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姨学)我比较赞同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观点:唐宋辉煌灿烂，元、明、清三朝是内亚欧亚主义输入形成绝对专制的结果。
最近又看了看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唐宋演变说"，觉得很有道理。也就是中国古典文化加上不断从伊朗、印度、欧洲吸收的文化元素在唐宋达到巅峰，而唐宋社会整体是充满活力的、封建领主+帝国官僚+城市自由民的社会，而且由于唐朝安史之乱后一路下来的长期分裂、节度使、藩镇、五代十国、辽金元等政治"地方化"趋势，让当时的中国/东亚社会充满活力，而且在大概宋朝时候迎来了文明巅峰，形成了最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而且深入影响了日本。
而蒙古入侵之后的中国和之前唐宋完全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就发生根本性转变，首先体现在"国号"上，"隋、唐、宋"都是地域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古典中国时期仍然有相当程度的分封天下观。而"元、明、清"则是完全抽象意义的概念，暗示帝国真正的"天下一统"。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蒙古侵略后引入了伊朗官制"行省制"、完全虚化尚书省、门下省，宰相废除，都是直接引入伊朗高度极权官制的表现，再和程朱理学结合，形成意识形态+官制的绝对专制。
第三个特征就是元、明、清三朝的实际控制领土都远远超过了汉、唐，具有明显的欧亚帝国特征，所以才会定都北京，而且凭借巨大人口形成多民族帝国专制。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明朝其实各方面都表现出对元朝/蒙古帝国的继承，包括攻克元上都，朱棣五次征伐蒙古，在和中亚诸汗国交往仍然自称"大汗国"，而且撒马尔罕、河中的蒙古后裔小朝廷还继续认明朝"宗主"纳贡，明朝在塞北、东北、河西、新疆东部的实际控制明显强于唐朝，实际上明朝皇帝在北京定都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内亚的"主权宣示"，明朝早期的蒙古人、中亚人、波斯人官员将领一大堆，至少嘉靖之前明朝还一直是一个内亚/欧亚多民族帝国的架构。
内藤湖南认为元朝把内亚/欧亚草原由于恶劣生存环境形成的简单、高效的专制架构引入(源自伊朗)，再和本土的程朱理学结合，形成高度专制的皇权架构+社会的奴性。在这个过程中明朝其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明朝攻克元上都、五次北伐就说明要继承蒙古帝国的遗产，而不是回归唐宋的繁荣商业文明，蒙古帝国的"几等人"制度、体罚官员、粗鄙的决策模式被明朝基本毫无保留继承下来"奴役百姓"。
当然内藤最后结论是日本文化事实上保留了唐宋商业文明的精髓，"崖山之后无中国"，所以日本更能代表东亚文明而不是后来的中国。
而蒙古入侵之后的中国和之前唐宋完全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就发生根本性转变，首先体现在"国号"上，"隋、唐、宋"都是地域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古典中国时期仍然有相当程度的分封天下观。而"元、明、清"则是完全抽象意义的概念，暗示帝国真正的"天下一统"。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蒙古侵略后引入了伊朗官制"行省制"、完全虚化尚书省、门下省，宰相废除，都是直接引入伊朗高度极权官制的表现，再和程朱理学结合，形成意识形态+官制的绝对专制。
第三个特征就是元、明、清三朝的实际控制领土都远远超过了汉、唐，具有明显的欧亚帝国特征，所以才会定都北京，而且凭借巨大人口形成多民族帝国专制。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明朝其实各方面都表现出对元朝/蒙古帝国的继承，包括攻克元上都，朱棣五次征伐蒙古，在和中亚诸汗国交往仍然自称"大汗国"，而且撒马尔罕、河中的蒙古后裔小朝廷还继续认明朝"宗主"纳贡，明朝在塞北、东北、河西、新疆东部的实际控制明显强于唐朝，实际上明朝皇帝在北京定都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内亚的"主权宣示"，明朝早期的蒙古人、中亚人、波斯人官员将领一大堆，至少嘉靖之前明朝还一直是一个内亚/欧亚多民族帝国的架构。
内藤湖南认为元朝把内亚/欧亚草原由于恶劣生存环境形成的简单、高效的专制架构引入(源自伊朗)，再和本土的程朱理学结合，形成高度专制的皇权架构+社会的奴性。在这个过程中明朝其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明朝攻克元上都、五次北伐就说明要继承蒙古帝国的遗产，而不是回归唐宋的繁荣商业文明，蒙古帝国的"几等人"制度、体罚官员、粗鄙的决策模式被明朝基本毫无保留继承下来"奴役百姓"。
当然内藤最后结论是日本文化事实上保留了唐宋商业文明的精髓，"崖山之后无中国"，所以日本更能代表东亚文明而不是后来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