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晓波对美国的天真谈为什么反共人士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刘晓波曾经认为,中国的民间维权运动可以作为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着力点。内外压力一步步的逼着中共改变中国。
不得不说这个想法非常天真,美国没有搞垮中共绝不是因为中国内部没有什么“着力点”,而是美国并不真的想推翻中共。

对于美国来说,限制中国,不让中国超越自己是最重要的。但限制中国并不代表美国需要推翻中共。
也许正是中共自己才是对中国最好的限制,假如中国变成一个日本那样的现代国家,说不定真就东升西降了。(插一句,其实从方位来说,美国在中国的东边,欧洲才在中国西边。所谓扶桑已在渺茫中,美在扶桑东更东……扯远了,说回中国)
要知道80年代日本势头很火,竟然隐隐有超越美国的架势,让美国感到威胁,后来被美国整了个广场协议才消停了。
从国家利益出发,美国并不在乎超越自己的是盟友还是敌人。作为全球霸主,被超越了总是不高兴的。所以美国时不时的也会敲打一下欧盟,敲打一下日本,谁冒头就打谁就跟打地鼠一样。参考川普的直球操作。

许多反共人士常常以为美国不了解中共有多残暴,不了解中国国情,如果了解中共的残暴程度,那就一定会施压推翻。所以毕生精力都用在去向美国揭露真相。刘晓波似乎就是这样天真的人,总觉得自己向美国揭发了中国的邪恶,美国就会知道。
其实美国知道得比刘晓波更多,美国非常了解中国,他知道中国并没有日本和欧盟一样的研发能力。因为中共已经锁死了中国人的头脑,无法进行开创性的工作。

中国这片土地由谁来统治对美国都无所谓,美国唯一需要的就是这片土地能够稳定的给自己带来收益。
大清也好,民国也好,中共也好,谁统治中国美国就和谁做生意。

美国不会主动帮助孙中山推翻大清,因为推翻了大清美国跟大清谈好的合作项目又要重新开始。
同样美国也不会帮中共推翻民国,因为推翻蒋介石政府意味着美国和民国谈好的项目也要重新开始。
以这个逻辑来看,美国当然也没兴趣帮反共人士推翻中共,因为推翻了中国,美国谈好的合作项目又得重新谈。

以做生意举例:假如你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然后和另一个国家的大公司负责人谈好长期合作。
但是对面那家公司动不动就换总裁,改公司名,那你是不是老要找新总裁,新公司谈合作,这多麻烦?
你想要的无非是那家公司能够“稳定”,可以长期合作。至于那家公司是如何迫害员工跟你没半毛钱关系。

就好像美国以前和非洲黑人奴隶贩子做生意,也许有的大奴隶贩子通过大量的人口买卖比美国资本家还富有,但美国并不在乎。因为奴隶贩子只能从事人口贩卖这种低技术含量的工作,无法威胁到自己。
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拥有14亿奴隶的奴隶贩子。如果推翻了中共,中国陷入内战,那美国在华利益就无法保障。
同时,如果推翻中共,中国没陷入内战反而变成了个日本韩国似现代国家,那以中国的体量,也许会比当年的日本造成更大的威胁。
又或者推翻了中共,又来一个中共式的政党独裁,那美国还要跟那个新的独裁者合作,那跟现在这个独裁者合作不就行了,费那个劲干嘛?
推翻中共,出现一堆小国家也挺麻烦,美国需要和那些小国家一个一个谈合作,劳神。

相反中共这么一个统治者,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利益代言人。只不过出了个习近平这种不会做生意的人,那换掉习近平不就行了,干嘛要推翻中共呢?推翻中共对美国有啥好处?

所以想要寻求国家层面帮助的反共人士,应该去找那些真心想要推翻中共的国家。
哪些国家真心想要中共倒台中国分裂呢?
当然是中国周边国家了。
比如俄罗斯,印度,越南,日本。
对俄罗斯来说,分裂,内战的中国才是最好的。
俄罗斯并不在乎跟那点在华利益,中国解体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利益。
印度,越南,日本也是同理。
因此真心想要推倒共产党,并需要寻求帮助,也许可以从这几个国家入手。
总之和中国越没有利益纠葛,越可能帮你推翻中共。

倘若你觉得俄印越太掉价,也可以找北欧的瑞典帮你推翻中共。

附,刘晓波文章《中共人质外交游戏何时了?》这篇文章写于2006年,对于今日中共的人质外交也有一定参考性,以下是文章全文。
我选这篇文章,只是想讨论刘晓波“民间维权给美国提供着力点”这个观点,不代表我认为刘晓波说得不对。

胡锦涛即将踏上美国白宫南草坪的红地毯,沸沸扬扬的赵岩案突然出现转机,据赵岩案的代理律师莫少平3月17日说,对赵岩的起诉已经取消,他将在几天之内获释。
  
   赵岩被捕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他是因《纽约时报》率先报道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而被捕的。中共官方指控赵岩泄漏了国家机密,但《纽约时报》否认赵岩是有关报道的消息来源,赵岩本人也否认对他的指控。
  
