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本政府其实没有偷袭珍珠港的意图，只是宣战电报出问题发晚了吗？

最近重新学习二战史，发现偷袭珍珠港其实日本政府并没有偷袭珍珠港的意图，只是宣战电报出问题发晚了。
还总结了发电报发晚的原因。最多的一种说法是日本大使馆的怠慢，也就是归罪于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的责任。
然后一种说法是到了的电报解读时间耽误了。当然还有专门讲这个的书『開戦神話　対米通告を遅らせたのは誰か』2011（开战神话 延迟了对美通告的人是谁）
类似讲这件事的书我发现其实日本还挺多的，比如『真珠湾攻撃「だまし討ち説」の破綻―― 裏口参戦説を糾す』2020（珍珠港攻击偷袭说的破绽——纠正暗地里参战说）
另外还有一些书似乎可以佐证，『ハル回顧録』2014（赫尔回忆录）。

刚刚查了一下品葱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帖子，哪怕是品葱还是大多数认为日本就是制定好战略偷袭的珍珠港。
对于日本政府并没有偷袭珍珠港的意图，只是宣战电报出问题发晚了这种史观各位是如何看待的？

我挑一篇，翻译一下，没什么时间，就采用先机翻，过于离谱的翻译我再纠正的方式，所以肯定还是有不准确的地方。

大使馆对珍珠港袭击事件负责是真的吗？

直到几年前，在华盛顿特区的旧日本大使馆大厅里，还有一台老式打字机。据说，它是用来准备在日本和美国发起的珍珠港袭击事件中交给美国的终止谈判通知书。
从导致日本破局的那一天起，已经过去从8号算起已经77年。应该说，它已经进入了历史的范畴。然而，围绕着《珍珠港》，仍有许多隐藏起来的故事和未解之谜。其中之一是，由于日本方面的问题，向美国发出的通知被推迟到发动袭击之后。即使在战后，日本仍继续被污名为“欺骗袭击”，很难洗去了。

尽管学术界和新闻界进行了多次讨论，但没有找到可以称为“国辱”的错误的明确原因，也没有找到责任人的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不再可能。但是，可以应用从迄今为止所揭示的内容中吸取的教训。即使在这个时代，它也不是没用的。

即便是终止日美谈判的通知，在学校的社会科里学到的对其记忆也不多，知道细节的人也寥寥无几。简述一下过程。
1941年（昭和16年），随着欧战愈演愈烈，日美就日本从中国撤军的问题（日中战争已经开始）和美国反对的三方条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从那年春天开始就一直在谈判。 11月下旬，美国发出强硬的最后通牒（时任国务卿后称为“赫尔注”），日本决定开战。决定在 12 月 8 日（美国时间 7 日）作为战争的开始。

外交部指示驻华盛顿大使馆在夏威夷时间上午 8:00 和凌晨 1 点前 30 分钟将构成宣战的“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移交给赫尔国务卿：袭击开始时华盛顿时间晚上 30 点。指示。然而，前一天晚上发出的“备忘录”被分割构成了长文，最后一段共14部递交给国务卿的时候已经到了7日上午，时间非常紧迫。

破译和写文字花了很多时间，但最终，野村吉三郎大使和来须三郎大使在下午2点20分会见了赫尔部长，珍珠港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赫尔批评日本说，“日本在野村和来栖通知我前一个多小时毫无预警地袭击了珍珠港”（赫尔回忆录，中公文库，第 193 页）。“无警告攻击”随后被用作宣传材料由美国。

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军事法庭讨论了拖延问题，当时的涉案人员、当代历史学家、记者等通过大量的著作和讨论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大部分辩论似乎都集中在指责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上。

当时作为初出茅庐的助理外交官（战后驻英国大使）在大使馆工作的藤山奈良先生评论了大使馆的疏忽理论，他说：“有很多误解。他似乎想说他有责任。”稍后我会谈到藤山的证词。

最强烈批评大使馆的人可能是珍珠港事件时的外相东乡重典，他曾就通知向大使馆发出指示。战后，他被以甲级战犯起诉，判处有期徒刑20年，死于狱中。根据写于巢鸭看守所的《时代的一面》（原书房，278 页），12 月 6 日发出电报，警告将发出一份“备忘录”，并要求将其交付给美方在命令一经发出，就在当天下午（华盛顿时间6日凌晨）发出，通知的正文从6日上午发送到美方。华盛顿时间早上，除了最后的第 14 部。

