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強國技術官僚近年變得特別拉垮懈惰？

刘仲敬：从纯技术上讲，世界上没有谁比中国共产党更热衷于学习美国了，包括国旗法之类的。美国人对国旗的爱是出于社区自发的。最高法院多次明文规定说是，哪怕是焚烧国旗也是言论自由，但是极少数人的各种妖蛾子幷不影响大局，广大人民群众无比热爱国旗。于是中国共产党就搞出了很遭人痛恨、被很多包括体制内精英极其痛恨的、视作阶级敌人象征的“国旗必须保护，谁敢弄谁就犯法”的国旗法之类的东西，这都是技术性模仿的结果。技术性模仿，很明显就是模仿川普。因为川普是一个企业家，所以我也找一个企业家。这个是专家级的人都能够设计出来的。专家起的作用就是这样的，他决定不了任何政策，背后也没有任何势力集团，但可以出一些枝枝节节的主意。如果他出的主意高明到超过这些枝枝节节技术层面的水平，那么他的建议就没有办法被使用，自己也会失宠。只能是在纯技术层面或者比纯技术层面还要差、纯属溜须拍马的这种人，他提出的意见才能管用。共产党系统的专家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经济教育部门的技术官僚最初的出身可能是被打倒的那些资本家或者企业里面留下来的那些技术专家，所谓的控制使用，后来就是大学教育之类的培养出来的这批人。这批人的行为模式，跟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官僚甚至是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大企业的管理人员没有什么明显区别。如果我们认为西方大企业的管理人员管理得很明智、而国家计委的管理很不明智的话，那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信息反馈机制不一样。美国大企业，例如军工大企业，碰上有亏损的情况，碰上东西卖不出去的时候，它会及时止损，因为它面临着有效的信息反馈体制；但是同一个人，如果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他的企业被没收了、共产党留他当总经理的话，这样的反馈机制就消失了，他弄出来的东西都是国家预算包买的，他不受这个机制的刺激，接受不到有效信息以后，他也会采取一模一样的行动。不是说这两种人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而是他们所处的信息反馈机制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