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重温胡锦涛的旧事了
很多认为胡是反习派的推手的人,还抱有反习派有推动政改的希望。
我不相信胡是开明派的人,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与习是一丘之貉。
2004年12月,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胡锦涛十六届四中全会内部讲话,其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内容是:
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
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
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否定国体和政权。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
不要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对错误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要区别认识问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一旦出现,要严厉打击,不要
热炒,不要授人以柄。宣传上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要
让人猜测。敌对势力总是从舆论入手占领宣传阵地。以美国为首的国
际垄断资本搞垮苏联和苏共的主要手段是从意识形态入手的。苏联解
体、苏共垮台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说到底,是其逐
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
利益的最终恶果。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而绝不是所谓的「功臣」,说他是「功臣」,那是没有站在苏联人民和
人类进步事业的立场讲话。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
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这是苏共内部出现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
九月二十九日中宣部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召开全国媒体会议,下达最新
文件,提出二十九条不准报导的内容,包括农民上访、土地拆迁、官
民冲突等。中宣部明文向各地下达通知,要求各级报刊「不得擅自报
导有关蓄意爆炸、暴动、示威及罢工事件」,只可发新华社的统稿。
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在会上还宣读胡锦涛总书记对上述文件的批示:
「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
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
当时墙外中文互联网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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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没多久在BBC中文发表了《后极权时代的黑暗与光明》,他写道: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宣部召开会议强调意识形态主导权,官方开始有意识地"反自由化",先是中共有关部门组织召开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会议,接着是中共的喉舌对"自由化"的高调批判:2004年11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警惕新自由主义》的专文;11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吉方平"的文章《透过现象看本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批判矛头直指民间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唤,《人民日报》转载了该文;1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课题组发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我们应取的科学态度》的长文,11月23日,官方重量级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金锵"的文章《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文风已经很接近文革的两报一刊社论。
与此同时,官方又开始了对"自由知识界"的新一轮打压:1,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再次开出新的封杀名单,重点在"反自由化"。封杀还能在国内媒体上发言的自由知识分子,比如茅于轼、焦国标、王怡、余杰、姚立法、贺卫方、刘军宁、张祖桦、章诒和等人,甚至还有中共老党员李锐先生。分别针对经济界、法学界、文化界、新闻界、民间维权和时政评论。2,官方下令封杀多部深受读者欢迎的书籍,如《潜规则》、《血酬定律》、《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就连温和而理性的茅于轼先生的著作也在封杀之列。3,动用行政手段迫害知识分子。原来就职于《西藏文学》西藏女作家唯色,因出版《西藏笔记》散文集而被砸了饭碗:剥夺她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没收住房,使她失去自己的住所;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不准她办理出国护照,使她失去出国的机会。原就职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王光泽,只因他被邀请到美国参加"信息时代与族群关系"会议。回国后就被报社解雇。发表《讨伐中宣部》檄文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先生,也已经被剥夺了他的上课权和研究生导师的资格;最近,山西的记者、诗人师涛被以"泄密罪"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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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共中央核心理论杂志《求是》公开了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内部讲话:“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我不相信胡是开明派的人,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与习是一丘之貉。
2004年12月,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胡锦涛十六届四中全会内部讲话,其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内容是:
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
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
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否定国体和政权。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
不要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对错误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要区别认识问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一旦出现,要严厉打击,不要
热炒,不要授人以柄。宣传上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要
让人猜测。敌对势力总是从舆论入手占领宣传阵地。以美国为首的国
际垄断资本搞垮苏联和苏共的主要手段是从意识形态入手的。苏联解
体、苏共垮台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说到底,是其逐
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
利益的最终恶果。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而绝不是所谓的「功臣」,说他是「功臣」,那是没有站在苏联人民和
人类进步事业的立场讲话。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
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这是苏共内部出现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