这位前外长说，“破译7日凌晨到达的电报存在一些疏忽，安排副本也存在疏忽，比如没有立即‘输入’前一天晚上到达的电报。”分析了延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表示强烈不满，在紧急情况下，应该建立一个系统，以便即使博物馆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电报也能被解码。 7日上午，就在袭击发生前，一名日本海军武官访问了使馆，并警告使馆工作人员收到了许多电报，这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他强烈批评使馆的表现。

另一个指责大使馆的例子是战后外务省在 1946 年（昭和 21 年）调查这个问题时时任总务课主任的大野克美的“总结意见”。它包含在 1994 年 11 月（平成 6 年）发布的外交记录中。

根据大野的备忘录，“大使馆工作人员对是否随时可能使用武力没有紧迫感。”12月6日，深仓破译了多达13份（备忘录）并提交给了首席秘书，但没有立即把草稿腾上，从7日上午9点开始，首席秘书` 6日半夜才破译的13本书，如果能毫不拖延地开始，7日上午雕刻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就可以省了。''排队。一位具体的执行工作人员指出：“我不能逃避负责首席秘书的工作人员的疏忽和照顾不足的责任。”

东乡回想也好大野备忘录也好都没有提及外务省的责任挺让人在意，所以让我们听听反对批评大使馆的反驳。

首先是前面提到的前助理藤山。当时，“作为在场的人之一，我敢说”，所以证词是真实的。

大野备忘录中被指责的奥村克三等高管留在大使馆，而电报员每天都留在大使馆，很少见到家人。“大使馆的懈怠”予以驳斥。相反，延迟的原因是来自东京的指示，指出不应使用打字员来制作备忘录的公平副本（以保持机密性）。 “奥村秘书是唯一可以打字的负责工作人员。”这是由。
大野备忘录中被指责的秘书奥村克三等高管留在大使馆，而电报员每天都留在大使馆，很少见到家人，反驳下垂。相反，延迟的原因是来自东京的指示，指出不应使用打字员来制作备忘录的公平副本（以保持机密性）。 “奥村秘书是唯一可以打字的负责工作人员。(『一青年外交官の太平洋戦争』、85页)，据说原因是奥村先生被迫用不惯用的手打字。
这当然是有说服力的，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正如东乡先生和大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 6 日晚上破译的第 13 章的精美副本没有完成.他说：“这是一个猜测，”并说，“如果你只是在不知道结论的情况下打出来，交给赫尔部长的正式文件将是一个糟糕的官方文件。我们决定等到第 14 份准备好打字。“不是吗？”
藤山先生还在东乡的回忆录中否认了海军武官在当天早上发现了许多电报这一事实。
这个“军官”指的是当时海军军官的助手Yuzuru Sanematsu先生。战后实松先生发表的《幻影最后通牒：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顾问的太平洋战争》（Satsuki Shobo）描述说，当天早上，大使馆的邮箱里塞满了成捆的电报，电报已经送达。他作证说报纸和奶瓶也放在那里（第 148 页）。在“珍珠港事件的 365 天：袭击珍珠港的背景和阴谋”（Kojinsha）（第 412-413 页）中进行了类似的回忆。
据藤山先生介绍，当时电报到达时，电报公司与大使馆联系，电报负责人直接签收。“绝对不可能”（Fujiyama, supra,第 89-90 页）。它因将其误认为是其他邮件而受到批评。
在藤山的回忆中似乎最重要的是，与东京相反，大使馆并没有战争迫在眉睫的紧迫感，即使他阅读了备忘录，也无法将其视为宣战. 就是这样。很难相信当时的情况也是如此，但藤山先生表示，备忘录只是中止谈判的通知，没有“开战”字样，“能不能据说是根据海牙公约宣战？''质疑。他承认，他认为他会等着看大使是否被传唤并断绝外交关系。
其他工作人员作证说，大使馆不知道情况很糟糕。当时在大使馆工作的电报员堀内正名在回应 1946 年的调查时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件最终的、紧急的或严肃的事情，我也没有感到紧迫感.，他一边看这封电报，一边说，“如果有战争，最后通牒就会到来。”（1994年外交记录公布）。我不禁惊讶于多哥外长认为“宣布美国就等于宣战”（《泰晤士报》，第 275 页）的看法的不同。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强烈驳斥使馆疏忽论的前外交官、学者井口武雄担任新西兰大使，后来成为大学教授。谁是？”（文库中子）。这是一本经过广泛研究和详细分析的好书，井口先生完全支持藤山先生等人的理论。他指出，外交部应负责将“备忘录”的交付推迟到战争开始前。他总结说，为了不让多哥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到严惩，也为了不让外交部其他高官指责他，他制定了一个“全责作文”到他的目的地”（第 272-273 页）。井口先生是时任大使馆参赞的井口贞夫之子，当时也饱受批评。就算要打折，也还是有说服力的。
我可能过分站在大使馆一边，但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奥村部长坚持要公平地复制到最后。藤山先生说：“还有一种方法是提交一份丑陋的文件，用钢笔或铅笔更正，而无需制作干净的副本”（Fujiyama，同上，p.负责打字的奥村先生本人在回应 1946 年外务省的调查时说，“有不少错别字，但我是亲手改正的。我没有时间担心。” 外交记录公布1994 年）。

