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好像已经控制住武汉肺炎了？

中共国的极端措施有用吗？或者说有这个必要吗？答案是没有。日本才是真正的科学防疫。
应对武汉肺炎最科学的措施，无非是取消大型集会，鼓励民众少出门少接触勤洗手，轻症患者居家隔离，集中资源治疗重症患者，降低死亡率。
一刀切的防疫措施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拿广东来说，一个人口过亿的省份检测出了一千多病例，就吓得整个省停产停业，全省人关禁闭。最搞笑的还是西藏新疆，确诊病例加起来不过数十个，也有样学样搞封闭。防疫共产党没本事，折腾人才是一流。
现在全国都在搞健康码，没这张良民症你哪都去不了，很多地方已经清零很久了，为什么还在扫码？说明这张良民证将长期存在。共产党最擅长煽动恐慌，从而借紧急事态的名义来扩权。它们的权力已经够大了，还嫌不够。认同极端措施，就是认同这种无法无天的权力。
我之前分析过中共是如何将自己的野蛮行为合法化的，制造危及生命的恐慌感，强调事态的复杂以至于不可解决，渲染刻不容缓，差池片刻就会招致灾祸的紧迫感。为的就是将你的思想情感引导至最后的解决方案：屠杀，随意拘禁，大规模监控。共产党一直在宣扬着这种思想，为了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不惜迫害少数人的人权。哪怕这些人是无辜的。
这次全国封闭停产停业，牺牲了多少人的利益？你怎么可以为了少几个患者，就让成千上万人破产失业？更不要说为了治疗肺炎患者，竟然把癌症患者都赶出病房？不给慢性病患者治疗，逼的人要自杀。这一幕幕人间悲剧，让人不忍直视。

日本没有控制住，做法是延缓发病峰值的数量。
延缓和数量被降低了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日本人应该是全世界最爱干净的人了。
就算没有这病毒。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个人卫生。
这次，消毒水，洗手液，消毒湿巾更是全部卖空。
日本公共卫生也做的很好，你看看日本厕所有多干净就知道了。
很多地方厕所，保洁员每天打扫都是直接要用漂白剂消毒的。无论是便器还是洗手池，水龙头等。

日本人也不喜欢串门，任何人之间都保持一定距离。物理和生理的。
日本人本来也就很守规矩。电视台，政府，公司，到处都在宣传，多洗手。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发烧了现自己观察。打电话给健康中心询问。然后按照指示去医院等等。
日本人基本都能准守。当然也有不准守的。但是极少。

主要还是国民素质和公共卫生搞得好，因素很大。
外加气温确实开始回升了。

本来就不是非得特别激进的措施才能控制住。
这不是考试，更不是抄作业。每个国家可以提出不同的答案，只要最后结果是好的，就说明做的是对的。
更可怕的是有些人似乎觉得只有中共做的才是对的，一定要封城才管用，我看还是被墙内洗脑洗干净了。

民主国家很难隐瞒数字，说日本瞒报是公开的粉红话术，建议看到这类说法都细细观察。事实上应当是，既然日本死亡数字控制住了，就说明日本的做法确实有它的道理。
然而同样的，日本做法有道理，也不代表其他国家就应该按照日本的做法做，因为日本也是参考自己的国情，国民的爱干净、高素质，都是影响疫情的因素，或许日本政府就算什么也不做，病毒也传不开。

还有，日本都提出奥运推迟了，还拿奥运说事的该说是消息不灵呢还是……

因為我每天都在祈禱日本早日平安，有志熊事竟成，真的成功了≖‿≖✧

楼上很多人都在说日本没爆发是因为日本人的种种好习惯之类的，品葱有一个问题就输很多人反共之后就会对于其它西方民主国家有一个非常正面的滤镜，但是殊不知官僚主义和死要面子是全宇宙的人类政府共享的毛病，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而已。
我个人觉得这个病毒传染性极其变态，现在全世界遍地开花日本这个人口如此之密集交通如此方便的地方怎么可能逃的掉，并且日本还有独有的电车传播加成，现在账面数字看着还没出问题只能说明是日本政府在装死，等到ICU床位小于重症的时候才会承认疫情严重了

