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的例子来看,基督教对于摆脱支性劣根性有多大帮助?

我前几天看到新闻说韩国男性因为女射箭运动员剃短发而攻击她的新闻。
联想到不少反贼认为想要摆脱支性劣根性,就必须信仰基督教。然而韩国信基督教的比例不仅远高于日本台湾,即使发在整个亚洲也算高了。可是韩国在外交方面搞战狼式反日外交,内部文化本质上还是儒家那一套。
问题来了如果韩国这么多基督徒都没有改善韩国人的劣根性,那为什么反贼会相信基督教能改变中国人的支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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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和社区起的作用就是这样啊,你以为光洲事件的义人都是哪些人在保护?正是因为基督教在抵制支化独裁秩序有功德,政府才对他们特别优待,进而又衍生出现在的邪教问题。结论就是信绝对比不信强,你现在看到的缺陷,如果没有基督徒,只会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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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述刘仲敬先生的观点,不妨一看。(长文预警)

刘仲敬:韩国基督徒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标本,它提供了很多实验数据。目前汉语世界有很多基督教保守派的作家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类的东西当作党派标签来用,我敢肯定他们是错误的。他们把基督教等同于目前这个时间段在美国居于保守派的基督教徒,认为宗教标签可以代替政治标签,因为美国的基督教保守派占据统治核心的地位,所以其他地方的基督教保守派都起到类似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作用,但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生态性的问题,跟你的教会所在的社会团体在当时当地的历史进程中所占的地位是有直接关系的。

例如,基督教在东亚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嵌入性的社会团体,它不是像在美国这样一开始建国的时候基督教就处于核心地位,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是伊斯兰教特征的解构性在东亚的基督教当中都有所体现。注意,解构性是需要严格定义的,解构性有政治解构和社会解构。所有的基督教会和伊斯兰教会都是社会建构者,就是说他们是社会基础的建构者,他们的教会就是社会团体,他们不可能不建构社会团体的;但是他们所在的社会团体相对于东道主的政治共同体来说是建构还是解构,这是另外一回事。这跟共产党不一样。我多次强调过,共产党不同于满洲和蒙古征服者,不同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因为它是纯解构性的。它在政治上是解构性和破坏性的,在社会上也是破坏性的。共产党的党组织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像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使自己的信徒建立起一个可以自力更生的教团。他们只能做颠覆分子或者做掠夺性的统治阶级,做不了别的事情。

你的社会团体是建设性的,并不代表你在政治共同体上是建设性的。你在政治共同体中如果是新来者和少数人的话,那么你的建设性社会团体对于当地的社会团体同样是解构性的。例如,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就曾经是解构性的政治团体。罗马的哲人王并不是无缘无故要镇压基督教的。具体地说,基督教会把原先各城邦的很多居民带进了基督教会以后,他们就开始质疑战争的正义性,我们是不是应该热爱和平,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去当兵,我们是不是不应该纳税给凯撒或者是不应该参加这个公众活动那个公众活动。罗马帝国看待它的看法,就跟川普现在看待墨西哥人、欧洲保守派看待穆斯林的看法一样:“你们住在这个国家,但是国家是由我们这些老罗马人流血出钱维持的,你们找借口不当我们的兵,不给我们出钱,而同时你们还享受了我们罗马帝国的保护,长此以往怎么能行?我们吃亏你们占便宜,你们的队伍日益壮大,我们的人手越来越少。无论你们主观上有没有这个意思,客观上你们基督教社会的存在就是对罗马社会的颠覆。”

根据同样的逻辑,欧洲保守派青年说,穆斯林社会的存在是对欧洲社会的颠覆。这绝不是意味着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事实真相显然与此相反。穆斯林当中包括很多一天到晚反对恐怖主义、甚至因此被恐怖分子暗杀的阿訇和教法学家,但是这也并没有防止今天比如说汉语世界— —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基督教宣传家一定要到处宣传说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他们这个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广告行动,想要在中国社会土崩瓦解的这个状态当中多争取一些散沙教民,这些散沙教民可以归基督教也可以归伊斯兰教,所以搞一点黑化宣传是自然而然的,但是这跟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情况是相去甚远的。但是,即使有这些反对恐怖主义的伊斯兰教的阿訇和教法学家存在,并不能否认基督教保守派对穆斯林社会的整体判断是正确的。

