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儒教文化與馬列毛鄧主義的關係
作者 關敏
馬列毛鄧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揚光大”與中國傳統儒學有非常密切的契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儒學的結合被共產黨人為發展成為馬列毛鄧主義。
1．都主張人性不平等，都反人性、反人權。
儒學認為壹些聖人、先哲、帝王將相生來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而那些群氓的人性生來就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醜惡的，即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儒家說人性是善的，並不包括所有的人，那些反儒的人或“刁民”都被開除了人籍，被稱為“禽獸”，可被殺被吃掉。殺了不算殺人，這和毛的階級鬥爭“敵人該死，殺敵人不算殺人”相似。儒家的二十四孝公然主張吃人肉，吃者是父母[官]、是特權者，被吃者是子女、是臣奴，他們絕對不可能有人權。
前些年中國出了壹位打假英雄王海，竟然引起了“王海是不是消費者”“王海是英雄還是刁民”的爭議。這純屬中國牌扯蛋。應先把制假、售假者繩之以法後，再來討論王海是不是英雄。“刁民”壹詞是“舊社會”官老爺對老百姓的蔑稱，這個詞匯的再度出現，是統治階級對消費者、老百姓的人格侮辱，也反映了中國人大腦中的儒家思想是何等的嚴重。
馬主義說抽像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人壹出生就打上了階級的烙印[為證明“剩余價值”，就編造了壹個“抽象勞動”，他邏輯上就前後矛盾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性是有階級性的，由於階級不同其人性也就自然不同。無產階級生來就是大公無私的階級、是善的，資產階級生來就是唯利是圖的階級、是惡的，無產階級生來就是革命的階級，資產階級是註定要滅亡的階級。既然沒有抽象的“人”，又何來共同的“人道”、何來“人道主義”？所以階級論從來就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權、反人類的。
在中文版《共產黨宣言》連標題在內的19624個字中，沒有看到“人權”壹詞。1850年馬首次提出“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英國早在1679年就通過《人身保護法》、1689年通過《權利法案》，開始了人權保護。1875年馬克思概括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而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宣布“天賦人權”觀，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宣布人類在權利上生而平等；這是當時最進步的文化。在天賦人權觀逐漸付諸實踐並不斷取得成果時，馬克思卻宣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段專政”，遠遠落後於時代文化主流。
中共曾堅決否定人性、人道、人權等等這些人類得之不易的成果。黨自成立後，就壹直批判“人性論”直到今天。他們用“階級性”和“黨性”來取代人性，強調“鐵的紀律”、“黨的獨裁”、“每壹個同誌要犧牲自己的意誌、感情和前途，以保衛黨的團結”（中共二大《關於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決議》）。多少年來，中國人們被強行灌輸階級觀念、階級仇恨，灌輸宗教就是是鴉片的思想。在很多中國人的內心世界裏，人性已經泯滅，代替的是階級情、民族恨、親不親階級分，只要上級把某人劃入“敵對階級”就可以不把他當人，把他當牲畜。因此，大躍進時期尤其是文革出現了大規模的吃人狂潮。
2．都主張等級制。
在人的社會形態上，儒家哲學主張等級社會，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禮記》全是等級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小人論”，到所有的人都變成聖人，人類就進入“大同”社會。漢代的閹人司馬遷居然將國人分為“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真是搞窩裏鬥的恐怖理論依據。此後，中國人互殺到民國和文革也是“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儒家倫理是以等級主義的服從為原則的，因而儒家文化區的知識分子也很容易接受等級制的“階級”學說。馬克思：無產階級乃所有階級中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應統治世界且永掌政權。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先進中的先進，自稱偉大光榮正確；黨的領袖更是先進不得了，不能違背，否則，就是彭德懷的下場。“先進性”就是等級性。
馬克思主義主張階級社會。鼓吹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等所有的剝削階級都被消滅，人類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1949年後出現了血統論的階級觀，1966年11月，遇羅克在《出身論》壹文中批駁了出身論的謬誤，指出：“‘出身壓死人’這句話壹點也不假！” 1968年1月，遇羅克因《出身論》而被判處死刑，年僅27歲。1979年又宣告他無罪。
希特勒依照馬克思“先進階級論”的框架炮制出優等民族論：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等的民族，雅利安民族應該統治世界且永掌政權。6百萬猶太人便生靈塗碳。
3．都搞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
儒家主張崇拜聖人。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壹正君而國定矣”。誰來正君呢？當然是孟子了，這叫“舍我其誰也”，孟子用孔子之道來正君。可見孔孟神化君王就是神化孔孟自己，因為他們比君王還聰明，能夠正君，他們是王中的聖人！
孔孟為推銷自己的學說，就神化聖王來達到其目的，若是搞民主的“多數決”，孔孟就毫無市場了，所以，他們要宣揚聖王高於所有的國人，這和神化無產階級革命家同理。
聖人崇拜的最主要特征是對聖教的教條主義情感與態度。儒家的聖教即《五經》。崇拜者們把《五經》視為窮盡壹切的最後真理。荀子講，《五經》無所不備，“在天地之間畢矣”。陸賈說，《五經》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無事不成，“乃天地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董仲舒把《五經》的每壹個字都視為聖人傳達天意的符號，“名則聖發天意”，“欲審是非，莫若引名”。清末皮錫瑞雲：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為萬世教科書。
在獨尊儒術的時代，“非聖無法”，聖人的言論、著述就成了不可逾越的教條。伽達默爾說：“如果權威的威望取代了我們自身的判斷，那麽權威就是壹種偏見的源泉”。當孔子被樹立為“大成至聖先師”之後，《論語》的話語強權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鞏固和加強，大眾的聲音完全被淹沒在孔子壹人的聲音之中，這是人的沈淪和思想的退隱。
《論語》之後，儒家的許多大思想家像朱熹、王陽明等都承襲了孔子的言說方式。這種 “語錄體”文本實際上還為後來的“句句是真理”“壹句頂萬句”開了壹個惡例。
對儒家出發點“忠孝”的質疑就全靠屠刀來解決。經過無數打壓、圍剿、殺戮，“異端”已趕盡殺絕，中國人已不知道什麼是“思想自由”。崇聖思維成了中國的主脈，崇聖就是崇拜孔聖人，且愛屋及烏。他們從不反駁聖人，終於成了聖人的“心奴”，成了儒學的奴隸。
儒教全部學說的核心在於它的“崇聖性”：所有的思想到聖人那兒已經到頭，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權力到君主那裡已經到頭，不能更換。社會只存在著壹個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著壹個聲音，那就是君主的聲音。在壹個國家，某種思想壹旦成為“惟壹”，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麽想象力和靈性了。
宋儒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孔子不生出來，古往今來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人便統統沒了腦袋。李卓吾說：“兩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兩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
儒學的根本點是“三綱五常”，尊人為大。三綱五常對穩固專制政體特別有效。“三綱”指三種絕對服從的關系：“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常”指五種人倫關系的原則即“仁、義、禮、智、信”。“五常”完全服從“三綱”，“三綱”則以“君為臣綱”即尊人帝[王或皇帝]為大，以此為整個國家和社會必須遵循的核心綱領。就如今天以“黨的領導”為根本原則壹樣，盡管有壹些關於民主的說法，其實，黨對政權的壟斷才是不可動搖的根本。
這種尊人為大的儒家學說，誘導人們忽視了當權者作為人與身俱來的弱點和罪性。長期以來，中國人對於社會的不合理，對於社會不斷的動亂興衰，對於人生的不幸遭遇和政權所導致的人為禍患，不是從制度層面檢討問題看待問題，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所謂“聖王”、“明君”、“英主”、“清官”身上，極端疏於制度設計！
在儒學長期所孕育培養出來的“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官本位社會制度和官、士、農、工、商……三教九流等級次序的意識形態下，壹代又壹代社會優秀人才，或者向往於“內聖外王”，皓首窮經；或者為了光宗耀祖，出人頭地，盡都把畢生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博取功名利祿之上。這是致使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商業不發達，科技不發達的重要原因。
中國長期在這種官本位社會制度和思想影響下，可以說形成了家家想出皇帝，人人想做梟雄，個個要當官做老爺、出人頭地、做人上人的民族文化。中國陷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怪圈，是“尊人為大”的文化不斷培養出窺覦王座的狂人妄夫的結果。
反觀西方基督教文明，在於尊上帝為大。在這種長期形成的社會氛圍下，整體國民素質心存感恩和謙卑，因此相對而言，缺乏產生亂世梟雄狂人妄夫的肥沃土壤……
儒家的聖人崇拜在共產黨人那裏達到了頂峰，他們把自己的死稱為“去見馬克思”。共產黨吹噓自己“先進”，黨的領袖先進得成了神，萬歲萬歲萬萬歲。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可以說達到人類的最高峰，恐怕只有金日成能望其項背。對馬列毛鄧采取教條主義的照抄照搬的態度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
4．都主張人治、都反對法治。
由於儒家哲學認為聖人、先哲、帝王將相生來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正人君子，因此，這些人是不會犯錯、不會犯罪的，對他們就不適用法律。儒教篤信聖賢統治，即信人不信神——崇拜皇帝。儒教信天子人神，朝廷命官及家屬成了準人神，所以有“刑不上大夫”的人治！毛在世，中國人把他當成神；毛死了，又成了不可議論的神。儒教鼓吹天人合壹的聖王人治，官大壹級就是真理，禮教強奸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
馬克思主義強調黨的領袖作用，主張人治。馬克思：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先進中的先進；黨魁（斯大林、毛澤東）是共產黨的領袖，是先進先進的先進；黨魁肩負著領導共產黨的大任，共產黨肩負著通過消滅壹切劣等階級來解放全人類的大任；黨天然地占據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即使犯了嚴重的錯誤，其地位也不可動搖，不受法律約束，對他們的行為的任何約束都是不必要的。毛澤東認為人民內部矛盾不適用法律，主要是說服教育；無產階級專政只是針對少數階級敵人的。主張法律面前人與人的不平等也是二者共同的特征。
5．都搞專制。
在秦皇之前的天子稱王，那時是王權；秦皇後就是皇權。其實質都是以暴力為後盾的強權。
鄧小平時期，有句口號叫：“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黨學的核心是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保證黨的領導。也就是說壹切的壹切，都要服從黨的領導。因為天大地大[或神大]都不如黨的恩情大，這叫黨恩浩蕩。
儒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加強天子的領導、改善天子的領導”，儒家的宗旨是維護國君的權力，保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三綱五常的核心是“君為臣綱”。也就是說壹切的壹切，都要服從天子的領導。因為天子就是天上的太陽，是活著的神，這叫皇恩浩蕩。
孔子的理想就是天下壹統，重建周天子的權威，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是有利於天子的權威的就宣揚如孝和忠；凡是不利於天子的權威，就鳴鼓而攻之，可先打為禽獸然後殺而吃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斥責“大夫”的話，因為他用了天子的禮儀、冒犯了天子的威嚴。孔子是維護天子的“鷹犬”！如今，凡是有利於黨權的就宣揚如孝和忠；凡是不利於黨權，就鳴鼓而攻之、就封殺、就屏蔽。儒家搞師道尊嚴，老師打罵學生是常事。因此，中國人的思想從小就被專制成了“木頭”。
孔子主張寬猛相濟。寬就是讓步；猛就是屠殺。魯昭公20年，鄭國發生奴隸起義，在萑符劫殺了貴族，奴隸主貴族遊吉派兵鎮壓，起義者全部被奴隸主殺死。孔子聽說了這件事，拍手高興地說：殺得好！然後是壹通治國寬猛的妙論，這就是所謂的仁者愛人。
孔子因為齊國不重用他，派子貢遊說列國，使得齊國吳國遭受滅國的災難，死了百萬人。這也叫仁者愛人？奴隸起義領袖柳下跖(盜跖)，痛斥孔某人是壹個巧偽人，是“盜丘”。
到了共產時代，寬猛相濟被不斷的階級鬥爭、不斷無產階級革命所取代，“和為貴”被認為否定了階級鬥爭而糟到毛澤東的批判。屈打成招、冤假錯案、亂殺無辜泛濫。
孔子也強調和為貴，但那是對自己人。毛後時代，又回到了“和為貴”，但絕不放棄階級鬥爭和專政的恐怕手段。孔子的自由是吃“禽獸”的自由！就是對“禽獸”們實行專政再專政！那些不拜祖宗的中國人和外國人不就是被儒家說成禽獸和夷狄嗎？夷狄等於禽獸，吃了被儒家叫好。君不見“壯誌是饑餐胡虜肉”嗎？
黨權論與儒術是同構體，批判儒家就是批判當今的官方黨權理論。
6．都反對私有財產權。