因為日本宅宅多(x)
日本之前亂是因為政府反應過慢sop根本沒有,但是日本人擅長加班...可以加班趕工
sop訂下來後日本人民的服從度超級高!!自我隔離可以做到專家級別
這時國民素質立判高下,他們可是311海嘯還可以乖乖排隊的民族
除了比政府體制.效率.還要包括國民素質
很顯然日本贏在後者
至於數字如何...就算確診人數的界定辦法與他國不同難以比較
但日本死亡人數絕對不可能謊報

很多人说政府隐瞒数字，这就是在国内呆的久了对政府不信任延伸到每一个问题上，总的来说民主国家不可能像中共那样隐瞒数字

民主的政府也就是控制检测人群，比如开始全部都测，后面只对发烧和旅游史的加以检测，再后面条件更加严格，这样看起来数字就没有之前涨的那么快。你不能说政府瞒报了，因为政府所有的做法都是公之于众的，不存在欺瞒问题

日本現在采取的是 集中治理重症患者
和南韓 / 武漢 采取的那種 大規模檢測 圍堵 隔離
是兩個思路
就看日本這套能不能成功
如果可以的話
也是另一個成本較低
對醫療系統負擔較少的方案了

日本要是想隐瞒疫情，当初就不会接下钻石公主号了

日本人本来就宅而且有洁癖，疫情爆发对他们日常生活影响不是很大

看疫情数字主要看死亡数字。在民主国家，确诊人数有可能受技术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偏差，但死亡数字无论如何不会。
日本目前死亡14例，而累积确诊只有602，明显偏少，合理数字应该在2000左右。美国也有这个问题。应该是有大量得病的人没有确诊。
什么时候算控制住了？个人认为应该是死亡率大致在1%-2%之间，且日增确诊人数和日增死亡人数均呈明显下降趋势，才算初步控制住了。韩国目前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简单来说，日本能控制疫情到今天这一步，靠的就是正确评价自己，正确评价疫情的优先级，设立远期可执行政策。日本将一如既往地在自民党的有效领导下分级应对，保持感染总数的低下，并在世界疫情进入下行阶段时结束国内疫情。

论功之前先检讨一下我自己历史发言的一致性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18712
2月18日，无全球疫情，日本70感染，我预计如果那时前后对华停航，日本疫情能归零，东京奥运能正常举办，包括品葱在内很多人那时候将邮轮和日本数据混为一谈，宣扬日本马上要爆发。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19909
3月8日，韩国伊朗和意大利有严重疫情，日本400感染，我预计的对华停航是3月6日才执行所以并不在意归零预计错了，至于为什么不停航是对的这篇答案里写了。在新的情报基础上，我预计日本保持现有政策能做到每天感染数不单调增长，最后让疫情自然消亡在总确诊数1500左右

今天3月28日，世界上新出现了不可预见的美国这个12万感染源，以日本为准绳欧洲已经全面爆发，日本1500感染，喜欢翻账的朋友们已经可以来评判一下了，在我们日本人管不了外面国家爆发的前提下，2月18日和3月8日是我的预测比较准确，还是杞人忧天的爆发预测说中了。

当然今天确诊数既然突破了我20天前预计的终点，我有必要重新调整我的终点预期，不怕惊到各位，我甚至不打算再上调半个数量级至4000，而只是参考东京都最近的激烈反应，认为他们只是近几天挖了几百个本不必要的轻症病例出来，再加上断航欧洲前的输入病例。这是一次性增长而非一个趋势，故而仅把最终总数预期上调到2000人左右。


20天以后我再来回答疫情系问题，所有做出过预计的回答不改，任人评说。






当然，目前的控制效果离理论上的最优解还有偏差，原因在于野党实在是太能闹事了，一点站得住脚的改进意见没有，整天就是问责问责问责，樱见会的事情骂不动了竟然又把森友学园的细枝末节翻出来在众议院长篇大论，仿佛野党议员的手机都在平成年代停摆了，不推送最近日本的时事热点。
野党四党首近日会了个面，得出共识竟然是｢向自民党讨要求万全的疫情对策｣。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躺平了放弃自己动脑，专等着批评自民党怎么解决不够万全了。对此他们甚至还能堂而皇之地解释｢通过了这么严重的疫情考验执政党的支持率怎么还没下降，(作为民主国家)这样一边倒是不好的｣。毫不夸张地说对于 日本未来参考世界疫情而灵活改变政策令行禁止 的一大阻力就是，野党以为岁月静好还在掐架的好时候，却不知道卫国的第一线都是自民党员在负重前行。