当年罗马帝国还在的时候,大多数基督徒是热爱和平的,根本不从事任何颠覆活动,甚至还在自己的祈祷中希望罗马皇帝健康长寿。对于他们来说,罗马帝国的官吏一定要迫害他们,说他们是颠覆分子,他们是极其冤枉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做这种事情。但是他们积极传教、扩大基督教团体造成的政治方面的事实,确实是瓦解了罗马帝国和伯里克利的希腊赖以建立的城邦结构。城邦的效忠是建立在雅典人效忠雅典、罗马人效忠罗马这样的结构之上的。罗马帝国是各大城邦之间的联盟,只是罗马做了盟主而已。基督徒的伦理导致,无论你是罗马的基督徒还是雅典的基督徒,你都跟埃及的基督徒是一家,而跟罗马和雅典的非基督徒不是一家,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原先共同体边界的混乱和瓦解。

就像是现在欧洲的保守派会说,法国的穆斯林到底是忠于法兰西共和国还是忠于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呢?如果你对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比对法兰西共和国还要爱的话,那你怎么能说你不是我们的颠覆者?但是你注意,这些在大选中间举着阿尔及利亚的国旗去投法国左派候选人的票的居住在法国的穆斯林,他们并不是恐怖分子。他们之所以举着阿尔及利亚的国旗,仅仅是因为他们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来到法国的时间还很短而已。这一次民主党有一个议员(Rashida Tlaib),她就带着巴勒斯坦的国旗去当选了民主党的众议员,她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于是美国的基督教保守派,包括基督教保守派的华人,因此就炸了锅。

这一点也是有其社会生态原因的。我们要注意,华人是一个边缘团体。无论华人是虔诚的基督徒或疯狂的共和党员,还是疯狂的民主党员或矽谷的极客,他们无论在哪一个党派之中都是极度边缘的。他们的人口高度集中在东西海岸,而东西海岸的纽约和加州这两个州目前是民主党的铁票州,而且民主党的选票多得太多,以至于华人那1%的选票有了你不多,缺了你不少。民主党是赢定的,你投共和党的票也好投民主党的票也好,根本不影响选举版图。而在加州和纽约以外的美国其他各州,华人的分布则是稀稀落落的,在任何一个州同样都左右不了选情。所以,华人在美国选举经济学当中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值。因为他们无足轻重,所以当他们想要有一点作为的时候,必须以最极端者的姿态出现。

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当中,极端者都是下等人或者边缘人。边缘人需要极端,需要夸张地表现自己的忠诚。如果是老牌的自己人,是可以表示宽容的,因为他的地位根深蒂固,动摇不了。例如红卫兵打砸抢的时候,一定是原先是贫下中农甚至黑五类的人最积极,因为他感到,共产党原先不是他的党,他现在总算是混进来了,需要夸张一下;而彻头彻尾的老反革命和彻头彻尾的老干部没有必要太夸张,他有更多的内部交易手段可以用,也不大需要主动。这就是为什么华人基督教保守派经常做出极其夸张的表现、甚至说出照实证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明显是不堪一击、不符合事实的言论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地位可能还不如民主党刚刚收编的这些巴勒斯坦人,所以夸张的程度才会更明显。老牌的基督教保守派不会这样。他们夸张的表现反映了他们的边缘地位。

而韩国基督徒的来源很清楚。他们在韩国李朝刚刚开始开港的时候曾经被作为颠覆分子处理。就像是在大清朝,1860年的战争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广西的一个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知县杀了。这件事的背景其实是,当地的官员刚刚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在他们的眼里面,洪秀全跟法国天主教徒好像没有任何区别。至少我进了他们的教堂,一看都是十字架,上面还有圣母,再看看他们的经文,明明都是同一部圣经。你们要跟我说你们跟洪秀全不是一伙的,你们不是来造反的,我实在是难以相信。目前广西兵荒马乱,我冒不起犯错误的危险,砍了砍了,所有拿十字架的人都给我砍了。我是一个土鳖县官,我也没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混过,我不知道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区别,我以为他们跟洪秀全也是差不多的,先砍了再说。然后,这件事情就引起了一场弥天大祸。

但是如果我们从抽象角度看的话,这位可怜的知县大人其实真的不比美国现在的比如说基督教保守派要差劲多少。他是分不清楚洪秀全和天主教的区别,但是你让美国的基督教保守派分清各种不同来源的亚洲人的区别,他可能也分不清楚。分清台湾和新西兰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这是有点困难的事情。其实这都是一样的事情,只不过美国如此强大,他们即使分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关系,而可怜的大清帝国没有那么强大,所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没有把各位知县教育好,于是大清国就要倒霉。真正的问题也就是这样。

