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的制度政策设计不可拘泥教条、应以人民权利与利益为依归适当修正、国家统一强大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就我所设计的体制与制度而言，相对于倾向于中央集权、“大政府”、“整体主义”理念下的政策框架。我这样设计的原因和对影响的预计，也都在前面详细说明，且我认为这样是利大于弊的。但许多相对右倾的自由派对这些制度政策担忧和反对，也有些道理。
    中国这些年来一些集权和管制性的制度政策，虽然并不是中共恶政的决定性因素，但起码加剧了各种自然和人为悲剧。如最近两年多中国高强度封城隔离政策中，从政府高官到基层社区干部的种种贪婪、自私、愚昧、残忍行径，的确反映了中国式集权与社会管制的巨大弊害，尤其权力的滥用和对个人自由的剥夺。
    虽然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其集权和管制会有根本区别，但由于经济社会条件、国民素质、人文环境、历史遗留因素影响，尤其基层执行者品行和能力问题，不仅难以起到西北欧及其他发达国家那样的促进公正与繁荣的作用，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中共专制下集权与管制的种种弊害。如果民主后的“大政府”给人民造成的损害仍然是大于益处，那经过政界学界理性研讨、以民调或公投方式获得民众授权后，大幅修改制度和政策，改为“小政府”倾向的体制、实行自由放任倾向的经济社会政策，或起码略微右倾一些，也都未尝不可。
    正如学者秦晖所说的，相对于左右之争，民主自由、普世人权的底线更为重要。虽然相对而言左翼较为追求平等公正，右翼倾向于效率和格差化，但即便是民主派中的右翼执政、制度和政策相对右倾，只要不是原教旨化的宗教势力、极端自由放任主义者当权，制度不是专制而是民主，那也比名义上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居的列宁斯大林式独裁政权更加重视公正与民生。

    例如2018-2022年巴西极右翼政治人物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其虽远不如左翼的卢拉和罗塞夫执政时那样注重社会公正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但为获取支持及履行政府义务，也保障贫民窟居民享有对全国国民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而非像中国那样将福利分成三六九等，越是有权有势福利越优厚，所谓“负福利”）、对老年人发放足够其生活的养老金。而中共中国宪法里虽写着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保障还不如极右翼势力掌权的巴西。

对于当今乃至未来许多年的中国，无论左翼右翼，都应当反对专制极权及对人权的践踏、对国民的控制、对大众的洗脑，追求和捍卫民主政治、普世价值、人道主义。

    而且具体到微观事务上，相较于国家干预，个人自由选择也的确有独特优势。人的幸福与不幸，往往都是“冷暖自知”，就如衣服是否合身、鞋子是否合脚一样，他人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因此，让每个人在不侵害他人和公共利益前提下，自由选择和发展，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政府不能以“为你好”为名将各种其厌恶的东西强加予之。何况，凡是有了管制，必然存在权力滥用与寻租，在遏制非制度性侵害的同时，也会增添各种新的对人自由的伤损。
    即便一些已通过科学方式验证、有利于当事人的安排，如在疫苗接种问题上要求公民接种疫苗，其实也不必采取强制或半强制方式，而是让公民自己决定是否接种。有句难听但却非常实在谚语“良言难劝要死的鬼”，就可准确的评价执意拒绝接种可靠疫苗的人们。
    同理，在关于医疗方式（如中医/传统医学/替代医学）的选择、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在气候危机的立场等方面，听凭个体据其价值观的自愿决定，而非强制其根据道理是非对待，也未尝不是一种选项。人有选择相信谬误、做出不利于己决定的权利。只是，他们个人选择不能影响他人和公共利益，在基于其价值观做出各种言行时，需要承担必要的义务、自行付出相应代价，且不能通过各种方式裹挟他人乃至主流社会，让他者与其一同陷入灾殃。
    总之，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相对自由放任，也是未来民主中国的一个可选项。它至少去除了中共这个“利维坦”给人民套上的巨大枷锁，让人们可以自谋生路。虽然这样并不能真的带给大多数人自由，这些人只不过会被各种类似于黑帮的“小共同体”利用和控制，但也有“用脚投票”的选择权（虽然并不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有能力“跑路”，相反处处都是锁链与荆棘）。
    而如果中央集权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均衡发展、普惠全国人民的作用，也未像大革命后的法国、1848年革命后的欧洲乃至今日的欧盟那样，促进世界文明乃至缔造人类新纪元，反而又像中共中国这样成为加剧地域不平等和助长地域霸权的工具、阻遏先进地区发展的障碍，对世界文明进步、人道科学也无贡献甚至是阻挠者和破坏者，那改成联邦制乃至各地分离独立，也并不是不可接受。
    革命先驱谭嗣同曾在他的思想集注《仁学》中，对满清政权统治的中国如此评价：“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这位参与戊戌改良变法、但实际却倾心革命并主动赴死的湖湘英杰如此评价满清政权统治的“中国”，认为其强盛反为国人和世界弊害的犀利言辞，超越了狭隘的领土至上、为强大不择手段的野蛮国家史观，是基于文明进步角度和人道和平立场的醒世箴言。这样的观点过了一个多世纪仍然熠熠生辉，且在当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军国帝国崇拜盛行的今日中国，显得愈加稀有而可贵，值得国人世人用心拜读、理解、实践。
    国家的统一与强盛，是为了维护民权、促进民生，以及为世界文明进步、全人类的解放与永续发展做出贡献。如果它的强大和缺乏约束，反而让各地区人民如生活于“大监狱”和“集中营”，乃至输出其邪恶模式、对整个人类文明起到的是负面作用（乃至让人类沉沦、世界毁灭），那还不如分离与衰亡。 
    但是，制度的修改尤其大幅乃至根本的改动，国家各地区的离合，不可意气用事，不能因短期的困境放弃长远的考量，民众不应情绪化的选择国家制度和发展方向。而执政者和社会精英，也不能为摆脱压力和责任，顺从民粹、饮鸩止渴、为短期利益不顾民族兴衰和人民长久的幸福与不幸。
    何况，新生事物一开始必然不是尽善尽美的，革新进步的制度政策相对陈规旧习的不足与弱小，也会成为旧势力反扑和撕咬的借口与缝隙。这时既要承认进步性制度政策的不足并适当修正，也要明白革新进步的必要性和对长远的益处，尤其对缺乏话语权和关注度的弱势群体的支持保护作用，不能因为一点风吹草动或“多数暴政”式民粹主张，就对根本理念和方向产生动摇、不加细思的仓促随意改变。
    因此，若要将已确立的进步主义导向的制度政策进行更改，各方必须从价值取向到现实利益，尤其着眼于整体、立足长远，深彻思考、充分讨论，最终决定修改的方向和具体内容，并以合适的方式，对制度和政策从形式到实践进行改易。
    总之，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且要符合客观实际，根据实情调整修正，因地制宜、因时而变，而不能为意识形态立场、个人好恶、某些狭隘的目的，而无视现实与民情一意孤行。但同时，又要对理想和正义有强烈坚持，寻求、调整、护卫既符合实际又兼顾理想的制度和政策及其具体运行实践。这才是制度设计的初衷和历史进程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