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李一平关于专制地狱的观点
李一平在最近一段时间的youtube视频提出了中共会在20大之后建成以习近平为首的集权地狱的这样一个观点,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这个观点是基于两个因素考虑,一个是以高科技为支撑的监控和数字货币等手段,另一个是习近平会打倒党内反对派,建立毛泽东式的政治制度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制度,完成在制度上的全面集权和掌控。
但是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理由是个人以为监控手段的确给人民的维权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只要不是监控到居民的每家每户,还难以成为将全社会建成集权地狱的要具。李一平在其所作颜色革命的教程上,主要的操作手段有两点,一是同城的民运人士要相互聚集组成负责组织和引导革命的小圈子。这一点要在网络联系并线下组织并不难,在网络上固然不能谈政治,但是可以在讨论具体的民权民生问题的条件下以阴阳怪气含沙射影的语调射影当局,这现在被称为恶政隐(即恶毒的政治隐喻),是现阶段使用比较成功的策略,因为并不算敏感,所以民运人士用此来联系同道并无问题,只要在网络留言和语音通话上不涉敏感词,那就不会引起当局注意,可操作上并无问题。二是当起义的时候要聚集大批人众,那就万难避过监控了,但是到那个时候必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无着,不然必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到这个时候各种形态的游行和社会动乱将不可避免,到那时战术上要避开监控钻监控的空隙,但是在战略上要饱和监控,让其因过载过大而失效,这也并不能成为实质上的问题。
而数字货币,其本身就是违反经济和金融规律的产物,是为了应对和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脱钩的无奈选择。这政策的实行本身会给经济带来极大的伤害,因为人民币本身并无信用可言,其印刷使用本身要和美元挂钩,不然就是粮票布票,那会严重打击人民的社会和消费信心,并且技术上也不太可能实现,现在试点城市的数字货币效果并不好,另外那个东西完全有技术手段黑客作假和一键印钞,推行全国后必定会引起经济和社会动荡。此外还要考虑,当中国人民有数字货币花的时候还是说明有钱,而到颜色革命的必要前提条件也就是经济崩溃的时候大家都没钱,就不需要担心人民币404这个问题了,你没有了人民币还怕什么404?
中共在其窃政70余年的时间里经历过数次宫斗内斗,也常常分出胜负,胜者高坐龙庭,败者身败名裂甚至性命不保。但是中共内部不管内斗多激烈,他们对人民的蔑视猜忌和仇视的立场是完全相同的,并不会因此在施政上有任何变化。习近平也不可能发动第二次文革,因为当今社会早已不存在当年发动文革的社会条件和高层的主观需求,人民的自主性,眼界和行动能力早非毛泽东时期可比,所以他甚至连恢复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审查和禁锢都做不到,因为那和现在的半市场经济制度难以兼容。且中共体制糜烂,官员腐败,高层对基层的掌控力度远不能比毛泽东时代时代,如果真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只能成为基层机构权力寻租和巧取豪夺的工具,这么搞只能自取灭亡,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担心。
中共国当下的社会生产力确实远非毛泽东时代可比。但是话说回来,他们现在惊人的巧取豪夺敛财手段亦非毛泽东时代可比,生产力再高也有限,而既得利益者敛财无限,什么生产力都禁不住共产党无节制的敲骨吸髓。而且这不符合现代经济规律,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货币是流动并且循环着的,比如果我是个工厂工人,发了工资去买食品用品和各种消费,然后我的消费买主挣了钱再买我的东西,如此往复。但是中国货币的流动过程有中共这个无底洞,不断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吞噬财富,造成消费低迷生产下降而导致经济崩盘,到时候再发达的生产力因为生产者的入不敷出从而水月镜花。另外中共国的经济基本面至少是想要基本维持,就需要西方大量的技术、资金和市场,如果离了这些,依靠中共自己难以较长时期的哪怕只是维持自己的基本经济运行,中共70年代末处在崩溃边缘的经济是靠改革开放救的;90年代末的国企大下岗是依靠入世平安着陆的。且现在中共经济和社会所面临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基层行政体系的失控与腐败都远胜于以上两个时期,如和西方全面脱钩只会死的更快。