基督教在韩国刚刚传教的时候,遭到的是那位法国天主教徒同样的待遇,他们被当成是颠覆势力。软弱的朝廷非常害怕各路会党,白莲教、东学党什么的。任何会党都对软弱的官僚机构构成威胁,比这些会党更加强大的基督教会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他们这样干了以后,自然就引起教案。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已经被列强打得满地找牙的大清帝国跳出来说是,我们已经试过了,你最好还是不要打,你们韩国作为大清国的藩属,我们要对你尽一点义务,记住,不要再打了,我们派李鸿章给你送几个洋务派的顾问过来,教你们怎么办洋务吧。于是他们就签了些保护传教士的条约,允许这些教会存在。但是,他们还是产生了一个极端的反应。

在日韩合并的时候(1910),他们还没有资格在政治上占据一席之地。无论是维新派的开化党人还是保守派的事大党人,都没怎么受基督徒的影响。当时,基督教会的上层还是西洋人,德国人和法国人之类的;中下层的普通韩国本地教民,文化教育和经济水准还太低,不足以发表意见。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低有其原因,就是说,在儒家社会当中,最初新的宗教传入的时候,地位比较高的人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们是要损失巨大的既得利益的。如果我已经是举人老爷了,现在我突然宣布我以后不拜偶像了,不在孔子和祖宗的庙前磕头了,那么我在宗族里的地位就丧失了,别人说我是乱臣贼子不孝子孙,我原来积累的东西全都消失了,然后在新的教会中我必须从头开始,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而比较游离和边缘的人,像洪秀全那种科举之外、在社会上混不下去、自身是客家人、被本土社会排挤的人那样,他皈依基督教就会比较容易。在印度,皈依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也多半是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话,反过来儒家社会更觉得,你们基督教会只是一帮边缘人和下等人,我既然是要下定决心上进当上等人的,我还是去读四书五经比较好,读什么圣经?读圣经的,你看,都是一些贩夫走卒、社会上混不下去的人。所以开始的时候它面临着这个社会阶级方面的障碍,势力是不太强的。能够出头露面的精英阶级,是凭着洋人作为欧洲各国公民的治外法权出头露面的。然后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基督徒是外国人,不是很多本国社会的人。

日本推行的近代化改革,客观上讲对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是不利的,因此他们原先在农村的势力急剧缩小。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日本人创造的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得教会的传教事业进展得很快,使得韩国的基督教会有了一定的势力,但是他们远远不是统治阶级。在日本人主宰的那个韩国,原来的统治阶级— — 就是以日本亲王身份被供养起来的李朝的李王,还有原先被日本顾问监督起来的开化党大臣— — 还是韩国的精英阶级,基督教产生出来的新的精英阶级仍然是局外人。因此从这些人的角度来看,亲日派的韩国统治阶级和日本总督当局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类似罗马帝国的存在,他们不是我们的自己人。

基督教会是自己搞自己的。如果他们向着谁的话,他们向着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的学生如果有出息的话,会到欧洲和美国去。这样自然就会接受欧美的一些先进思想什么的,例如民族自决、民主自由的那些思想。而基督教会是有办学传统的,他们办出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格外的多,然后又从欧美学了这些东西回来,于是在跟日本人合作的韩国传统精英阶级和日本统治阶级看来,你们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势力。同时,基督教会在日本本国也是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势力。日本本国的社会组织是封建性的,日本的资本主义化的企业是过去封建时代那些封建团体的直接转型。他们跟刚刚进来传教的基督教会之间是一种封建式的敌对状态,因此基督教会产生了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现在汉语世界为基督教和保守派说话的政治宣传家一定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给现在的基督教传教士塑造的政治形象是:“我们跟美帝国主义是一伙的,美国保守派的政治标签就是我们的政治标签。你们万恶的中国人之所以会落到万恶的共产党统治下,是因为你们没有跟着基督教的路线走。如果跟着基督教的路线走的话,你们就会走向保守主义路线。”这个学说跟他们对穆斯林的学说一样,不符合历史真实,因为在远东各国,包括日本、韩国和大清国,很多左派势力,包括社会民主派、无政府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是由基督教教会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基督教教会及其学校在这些神道教和封建主义以及儒家士大夫占主流的社会之中处在边缘地位,它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而然会倾向于敌视或疏离主流社会的精英阶级。

