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学：政治哲学、宣传与历史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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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早年没有料到自己后来的成就，没有准备政治宣传以外的东西。等到需要奠定理论基础的时候，她在社会上的名誉已经太大、政治上的立场已经凝固。在这种情况下，她无法考虑修正自己原先说过的话，动摇徒子徒孙的忠诚和信念。” ——刘仲敬《安兰德传》

0. 谈谈方法：
阿姨曾直言不讳自比几百年前的英国 “小册子作家”。刘仲敬的专业是英国史，自然对 “小册子” 这个行业有着外行无法相比的认识。熟悉阿姨学的人都知道他蔑视辩论，强调宣传，而对辩论与宣传的区分则是小册子研究的基础。这篇文章的研究对象是阿姨学，不是刘仲敬的一切文本：他的博士论文绝无可能是阿姨学的一部分，否则他绝对毕不了业；再如他在某些正式场合的政治正确之语，也与阿姨学不相干；他对前苏和民国人物的评传也不是历史学（传记学和史学的区别：对前者而言背景被接受为现成的，对后者而言背景本身是争论焦点和对象。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的故事只是传记，而同时代一个普通磨坊主的生平研究若能折射出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就是史学）。这些文字虽是刘仲敬所写，对阿姨学而言却无关紧要。按照阿姨自己的说法，唯一重要的是 “解释体系” 和搭建这些解释体系的概念。历史学对 “文本” 的研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原因在于很多“文本”属性模糊不清。然而一旦认定某些文本是意识形态宣传小册子，研究方法就已被这种文本特征所限定。刘仲敬对剑桥学派那一套显然是有所了解的（见本文第二部分），对于将小册子文本当作言语行为（speech-act）来研究应该不会意外。
言语行为论绝非研究一切政治作品的最佳途径，却是研究意识形态话语的不二法门。波考克提醒过其同事们：不能用解读伯克的方法来解读霍布斯，小册子宣传和政治理论是两回事。假如你翻开《独裁者手册》这种只讲权力的结构及其运作原理且对“自由”等概念的 “真正意义” 不屑一顾的作品，就应当将其观点视作有待判断真假的“命题”。对于此类作品只有政治学模型研究才有价值，史料对错与作者意图都不重要（也只有严格的理论才配称“材料错误无法击溃理论大厦”）。相反，假如一本书旨在作意识形态修辞宣传，我们就不能将其视作命题，因为这些话语纯属无意义（nonsense）。它们不是真或假的，从命题的观点看：意识形态修辞无意义，连被判为真或假的资格都没有。这种文本在政治学上是价值不是零，而是负的。如阿姨自己所说：明知故犯的意识形态诱导 “不是为增加外行的政治理解力，而是让他们忘记自身的真实处境”，也就是洗脑。从历史的观点看：意识形态修辞虽无意义，却能借一定的语境发挥语效。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剑桥学派的 “语境” 并不是指同时代，而是指这些意识形态词汇获得意义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极可能与其施力的事件之间有很大的时代错乱，甚至出自凭空杜撰。而时代错乱的根源在于语义断裂被遮蔽了（剑桥学派的工作之一就是将表面上连续的历史被揭露为断裂的语义史）。因此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小册子（例如阿姨学）的 “语境” 时，连接到的恰恰不是21世纪的中国语境，而是些奇怪的时空或文本穿越。阿姨自己承认其语境源自十九世纪史学，认为当代的史学专业研究只是 “考据” 的 “史农”，并对学院派多次表示了鄙视。这看似坐实了一些人对他的抨击：“刘仲敬是个民间史学家。”而本文要指出的是：阿姨学的所谓“解释体系”，多是对近五十年来史学观点的有意删改。这样一种文本实践必然充满自相矛盾，阿姨也常为自己的诸多矛盾辩护，甚至赞美 “有机的矛盾”，直言不讳 “逻辑一致的思想是病态的”。而本文要指出的是：阿姨学中“自相矛盾”的文本，在服务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幻觉的根本目的上皆无矛盾。如果你觉得矛盾，那说明你没将阿姨学当作小册子宣传来研究，更没理解阿姨的意图。斯金纳年仅29岁时写出一篇被后世称为“剑桥学派宣言”的文章 http://philpapers.org/rec/SKIMAU ，谈到我们不能预设政治思想家的文本都是自洽的，有时我们必须承认它们自相矛盾。然而斯金纳毕竟民哲，也是图样图森破：意识形态的 “意义” 并非语言哲学的那个 “意义”（前者在后者看来恰是nonsense），而是修辞营造的幻觉。如果无所谓逻辑，何来的矛盾？世间最常见的逻辑错误就是误用“逻辑”这个词。其次，剑桥学派的涉猎范围主要是英语世界，而在英语政治思想史上，意识形态话语确实多有着较明确的现实政治意图，然而这不能从理论上排除以意识形态本身为目的的可能。想想从 “十九世纪对十八世纪的反动” 直到海德格尔 “是希特勒背叛了我，除非他先向我道歉。”——不是为政治而意识形态，而是为意识形态而政治。在斯宾格勒的故乡，现实与虚幻、功利与浪漫的地位颠倒了，以言行事论这种骨子里透着英美实用主义味道的哲学，岂可直接照搬来解释来自德国的大师。
倘若一门政治思想的意图完全没落在现实政治上，而是落在了意识形态上，那么看似再矛盾的文本，从理论上讲都必然能被毫无矛盾地理解。如果你达不到这种理解，那只能说明你在方法上仍被理性自利人的现实主义政治模型左右，在价值观上仍被 “幸福-痛苦” 的功利之维主宰；你太正常了，以至于对“什么是正常”缺乏界限意识，也就无法理解疯狂。
