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里的悲剧和它折射的祖国之殇--评李佳佳女士《朱令的四十五年》

我写的关于李佳佳女士的《朱令的四十五年》的书评，也是我对朱令案及一些相关社会问题的评论，比较杂乱，就暂时写这么多吧，以后有机会再补充和修改。

    清华园里的悲剧和它折射的祖国之殇--评李佳佳女士《朱令的四十五年》

    关于朱令案，我在高中时即略有耳闻。后来，我又断断续续从媒体上看到关于这个悲剧及后续的各种片断。不过，在读本书之前，我从没有系统性的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是是非非。因此，我首先要感谢李佳佳女士撰写的这样一部具有相当可信度的作品，让我清楚了解到包裹在重重雾霭之中的朱令案的来龙去脉。
    我在读这部书之前，对于朱令案和衍生的波澜不算熟悉，但许多关注、关心此事的国内外人士，已经对基本案情知之甚多了。如要详细了解，自然需要看这部书全文，仅仅看我的“剧透”是不够的。所以我这篇书评对相对众所周知的事实一笔带过，把更多篇幅用来评述那些我认为鲜为人知且又重要的细节与隐情，分析朱令案和因该案衍生、暴露、析出的中国体制、社会的弊病，以及更具普适意义的人性、正义、道德等问题。
    朱令，一个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拔萃之女，聪颖慧真，从汇文到清华，原本有着充满希望的锦绣前程，不及国之栋梁，也是京师翘楚。然而，在她二十一岁时，一切理想皆猝然破碎，乃至视觉、语言能力、行动能力、思维能力全都完全丧失或趋近于无，并持续至今且已几无任何好转可能。看到朱令风华正茂时的留影，和中毒瘫痪后遍插管子和如今臃肿呆滞的照片，两相对比，冲击着任何有同情之念者的心。
    而朱令中毒之后发生的许多事，许多涉及者的言行，才更让有良知者愤怒，使明法理者悲哀。
    第一则让人愤怒的，是朱令所在班级同学们对朱令中毒的丑陋反应，以及她们与凶犯不同寻常的关联。
    正常而言，当自己的同学发生了如此悲剧，班集体尤其同舍舍友，应该是感到震惊、同情，进而积极关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正在受难的同学。然而，朱令所在的清华化学系物化二班，在朱令出事后，一开始便展现了一副令外人难以置信的反应：集体沉默、冷淡至极。
  正如贝志城的北大同学吴向军所感“這是什麼變態班啊！”……“吳向軍跟我對話時，雖然情緒不再像二十多年前那樣激烈，但他佐證了這一點。‘有個詞叫indifferent（冷漠），事不關己’，他這樣總結那個下午物化二班的人留給他的印象。”作为与朱令素不相识、外校身份的几位北大同学，仅仅因贝志城的委托就积极参与翻译与对外联络，更是映衬了朱令同班同学普遍的冷血，以及背后若隐若现的集体加害。
    虽然，后来包括孙维在内的朱令同学对此做了一系列辩解（文中也都有叙述），但暴露出来的漏洞反而更多了。除少数人敷衍式的参与翻译了贝志城等人送来的外文材料外，朱令的大多数物化二班同学表现了惊人的沉默和集体的掩饰。
    这其中，以朱令的室友（同时也是同班同学）王琪和金亚的表现最为令人齿冷。她们不仅与物化二班其他同学一样对贝志城等人带来的有关朱令的信息冷漠以待，还表露出更异乎寻常的态度。
    例如，当吴向军寻求孙维王琪金亚的帮助时，她们说“我們明天都訂好了五一出去旅遊，實在沒時間翻譯”。在她们亲眼目睹朱令中毒后的痛苦（乃至可能集体参与投毒）后，居然可以如此心安理得的旅游；有杂志记者登宿舍试图采访她们时，金亚称“我很忙，没有时间给你讲朱令”。后来“在記者的一再堅持下，這位同學才同意‘簡單講一下‘。朱明新（朱令母亲）記錄下了那段原話：‘朱令，女，二十一歲，才貌雙全，多才多藝，性格活潑，開朗大方，自去年十二月生病，今年四月昏迷，至今仍在協和醫生接受治療’”。这透着多么的不耐烦啊。在采访时，王琪也在场，是同样的态度。当自己的同学正在遭受病痛的残酷折磨时，当朱令和家人、社会公众都想知道朱令发病前境况并以此寻找真相和对症治疗时，她们的应对令人心悸，也自然产生了更多合理怀疑。