例如,毛泽东的一个老婆贺子珍就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她之所以会投奔毛泽东是因为,她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对原先腐败的儒家社会是深表不满又找不到出路的。同时,红色牧师董健吾为共产国际统战孙中山的妻子 — — 国民党从道义上无法收拾的国母宋庆龄,使得国民政府又增加了一个给延安提供资源的胡志明小道。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中是很多的。金日成他们家族最早来自于满洲的韩国侨民社区,他们当然是在日本人、韩国精英阶级和张作霖代表的满洲地主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之下的边缘人。他们自身的素质很高,水平很高,如果政治主流是他们的自己人的话,他们可以混到南希·佩罗西的那种位置上;但是因为政治社会的主流派是敌对他们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在他们小小的团体中当一个首领。这样的人,无论信奉什么宗教,对主流社会都不会有好感。因此,从基督教新教会当中培养出了金日成和朝鲜的第一批共产主义者。

这些话说出去的话,就像是我某些时候说到沙里亚法其实也是习惯法一样,会被由李硕和满洲复国主义者称之为“支田耶”的那些中国基督教徒恨死、喷死,但是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就是说,尽管正统的基督教会是不能容忍共产主义者的,在这些误入歧途的子弟投奔共产主义以后是要给他们开除教籍的,但是无可否认,基督教造成的社会生态环境为这些人做好了准备。没有基督教会,这些人是不会存在的。韩国在日本殖民统治集团之下的基督教会是一个带有革命性的社会组织,它既产生出了像李承晚这样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的独立运动者,又产生出了一批像金日成这样的共产主义者。跟日本合作的韩国主流社会对这些人是侧目而视的,这就是为什么朴正熙会崛起。

朴正熙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韩国的良家子。虽然地位不太高,但是他认为,天皇陛下和李家亲王统治的韩国是韩国的正统政权,他希望在这个正统政权中发迹变泰,因此他希望像柯文哲的祖先改姓“青山”一样,希望给自己的名字取一个日本姓氏,学习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在日本的军事体制中间出人头地,进入日本的精英阶级。当时在韩国的人口当中,这种人是占压倒多数的。80%以上的韩国人是像朴正熙这样的并非士大夫阶级 — — 也就是属平民阶级、但是渴望上进的良家子。这些良家子认为,只要能够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维持财产权,维持公正的审判,比起过去腐败又软弱的李朝对普通老百姓更公平更廉洁,这样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日本人的政府是一个好政府,他们的财产得到了保证,劳动的果实归他们自己,如果努力的话可以升迁,他们没有理由反对日本殖民主义。

他们像朴正熙一样日益成长,假如能有二百年时间成长的话,他们大概就会作为新日本人,混进日韩联合国家的精英阶级了。但是日本帝国出于外交和政治上的原因倒了台,他们像是一个幼苗一样,还没有长到开花结果的时代,他们顶上的那个保护层就被喀嚓一声砍掉了。朝鲜一分为二,一半归了金日成,一半归了李承晚。他们现在构成社会的中下阶层,他们仍然希望上进,但是他们并不是基督教徒,说老实话他们是日化的韩国人,但是日本既然在外交上陷入软弱无力,他们只能依靠美国的保护,要不然就会被苏联和金日成吞下去,因此他们必须重新发明。像白善烨大将这些韩军的高级将领,他们其实是跟朴正熙一样的,他们如果做得到的话,是会参加日本军队去跟美国人拼命的;但是现在既然日本已经被美国人占领了,他们要隐瞒这段历史,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面以夸张的姿态颂扬李承晚总统的坚定和伟大。

李承晚当然是一个意志极其坚定的人,否则也不可能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活当中当一个空头大总统,在全世界的嘲笑和蔑视之下坚持几十年。如果他是一个没有信仰或者意志不坚定的人的话,是绝对做不到的。这个吹嘘并不是伪造的,但是他们夸张的吹嘘说明他们跟李承晚其实原先不是一家人。李承晚的流亡政府在韩国本土几乎没有社会组织,他依靠的是日化的韩国人。这两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共产主义的死敌,而且如果分开的话都会被共产党吃掉。于是李承晚这个在国际上和在美国人面前能够拿得出去的脑袋,在它的胸部以下接上了日化韩国人 — — 朴正熙、白善烨这些人的胳膊和腿。脑袋和身体出于不同的来源,当然会有强烈的排异反应,因此才会发生朴正熙维新政权的政变。