意识形态研究注定是对谬误的研究，只有在谬误中人才会暴露自己。刘仲敬的正确之处并无特色，阿姨犯下的系统性错误才勾勒出了阿姨学的轮廓。然而人毕竟是有语言的动物，有语言则必然追求逻辑自洽。这也构成了姨教徒的通病：他们将阿姨的话奉为真理，而真理总是自洽的。这也回答一个在开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谁是姨教徒？——将阿姨学视作“真实”或某种“解释体系”的都是姨教徒：任何解释体系都是关于历史真实的解释体系，然而对待阿姨学的正确方法，只能将其视作宣传。姨教徒会思考阿姨自相矛盾的话语和 “理论” 该如何解释，是否该视情况舍弃某一部分，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舍弃哪部分。甚至出现了一种奇葩现象：许多姨教徒自以为不是姨教徒，自认为能 “批判地” 提炼出姨学 “核心”。还有姨教徒将阿姨学中的概念作出悖离寻常语义的解释，似乎这样就“合逻辑”了，殊不知阿姨煞费苦心故意使用这些词汇正是为了利用它的寻常语义来作宣传。

1. 组织资源
贯穿阿姨学的一个概念就是“组织资源”，而且无论在何种时代，阿姨都采用了地方主义的组织资源。这绝不是因为他缺乏广阔的视野：恰恰相反，阿姨格局极大，常持一种真·国际主义立场：让邪恶占据一些地区产生威胁是好事，这样能营造紧迫的局势，逼迫另一些地区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格局如此之大的阿姨却将人类从古至今所有时代的“组织资源”都限定在保守主义的土豪、封建、城邦、民族，显然是不正常的。
阿姨要求 “事先的全局理解”，然而史学学者刘仲敬深知史学反对任何统一的解释。“历史哲学” 注定是伪学科。不借助模型人就无法看清社会，然而每个时代都有独属于它的模型及独有的用以构建模型的概念。历史学中不存在方法先行，每个时代都有最适合它的方法，方法与对象在相互磨砺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彼此。任何解释模式都依赖概念，语言却不断变迁：最不稳定的语言是意识形态概念，例如 “民主” 这个词的歧义曾经大到妨碍交流的地步。日常语言具备意识形态话语所没有的稳定性，你不可能把 “十年徒刑” 通过 “解释学” 变成八年；朝鲜的十年徒刑虽和挪威的十年徒刑极为不同，但未来历史学家总能区分二者。人类语言中最稳定的是物理语言，但即便物理语言也只在当前的历史研究中显得稳定：地球时代的历史学家只需在牛顿时空观下做交通史研究，几千年后的历史学者若不掌握相对论的时空计算法则，是不可能研究银河联邦的历史的。
阿姨强调的“组织资源”属于最不稳定的语言：每个社会都有很多种组织资源，不同的人对它的想象完全不同。只有这样的词能用来构建 “经学”、“历史哲学” 等伪学科。阿姨认为现代的组织资源被政府垄断，比过去弱。这只是他的宣传。古代以“土豪”为核的组织资源极为贫乏，只局限在村社规模。这种规模的组织不可能与在全国都掌握资源政府抗衡。组织资源的力度完全取决于地理上的联动程度，在现代国家任何地方主义组织资源都不堪一击。阿姨是学英国史的，但他没谈过英国史上的乱世中确有过地方主义 “组织” 的典范：英国内战期间许多地区都有一种叫 “clubmen” 的人，邻居们拿起农具团结自保。然而这种组织资源与更现代的资源比效果如何？阿姨说它是 “密封水仓”，然而1642-1651年不列颠人口减少了5%，该比例超过了1789-1802的法国革命和20世纪远程杀伤武器和总动员战争模式下的国共内战、韩战。阿姨认为地方主义越强，在战乱中就越能提供类似“密封水仓”，若做共时性横向比较，在比英国更分裂的德意志地区，三十年战争令全境人口损失1/3，一些小邦人口损失过半。平克这本书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595793/ 说明了小共同体那点儿组织资源何其脆弱，以及为何现代战争和屠杀尽管疯狂残酷，死亡人数占比例一般都小于古代。阿姨虚构出了一个 “散沙”，再拿小共同体那点可怜的组织和无组织的“散沙”相比（理想状态的 “散沙” 不存在），就像在细沙里看到了一粒比较大的沙石就以为是巨岩。
现代社会的组织是跨地区的。更重要的是：当韦伯式国家的力量伸展到了全境，组织资源的规模也必须伸展到全境，否则就不堪一击。当今小共同体只是在对内 “自治” 上比较厉害而已。最初的全境规模的组织资源叫什么？阶级。你姨的专业是英国史，但他不会告诉你彼得·拉斯莱特为何认定在1901年维多利亚驾崩前的英国其实只有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那是因为在1901之前只有统治阶级做到了全国联合，一切被统治 “阶层” 都尚未做到全国规模的联合。不过阶级可是 “左派” 的组织资源。随着大众民主的到来（文化上的）阶级的消解并没有弱化组织资源，而是铸造了全民规模的共识政治。这种组织资源是最强的，既然这些现代组织资源强度远胜地方主义，阿姨为何不提倡呢？因为这些较强的组织资源，要么需要依赖他所厌恶的左派意识形态，要么会滑向意识形态的消解。
阿姨认为意识形态的消解必然导致人们陷入 “短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囚徒困境”，被一种叫 “政府” 的密不透风、绝对团结的神秘如单子般的实体各个击破。他能得出这种答案，并非对政治学无知，而是为吓唬你们投身意识形态。政治学根本无需意识形态来解释 “执法者为何守法” 问题。认为法律的效力源自它被奠基在神圣宪法之上，仿佛宪法是一种具有神力的符咒，是不入流的迷信。迷信总诞生于对力量赖以运作的真实原理的无知。立法者为何不能订立特权法律？没有任何英美议员会提案“议员工资涨百倍”，尽管这提案并不违宪。执法者为何守法？这是出于每个执法者对其他人的行为预期（expectation）。“预期” 概念是现代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以这个概念可以对一切法治社会进行人治解释。从政治学观点看，法治和人治的区分也是外行说法：法治就是每个甲都预期（expect）有乙会出于自利在甲违法时控告甲的人治。阿姨中葛兰西的毒太深，将 “国家”、“政府” 及其暴力机关视作铁板一块，若真如此，世上一切国家必然都是专制国家，区别只在仁慈和残酷的专制，这显然不合现实。为何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敢称帝？没有一个总统傻到预期军队会支持他，没有一位将军傻到预期他的手下们会服从政变命令，而非逮捕他去国会邀功名垂青史。每个人都知道称帝之路九死一生，那自然无人敢称帝。在每个人都预期有他人会出于自利阻止其违法行为的社会，根本不会出现“短视版马基雅维利囚徒困境”，谁若短视倒霉的也只有他自己一人。
