也不敢登上王位。所以只好来个共和执政。而到了最后，还是不得不让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继位。虽然那就是一个傀儡，但也是一个必须存在的傀儡！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君主专制已经在当时形成了传统。虽然大家反对周厉王，但当国王的还必须是那家人当中的一员。
同样道理。虽然因为私田的事情赶跑了周厉王，但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公田还是公田。当然，私田肯定是私田。
种种迹象表明，在国人暴动之后，长期实行的就是这种双轨制。这种双轨制一直维持到商鞅变法才被彻底取消。
而随着双轨制的取消，井田制，也就是土地氏族共有制度就结束了。自然，氏族社会主义也就结束了。
而随着氏族社会主义的结束，早期社会主义也就消亡了。
但我们必须要弄明白，商鞅变法发生的根本原因。
虽然生产力发展确实是发生商鞅变法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战争的驱动力。
先讲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自从商末商王将贞人一脚踢开，中国就进入了君主专制的专制时代。而西周很显然也继承了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虽然西周在族邦内部实行的是君主专制，而族邦之间实行的却是封建制度。
不是周王不想对其他族邦实行君主专制，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因为以当时的道路条件，通信手段，还有交通工具，根本就没有在族邦之间实行君主专制的可能性。所以只能实行松散的封建制度。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诸侯国内部。
诸侯当然在族邦内部实行的也是君主专制。但当族邦人口膨胀，然后使得部分家族分群出去单独建居民点的时候，诸侯其实对这些新建居民点也没多大的控制力。所以，诸侯的都城与这些新居民点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封建关系。
同样的道理，新居民点的人口膨胀之后，必然还需要继续分群。很显然，大居民点对小居民点也没多少控制力。所以大居民点与小居民点之间同样是维持的封建关系。
如此层层分群，层层分封，整个西周就建立了封建社会。所以就形成了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封建架构。
但我也必须强调，虽然西周是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但并不是说周王和诸侯就没有改变封建制度的想法了。他们其实都很想严密控制手下的。周王想控制诸侯，而诸侯则想控制卿大夫。
换言之，周王和诸侯其实都很想搞中央集权。
事实上，一代一代的周王，一代一代的诸侯，都在往中央集权的方向在努力。
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通状况、通信手段和交通工具都不断得到改善，最终，实行中央集权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但问题是，具备客观条件，并不等于一定能成功。
成功的案例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秦。而失败的典型，则是周。
为什么作为君主的周会失败，而作为诸侯的秦会成功呢？这就不得不谈到导致商鞅变法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战争的驱动力了。
在西周时期，周族邦虽然因为镇压东方的原因而新设置了成周，但周总共就两个城市，宗周和成周，一西一东。周的国家架构总体来说还是个族邦，并没有能跨越简单国家的范畴。
而由于周族邦当时还比较强大，所以诸侯国都比较服从周王的管理，因此诸侯国之间很少发生战争。
正因为相互之间很少有战争，所以诸侯国并没有多大战争压力。自然也就缺乏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的动力。
大概只有楚国除外。由于楚诸侯的三苗血统浓厚，所以经常受到周王的轻视，因此楚国时不时要跟周王闹矛盾。甚至发生过周族邦发兵攻占并劫掠楚族邦的事情。
而自周王东迁之后，周族邦已经明显衰落。于是，诸侯就开始自行其事了。他们不仅不听周王的命令，而且还经常打着周王的旗号干自己的事情！
当然，最初虽然根本就不听周王的命令，但好歹还打着周王的旗号。所以虽然诸侯之间经常打混战，但多少还是要给周王留点面子的。这个时代，就称为春秋时代。
到后来，诸侯们干脆把周王一脚踢开，想打谁就打谁。所以诸侯之间的混战更加频繁了。这个时代，就称为战国时代。
从春秋到战国，不仅战争越来越频繁，而且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这就非常考验诸侯国的综合国力了。这亦意味着，战争越来越考验诸侯国的战争动员能力。
而封建制度是非常不利于战争动员的。