悬在空中的大韩民国空中政府无法有效地管理韩国社会,他们高呼自由民主,但是实际上的管理能力比日本殖民当局还不如。韩国的普通百姓、一心想要过好日子的良家子发现,这个所谓独立的韩国政府如此的腐败和混乱,是一批空降兵一样的统治者,他们所谓的议会选举名义上是自由民主的,实际上都是一小撮精英阶级通过贿赂和干涉的手段获得的,而且行政效率还不如过去不讲究选举的日本军事政府。因此,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支持朴正熙的政变。朴正熙通过经济发展,给像他自己一样的渴望上进的良家子以上进的机会。而在李承晚时代建立起来的那个像水面上的油膜一样薄而脆的象征性的统治阶级,在政变后被挤到一边去了,他们和士大夫阶级玩儿的那些拉美式的选举游戏并没有接触到韩国主流社会的基础。现在的韩国社会是朴正熙利用美国资本和日本技术推行现代化建设的结果,它的精英阶级构成今天韩国保守派的精英阶级,因此这个精英阶级的底色是日本的,而不是基督教的。

同时,尽管李承晚和他的统治集团被踢到一边去了,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还是自然而然产生出了很多新兴教会。这是欧洲现代化和全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点。比如说现代化和城市化造成人口重新分布,乡下农民,也许你在英国就是长老会或者圣公会的教区的教民,你的牧师是领袖,现在你进了城,你的牧师是留在乡下的。因此,英国就发生了新一代的宗教复兴。这些宗教复兴,就是《亚当·比德》这样的小说描绘的那些人搞起来的。这些人出身草根,出身木匠或者其他的手工业者,跟这些新工人阶级又差不多,读了一点圣经,想要把他的教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社会服务。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卫斯理会和救世军这些新型教会的领袖。

他们在原先饱读希腊拉丁文、往往是贵族的牧师看来— — 因为贵族的长子继承爵位了,贵族的幼子当一个没有钱但是有体面的人,往往就去当牧师了,圣公会的牧师很多是贵族出身,虽然没有钱,但是出身高贵,血统高贵,文化水平高— — 在这些老的圣公会牧师的眼里面,你们这些工人阶级出身、一天到晚像政治煽动家一样在街头布道的人,哎呀,简直是粗鄙的下等人,我也不好说你什么,因为你毕竟理论上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我真是懒得跟你打交道。但是,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你这位高贵的绅士,住在乡下的牧师住宅里面,你根本不肯进城去给工人阶级讲道。工人阶级需要有社会服务,他们要结婚,要生孩子,他们的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需要有人指导。你这个绅士不去的话,那么工人阶级出身的卫斯理派牧师或者救世军之类的人就去挤占这个空间了。如果他们不去,这些工人阶级怎么办呢?他们就自然会有拉萨尔和马克思出现,组织社会民主党,派党委书记去占领空间。

欧洲大陆的情况就是党委书记出现了,英美的情况就是粗俗的新兴教派出现了。这个区别是因为,欧洲大陆的很多国家,包括路德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是国教会,国教会的牧师和神父是没有理由放着铁饭碗去应付新的社会形势的;而英美基本上是市场竞争式的自由宗教,所以你传教很好的话就像一个成功的商人一样,韩国也是这样,你会发大财。你如果一下子搞到很多教民、然后在演讲中利用你的演说天才使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的话,于是你的募捐箱里面会塞满了金钱,那些拿固定工资的圣公会的牧师在你面前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穷书生,读了再多的拉丁文也没有著名的文牧师或者唐牧师那样发大财。这些发大财的商业化牧师直到1990年代,仍然是英国电视剧嘲讽的对象。像《万能管家》那部电视剧,虽然是九十年代拍的,仍然没有忘记嘲笑一下那些粗鄙的美国亲戚。那个什么也不懂、但是出身显贵的主人公跑到纽约去玩儿的时候就碰上两个人,一个是神魂颠倒的诗人,我们都知道诗人是神魂颠倒的,就不用说了,另一个是疯狂的牧师,四面八方到处布道、但是揽的钱很不少的那种人,这种人在英国绅士看来是值得嘲笑的对象。