    朱令同学们的表现之所以令人愤怒，当然不止于冷漠，还有闪烁其词、粉饰过往、遮掩真相。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关于贝志城和他同学到清华求助遭遇物化二班的冷漠，在若干年后朱令案再起波澜时，公众看到的不是朱令众多同学合理的解释抑或真诚的歉意，而是明显经过纠合商议后对当年恶劣态度的掩饰，充满谎言与矛盾，在冷漠之后又多了一重虚伪。
    至于她们为何如此？正如“翻译事件”和整个朱令案一样，许多更具体的细节因素或许已是永远的谜团。但是我们根据现有了解，已不难得出大致的真相。
    如作者在文中所说，九十年代初，精致利己主义已经在大学校园抬头，人们开始倾向于追名逐利、明哲保身。
    这一点也不奇怪。经历了那场震惊世界的事件后，国人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日趋淡漠，更逐步丧失了对正义、法治的追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清华不仅不能免俗，还成了堕落的某种标杆。当理想被淹没在血水里、“为生民立命”之心被扼杀在摇篮中，剩下的，就只是对个人利益、自身前程不择手段的追求。“上梁不正下梁歪”，当最高统治集团都丧失人性时，无论清华园的翘楚，还是市井中的小民，追随“闷声发大财”的脚步，成了必然。
    面对家世显赫的孙维，再对比朱令小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虽然朱令父母放在全国，也是在高级知识分子行列了，但在掉下块砖都能砸中个官帽的北京，朱令家的确太“平民”了），人们的站队也就显而易见了。得罪了孙维，就等于与孙维背后的家族对抗，乃至导致孙维家族外部关系网的“穿小鞋”。而反过来，附和孙维，就可能得到各种看得见和看不见但是同样实实在在的好处。既然要“闷声发大财”，自然不能得罪权贵甚至要依附权贵以及权贵的子女。物化二班绝大多数选择沉默或维护孙维，自然是引领了时代的新潮流了。不愧是清华大学，堕落也是引领者（之一）啊。
  当然，我并不认为孙维的家世、物化二班多数人的趋炎附势是唯一原因。在利益关联还没那么直接、分明时，浮出水面的真相之下，还有更深的暗礁。青少年的世界，有着许多看似毫无理由，实则因深植人性的恶而做出的暴行。
    作为一个多次遭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伤害，对于校园和“小圈子”里边不为人知的恶有切肤之痛的亲历者，或许我在这方面，比绝大多数人更敏锐，或者说敏感，乃至有时会多疑。当然，我这种“敏锐”、敏感，是以惨痛的代价换来的，其他人还是不要经受的好。
    根据本书和从其他途径看到的关于朱令事件的前前后后，我可以清晰的看到朱令同学（尤其同寝室的其他三人）对朱令的冷漠、孤立、排挤、敌视，以及以孙维为中心的物化二班部分人心照不宣（当然是说不向外“宣”，她们内部恐怕经常咬耳朵、开小会）的相互打掩护、遮羞遮丑乃至遮掩犯罪事实。或者更进一步，她们中一部分人可能集体参与了投毒（不一定是直接投毒，可以是相互配合，例如有人望风、有人涂抹、有人清理）。
    例如本书中提到，在朱令中毒后，朱令父母接到过朱令室友特意打电话询问朱令父亲关于一块面包的事。朱令父亲回答面包没有带走，让她们吃了。对方回答“已经吃了”。这是很诡异的事情。前面提到，包括同寝在内的物化二班对朱令如此冷漠，为何突然打电话问询，还专门提及一块面包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大胆揣测一下，那块面包就包含了铊，就是投毒的介质。文中没有提及这个室友是谁。我相信不是孙维。因为她作为嫌疑人，是不会主动直接和朱令家人对话的，这是自我暴露。而且朱令父亲并未讲那人是谁，如果是孙维应该会特意说明。那么只有可能是另外两个室友或者物化二班其他人了。如果前面推论的面包为投毒介质成立，那么也就是说，除了孙维，至少还有一人知晓甚至参与了投毒。