当经济崩溃之后,共产党很难复制3年大跃进时人民饿死几千万都没有造反和动乱的历史。因为那个时候中共干部多为战争时期的军人出身,拥有足够的能力镇压人民,而现在要靠专门的维稳体系,要维持他们需要巨额费用,在经济崩溃之时,很难拿得出这么多钱。那时人民因为被洗脑和认知不足反抗欲望不强,现在已经有了当时无可比拟的主观能动性。那时中共对基层控制能力较好,基层官员的能力也较高,让现在的人干,如果真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只能成为基层机构权力寻租和巧取豪夺的工具。另外当年饿死的只是农民,中共在当时调拨了粮食保障了城市人口的基本生存,而现在则绝没有可能养活如此多的城镇人口。
最后在说说李一平所说的全民福利保政权,事实上这不可能。现在人民失业和内卷严重,政府非发达地区也有很多地方公务员发不出工资,依靠自己养不活自己的政府养活自己养不活自己的人民,这在经济上事实上也不可能。再就是线下保障房和低保特困等福利名额,事实上都已被关系户拿走,真正需要的反而没有,以如此的执行体制,就算发了福利,也不知道会发到谁手里。另外共产党的一大统治基石是削减人民的生存和安全需求,以使人民没有能力和精力关注政治诉求和权益诉求等更高一层的需求,所以反其道而行之的全民发福利怎么可能呢?现在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政权,他们不再需要讨好人民以取得政权,或者就算他们打算这样做,这也不是向取得政权那样一时的讨好就能取得成效,这得不能间断,一旦间断,所有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甚至会起到反效果。
至于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我个人倾向于其会在人民之间相互挑拨离间,使人民这个群体作为整体散沙化和离散化,并不具备联合结社对抗共产党的能力,并且会把有意愿和需求反抗共产党的人交给恶人侵害,使其无力对体制造成威胁。共产党向来在法律上目的手段明确的维护侵害者而忽略和打压受害者,其对于父母闷死幼年儿女,对于养狗咬死人之类的事情从来不管,而出租车乘客要绕近路而自行跳车致死反而把司机判刑,再就是莆田杀人那案件起因在于当地在农村兴建宅基地居然需要邻居同意。还有把各种家庭邻里等社会矛盾搅混水,制造出各种敲诈碰瓷,为老不尊,女权等人为社会矛盾,说明这个事情共产党在这方面已经变本加厉,这是目的手段明确的施政措施。
还有就是笼络军警维稳体系,好让出了事之后可以有人镇压维稳,手段比如现在的军人家属免费医疗,这就不用说了。所以中共就是想在经济和社会崩溃之后让社会矛盾在人民之间爆发,到时候人互相食,十室九空,让底层成为经济和社会崩溃后的牺牲品,而不影响高层,这样中共高层就可以凭借维稳体系稳坐中南海。
这个观点是基于两个因素考虑,一个是以高科技为支撑的监控和数字货币等手段,另一个是习近平会打倒党内反对派,建立毛泽东式的政治制度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制度,完成在制度上的全面集权和掌控。
但是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理由是个人以为监控手段的确给人民的维权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只要不是监控到居民的每家每户,还难以成为将全社会建成集权地狱的要具。李一平在其所作颜色革命的教程上,主要的操作手段有两点,一是同城的民运人士要相互聚集组成负责组织和引导革命的小圈子。这一点要在网络联系并线下组织并不难,在网络上固然不能谈政治,但是可以在讨论具体的民权民生问题的条件下以阴阳怪气含沙射影的语调射影当局,这现在被称为恶政隐(即恶毒的政治隐喻),是现阶段使用比较成功的策略,因为并不算敏感,所以民运人士用此来联系同道并无问题,只要在网络留言和语音通话上不涉敏感词,那就不会引起当局注意,可操作上并无问题。二是当起义的时候要聚集大批人众,那就万难避过监控了,但是到那个时候必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无着,不然必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到这个时候各种形态的游行和社会动乱将不可避免,到那时战术上要避开监控钻监控的空隙,但是在战略上要饱和监控,让其因过载过大而失效,这也并不能成为实质上的问题。
而数字货币,其本身就是违反经济和金融规律的产物,是为了应对和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脱钩的无奈选择。这政策的实行本身会给经济带来极大的伤害,因为人民币本身并无信用可言,其印刷使用本身要和美元挂钩,不然就是粮票布票,那会严重打击人民的社会和消费信心,并且技术上也不太可能实现,现在试点城市的数字货币效果并不好,另外那个东西完全有技术手段黑客作假和一键印钞,推行全国后必定会引起经济和社会动荡。此外还要考虑,当中国人民有数字货币花的时候还是说明有钱,而到颜色革命的必要前提条件也就是经济崩溃的时候大家都没钱,就不需要担心人民币404这个问题了,你没有了人民币还怕什么404?