“法统” 也不是政治学概念。阿姨认为不谈法统就无法区分僭主和君主，借亚里士多德之名为他背书。然而亚氏论僭主的重点在于解剖其行为策略，且不止一处说过民选的僭主其实合法。阿姨将亚氏对君主 / 僭主的区分判定从政治的偷换成了意识形态的。根据亚氏，斯大林是僭主而戈尔巴就不一定；但若按照 “法统”，所有前苏领导人都一样、没区别。再说Tyrannus这个词就如Rex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贬义，也绝非全无功绩。庇西特拉图行了梭伦的法、削弱了地方主义和贵族、促进了雅典民主；希腊只有一个城邦从未经历僭主期，永远地僵化在了军事贵族制，那就是斯巴达，也是人类史上最符合阿姨所谓“征服者VS降虏”模型的社会。这些才是阿姨不谈具体政策，却以贵族主义意识形态来批判僭主的原因。
可以看出阿姨并非真的赞美 “组织资源”，他所赞美的只是地方主义、小共同体意识形态的 “组织资源”。这种组织资源虽孱弱却 “保守”。阿姨不是想要组织资源，他恰恰不希望人们发现：小共同体意识形态对于任何工业革命完成后的社会（无论是否已完成了大众民主）都是多余的——不仅多余，甚至会削弱、撕裂共识政治的组织资源而非加强、巩固它。阿姨说了：意识形态不怕人反对。因为意识形态就是依赖虚假对立、制造无谓仇恨保持活力的。它最大的恐惧是被揭露为多余之物，被历史遗弃。

2. 作为诗学意象的“古老宪法”、“封建”、“辉格史学”
阿姨说 “历史叙事本质上是文学”，这是因为他自己的语义不稳定，就宣布整个历史学都一样坏。这和他谴责后现代主义时说差生往往持相对主义价值观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阿姨学诞生于当今不仅因为当下中国话语混乱，也因为国人对历史的想象离作为一门学科的史学差距太大。当大量知识垄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大可以趁这话语混乱的窗口期为自己的心理癖好参点私货，待混乱过去就没机会了（刘仲敬反复强调 “节点” 是决定未来的关键，大意即是趁你脑子不清把你骗上船，至于此后你即便醒悟过来，耗费十倍努力都无法扳回）。阿姨好引用人不给出处，已有多人提过，但多是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而我要说的是：其实就连编织阿姨学的最核心观点也是西方史学删改来的。换言之，阿姨学并非如刘自称的那样是休谟、麦考来的后人，而是现代西方史学的删改版。阿姨要隐瞒出处，不能简单归因于他要维持 “教主” 相望就不能把自己放低在 “中间商”、“转译者” 或 “搬运工” 地位：无论阿姨主观上是否想做教主（多半是姨教徒太low把他捧成了教主），他都不能引用西方学者，这是因为他必须将这些史学观点剥离语境才能扭曲到荒谬的地步。例如 “古老宪法” 这个词：谁若看过讲17世纪意识形态史的书《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就知道阿姨至少是了解其主要内容的。阿姨不提波考克，是因为省了你们读完波考克后回来批判他。不肖劣徒的最佳选择就是不报师门。“古老宪法” 既不是17世纪的也不是中世纪的，它是17世纪（尤其是早期斯图亚特）对中世纪的错误想象，他要的就是复活这种错误想象。而这套以 “溯古” 为特征的政治哲学的最终下场，并非被历史学证伪了（史学证伪仍是在究古，仍是对古代人权力的承认），而是在光荣革命后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成为当时新兴文体即 “讽刺” 的调侃对象。所谓 “古老宪法”、“封建法” 的想象，不过是过渡期充当一时权宜的意识形态。剑桥学派认为意识形态小册子影响历史的力量强于严密的政治理论，阿姨继承了这一观点：尽管如今世人只知霍布斯而不知柯克，却是柯克而非霍布斯短促而有力地影响了17世纪。然而当阿姨因一意孤行搞意识形态宣传被学院派鄙视时，却从未抬出剑桥学派来为自己辩护。这是为何？因为剑桥学派恰是要避免时代错乱，将这些小册子的影响限定在它的那个时代。而阿姨学本就是一种时代错乱的文本。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阿姨强调地方主义和小共同体是舍近求远、弃强求弱：这说明他不是真的为培养 “组织资源”，而是为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他对封建的赞美也不是真的想复封建，姨教徒的这种念头完全荒谬。刘仲敬不仅清楚这绝不可能，有应该清楚（如波考克指出的那样）英国史上的普通法与封建法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这两套话语会最终导致王在法下VS作为立法者的国王的矛盾，只有柯克那代人意识不到这个矛盾。但阿姨不是柯克：柯克处处流露出普通法的心智（这涉及比思想史更深、更诚实的心智史领域），阿姨却有着高度自觉的防御性，这既是由于刘仲敬的智识远超柯克，更是由保守主义在当代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守势决定。即便普通法和封建法之间曾有矛盾，二者在服务于保守主义修辞宣传上却不矛盾：阿姨不关心 “要” 古老宪法还是 “要” 封建，因为在21世纪这一宣传必然是作为 “不要” 现代性出现的。然而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已极大地限制了现代政治的可能性。人口与城镇规模、交通效率及安全程度、运输成本、人的生活半径、识字率、印刷出版效率和自由、信不信巫术、社会人口构成、意识形态强度……在这些问题上有利于维持封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状况均不可得兼。研究英国史的刘仲敬岂能不知？但写小册子的阿姨又怎会告诉你这些？社会经济史的方法从头到尾就是“准马克思主义”的，强调物质能力和物质需要的作用。“封建” 在他那里只是一个诗学意象，用来宣传宣传保守主义幻觉。“封建”、“中世纪” 之于阿姨学不过是个噱头，完全不具备政治现实中的指称。
阿姨曾自比 “辉格史学”，其实远远不是。各位若想知道何为辉格史学，BBC的16集《君主制》纪录片就是一种辉格史学。至于英国人既保守又进步、既虔诚又宽容的形象，最典型的例子不是麦考莱，而是小册子写手伏尔泰，种种夸张只为刺激法国人效仿他所想象中的远方。辉格史学就像18世纪的辉格党一样具有保守和进步的双面性。阿姨自比辉格史学，这种策略不过是承认自己犯了个小错来隐瞒其大错。辉格史学和阿姨学的相似只在一点：它们都将历史想象成连续整体，精确和进步的现代性是从粗陋和保守的古代 “生长” 而来。阿姨推崇19世纪辉格史学，藐视当今史学界，那当今学者中谁能入得了他的法眼？麦克法兰。刘仲敬赞扬他是 “问题意识强烈的人类学家”。
