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摘录】《富国穷国》[美]戴维·S·兰德斯[日本]
像中国一样，日本人民处于皇帝的统治之下，但实际上却是处于分裂状态，整个日本国土被划分为多个较小的邦国或属地（日本称之为“藩”），这些藩的领主们对他们的臣属享有绝对权力。各个藩领之间总是进行着断断续续的战争。的确，整个日本在16世纪下半叶一直就处于残酷的战争之中。
对于天性崇拜武力的欧洲人来说，日本赢得了他们的赞赏。如同一位葡萄牙耶稣会教士所说，了解日本的人“将它列为东方国家的首位，而且从国土面积、城市数量以及民族的好战和文化等方面，将它与西方国家相比拟”。这种印象曾长久不散，甚至持续到日本人已停止互斗之后：
与那些亚洲国家相比，日本的民族特征显著。尤其是与它的近邻——中国相比较，二者差别甚大。与导致中国人成为专制暴政的牺牲品的那种温顺、驯良、循规蹈矩的性格不同，日本民族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独立精神和荣誉感。
欧洲人习惯于接受陌生的外来人；而日本人却不：
最初，日本人惊讶于那些长着红胡子、蓝眼睛的怪人，但随后便被他们的洋枪与火药的魔力所惊呆了。通过从遥远的热带岛屿以及中国所运来的珍禽异兽，华丽的丝绸与锦缎，日本人开始了解世界到底有多大……通过一定的认识和总结……日本人相信，在海的遥远那一边，一定存在着一个崭新的天地，他们非常渴望了解那个世界的文明。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文明完全不同于孔夫子的那温和的儒家思想，而是能够产生实际效用的文明。那些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们提高了商品的价值，对于充满好奇心的日本人来说，就像是被染上了毒品，陷入了无止境的需求，甚至是一片玻璃或一棵树都具有市场价值……日本人不明白为什么外国贸易能给他们带来收益。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主旨便是，向葡萄牙人学习其富庶和强大，及其文明……
日本人好学是因为他们有无止境的野心与欲望。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他们的统治者是太阳神的后代，他们的国土位于世界的中心。他们认为自己是精选出来的优等民族，武士领主对于整个东亚的占领是理所当然的。长期以来，他们曾在文化上依附于中国，是获取而不是给予，是学生而不是先生。他们的书写符号、书写工具以及很大一部分词语都源自中国。他们在丝绸、瓷器和印刷方面的知识，他们的家具和绘画风格，他们对佛教的信仰，他们的儒家思想——无一不来自中国。但是他们并不因为向人学习就觉得矮人一头；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生来就高中国人一等。
同样，当他们遇见欧洲人时，他们又继续学习别人的先进文明。他们复制欧洲人的武器；他们仿造欧洲人的钟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皈依了基督教。而即便这样，仍旧是自以为优越。
于是，1720年，第一个缺口打开了：幕府同意进口非基督教的书籍。尽管开的这个口子时松时紧，但少量日本人研究西学和发表有关西学的论著，毕竟是路子打开了。这一事态发展导致了西学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之间的冲突；新观念向正统观念挑战，总是如此。所谓的“兰学专家”最初都小心谨慎地避免激起冲突以保护他们的成果；大槻玄泽，《通向荷兰文化的阶梯》（1783年）一书的作者这样说：“荷兰的文化并不完美，但是如果我们能做到取其精华，那它怎么会有害于我们呢？最可悲而可笑的莫过于拒绝汲取异邦文化的优点而墨守成规，不思进取。”
德川幕府的一代又一代将军在位时间短而且无能，继位问题常引起阴谋，形成一批批密谋小集团，向京都方面发出颠覆性的呼吁。同时，外界的压力使幕府一次又一次陷于难堪境地。日本这个社会原本是从来不接纳外人的，西方人留驻日本，引起了不少麻烦。日本的强横的年轻人不止一次地向那些狂妄自大的外国人挑战，袭击他们，这都是为了能让他们清楚谁才是真正的主人。谁是主人？当然不是幕府。面对西方国家所提出的惩办歹徒和赔偿损失的要求，幕府当局只能闪烁其词，敷衍了事，这不论在外国人还是在爱国者的心目中，都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威信。
那该怎么办呢？外国的势力知道自己更有实力，他们不会向暴力屈服。1862年9月，一队萨摩武士袭击了一些英国商人，其中还包括一名欧洲妇女；当证实了幕府不愿也不能让萨摩大名做出赔偿后，英国于1863年8月派出一队军舰，炮击了鹿儿岛城堡。这一课起了作用，萨摩从实际出发，与英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和外交关系，这就直接嘲弄了幕府对外交事务的传统垄断地位。长州藩的情况也是如此。1863年6月25日，是京都的帝国法庭宣布对外夷的“驱逐令”的日子，那些急不可待的长州爱国者们炮轰了驶经下关的美国船只。美日双方交涉了一年仍毫无结果；随后，英、美、法、荷四国为了报复而组成一支由17艘舰船和配备有305门大炮的舰队，于1864年9月驶进下关港，摧毁了所有的防御设施。长州藩屈服了，与萨摩藩一样，向对方求和，并与西方国家建立了直接的友好关系。长州藩和萨摩藩曾一向彼此为敌，这时却联合起来摆脱幕府的统治。