韩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出了这种人。当然,传统的士大夫性比较强的人是保守的,而日化的韩国人是比较世俗的,他们要的是国家富强。他们会产生出大量的像朴正熙一样的新型军官、新型企业家、新型政党领袖,像金钟泌这样的人。他们是世俗性质比较强的,他们对宗教问题的看法是跟着主流的,主流是什么他们就是什么,因为主流是美国,所以他们对基督教必须宽容,但他们自己真正重视的是实用的价值观。能够组织群众在新政权中间发展得最快的就是这些粗俗的、各种由牧师建立起来的韩国基督教会。当然也有天主教会,天主教会显得比基督教会更正统,因为它有罗马教廷在输出秩序。但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间总是有些力量发展得比较快,像巴西这样传统的天主教国家也被福音派攻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空间。这个过程是社会性的,至少不全是宗教性的。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比如说,如果没有基督教输入的话,伊斯兰教的某些教派曾经有过起到类似作用的先例。

所以这一方面,基督教保守派所做的广告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用实证科学家的方式假定,基督是唯一的真理,不通过基督是不可能得救的,但是我们不能坚持说你不通过基督就不可能取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你就一定是做不了企业家、做不了政党领袖或者做不了其他人,不是这样的。只要伊斯兰教或者其他教派的宗教团体的组织度和动员力量足够强,这些事情你完全能够做成功。伊斯兰教的很多教派能够提供非常类似韦伯的新教伦理那一套,能够使它的人员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忠于家庭,重视教育投资,使他们的子孙后代富裕起来,产生出自己的精英集团。不是所有的教派都是这样,但是这样的教派是有的。所以,你如果想用党派性的标签说是,基督教代表自由资本主义和保守派资本主义,伊斯兰教代表革命势力或者社会主义,那么不是这样的。伊斯兰教有些教派,例如在法国和美国,产生出了拥护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的候选人,那是因为他们处在新移民和穷人的位置上,但是基督徒处在新移民的位置上也同样会产生出、而且已经产生出例如像荷兰基督教社会党、基督教工人党这样的党派。他们在十九世纪末期的社会活动中与这些伊斯兰教的候选人非常相似,他们的差异只是在宗教上。

韩国通过这样的过程,使本国国内的基督教人口达到了三分之一,于是他们就跟军政府的威权主义的精英阶级产生了冲突。他们像他们在英国的卫斯理会的那些阶级兄弟一样,他们代表人民,而精英阶级采取的是国家富强的路线,这两种路线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如果你要为你的教区居民着想的话,你不可避免地要搞比如说劳工维权、律师维权、被镇压者和被迫害者维权。基督是博爱的,它不抛弃任何人,如果有人因为喊了两声自由民主、干扰了国家吸引外资的重大计划而坐了牢,你作为牧师是不能抛弃他们的。如果有一个教民是工人,因为跟资本家发生冲突而失了业,陷入孤苦伶仃的状态,老婆孩子没有饭吃,作为基督徒是不能不救济他的。诸如此类的做法使基督教教会站到了穷人和被压迫者一边。出于这个社会形势,这些人不是纯粹的无产者,而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间处于弱势的工人阶级和少数人的阶级,因此他们不断地跟韩国政府和韩国政府保护的外资集团、企业发展集团和主持国家开发的技术精英、保卫国家的军事集团发生冲突。

同时,韩国军政府在开发时期像很多类似的干练的威权主义政府一样,为了害怕民主干扰经济发展,政治上不开放,但是在经济上充分支持自由资本主义,结果就造成了宗教团体可以自由发展而政治团体遭到严格限制的状态。因此,本来出于政治上的动机想要参政的很多人不得不投入基督教会,变成教会领袖。而且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土耳其的很多中产阶级政治集团变成了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派。在中东很多威权主义国家和类似国民党的复兴社会党、纳赛尔主义党国,很多想要为穷人做主、中产阶级出身的政党人物不得不逃入清真寺。这个秘密就是今天中东动荡不已的原因,也是在中东代表人民的政治集团总是偏向伊斯兰教、而亲西方的政治力量总是支持国有企业和技术官僚的两难处境的原因。在西方不是这样的,西方的主流派是自由资本主义,反对国有企业和社会主义,而在土耳其和中东则恰好相反。可以说,构成西方成功经验的政治和社会联盟的这两个基本元素,在中东站到了敌对势力的两个方面去了。