    而从后来暴露出来的孙维“指导”物化二班同学如何应付朱令家人、如何进行舆论公关的详细信息，以及这些人在现实与互联网等各场合的相互唱和、对朱令和其家人朋友的诋毁，可以看到一张紧密的罪恶的关系网笼罩着清华这个班级。
    最典型的证据无疑是支持朱令的同学童宇峰，通过黑客手段得到的一份孙维“指示”支持她的清华同学如何应对质疑的“回帖纲要”。
    “回帖纲要”主要有这些内容：
    “孫維及其家人曾給一些同學發了一份‘回帖綱要‘，告知她即將發表聲明，‘指點’同學們應該如何配合回帖。這份綱要的‘總綱‘是，須每天逐漸發帖，盡量不要互相呼應。細則還包括，‘證實家庭廉潔，同時證明其人品；有顧慮的最好不用自己家的電腦IP；所有我們寫在網上的資訊朱令家人都會看到，所以不要給朱家提供額外的資訊’等等。她還專門強調：‘如果有關鍵性的事實（和案件相關的）年久失修記不清了的千萬要先和我確認，如果記不清寧可不寫，但一定不能自相矛盾！千萬千萬！’”
    这些“指点”已经明显超出了正常同学之间的交流沟通，它更像是一份密谋和串供的记录。虽然“纲要”中没有直接表明有集体投毒、孙维的其他同学涉案等情况，但是如此具体而细密的串通，不仅让人感到这个班级圈子里的丑恶，也令人更加怀疑这些与孙维及互相极为“亲密”的同学们，究竟对案情了解多少、参与多少？除了这份泄露的“纲要”，还有多少次不为外人知的密室合谋？
    我是非常了解小圈子之恶的。无论是在学校的班级、寝室，还是一些相对封闭的互联网圈子，我都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暗角的暴力，我自己也不幸的亲历了数次。人性之恶，在幽微阴暗之处喷泄的最淋漓尽致。从战争中的强奸、囚室刑房与精神病房里的凌虐，到家庭暴力、校园暴力、性侵、虐待儿童和老人乃至虐待动物，多少变态之恶都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小圈子里发生着。而这一切，多数时候外人、绝大多数人是无从知晓的。甚至，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张稚嫩、纯洁、直爽、憨厚、真诚的脸庞，但他/她们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却做下禽兽都做不出来的恶毒之事。而这些，绝非仅仅因为“趋炎附势”，更多是青少年群体在缺乏制度和道德制约下产殖的蛊毒。
    我想到一片杂文评论青少年评论的很好，干脆直接搬运于此，这段内容挺长，但是有必要全搬过来：
    “每个十几岁的少年，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心里头都装着个纳粹。
    我舅舅一度是个中学教师，66年被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从二层楼上推下来，摔断了腿，手骨也折了，右手小拇指成了残废，坠在手掌上像只掰折了的螃蟹爪。那个学生平时是最听话最驯顺的一个，成绩也好，可就是他把我舅舅从楼上推下去的。
    你一准会说，时代变了，现在的学生或许不至于像从前那么过分——对这种说
法我连半点信心都没有。我以为，有些事情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98年，我在国内一个城市的网吧里给同事发电子邮件的时候，两个女中学生就坐在我旁边的电脑前上网。她们一直在嘀嘀咕咕：“爽！——够味！——爽——啧啧……。”起初我还以为她们在流览黄色网站什么的，瞥头一看，是一堆血淋淋的外科手术图片——她们在品味划开的肚皮、淌着血的内脏、锃亮的解剖刀、血迹斑斑的乳胶手套。后来又进来几个孩子，大概是头两个的同学，也围到电脑前如痴如醉地看……。后来这类事情司空见惯，我也不再大惊小怪。这群孩子，个个长得天庭饱满地庭方圆，你要是在学校里碰到他们，说不定还冷不丁给你行个大礼：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还不时排演大型团体操，永远是和平鸽、鲜花、和……。