幕府的软弱无能使它声誉扫地。它1854年与美国代表汤森·哈里斯签约，1858年又与欧洲列强签约，这使它完全失去了信用和合法地位。在当时，日本人的信用不等于西方人的信用。他们的道德准则是不同的。一个人所说的话在另一个人那里就是谎言。闪烁其词，幕府也能做到这一点。它可以派下属出去谈判，下属会推托说需要上级的批准。它可以签署协议，但接着就会说这一协议没有得到天皇的认可。简而言之，就是它只是做出承诺却不保证实施；嘴巴上说是但却意指不。这很容易激化冲突。幕府最后只能是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同时还在说：你们西方人有枪，好的，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
日本没有17世纪的英国所享有的控制关税和商业贸易的自主权。更令人苦恼的则是欧洲拒绝有关不平等条约的重新谈判。可是在这一点上，德国起到了模范作用。德国，和日本一样，不久前才艰难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德国也像日本一样，从那样一个经济劣势的起点发展起来，看它走得有多远！大久保利通见到的德国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感触极深。他发现德国人是那么的勤劳，节俭，“朴实”——就像日本的老百姓。他还发现，德国的领导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们全神贯注于壮大国家的实力，他们是19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大久保利通返回日本，就把德国的经验作为日本政府办事的指针。
政府从一些日常的任务着手：建立邮政，实行新历法和时制，普及义务教育（先是男生，随后也包括女生），实施义务兵役制。后两项措施尤其成为新社会的标志。普及教育就普及了知识，这正是教育的使命。但与此同时它也灌输了纪律、服从、守时，以及对天皇的顶礼膜拜（忠君）。这是一个关键，要超越狭隘地方观念和社会等级，养成全体日本国民有别于外国人的民族特性。日历仍用天皇年号，也是要培养对天皇的崇拜。每个学校都有天皇的画像，每到节日来临，全国各地在同一时间举行同样的对这一偶像的参拜仪式。
军队（包括海军）则完成这一使命。在统一的着装和纪律之下，普遍征兵制的实行消除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界限。这增强了国民的荣誉感，也使男子的暴烈阳刚之气大众化。在日本，这意味着参与战争的权利的普遍化与大众化，结束了武士垄断军队的特权（并不是所有的原来的平民都赞赏这一变革。战争和暴力冲突一直都是上层人物的事情，他们为此而享受薪俸。许多由于年龄较大而未能上新平民学校受训的人都问，为什么现在要让他们做这一蠢事。但是他们不会去打仗的）。
在维新元老的心目中，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常备军是富国强兵的前提，而富国强兵则是明治维新的首要目的，有了实力才可以自由，才可以反击欧洲列强的欺凌，才可以用欧洲人对自己的方式去欺负他人。1871年9月，维新后的日本新政府与中国谈判签约。这个条约没有像中国对待西方列强那样给予日本治外法权和商业特权；而是以彼此平等的形式签署的。有了这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第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就会接踵而来。紧接着，日本于1874年入侵“福摩萨”（台湾），这一行动的后果就是确立了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也为后来侵占台湾打下了基础。然后又于1876年，派海军到朝鲜，并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这一带毒的礼物使朝鲜在后来遭受日本侵略时再也得不到中国的保护，而且使日本获得在朝鲜的治外法权和商业特权，这又刺激了它更进一步的欲望和野心。新兴的日本发展壮大起来，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大中国则满目疮痍，而它原先的那种妄自尊大却成为日本的进攻方向。
后来者追上先行者的长途跋涉最需要的还不是钱，而是人才——这些人才要富有想象力和首创精神，懂得规模经济，不仅知道生产方法和机器，而且还通晓生产的组织以及我们如今所说的软件知识。有了这些，资本就会跟上来，发展壮大。
19世纪80年代，政府把它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资本家们。这一决定使政府声望大增：要知道官吏们是很难得承认错误或放弃权力的。官营工厂是低价转让，通常是卖给有交情和有关系的人——虽然不能算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这一措施的确扶持了资本家们，使他们走上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大约就是在这期间，棉纺织工业从手工纺织发展到机器生产。在1886-1894年间，共新建了33家棉纺厂，其中一半以上都位于大阪地区；棉纱的总产值在1886-1897年间增加约14倍，从1200万日元猛增至17600万日元。在1899年，日本的棉纺厂总产量大约是35500万磅棉纱；而到1913年就增至67200万磅。这一结果就是日本从棉纺的进口国一跃而成为一个棉纱出口国。在1886年，日本所需棉纱的62%都来自进口；1902年停止了棉纱进口，而到1913年，世界棉纱的出口量有1/4都出产于日本，日本在第三市场上已构成对英国的一大威胁，在这一点上类似于印度而更甚于印度。