儒家沒有財產權。財產權指處置支配自己的財產的自由，即他人不能阻撓，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也。儒家主張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國人都沒有真正的財產權，王所有了壟斷了天下的經濟大權。儒家的“大同”社會就是沒有私有財產的社會。儒家在經濟上有平均主義的傾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窮而患不安”。平均主義當然反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儒家“禮”的本質就是維護統治者欲望的滿足，剝奪被統治者欲望的滿足。最典型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的說辭。孟子告訴梁惠王說：作為統治者，妳不能說什麽“利”，因為妳壹說“利”，天下人就都會說“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妳還到哪裏去得妳的好處呢？作為國君，只應該大談奉獻，大談“仁義”，這樣全國人民都只知“仁義”了，只知奉獻了，妳國君才會有撈壹票的機會啊！這和毛的“鬥私批修”、“狠鬥私字壹閃念”壓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消滅私有制。這和儒家相和。所以中國人見不得別人富，鬥爭起來格外有勁。在中國賺錢的個體戶，擔心有壹天大家眼紅，又會來壹個大翻身；所以，撈夠了錢就把資金轉移到美國。
7．都反道德。
儒家公開主張皇帝壹夫百妻制[實際變成了壹夫萬妻制]，玩弄女性；共產黨人主張過共產共妻。誰能共，當然是共產黨權貴，他們淫別人的妻。現在不公開提倡共產共妻了，但共產共妻的實質仍然保留下來！《共產黨宣言》主張同壹切傳統的觀念決裂，就蘊涵了共產共妻的意思。看來在玩弄女性上講，兩家家都沒有道德可言。
8．都腐敗
儒家只講“孝”、講“親親”原則導致了腐敗泛濫。共產黨人只講黨性，不講人性人權，導致了更大的腐敗泛濫。
在中國有個有趣的現象：壹位官員不貪汙、不受賄，就是壹個十足的清官了，他運用權力為自己子女走後門、安排好工作，群眾們則特寬容、特理解，認為這和腐敗是兩碼事。
前深圳市委副書記李意珍的女兒鈕鈕僅25歲，已坐擁資產769萬元人民幣。鈕鈕的電影在深圳官僚的操作下強令學生們出錢觀看。李意珍的妻女經營三家公司，資金2800多萬元。這些材產雖然現在看來不多，但是按照當時中國的物價，已經算是壹筆巨額的材富了。
1980年代，中國的新聞聯播中播放了美國總統裏根的兒子第二次失業，不得不去馬戲團當演員的新聞，這本是嘲笑美國的高失業率的，但這條新聞恰恰證明了美國社會的公正性。總統的兒子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父親而搞特殊化，更沒有成為壹個為非作歹、無法無天的“衙內”。美國總統的後代過平民生活。裏根的女兒曾當待女支付房租，小布什的女兒開始了她的人生道路，她選擇的是去壹所小學當壹名教師。
在中國，哪怕是壹個普通的官員，即使手下的百姓餓死壹半，他的兒子也不會失業的。
9．都愚民、都不誠實。
沒有愚民就沒有獨裁者，愚民是獨裁政權存在的前提。每壹個獨裁者都需要壹大批的愚民去為他“打江山”作出犧牲；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是愚民——不知道什麽是人權、民主、法治，更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只有這樣，才能保住他的“江山”永遠傳下去！
每個獨裁者都要在愚民上花很大的精力，統治者愚民的手段有千萬種，但其本質卻只有兩個字：欺騙！為此，他要編造出所謂的“理論”（披上“科學”外衣），操縱宣傳機器，用“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手段，壹步步地把謊言變成深入人心的“真理”。皇帝利用儒[馬]家思想讓別人做君子[雷鋒似的螺絲釘]，自己做小人[風流人物]。
顧準說：孔子心裏明白，仁、恕是講給別人聽的，是對蕓蕓眾生的要求；至於當權的人要成霸業，不心狠手辣是不行的。後代史家，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壹直是內法(或荀)而外孔；其實，這種說壹套做壹套開始於孔子本人。
孔子助長父子相隱，主張為尊者諱，也就是說要隱瞞真相、要說假話。“以無恥為成熟，以狡猾為智慧”的行徑是瀆神的，對於基督徒而言，孔子是壹個不義的人；因為“不許欺詐”是耶和華的絕對命令。“說謊的，妳必滅絕；好流血弄詭詐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神說，魔鬼是“說謊人的父。”當我們說謊時，便表示我們是魔鬼的兒子。謊言重復壹千遍還是謊言，謊言可以蒙蔽所有人於壹時，可以蒙蔽某些人於永久，卻決無永遠蒙蔽所有人的可能。
耶穌沒有詭詐或伎倆，面對那些預謀致他於死地的人，他除了從從容容地走上十字架“送死”之外，什麽事情也沒做；他沒有用“兵不厭詐”的權術去謀害敵人，或者用不可告人的陰謀煽動他的追隨者們起來反抗那些壓迫者…總之，他心地單純、沒有任何的詭詐。
憲政民主和法治社會的關鍵是守約精神。“重法輕智”的守約精神壹直貫穿在整本的聖經之中。在聖經裏，亞當和夏娃吃因吃了“知識果”而犯罪，最終被上帝驅逐。
宗教是信任的根基。美國人深受聖經價值觀的熏陶，多半誠實單純，他們心裏沒有什麽城府，不會很多東方人的計謀詭詐，而是直來直往，坦坦蕩蕩。正是由於他們的這種簡單，造就了他們強烈的守法意識，及個人品德意識。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法規、制度、程序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個人的品德和誠實，如同生命壹般。沒有聰明才智，他們不會感到懼怕，而壹旦沒有了秩序和法則，對於許多的普通美國人來說，簡直就是如同世界末日壹般。
人要壹個高於他的神在他的上空無時不刻盯著；這樣，任何制度、禮儀才能深入人心。尊天、敬地、信神的人對是非的評判標準來自內心，他追求的是內心的平靜和安寧、絕不會撒謊，無須告密。在美國，執政黨暗錄反對黨開會的音，所有的人都會反對，連總統最親近的盟友都會反對。從利益而言，尼克松最親近的政治盟友是不該反對的。當他們聽到錄音帶的消息後，大都背叛了尼克松。為什麽？他們是基督徒，基督不許說謊。
毛澤東面對來訪的尼克松的女兒女婿滿臉困惑地說：“我就想不通妳們美國人是怎麽搞的，幾盒錄音磁帶就把壹位總統趕下了臺呢”？尼克松的女婿艾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的孫子）試圖向他解釋這是美國政治制度運作的結果，毛擋了回去：“那都是假的”。“水門事件”在毛看來是太小的事，可在美國人看來，卻足以失去對壹位國家元首的信任。
劉易斯 博洛爾說：“對政客們不誠實的欺詐之舉持無所謂的冷漠態度是壹個民族在道德上病入膏肓的標誌”。壹個沒有聖經只有“三國”的民族，在玩各種各樣的詭計方面是走火入魔了。所謂“法律象繩子，膽大的跨過去，膽小的鉆過去，只有老實人被它捆死”，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報應就是，妳玩死我，我玩死他。皇帝玩臣子，臣子耍皇帝；權大的玩權小的；權小的玩無權的。玩阿玩，玩到有壹天大家全玩完。
勃列日涅夫美國訪問，看到美國生活富裕，經濟發達。他住到賓館，看到廁所都是全自動的，擦屁股都不用手的，壹按按鈕，就給妳沖洗，輕柔的把妳的屁股擦乾淨。回去後他就責怪科學家們，說衛星上天了哪都好，怎麽輕工業就不能發展呢？明年尼克松來訪蘇時壹定要搞出來。領導們壹說，科學家動起來，來訪的時候就成功了。尼克松去廁所裏解大便，找不到按扭，可壹擡屁股就全自動沖洗，而且還很溫柔的把屁股擦乾淨。尼克松說，“真行，全自動化了，比美國還先進，不用按按扭就全自動了。”他想回頭看壹看，壹看，蹲便下邊蹲著壹個人，伸出壹個手來。那個人在下邊想：他怎麽不走？沒擦好吧？再給他擦壹下，手壹抹，就抹了尼克松壹臉。這是壹個政治笑話，說明了極權專制是假大空。
民主制度需要誠實的領導人；非民主政權則相反。國家元首如果不敬畏上帝，就會“朕就是法”，“無法無天”，搞“壹言堂”，本來是禍國殃民的魁首，卻利用權勢操縱輿論、壹手遮天、自欺欺人，制造各種形式的個人崇拜，為自己塗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和“舵手”，殘害百姓，滿足壹己之私欲，不管其以什麽高尚的主義或名稱進行。
儒家鼓吹過以聖人統治為前提的“天下為公”，馬克思鼓吹過以共產黨領導為前提的共產主義，都違反了正常的社會發展規律，是不能兌現的荒謬的烏托邦。孔子講“守孝”而自己卻不遵守。50年前，儒生們見大勢已去，就改頭換面，披上共產黨的外衣，把仁者換成人民公仆，把愛人換成為人民服務，仁者對小民進行道德教化換成共產黨的思想教育。中國是披著馬皮的專制體制，其核心文化及思想和千百年來的毫無二致，官員不過是沒有儒名的真儒生。壹些科學家、學者為了個人的利益而置良知於不顧。大躍進時期，有人昧著良心鼓吹畝產萬斤糧符合科學；田漢寫了《十三陵暢想曲》，更是火上澆油。文革時期的“假大空”，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最後全是謊言！現在發現為人民服務騙不了人了，就撕下共產黨的外衣，又打起儒的旗號反民主！
10．都是反“壹神論”的唯“物”主義
國家的好壞看制度，制度的好壞看人民。而人民的好壞，決定因素就是看宗教。美國就是壹個典型，美國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百年中，由壹個十分落後的殖民地，發展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靠的就是開國初期的建國者，壹批虔誠的清教徒為美國劃定了正確的航向。美國的力量，說到底就是因為人民有較純正的信仰的緣故。
中國的問題恰恰在於人民脫離了宗教的訓誨與約束，以致於肆無忌憚地進行種種罪惡的勾當。權力越大的人惡行更多，早就有過駭人聽聞的炮烙和人豬的記錄。中國統治者為什麽個個如此心狠手辣、缺乏愛心？是因為中華大地缺失了對神的敬畏。以致幾千年來，中國總是陷於仇恨、暴力、陰謀、欺詐、殺戮、戰爭和流血之中而不能自拔。
中國長期以儒教立國。儒家強調教育，但教育不可能代替宗教。只有宗教才會對人心有剛性的約束。儒家除了當帝王的仆役外，根本無法讓統治者遵行自己的規範。即便是儒家出身的官吏，也很少能做到勤政愛民，清廉自守。可以說，正是儒學拖累了中國的發展。
儒家“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五經上提到的“天”，“上帝”等詞，也是語焉不詳。儒家是壹個非常熱衷於現實功名、富貴榮華的功利主者，其人生目的主要在追求豐衣足食、家庭和樂和社會安寧。作君王的，只要能讓老百姓吃飽肚子，就功德無量了。所以強調“民以食為天”，“食色性也”，滿足了人民生理的兩大需要，就是天下大治。
“無神論”的共產黨的理想更進壹步地物質化了，追求物質豐富成了唯壹的最高價值。所以今天中國社會很多人上下齊了心，壹致“向錢看”，難怪中共的官員誇口，“妳看中國能讓13億人有飯吃，這就是對全世界最大的貢獻了。”這與孔老夫子的“民以食為天”是齊壹口徑了。中共奉行唯物主義、打壓壹切宗教，使中國陷入更深的罪孽與災難的深淵之中。
制度並不是要改變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導他做有利於社會的事。制度的設計要順從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圖改變這種本性。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利益偏好，而這種偏好正是此人之為此人的規定，容不得其他人來“改造”他，除非他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實際上使人變成了非人也的奴隸。如果只有人鬥人、人吃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野獸還要壞。如果只有人為人、人幫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天使還要好。要建立壹個美好的社會，只能靠壹套把利己變為有利於社會的制度。
制度設計關鍵在於假定，從“好人”的假定出發，必定設計出壞制度，導致壞結果；從“壞人”的假定出發，則能設計出好制度，得到好結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道德約束極其蒼白，而實踐中則往往導致專制與暴政。
現代經濟建立在人人都有罪性上比較好。契約的前提就是先小人後君子。首先假定妳會要犯罪，所以用壹定的條條框框來約束妳。中國人太講君子風度，相信人會按照約言去做，結果到對方違約時官司都沒處。
儒家人性論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與習對舉，證明性是先天獲得的。孔子倡導的仁，可被視為對人之天賦秉性的壹個抽象歸納。因為，仁者，“從人從二，古文仁從千心”（許慎：《說文解字》）。可知仁是對共同的人的特點的壹種概括，是善的。
儒教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經》），人生來即是善的。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盡心上)。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荀子壹派表面上是性惡論，實際上他說的性惡是針對小民的，聖人仍是大善的，聖人可以“化性起偽”的，他最後的落腳點還是性善論，最典型的論據是“塗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和企望“積善成德”。
“人之初，性本善”是錯誤的命題。人從娘胎裏壹出生，就具有妒忌、貪婪等自私自利的趨惡天性，儒生們硬說那是孩子的惡作劇，視為可愛，那是虛偽。
孔子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人非聖賢，怎能說自己沒有過錯呢？壹切罪惡起源於不良的動機，先有淫念，才有淫行；先有恨意，才會殺人。罪行是罪，不良的動機也是罪。人之所以會犯罪是因為人有罪性。人欲(私性)橫流，罪惡泛濫，社會充滿了罪惡。說社會是惡的、人性是善的、是不合邏輯的(社會由人組成的)。難道社會不是由人組成的？
1．儒家人性論中復古主義與排外主義
顏淵問為為邦之道，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舜（實行夏朝的歷法，乘坐商朝的車子，穿戴周朝的衣冠，采用舜的韶舞作音樂教材（見《論語.衛靈公》）。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舜就是個很好的榜樣，他什麽事都不需要做，就能使天下大治。為什麽呢？因為舜是天縱英明，生來就是完美的聖人，他只要順乎天然的本性生活，自然就成為很好的榜樣，而使得萬民景仰，垂範千古了。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國魂啦！
孔子認為最高典範就是堯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他壹味地懷古、戀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學古、教古、吃古、賣古、忠古、孝古……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絕對的好！為了使中華文化不致消沈墮落，只有壹個辦法：不許改革，不許創新。如果有人大膽改革創新呢？立刻打壓！完全撲滅！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萬物皆備於我矣”；哪需要向外學習？只要盡量修掉後天的沾染的不良習性，讓人盡量返回到初生的“赤子之心”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具有的善性給發掘出來。人只要潛心修道，明心見性；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則拜。大舜有大焉(孟子公孫醜上)。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盡心上)。