他们还抱着五颜六色的花朵迎接外国政要，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有一个人们通常不大愿意相信或者熟视无睹的事实：对十多岁的少年而言，残忍嗜血乃是一种本性，他/她们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暴力；纵使这本性被包藏起来，它依然存在。十几岁的少年，有人懦弱，有人乖张；有人直来直去，有人诡计多端，可是每人心里都藏着个纳粹，即便最胆小怕事的那一个，也是一样。只要没有危险，有人撑腰，碰上可以施展的环境，个个都会凶相毕露。我丝毫不是因为悲观才这么说的，也不是想从道德的角度评价这类事，我自己脑壳里还驻扎着两个排的德国大兵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应该相信神经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的研究，而不是道德家的千古废话。
    有人说社会是个臭水缸，学校里的纯真少年一旦毕业，踏进社会，便一天比一天污浊了。这是瞎说，和学校比起来，社会这口缸并不更臭一些，只是臭的方式不同而已。一个社会中人见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会送礼，便以为这是老实，是纯洁。可这不是纯洁，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送罢了。”
    是不是这样呢？我在初高中经历的事情，证明这文章作者说的没错。而且，许多孤立、歧视的发端，并不是什么“合情合理”的原因，仅仅是因为琐事纠纷，或就是“看不顺眼”、欺软怕硬，就把青少年人性中的恶、过剩的荷尔蒙带来的破坏力，都无所顾忌的无端发泄出来罢了。当然，学生中有好的有坏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正如这篇文章说的“只要没有危险，有人撑腰，碰上可以施展的环境，个个都会凶相毕露。”我也不例外，否则我就不会既有受害史也有加害史了。我毫不避讳自己就是这些怀有暴戾的青少年的例子之一。
    就像现在北京各中学的尖子生，假设文革爆发的时间是在现在而非1960年代，宋彬彬们或许才是市三好学生、国际xx荣誉获得者，而今天的这些三好学生，温柔贤淑、仪表帅气的男女中学生，则正在抡起椅子和棍棒，将他/她们的老师、曾经的朋友同学，打的遍体鳞伤，扒光女性甚至男性衣服拍裸照，还开着视频进行直播。
    他/她们现在没有做，不仅因为没有人提供“闹”的条件，最重要因为如今这样做会受惩罚。一旦可以不负责，或者认为不会被惩罚，这样的事，在大陆许多县市中学不是经常被曝光吗（当然绝大多数没有曝光）？还有受教育水平普遍很高的香港青年，不是已经戴着口罩在殴打老人、拿椅子直接去砸头了吗？还有从古至今各种战争，参与屠杀、强奸、劫掠的主力，不都是13-20岁的“青少年”吗？看看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绝大多数也都是18到20岁左右。还是那句话，只要有条件，这些荷尔蒙丰沛、血气方刚的青少年男女，做起恶来绝对比成年人更狠更疯狂。一些极具洞察力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对此也颇有着墨，戈尔丁的《蝇王》就对青少年之恶描绘的细致入微、鞭辟入里。
 

在互联网上，是有关于朱令被“集体投毒”的说法的，而理由是“朱令影响别人睡眠”。我个人认为“集体投毒”这一可能不能排除。我认为，即便没有集体投毒，也是集体知情、甚至是在投毒之前和投毒过程中（朱令还未第二次发病）知情的，事中事后参与掩护的。有人可能认为，如此“集体行动”哪有不透风的墙？我只能说，你们低估了小圈子包括青少年小圈子的密闭程度和圈子里恶人狼狈为奸的亲密度。有时候，班级、寝室乃至更大些的青少年圈子，就如同黑帮（其实有少数的确会演化为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黑帮，例如台湾“竹联帮”就是由一群打架欺凌鬼混的中学生发展起来的），人们都守着那些不成文的规矩。而这些“规矩”第一点就是“不告密”。黑帮、社团、黑手党……各种名目的黑恶势力都有一条“缄默法则”，这是团伙、圈子尤其恶人团体生存的基础之基础。