韩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基督教会作为被压迫者的代表和新兴中产阶级的代表,随着韩国中产阶级子弟的成熟,以民主运动的方式登上了政治舞台。金大中这样的政治领袖,没有基督教会估计早就完蛋了。而朴正熙的政治继承人和韩国保守派跟这个势力一直对立。例如,朴正熙的女儿在光州得不到10%的选票,而在岭南几乎没有人不支持保守派。岭南和湖南双方就像是两个敌对国家,好像是新罗和百济的旧仇仍然存在。亲日派大多不是基督徒,但他们是保守派的核心;新兴的基督徒在韩国构成了自由派的核心,他们是阳光政策和亲北者的主要支持者。我们要注意,在美国,基督教保守派是最坚决反共的;但是在韩国,基督教会当中以及基督教会产生的政党当中有很多是亲共、亲中、亲朝鲜的,而坚定地拥护美日的力量是日本留下来的亲日的力量。

这个分裂是极其致命的。在将来,如果对中国和朝鲜的外交政策和马基雅维利政策做得不够高明的话,这个致命的分裂足以瓦解韩国,而且会促使美日抛弃韩国。韩国在陆地上,对于海上的美国不怎么重要。美国即使不救韩国,冷战的发展也不会有什么区别。救韩国是因为美国出于道义,并不是它有利益才做的。出于道义,是因为韩国人不愿意被共产主义统治。试想将来通过某一种方式向美国和日本证明韩国就是愿意被共产主义统治,那么美国和日本是会抛弃韩国的。这样一个致命的裂缝可以构成导致蒋介石政权和吴庭艳政权崩溃的类似现象,足以毁掉韩国。

在这件事情上,基督教会的意识形态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历史造成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要想改造的话,我只能说:第一对美国基督教保守派提出建议,就是说,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这两者虽然难以区分,但是至少要有清楚的定义;第二就是要对韩国的基督徒说,你们需要调整你们的政治立场,需要在韩国的基督教会已经占韩国人口三分之一、必须承担相关责任的基督教会当中产生出自己的保守派团体,要放下你们因为恨屋及乌、因为镇压过你们的朴正熙政权连带着恨日本的那种可怕的心理,要像美国南方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面不改色地抛弃民主党,要像美国的西班牙语居民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面不改色地抛弃民主党,重新选择一下,产生自己保守派的政治精英,否则的话,你们和韩国将来的政治前途都要面临严重的危险。
Pedro_Cortes Si la barbarie tiene la suerte de ser conquistada por la civilización, nunca ha sido una tragedia.
韩国刚从儒家这个粪坑爬出来,就不要对他抱有太大期望,因为从野蛮走向文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短时间就能出效果。
但是韩国从1948年建国,到现在不仅经济方面居于世界领先,位于发达国家行列,并且民主指数、新闻自由等政治性指标都在世界前列,这已经是文明史上的奇迹了。推动韩国文明转型的两条支柱,一个是美国,还有一个是基督教。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Korean Democracy 韓国民主化運動歴史
从社会实践的意义上看,基督教可以显著提高群体上限,当然上限并不能保证。
从观察可以看到,基督徒里面热心社会公义的比例显然高于普通中国人。从个人感觉看,基督徒里面同情hk、突厥的比例相当高,明显比普通中国人中比例高无数倍。在普通家庭教会,不服从中共、反感中共的理论是主流观点之一,可能会带来争议但没人能压制下去。
中国基督教显然是显著提高了其信徒的道德、公义水平,当然这是与同等条件下的中国其它群体相比的。
中国基督徒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发挥作用的上限还有待提升,现在尚未有大规模投身反抗和革命的迹象;这是与台湾、韩国基督徒的差距,但本质上不是基督教的问题,而是社会土壤的问题。
NZRdlClr5 來的架我都買啊|喜歡用繁體字的大陸人,因為我覺得繁體字看著爽|反共反統反納粹反加速 挺港挺台挺圖博挺東突 自由平權支持者N'Z曼參上 夜露死苦
如果你想問「有多大幫助」,那結果就是沒多大幫助,因爲現實擺在那裏了
香港一百年就可以變成各位所看到的基本無支的狀態,韓國已經73年了,你指望30年内韓國可以瞬間提升到香港水平嗎?我看也做不到
還是那句話,儒家就是癌症,抗癌需要時間。雖然人人體内都多少有點癌細胞,但一旦成爲癌症,一日得癌終身抗癌
香港和韓國一個決定性的差別,就是香港在一百年前還什麽也不是,既沒有儒癌細胞想主動去大規模擴散,也沒有人想去引進點儒癌,頂多只有一點客家人什麽的,不過如前述,人人體内都有點癌細胞,不一定發展成癌症。百年隔離期有英國把關,珍愛生命遠離癌細胞,就沒成長爲癌症
韓國不一樣,韓國也是個當初大規模主動引進癌細胞的抖M,早就成癌症了。現在要是化療放療打得下來,控制得住,那已經萬萬歲了。什麽基督教、美國秩序,都只不過是諸多抗癌藥物的其中一小瓶而已。一日得癌終身抗癌,就算表面看上去好了也要隨時小心復發。藥不能停,所有該吃的藥都得吃,吃了也未必打得下來,打不下來的還是個癌症它還會惡化
十字军征支大佐 福音派传道人 境外反共势力 亨学家
因为韩国的基督徒还不到3成,还有7成多的韩国人需要我们去拯救。