日本轻松地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掩饰了它在工业上的稚嫩和经验不足，它几乎在还没有完全习惯蒸汽机时就开始了发电和电的利用。日本于1878年就首次点燃了弧光灯。参与这一试验的有藤冈市助，他是日本工部大学的教师。工部大学是一所创建于1877年的工科学校，后来并入东京大学。通过多年的钻研和实践，藤冈发觉有必要建立一个中央发电站，并寻求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他拜会的第一位企业家拒绝了他的请求后，他转而寻找一位当大官的同乡的支持。那位官员让他与一位敢冒风险的资本家合作，于是这二人就筹建起一个财团，它有64名投资者，其中包括旧贵族、与官方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以及财大气粗的外省的商人们。就这样，东京电灯公司诞生了。最初它只为工厂、商行或造船厂制造发电和照明设备。从1887年开始，它为普通民众供电。也就在同一年内，大阪、京都以及神户都成立了这样的公司；两年后，在名古屋和横滨也相继建立——到1896年已成立了33家公司。到1920年，电动机已占日本工业动力设施的52.3%。美国这一数字在1919年是31.6%，1929年才达到53%。英国则更慢一些，在1924年也只占28.3%。在能源和动力方面，日本已做到了后来居上。
这是一个好的，颇具教育意义的故事。但是导致日本获得一系列成功的另一个方面，却没有吸引到那些著名历史学家们的注意力：是劳动者的苦难才使之成为了可能。早期工业化发展的记录，不可避免地与艰苦的工作和菲薄的报酬相关联，更不用说还有剥削。我用“剥削”这个词，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工资低于产值的意思（要不然资本怎能得到它的回报？），而是出于另一种意思，即压迫那些不能说不的人们，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奴隶以及准奴隶（被迫订了契约的劳工）。
在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紧随英国之后，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它们自己的劳工问题和矛盾，虽然不是那么严峻，那大都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告诫，能够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颁布劳动保护法。相形之下，日本则是匆忙奔入原始的、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乡村工业已经呈现可耻的剥削景象，像英国一样，但又较之更甚。为什么我要说“更甚”？因为日本的家庭工能够而且也愿意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那样单调乏味的艰苦劳动会让即使是很温顺的英国纺织工人和花边工人也起来反抗。举个例子，日本人就没有休息日，没有安息日。他们为什么需要休息？动物就没有什么休息日。由于工人视休闲重于收入而在劳动力供应曲线上造成的下降，在日本不曾是一个严重问题。
为什么没有？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日本人的集团精神；一个好逸恶劳、吊儿郎当的工人不仅会伤害自己，也会造成对家人的伤害。还有国家——不要忘了国家。大多数日本农民和工人最初都没有国家的概念；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他们很少会有国家意识。这就是维新后的日本帝国所要做的首件大事：向日本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并将这种精神贯彻进工作中去。学校教育的一大部分时间用于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在一个没有正规的宗教教育和礼俗的国家里，学校就是进行道德品质和伦理教育的殿堂。1930年的教科书中写道：“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严格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保持家庭良好的秩序，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还有勤俭节约这一条。
日本人则将这种农民的心态推到了极限。在过去，社会贫穷，百姓节衣缩食。人们以稻米为生，在较寒冷地区则以黍米和大麦为生。1649年的鸡庵敕令禁止农民吃他们自己耕种的稻米，而命令他们以“黍、蔬菜及其他粗粮为生”。可以有一点动物蛋白——一些鸡肉或海产品。可以吃鱼的一部分（包括头、皮、骨头和尾巴），还有海洋里的藻类植物、浮游生物等。甚至到现在，日本人所体现出来的广泛口味，也可以证实旧时岁月食物的匮乏和穷凑合。
