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产生于制衡，制衡产生于勇气。

不得不说，西方人应该是比东方人更勇敢的，而这份勇敢也为“民主”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早在1258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有愈发独断专行的趋势，侵犯贵族利益，此时，以西蒙为首的7名贵族团结力量，集合手下兵员要求亨利三世接受限制王权的《牛津条约》。这件事表明了这7名贵族在面对强大国王的压迫行为，选择了团结力量，勇敢的反抗。这种反抗行为是在国王势力如日中天时进行的，这些贵族仅仅是面对一定程度的压迫就勇敢的选择了反抗，而这种反抗又不得不团结地位平等的其它贵族的力量，否则无法进行。既然是通过贵族合力才取得的胜利果实，那自然会产生“有事贵族共议”的结果，又因为权力中枢不够集权，政治力量较为分散，也容易促使公民力量参与其中进而促进民主发展。

而中国在分封制时期，面对夏、商、周一些昏庸专横帝王的压迫，中国的贵族-“诸侯”们却没有像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面对的那些贵族一样团结一致、集合兵员，挺身而出，反而纷纷选择了隐忍。假如在那个时候有内生的勇气驱使这些诸侯们都选择站出来，中国的民主萌芽将会比英格兰早2000多年产生，今天的中国一定是另一番景象。

回顾中国历史，中国每次政权更迭不是任由王朝胡作非为直至衰落，再通过乱世互斗统一全国产生又一代集权政府，就是群众生活不下去通过起义碾压政府诞生新一代集权政府。中国面对政府压迫总是被欺负和逼到墙角走不下去才会选择拼命一博，产生另一股极端势力而不是制衡势力进而导致中国人一直被困于集权制度之中。

总之，民主只会产生于“政治力量制衡”之中，而政治力量制衡需要一群团结有勇气的上层力量与权力中央进行制衡才会出现，而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民族的血液里缺乏这样的勇气，这是一个种群的特征，就像人生来有黑白胖瘦一样，但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勤劳安分，对恶劣环境适应力强，易于产生稳定社会秩序，这也是东方人的生存优点。直观点说，东方人的优点是善于生存，西方人的优点是善于追求幸福。所以，东方的民主应该要通过西方干涉或输入，而不会完全自发产生。中国未来要走向民主，需要有外力干涉，不然应该是不可能的，当然，要想一直民主，那就需要一直有西方民主力量干涉，不然很有可能再次滑向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