(使徒行传 2:21)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刁猪头关你十天 自由派白左,新诸夏皇汉,反党爱国,民族主义者,楚人,理想是九州封邦建国。拒绝姨粉无脑黑,姨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见一个骂一个。
关于任何宗教相关问题,我只有一个看法:
宗教本身乃是相信超自然力,相信【神】,跟【神】走,进天堂。其他一切(包括美育、教会团体组织、思想文化香料建筑武装)都是微不足道的附属品,或者美名曰:“因信而称义”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相信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吗?你觉得【祂】能划开大海,分开陆地吗?你能相信你和你祖先乃是【上帝】所生而不是智人演化出来的吗?你确定世界只有一两万年而不是46亿吗?你相信你死后还有转生吗?你给自己的儿子切过包皮吗?愿意拿出1/10给宗教裁判所吗?
能,再谈宗教问题,不能,要么是叶公好龙,只想得教会的好处而不向【神】付出,就像拜紫金牛的巴比伦人,或者拜财神爷的中共党员,要么是共产无神论者
中国作为宗教世俗化最早也是最彻底的地方,在这里引进宗教势力简直痴心妄想,一来多数经过马列洗脑的无神论者不信,二来少数的虔信者也是充满贪欲的的迷信徒,难有真正愿意跟【神】走,干一辈子宗教事业的原教旨者。没有根基的事情,做什么?
Unkalamo lovechallenges 祖籍香港 有事說事 别裝模作樣
韓國X性不改?

看看多少韓國總统被判刑/被關/自殺,香港以前好歹也關了個特首,厲害國呢?

喔! 有一個 腊肉 被供着!
瘋魚 信仰只是自己與上帝之間的事.跟其他人沒半毛線關係.
問題不在你扛什麼招牌.而是實質內涵你做什麼.
如果沒有一個真實理解基督教的人出來領導.你信基督教也沒用.
現在中國人因為普遍被物質主義薰染久了.很難理解精神文明.
所以怎麼找都在外邊找解決方法.
這也是世界各國的通病.只是他們沒有中國中毒這麼深.
所以有真實信奉者在努力著...這就基督教講的義人.
這些人會影響他周圍的人.至少不太誇張去作惡.
Kwantung 反极端。主流左则我右,主流右则我左。
基督教从诞生,也就是君士坦丁皇帝立为国教的时候就是用来安稳“刁民”的,他可以起到稳定社会和谐的作用,也可以避免自由派过度自由把社会弄得一团糟。所以他跟法家儒家是一个东西。

我认为在宗教这方面应该学日本,日本人显然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没有把西方的“糟粕”部分吸收过去,就像他们当初没有吸收中国的太监文化一样。韩国就没有取舍意识。当然本身也不是基督教的问题,而是本土化的问题,有很多打着圣灵转世名义的教派,干的是恐吓的勾当。信天主教、新教老三派等传统教派的还是能感觉到欧美贵族气质的。

当然要说区别的话,基督教毕竟是信天上的神,而儒教是信朝堂上的神,前者容易滋生反帝制、反人皇的基因。而儒教本来就是培养爹的。经过基督教洗礼可能会更好提高中国人对帝王的看法。但是如果能绕过,还是尽量绕过去好。

虽然话是这么说,伦理道德(教会法)这个东西究竟该不该有,法律能不能代替其作用还是疑问。另外虽然我在品葱经常阴阳怪气轮轮,但我更支持推广轮轮,而不是基督教。基督教首先派别就多,推广哪个好?会不会最后变成一言堂?

最关键的,你跟中国人说我这宗教能养生陶冶情操,应该比基督教整天是世界末日恐吓路人要有诱惑力。但前提是中国清理掉酱缸里的全部垃圾,否则往里扔基督教或其他任何东西都并不是什么好选择,只会结出中特基的果子。
韩国再怎么样,也轮不到支那朱让它们来摆脱支性吧

支那朱自己一屁股屎倒是指导起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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