同樣是人，但今人不如古人，而且越古越好。子路不如禹，禹又不如堯舜；商湯和周武的德行，是要靠修養身心來勉力行仁的；哪像更早的堯舜，是天縱英明，生來的聖人，他的美德，完全是出於天性使然，壹點不需要後天的努力；五霸的德行，不過是假借仁義的美名為幌子罷了。可見人性是壹代不如壹代啊。
孟子曰：堯舜既歿，聖人道衰，暴君代作(孟子滕文公下)。意為：堯舜以後，聖人之道就衰落了，所出的都是暴君了。這樣搞下去，國家還有希望嗎？孟子說：要想國家大治嗎？有辦法！恢復古制，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五、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他滿足於現有成就，視外國人為野蠻民族，以為自己都是好的，外國的都是壞的而停滯自誤。
雨果說：中國是保存胎兒的絕妙的酒精瓶；黑格爾說，中國是沒有時間維度的國家。
2．儒家人性論中的等級特權和雙重標準
孔子把人分為三等：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學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屬於“學而不知者”，只能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學而知之者”為他們制定的道德規範。少數人被定為聖人君子，被豁免了作惡的可能性，從而置身於法律和眾人之上。這導致了對自己很寬松，對別人很嚴厲。君子們的言談舉止不能傳達出平等的相互尊重；而是傳達出有權有勢的上等人氣象。因此，自由平等博愛無法產生。
韓愈提出“性三品”說，把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善惡無絕對標準，道德準則隨身份等級而定，對等級不同的人是完全不壹樣的。儒家道德的第壹律條就是：尊卑。皇帝用太監，善哉；臣民用太監，惡。天子用八悄，善；諸侯用八悄，大逆不道。男人多個性伴侶，善；女人多個性伴侶，罪大惡極！
對於壹般人來說：“或飲酒，或好財貨，或好聲色都是“人欲”，必須革除；至於皇帝，“鐘鼓苑囿遊樂之樂，與乎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朱熹註《孟子集註·梁惠王下》）。這就叫“同行異情”，同樣的行為，因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孔子自己“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食壹）而餿，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卻要求別人“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雖然孔子也說“禮，與齊奢也，寧儉；喪，與齊易也，寧戚。”，不過說說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孫從來都是不惜鋪張豪奢的。
按身份等級劃分出的道德，根本就是偽道德、是反人性的。儒家規定了人是王權的從屬品，把家庭形式化成了壹個個縮微的皇權結構。為了強化控制，道德有了壹票否決的大權，儼然主宰人的生死：忤逆尊長可以處死；男女私情沈塘火燒而後快，等等。律條嚴苛，不過是為了把人身上的繩索緊緊捆綁，使人成為任意驅策的牲畜。
皇帝和官員不僅是統治物質財富，還要統治人們的精神、情感、習慣，於是他們壹級壹級的成了道德的掌控者，擁有了道德的解釋權，官大壹級就是真理。他們的貪婪和殘暴必然與道德條文背道而馳，他們自身的道德敗壞同他們滿口的仁義道德形成鮮明對比。於是，整個社會從上而下充滿了虛妄和絕望，專制和等級就這樣完全摧毀了人的尊嚴和價值。為了在這個等級制的道德架構中生存，人們就須互相傾軋、仇恨、鄙視、壓榨，於是，這偽道德就必然導致人們走向邪惡。禮教強奸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道德成了壓迫下屬的工具。
由是國人只信任權勢，權勢成了衡量人價值的唯壹標尺，官階是國人衡量人的價值的首要準繩。而公權力，即使在清庭滅亡近百年了的今天，執政者還把它看作是自己私有品，居然叫喊：這是我們用鮮血奪來的，妳們想要，拿幾千萬人頭來換。
3．性善論導致了虛偽敗德
哲學家黎鳴認為：人的生物性偏於惡，人的社會性是善惡交錯，人的精神性偏於善。他以愈是出現得早的事物，其惰性愈大的理論進行計算，從而得出結論是：人性的90%偏向惡；人性的10%偏向善。他說：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真實的，中國古代聖人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不真實的，是虛假的。基因的自私與人的自私是壹脈相承的，這種自私性的基礎即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因此，自私不必是惡，但在社會生活中也難為善，不妨說自私是潛在為惡的基礎[原惡]。中國人自古以來，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輕信大人、聖人的漂亮話，實在是受了絕大的欺騙。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不僅絲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壹旦變成實惡，它所造成的社會災難簡直千萬倍於小民。由於原惡的存在，中國聖人所宣揚的克己、禮讓的善也絕大多數是偽善。
由於性善論，中國人認為通過努力學習就能成為至善、完美的範例；於是“學而優則仕”的官僚們自然便是善的典範；而不學習、不識字或學而不優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惡的刁民；於是善良的大人君子們對小人刁民們進行人治就是天經地義；官僚們擁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不需要監督制約，結果是善良的官僚們在缺乏監督的狀態下，幹盡了壞事。
為了維護官僚們的“善”的形象，儒生們使出了看家本領——造假。壹個公開奉行“說謊價值論”、撒謊成精的老油條被奉為民族聖人，是我民族的不幸。
性善說導致人人說假話，相互吹捧奉承；有壹點成就就驕傲自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足自滿，飄飄然不可壹世。壹有問題，都把箭頭往外指，都是別人的錯，很少反躬自問，承認自己有錯的。於是每個人活在自我中心意識中，任意放縱私欲而不自知。於是不肯認罪，不肯悔改，也不肯接受上帝的拯救。社會當然壹天壹天敗壞下去。
美國有壹項科學測試發現：現代社會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24分鐘就會想到性。這意味著當種種高尚的奮鬥動機、理想由於種種原因遭妳拋棄後，性欲，將最終成為妳奮鬥的唯壹壹個不體面、但最強有力的動機。或者說高尚動機、理想僅僅只是幌子；幌子下面，妳正在作為性欲的奴隸，自覺不自覺地在受著性欲的驅使。不讓上帝做妳的主，情欲必做妳的主。
由於儒家的性善論，使得中國人對“性”不敢正視，將“性”掩著、蓋著、藏著、掖著；使得中國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國人擁有表面仁義道德，背後男盜女娼的虛偽。
4．性本善導致獨裁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意誌必屈服於獨裁者的意誌，這只有根據性本善的觀點才說得通。人性本善，因此每個君主都可成堯成聖，因此眾人都要服從君主的意誌，以助君王成聖王。
以性本善哲學為基礎的制度設計可概括為“無限政府”和“有限權利”。儒家假設掌權者為“天下為公”的聖賢，對最高權力的控制就沒想過；儒家相信“人好壹切都好”，關註權力的歸屬而輕權力的監控。因此，中國二千年間未曾產生過實質性的分權制衡機制，無獨立的司法審查制度（行政司法合壹）、無類似於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的程序制度。
儒家認為：上等的“聖人之性”先天就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鬥筲之性”需要教化、改造，方可臻於完善。所以，“內王”以“化民成俗”為己任，強制改造人性。孔子把學生看成木頭，所以他說“朽木不可雕也”！荀子認為：人就是木頭，聖人就是木匠，可以用斧頭去劈去砍；完全否定了人性的先天性基礎，墮入了專制怪圈！儒家不容許壹個獨立的個人自治領域，主張政府行為可以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
儒家總是把人群分成好人[君子]和壞[小]人，而好人的最高典範是聖人；這種分類法違背了人人平等公理。儒家把壹切文明都歸於聖人，讓聖人淩駕於社會之上；完全依賴壹兩個聖人的精英政治就是特權政治、就是獨裁政治、就是少數人合法掠奪壓迫平民的政治。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自私都要服從君主的自私，結果是大惡。中國的君主專制，結出了大惡之果，自唐至清，離文明越來越遠。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的歷史！
5．崇拜明君清官的人治，忽視法制建設
儒家壹直盼望明君的出現。國人已經習慣於讓別人支配自己的命運，所以，即使機會握在手中，也總是輕易的把權力和機會交給居心叵測的權力狂們，然後禱告那是壹個清官、明君。這使我們的民族成為了壹盤散沙。儒家社會的百姓總是以為皇權是善的權力，皇權因此不受制約，也不必制約（事實上無法制約）。對最高權力的制約匱乏，貽誤了中國法治進程。
中國古代有權力制約機制，都是預防相權過大而威脅皇權。隋唐時設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制度，相權由三省分掌：中書省掌管決策，門下省掌管審核，尚書省掌管執行。三省分工制約，確實預防了宰相濫用權力。但對最高權力的皇權卻沒有明確的制約監督，這與認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會為惡有內在的必然聯系。
儒家強調“克己復禮”，只註重個人內在的修行，不註重社會法律制度的建構，把無限的權力賦予某個人[王]或組織，這是罪人的狂妄之舉。在儒看來，法律僅意味著：馭民的工具，而掌權者自身是超乎法律之上的；從而否定了法治。
西方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強調它是“自然正義”，是如自然科學定律壹樣的純粹理性。所以指導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義、公平，體現於法律之中則在於重視個體之間的平等、自由、權利等觀念。
中國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親疏貴賤尊卑長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權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以此為基礎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
“性善論”強化了宗法規則，遏制了民眾獨立人格的產生。在宗法倫理社會，身份規則是壹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個人從來是作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雖曾有過家庭、行會、幫會（江湖）、僧道等民間團體，但它們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規則即個人人格被吸附消溶於集體人格中的規則。個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勢必造成個人人格的不獨立，不利於民法的發展。
6．理性萬能
從人性至善進而相信人的理性能力，相信人類能掌握規律，相信存在壹個完善的社會狀態，並篤信為實現這個完善的社會而存在壹個至善的萬能政府，從而加強了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成的壹元化管理趨勢。自戊戌變法以來，儒教的人性善與西方舶來的理性主義結合，更加堅信人力無邊、人定勝天、人應該宰制萬物、征服自然。既然人的理性具有如此至上性，對天、對神的敬畏就不復存在，所謂用自然法來約束世間的權力就更無能為力了。
這些人自詡掌握了唯壹正確的規律並宣稱人類有駕駛自然的能力，而壹旦擁有了足夠的力量（或曰暴力），他們會把人間變為“美好社會”的試驗場，從而也有了正當的理由來鎮壓不同政見者。長期受科學萬能教育的中國人，很難認識到人的有限性。
柏拉圖晚年發現《理想國》的哲學王的路走不通，因為人性本惡，國王不可能成為哲人王。這導致西方思想界敢於自我批判，幾千年來中國儒生們敢自我批評儒家理論嗎？
法家人性論
法家認為性本惡，主張實行嚴刑峻法，高壓恐怖。結果是惡上加惡，惡性循環。秦皇執政12年，被處宮刑的人就多達70多萬人……。秦亡，酷刑、文字獄、連坐、戶口制度等惡的鎖鏈代代相傳，嚴重摧殘了中國人的身心健康。法家的“人性惡”理論不徹底，他們認為皇帝是善的，這樣壹來，就陷入自相矛盾，“人性惡”理論就崩潰了。
唯物主義人性論批判
1．人的本質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都是環境的產物，都是“社會人”， “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
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恩選集第壹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1995年6月第2版第56頁）。
馬克思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時，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
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制，後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制帶來了利己心”。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制毫不相幹；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
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又是生產關系決定的。按馬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公或私]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系的性質[公或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公或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佞之徒趁機得利。社會主義實踐證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對人性的看法在中國春秋時期就有。齊國相晏嬰出使楚國。楚王在接見晏嬰時，故意讓人押著壹個人從接見廳下走來，並說被押的人是齊人，犯了偷盜罪。楚王揶俞晏嬰說：“齊國人都愛好偷盜麽？”晏嬰離開座位嚴肅地對楚王說：“我聽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織。是什麽原因呢？水土不同啊！這個人在齊國而不偷盜，壹到了楚國就犯偷盜罪，是不是因為楚國水土使這個人愛起偷盜來了呢？”楚王尷尬地笑著說：“聖人是不能隨便開玩笑的，寡人反而弄得難堪了！”