因此最后跑题说一句比疫情更显然的一个趋势是，可以预计这次疫情过去了小泉进次郎将坐稳副统帅位置，野党进一步边缘化。日本人民将在自民党的派阀之间选择国家未来，而不是在自民党与除了骂街什么也不会的野党之间做选择。

03/24 宣布2020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
03/25 东京都当日检测41人阳性，数字为前日的两倍以上，其中10例感染经路不明
03/25 晚间东京都知事召开发布会，要求居民减少非紧急不必要的外出「外出自粛要請」，并称目前情况为「感染爆発、重大局面」
03/26 东京都周围的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发表「外出自粛要請」
03/27 东京都确诊40人
03/28 东京都确诊60+人
03/29 东京都确诊60+人
03/30 东京都确认13人（实际应为上周日诊断的人数）
03/30 小池知事召开发布会，继续维持自肃要请，并建议避免前往卡拉OK，有接客的饮食店等地点
03/31 东京都确认78人（实际应为周一诊断的人数，推测有周日积压的数字）
03/31 日本政府要求通信商提供用户的位置情报与搜索记录
04/01 东京都确认66人
04/01 山梨县出现0岁幼儿重症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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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外出自粛要請」之后，有报导说一些超市出现拥挤，抢购，食品断货现象。
具体到什么程度我暂时不能断言，如果有时间经过超市的话会自己确认。
已确认，食品存量有所减少，但没有到断货的程度，第二天开业能够补充。

03/26 的通勤电车和平时（开始大规模远程办公之后）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人数减少。
与开始远程办公之前相比，我所乘坐的几条线的人数大约为原来的70% ~ 80%。

中国大规模出现的是院内感染和社区感染。
也就是说，但凡前期能够早一天用科学的方式介入，那么就可以早一星期停止传播。
以我对体制内的了解，一向是外行指导内行。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内行的任何意见先给领导看，领导看过了再厥腚要不要执行。所以刁皇帝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且不说层层上报耽误时间，出现不影响过年气氛这种决策也是必然的事情。

日本这就是模糊重点，把治疗重症跟防止扩散混为一谈，这根本就是两回合事，有哪个国家不会重点治重症？治重症就能放扩散？纯扯淡。日本测的依然很少才是事实。而且我要提一点，日本老人本来就有出名的孤独死，死在家里，没人知道。

说日本已经控制住肺炎疫情，好像为时尚早，但是较高的公民素质，是控制疫情的根基，不管怎样，希望悲痛不要上演，因为每一粒尘埃落在普通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望一切静好。

不得不说日本的国民素质，以及应对大灾难事件的上下协调性，参照福岛事件。另外不用对比中国，对比一下意大利，意大利现在也不得不采取全国动员的方式，要说国民难管估计意大利称第一，没有哪个国家敢称第二。要不是如此意大利现在也不至于这么难过。

台湾怎么处理疫情的比较值得观察，今天NBC新闻有相关文章报导，下面这是翻成中文的页面：
https://www.storm.mg/article/2387298

内文关键就是：去年年底台湾得知刚开始有疫情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并派医学人员去武汉，并察觉「大陆不给看」，因而判断疫情可能很严重，并开始在国内筹备防疫，设置医院通报机制，利用体温侦测相机等等的，等真的出现第一起确诊了，就马上禁止武汉来人入境，且民众开始抢购口罩，政府安抚大家之余，增加口罩生产并禁止出口。台湾人因为信息流通，所以社交软体上传一传，多数人就纷纷戴上了口罩。

（多数人戴上口罩让少数不戴口罩的人有了转圜余地，因为效果已经接近全部都戴了。）

确诊的人就追踪接触的人，敏感地区国外回来的人就每天追踪行踪及有没有真的自我隔离。跟日本欧美的一个很大差异就是，台湾人完全不排斥戴口罩，不是指舒不舒服，而是心理不排斥，欧美人觉得戴口罩是很丢脸或没必要的举动。日本人也没有觉得戴口罩有什么必要，看网路上的人反应，很多日本人都表态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应该没有控制住吧。