简要说下麦克法兰。首先我想说，麦克法兰在中国流行并非因为其史学作品广受好评，而是因为极受争议。他的观点很非主流，争议之大不亚于当今中国流行的另一些人：施特劳斯、施密特、海德格尔。这些都与当下国内所处时代密切相关。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和谈日本法律的讲座中，都暴露了这个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几乎全无时代意识。想当然地认为中世纪的爱情和18世纪相差无几、以战国时代类比当今日本人的心智，斯金纳、图利说“占有性个人主义”版的洛克已有时代错乱之嫌，而他竟将这概念套在13世纪！他的强项是横向比较：当研究被限定在约1550~1650的百年之内，埃塞克斯巫术与欧陆的差异就被勾勒出来了（James Sharpe仍认为他对时代变化的研究粗糙了）；现代世界发源于英格兰-荷兰的 “西北欧例外论” 在16-17世纪是可能论证的，但若像麦克法兰那样把“现代性萌芽”前推到12世纪就是笑话，不比刘仲敬一向鄙视的 “宋朝资本主义萌芽” 更高明。阿姨赞同麦克法兰的纵向叙事，岂非哪壶不开提哪壶？不，阿姨的真正目的恰是借用这巨型时代错乱，塑造 “从大宪章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的离奇幻觉。刘仲敬嘲讽左派史学：只有在无知的黑夜里，天下乌鸦才是一般黑。而他所推崇的又是什么呢？只有在瞎子的想象中，古今英国自古就是一色白。
接着说英格兰。英格兰启蒙看似不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一环，是因为它早在苏格兰、北美殖民地和法国启蒙开始之时就几乎完成了。英国 “经验主义” 盛行其实反过来说明理性方法已被调配恰当，否则人无法从升腾的雾气和漂浮的羽毛中发现引力。洛克和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要比苏格兰人和法国人早上整整半个世纪。1735年英国巫术法判定行巫者乃骗子而非魔鬼，中上识字阶层已经接受了祛魅的世界观，并将该世界观以法律形式强加给下层。纵使法国哲士对其想象中的 “英国”（尤其是牛顿和洛克）推崇到了偶像崇拜的程度，他们拿什么和1695之后伦敦的自由出版业相比？18世纪初英国印刷业史无前例地爆增，英国人对 “无偏见性”、“非党派性” 的强调以及对夹带私货的厌恶也飞涨到了空前地步，对语义公共性（这才是 “反私人语言” 的价值所在）的要求也借印刷术之力强化了语义确定性。阿姨说印刷术促进意识形态竞争和狂热，这种说法放在16-17世纪印刷品流通效率尚不足以制造出全国性 “reading class” 时是对的，放在18世纪之后就不对，企图从中推出全球化会强化民族主义就更错乱。印刷术发达和识字率提升令诸意识形态被迫共存，各异的神棍真理都被揭露为偏见。这在当今也是适用的：刘仲敬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神棍话语都是在小圈子里的，他越是频繁地在正式场合发言，就越少谈阿姨学那一套（这样做的负面效果就是把阿姨学的解释权越来越出让给姨教徒）。阿姨说全球化和互联网会强化民族主义，纯是为了姨教徒士气，毕竟姨教徒的脆弱心理只懂得机会主义：凡建立在 “历史趋势”、“未来胜利” 的许诺上的价值主张都是机会主义的。信念坚定之人无需看到显著的 “整体” 效果，仍会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未来美好那么我所做的也令我周围的世界更美好，如果未来惨淡那么我也能让我周围的世界不那么惨淡，这就够了。姨教徒把阿姨学当作 “历史成功学” 投机指南，low。
凡现代化起步早的国家就平稳，越是后发地区，刚开始变革英国已经领先你几代人，短视和急功近利就会想在一代人内赶上，于是各种激进思潮就会成为诱惑。同时前现代文化和习俗的遗留越多，保守主义倾向就会越强。后发地区的现代化任务面临着激进和保守的两面夹击。阿姨说越是落后国家的人越爱追求理论正确逻辑自洽，纯属胡说；康德道德哲学最充满矛盾和歧义，如果单论理论自洽性，是无法与同时代铁了心的激进启蒙者边沁相比的。难道英国比德国落后？18世纪的普通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即便被实证法学家边沁批判得狗血淋头，也从没有拿过“民法出则忠孝亡”当挡箭牌，是因为最后的封建早已在内战时代寿终正寝。英国的漫长现代化是温水煮青蛙，其他国家的迅速现代化或多或少都是惊心动魄的弑父。
最后说下封建和专制：比较二者优劣是比关公战秦琼更荒谬的事情。西欧国家都经历了从封建到专制到民主的变迁（连雅典城邦走的都是贵族-僭主-民主路线），而“封建”这个词在这一转型中扮演的其实恰恰是“专制”的角色：当你在17世纪的英国或旧制度的法国赞美封建，这个词语的意思不是恢复某种分封秩序，而就是维护君权。中世纪意义上的封建英国的没落自伊丽莎白朝的北方伯爵叛乱失败就已注定，内战结束后已消失，权力集中于首都而非分散于地方。封建与专制孰优孰劣是伪问题，但以下问题不是伪问题：是否王权较弱的国家，民主转型一定较易？其实就连这都不一定，要看历史机遇。专制程度比英国高，但民主转型比英国代价小的国家太多了。你们辉格周曾反驳罗斯巴德 “封建和专制一样坏”，觉得封建契约是现代法律的前身，这种说法的荒谬程度和阿姨所谓“秦制现代国家”或拿罗马法类比1832改革之后的现代法律是差不多的。辉格还提到如果衡量典型的封建和专制，不该拿英国和欧陆对比，而该拿英国和（完全无封建的）中国比。英国优于中国，故封建优于专制。这种低级错误只能怪辉格的人类学是自学的。刚说到麦克法兰长于横向比较，他在解释为何不选英国和东亚为对照案例时说得很明确：相差极大的文明无法做变量比较。中国不仅没有封建，中国没的东西多了去了。就算华夏一直分裂也别想出牛顿和莎士比亚，仅非字母文字限制了活字印刷效率和识字率这一条，就能把华夏文明自发演进的程度限制在西欧1700之前。要问中国何以落后，还得从荷马史诗与诗经、欧式几何与九章算术讲起……（以下省略一千万字）

3. 历史终结的幻想与保守主义的处境