中共在其窃政70余年的时间里经历过数次宫斗内斗,也常常分出胜负,胜者高坐龙庭,败者身败名裂甚至性命不保。但是中共内部不管内斗多激烈,他们对人民的蔑视猜忌和仇视的立场是完全相同的,并不会因此在施政上有任何变化。习近平也不可能发动第二次文革,因为当今社会早已不存在当年发动文革的社会条件和高层的主观需求,人民的自主性,眼界和行动能力早非毛泽东时期可比,所以他甚至连恢复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审查和禁锢都做不到,因为那和现在的半市场经济制度难以兼容。且中共体制糜烂,官员腐败,高层对基层的掌控力度远不能比毛泽东时代时代,如果真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只能成为基层机构权力寻租和巧取豪夺的工具,这么搞只能自取灭亡,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担心。
中共国当下的社会生产力确实远非毛泽东时代可比。但是话说回来,他们现在惊人的巧取豪夺敛财手段亦非毛泽东时代可比,生产力再高也有限,而既得利益者敛财无限,什么生产力都禁不住共产党无节制的敲骨吸髓。而且这不符合现代经济规律,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货币是流动并且循环着的,比如果我是个工厂工人,发了工资去买食品用品和各种消费,然后我的消费买主挣了钱再买我的东西,如此往复。但是中国货币的流动过程有中共这个无底洞,不断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吞噬财富,造成消费低迷生产下降而导致经济崩盘,到时候再发达的生产力因为生产者的入不敷出从而水月镜花。另外中共国的经济基本面至少是想要基本维持,就需要西方大量的技术、资金和市场,如果离了这些,依靠中共自己难以较长时期的哪怕只是维持自己的基本经济运行,中共70年代末处在崩溃边缘的经济是靠改革开放救的;90年代末的国企大下岗是依靠入世平安着陆的。且现在中共经济和社会所面临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基层行政体系的失控与腐败都远胜于以上两个时期,如和西方全面脱钩只会死的更快。
当经济崩溃之后,共产党很难复制3年大跃进时人民饿死几千万都没有造反和动乱的历史。因为那个时候中共干部多为战争时期的军人出身,拥有足够的能力镇压人民,而现在要靠专门的维稳体系,要维持他们需要巨额费用,在经济崩溃之时,很难拿得出这么多钱。那时人民因为被洗脑和认知不足反抗欲望不强,现在已经有了当时无可比拟的主观能动性。那时中共对基层控制能力较好,基层官员的能力也较高,让现在的人干,如果真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只能成为基层机构权力寻租和巧取豪夺的工具。另外当年饿死的只是农民,中共在当时调拨了粮食保障了城市人口的基本生存,而现在则绝没有可能养活如此多的城镇人口。
最后在说说李一平所说的全民福利保政权,事实上这不可能。现在人民失业和内卷严重,政府非发达地区也有很多地方公务员发不出工资,依靠自己养不活自己的政府养活自己养不活自己的人民,这在经济上事实上也不可能。再就是线下保障房和低保特困等福利名额,事实上都已被关系户拿走,真正需要的反而没有,以如此的执行体制,就算发了福利,也不知道会发到谁手里。另外共产党的一大统治基石是削减人民的生存和安全需求,以使人民没有能力和精力关注政治诉求和权益诉求等更高一层的需求,所以反其道而行之的全民发福利怎么可能呢?现在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政权,他们不再需要讨好人民以取得政权,或者就算他们打算这样做,这也不是向取得政权那样一时的讨好就能取得成效,这得不能间断,一旦间断,所有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甚至会起到反效果。
至于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我个人倾向于其会在人民之间相互挑拨离间,使人民这个群体作为整体散沙化和离散化,并不具备联合结社对抗共产党的能力,并且会把有意愿和需求反抗共产党的人交给恶人侵害,使其无力对体制造成威胁。共产党向来在法律上目的手段明确的维护侵害者而忽略和打压受害者,其对于父母闷死幼年儿女,对于养狗咬死人之类的事情从来不管,而出租车乘客要绕近路而自行跳车致死反而把司机判刑,再就是莆田杀人那案件起因在于当地在农村兴建宅基地居然需要邻居同意。还有把各种家庭邻里等社会矛盾搅混水,制造出各种敲诈碰瓷,为老不尊,女权等人为社会矛盾,说明这个事情共产党在这方面已经变本加厉,这是目的手段明确的施政措施。
还有就是笼络军警维稳体系,好让出了事之后可以有人镇压维稳,手段比如现在的军人家属免费医疗,这就不用说了。所以中共就是想在经济和社会崩溃之后让社会矛盾在人民之间爆发,到时候人互相食,十室九空,让底层成为经济和社会崩溃后的牺牲品,而不影响高层,这样中共高层就可以凭借维稳体系稳坐中南海。
1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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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inga的自由意志辩护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item_id-535463
上帝的全能是在逻辑之内可能而不是超越于逻辑之外。比如上帝不能创造出方形的圆,或者祂举不起来的石头——以上两者性质的内在矛盾使得它们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
善与恶的存在依赖于自由意志。人因有自由意志而具有判断善恶的能力,同样,人因为自由意志也具有了行善和作恶的可能性。
这就使得“具有自由意志且永远不作恶”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自由意志和永不作恶是互相否定的。这种不可能是一种逻辑上的不可能,因此正如同上帝不能创造出方形的圆一样,纵使上帝具有全知全能全善的属性,也不能创造出这样的世界:一个由自由的造物构成的只有善良而没有邪恶存在的世界。
上帝可以创造自由的受造物,但他不能引导或决定他们只做正确的事。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造物毕竟不是自由的;他们不自由地做正确的事。
祂创造具有道德能力的造物,作为一个结果,祂必须创造能够道德邪恶的造物;祂不能给他们做恶的自由的同时阻止他们行使作恶的能力。
事实证明,可悲的是,上帝创造的一些自由造物在行使自由时出了问题。这是道德罪恶的根源。
然而,自由的受造物有时会出错,这一事实既不反对上帝的全能,也不反对祂的良善。因为只有消除道德善的可能性,祂才能阻止道德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