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为改革开放奠定基础，观点是否正确，不正确如何反驳。
1，全国政令统一。
2，建成基本工业体系。
3，普及基础教育。
4，几乎消灭了宗教势力和宗族势力。
还想请教，1978年，达到以上四条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哪些？谢谢。
2，建成基本工业体系。
3，普及基础教育。
4，几乎消灭了宗教势力和宗族势力。
还想请教，1978年，达到以上四条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哪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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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确实有一定成绩，但是建立在对同时代农民的压榨剥削的基础上，压低农产品农民收入以积累工业化资金，让当时农民生活水平更低。而且如果没有大跃进与文革耽误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还可以前进几年。
仅供参考，信不信由你：
转自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
历史记载表明，毛时代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时代。在毛之后时代对毛时代的经济发展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经济发展中的缺陷，而不是肯定其成就。批评家们承认，在毛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增加了90倍。尽管中国的工业基础原来就十分薄弱，由于外敌入侵和内战的破坏，工业产量在共和国成立时不及常年的一半。但是，从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递增，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与任何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1]在毛时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农业产值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2]正如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所说：
工业份额在国民收入中如此迅速增长（几乎是30%）的现象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工业化进程的最初40至50年中，英国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仅仅上升了11%（1801—1841）；日本是22%（1878/82—1923/27）。在战后新典的工业化国家中，也许只有台湾在这方面的发展速度才可与中国大陆相媲美。[3]
中国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相对的工业化国家，反映在与现代化相关的产品的生产大幅度增长上——至少是在“信息社会”前。从1952年到1976年，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亿吨；发电量从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几乎是零到28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4900万吨。[4]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能够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六年后，中国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时代，虽然仍有占人口的75%、约四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工业劳动力从1952年的300万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万，这一数字包括在农村小工业化政策指导下，成为社办或队办工厂工人的2800万农民。此外，在与工业关系密切的交通与建筑领域中，有2000万工人。[5]中国还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中国的科技人员从1949年的区区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1979年达到500万人，其中99%是1949年后培养起来的。[6]毛时代还兴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对198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 ※ ※
毛的工业化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在工业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毛的继承人批评的“不合理”和“失调”的现象。像大跃进这样的严重失误，殃及全国，造成重大物质和人员损失。在共和国历史上，毛时代一些失误（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至少是在实践中）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毛采取的纠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对此也无能为力。最严重的失误莫过于农村生产增长缓慢，这对毛一贯强调要重视农业的思想是个讽刺。从1952年到毛时代结束，中国的工业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但农业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3%，[7]勉强跟上人口年均增长2%的速度——在毛时代的25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国工业部门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的政策虽然有助于减轻斯大林式工业化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的工业结构。因此，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工业面临着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工业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部分原因。浪费、低效、人浮于事、官僚机构膨胀、生产率低下以及腐败等现象成为中国工业领域的顽疾。为了增加重工业投资，不惜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扩大积累的比例。长期不重视贸易、服务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劳动阶级缺乏生产积极性。虽然在毛政权的最后十年（除了多灾多难的1976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0%的速度递增，但这种增长速度却是以忽视产品质量为代价，依靠国家不断加大对现代工业经济的投资维持的。积累率（即限制消费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比例）从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达到了36.7%的高峰值。[8]在毛时代，国家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用于发展农业的投资只有12%，用于消费品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仅有5%。[9]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保持非常高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但抑制了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术落后也加剧了工业中存在的问题。自力更生的政策限制（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受到损害，打击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在毛政权的最后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术已经过了时的工厂得不到及时更新改良，科学家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和挫折，历史的必然结论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10]在毛时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继承者对这一时期评价最低），即使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也考虑在内，在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3%，总量翻了一番多。[11]
无论毛时代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哪些不足，它仍然是一个为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的时代。事实上，与德国、日本和俄国——这三个国家是后起工业大国中成功的范例——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从1880年到1914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43%。[12]苏联在1928年到195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54%。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64%。[13]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当然不是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什么“蜗牛速度”。[14]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条件下、在极其弱小的工业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实现的，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刮目相看。除了苏联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国在1960年代中期就还清了这笔费用，包括利息在内）外，毛的工业化是在完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条件下进行的。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还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陷于孤立状态，奉行的是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既无外债，国内又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现在谈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会受到非议，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对中国人民来说，毛的工业革命要求他们进行艰苦的劳动和自我牺牲，正如日本和俄国工业化早期的情况。由于国家把大部分剩余产品都用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很低。简单地说，国家通过剥夺它统治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建立重工业基地，支撑日益庞大的统治官僚机构。但是，情况决非像某些市场经济的热心拥护者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毛的工业化年代没有任何改善。诚然，中国的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但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民群众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增长。由于没有及时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新增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迅速增长的人口，但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流入国库（从这里转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官僚机构），在毛政权的后20年时间，只有很少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收入。在毛时代后期，国家职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的收入有明显增长，1957年后，占劳动人口总数75%的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15]但是，一些对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成就，很难用经济统计的数字体现。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时代，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加。大规模的文化扫盲运动成就显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对普及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毛领导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岁，这些成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结束他宏伟的多卷本苏联历史著作时曾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要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16]