阿姨数次鄙夷地谈到 “历史终结”（他认为该词等同于 “宪制既定”）之后的平庸。要问的是：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宪制既定”状态？只有在变化缓慢的且文化被小部分人垄断的世界里，当已知世界的意识形态修辞可能性已被穷尽，它才可能归于长久稳定。阿姨认为中国历史变化之剧莫过于周秦之变，此后的两千年都不过是历史终结状态。这种状态是意识形态修辞意义被穷尽的结果：因为只要意识形态仍信仰旺盛，它就会在遭遇生活世界中的诸多他者时激发出对立解释；只要存在对立解释，它们的相互湮灭就不会停息。黑格尔那一套也就是关于道德真理（幻觉）的生灭历史。然而需要注意阿姨所说的两千年历史终结状态，只不过是因为中国没有遇到足够体量的他者，是地理隔绝的结果，而不是说其意识形态运动真的寿终正寝了。换言之汉尊儒术后的 “宪制既定” 只是一种假象。而对于两千年后清末民初的意识形态剧变，阿姨极少提及：他对清末民初的历史解释限于国际关系学，将其归于统治者的 “路径选择”。在另一次演讲中，他认为英国现代化得好是因为英国本身就是现代化的标准，并假设平行宇宙中倘若楚国最先完成了现代化，全球现代性也就是楚式现代性。这两个例子暴露了阿姨学的最核心幻想：在历史终结（现代性完成）时刻占优势的意识形态，将形成 “路径依赖”，主宰历史终结之后的漫长岁月。
因此阿姨版的 “历史终结” 并非意识形态在功利幸福面前的退场萎缩，而是他者的消失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相对稳定，这并未说出 “消去意识形态” 和 “让意识形态暗暗作用不被发现” 之间的区别。阿姨认为只有意识形态才能构成宪法原则，这句话如果翻译成 “功利主义不是一种道德哲学/政治哲学” 就立刻显出了荒谬之处。倘若自秦皇汉武到晚清（遭遇西方）算 “历史终结”，那么从狄奥多西罢黜百家独尊基督直到（遭遇阿拉伯）文艺复兴之间的时间也是 “历史终结”。变化放缓并非意识形态的消解，而是它的稳定，但混淆二者正是阿姨必须做的：把千年帝制说成 “历史终结” 才能捏造 “历史之人” 相比 “史后之人” 的优越性。阿姨如是解读托克维尔：人类的平等化 “如熵增”（有比这更神棍的比喻吗？现代世界比古代更丧失活力？）无可避免，区别在于自由或不自由的平等；加速平等化是无益的，重要的是要保住“自由的”平等。他说封建之心是珍贵的 “雪花”、“种子”，岂能浪费在封印 “红炉” 的进程中？译成大白话就是：务必在全球化大成之前尽量保存或扩大保守主义，历史的终结时刻就会偏保守些。民小进步派走在历史终结的路上，意识形态家的终极幻想是历史终结之后鹿死谁手。但后者却没有意识到：变化缓慢的古代文明只要不遭遇他者，洞穴里的文盲很少怀疑既成秩序，然而现代世界的信息传播效率，注定意识形态哪怕不遭遇他者也会不断弱化（参见：http://www.douban.com/note/533572166/ ）。
关于历史终结论这一神棍学多说两句：它必然意味着政治哲学的终结。彼得·拉斯莱特在1950年代就宣判过 “政治哲学已死”，然而接下来的后现代时代拯救了政治思想乙烷的命运，使它一直药丸、后药丸、后后药丸着。但这无济于事：如果要求具备现实性的思想才是思想，那么拉斯莱特仍是对的：政治哲学在半个世纪之前乙烷了。百年后做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史学家会说我们的时代就是功利主义时代：功利主义既定义了它的真实力量，也定义了对它的焦虑和遮掩。只有做intellectual history的史学家会告诉你，曾有一个叫罗尔斯的古人。不过更有趣的是学者们的悲观态度：想一想，两百年间曾有多少智者与勇者将意识形态的终结视作一次值得庆祝的死亡，一场光荣的别离。
（美国大选在即，顺便再补一段：你们辉格曾以为两党极端化、美国意识形态空前分裂，便是事关 “道路分岔” 的 “大决战”，说明他已被姨学忽悠到沟里去了：连四年一轮、八年必下的选举和政教（育）分离媒体自由都忘了。民主制纠错能力就是为消去所谓 “历史节点” 的不可逆性而设计的。有怎样的年轻人就有怎样的未来，谁都别幻想在 “历史节点” 塑造 “路径依赖” 预订未来史。15年5月人口普查年轻人中基督徒人数骤降、6月民调绝大多数年轻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这对保守派硬核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保守派人数在减少，少数硬核保守派却越来越极端、自觉了。2015~16的共和党对未来历史学家而言会是个非常有趣的题目，不知刘博士是否这样想？）
英美是保不住的。英美的习俗保守主义（而非德、俄式神棍保守主义）的真正力量在于 “它符合庸俗大众习俗”，而非 “它是真理”。不顾一切坚持真理是典型的启蒙主义性格，这种性格令他们在己方人数极少的近代启蒙初期，以智性真诚为傲无惧于人数多出他们百倍的愚昧之徒。英美保守主义的目标却非坚持真理，而是保护庸俗大众的心理需要不被少量知识分子破坏。然而当今西方饱和的教育资源培育出来的“庸俗大众”已今非昔比，更关键的是：1900前后美国农业生产者占人口近2/3，而今已不到2%（对农业与工商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别不敏感的人参见此文：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838194/ ）。总而言之英美保守主义只能在人数优势期抵抗少数知识分子，当进步主义者在人数上占了优势，当庸俗大众本身大规模倒戈支持同性婚姻，保守主义的败局就无法挽回。顺便说下：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用进步史观解释过去是幼稚的，为什么呢？进步史观能否适用于一个时代，本身由这个时代的共识水平决定，寄希望于一部分人（例如 “优秀民族”、“先进阶级”）来改造世界的理想是不行的。但未来还长着呢。
启蒙主义者又需要担心什么？保守主义吗？知识分子批判 “愚昧” 总是容易的：廖凯原太愚昧了！但保守主义并不愚昧：反智和愚昧是不同的，正如“传统主义和传统是不同的”，前者出自更 “深刻”、“复杂” 的历史观。（想想德国浪漫派对英国功利主义的鄙视：http://www.douban.com/note/532724773/ ）。黑格尔曾批判启蒙主义：“启蒙的核心概念是有用性，然而宗教却是最有用的东西。” 这些深刻和复杂的吸引力是建立在民智不可提升的前提上的。因此真正能打击启蒙主义者的只有廖凯原那样的人，一个廖凯原顶一千个保守主义者。当廖凯原们沦为绝对少数后，保守主义就少有可保守、也少有可担忧的对象了。“完全消灭愚昧” 是不可能，“止于至善” 也无需预设至善是可企及的；这都是意识形态家树的稻草人，不必理会。社科或人文问题都只在某种历史格局下才有意义，时代变化、代际更替的最大威力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旧问题被遗忘，进步主义者就是要让那些 “深刻”、“复杂” 少有用武之地。智术师的天敌有着不亚于智术师的智力，却只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傻白甜们也能幸福生活的世界。进步主义者不求后来人理解他们的祖先。