晏嬰宣揚的是環境決定論，這與基因決定論是沖突的，把人簡單等同受環境決定的植物，楚王連“人不是橘織類的植物”都說不出來。可見，當時的中國人愚昧到了何種程度，什麽中國古代燦爛的“百家爭鳴”不過是阿Q自我安慰而已。這是愚昧的“天人合壹”的類比思維造成的。事實上橘織是不同的物種，中國古人弄錯了。同時代稍後的希臘人亞裏士多得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種動植物，對植物進行了分類學研究，是很了不起的。
中國人最缺乏理性思維能力，幾千年來連邏輯學、語法學都沒有。中國有成語“人心不古”，人越來越墮落！中國人自由本質完全被儒家消滅了！只知道為了肉體的延續而做奴隸！對苦難殘暴已經麻木不仁，甚至為其辯護。
管子鼓吹“倉廩實而知禮節”；倉廩足，知榮辱。中國的社會現實卻是“飽暖思淫欲”、為富不仁的多。為什麽經濟發展[權力增長]與道德敗壞成正比呢？根本原因是中國人把人混成了動物、向動物[龍虎]學習的結果；中國人不認識上帝，所以道德敗壞。
唯物主義的道德觀，將人與動物並列，道德生活完全是外在的，後天的添加物。主張人性是壹張白紙，非善非惡，可塑造人性、塑造新人。不承認靈魂的存在，道德生活就不是出於心靈的內在需要。所謂“良心”、“羞恥心”、“罪惡感”都不能找到“內化”的基地。
動物世界沒有道德，只照著本能欲望而生活的，完全沒有理性和德性。所謂“科學[進化論]的人生觀”，必將導致弱肉強食，平等道德必然崩潰。
2．“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系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
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但人首先是作為自然的個體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抹殺了作為人的自然個體的本性，過份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完全違背了它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於個體而言，其內在的本質是內因，而“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僅僅是外因，內因對他的行為起著主要的的作用，而外因是其行為的外部條件、起次要作用。馬克思把外因看成決定性的作用，犯了根本性的錯誤。
什麽是本質？本質就是最普遍的、天生就有、不會改變的性質。“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它們怎麽能成為人的本質呢？
“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系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關系說”企圖從外在的社會性囊括人的本質；抽掉了人的精神活動的具體存在，抽掉了個體活生生的靈魂，其結果只能使人僅僅作為壹定的階層、黨派或社團組織的成員。
從“關系說”裏，看不到人對社會關系能動的選擇和超越；只看到了對現實的適應和服從。該理論顛倒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把主體的人當作社會的手段而不是社會的目的；並認為集體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的利益，向社會奉獻壹切是個人應盡的義務和責任；社會永遠是主人，個人永遠是卑微的奴隸，個人的價值要靠社會來體現。
上學、參加工作、入黨團都要填社會關系表，原來這是馬者們在定義人本質的“善惡”。例如：他是高幹子弟，妳是農民的兒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妳就作牛作馬－－因為妳的社會關系總和是無法和他比的！高幹子弟總是騎在普通群眾的頭上，因為他們本質“先進”。
3．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
作為個體的人的本質是什麽呢？那就是：利己心，趨利避害；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首先是愛自己的子女；也存在對自己父母的愛，但這種愛遠遠沒有父母對子女的愛那麽強烈、那麽普遍。現代生物學告訴我們：基因是利己的，利他只是利己的壹種特殊形式。
動物的利己是本能，可稱為本能利己；動物本能也表現為利群。比如，那些雄蜘蛛性交後被雌蜘蛛吃掉，就是利群；還有大哈馬魚為繁殖而粉身碎骨，產卵即死，也是為了群的生存。這些動物的行為說明動物的目的是為了繁殖基因、保存基因、擴張該類基因的地盤。同樣，人也願意為子女粉身碎骨，特別男人喜歡玩很多女人，這也是為了繁殖基因、擴展該基因的地盤。利己利群都是為了延續繁殖該類基因，所以說基因是自私的。人當然也自私自利，不過人的自私自利打上了自由思維、理性計算等特點！
人的利己與動物的利己是不同的，人是故意的、有意識的利己，動物的利己是壹種本能，它意識不到。人的利己與動物利己的區別是：人的利己表現為貪得無厭，動物的利己適可而止。成年人在公眾場合不貪婪是大家監督的結果，也是理智計算的結果[怕得不償失]。所以，人的本質==利己+自由意誌。換言之，人的利己受自由意誌的指導與調節。
原始社會人類的生存條件極端惡劣，始終面臨著饑餓、猛獸侵襲帶來的死亡危脅，靠個人是無法生存的，人們必須依賴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而集體的力量的任何削弱都可能帶來整個部落的毀滅。此時，為求生存只能共產、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壹能實現自利的途徑。原始社會的大公無私、尊老愛幼僅限於部落內部，對其它部落，他們不但發動戰爭，而且把對手吃掉。這正說明了他們是利己的。
唐山地震時，壹些逃出的人住在帳棚裏沒飯吃，大家就分頭到處找吃的，找來後由壹個熱心的大嫂支口大鍋，平分食物。當營救工作開展起來後，很多家的東西扒出，人們就開始私藏自家東西，不再上交，大鍋飯維持不下去了，共產主義瓦解——這正是原始共產主義產生與瓦解的現代版。難道是人性變了嗎？非也，人性沒變，人們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利己的。
某村的選民寧願讓腐敗官員繼續當政，他們的邏輯是：腐敗官員是肥豬，新選上的官員是瘦豬，瘦豬比肥豬更貪。這種類比邏輯是錯的：肥豬的貪心小，怎能證明腐敗分子的貪心小呢？特權意識甚至不以自己擁有比別人更多為滿足，而是以自己擁有全部、他人壹無所有為滿足。皇帝富有四海，他的貪心比誰都大，十萬宮女還不夠，還要巡遊玩女人。
基督教認為：因為上帝造人時賦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選擇自由；但人受肉體支配後易偏離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
從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質就是自由+貪婪=罪。可這樣解釋：貪婪是人的生物基因本質，自由是人的大腦本質。大腦思維是傾向自由的。大腦思維的自由本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創造、追求平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這是健康人的向上本質。
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當人感情用事，大腦的自由功能會退化，貪婪本性占優勢；貪婪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十分野蠻狡詐，社會制度就是專制制度，專制是使人成為奴隸的壹種病毒，專制制度是壹種野蠻的制度。總的說來，肉體誘惑力遠大於自由理性能力，墮落的趨勢使人類普遍的專制。這說明了人性惡在人類史上起主導作用。
當人敬畏上帝能進行理性思維時，自由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文明誠實博愛，社會制度就走向民主科學。自由民主制度是使人獲得尊嚴的制度。自由理性能力使人類產生民主科學，象古希臘的民主科學在人類當時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只是在理性清醒後，人類的自由本能才得到充分的開發而走向現代民主。
4．共產黨的目的是逐漸把人改造成革命的工具
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強調黨員必須加強黨性修養，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說：“壹個共產黨員入黨以後，就象木料壹樣交給了黨。黨今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大廈時，妳也可以變成棟梁；如果黨需要造壹個馬桶，那妳也得嘗嘗臭氣……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講條件的。”
劉少奇說：“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壹致的時候，能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常說的黨性”。
文革開始，劉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澤東說：我只有壹個請求，辭去壹切職務，回到鄉下去種田，做壹個普通人。此時此刻，連劉少奇都忘了他只是“黨的工具”，他無權對黨提條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論”黨性，成為置他於死地的“殺手鐧”之壹。對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盧梭說：“專制政治是不容許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壹發號施令，便沒有考慮道義和職責的余地。最盲目的服從乃是奴隸們的唯壹美德”（《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林彪說：“黨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績偉說：中共形成了壹種“黨性原則”，即“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黨說甚麽就是甚麽，黨叫做甚麽就做甚麽（甚至可以為黨撒謊）。在中國，壹切行動聽指揮不僅僅限於軍隊，它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以及公、檢、法等公權力部門的不成文的原則。為什麽貪官壹端壹窩？難道國人都那麽容易同化的麽？不是，正是壹切行動聽指揮，行動左右了思想！不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能力，而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勇氣。久而久之，大家都認為：所有的反思都會成了無疾而終的掙紮。
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塑造新人”成了與建設新社會並行的目標。從蘇聯照搬的社會政治組織，如少先隊和共青團等從“解放區”推展到了全國，蘇聯的“新人”典範和歌頌“新人”的文學作品在中國也非常有影響，如傷殘軍人吳運鐸和他的《把壹生獻給黨》就被稱為是中國的“保爾·柯察金”。60年代上半期，“共產主義新人”在各條“戰線”湧現，其事跡充斥著報刊、電臺、電影、文學讀物，成了這壹時期文化領域最令人矚目的現象。
大慶油田的王進喜和他的“1205英雄鉆井隊”是工業“戰線”新人的典範。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則是農業“戰線”新人模範。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口號，在非軍事部門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部。軍隊在60年代為全國提供了難以計數的榜樣：雷鋒、王傑、歐陽海等，他們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這種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間達到了顛峰，有組織和集體管理的每個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須“狠鬥私字壹閃念”。“文革”期間塑造新人的運動，就是大量下放幹部和知識青年(並不否認下放背後的社會經濟和人口問題的考慮)。
70年代“紅色高棉”更是壹奪取政權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圖徹底廢除城市(壹同被廢除的還有貨幣、家庭、婚姻、財產等等)。“紅色高棉”是在毛主義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但他們認為即使是毛也沒有堅持他的革命路線，沒有做到“七、八年再來壹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徹底性上要超過中國。
在50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戰爭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分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因各種原因死於非命。
共產主義制度為什麽在全世界到處碰壁呢？最主要的是馬克思看錯了人性。有人說：“共產主義是壹個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
有人說：“共產主義的領導人不是完人，免不了會犯錯誤。”此說完全錯誤。共產制度的領導人即使是聖賢，也逃不脫失敗的命運。因為共產主義所根基的是錯誤的人性論，它仇視能最大限度發展個體才能、提高人權水準的自由制度。丘吉爾早在1920年1月就指出：“共產主義壹定會失敗，因為它違反人類的天性和需要。”他認為，這是壹群狂妄虛無的瘋子，嘗試將混亂的理論付諸實現，結果必然會導致腐敗、脫序和內戰。都被壹壹言中。
無神論鼓吹對人的崇拜，以前是對皇帝崇拜，現在是對自我崇拜。壹些信民主的人搞多數崇拜，認為多數等於正義，主張隨大流；壹些精英大搞自我崇拜。自我崇拜的結果必然導致自我中心、自我封閉、夜郎自大、自賣自誇，拒絕學習其它先進文明；缺乏對他人、對社會、對人類歷史的了解。即使學習其它先進文明，也是學其皮毛，拒絕學其內核。
為什麽人不能被信仰、被崇拜？因為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崇拜他人（自己）都屬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在英語中與邪教是壹個詞。教皇或皇帝或孔子都是人，是不能獨尊的，獨尊有限、有罪的人的指令和思想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禍害。