在封建制度中，诸侯下面是卿大夫。所以当诸侯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卿大夫进行层层动员。
须知，战争是要死人的。而且，战利品的分配也是个大问题。所以每次战争动员，都非常费劲，也非常耗时。因为所有卿大夫都力图让自己付出的代价最少，获得的利益最多，结果经常吵成一锅粥，还屡屡发生阳奉阴违的事情。这就非常不利于进行战争动员。
而当时战争动员针对的主要是什么人呢？主要就是针对自耕农。
自耕农既是生产劳动的主力，亦是军事动员的主力。请各位注意，当时实行的已经是土地双轨制了。土地双轨制下面必然存在大量的自耕农。
可能有读者朋友要问，难道不应当是常备军吗？
那时候的常备军也不是没有，但规模通常很小，主要是以诸侯的卫队的形式存在的。
以那个年代的生产力，是绝对养不活规模庞大的常备军的。所以军事动员的主力只可能是自耕农。
但因为始终有卿大夫在中间碍手碍脚，所以军事动员就非常麻烦，非常低效。
于是，诸侯们就有了甩开卿大夫，自己独自进行战争动员的想法。
那么诸侯可能成功吗？答案是有可能的。
最初，诸侯们想到了野人。
野人，在中共的宣传当中，就是奴隶。
其实中共的宣传完全就是扯淡。野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奴隶，而中国也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
真正的野人，其实就是依附于诸侯国的非华夏人类群体。是一种泛称。
野人通常生存于诸侯国的控制区域内。很显然，他们不可能拥有肥沃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必然归国人所有。所以，野人主要生存于山区，也可能生存于沼泽地附近。总之，生存于国人不太愿意开垦的土地上。
自然，诸侯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向野人征税。通常也是十税一。
而当有战争发生的时候，诸侯国也会征调野人从事一些后勤工作，比如运送粮草什么的，以便将有限的国人军队投入到正面战场。
同样是自然的，如果诸侯国衰落了，野人们也不介意联合起来把诸侯国给劫掠了。
那么诸侯为什么会把主意打到野人头上呢？因为野人没有正规的建制！
对于诸侯国的国人来说，建制是早已存在的。诸侯下面是卿大夫，而卿大夫的下面则是士。士，就是国人，也就是诸侯军事动员的主力，主要就是自耕农。
要对国人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就绕不开卿大夫，非常麻烦。
而野人不一样。很多野人群体不过几百人，甚至几十人，不存在建制。
好吧，就算某野人群体很大，有好几千人，存在固有的建制，但诸侯也可以不承认。毕竟，土地是诸侯国所有的，找个理由，比如分配土地，就可以轻松地将野人的固有建制给拆散。不想被拆散？那么马上从我的土地上滚蛋！
总之，不管野人有没有固有建制，诸侯都可以当没有。
正所谓“白纸好做画”，诸侯就可以在野人中间实行新的统治方式试点。这种新的统治方式，就是由诸侯派遣官员，对野人进行直接管理。而不再需要经卿大夫之手了。
较大的野人团体，就设郡。较小的野人团体，就设县。这其实就是郡县制的起源。
而更重要的是，野人与诸侯没有血缘关系，派遣的官员同样与野人没有血缘关系。而由于郡、县的统治权完全属于诸侯所有，而没有任何卿大夫能够插手其间，所以，这种新的统治方式必然是中央集权！
那么，野人们愿意吗？其实是愿意的。
野人依附于诸侯，原因无非两个：接受诸侯的庇护，或者羡慕华夏人生活的繁华。所以，通常并不存在不愿意融合的情况。愿意融合，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但这里面却有这么个问题，那就是始终存在国野之别的。也就是野人的地位始终矮国人一截。自然，野人们强烈要求消除这种区别。
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复杂，那就是赋予归化的野人部分国人的权力。最初主要就是赋予野人类似国人的经济权力。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故意渐渐淡化国、野之别，最终视为一体。这样一来，就都是国人了。
看起来，诸侯们就可以逐渐将诸侯国由封建制过渡到中央集权制了。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诸侯可以逐渐赋予归化的野人以国人地位，卿大夫同样也可以。
更何况县官不如现管。诸侯远在诸侯国的国都，而卿大夫就在当地。所以，通常卿大夫的动作比诸侯快。其结果，就是很多卿大夫的实力急剧膨胀，尾大不掉。很有点小诸侯的意思在里面！
因此，在东周，逐渐出现了封建制和中央集权制双轨并行，诸侯与卿大夫同步膨胀，唯有野人不见了，都给吸收成国人了。
至于军事动员困难的问题，虽然有所改善，但依然没能解决。因为封建制依然存在。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应当明白了吧？诸侯要想真正搞成中央集权，军事动员困难问题要想获得彻底的解决，非得来一次变法不可！
这就是后来各诸侯国会发生一系列变法的原因。
讲到这里，我想可能已经有读者注意到了，我只提到诸侯国，却没提到周族邦。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周的统治者基本是一帮顽固不化的老古董，根本就没有认识到野人的价值。所以，他们对族邦控制范围内的野人一律予以驱逐。因此，不管是宗周附近还是成周附近，都不存在野人。