仅供参考，信不信由你：
转自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
历史记载表明，毛时代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时代。在毛之后时代对毛时代的经济发展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经济发展中的缺陷，而不是肯定其成就。批评家们承认，在毛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增加了90倍。尽管中国的工业基础原来就十分薄弱，由于外敌入侵和内战的破坏，工业产量在共和国成立时不及常年的一半。但是，从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递增，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与任何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1]在毛时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农业产值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2]正如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所说：
工业份额在国民收入中如此迅速增长（几乎是30%）的现象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工业化进程的最初40至50年中，英国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仅仅上升了11%（1801—1841）；日本是22%（1878/82—1923/27）。在战后新典的工业化国家中，也许只有台湾在这方面的发展速度才可与中国大陆相媲美。[3]
中国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相对的工业化国家，反映在与现代化相关的产品的生产大幅度增长上——至少是在“信息社会”前。从1952年到1976年，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亿吨；发电量从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几乎是零到28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4900万吨。[4]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能够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六年后，中国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时代，虽然仍有占人口的75%、约四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工业劳动力从1952年的300万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万，这一数字包括在农村小工业化政策指导下，成为社办或队办工厂工人的2800万农民。此外，在与工业关系密切的交通与建筑领域中，有2000万工人。[5]中国还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中国的科技人员从1949年的区区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1979年达到500万人，其中99%是1949年后培养起来的。[6]毛时代还兴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对198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 ※ ※
毛的工业化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在工业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毛的继承人批评的“不合理”和“失调”的现象。像大跃进这样的严重失误，殃及全国，造成重大物质和人员损失。在共和国历史上，毛时代一些失误（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至少是在实践中）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毛采取的纠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对此也无能为力。最严重的失误莫过于农村生产增长缓慢，这对毛一贯强调要重视农业的思想是个讽刺。从1952年到毛时代结束，中国的工业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但农业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3%，[7]勉强跟上人口年均增长2%的速度——在毛时代的25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国工业部门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的政策虽然有助于减轻斯大林式工业化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的工业结构。因此，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工业面临着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工业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部分原因。浪费、低效、人浮于事、官僚机构膨胀、生产率低下以及腐败等现象成为中国工业领域的顽疾。为了增加重工业投资，不惜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扩大积累的比例。长期不重视贸易、服务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劳动阶级缺乏生产积极性。虽然在毛政权的最后十年（除了多灾多难的1976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0%的速度递增，但这种增长速度却是以忽视产品质量为代价，依靠国家不断加大对现代工业经济的投资维持的。积累率（即限制消费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比例）从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达到了36.7%的高峰值。[8]在毛时代，国家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用于发展农业的投资只有12%，用于消费品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仅有5%。[9]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保持非常高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但抑制了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术落后也加剧了工业中存在的问题。自力更生的政策限制（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受到损害，打击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在毛政权的最后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术已经过了时的工厂得不到及时更新改良，科学家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和挫折，历史的必然结论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10]在毛时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继承者对这一时期评价最低），即使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也考虑在内，在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3%，总量翻了一番多。[11]
无论毛时代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哪些不足，它仍然是一个为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的时代。事实上，与德国、日本和俄国——这三个国家是后起工业大国中成功的范例——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从1880年到1914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43%。[12]苏联在1928年到195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54%。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64%。[13]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当然不是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什么“蜗牛速度”。[14]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条件下、在极其弱小的工业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实现的，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刮目相看。除了苏联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国在1960年代中期就还清了这笔费用，包括利息在内）外，毛的工业化是在完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条件下进行的。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还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陷于孤立状态，奉行的是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既无外债，国内又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现在谈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会受到非议，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对中国人民来说，毛的工业革命要求他们进行艰苦的劳动和自我牺牲，正如日本和俄国工业化早期的情况。由于国家把大部分剩余产品都用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很低。简单地说，国家通过剥夺它统治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建立重工业基地，支撑日益庞大的统治官僚机构。但是，情况决非像某些市场经济的热心拥护者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毛的工业化年代没有任何改善。诚然，中国的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但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民群众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增长。由于没有及时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新增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迅速增长的人口，但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流入国库（从这里转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官僚机构），在毛政权的后20年时间，只有很少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收入。在毛时代后期，国家职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的收入有明显增长，1957年后，占劳动人口总数75%的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15]但是，一些对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成就，很难用经济统计的数字体现。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时代，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加。大规模的文化扫盲运动成就显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对普及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毛领导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岁，这些成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结束他宏伟的多卷本苏联历史著作时曾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要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