馬列毛鄧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揚光大”與中國傳統儒學有非常密切的契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儒學的結合被共產黨人為發展成為馬列毛鄧主義。
1．都主張人性不平等，都反人性、反人權。
儒學認為壹些聖人、先哲、帝王將相生來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而那些群氓的人性生來就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醜惡的，即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儒家說人性是善的，並不包括所有的人，那些反儒的人或“刁民”都被開除了人籍，被稱為“禽獸”，可被殺被吃掉。殺了不算殺人，這和毛的階級鬥爭“敵人該死，殺敵人不算殺人”相似。儒家的二十四孝公然主張吃人肉，吃者是父母[官]、是特權者，被吃者是子女、是臣奴，他們絕對不可能有人權。
前些年中國出了壹位打假英雄王海，竟然引起了“王海是不是消費者”“王海是英雄還是刁民”的爭議。這純屬中國牌扯蛋。應先把制假、售假者繩之以法後，再來討論王海是不是英雄。“刁民”壹詞是“舊社會”官老爺對老百姓的蔑稱，這個詞匯的再度出現，是統治階級對消費者、老百姓的人格侮辱，也反映了中國人大腦中的儒家思想是何等的嚴重。
馬主義說抽像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人壹出生就打上了階級的烙印[為證明“剩余價值”，就編造了壹個“抽象勞動”，他邏輯上就前後矛盾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性是有階級性的，由於階級不同其人性也就自然不同。無產階級生來就是大公無私的階級、是善的，資產階級生來就是唯利是圖的階級、是惡的，無產階級生來就是革命的階級，資產階級是註定要滅亡的階級。既然沒有抽象的“人”，又何來共同的“人道”、何來“人道主義”？所以階級論從來就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權、反人類的。
在中文版《共產黨宣言》連標題在內的19624個字中，沒有看到“人權”壹詞。1850年馬首次提出“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英國早在1679年就通過《人身保護法》、1689年通過《權利法案》，開始了人權保護。1875年馬克思概括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而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宣布“天賦人權”觀，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宣布人類在權利上生而平等；這是當時最進步的文化。在天賦人權觀逐漸付諸實踐並不斷取得成果時，馬克思卻宣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段專政”，遠遠落後於時代文化主流。
中共曾堅決否定人性、人道、人權等等這些人類得之不易的成果。黨自成立後，就壹直批判“人性論”直到今天。他們用“階級性”和“黨性”來取代人性，強調“鐵的紀律”、“黨的獨裁”、“每壹個同誌要犧牲自己的意誌、感情和前途，以保衛黨的團結”（中共二大《關於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決議》）。多少年來，中國人們被強行灌輸階級觀念、階級仇恨，灌輸宗教就是是鴉片的思想。在很多中國人的內心世界裏，人性已經泯滅，代替的是階級情、民族恨、親不親階級分，只要上級把某人劃入“敵對階級”就可以不把他當人，把他當牲畜。因此，大躍進時期尤其是文革出現了大規模的吃人狂潮。
2．都主張等級制。
在人的社會形態上，儒家哲學主張等級社會，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禮記》全是等級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小人論”，到所有的人都變成聖人，人類就進入“大同”社會。漢代的閹人司馬遷居然將國人分為“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真是搞窩裏鬥的恐怖理論依據。此後，中國人互殺到民國和文革也是“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儒家倫理是以等級主義的服從為原則的，因而儒家文化區的知識分子也很容易接受等級制的“階級”學說。馬克思：無產階級乃所有階級中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應統治世界且永掌政權。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先進中的先進，自稱偉大光榮正確；黨的領袖更是先進不得了，不能違背，否則，就是彭德懷的下場。“先進性”就是等級性。
馬克思主義主張階級社會。鼓吹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等所有的剝削階級都被消滅，人類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1949年後出現了血統論的階級觀，1966年11月，遇羅克在《出身論》壹文中批駁了出身論的謬誤，指出：“‘出身壓死人’這句話壹點也不假！” 1968年1月，遇羅克因《出身論》而被判處死刑，年僅27歲。1979年又宣告他無罪。
希特勒依照馬克思“先進階級論”的框架炮制出優等民族論：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等的民族，雅利安民族應該統治世界且永掌政權。6百萬猶太人便生靈塗碳。
3．都搞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
儒家主張崇拜聖人。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壹正君而國定矣”。誰來正君呢？當然是孟子了，這叫“舍我其誰也”，孟子用孔子之道來正君。可見孔孟神化君王就是神化孔孟自己，因為他們比君王還聰明，能夠正君，他們是王中的聖人！
孔孟為推銷自己的學說，就神化聖王來達到其目的，若是搞民主的“多數決”，孔孟就毫無市場了，所以，他們要宣揚聖王高於所有的國人，這和神化無產階級革命家同理。
聖人崇拜的最主要特征是對聖教的教條主義情感與態度。儒家的聖教即《五經》。崇拜者們把《五經》視為窮盡壹切的最後真理。荀子講，《五經》無所不備，“在天地之間畢矣”。陸賈說，《五經》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無事不成，“乃天地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董仲舒把《五經》的每壹個字都視為聖人傳達天意的符號，“名則聖發天意”，“欲審是非，莫若引名”。清末皮錫瑞雲：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為萬世教科書。
在獨尊儒術的時代，“非聖無法”，聖人的言論、著述就成了不可逾越的教條。伽達默爾說：“如果權威的威望取代了我們自身的判斷，那麽權威就是壹種偏見的源泉”。當孔子被樹立為“大成至聖先師”之後，《論語》的話語強權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鞏固和加強，大眾的聲音完全被淹沒在孔子壹人的聲音之中，這是人的沈淪和思想的退隱。
《論語》之後，儒家的許多大思想家像朱熹、王陽明等都承襲了孔子的言說方式。這種 “語錄體”文本實際上還為後來的“句句是真理”“壹句頂萬句”開了壹個惡例。
對儒家出發點“忠孝”的質疑就全靠屠刀來解決。經過無數打壓、圍剿、殺戮，“異端”已趕盡殺絕，中國人已不知道什麼是“思想自由”。崇聖思維成了中國的主脈，崇聖就是崇拜孔聖人，且愛屋及烏。他們從不反駁聖人，終於成了聖人的“心奴”，成了儒學的奴隸。
儒教全部學說的核心在於它的“崇聖性”：所有的思想到聖人那兒已經到頭，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權力到君主那裡已經到頭，不能更換。社會只存在著壹個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著壹個聲音，那就是君主的聲音。在壹個國家，某種思想壹旦成為“惟壹”，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麽想象力和靈性了。
宋儒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孔子不生出來，古往今來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人便統統沒了腦袋。李卓吾說：“兩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兩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
儒學的根本點是“三綱五常”，尊人為大。三綱五常對穩固專制政體特別有效。“三綱”指三種絕對服從的關系：“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常”指五種人倫關系的原則即“仁、義、禮、智、信”。“五常”完全服從“三綱”，“三綱”則以“君為臣綱”即尊人帝[王或皇帝]為大，以此為整個國家和社會必須遵循的核心綱領。就如今天以“黨的領導”為根本原則壹樣，盡管有壹些關於民主的說法，其實，黨對政權的壟斷才是不可動搖的根本。
這種尊人為大的儒家學說，誘導人們忽視了當權者作為人與身俱來的弱點和罪性。長期以來，中國人對於社會的不合理，對於社會不斷的動亂興衰，對於人生的不幸遭遇和政權所導致的人為禍患，不是從制度層面檢討問題看待問題，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所謂“聖王”、“明君”、“英主”、“清官”身上，極端疏於制度設計！
在儒學長期所孕育培養出來的“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官本位社會制度和官、士、農、工、商……三教九流等級次序的意識形態下，壹代又壹代社會優秀人才，或者向往於“內聖外王”，皓首窮經；或者為了光宗耀祖，出人頭地，盡都把畢生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博取功名利祿之上。這是致使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商業不發達，科技不發達的重要原因。
中國長期在這種官本位社會制度和思想影響下，可以說形成了家家想出皇帝，人人想做梟雄，個個要當官做老爺、出人頭地、做人上人的民族文化。中國陷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怪圈，是“尊人為大”的文化不斷培養出窺覦王座的狂人妄夫的結果。
反觀西方基督教文明，在於尊上帝為大。在這種長期形成的社會氛圍下，整體國民素質心存感恩和謙卑，因此相對而言，缺乏產生亂世梟雄狂人妄夫的肥沃土壤……
儒家的聖人崇拜在共產黨人那裏達到了頂峰，他們把自己的死稱為“去見馬克思”。共產黨吹噓自己“先進”，黨的領袖先進得成了神，萬歲萬歲萬萬歲。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可以說達到人類的最高峰，恐怕只有金日成能望其項背。對馬列毛鄧采取教條主義的照抄照搬的態度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
4．都主張人治、都反對法治。
由於儒家哲學認為聖人、先哲、帝王將相生來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正人君子，因此，這些人是不會犯錯、不會犯罪的，對他們就不適用法律。儒教篤信聖賢統治，即信人不信神——崇拜皇帝。儒教信天子人神，朝廷命官及家屬成了準人神，所以有“刑不上大夫”的人治！毛在世，中國人把他當成神；毛死了，又成了不可議論的神。儒教鼓吹天人合壹的聖王人治，官大壹級就是真理，禮教強奸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
馬克思主義強調黨的領袖作用，主張人治。馬克思：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先進中的先進；黨魁（斯大林、毛澤東）是共產黨的領袖，是先進先進的先進；黨魁肩負著領導共產黨的大任，共產黨肩負著通過消滅壹切劣等階級來解放全人類的大任；黨天然地占據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即使犯了嚴重的錯誤，其地位也不可動搖，不受法律約束，對他們的行為的任何約束都是不必要的。毛澤東認為人民內部矛盾不適用法律，主要是說服教育；無產階級專政只是針對少數階級敵人的。主張法律面前人與人的不平等也是二者共同的特征。
5．都搞專制。
在秦皇之前的天子稱王，那時是王權；秦皇後就是皇權。其實質都是以暴力為後盾的強權。
鄧小平時期，有句口號叫：“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黨學的核心是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保證黨的領導。也就是說壹切的壹切，都要服從黨的領導。因為天大地大[或神大]都不如黨的恩情大，這叫黨恩浩蕩。
儒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加強天子的領導、改善天子的領導”，儒家的宗旨是維護國君的權力，保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三綱五常的核心是“君為臣綱”。也就是說壹切的壹切，都要服從天子的領導。因為天子就是天上的太陽，是活著的神，這叫皇恩浩蕩。
孔子的理想就是天下壹統，重建周天子的權威，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是有利於天子的權威的就宣揚如孝和忠；凡是不利於天子的權威，就鳴鼓而攻之，可先打為禽獸然後殺而吃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斥責“大夫”的話，因為他用了天子的禮儀、冒犯了天子的威嚴。孔子是維護天子的“鷹犬”！如今，凡是有利於黨權的就宣揚如孝和忠；凡是不利於黨權，就鳴鼓而攻之、就封殺、就屏蔽。儒家搞師道尊嚴，老師打罵學生是常事。因此，中國人的思想從小就被專制成了“木頭”。
孔子主張寬猛相濟。寬就是讓步；猛就是屠殺。魯昭公20年，鄭國發生奴隸起義，在萑符劫殺了貴族，奴隸主貴族遊吉派兵鎮壓，起義者全部被奴隸主殺死。孔子聽說了這件事，拍手高興地說：殺得好！然後是壹通治國寬猛的妙論，這就是所謂的仁者愛人。
孔子因為齊國不重用他，派子貢遊說列國，使得齊國吳國遭受滅國的災難，死了百萬人。這也叫仁者愛人？奴隸起義領袖柳下跖(盜跖)，痛斥孔某人是壹個巧偽人，是“盜丘”。
到了共產時代，寬猛相濟被不斷的階級鬥爭、不斷無產階級革命所取代，“和為貴”被認為否定了階級鬥爭而糟到毛澤東的批判。屈打成招、冤假錯案、亂殺無辜泛濫。
孔子也強調和為貴，但那是對自己人。毛後時代，又回到了“和為貴”，但絕不放棄階級鬥爭和專政的恐怕手段。孔子的自由是吃“禽獸”的自由！就是對“禽獸”們實行專政再專政！那些不拜祖宗的中國人和外國人不就是被儒家說成禽獸和夷狄嗎？夷狄等於禽獸，吃了被儒家叫好。君不見“壯誌是饑餐胡虜肉”嗎？
黨權論與儒術是同構體，批判儒家就是批判當今的官方黨權理論。
6．都反對私有財產權。