以上也是我对阿姨的批判一直很零碎，很迟才写出这篇文章的原因。我懒，我有懒的资本。阿姨必须勤快，必须笔耕不辍，连良莠不齐的网文也舍不得扔，硬编成随笔集只求广撒网多传教。这是因为他的立场所面临的情势非常紧迫。阿姨说秦始皇修长城是因为他意识到秦的逐渐衰败是注定的，于是要 “在自己战斗力最强的窗口期以最有利条件划定边界”——保守主义的衰退是注定的，若不能趁此窗口期占领中国，世俗主义的全球胜利就是迟早之事。他说秦始皇 “越善于把握未来趋势，越高估发展速度，越妄想在有生之年毕其功于一役” ——保守派必须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启蒙主义者有的是时间，保守派却等不起。去年阿姨刚出道，我就说他这种路数贵胜不贵久，而功利主义贵久不贵胜，不知你圈中还有几人记得。我也笑过姨教徒：千秋万载？你们那套词汇能撑过三年不沦为笑话就是奇迹。刘仲敬设计 “阿姨学” 时根本不给长期辩论预留攻防阵地，全为趁国人与学界尚未反应过来抢得宣传上的速胜，速胜不成则一败涂地沦为笑柄。这种战术必须趁热打铁，一旦节奏间断就再难翻身。然而当今世人智识已非八十年代，想必他也早有一败涂地的准备。姨教徒竟天真到相信阿姨学是 “漂流瓶” 内耐过 “冬川” 的 “种子”？这比喻太荒谬了。若要比喻，最恰当的喻体是偷袭珍珠港一赌初战决胜的联合舰队。阿姨说 “时间和路径是历史的主人，个人智慧只是化妆师”；站在他的立场上，这是最无奈的诅咒。阿姨说 “宋襄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才是他的自我安慰。“刘仲敬现象” 这场疾风骤雨最令人惊叹的部分，正在于刘仲敬是在深知时间紧迫的前提下仍决意一赌的，唯因此，阿姨才会宁可破绽百出也要剑走偏锋只攻不守，因为孤注一掷是他唯一渺茫的胜机。
这才是阿姨学看起来爽的真正原因，愚蠢的姨教徒又懂什么呢？尼采说在一切书中他独爱以血写就的，阿姨笔下的人物是他的灵魂，这本是伟大小说家的天赋，可惜用错了地方。不过话说回来，学历史的人还写什么历史小说？要写就写太空歌剧。
阿姨想在鱼龙混杂的汉语世界干一番事业。然而就中国目前的趋势也无法指望：互联网十余年已经极大地弱化了年轻人的发问底线。无论公知五毛，想不被嘲笑的话起码要装作讲道理而非诉诸宇宙真理。对 “历史虚无主义” 越强烈谴责，越说明混淆历史和神话的做法已时日无多。带鱼等浮沫之辈只能拖延它，绝不可能像瓦哈比那样组织起强大逆流。面对这群被阿姨称为 “本质上不近神学” 的中国实用主义者（即半吊子功利主义者：徒有功利主义者的世俗，却无功利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强度），就连言必称日耳曼黑森林中古土壤的你姨也无比尴尬：海德格尔式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早已不复有，我们时代的神棍早已沦为了洪水界的成功学专家，自降逼格到了兜售洪水特色 “生存智慧” 的境地。
谁都知道当今一大问题在于缺乏共识，当人遇到这种必须解决又暂时无解的问题，就会病急乱投医；阿姨说政治共识源自 “共同体认同” 就是江湖老中医了。你与火星人就地球政局的共识可能比你和你爹妈的共识大得多，但就共同体（community）而言你肯定是和你爹妈绑在一起的。共识政治难以形成的唯一原因是意识形态光谱奇葩：极左的张宏良居然连写几篇文章为极右的希特勒辩护，这种语境哪来共识？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老了，在代际更替之前求共识是不现实的。待意识形态光谱略正常些，谈共识才有点可能性。共识政治是政治语言日常化的结果，阿姨却在加剧话语混乱和撕裂。港台话语的意识形态冷淡比大陆更明显。相比这种不可逆转的淡化，阿姨意识到在政治话语极度混乱的大陆仍有机会：只要虚构出彻底混乱的剧本，整个现代政治学都会失灵。当政治学重新变回历史学的一部分，未来就貌似万事皆有可能。
关于政治学和历史学我多扯几句。黑格尔曾批判霍布斯，说他无法把握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过渡”，无法回答后者如何历史地扬弃前者。这是整个现代政治思想的根本软肋：它是静态的和非历史的，它是历史终结后的“静力学”。当它改造世界的欲望遭遇历史中的意识形态阻力，在幸福、不幸、好、坏等基本价值评价之外就会派生出另一些评价：右派曰文明与野蛮、左派曰进步与落后。与此相反，古代政治学大多本就是史学的分支，修昔底德、普鲁塔克、塔西佗甚至马基雅维利皆如此。在强劲无常的历史洪流中理论的作用可谓稀薄，然而相比意识形态 “谬误的力量” 之明显易见，“逻辑的力量” 难以成为研究对象并非因为逻辑没有力量，而是因为这种力量无处不在。稀薄的力量一旦有了方向，也会在漫长岁月中将无常、偶然和缺乏方向的混沌塑成自己的模样；那些意识到了这一过程并故意要阻碍它的人，也被它塑造成了颠倒对立的模样。

4. 发明民族与全球化
关于国家规模、中央与地方的权衡是几百年来讨论过很多次的话题，可是你们阿姨从来不引用这方面的理由：大国躲不开边陲问题与发展不均衡问题，诸多小国可以相互牵制，若有小国出现人道危机他国可以干预，议会人数给它所能有效代表的人口设了上限……这些都是小国比大国的好处（大国相比小国的好处也有，由于和阿姨立场相反就不提了）。小国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势是连环球胡编都不止一次承认过的。阿姨热爱 “诸夏” 厌恶 “暴秦” ，却从不谈小国的这些现实好处。为何？无非是因为倘若人们都知道了这些现实好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了多余的：我们既然能用更简洁的理由直接追求更好的东西，何必绕弯子？既然现代政治学提供了清晰易懂的廉价9成正确，又何必追求语义模糊的昂贵7成正确？所谓后现代就是放着廉价9成正确思路不要，一味追求昂贵7成正确；否则他们的虚无病就会发作，就无法忍受生命之轻。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 “发明民族” 的最终目的不是政治的，而是意识形态的。阿姨的最终目的不是希望让华夏与春秋战国对接，延续什么东周封建的 “过早死亡的可能性”；也不是因为什么奥斯曼与罗曼诺夫必须成为诸民族国家才能被纳入威尔逊世界，此模型出自《想象的共同体》，阿姨写文章不给引用出处，不肖劣徒的策略就是不报师门：安德森这本书放在中国语境下，恰恰说明无论从时代还是地域看汉地认同分裂皆无可能，发明民族纯属痴话：汉字统一性远高于18、19世纪极端繁杂多样的欧洲语言，且历史发明的浪漫已经过去。将大清比作奥斯曼，这些荒谬的类比想象也是拜梁启超们所赐。阿姨学并非真如他所扮演的那样，是梁启超的批判者，而是颠倒了的梁启超。况且阿姨多次坦言民族叙事之荒谬，人又岂能相信明知是假的东西呢？