    在班级或者互联网一些圈子里，对恶行不外传，少数人参与、多数人沉默，是常态。那些沉默的人不一定就是为了什么利益，而是一种残忍的惯性。而“外人”如果不深入了解，看到的只是一片祥和，或者宁静如水，而不知道圈子里有多少肮脏；加害者的嚣张、受害者的泪水，沉默的旁观者心知肚明……“外人”都不得而知，或者偶然瞥见却不明所以，更难对当事人感同身受。
    我自己耳闻目睹的身边发生的校园暴力，例如有弱势学生被集体围殴、女生被严重性骚扰，几乎都没有人去告诉老师或者学校领导。而我自己多次受拉帮结派的流氓恶棍学生校园暴力伤害后举报，也很少有人站出来为我作证，这也是我受害更深的原因。至于集体的孤立、排挤、歧视，以及加害者相互包庇和相互隐瞒掩护，集体沉默，我在多个学校都有遭遇，深知群体之力、众人之恶。按照严歌苓《陆犯焉识》里的话，就是“知道了人群的厉害”。当然，我没经历过被杀或被杀未遂（当然经历了大抵也就没机会说话了）、性侵，程度和朱令案等凶案不是一个层级，但是许多欺凌、伤害的特点、影响，还是有些共通之处的。（关于这些，我在《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和正在写的维权自述中都有具体叙述，在此就不详写了）
    因此，朱令案是集体投毒，或个人投毒但集体知情不报，都是完全可能的、可能性很大的。在本文及互联网上已经揭露或推断出的朱令/孙维同学之间秘密的乃至公开的串通、集体的冷漠无情、普遍的缄默和排拒，都是朱令被同学合谋戕害客观上的证据。他/她们自以为如此应对可以维护住孙维、可以让真相永远埋藏。她们的目的一部分达到了。但是这也让她们永远钉在耻辱柱上，被社会上关注案件的人们唾弃。
    还有就是盛行于中国、流通于世界的“找关系”文化。在朱令案中，从在协和治疗、追查凶手，以及后来舆论的攻防，双方乃至多方都在复杂的关系网上为己方争取主动。“关系”，毫无疑问的，我的家庭为了我，在关于学业等问题上也找过。而且因为复杂的原因，我家人曾经找过多次、许多次。每次找关系都是不容易的，但也的确又是解决问题的捷径。如果没有“找关系”，我就更难以走到如今了。在正规途径的缺失、“按章办事”的颟顸之下，唯有“找关系”才是“终南捷径”。而如果发生一些意外，那就更没人可以免俗了。“法理社会”代替“人情社会”，在中国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本文中，不仅存在“找关系”，还有“拼关系”，也就是看哪方的“关系”更强。
    第三，就是涉及到社会结构性不公的问题、教育和医疗行业的纠纷双方中，机构和个人、强者和弱者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具体说来，就是作为强势一方的医院和医护人员（尤其医生）对弱势患者和家属的绝对优势及造成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作为强势一方的学校及教职工对学生和家长的相对优势及造成的不公正。朱令及其家人遭遇中国最顶尖医疗机构（之一，但基本是个位数的并列）的北京协和医院和中国最顶尖教育机构（之一，只和北大并列）清华大学分别且共同（没错，先是分别、后是默契的勾结）利用其权力、技术、人脉等优势的伤害，也是颇具代表性了。
    先谈医患不平等问题。首先，我认为医患之间的不平等是远严重于师生不平等的。而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最主要客观原因，就是医护人员拥有对患方绝对的技术垄断、专业话语权优势，还有患方对医方的高度依赖。这不仅是教育机构做不到的，连政权、政府、法院检察院也不及。医护人员尤其医生因身份特性拥有的这种极为特殊的、稀缺性的专业信息垄断，以及衍生的话语权垄断，客观上制造了医患之间信息的极端不对称、关系的极度不平等，以及对患方造成的严重的伤害、医方普遍的逃脱责任现象。