所有的事情都被算在计划上了。你要放松一下自己吗？那就回家去在自己的土地上倒空自己的饭碗。劳动的分工？时间和工作太宝贵了，当母亲的人也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对婴儿的照料和对自己的保养上（甚至是刚生完孩子之后）。大一些的孩子可以照顾年幼的孩子；小孩们可以尽早地学会一门手艺。一小段丝线，甚至是一小块棉布，都可以拾回来以卖给收废品的人，可以换得几钱（1日元=100钱）。那些老得不能再劳动只留一张嘴吃饭的老人，最好是早些归天。这种家庭形式，其实是棉纺织厂的缩影，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人们榨取利益的来源。
纺织厂支付给女工们的工资少得可怜；扣除食宿费用后（住处通常只是机器间搁放着的一块木板，或是在拥挤的宿舍里只能有一点睡觉地方的榻榻米），女孩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还清她父亲在送她进厂时拿走的那笔预付金。1898年对62家棉纺厂的调查表明，女工们的月平均工资只是4.05元，男工则是6.83元——男女平均为4.67日元。即使是印度工人也比他们挣得多一些，几乎有他们的一倍：对印度7家纺织厂的调查显示他们工人的工资一般相当于8.07到9.18日元。
主要问题还不在于工人工资微薄，而是在他们所创造的边际产值：日本的劳动力干得很出色。有人曾说，在新兴工业或是处在工业化前期的国家中，低工资代表着低生产率，但这在日本却不可能得到证实。只要有不断的农村人手涌向工业，工厂主们就会有更大的收益：既廉价而又勤劳肯干的劳动力，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群体和家庭尽心尽力。一位妇女回忆道：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开始在点了灯的工厂里干活，一直干到夜里10点钟。下工后，累得站都站不住。有时，当我们加夜班时，他们偶尔会给我们一块山药吃。每天晚上，等到我们梳洗完后已是深夜11点了。冬天里没有火炉，所以我们不得不拥在一块儿挤着睡觉以御寒。有几个女孩子跑回家乡去了。据说，以前的女工更苦。第一年，我们领不到钱。第二年，我得到了35元，第三年是50元……女人的生活真是难以忍受、太可怕了。
关键在于农村的活计和生活更苦，至少是在体力上。对家庭的忠诚也是一个因素。那些当年在诹访湖周围（该地如今是一个电子工业中心）的缫丝厂和棉纺厂做工的可怜的年轻女工们竭尽全力地积攒以奉养她们的父母。她们沿着危险的山路，踏着深以没膝的积雪步行回家，为防止掉进深渊，她们彼此之间都用绳索绑在一起。当多年之后再回顾这些可怕的岁月，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只回忆好的方面。这是幸存者们的很自然的反应——我们想忘掉那些痛苦；我们只想“强调肯定的方面”。埃涅阿斯对他绝望而沮丧的战友说道：总有一天你会快乐地回忆起这些事情的。
在日本政府所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方针下，正是日本人的这种工作精神，以及个人的人生价值准则，才使所谓的日本经济奇迹的实现成为了可能。好像全体国民都以昔日的武士价值观——陈腐的“武士道”精神为道德准则。当然，认为这种信念已完全普及是不对的，但是要真正理解日本人的表现，就必须对这种由文化决定的人力资本价值有所认识。正是靠了这样的国民性格，日本才得以卓有成效地采用西方技术，使经济由小到大，从民众身上索取到非凡的产值，而倘若是在别的社会，民众早就会忍受不了而出现大规模的怠工和逃亡。有些人不理解日本军人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还表现出那样的顽抗，将这一行径归因于军人的狂热和一时的自杀冲动，这没有说到正点上。这是一个崇尚“仁义忠孝”集体义务精神的国家，这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格格不入。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个人主义非常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不仅仅是在欧洲，像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也是如此。但是一旦日本人找到了他们所想走的路，他们的集体价值观就起到了难以置信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自以为科学的史学界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以为今天的优点一定也会是明天的优点，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因素也会永远起积极的作用。历史并不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处于起跑和突破阶段的经济，在需要具备的条件方面，不同于那些已处于领先和疾驶地位的经济。日本经济的成功在于，它在德川幕府时期成功地反对了僵化和怀旧，而在明治维新及其以后时期做到了举国上下全力以赴。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有不同的战略。