儒家沒有財產權。財產權指處置支配自己的財產的自由，即他人不能阻撓，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也。儒家主張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國人都沒有真正的財產權，王所有了壟斷了天下的經濟大權。儒家的“大同”社會就是沒有私有財產的社會。儒家在經濟上有平均主義的傾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窮而患不安”。平均主義當然反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儒家“禮”的本質就是維護統治者欲望的滿足，剝奪被統治者欲望的滿足。最典型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的說辭。孟子告訴梁惠王說：作為統治者，妳不能說什麽“利”，因為妳壹說“利”，天下人就都會說“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妳還到哪裏去得妳的好處呢？作為國君，只應該大談奉獻，大談“仁義”，這樣全國人民都只知“仁義”了，只知奉獻了，妳國君才會有撈壹票的機會啊！這和毛的“鬥私批修”、“狠鬥私字壹閃念”壓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消滅私有制。這和儒家相和。所以中國人見不得別人富，鬥爭起來格外有勁。在中國賺錢的個體戶，擔心有壹天大家眼紅，又會來壹個大翻身；所以，撈夠了錢就把資金轉移到美國。
7．都反道德。
儒家公開主張皇帝壹夫百妻制[實際變成了壹夫萬妻制]，玩弄女性；共產黨人主張過共產共妻。誰能共，當然是共產黨權貴，他們淫別人的妻。現在不公開提倡共產共妻了，但共產共妻的實質仍然保留下來！《共產黨宣言》主張同壹切傳統的觀念決裂，就蘊涵了共產共妻的意思。看來在玩弄女性上講，兩家家都沒有道德可言。
8．都腐敗
儒家只講“孝”、講“親親”原則導致了腐敗泛濫。共產黨人只講黨性，不講人性人權，導致了更大的腐敗泛濫。
在中國有個有趣的現象：壹位官員不貪汙、不受賄，就是壹個十足的清官了，他運用權力為自己子女走後門、安排好工作，群眾們則特寬容、特理解，認為這和腐敗是兩碼事。
前深圳市委副書記李意珍的女兒鈕鈕僅25歲，已坐擁資產769萬元人民幣。鈕鈕的電影在深圳官僚的操作下強令學生們出錢觀看。李意珍的妻女經營三家公司，資金2800多萬元。這些材產雖然現在看來不多，但是按照當時中國的物價，已經算是壹筆巨額的材富了。
1980年代，中國的新聞聯播中播放了美國總統裏根的兒子第二次失業，不得不去馬戲團當演員的新聞，這本是嘲笑美國的高失業率的，但這條新聞恰恰證明了美國社會的公正性。總統的兒子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父親而搞特殊化，更沒有成為壹個為非作歹、無法無天的“衙內”。美國總統的後代過平民生活。裏根的女兒曾當待女支付房租，小布什的女兒開始了她的人生道路，她選擇的是去壹所小學當壹名教師。
在中國，哪怕是壹個普通的官員，即使手下的百姓餓死壹半，他的兒子也不會失業的。
9．都愚民、都不誠實。
沒有愚民就沒有獨裁者，愚民是獨裁政權存在的前提。每壹個獨裁者都需要壹大批的愚民去為他“打江山”作出犧牲；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是愚民——不知道什麽是人權、民主、法治，更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只有這樣，才能保住他的“江山”永遠傳下去！
每個獨裁者都要在愚民上花很大的精力，統治者愚民的手段有千萬種，但其本質卻只有兩個字：欺騙！為此，他要編造出所謂的“理論”（披上“科學”外衣），操縱宣傳機器，用“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手段，壹步步地把謊言變成深入人心的“真理”。皇帝利用儒[馬]家思想讓別人做君子[雷鋒似的螺絲釘]，自己做小人[風流人物]。
顧準說：孔子心裏明白，仁、恕是講給別人聽的，是對蕓蕓眾生的要求；至於當權的人要成霸業，不心狠手辣是不行的。後代史家，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壹直是內法(或荀)而外孔；其實，這種說壹套做壹套開始於孔子本人。
孔子助長父子相隱，主張為尊者諱，也就是說要隱瞞真相、要說假話。“以無恥為成熟，以狡猾為智慧”的行徑是瀆神的，對於基督徒而言，孔子是壹個不義的人；因為“不許欺詐”是耶和華的絕對命令。“說謊的，妳必滅絕；好流血弄詭詐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神說，魔鬼是“說謊人的父。”當我們說謊時，便表示我們是魔鬼的兒子。謊言重復壹千遍還是謊言，謊言可以蒙蔽所有人於壹時，可以蒙蔽某些人於永久，卻決無永遠蒙蔽所有人的可能。
耶穌沒有詭詐或伎倆，面對那些預謀致他於死地的人，他除了從從容容地走上十字架“送死”之外，什麽事情也沒做；他沒有用“兵不厭詐”的權術去謀害敵人，或者用不可告人的陰謀煽動他的追隨者們起來反抗那些壓迫者…總之，他心地單純、沒有任何的詭詐。
憲政民主和法治社會的關鍵是守約精神。“重法輕智”的守約精神壹直貫穿在整本的聖經之中。在聖經裏，亞當和夏娃吃因吃了“知識果”而犯罪，最終被上帝驅逐。
宗教是信任的根基。美國人深受聖經價值觀的熏陶，多半誠實單純，他們心裏沒有什麽城府，不會很多東方人的計謀詭詐，而是直來直往，坦坦蕩蕩。正是由於他們的這種簡單，造就了他們強烈的守法意識，及個人品德意識。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法規、制度、程序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個人的品德和誠實，如同生命壹般。沒有聰明才智，他們不會感到懼怕，而壹旦沒有了秩序和法則，對於許多的普通美國人來說，簡直就是如同世界末日壹般。
人要壹個高於他的神在他的上空無時不刻盯著；這樣，任何制度、禮儀才能深入人心。尊天、敬地、信神的人對是非的評判標準來自內心，他追求的是內心的平靜和安寧、絕不會撒謊，無須告密。在美國，執政黨暗錄反對黨開會的音，所有的人都會反對，連總統最親近的盟友都會反對。從利益而言，尼克松最親近的政治盟友是不該反對的。當他們聽到錄音帶的消息後，大都背叛了尼克松。為什麽？他們是基督徒，基督不許說謊。
毛澤東面對來訪的尼克松的女兒女婿滿臉困惑地說：“我就想不通妳們美國人是怎麽搞的，幾盒錄音磁帶就把壹位總統趕下了臺呢”？尼克松的女婿艾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的孫子）試圖向他解釋這是美國政治制度運作的結果，毛擋了回去：“那都是假的”。“水門事件”在毛看來是太小的事，可在美國人看來，卻足以失去對壹位國家元首的信任。
劉易斯 博洛爾說：“對政客們不誠實的欺詐之舉持無所謂的冷漠態度是壹個民族在道德上病入膏肓的標誌”。壹個沒有聖經只有“三國”的民族，在玩各種各樣的詭計方面是走火入魔了。所謂“法律象繩子，膽大的跨過去，膽小的鉆過去，只有老實人被它捆死”，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報應就是，妳玩死我，我玩死他。皇帝玩臣子，臣子耍皇帝；權大的玩權小的；權小的玩無權的。玩阿玩，玩到有壹天大家全玩完。
勃列日涅夫美國訪問，看到美國生活富裕，經濟發達。他住到賓館，看到廁所都是全自動的，擦屁股都不用手的，壹按按鈕，就給妳沖洗，輕柔的把妳的屁股擦乾淨。回去後他就責怪科學家們，說衛星上天了哪都好，怎麽輕工業就不能發展呢？明年尼克松來訪蘇時壹定要搞出來。領導們壹說，科學家動起來，來訪的時候就成功了。尼克松去廁所裏解大便，找不到按扭，可壹擡屁股就全自動沖洗，而且還很溫柔的把屁股擦乾淨。尼克松說，“真行，全自動化了，比美國還先進，不用按按扭就全自動了。”他想回頭看壹看，壹看，蹲便下邊蹲著壹個人，伸出壹個手來。那個人在下邊想：他怎麽不走？沒擦好吧？再給他擦壹下，手壹抹，就抹了尼克松壹臉。這是壹個政治笑話，說明了極權專制是假大空。
民主制度需要誠實的領導人；非民主政權則相反。國家元首如果不敬畏上帝，就會“朕就是法”，“無法無天”，搞“壹言堂”，本來是禍國殃民的魁首，卻利用權勢操縱輿論、壹手遮天、自欺欺人，制造各種形式的個人崇拜，為自己塗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和“舵手”，殘害百姓，滿足壹己之私欲，不管其以什麽高尚的主義或名稱進行。
儒家鼓吹過以聖人統治為前提的“天下為公”，馬克思鼓吹過以共產黨領導為前提的共產主義，都違反了正常的社會發展規律，是不能兌現的荒謬的烏托邦。孔子講“守孝”而自己卻不遵守。50年前，儒生們見大勢已去，就改頭換面，披上共產黨的外衣，把仁者換成人民公仆，把愛人換成為人民服務，仁者對小民進行道德教化換成共產黨的思想教育。中國是披著馬皮的專制體制，其核心文化及思想和千百年來的毫無二致，官員不過是沒有儒名的真儒生。壹些科學家、學者為了個人的利益而置良知於不顧。大躍進時期，有人昧著良心鼓吹畝產萬斤糧符合科學；田漢寫了《十三陵暢想曲》，更是火上澆油。文革時期的“假大空”，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最後全是謊言！現在發現為人民服務騙不了人了，就撕下共產黨的外衣，又打起儒的旗號反民主！
10．都是反“壹神論”的唯“物”主義
國家的好壞看制度，制度的好壞看人民。而人民的好壞，決定因素就是看宗教。美國就是壹個典型，美國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百年中，由壹個十分落後的殖民地，發展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靠的就是開國初期的建國者，壹批虔誠的清教徒為美國劃定了正確的航向。美國的力量，說到底就是因為人民有較純正的信仰的緣故。
中國的問題恰恰在於人民脫離了宗教的訓誨與約束，以致於肆無忌憚地進行種種罪惡的勾當。權力越大的人惡行更多，早就有過駭人聽聞的炮烙和人豬的記錄。中國統治者為什麽個個如此心狠手辣、缺乏愛心？是因為中華大地缺失了對神的敬畏。以致幾千年來，中國總是陷於仇恨、暴力、陰謀、欺詐、殺戮、戰爭和流血之中而不能自拔。
中國長期以儒教立國。儒家強調教育，但教育不可能代替宗教。只有宗教才會對人心有剛性的約束。儒家除了當帝王的仆役外，根本無法讓統治者遵行自己的規範。即便是儒家出身的官吏，也很少能做到勤政愛民，清廉自守。可以說，正是儒學拖累了中國的發展。
儒家“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五經上提到的“天”，“上帝”等詞，也是語焉不詳。儒家是壹個非常熱衷於現實功名、富貴榮華的功利主者，其人生目的主要在追求豐衣足食、家庭和樂和社會安寧。作君王的，只要能讓老百姓吃飽肚子，就功德無量了。所以強調“民以食為天”，“食色性也”，滿足了人民生理的兩大需要，就是天下大治。
“無神論”的共產黨的理想更進壹步地物質化了，追求物質豐富成了唯壹的最高價值。所以今天中國社會很多人上下齊了心，壹致“向錢看”，難怪中共的官員誇口，“妳看中國能讓13億人有飯吃，這就是對全世界最大的貢獻了。”這與孔老夫子的“民以食為天”是齊壹口徑了。中共奉行唯物主義、打壓壹切宗教，使中國陷入更深的罪孽與災難的深淵之中。
制度並不是要改變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導他做有利於社會的事。制度的設計要順從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圖改變這種本性。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利益偏好，而這種偏好正是此人之為此人的規定，容不得其他人來“改造”他，除非他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實際上使人變成了非人也的奴隸。如果只有人鬥人、人吃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野獸還要壞。如果只有人為人、人幫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天使還要好。要建立壹個美好的社會，只能靠壹套把利己變為有利於社會的制度。
制度設計關鍵在於假定，從“好人”的假定出發，必定設計出壞制度，導致壞結果；從“壞人”的假定出發，則能設計出好制度，得到好結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道德約束極其蒼白，而實踐中則往往導致專制與暴政。
現代經濟建立在人人都有罪性上比較好。契約的前提就是先小人後君子。首先假定妳會要犯罪，所以用壹定的條條框框來約束妳。中國人太講君子風度，相信人會按照約言去做，結果到對方違約時官司都沒處。
儒家人性論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與習對舉，證明性是先天獲得的。孔子倡導的仁，可被視為對人之天賦秉性的壹個抽象歸納。因為，仁者，“從人從二，古文仁從千心”（許慎：《說文解字》）。可知仁是對共同的人的特點的壹種概括，是善的。
儒教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經》），人生來即是善的。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盡心上)。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荀子壹派表面上是性惡論，實際上他說的性惡是針對小民的，聖人仍是大善的，聖人可以“化性起偽”的，他最後的落腳點還是性善論，最典型的論據是“塗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和企望“積善成德”。
“人之初，性本善”是錯誤的命題。人從娘胎裏壹出生，就具有妒忌、貪婪等自私自利的趨惡天性，儒生們硬說那是孩子的惡作劇，視為可愛，那是虛偽。
孔子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人非聖賢，怎能說自己沒有過錯呢？壹切罪惡起源於不良的動機，先有淫念，才有淫行；先有恨意，才會殺人。罪行是罪，不良的動機也是罪。人之所以會犯罪是因為人有罪性。人欲(私性)橫流，罪惡泛濫，社會充滿了罪惡。說社會是惡的、人性是善的、是不合邏輯的(社會由人組成的)。難道社會不是由人組成的？
1．儒家人性論中復古主義與排外主義
顏淵問為為邦之道，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舜（實行夏朝的歷法，乘坐商朝的車子，穿戴周朝的衣冠，采用舜的韶舞作音樂教材（見《論語.衛靈公》）。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舜就是個很好的榜樣，他什麽事都不需要做，就能使天下大治。為什麽呢？因為舜是天縱英明，生來就是完美的聖人，他只要順乎天然的本性生活，自然就成為很好的榜樣，而使得萬民景仰，垂範千古了。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國魂啦！
孔子認為最高典範就是堯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他壹味地懷古、戀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學古、教古、吃古、賣古、忠古、孝古……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絕對的好！為了使中華文化不致消沈墮落，只有壹個辦法：不許改革，不許創新。如果有人大膽改革創新呢？立刻打壓！完全撲滅！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萬物皆備於我矣”；哪需要向外學習？只要盡量修掉後天的沾染的不良習性，讓人盡量返回到初生的“赤子之心”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具有的善性給發掘出來。人只要潛心修道，明心見性；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則拜。大舜有大焉(孟子公孫醜上)。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盡心上)。