这其实也是周最终丧失统治地位的原因：诸侯国在拼命吸收野人，而周族邦却在拼命驱逐野人，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转化仅仅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很快诸侯已经是大国了，也就是复杂国家了，而周族邦依然还仅仅只是简单国家。
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记载，但很显然，其中必然存在民粹主义的影响。民粹主义一贯爱干这类蠢事。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周王东迁的时候，诸侯的实力其实已经超过周王了。
后来的周王或许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了，但是晚了。须知，成周地处中原核心，周围全是诸侯的地盘。也就是根本没办法扩张领土。
土地只有那么大，还要养活周族邦越来越多的人口。所以，就算周王想吸收野人，也没有地方进行安置。再加上周族邦内部思想保守，什么事情都慢诸侯一拍，所以在秦灭周的时候，周总体来说还是个族邦。
换言之，从政权诞生到灭亡，周从头到尾都仅仅只是个族邦（简单国家），而不是大国（复杂国家）！
而在各诸侯国发生的变法中，最成功的就是商鞅变法。
商鞅通过变法，彻底抛弃了封建制，改为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也就是让秦王彻底甩开了卿大夫。这就使得秦国驶入了发展快车道。特别是军事力量发展迅速。
顺便说一句，在后来秦灭楚的时候，论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其实楚占优。但因为秦实现了中央集权，而楚还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所以论军事实力，则是秦强于楚的。再加上楚王是个糊涂蛋，所以楚最终为秦所灭。
但商鞅变法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则是将专制制度，具体讲是君主专制，从秦国推广到了整个中华大地。这是专制制度在中国的一步非常重要的发展！
商鞅变法带来的重要改变还有土地私有制的全面实行。
其实，在土地双轨制当中，就已经包含土地私有制了。但毕竟理论上还是土地共有制，还是氏族社会主义，所以总有那么一点名不正，言不顺。
而商鞅变法则彻底抛弃了土地共有制，全面实行了土地私有制。于是，氏族社会主义就彻底完蛋了。
这其实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地私有制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非常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依靠商鞅变法带来的实力增长，主要是军事实力的增长，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
商鞅这个人，有其进步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其反动的一面。非常不好评价，所以我只好不予评价。
总之，商鞅变法给了氏族社会主义最后一击，最终彻底埋葬了早期社会主义。
至此，早期民主制度和早期社会主义都走向了消亡。
让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二者的发展历程吧。
虽然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有可能是原始共产主义，但考虑到原始共产主义基本没前途，所以我通常选择忽视这种社会形态。
排除原始共产主义，那么最早的社会主义就是初级原始社会主义。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原始农业的产生。
初级原始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初级原始部落社会主义和初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其区别很小很小，就是土地为部落共同所有还是为氏族共同所有。
紧随初级原始社会主义出现的，是高级原始社会主义。出现的原因是轮耕制度的实行。
高级原始社会主义同样可以分为高级原始部落社会主义和高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
而一个非常重要的分野，民主与专制的分野，在原始社会主义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在西方，主要是希腊和意大利一带，早期民主制度大体上诞生于高级原始部落社会主义之中。
先是三氏族分立。然后诞生了早期民主制度，也就是酋长、部落长老会议和人民大会的三权分立。而早期民主制度的诞生，又导致了民主主义的诞生。