对于天性崇拜武力的欧洲人来说，日本赢得了他们的赞赏。如同一位葡萄牙耶稣会教士所说，了解日本的人“将它列为东方国家的首位，而且从国土面积、城市数量以及民族的好战和文化等方面，将它与西方国家相比拟”。这种印象曾长久不散，甚至持续到日本人已停止互斗之后：
与那些亚洲国家相比，日本的民族特征显著。尤其是与它的近邻——中国相比较，二者差别甚大。与导致中国人成为专制暴政的牺牲品的那种温顺、驯良、循规蹈矩的性格不同，日本民族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独立精神和荣誉感。
欧洲人习惯于接受陌生的外来人；而日本人却不：
最初，日本人惊讶于那些长着红胡子、蓝眼睛的怪人，但随后便被他们的洋枪与火药的魔力所惊呆了。通过从遥远的热带岛屿以及中国所运来的珍禽异兽，华丽的丝绸与锦缎，日本人开始了解世界到底有多大……通过一定的认识和总结……日本人相信，在海的遥远那一边，一定存在着一个崭新的天地，他们非常渴望了解那个世界的文明。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文明完全不同于孔夫子的那温和的儒家思想，而是能够产生实际效用的文明。那些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们提高了商品的价值，对于充满好奇心的日本人来说，就像是被染上了毒品，陷入了无止境的需求，甚至是一片玻璃或一棵树都具有市场价值……日本人不明白为什么外国贸易能给他们带来收益。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主旨便是，向葡萄牙人学习其富庶和强大，及其文明……
日本人好学是因为他们有无止境的野心与欲望。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他们的统治者是太阳神的后代，他们的国土位于世界的中心。他们认为自己是精选出来的优等民族，武士领主对于整个东亚的占领是理所当然的。长期以来，他们曾在文化上依附于中国，是获取而不是给予，是学生而不是先生。他们的书写符号、书写工具以及很大一部分词语都源自中国。他们在丝绸、瓷器和印刷方面的知识，他们的家具和绘画风格，他们对佛教的信仰，他们的儒家思想——无一不来自中国。但是他们并不因为向人学习就觉得矮人一头；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生来就高中国人一等。
同样，当他们遇见欧洲人时，他们又继续学习别人的先进文明。他们复制欧洲人的武器；他们仿造欧洲人的钟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皈依了基督教。而即便这样，仍旧是自以为优越。
于是，1720年，第一个缺口打开了：幕府同意进口非基督教的书籍。尽管开的这个口子时松时紧，但少量日本人研究西学和发表有关西学的论著，毕竟是路子打开了。这一事态发展导致了西学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之间的冲突；新观念向正统观念挑战，总是如此。所谓的“兰学专家”最初都小心谨慎地避免激起冲突以保护他们的成果；大槻玄泽，《通向荷兰文化的阶梯》（1783年）一书的作者这样说：“荷兰的文化并不完美，但是如果我们能做到取其精华，那它怎么会有害于我们呢？最可悲而可笑的莫过于拒绝汲取异邦文化的优点而墨守成规，不思进取。”
德川幕府的一代又一代将军在位时间短而且无能，继位问题常引起阴谋，形成一批批密谋小集团，向京都方面发出颠覆性的呼吁。同时，外界的压力使幕府一次又一次陷于难堪境地。日本这个社会原本是从来不接纳外人的，西方人留驻日本，引起了不少麻烦。日本的强横的年轻人不止一次地向那些狂妄自大的外国人挑战，袭击他们，这都是为了能让他们清楚谁才是真正的主人。谁是主人？当然不是幕府。面对西方国家所提出的惩办歹徒和赔偿损失的要求，幕府当局只能闪烁其词，敷衍了事，这不论在外国人还是在爱国者的心目中，都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威信。
那该怎么办呢？外国的势力知道自己更有实力，他们不会向暴力屈服。1862年9月，一队萨摩武士袭击了一些英国商人，其中还包括一名欧洲妇女；当证实了幕府不愿也不能让萨摩大名做出赔偿后，英国于1863年8月派出一队军舰，炮击了鹿儿岛城堡。这一课起了作用，萨摩从实际出发，与英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和外交关系，这就直接嘲弄了幕府对外交事务的传统垄断地位。长州藩的情况也是如此。1863年6月25日，是京都的帝国法庭宣布对外夷的“驱逐令”的日子，那些急不可待的长州爱国者们炮轰了驶经下关的美国船只。美日双方交涉了一年仍毫无结果；随后，英、美、法、荷四国为了报复而组成一支由17艘舰船和配备有305门大炮的舰队，于1864年9月驶进下关港，摧毁了所有的防御设施。长州藩屈服了，与萨摩藩一样，向对方求和，并与西方国家建立了直接的友好关系。长州藩和萨摩藩曾一向彼此为敌，这时却联合起来摆脱幕府的统治。