同樣是人，但今人不如古人，而且越古越好。子路不如禹，禹又不如堯舜；商湯和周武的德行，是要靠修養身心來勉力行仁的；哪像更早的堯舜，是天縱英明，生來的聖人，他的美德，完全是出於天性使然，壹點不需要後天的努力；五霸的德行，不過是假借仁義的美名為幌子罷了。可見人性是壹代不如壹代啊。
孟子曰：堯舜既歿，聖人道衰，暴君代作(孟子滕文公下)。意為：堯舜以後，聖人之道就衰落了，所出的都是暴君了。這樣搞下去，國家還有希望嗎？孟子說：要想國家大治嗎？有辦法！恢復古制，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五、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他滿足於現有成就，視外國人為野蠻民族，以為自己都是好的，外國的都是壞的而停滯自誤。
雨果說：中國是保存胎兒的絕妙的酒精瓶；黑格爾說，中國是沒有時間維度的國家。
2．儒家人性論中的等級特權和雙重標準
孔子把人分為三等：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學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屬於“學而不知者”，只能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學而知之者”為他們制定的道德規範。少數人被定為聖人君子，被豁免了作惡的可能性，從而置身於法律和眾人之上。這導致了對自己很寬松，對別人很嚴厲。君子們的言談舉止不能傳達出平等的相互尊重；而是傳達出有權有勢的上等人氣象。因此，自由平等博愛無法產生。
韓愈提出“性三品”說，把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善惡無絕對標準，道德準則隨身份等級而定，對等級不同的人是完全不壹樣的。儒家道德的第壹律條就是：尊卑。皇帝用太監，善哉；臣民用太監，惡。天子用八悄，善；諸侯用八悄，大逆不道。男人多個性伴侶，善；女人多個性伴侶，罪大惡極！
對於壹般人來說：“或飲酒，或好財貨，或好聲色都是“人欲”，必須革除；至於皇帝，“鐘鼓苑囿遊樂之樂，與乎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朱熹註《孟子集註·梁惠王下》）。這就叫“同行異情”，同樣的行為，因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孔子自己“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食壹）而餿，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卻要求別人“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雖然孔子也說“禮，與齊奢也，寧儉；喪，與齊易也，寧戚。”，不過說說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孫從來都是不惜鋪張豪奢的。
按身份等級劃分出的道德，根本就是偽道德、是反人性的。儒家規定了人是王權的從屬品，把家庭形式化成了壹個個縮微的皇權結構。為了強化控制，道德有了壹票否決的大權，儼然主宰人的生死：忤逆尊長可以處死；男女私情沈塘火燒而後快，等等。律條嚴苛，不過是為了把人身上的繩索緊緊捆綁，使人成為任意驅策的牲畜。
皇帝和官員不僅是統治物質財富，還要統治人們的精神、情感、習慣，於是他們壹級壹級的成了道德的掌控者，擁有了道德的解釋權，官大壹級就是真理。他們的貪婪和殘暴必然與道德條文背道而馳，他們自身的道德敗壞同他們滿口的仁義道德形成鮮明對比。於是，整個社會從上而下充滿了虛妄和絕望，專制和等級就這樣完全摧毀了人的尊嚴和價值。為了在這個等級制的道德架構中生存，人們就須互相傾軋、仇恨、鄙視、壓榨，於是，這偽道德就必然導致人們走向邪惡。禮教強奸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道德成了壓迫下屬的工具。
由是國人只信任權勢，權勢成了衡量人價值的唯壹標尺，官階是國人衡量人的價值的首要準繩。而公權力，即使在清庭滅亡近百年了的今天，執政者還把它看作是自己私有品，居然叫喊：這是我們用鮮血奪來的，妳們想要，拿幾千萬人頭來換。
3．性善論導致了虛偽敗德
哲學家黎鳴認為：人的生物性偏於惡，人的社會性是善惡交錯，人的精神性偏於善。他以愈是出現得早的事物，其惰性愈大的理論進行計算，從而得出結論是：人性的90%偏向惡；人性的10%偏向善。他說：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真實的，中國古代聖人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不真實的，是虛假的。基因的自私與人的自私是壹脈相承的，這種自私性的基礎即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因此，自私不必是惡，但在社會生活中也難為善，不妨說自私是潛在為惡的基礎[原惡]。中國人自古以來，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輕信大人、聖人的漂亮話，實在是受了絕大的欺騙。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不僅絲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壹旦變成實惡，它所造成的社會災難簡直千萬倍於小民。由於原惡的存在，中國聖人所宣揚的克己、禮讓的善也絕大多數是偽善。
由於性善論，中國人認為通過努力學習就能成為至善、完美的範例；於是“學而優則仕”的官僚們自然便是善的典範；而不學習、不識字或學而不優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惡的刁民；於是善良的大人君子們對小人刁民們進行人治就是天經地義；官僚們擁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不需要監督制約，結果是善良的官僚們在缺乏監督的狀態下，幹盡了壞事。
為了維護官僚們的“善”的形象，儒生們使出了看家本領——造假。壹個公開奉行“說謊價值論”、撒謊成精的老油條被奉為民族聖人，是我民族的不幸。
性善說導致人人說假話，相互吹捧奉承；有壹點成就就驕傲自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足自滿，飄飄然不可壹世。壹有問題，都把箭頭往外指，都是別人的錯，很少反躬自問，承認自己有錯的。於是每個人活在自我中心意識中，任意放縱私欲而不自知。於是不肯認罪，不肯悔改，也不肯接受上帝的拯救。社會當然壹天壹天敗壞下去。
美國有壹項科學測試發現：現代社會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24分鐘就會想到性。這意味著當種種高尚的奮鬥動機、理想由於種種原因遭妳拋棄後，性欲，將最終成為妳奮鬥的唯壹壹個不體面、但最強有力的動機。或者說高尚動機、理想僅僅只是幌子；幌子下面，妳正在作為性欲的奴隸，自覺不自覺地在受著性欲的驅使。不讓上帝做妳的主，情欲必做妳的主。
由於儒家的性善論，使得中國人對“性”不敢正視，將“性”掩著、蓋著、藏著、掖著；使得中國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國人擁有表面仁義道德，背後男盜女娼的虛偽。
4．性本善導致獨裁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意誌必屈服於獨裁者的意誌，這只有根據性本善的觀點才說得通。人性本善，因此每個君主都可成堯成聖，因此眾人都要服從君主的意誌，以助君王成聖王。
以性本善哲學為基礎的制度設計可概括為“無限政府”和“有限權利”。儒家假設掌權者為“天下為公”的聖賢，對最高權力的控制就沒想過；儒家相信“人好壹切都好”，關註權力的歸屬而輕權力的監控。因此，中國二千年間未曾產生過實質性的分權制衡機制，無獨立的司法審查制度（行政司法合壹）、無類似於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的程序制度。
儒家認為：上等的“聖人之性”先天就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鬥筲之性”需要教化、改造，方可臻於完善。所以，“內王”以“化民成俗”為己任，強制改造人性。孔子把學生看成木頭，所以他說“朽木不可雕也”！荀子認為：人就是木頭，聖人就是木匠，可以用斧頭去劈去砍；完全否定了人性的先天性基礎，墮入了專制怪圈！儒家不容許壹個獨立的個人自治領域，主張政府行為可以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
儒家總是把人群分成好人[君子]和壞[小]人，而好人的最高典範是聖人；這種分類法違背了人人平等公理。儒家把壹切文明都歸於聖人，讓聖人淩駕於社會之上；完全依賴壹兩個聖人的精英政治就是特權政治、就是獨裁政治、就是少數人合法掠奪壓迫平民的政治。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自私都要服從君主的自私，結果是大惡。中國的君主專制，結出了大惡之果，自唐至清，離文明越來越遠。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的歷史！
5．崇拜明君清官的人治，忽視法制建設
儒家壹直盼望明君的出現。國人已經習慣於讓別人支配自己的命運，所以，即使機會握在手中，也總是輕易的把權力和機會交給居心叵測的權力狂們，然後禱告那是壹個清官、明君。這使我們的民族成為了壹盤散沙。儒家社會的百姓總是以為皇權是善的權力，皇權因此不受制約，也不必制約（事實上無法制約）。對最高權力的制約匱乏，貽誤了中國法治進程。
中國古代有權力制約機制，都是預防相權過大而威脅皇權。隋唐時設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制度，相權由三省分掌：中書省掌管決策，門下省掌管審核，尚書省掌管執行。三省分工制約，確實預防了宰相濫用權力。但對最高權力的皇權卻沒有明確的制約監督，這與認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會為惡有內在的必然聯系。
儒家強調“克己復禮”，只註重個人內在的修行，不註重社會法律制度的建構，把無限的權力賦予某個人[王]或組織，這是罪人的狂妄之舉。在儒看來，法律僅意味著：馭民的工具，而掌權者自身是超乎法律之上的；從而否定了法治。
西方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強調它是“自然正義”，是如自然科學定律壹樣的純粹理性。所以指導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義、公平，體現於法律之中則在於重視個體之間的平等、自由、權利等觀念。
中國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親疏貴賤尊卑長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權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以此為基礎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
“性善論”強化了宗法規則，遏制了民眾獨立人格的產生。在宗法倫理社會，身份規則是壹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個人從來是作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雖曾有過家庭、行會、幫會（江湖）、僧道等民間團體，但它們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規則即個人人格被吸附消溶於集體人格中的規則。個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勢必造成個人人格的不獨立，不利於民法的發展。
6．理性萬能
從人性至善進而相信人的理性能力，相信人類能掌握規律，相信存在壹個完善的社會狀態，並篤信為實現這個完善的社會而存在壹個至善的萬能政府，從而加強了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成的壹元化管理趨勢。自戊戌變法以來，儒教的人性善與西方舶來的理性主義結合，更加堅信人力無邊、人定勝天、人應該宰制萬物、征服自然。既然人的理性具有如此至上性，對天、對神的敬畏就不復存在，所謂用自然法來約束世間的權力就更無能為力了。
這些人自詡掌握了唯壹正確的規律並宣稱人類有駕駛自然的能力，而壹旦擁有了足夠的力量（或曰暴力），他們會把人間變為“美好社會”的試驗場，從而也有了正當的理由來鎮壓不同政見者。長期受科學萬能教育的中國人，很難認識到人的有限性。
柏拉圖晚年發現《理想國》的哲學王的路走不通，因為人性本惡，國王不可能成為哲人王。這導致西方思想界敢於自我批判，幾千年來中國儒生們敢自我批評儒家理論嗎？
法家人性論
法家認為性本惡，主張實行嚴刑峻法，高壓恐怖。結果是惡上加惡，惡性循環。秦皇執政12年，被處宮刑的人就多達70多萬人……。秦亡，酷刑、文字獄、連坐、戶口制度等惡的鎖鏈代代相傳，嚴重摧殘了中國人的身心健康。法家的“人性惡”理論不徹底，他們認為皇帝是善的，這樣壹來，就陷入自相矛盾，“人性惡”理論就崩潰了。
唯物主義人性論批判
1．人的本質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都是環境的產物，都是“社會人”， “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
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恩選集第壹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1995年6月第2版第56頁）。
馬克思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時，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
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制，後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制帶來了利己心”。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制毫不相幹；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
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又是生產關系決定的。按馬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公或私]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系的性質[公或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公或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佞之徒趁機得利。社會主義實踐證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對人性的看法在中國春秋時期就有。齊國相晏嬰出使楚國。楚王在接見晏嬰時，故意讓人押著壹個人從接見廳下走來，並說被押的人是齊人，犯了偷盜罪。楚王揶俞晏嬰說：“齊國人都愛好偷盜麽？”晏嬰離開座位嚴肅地對楚王說：“我聽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織。是什麽原因呢？水土不同啊！這個人在齊國而不偷盜，壹到了楚國就犯偷盜罪，是不是因為楚國水土使這個人愛起偷盜來了呢？”楚王尷尬地笑著說：“聖人是不能隨便開玩笑的，寡人反而弄得難堪了！”
