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940s前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民主程度普遍低于其他东欧-巴尔干前共产国家？
2022年《经济学人》民主指数地图。蓝线以内地区为1940年以前苏联疆域，黄线和蓝线之间地区为1940年以后受苏联影响而建立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含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和摩尔多瓦），经过东欧剧变后的版图。可以看出前者民主程度显著低于后者。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蒙古人民共和国1924年成立，此后一直是苏联的卫星国，政治独裁专制，经济教育落后，也没有实行现代民主的传统，但是却成功转型为民主国家。比较而言，俄罗斯、白俄罗斯经济教育发达的多，但是转型全面失败。
抛开中亚五国等伊斯兰教地区，难道是东正教因素捣鬼吗？但是巴尔干很多都是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国家，且经济教育也并不发达，与之没有明显区别和优势。
一个国家是否沦落到布尔什维克手中，是要看他们本身历史进程的。
波兰、芬兰、立陶宛等国聚集了较多的知识分子和有产者，民众受教育程度和常识普及程度远高于俄国、哈萨克等地区，更是有私有财产的观念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信仰来抵制共产主义。它们和欧洲西部的联系一直是在进行的，哪怕在沙俄治下也在进行，它们本身就是每个时代欧洲思想浪潮的一部分，自然对画大饼、抢土豪等标语有一定的理性分析和思考，无论阶层。
在布尔什维克还没积累起力量来的时候，只要自己文明程度够高，自然能将它打退。日后被它强占也无需惊慌，因为它能战胜军队和政府，却无法征服人心，总有一天要翻牌的，翻牌之后自然是走民主自由的道路。
题主说蒙古的经济教育一直很落后，我持有不同看法。完成了三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后，蒙古在颜色革命前夕的人均gdp是约1700美元，和波兰相当。俄国这时数字比蒙古高，主要是重工业和资源的寡头企业堆起来的，实际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比该数字呈现的其实要低很多。而蒙古是工业、农业、贸易都发展起来了，也没有寡头，这个数字就真的是实打实的水平了。1987年苏联就69所university，蒙古就有25所了（这个数据我还是挨个翻蒙古大学的历史找出来的）；小学中学教育都是义务教育，免费的，苏联10年，蒙古有12年。
波兰、芬兰、立陶宛等国聚集了较多的知识分子和有产者，民众受教育程度和常识普及程度远高于俄国、哈萨克等地区，更是有私有财产的观念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信仰来抵制共产主义。它们和欧洲西部的联系一直是在进行的，哪怕在沙俄治下也在进行，它们本身就是每个时代欧洲思想浪潮的一部分，自然对画大饼、抢土豪等标语有一定的理性分析和思考，无论阶层。
在布尔什维克还没积累起力量来的时候，只要自己文明程度够高，自然能将它打退。日后被它强占也无需惊慌，因为它能战胜军队和政府，却无法征服人心，总有一天要翻牌的，翻牌之后自然是走民主自由的道路。
题主说蒙古的经济教育一直很落后，我持有不同看法。完成了三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后，蒙古在颜色革命前夕的人均gdp是约1700美元，和波兰相当。俄国这时数字比蒙古高，主要是重工业和资源的寡头企业堆起来的，实际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比该数字呈现的其实要低很多。而蒙古是工业、农业、贸易都发展起来了，也没有寡头，这个数字就真的是实打实的水平了。1987年苏联就69所university，蒙古就有25所了（这个数据我还是挨个翻蒙古大学的历史找出来的）；小学中学教育都是义务教育，免费的，苏联10年，蒙古有12年。
共产主义，或者严格来说，威权主义对一个国家最大的荼毒，
并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
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东欧病，一些学者叫后共产主义国家群侯症。
主要表现为经济萎靡，政治腐败，民主参与度低下，
民粹和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拧巴得不要不要。
简单来说，
民主成立的本质就是基社会信任度上建立起来的游戏规则，
如果你不信任他人，那他人的投票自然无法形成约束你的社会契约的基础，
那宪政在个人心理层面就直接崩溃了。
从民主动态论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连续过程。
而长期存在的威权体制会严重打乱破坏这个进程。
表现在具体层面上，就是社会道德破败，社会信用低下，
再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好比土地被重金属污染了，不管你种什么都一样死。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最大的伤害也就在于此。
并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
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东欧病，一些学者叫后共产主义国家群侯症。
主要表现为经济萎靡，政治腐败，民主参与度低下，
民粹和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拧巴得不要不要。
简单来说，
民主成立的本质就是基社会信任度上建立起来的游戏规则，
如果你不信任他人，那他人的投票自然无法形成约束你的社会契约的基础，
那宪政在个人心理层面就直接崩溃了。
从民主动态论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连续过程。
而长期存在的威权体制会严重打乱破坏这个进程。
表现在具体层面上，就是社会道德破败，社会信用低下，
再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好比土地被重金属污染了，不管你种什么都一样死。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最大的伤害也就在于此。
其实这个问题某种程度来看是政治问题宗教化的后遗症，转型时期首先考虑的不是一种制度和政策在现实中的实用性，而是要在辩经上赢过对手。
典型的例子是俄国经济政策的左右摇摆，苏联解体的时候，俄国学界认为共产主义是错的，于是全盘倒向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搞了一个神经病式的休克疗法，结果自然是失败，于是俄国国内鼓吹管制经济的声音又高了起来。
这是教徒的脑子而不是现实主义者的脑子，不管做什么都会失败的，俄国知识分子通常是有产又有闲的阶级，思考问题的方式极度脱离现实，什么都要上价值观，这种务虚的做法去面对转型时期极度复杂的社会矛盾翻车是必然的。
典型的例子是俄国经济政策的左右摇摆，苏联解体的时候，俄国学界认为共产主义是错的，于是全盘倒向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搞了一个神经病式的休克疗法，结果自然是失败，于是俄国国内鼓吹管制经济的声音又高了起来。
这是教徒的脑子而不是现实主义者的脑子，不管做什么都会失败的，俄国知识分子通常是有产又有闲的阶级，思考问题的方式极度脱离现实，什么都要上价值观，这种务虚的做法去面对转型时期极度复杂的社会矛盾翻车是必然的。
提到這件事，就不得不講一下東正教與蘇共特有的權威主義和沙文主義了。
本質上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罷了。
本質上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罷了。