九月二十九日中宣部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召开全国媒体会议,下达最新
文件,提出二十九条不准报导的内容,包括农民上访、土地拆迁、官
民冲突等。中宣部明文向各地下达通知,要求各级报刊「不得擅自报
导有关蓄意爆炸、暴动、示威及罢工事件」,只可发新华社的统稿。
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在会上还宣读胡锦涛总书记对上述文件的批示:
「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
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
当时墙外中文互联网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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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没多久在BBC中文发表了《后极权时代的黑暗与光明》,他写道: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宣部召开会议强调意识形态主导权,官方开始有意识地"反自由化",先是中共有关部门组织召开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会议,接着是中共的喉舌对"自由化"的高调批判:2004年11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警惕新自由主义》的专文;11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吉方平"的文章《透过现象看本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批判矛头直指民间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唤,《人民日报》转载了该文;1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课题组发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我们应取的科学态度》的长文,11月23日,官方重量级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金锵"的文章《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文风已经很接近文革的两报一刊社论。
与此同时,官方又开始了对"自由知识界"的新一轮打压:1,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再次开出新的封杀名单,重点在"反自由化"。封杀还能在国内媒体上发言的自由知识分子,比如茅于轼、焦国标、王怡、余杰、姚立法、贺卫方、刘军宁、张祖桦、章诒和等人,甚至还有中共老党员李锐先生。分别针对经济界、法学界、文化界、新闻界、民间维权和时政评论。2,官方下令封杀多部深受读者欢迎的书籍,如《潜规则》、《血酬定律》、《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就连温和而理性的茅于轼先生的著作也在封杀之列。3,动用行政手段迫害知识分子。原来就职于《西藏文学》西藏女作家唯色,因出版《西藏笔记》散文集而被砸了饭碗:剥夺她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没收住房,使她失去自己的住所;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不准她办理出国护照,使她失去出国的机会。原就职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王光泽,只因他被邀请到美国参加"信息时代与族群关系"会议。回国后就被报社解雇。发表《讨伐中宣部》檄文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先生,也已经被剥夺了他的上课权和研究生导师的资格;最近,山西的记者、诗人师涛被以"泄密罪"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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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共中央核心理论杂志《求是》公开了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内部讲话:“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62 个评论
胡锦涛的十年任期已是历史,那么评价他这个人,也需要抱以陈寅恪的“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作为共产党的党魁,考虑到他始终在前任的阴影笼罩下,他不以意识形态之正统做为护身符,那才是很傻很天真的
不要看他说什么,有些话他不得不说,而要看他做了些什么。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做,正是这一点,右派与左派都很不满意。右派拿温家宝对标他,认为他思想僵化,不搞政治改革,说改革已死。左派则认为他任凭社会矛盾积累,让共产党坐在火山口上,说他击鼓传花。刘源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习上台后有一种使命担当的错觉,大力反腐的思想基础,正是来自红二代们这种普遍的看法。习大踏步向左转,在他的认知里是“力挽狂澜,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结果是他在极左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走到了悬崖边。
说实话,往左或往右,胡锦涛都没有能力走得通。他不是没有试过,上任之初就派人去北欧了解民主社会主义,但后来不了了之,唯一成果是让俞可平说几句“民主是个好东西”。他的政治光谱是中左,但当守成之君“不折腾”才是他最现实的选择。一般人把这句话看作是胡锦涛的政治标签,却不知道这句话的来历。
曾庆红被迫退休后,心有不甘。有次与几个军头聚会,吹了一通他对江泽民的影响力后,头脑发昏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如果胡的无所作为让你们不满意,你们可以推翻他。当然很快就传到胡锦涛耳中,过后才有他在某个场合的不折腾的讲话。当时外界议论纷纷,不明白共产党的党首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大白话?接下来不久,就有了另一个关于不折腾的讲话,就是习近平在墨西哥那一通批评西方的战狼初音,算是回应了外界的议论。
胡锦涛并没有因此记恨和追究曾庆红,要追究估计也追究不动。胡锦涛这个人算是有人品有胸怀,有君子之风的,但这种性格在崇尚厚黑的中共党内,实在算是缺点了。所以,说他无所作为,击鼓传花,面无表情,守成弱主,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并没有冤枉他。
一码归一码,这并不能否认这次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至于该怎么评价他的一生,那是历史的事。
不要看他说什么,有些话他不得不说,而要看他做了些什么。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做,正是这一点,右派与左派都很不满意。右派拿温家宝对标他,认为他思想僵化,不搞政治改革,说改革已死。左派则认为他任凭社会矛盾积累,让共产党坐在火山口上,说他击鼓传花。刘源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习上台后有一种使命担当的错觉,大力反腐的思想基础,正是来自红二代们这种普遍的看法。习大踏步向左转,在他的认知里是“力挽狂澜,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结果是他在极左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走到了悬崖边。
说实话,往左或往右,胡锦涛都没有能力走得通。他不是没有试过,上任之初就派人去北欧了解民主社会主义,但后来不了了之,唯一成果是让俞可平说几句“民主是个好东西”。他的政治光谱是中左,但当守成之君“不折腾”才是他最现实的选择。一般人把这句话看作是胡锦涛的政治标签,却不知道这句话的来历。
曾庆红被迫退休后,心有不甘。有次与几个军头聚会,吹了一通他对江泽民的影响力后,头脑发昏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如果胡的无所作为让你们不满意,你们可以推翻他。当然很快就传到胡锦涛耳中,过后才有他在某个场合的不折腾的讲话。当时外界议论纷纷,不明白共产党的党首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大白话?接下来不久,就有了另一个关于不折腾的讲话,就是习近平在墨西哥那一通批评西方的战狼初音,算是回应了外界的议论。
胡锦涛并没有因此记恨和追究曾庆红,要追究估计也追究不动。胡锦涛这个人算是有人品有胸怀,有君子之风的,但这种性格在崇尚厚黑的中共党内,实在算是缺点了。所以,说他无所作为,击鼓传花,面无表情,守成弱主,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并没有冤枉他。
一码归一码,这并不能否认这次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至于该怎么评价他的一生,那是历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