晏嬰宣揚的是環境決定論，這與基因決定論是沖突的，把人簡單等同受環境決定的植物，楚王連“人不是橘織類的植物”都說不出來。可見，當時的中國人愚昧到了何種程度，什麽中國古代燦爛的“百家爭鳴”不過是阿Q自我安慰而已。這是愚昧的“天人合壹”的類比思維造成的。事實上橘織是不同的物種，中國古人弄錯了。同時代稍後的希臘人亞裏士多得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種動植物，對植物進行了分類學研究，是很了不起的。
中國人最缺乏理性思維能力，幾千年來連邏輯學、語法學都沒有。中國有成語“人心不古”，人越來越墮落！中國人自由本質完全被儒家消滅了！只知道為了肉體的延續而做奴隸！對苦難殘暴已經麻木不仁，甚至為其辯護。
管子鼓吹“倉廩實而知禮節”；倉廩足，知榮辱。中國的社會現實卻是“飽暖思淫欲”、為富不仁的多。為什麽經濟發展[權力增長]與道德敗壞成正比呢？根本原因是中國人把人混成了動物、向動物[龍虎]學習的結果；中國人不認識上帝，所以道德敗壞。
唯物主義的道德觀，將人與動物並列，道德生活完全是外在的，後天的添加物。主張人性是壹張白紙，非善非惡，可塑造人性、塑造新人。不承認靈魂的存在，道德生活就不是出於心靈的內在需要。所謂“良心”、“羞恥心”、“罪惡感”都不能找到“內化”的基地。
動物世界沒有道德，只照著本能欲望而生活的，完全沒有理性和德性。所謂“科學[進化論]的人生觀”，必將導致弱肉強食，平等道德必然崩潰。
2．“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系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
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但人首先是作為自然的個體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抹殺了作為人的自然個體的本性，過份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完全違背了它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於個體而言，其內在的本質是內因，而“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僅僅是外因，內因對他的行為起著主要的的作用，而外因是其行為的外部條件、起次要作用。馬克思把外因看成決定性的作用，犯了根本性的錯誤。
什麽是本質？本質就是最普遍的、天生就有、不會改變的性質。“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它們怎麽能成為人的本質呢？
“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系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關系說”企圖從外在的社會性囊括人的本質；抽掉了人的精神活動的具體存在，抽掉了個體活生生的靈魂，其結果只能使人僅僅作為壹定的階層、黨派或社團組織的成員。
從“關系說”裏，看不到人對社會關系能動的選擇和超越；只看到了對現實的適應和服從。該理論顛倒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把主體的人當作社會的手段而不是社會的目的；並認為集體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的利益，向社會奉獻壹切是個人應盡的義務和責任；社會永遠是主人，個人永遠是卑微的奴隸，個人的價值要靠社會來體現。
上學、參加工作、入黨團都要填社會關系表，原來這是馬者們在定義人本質的“善惡”。例如：他是高幹子弟，妳是農民的兒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妳就作牛作馬－－因為妳的社會關系總和是無法和他比的！高幹子弟總是騎在普通群眾的頭上，因為他們本質“先進”。
3．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
作為個體的人的本質是什麽呢？那就是：利己心，趨利避害；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首先是愛自己的子女；也存在對自己父母的愛，但這種愛遠遠沒有父母對子女的愛那麽強烈、那麽普遍。現代生物學告訴我們：基因是利己的，利他只是利己的壹種特殊形式。
動物的利己是本能，可稱為本能利己；動物本能也表現為利群。比如，那些雄蜘蛛性交後被雌蜘蛛吃掉，就是利群；還有大哈馬魚為繁殖而粉身碎骨，產卵即死，也是為了群的生存。這些動物的行為說明動物的目的是為了繁殖基因、保存基因、擴張該類基因的地盤。同樣，人也願意為子女粉身碎骨，特別男人喜歡玩很多女人，這也是為了繁殖基因、擴展該基因的地盤。利己利群都是為了延續繁殖該類基因，所以說基因是自私的。人當然也自私自利，不過人的自私自利打上了自由思維、理性計算等特點！
人的利己與動物的利己是不同的，人是故意的、有意識的利己，動物的利己是壹種本能，它意識不到。人的利己與動物利己的區別是：人的利己表現為貪得無厭，動物的利己適可而止。成年人在公眾場合不貪婪是大家監督的結果，也是理智計算的結果[怕得不償失]。所以，人的本質==利己+自由意誌。換言之，人的利己受自由意誌的指導與調節。
原始社會人類的生存條件極端惡劣，始終面臨著饑餓、猛獸侵襲帶來的死亡危脅，靠個人是無法生存的，人們必須依賴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而集體的力量的任何削弱都可能帶來整個部落的毀滅。此時，為求生存只能共產、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壹能實現自利的途徑。原始社會的大公無私、尊老愛幼僅限於部落內部，對其它部落，他們不但發動戰爭，而且把對手吃掉。這正說明了他們是利己的。
唐山地震時，壹些逃出的人住在帳棚裏沒飯吃，大家就分頭到處找吃的，找來後由壹個熱心的大嫂支口大鍋，平分食物。當營救工作開展起來後，很多家的東西扒出，人們就開始私藏自家東西，不再上交，大鍋飯維持不下去了，共產主義瓦解——這正是原始共產主義產生與瓦解的現代版。難道是人性變了嗎？非也，人性沒變，人們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利己的。
某村的選民寧願讓腐敗官員繼續當政，他們的邏輯是：腐敗官員是肥豬，新選上的官員是瘦豬，瘦豬比肥豬更貪。這種類比邏輯是錯的：肥豬的貪心小，怎能證明腐敗分子的貪心小呢？特權意識甚至不以自己擁有比別人更多為滿足，而是以自己擁有全部、他人壹無所有為滿足。皇帝富有四海，他的貪心比誰都大，十萬宮女還不夠，還要巡遊玩女人。
基督教認為：因為上帝造人時賦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選擇自由；但人受肉體支配後易偏離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
從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質就是自由+貪婪=罪。可這樣解釋：貪婪是人的生物基因本質，自由是人的大腦本質。大腦思維是傾向自由的。大腦思維的自由本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創造、追求平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這是健康人的向上本質。
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當人感情用事，大腦的自由功能會退化，貪婪本性占優勢；貪婪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十分野蠻狡詐，社會制度就是專制制度，專制是使人成為奴隸的壹種病毒，專制制度是壹種野蠻的制度。總的說來，肉體誘惑力遠大於自由理性能力，墮落的趨勢使人類普遍的專制。這說明了人性惡在人類史上起主導作用。
當人敬畏上帝能進行理性思維時，自由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文明誠實博愛，社會制度就走向民主科學。自由民主制度是使人獲得尊嚴的制度。自由理性能力使人類產生民主科學，象古希臘的民主科學在人類當時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只是在理性清醒後，人類的自由本能才得到充分的開發而走向現代民主。
4．共產黨的目的是逐漸把人改造成革命的工具
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強調黨員必須加強黨性修養，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說：“壹個共產黨員入黨以後，就象木料壹樣交給了黨。黨今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大廈時，妳也可以變成棟梁；如果黨需要造壹個馬桶，那妳也得嘗嘗臭氣……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講條件的。”
劉少奇說：“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壹致的時候，能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常說的黨性”。
文革開始，劉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澤東說：我只有壹個請求，辭去壹切職務，回到鄉下去種田，做壹個普通人。此時此刻，連劉少奇都忘了他只是“黨的工具”，他無權對黨提條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論”黨性，成為置他於死地的“殺手鐧”之壹。對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盧梭說：“專制政治是不容許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壹發號施令，便沒有考慮道義和職責的余地。最盲目的服從乃是奴隸們的唯壹美德”（《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林彪說：“黨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績偉說：中共形成了壹種“黨性原則”，即“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黨說甚麽就是甚麽，黨叫做甚麽就做甚麽（甚至可以為黨撒謊）。在中國，壹切行動聽指揮不僅僅限於軍隊，它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以及公、檢、法等公權力部門的不成文的原則。為什麽貪官壹端壹窩？難道國人都那麽容易同化的麽？不是，正是壹切行動聽指揮，行動左右了思想！不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能力，而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勇氣。久而久之，大家都認為：所有的反思都會成了無疾而終的掙紮。
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塑造新人”成了與建設新社會並行的目標。從蘇聯照搬的社會政治組織，如少先隊和共青團等從“解放區”推展到了全國，蘇聯的“新人”典範和歌頌“新人”的文學作品在中國也非常有影響，如傷殘軍人吳運鐸和他的《把壹生獻給黨》就被稱為是中國的“保爾·柯察金”。60年代上半期，“共產主義新人”在各條“戰線”湧現，其事跡充斥著報刊、電臺、電影、文學讀物，成了這壹時期文化領域最令人矚目的現象。
大慶油田的王進喜和他的“1205英雄鉆井隊”是工業“戰線”新人的典範。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則是農業“戰線”新人模範。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口號，在非軍事部門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部。軍隊在60年代為全國提供了難以計數的榜樣：雷鋒、王傑、歐陽海等，他們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這種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間達到了顛峰，有組織和集體管理的每個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須“狠鬥私字壹閃念”。“文革”期間塑造新人的運動，就是大量下放幹部和知識青年(並不否認下放背後的社會經濟和人口問題的考慮)。
70年代“紅色高棉”更是壹奪取政權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圖徹底廢除城市(壹同被廢除的還有貨幣、家庭、婚姻、財產等等)。“紅色高棉”是在毛主義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但他們認為即使是毛也沒有堅持他的革命路線，沒有做到“七、八年再來壹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徹底性上要超過中國。
在50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戰爭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分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因各種原因死於非命。
共產主義制度為什麽在全世界到處碰壁呢？最主要的是馬克思看錯了人性。有人說：“共產主義是壹個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
有人說：“共產主義的領導人不是完人，免不了會犯錯誤。”此說完全錯誤。共產制度的領導人即使是聖賢，也逃不脫失敗的命運。因為共產主義所根基的是錯誤的人性論，它仇視能最大限度發展個體才能、提高人權水準的自由制度。丘吉爾早在1920年1月就指出：“共產主義壹定會失敗，因為它違反人類的天性和需要。”他認為，這是壹群狂妄虛無的瘋子，嘗試將混亂的理論付諸實現，結果必然會導致腐敗、脫序和內戰。都被壹壹言中。
無神論鼓吹對人的崇拜，以前是對皇帝崇拜，現在是對自我崇拜。壹些信民主的人搞多數崇拜，認為多數等於正義，主張隨大流；壹些精英大搞自我崇拜。自我崇拜的結果必然導致自我中心、自我封閉、夜郎自大、自賣自誇，拒絕學習其它先進文明；缺乏對他人、對社會、對人類歷史的了解。即使學習其它先進文明，也是學其皮毛，拒絕學其內核。
為什麽人不能被信仰、被崇拜？因為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崇拜他人（自己）都屬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在英語中與邪教是壹個詞。教皇或皇帝或孔子都是人，是不能獨尊的，獨尊有限、有罪的人的指令和思想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