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优越性
最近品葱全面否认中国文化的太多，下面摘录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对古代中国文明肯定的评价，以下内容全部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中国人在其整个历史上保持着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中国的发展史上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虽然也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人中国，甚至还建立了某些王朝；但是最后的情况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游牧经济，而是人侵者自己被迅速而彻底地中国化。这种民族的同一性在古典时文字的统一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世界的古典文明，只有古代中国保持了独立发展。秦统一文字，实现书同文之后，这使得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的人能够互相交流。而印度的情形则截然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就是，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联结”的作用。
同时代的上古文明大都文明灭亡、文化失传、文字失传、民族变更，古埃及的文字，是后来通过罗塞塔石碑解读出来，古印度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字至今无法破译，而中国人则可以很轻松的识别他们商周时代祖先的文字。
游牧民族几千年来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蛮族入侵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攻；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被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为地处这条人侵线路的西端而时常遭受沿线各民族及周围蛮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一斯拉夫人、维京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蛮族入侵所造成的后果就像入侵者的成分一样不同。在中国，公元222年汉王朝最终被突厥一蒙古人侵者打败并分裂成三个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以及西部的蜀国。在三国相争几十年后，魏国击败了它的对手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年一批新游牧民族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工室南迁，逃到南京，从此它只能统治着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中国则由此而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则在政治、文化和种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这主要是因为住在这里的中国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它可以吸收和消融涌入的游牧民族，而不必经受激进的变革。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了逃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都由北方移居南方。所以不但北方仍维持了中国的特性，而且南方也已被中国化了。这样一来北方出现的部分野蛮化的倾向就被中国文化的向南扩张所抵消，而从南到北的中国化特性也被极大地加深了。因而当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就又恢复了其正常的历史进程，即同汉代一样独特的中国式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政治统一性。这种政治统一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中国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惟一的在所有历史阶段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祭拜苍天，但是他所履行的宗教职责始终从属于他的统治职责。因此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存在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并不存在。
而且古代中国也没有类似于印度史诗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灵魂的救赎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入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主义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稳固而根本的基础——这一基础还因为中国人在古典时代即实行独特的科举制度，通过全国性的竞争考试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固。而与此类似的情形在西方或全球其他地方则过了2000年后才出现。
而古代欧洲与中国的贸易，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也一直是是中国以顺差优势领先。欧洲与亚洲的贸易之所以比不上其与南北美洲或与东欧的贸易，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欧洲的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织品。这些外国产的棉织品由于分量轻，颜色亮，价格低，尤其是耐洗，在欧洲非常受欢迎，于是欧洲就开始大量进口。但是很快，本地纺织界和一部分担心购买外因棉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安全的人就对此加以反对；这些人为了保证通过禁止或削减进口印度棉布的法律，对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第二，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的罗马帝国为了支付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纺织品而耗尽了自己的黄金。16世纪到18世纪时的情况依然如故：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用金银支付它想要的亚洲产品。
直到18世纪末，欧洲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这一问题。那时的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因为欧洲能将机织的廉价纺织品倾销到亚洲。而在此前由于亚洲不愿意接受欧洲金银除外的几乎所有其他物品，东西方贸易一直以不对称形式存在。
而欧洲人直到17世纪对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都是充满景仰和幻想的，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报道强烈地吸引。他们在了解过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更是完全人了迷。中国以其儒家道德体系、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军事才能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标榜为模范文明。例如，伏尔泰(1694—1778)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凡间少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的……从而赢得统治权。”
中国人在其整个历史上保持着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中国的发展史上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虽然也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人中国，甚至还建立了某些王朝；但是最后的情况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游牧经济，而是人侵者自己被迅速而彻底地中国化。这种民族的同一性在古典时文字的统一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世界的古典文明，只有古代中国保持了独立发展。秦统一文字，实现书同文之后，这使得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的人能够互相交流。而印度的情形则截然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就是，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联结”的作用。
同时代的上古文明大都文明灭亡、文化失传、文字失传、民族变更，古埃及的文字，是后来通过罗塞塔石碑解读出来，古印度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字至今无法破译，而中国人则可以很轻松的识别他们商周时代祖先的文字。
游牧民族几千年来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蛮族入侵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攻；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被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为地处这条人侵线路的西端而时常遭受沿线各民族及周围蛮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一斯拉夫人、维京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蛮族入侵所造成的后果就像入侵者的成分一样不同。在中国，公元222年汉王朝最终被突厥一蒙古人侵者打败并分裂成三个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以及西部的蜀国。在三国相争几十年后，魏国击败了它的对手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年一批新游牧民族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工室南迁，逃到南京，从此它只能统治着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中国则由此而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则在政治、文化和种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这主要是因为住在这里的中国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它可以吸收和消融涌入的游牧民族，而不必经受激进的变革。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了逃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都由北方移居南方。所以不但北方仍维持了中国的特性，而且南方也已被中国化了。这样一来北方出现的部分野蛮化的倾向就被中国文化的向南扩张所抵消，而从南到北的中国化特性也被极大地加深了。因而当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就又恢复了其正常的历史进程，即同汉代一样独特的中国式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政治统一性。这种政治统一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中国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惟一的在所有历史阶段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祭拜苍天，但是他所履行的宗教职责始终从属于他的统治职责。因此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存在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并不存在。
而且古代中国也没有类似于印度史诗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灵魂的救赎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入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主义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稳固而根本的基础——这一基础还因为中国人在古典时代即实行独特的科举制度，通过全国性的竞争考试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固。而与此类似的情形在西方或全球其他地方则过了2000年后才出现。
而古代欧洲与中国的贸易，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也一直是是中国以顺差优势领先。欧洲与亚洲的贸易之所以比不上其与南北美洲或与东欧的贸易，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欧洲的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织品。这些外国产的棉织品由于分量轻，颜色亮，价格低，尤其是耐洗，在欧洲非常受欢迎，于是欧洲就开始大量进口。但是很快，本地纺织界和一部分担心购买外因棉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安全的人就对此加以反对；这些人为了保证通过禁止或削减进口印度棉布的法律，对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第二，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的罗马帝国为了支付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纺织品而耗尽了自己的黄金。16世纪到18世纪时的情况依然如故：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用金银支付它想要的亚洲产品。
直到18世纪末，欧洲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这一问题。那时的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因为欧洲能将机织的廉价纺织品倾销到亚洲。而在此前由于亚洲不愿意接受欧洲金银除外的几乎所有其他物品，东西方贸易一直以不对称形式存在。
而欧洲人直到17世纪对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都是充满景仰和幻想的，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报道强烈地吸引。他们在了解过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更是完全人了迷。中国以其儒家道德体系、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军事才能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标榜为模范文明。例如，伏尔泰(1694—1778)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凡间少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的……从而赢得统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