现在日本是集中力量收治重症，轻微的尽量不确诊，日本的接诊政策是高烧4天，你申报检查，日本才受理，否则是不当做新冠肺炎受理的，潜在感染者应该有不少人了，日本政府应该重视，不要犯中共的错误，主要还是为了奥运会，如果确诊过多，很容易影响奥运会举办，毕竟日本为此准备很久了

目前还不能说已经控制住，只能说暂时没有出现大规模传染。
昨天新增59，死亡3(大阪有一场演唱会集团感染)

數據不能單看一面

這是我3/22寫的：
日本的檢驗數量僅為韓國的5％左右，約1.5萬人（韓國已超過30萬人接受篩檢），其中確診率為5.6％，而韓國約3％

你真的相信日本感染者這麼少嗎？而確診率高，有可能跟隱瞞疫情或消極檢測有關

其实不管奥运办不办，都是亏本的，只是全亏与亏一半的问题。日本疫情应该还是在发展之中，只不过日本国的人民都比较注意，日本政府也宣传比较到位，而且大多数人都有配带口罩的习惯（毕竟很多人花粉过敏）。

感觉好多人都魔怔了，反共不是无脑舔日，日本一个鸵鸟国家，孙正义发放试纸竟然能被推特网民群体攻击，这个思维模式目前只在日本看到，最近几例都是社区传播，情况很不乐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8日傍晚针对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召开记者会，承认日本进行的新冠肺炎检测数量较少

控制不住的，哪里瞒得好哪里看上去就像控制住了

答案是啥不知道，但你标题起的真好，你问“为什么好像控制住了”而不是“已经控制住了”，符合大家对日本抗疫的直观感受——迷惑，更符合实事求是的态度。抱歉刚到品葱看啥都新鲜XD

经济全球化了，就算日本一个国家全部治愈，其他国家还有，这个世界就安宁不下来，经济活动也回复不到正常，话说今天晚上欧美股市还会不会继续熔断呢？？？20200316

主要是人们自己害怕，都有所防范，不然该爆发还是会爆发

个人觉得还是因为奥运会的原因，毕竟如果大爆发的话，奥运会肯定开不成，不过不是说奥运会要延期了么？

奥运会如愿延期，昨天03月25日仅东京都就发生了40多例新病例，并且多数传染途径不明。

然而并不是，日本现在以R=1.5-2.0的慢速度在指数增长。但指数增长还是指数增长，只是高峰会晚几个月而已，会迟到不会缺席。

但是日本人的口罩率和高自律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日本采用更激进的控制的话，是有希望真控制住的。鉴于现在奥运会已经推迟，我估计他们应该会在下个月做出防疫政策的强化。

相对于其它国家，日本的确测得少。这是因为日本专家认为，对于轻症，测出来也无法治疗，反而空耗医疗资源。而轻症不测出来潜在的传播风险，日本政府相信日本人的纪律性和卫生习惯，认为这样的风险很低，可以接受。

核心在于，这个病毒如果真的在日本大规模扩散了，那么重症人数和死亡人数必然大幅上升。这是隐瞒不住的。

重症人数多，住院人数必然大幅上升。在医院内死亡人数也必然大幅上升。如果发生了，怎么隐瞒？以为这是在中国？

日本随着全世界疫情扩散，近期东京病例大幅度增加，随时可能宣布紧急状态

东洋人对一切土的东西都不感冒的，武汉肺炎在大日本帝国内水土不服，已经绝种，剩下的已经华丽变身为东京肺炎了。

日本和韩国实际情况差不多（几个海外医生朋友说的），但是秉持着”测的少确诊的就少“的原则数据上挺好看。为了奥运开始赌国运了，要是夏天来病毒消失就赌赢了。也没啥好办法，毕竟韩国不开奥运，敢那么测。日本要敢，现在就得宣布奥运取消。

和曾經 是 親日的台灣不同，這裡還有許多人還是沒有看清日本政府的邪惡本質。
另一個和日本基本相同的是英國，他們指望70%以上感染，產生自動抗體，看來島國的劣根性是共同的。

**该用户被封禁，内容已自动替换**

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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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日本他馬的沒驗阿，送他們試劑還要被罵說來添亂，確診驗出來醫療會崩潰(?這思考模式跟跪支倒是一樣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