早期民主制度还导致了氏族和家族的解体。
而在部落联盟阶段，但也可能在部落阶段，土地私有制最终取代了土地共有制。希腊和意大利终于走出了原始社会主义。
虽然可能存在一些反复，但总的来说，当部落联盟演化为早期国家，也就是城邦的时候，早期民主制度和民主主义也被带进了城邦。
由于希腊历史记载中明确不存在氏族，似乎也没有提到过氏族的解体，所以我推测，希腊的早期民主制度很可能属于“二代”。在史前很可能还存在一个“初代”早期民主制度。
而由于罗马共和国存在明显向希腊学习的过程，所以其早期民主制度很可能属于“三代”。
当然，由于早期民主制度的不成熟，在这些国家从城邦（简单国家）向大国（复杂国家）转化的过程中，都发生了早期民主制度的消亡。
但早期民主制度的消亡并不是民主制度的终点。在未来，民主制度的火炬，必将重新点燃！
不过考虑到本文的重点在社会主义，所以民主主义部分就讲到这里。
而在全世界，特别是中国，专制主义思想很早就产生了。毕竟，自私和任性并不是什么稀缺的性格。
在初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阶段，氏族族长们就已经开始摸索将行政权和军权合并，然后由自己掌握的途径了。
而他们确实成功了。随着行政权和军权的合并，氏族已经实现了准专制制度。
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
而在氏族脱离高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就建立了族邦。于是，高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马上就发展成了氏族社会主义。
而氏族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准专制制度，也可能是真正的专制制度，关键看国王有没有实现三权合一。
而在晚商时期，商王确实实现了三权合一。
这同样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
但虽然实现了三权合一，不过商王也好，周王也罢，都只能在自己的族邦中称王称霸。而对于其他族邦，也不过只能实行封建制度而已。其实就是平时各管各的，必要的时候才能调集诸侯的军队作战。但有些时候其实是调不动的，比如，楚国就经常跟周王对着干。
随着周王东迁，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如何高效进行军事动员成为了摆在诸侯们面前的难题。
而诸侯们也确实想直接控制手下的民众，而不是经过卿大夫。
于是，封建制成为了绊脚石。
最初，诸侯们希望通过融合野人的办法来避开封建制的干扰，但效果不佳。所以最终，还是得进行大的变革。这就是一系列变法发生的原因。
而最成功最著名的变法，则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不仅踢开了封建制而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同时也踢开了土地共有制而全面实行了土地私有制。于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诞生了，而氏族社会主义则消亡了。
至此，早期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消亡。所以，社会主义的“前世”部分也就讲完了。
但早期社会主义的消亡，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消亡。在未来，社会主义还会卷土重来。那就是近现代社会主义。
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今生”。
不过，在讲近现代社会主义之前，我必须讲一下近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可能有人要说，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嘛，谁不知道啊？
但我必须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思想体系。它确实发现了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但解决方案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天真。居然是共产主义！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如果人类真的实行共产主义，不出10年，人类必将倒退回原始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我所知道的，最破坏生产力的一种社会形态！
实际上，近现代社会主义，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行的是大同思想的实质。
所以，在讲近现代社会主义之前，我必须跟大家先好好分析分析大同思想。
穿越时空的凝视
2026年07月27日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