在那种情况下，这意味着笔迹被添加到交给赫尔部长的文件中。那你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写一份手写文件呢？奥村先生说，7日上午11:00左右，在指定的手工交付前两个小时，完成了一个草稿类型（相同），所以如果你使用那个草稿，就可以避免它完全是手写的. 聋。藤山先生解释说，交给赫尔酋长的文件很糟糕，但即使是脏字也比被贴上“欺骗攻击”的标签要好得多。

我想就如何考虑延迟问题提供一个非常平衡的观点。当时，来须

这是在远东军事法庭（1947 = 1947 年 8 月）的证词，由参赞白二由纪参赞陪同特使出差到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
由纪先生说：“大使馆被结束谈判的希望所支配，并没有期望在备忘录中立即与美国开战。既然这是一个危险的壮举，那么指示应该更温和一点”，指出双方的错误。可以说，这是一个公平客观的点，可以说是“既成功又失败”。
既然涉及的大部分人，包括出现在这里的人，都已经变成了恶魔，不得不说，问题得到澄清的希望渺茫，但要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呢？

现在世界在时间上变得越来越近，互联网的普及在通讯方式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万一有什么事情，如果一个熟悉情况的负责人从东京赶来就好了，不怕与目的地有出入，更不用说。但是，如果有一种结构将责任推到底部，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您怎么看？

自去年以来，森友问题一直是个问题。近畿地方财政局职员在财政部改写公文后自杀，他写的遗书据说充满了令人心碎的想法，尽管上级给出了指示。
经济产业大臣还解释说，目前在媒体上头条新闻的公私基金“日本创新投资公司”的高额赔偿问题是“笨拙的”，并表示这是行政人员的责任。即使真相未知，它似乎是相同的成分。

记住“记住珍珠港”。庆祝 12 月 8 日的第 77 天不会忘记“记住珍珠港”的口号会很有趣。

回到日本大使馆的打字机。我听说备忘录放在显眼的地方，以免忘记从沟通延迟中吸取的教训。当我再次联系大使馆时，我被告知它已不再展示并单独存放。由于是安德伍德的战后模型，所以不是备忘录中使用的模型。

ps：这篇文章后面基本上是针对当时体制责任的一个检讨，内容太长了要我一个个找问题挺累的就几乎全是机翻，前面的内容基本上翻译应该是我修过了的。当然有条件最好还是看日文原版。
参考：
真珠湾攻撃「だまし討ち」の責任は「大使館にあり」は本当か？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14711
真珠湾攻撃は本当に「だまし討ち」だったか…当事者が語る80年前の“真実”https://gendai.media/articles/-/89184
真珠湾攻撃が「だまし討ち」になった原因！　責任者２人を外務次官にした罪https://www.iza.ne.jp/article/20190613-OP2YWRQ6BZK43JIKJYKAPATV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