幕府的软弱无能使它声誉扫地。它1854年与美国代表汤森·哈里斯签约，1858年又与欧洲列强签约，这使它完全失去了信用和合法地位。在当时，日本人的信用不等于西方人的信用。他们的道德准则是不同的。一个人所说的话在另一个人那里就是谎言。闪烁其词，幕府也能做到这一点。它可以派下属出去谈判，下属会推托说需要上级的批准。它可以签署协议，但接着就会说这一协议没有得到天皇的认可。简而言之，就是它只是做出承诺却不保证实施；嘴巴上说是但却意指不。这很容易激化冲突。幕府最后只能是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同时还在说：你们西方人有枪，好的，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
日本没有17世纪的英国所享有的控制关税和商业贸易的自主权。更令人苦恼的则是欧洲拒绝有关不平等条约的重新谈判。可是在这一点上，德国起到了模范作用。德国，和日本一样，不久前才艰难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德国也像日本一样，从那样一个经济劣势的起点发展起来，看它走得有多远！大久保利通见到的德国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感触极深。他发现德国人是那么的勤劳，节俭，“朴实”——就像日本的老百姓。他还发现，德国的领导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们全神贯注于壮大国家的实力，他们是19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大久保利通返回日本，就把德国的经验作为日本政府办事的指针。
政府从一些日常的任务着手：建立邮政，实行新历法和时制，普及义务教育（先是男生，随后也包括女生），实施义务兵役制。后两项措施尤其成为新社会的标志。普及教育就普及了知识，这正是教育的使命。但与此同时它也灌输了纪律、服从、守时，以及对天皇的顶礼膜拜（忠君）。这是一个关键，要超越狭隘地方观念和社会等级，养成全体日本国民有别于外国人的民族特性。日历仍用天皇年号，也是要培养对天皇的崇拜。每个学校都有天皇的画像，每到节日来临，全国各地在同一时间举行同样的对这一偶像的参拜仪式。
军队（包括海军）则完成这一使命。在统一的着装和纪律之下，普遍征兵制的实行消除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界限。这增强了国民的荣誉感，也使男子的暴烈阳刚之气大众化。在日本，这意味着参与战争的权利的普遍化与大众化，结束了武士垄断军队的特权（并不是所有的原来的平民都赞赏这一变革。战争和暴力冲突一直都是上层人物的事情，他们为此而享受薪俸。许多由于年龄较大而未能上新平民学校受训的人都问，为什么现在要让他们做这一蠢事。但是他们不会去打仗的）。
在维新元老的心目中，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常备军是富国强兵的前提，而富国强兵则是明治维新的首要目的，有了实力才可以自由，才可以反击欧洲列强的欺凌，才可以用欧洲人对自己的方式去欺负他人。1871年9月，维新后的日本新政府与中国谈判签约。这个条约没有像中国对待西方列强那样给予日本治外法权和商业特权；而是以彼此平等的形式签署的。有了这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第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就会接踵而来。紧接着，日本于1874年入侵“福摩萨”（台湾），这一行动的后果就是确立了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也为后来侵占台湾打下了基础。然后又于1876年，派海军到朝鲜，并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这一带毒的礼物使朝鲜在后来遭受日本侵略时再也得不到中国的保护，而且使日本获得在朝鲜的治外法权和商业特权，这又刺激了它更进一步的欲望和野心。新兴的日本发展壮大起来，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大中国则满目疮痍，而它原先的那种妄自尊大却成为日本的进攻方向。
后来者追上先行者的长途跋涉最需要的还不是钱，而是人才——这些人才要富有想象力和首创精神，懂得规模经济，不仅知道生产方法和机器，而且还通晓生产的组织以及我们如今所说的软件知识。有了这些，资本就会跟上来，发展壮大。
19世纪80年代，政府把它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资本家们。这一决定使政府声望大增：要知道官吏们是很难得承认错误或放弃权力的。官营工厂是低价转让，通常是卖给有交情和有关系的人——虽然不能算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这一措施的确扶持了资本家们，使他们走上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大约就是在这期间，棉纺织工业从手工纺织发展到机器生产。在1886-1894年间，共新建了33家棉纺厂，其中一半以上都位于大阪地区；棉纱的总产值在1886-1897年间增加约14倍，从1200万日元猛增至17600万日元。在1899年，日本的棉纺厂总产量大约是35500万磅棉纱；而到1913年就增至67200万磅。这一结果就是日本从棉纺的进口国一跃而成为一个棉纱出口国。在1886年，日本所需棉纱的62%都来自进口；1902年停止了棉纱进口，而到1913年，世界棉纱的出口量有1/4都出产于日本，日本在第三市场上已构成对英国的一大威胁，在这一点上类似于印度而更甚于印度。