    在朱令案中，协和医院的傲慢与自恃跃然纸上，事后的推脱和卸责更是轻易而残酷。面对朱令家人和中学同学（贝志城）多次提出检验铊中毒可能性的要求，协和医院以高高在上态度选择了拒绝，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任何人道精神和协商意识。
    例如贝志城回忆，当他通过互联网得到国外医疗专家高度怀疑朱令为铊中毒后，希望协和进行化验，或提取样本到别处化验，得到的结果却是“然而在當時的中國，醫生不能也不敢拍板回應這樣的要求，‘他要請示醫院醫務處、黨委，同不同意這個事。那個時候很戒備這些和國外的交往，必須（請示）這麼一圈下來，看看行不行’……結果就是，協和根本不同意，說醫院有規定不得把病人樣本拿出去。檢驗也就沒能放行。”当美国医生愿意进行远端医疗时，“他打電話來說能不能做遠端醫療。但這邊（協和）都擋住，都說不行的。”当然，从这点看还可以归咎于官僚主义制度，但是下面的事证明医生本身也有责任。
    当贝志城坚持不放弃，将从互联网上国外医生们对朱令症状判断的邮件收集起来，并找上层关系联系上了协和的副院长，副院长亲口答应让一位主任接受材料时，竟然还是遭遇了冷酷的拒绝：
    “貝志城拿著一大摞英文郵件在ICU病房外等主任，朱令的舅舅進去問是否能接受一下材料，對方答覆太忙，等會。貝志城記得自己一直站在門口耐心地等，從早上到中午，對方就是不出來接。‘他一直在病房跟人談話，在我因為腿酸剛走到遠處的長椅休息，他就一個箭步衝進廁所，然後又迅速衝出繼續在病房跟人談話。’中午，朱令舅舅再進去說了一次，結果‘比較明確，就是說資料對他們沒用，不要’。後來接受記者採訪時，貝志城說，‘現在回想，大概在醫生眼裡，我只是個與病人關係並不近的毛頭小子，還拿著一堆外國人的意見，有點指手畫腳的意思吧。’”
    这显然是故意不接受材料，哪怕有了卫生部副部长、协和医院副院长打招呼。协和医生的倨傲与冷漠，乃至一种对自身诊疗水平的自负、对病人的不负责任，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没有任何“制度”、“上级”可以推脱，就是医疗人员自身的问题。如果非要说制度，那就是医学院和医疗机构没有教会医护人员尊重病患和亲友、没有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惩罚机制、医疗事故的核查和补偿机制缺失。
    当然，协和医院有一定特殊性，它是中国最好的医疗机构之一（可能能并列的只有个位数），这些主任、专家水平的医生有一定自负的资本。可是，正是这种自负和倨傲，错过了朱令得以救治的最佳时机，也间接造成朱令永久的瘫痪、失智。当经过五十二天的拉扯，多方包括陈震阳等院外专家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朱令是铊中毒时，“此前一直堅決排除鉈中毒的主治醫生此時顯得難以置信，自言自語‘她沒有接觸史啊，怎麼可能’……‘唉呀，那就太可怜了’”两句话轻描淡写的带过，几乎没有自责，更没有歉意和主动承担责任，哪怕这关系到一个花季少女、可能的国家栋梁的一生光明或毁灭。（说到这我觉得作者李佳佳女士过于善良了，如果是我写一定会把他和其他所有案件中有恶的医疗、教育、公安领域人士的名字清清楚楚写在书上、挂在世界上能挂的任何角落，也欢迎他们来告，或者以别的非正当手段对付我也随他们便）
    而朱令母亲朱明新的回忆同样佐证了医患地位的悬殊差距和关系的不平等：“朱明新苦笑著說，每次跟醫生要求什麼她都很忐忑，怕對方不願意：‘他們老覺得我在這兒妨礙他治療這個那個的，因為妳是外行嘛。’在多次會診的時候，主治醫生一句話就堵了回來：‘協和是世界水準的醫院，妳還不相信我們？‘朱明新也曾坦陳她的無力感：‘……孩子在醫生手裡，我們不是學醫出身，當然要相信醫生，生怕有的地方做過了火，會讓醫生不高興’……‘做家長的又著急，恨不得每一種可能都去試一試。我們提過要不要做鉈中毒的檢測，但醫生沒接茬，也就不敢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