   赵岩案显然大冤案,但按照中共当局的惯例,类似赵岩这样的案件,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放人,大都要留一个判定有罪的小尾巴。因为撤销指控意味着赵岩将无罪释放,也等于宣告中共当局从一开始就抓错了。所以,赵岩案的结果仅仅是极为罕见的特例,显然与《纽约时报》的显赫地位和美国政府格外重视高度相关。

  
   作为朋友,我为赵岩和他的家人感到高兴,但愿赵岩马上结束牢狱之灾,与家人团聚,接受朋友庆祝。我也为此案的代理律师莫少平高兴。莫律师代理过许多敏感的人权案件,但在中国的制度下,无论律师的辩护多么出色,大都只能是无功而返。而今天,莫律师终于可以看到自己为之辩护的一个政治犯将被无罪释放了!
  
   然而,作为生活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我也高兴不起来。赵岩案的结果至多是人质外交的又一次出牌,是中共为营造党魁访美的良好气氛而惯用的外交手段之一,而丝毫无助於大陆人权的实质性改善。正如冰点复刊并不意味着言论打压有所松动一样。君不见,冰点前脚复刊,爱琴海网站后脚被封。
  
   恰恰相反,近年来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就在赵岩即将获释的前后,有更多的人因言获罪。2005年,就有师涛、郑贻春、许万平、张林等异见人士,被以“煽动颠覆罪”判重刑;原福州日报采访部副主任李长青被以“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名判刑三年,只因他同情和支持反腐书记黄金高。2006年,山东邹城市教师任自元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山东淄博市网络作家李健平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起诉;《毕节日报》社记者李元龙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还有近期内失踪了一个月的胡佳、欧阳小戎等人。
  
   六四后,中共对西方的外交是金钱加人质,金钱外交能够奏效的,人质外交就免了,而光用金钱不管用的,才会附加人质交易。最初,中共的人质外交是为了缓解六四后的巨大国际压力,是无奈之下的偶然行为,比如放方励之去美国。后来,中共当局从中尝到甜头,逐渐把人质交易作为党权外交的组成部分,捉放游戏也玩得日趋娴熟和精巧。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释放,与93年申奥有关;王军涛於94年保外就医流放美国,与最惠国待遇、联合国人权大会相连;魏京生第二次保外就医流放国外,成为江泽民急欲访美的筹码;王丹、刘念春保外就医流放美国,是对克林顿98年访华的酬谢;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短短五年,就有大陆人士徐文立、王有才、方觉、热娜亚等人,具有美籍身份的贝岭、李少民、高瞻等人,先后作为中美交易的人质筹码。
  
   这样的人质外交既残忍又下流,永远是放一个、抓更多,大陆的监狱中永远不缺与美国作交易的政治人质。而且,这种捉放游戏也是露骨的“等级歧视”,其中,政治犯的西方国籍和国际知名度是区分不同等级的两大要件。但由于抓的太多而放的太少,以至于,一些备受关注的著名人质至今仍在狱中(比如,杨建利、杨子立等)。而那些知名度低的人质,并不会因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受到善待。因为他们既没有国际知名度,更没有美国身份,不要说还他们以公正,就是在狱中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也很难改变他们现在的命运,反正国际社会也管不过来。
  
   尽管,现在的中共在本质上仍然是反人权的独裁政权,但在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的压力下,也不得不装出一副“伪善”的脸来。中共寡头们越来越具有平易近人的外表和温文尔雅的笑容,言谈举止之间,颇有点开明务实的风度,也决不再讳言人权、法治和民主,甚至还会承认中国的人权现状多有必须改善之处。所以,他们才会玩弄人质外交,国内的民间维权才有一定回旋空间。在此局势下,中国人权事业的成败,国际大势和西方大国的政治压力固然重要,但在根本上还在于中国人自己的作为。以中国之大和人口之多,更以经济高增长和金钱外交对西方政客和资本家的诱惑力,如果中共当局得不到来自国内民间的足够压力,国际压力在中国内部就找不到有效的着力点,其作用也就很难得到充分发挥,就是再有几个美国的压力绑在一起,也无法真正推动大陆的人权进步。
  
   反独裁、争人权的中国力量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足够支持,使国际压力的作用不限于促成几个著名政治犯的释放,而是能够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逐渐改变,民间维权运动就不仅要挺直道义脊梁、不畏风险,更要肩负起责任伦理、尽量降低风险,既不妄自菲薄,也绝不能轻视对手,力求维权运动每一次爆发都能带来官民之间的某种良性互动,并取得看得见的成效,哪怕每次取得的仅仅是有限的成果。而只有不畏风险的道义正确而没有实际效果的维权,无法使民间维权运动的逐渐成熟起来,也无法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唯有实际成果的一点一滴积累,才会为沉默的大多数提供示范,带动更多的人投身民间维权;也才会让关心中国人权的国际力量看到中国内部的希望,使自由世界施加给中共当局的政治压力,变得更为理直气壮且更有实效。
  
   2006年3月20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论坛》200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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