日本轻松地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掩饰了它在工业上的稚嫩和经验不足，它几乎在还没有完全习惯蒸汽机时就开始了发电和电的利用。日本于1878年就首次点燃了弧光灯。参与这一试验的有藤冈市助，他是日本工部大学的教师。工部大学是一所创建于1877年的工科学校，后来并入东京大学。通过多年的钻研和实践，藤冈发觉有必要建立一个中央发电站，并寻求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他拜会的第一位企业家拒绝了他的请求后，他转而寻找一位当大官的同乡的支持。那位官员让他与一位敢冒风险的资本家合作，于是这二人就筹建起一个财团，它有64名投资者，其中包括旧贵族、与官方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以及财大气粗的外省的商人们。就这样，东京电灯公司诞生了。最初它只为工厂、商行或造船厂制造发电和照明设备。从1887年开始，它为普通民众供电。也就在同一年内，大阪、京都以及神户都成立了这样的公司；两年后，在名古屋和横滨也相继建立——到1896年已成立了33家公司。到1920年，电动机已占日本工业动力设施的52.3%。美国这一数字在1919年是31.6%，1929年才达到53%。英国则更慢一些，在1924年也只占28.3%。在能源和动力方面，日本已做到了后来居上。
这是一个好的，颇具教育意义的故事。但是导致日本获得一系列成功的另一个方面，却没有吸引到那些著名历史学家们的注意力：是劳动者的苦难才使之成为了可能。早期工业化发展的记录，不可避免地与艰苦的工作和菲薄的报酬相关联，更不用说还有剥削。我用“剥削”这个词，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工资低于产值的意思（要不然资本怎能得到它的回报？），而是出于另一种意思，即压迫那些不能说不的人们，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奴隶以及准奴隶（被迫订了契约的劳工）。
在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紧随英国之后，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它们自己的劳工问题和矛盾，虽然不是那么严峻，那大都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告诫，能够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颁布劳动保护法。相形之下，日本则是匆忙奔入原始的、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乡村工业已经呈现可耻的剥削景象，像英国一样，但又较之更甚。为什么我要说“更甚”？因为日本的家庭工能够而且也愿意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那样单调乏味的艰苦劳动会让即使是很温顺的英国纺织工人和花边工人也起来反抗。举个例子，日本人就没有休息日，没有安息日。他们为什么需要休息？动物就没有什么休息日。由于工人视休闲重于收入而在劳动力供应曲线上造成的下降，在日本不曾是一个严重问题。
为什么没有？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日本人的集团精神；一个好逸恶劳、吊儿郎当的工人不仅会伤害自己，也会造成对家人的伤害。还有国家——不要忘了国家。大多数日本农民和工人最初都没有国家的概念；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他们很少会有国家意识。这就是维新后的日本帝国所要做的首件大事：向日本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并将这种精神贯彻进工作中去。学校教育的一大部分时间用于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在一个没有正规的宗教教育和礼俗的国家里，学校就是进行道德品质和伦理教育的殿堂。1930年的教科书中写道：“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严格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保持家庭良好的秩序，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还有勤俭节约这一条。
日本人则将这种农民的心态推到了极限。在过去，社会贫穷，百姓节衣缩食。人们以稻米为生，在较寒冷地区则以黍米和大麦为生。1649年的鸡庵敕令禁止农民吃他们自己耕种的稻米，而命令他们以“黍、蔬菜及其他粗粮为生”。可以有一点动物蛋白——一些鸡肉或海产品。可以吃鱼的一部分（包括头、皮、骨头和尾巴），还有海洋里的藻类植物、浮游生物等。甚至到现在，日本人所体现出来的广泛口味，也可以证实旧时岁月食物的匮乏和穷凑合。