无论左右都谴责殖民者在非洲划的几何国界：无视民族习俗，理性狂妄地试图以几何学方法重塑人性。非洲诸部落意识形态无法安于殖民者粗暴划下的几何界限，冲突频频；然而却鲜有人问为何美国诸州之间的地界也是几何直线，却从不会产生冲突。阿姨教导你们：划定边界的过程是残酷的。然而他若抛弃 “以民族立国家” 的意识形态，联邦诸state（州）之间的划界只要不过于荒谬都不会产生流血冲突。美国各州不是以各州民族认同来保障州议会立法权和州民兵的。欧美日澳诸国的和平也是民族主义弱化所赐。民族主义退潮是全球化的结果。在我们时代，想要消解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认同政治与文化同一性幻觉，是比发明民族远为简单的。阿姨又为何舍近求远呢？（有人说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盟友。这在19世纪大体正确，放在今天这个每种意识形态都被后现代化了的世界里，就明显荒谬。）这一切都只能说明阿姨不是为了现实政治目的而做意识形态宣传，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阿姨指出中国发展的最大的捷径就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既然要走向国际化，发明民族岂不是绕了很远的路？钱乘旦的那套 “现代化”、“克服专制” 不也要融入世界与国际全面接轨？他所谓威尔逊、霍布斯、达尔文三个世界，和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的文明（欧美）、半开化（东亚）、野蛮（非洲）三个世界有关联：刘仲敬曾以1900前后日清两国的国际地位变化类比其构想：日本终被接受为文明国家脱亚入欧，大清江河日下无力回天。阿姨只提福泽谕吉如何放弃泛亚主义转向脱亚论，不提他年轻时就从西学、反中医、反儒家、嘲弄迷信的同学。阿姨的一大窘境在于他无法否认 “劝学篇” 与 “脱亚论” 互为内外，并与保守主义抬高封建忠孝贬低现代民法格格不入；阿姨是拜英国教徒，其同道是福泽谕吉、伏尔泰等激进启蒙者；阿姨推崇伯克，他最典型的知音却是德国浪漫派。（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不可分，参见伯林或萨弗兰斯基：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712682/ ）当阿姨讨论共时断层下的跨地区比较时，他是盎格鲁-撒克逊中心的；然而当他以历时性书写的历史变化时，他的问题意识多是欧陆式的现代性困惑。
这就导致无论在启蒙西化派还是本土保守派眼中，阿姨都是个半吊子的三心二意者。一年前阿姨横空出世居然两边都有人当他是自己人，是学理上的冲突暂时被宣传需要遮蔽；然而学理的力量远比宣传更持久，这即是为何如今两边都不待见他。阿姨主张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意味着政治语言的通约，必然意味着意识形态必须弱化。现代的社会总是相似的，保守的传统各有各的保守。民族主义与融入现代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无法消除。用姨学黑话说：发明民族只能铸造一个个（挣扎在达尔文世界边缘）的霍布斯国家，却不可能将其纳入威尔逊世界。只有当意识形态卸下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任务，仅为其自身、以其自身为目的存在，二者间的矛盾才能同时服务于保守主义宣传，才能够被兼顾。

5. 共同体与洪水
阿姨说，“思想改变历史的窗口已经关闭”，然而他却是当今中国唯一试图以思想改变历史的人。学者没有思想：思想史学者只负责忠实呈现古人充满矛盾的思想，哲学学者只负责消除思想（语言）中的矛盾 http://www.douban.com/note/484386965/ 。如果说从休谟到黑格尔是形而上学的终结期，同时代从吉本到兰克就是历史学的开端。实证的诞生其实就是幻梦的消逝而已。“形而上学的终结” 不是说世间再无神棍，而是说再无任何 “思想” 能宣称智慧具备独立的尺度。古代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真理”，现代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 “需要”。古代人活在历史中，他们的意识形态幻象是超验的永恒；现代人活在历史终结的路上，当今的意识形态幻象是历史性的连绵延续。催逼着保守主义者奋笔疾书的不是对真理的心安理得，而是心安理得的丧失。现代思想意识到自己是被投入到唯一共在的、相互关联的生活世界中的，也意识到任何思想的变迁、兴盛与衰落，最终取决于那些对它有利或不利的政治、经济或技术因素。学术训练令刘仲敬深知若要根本上扭转保守主义的败局，所需更改的绝不仅是文化，而必须消灭启蒙 “路径” 赖以获得优势的政治、经济或技术环境。阿姨学几乎不谈社会经济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姨教徒认为这是因为在 “右派” 眼里一切否认意识形态独立性、是被政治或经济需要决定、被技术和人口等社会因素限制的思想，皆是准马克思主义。然而神棍阿姨的真实身份可是史学博士刘仲敬，姨教徒别把人家想得和你们一样弱智。作为大学知识分子，他当然知道这种史学是对的，但他从来不说。你若问及近年来政治话语之变化，他不会强调互联网技术的作用，但阿姨他自己正是网络起家的。