所有的事情都被算在计划上了。你要放松一下自己吗？那就回家去在自己的土地上倒空自己的饭碗。劳动的分工？时间和工作太宝贵了，当母亲的人也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对婴儿的照料和对自己的保养上（甚至是刚生完孩子之后）。大一些的孩子可以照顾年幼的孩子；小孩们可以尽早地学会一门手艺。一小段丝线，甚至是一小块棉布，都可以拾回来以卖给收废品的人，可以换得几钱（1日元=100钱）。那些老得不能再劳动只留一张嘴吃饭的老人，最好是早些归天。这种家庭形式，其实是棉纺织厂的缩影，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人们榨取利益的来源。
纺织厂支付给女工们的工资少得可怜；扣除食宿费用后（住处通常只是机器间搁放着的一块木板，或是在拥挤的宿舍里只能有一点睡觉地方的榻榻米），女孩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还清她父亲在送她进厂时拿走的那笔预付金。1898年对62家棉纺厂的调查表明，女工们的月平均工资只是4.05元，男工则是6.83元——男女平均为4.67日元。即使是印度工人也比他们挣得多一些，几乎有他们的一倍：对印度7家纺织厂的调查显示他们工人的工资一般相当于8.07到9.18日元。
主要问题还不在于工人工资微薄，而是在他们所创造的边际产值：日本的劳动力干得很出色。有人曾说，在新兴工业或是处在工业化前期的国家中，低工资代表着低生产率，但这在日本却不可能得到证实。只要有不断的农村人手涌向工业，工厂主们就会有更大的收益：既廉价而又勤劳肯干的劳动力，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群体和家庭尽心尽力。一位妇女回忆道：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开始在点了灯的工厂里干活，一直干到夜里10点钟。下工后，累得站都站不住。有时，当我们加夜班时，他们偶尔会给我们一块山药吃。每天晚上，等到我们梳洗完后已是深夜11点了。冬天里没有火炉，所以我们不得不拥在一块儿挤着睡觉以御寒。有几个女孩子跑回家乡去了。据说，以前的女工更苦。第一年，我们领不到钱。第二年，我得到了35元，第三年是50元……女人的生活真是难以忍受、太可怕了。
关键在于农村的活计和生活更苦，至少是在体力上。对家庭的忠诚也是一个因素。那些当年在诹访湖周围（该地如今是一个电子工业中心）的缫丝厂和棉纺厂做工的可怜的年轻女工们竭尽全力地积攒以奉养她们的父母。她们沿着危险的山路，踏着深以没膝的积雪步行回家，为防止掉进深渊，她们彼此之间都用绳索绑在一起。当多年之后再回顾这些可怕的岁月，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只回忆好的方面。这是幸存者们的很自然的反应——我们想忘掉那些痛苦；我们只想“强调肯定的方面”。埃涅阿斯对他绝望而沮丧的战友说道：总有一天你会快乐地回忆起这些事情的。
在日本政府所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方针下，正是日本人的这种工作精神，以及个人的人生价值准则，才使所谓的日本经济奇迹的实现成为了可能。好像全体国民都以昔日的武士价值观——陈腐的“武士道”精神为道德准则。当然，认为这种信念已完全普及是不对的，但是要真正理解日本人的表现，就必须对这种由文化决定的人力资本价值有所认识。正是靠了这样的国民性格，日本才得以卓有成效地采用西方技术，使经济由小到大，从民众身上索取到非凡的产值，而倘若是在别的社会，民众早就会忍受不了而出现大规模的怠工和逃亡。有些人不理解日本军人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还表现出那样的顽抗，将这一行径归因于军人的狂热和一时的自杀冲动，这没有说到正点上。这是一个崇尚“仁义忠孝”集体义务精神的国家，这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格格不入。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个人主义非常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不仅仅是在欧洲，像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也是如此。但是一旦日本人找到了他们所想走的路，他们的集体价值观就起到了难以置信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自以为科学的史学界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以为今天的优点一定也会是明天的优点，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因素也会永远起积极的作用。历史并不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处于起跑和突破阶段的经济，在需要具备的条件方面，不同于那些已处于领先和疾驶地位的经济。日本经济的成功在于，它在德川幕府时期成功地反对了僵化和怀旧，而在明治维新及其以后时期做到了举国上下全力以赴。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有不同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