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大障碍，在于诸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本身有利于维持诸传统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也反过来维护政治稳定。类似的是：现代西方的政治结构正是有史以来最擅长消解意识形态的政治装置，意识形态降温反过来也有助于维护其稳定。典型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稳定状态，二者之间难有跃迁。西方文明相较东方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打破前者的稳定状态，过渡到后者（而不是说现代民主建成之后只有西方人适合，东方人不适合）。阿姨要做的恰恰相反：既然目标是为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赢得优势，就得尽可能地回到前现代的政治经济结构；既然这不可能，就得靠虚构。他意识到在现代民主已经稳定的欧美，不仅复辟不可能，就连虚构它都是可笑的。而不处于两种稳定状态中的任何一种的中国，却正处在宝贵的窗口 “节点”。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他所谓 “达尔文社会” 边缘，残酷而动荡的前国家形态（所谓 “洪水”）是促成小共同体的最理想场景，厮杀和仇恨也是维持民族界限所必须。
无论姨教徒对 “洪水” 有多少种千奇百怪的解释，它的正解只可能是无政府且无（比家庭更大的）组织的状态。姨教徒的N种解释都是在寻求“真理”，而阿姨学中的概念却只能作为制造幻觉的宣传文本才能被理解。阿姨不会告诉你的是发明民族与 “洪水学” 有另一层关系：洪水无法仅靠对洪水的恐惧引发，因为恐惧会转变成风雨之中紧抱利维坦的自利选择。刘仲敬钻研英国史，对democracy = many headed monster这种“乱”的保守修辞怎会不知？“土豪学” 有配合乡贤治国论之嫌，刘还反大众民主，令好些公知怀疑他是五毛：你若吠起来像五毛，你就是一只五毛。然而他的另一些话又极端反贼，就看似矛盾了。相似性是思想最大的敌人，原理上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可以很相似。阿姨的意图是为传播意识形态，他奇葩地认为“没有比传统更重要的事……政治成败只是琐屑的浮沫”，这是无论公知还是五毛都想不到的。意识到其言语行为是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而非以意识形态服务政治，才能跳出阿姨究竟是公知还是五毛的伪问题。历史中不存在 “chaos”，它是个神话词汇，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对秩序的重构，宏观秩序崩溃时也有微观秩序。在姨教徒的想象中 “乱” 意味着新民族界限未定，与周边产生你们阿姨所说的 “残酷的划界斗争”。然而放眼冷战后的世界，凡战乱不休之地一定有民族或宗教问题，反之则根本不可能 “乱”。因为在现代政治中除了这些信仰不可妥协外，其他一切都是能相互讨价还价的。然而为什么阿姨要发明民族呢？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一个人绝不可能信仰自己想发明的东西。他的目的其实是在虚构一种荒谬想象——
——这样的虚构对传播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有利：
天下大 “乱”，各地组织武装团体自保。集体主义、人多欺负人少的 “抱团武德” 时代。在此等条件下三百保守主义斯巴达人足以屠杀成千上万的 “散沙”、“原子个人”。假如美国的公权力散架，成了一个小共同体社会，那么同性婚姻是不可能合法的，因为“抱团武德”的三百斯巴达文盲完全可能武力剥夺不抱团的一千雅典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的投票权。为防姨教徒抹黑阿姨、拉低阿姨的智商我需要说一下，阿姨和姨教徒是不同的。姨教徒把键盘抱团的集体自愚等价为现实中的集体武装，却不知现实中的集体是由你的地理居所决定的邻居，谁若和邻居们关系不好就可能被当作女巫烧死，比如整天说 “支”、“费拉” 等词汇的姨教徒们肯定是第一个被邻居们烧死的。姨教徒鄙，未能远谋。
——这样的现实条件对保守主义不利：
在现代民主世界中键盘政治家没有人身危险。“抱团武德”、“集体武德”、“组成能烧死塞尔维特的共同体” 这种三百斯巴达勇士为克服心理犹豫抱团烧死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被姨教徒审美观奉为高贵德性的现象不太可能在键盘世界发生，因此抱团效果不大。相反，你是否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话尤其重要：启蒙主义者对“智性真诚”“不顾一切说出真理”的无条件忠诚、永远忠诚远远超过了保守主义者。这就是为何在同婚案上双方气势完全不同：支持同婚合法的“万恶的知识分子”与过半数的美国人根本不屑于隐藏自己的观点，保守派却支支吾吾缺乏三个自信。
阿姨教导你们：路径之间并无所谓绝对优劣，只是有的路径适合在资源贫瘠之地生存，有的更能在资源丰富之地发展。无非是说：经济教育资源越丰厚，就越能提高人民的各项素质。越是挣扎在生存边缘，就越适合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则是其中最成熟的。同样是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强调：一切意识形态宣传都必然在既有（conventional）意义上使用它的词汇，这意味着激进左派无法凭空造出 “未来语”：后现代法左话语必然是从保守派神棍语义库里东挖西挖拼贴一下（典型例子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680709/ ）。所以激进左派与保守主义之间的战争还未开始就已注定前者必输无疑。保守派嘲笑左派是 “意识形态的”，是因为不成熟的新意识形态拼贴得更拙劣可笑，它的意识形态性也暴露得更明显；然而面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者，保守派却转过身来宣称任何价值都是意识形态的。发明民族只是一句空话，不是为了自保于洪水；阿姨之所以虚构洪水，是因为这本身就是最适合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的环境，而意识形态化的环境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